美国债务危机就像一个真人版的美剧，它的2011季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关注。美债危机2011季自1月6日开始，这一天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写信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要求提高债务上限；到8月2日结束，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在1日和2日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总统奥巴马立即将其签署为法律；前后共历时7个月。
初次接触美债危机的人会觉得，这出戏惊险刺激，充满了悬念，谜底到最后一刻才揭晓。而了解美债危机历史的人则知道，这个美剧几乎每年都会上演，而且剧情雷同，危机总会有惊无险地被化解。
美国债务上限简史
为了理解美债危机的剧情，我们先要掌握一些背景知识。
美国政府债务包括联邦政府债务与州和地方政府债务。美国债务危机里的债务指的就是联邦政府债务。州和地方政府债务总余额规模不小，达几万亿美元，但相比之下，联邦政府债务更为庞大。联邦政府债务是指财政部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以证券形式所借的债务。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由政府账户持有（debt held by government accounts），如社保和医疗信托基金；另一部分由公众持有（debt held by the public）。截至2011年7月31日，政府账户持有的债务总余额为4.59万亿美元，公众持有的债务总余额为9.76万亿美元，合计14.34万亿美元（由于四舍五入，合计不等于两部分之和）。
从美国建国起，国会就对联邦政府借债进行约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联邦政府几乎每次发行债券都需得到国会的批准；财政部灵活处置的余地很小，国会甚至会对发债的细节做出规定。1917年之后，国会开始给予财政部更大的自，它可以在一定限额之内发行某种债券，无须每次都得到国会批准。1939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国会取消了对政府发债的多种限制，从此基本上只对债务总额进行规定。1939年6月第一次设定了债务上限，为450亿美元。
因为美国联邦财政在多数年份都是赤字，所以债务总额多数年份都在增长，债务上限也要随之增长。美国政府2012年预算报告中列出了1940年6月至2010年2月的70年间涉及联邦债务法定上限调整的所有法案，共计91个，平均每年1.3次。（见表1、图1）
国会往往将上限定得很低，有时调整幅度太小，债务总额稍稍增长就会逼近上限，几个月之后就得再次调整。这似乎是国会没有长远眼光，估计不到几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国会是乐在其中，议员们喜欢玩这个“紧箍咒”。
财政部也不是完全束手无策，他们有一些办法应对债务上限逼近。债务上限约束的是政府账户持有和公众持有的债务之和，并不对这两种债务分别设限。不是所有债务都被纳入债务上限管理，还有一小部分债务不受法定上限的约束。以2011年7月末为例，所有债务总额为14.3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法定债务上限14.294万亿美元；但受限于上限管理的债务总额是14.293975万亿美元，还比法定上限少2500万美元。这种安排为财政部部长提供了腾挪的空间，当债务总额向上限逼近时，他可以将一部分受限的债务置换为不受限的债务，暂时延缓债务总额冲向上限的步伐。
国会将财政部发债的空间压缩至最小程度，而在此情景下，财政部仍然能够挣扎，做出不少动作。这增加了美债危机的戏剧性，犹如电影以排解定时炸弹结束。从近年的情况看，国会调整债务上限往往是在财政部的催促之下进行，免不了上演一番“生死时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债危机”已经多次发生，成了一个系列剧。
美债危机2011季
美债危机2011季重复了之前的很多情节。
2011年1月6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写信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人里德，要求提高债务上限。盖特纳当时估计，债务总额将在3月31日至5月16日间达到上限。4月4日，他又给国会写信，重新估计债务总额达到上限的时间在4月15日至5月31日之间。他会采取特别措施，使这个时间延后；但最迟到7月8日（这个最后期限后来又被推迟到8月2日），财政部将没有发债的余地。
财政部着急上火，国会却无动于衷，没有形成议案交付表决。到4月末，受限的债务总额仅比上限少581亿美元。5月16日，盖特纳被迫宣布暂时停止发行债务，受限的债务总额在距离上限250亿美元的地方停止了增长。盖特纳通过一些特别措施――如暂停一些不那么急迫的支出，卖掉一些按揭证券――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
财政部出了一个报告《债务上限：神话V.事实》（Debt Limit：Myth v. Fact），向公众解释提高债务上限的必要性。这个报告指出，特别措施的效果是有限的，只能维持到8月2日。如果届时国会还不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将不能履行某些法律义务，包括不能支付社保和医疗的支出，不能支付军队工资，不能支付国债的利息，不能退税，等等。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将使很多美国家庭生活变得困难；使美国政府信用――这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受损，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甚至可能比目前正经历的危机更为严重。
国会当然知道后果会很严重。但议员们并不急于提高债务上限，而是趁机提出自己的主张。共和党和在如何减少赤字方面存在深刻的分歧，共和党反对加税，主张通过减支来缩小赤字规模，例如可以减少养老、医疗方面的福利；而希望维持并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主张通过增税、减少国防支出来缩小赤字规模。另外，明年是总统大选年，共和党希望将债务上限问题拖入明年，因此提出分步提高债务上限；而希望一次性提高债务上限。
在8月2日期限接近、不能再拖延的情况下，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博纳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被交付表决。博纳方案提出采取“两步走”的方式提高债务上限，第一步是先将上限提高9000亿美元，同时着手在今后10年削减917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第二步是明年2月将美债上限再提高1.6万亿美元，但有前提条件，即国会必须将一份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送交各州批准，同时奥巴马要与国会就新一轮削减1.6万亿美元或更多政府开支达成共识。7月29日6时左右，这个议案在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以218票对210票获得通过。但是，约两个小时后，控制的参议院以59票对41票否决了该议案。
受到阻击之后，共和党进行了回击。7月30日下午，众议院以246票对173票，象征性地否决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人里德提出的一次性上调债务上限方案。7月31日，在参议院的一个象征性投票中，里德的方案同样被驳回。
经过这两回合的较量，离8月2日已经只剩下了两天时间，没有时间再加入更多“戏份”了，于是两党开始寻求妥协与合作。8月1日，众议院以269票对161票通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the Budget Control Act of 2011）；8月2日，参议院以74票对26票通过了该法案；同一天，奥巴马总统签署了该法案。美国的政治家们又一次在读秒声中解决了债务危机。美国提高债务上限本无悬念，但政治家们的表演让情节充满了不确定性。
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包括多项减赤措施，例如，对非强制性支出设限，成立减赤联合特别委员会。
这个法案与共和党的期待更为接近，它将分三步提高债务上限，最高调整额度为2.4万亿美元。第一步，奥巴马总统向国会发出一封信，证明债务总额距离上限只剩不到1000亿美元，在此条件下，债务上限在8月2日立即上调4000亿美元至14.69万亿美元。与之相应，10年内政府开支须削减9170亿美元。第二步，如果在50天内国会不反对，那就再将债务上限提高5000亿美元。第三步，当总统再次发信给国会证明债务总额距离上限只剩1000亿美元时，债务上限会再次提高1.2万亿～1.5万亿美元，这取决于未来减赤措施的力度，债务上限上调的幅度应与减赤的额度相等；如果国会通过了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并将其送交各州批准，债务上限可提高1.5万亿美元。
真实的危机不因债务上限调整而结束
虽然美债危机的剧情已经告一段落，但其实情仍在发展：美国的债务负担会越来越重；而且，这种状况会拖累全球经济。
虽然美国国会上调了美国债务上限，但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在8月5日宣布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从AAA评级下调至AA+，同时将美国国债的评级展望维持在“负面”――意味着未来还可能继续下调美国国债的评级。
8月18日，高盛将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从1.8%和3.0%下调至1.7%和2.1%；与此相应，高盛将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从4.1%和4.6%下调至4.0%和4.4%。同一天，摩根士丹利将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2%下调至3.9%，下调原因之一是美国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的政治闹剧对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损伤，并影响了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标准普尔、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三家美国公司的作为就像是喝醒美国政府和全球“观众”：真实的危机还没结束，快从剧情中醒来。
我们不禁要问，真实的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政治家们的表演为什么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人们的信心？
2011年上半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为14.34万亿美元；而2011年二季度美国GDP折算到全年是1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与GDP之比高达95.6%，这是195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此高比例的负债，是真实的危机，并不因为债务上限的上调而消失。（见图2、图3）
2008年之前，美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0%，金融危机更使这个比例大幅上扬，从2007年至今，这个比例增长了30多个百分点。金融危机是美国债务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减速；而且，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措施，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使联邦政府收入减少。2007年，联邦财政收入为2.6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但2008年的收入不增反减，2009年更是只有2.23万亿美元入账；2010年的收入有所增长，但继续维持较低水平。
在收入减少的同时，联邦政府的支出却在大幅增长，主要是社保、医疗等福利支出增长太大。联邦政府以社会福利形式向个人的转移支付，在2007年是1.25万亿美元，2010年增长到1.71万亿美元，在2008年-2010年的三年间增长了36.8%，而同期的名义GDP只增长了3.6%，实际GDP更是负增长。在这三年间，因为经济低迷，总的劳动报酬基本上没有增长，但联邦政府通过使社会福利逆势增长，并通过减税，维持了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后果则是联邦财政支出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仍然大幅增长，财政赤字迅速扩大至万亿的规模，2009年财政赤字为1.45万亿美元，2010年为1.46万亿美元；而在危机之前，联邦财政赤字每年只是三四千亿美元的规模。庞大的赤字意味着联邦政府要发行庞大的债务。
信心比处理危机更重要
从历史上看，债务水平高于希腊的国家比比皆是，但并非每一次都导致了经济危机。远的不需去寻找，只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其政府债务水平从上世纪末开始就居高不下，目前甚至已经超过了GDP的2倍。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却依然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在资本市场上融资，也似乎很少有人担心日本政府会出现违约。实际上，在过去的200多年中，世界上从不缺乏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相对而言，经济危机则不是那么频繁。从统计关系来说，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似乎并没有天然的因果关系。
债台高筑确实潜藏风险，但仅仅是债务并不足以导致经济危机。打个比方，如今大学生依靠助学贷款上学的很多，大部分学生即使日常参与打工，其年收入也仅维持日常开销而已。按照同样的方式计算负债比率的话，每个贷款大学生“债务水平占GDP水平”的比例恐怕都在数十倍、数百倍之上。但多数银行似乎并不认为学生贷款的风险过高。原因何在?除了学校提供的担保之外，学生未来的发展前景为其还债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历史上债务危机比比皆是，但经济危机却不是必然。之所以同样的债务却有着不同的结果，关键也在于此 不同的国家发展前景大不相同。希腊处境之所以难堪，不仅仅是由于其债务过高，更重要的是市场对其增长前景失去了信心。
三种解决方案都有利有弊
对于到期难以偿还的债务，政府的选择一般来说有三种最朴实的做法当然是勒紧裤腰带还债；最狡猾的做法是把债务赖掉；最经济的做法则是借更多的债务来以新偿旧。希腊的问题在于，这三条路径都面临着现实的制约，似乎都难以成为一个好的选择，都难以有效地改善其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正因如此，债务危机的后果才如此严重。
勒紧裤腰带还债是希腊目前正在做的事。对任何个人来说，借债太多就必须节衣缩食还债是常识，对于国家来说，这似乎也应是常识。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里有两个难题不好解决。最直接的问题在于，节衣缩食是个痛苦的过程，对于个人来说自己借的债自己还天经地义，但是对于国家来说，被增税和被节支的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则需要宣泄的渠道，这正是目前希腊正在发生的事情。更麻烦的问题在于，经济陷入衰退时，公共部门常规的做法是扩大开支以刺激经济。此时公共部门为解决债务问题反其道而行――缩减开支。缩减开支的政策措施就很可能导致恶性循环，学究一点的说法叫做乘数效应，即缩减开支加深经济衰退，经济衰退进一步缩小了政府征税基础，并导致债务危机更进一步恶化。这是希腊目前的做法很可能引致的长期隐患。固然，缩减开支是治本，但很多时候，处理经济问题犹如治病，很少有标本兼治的良方。一味追求治重症当下猛药的策略，并不见得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当然，政府也可以选择赖掉债务。虽然说都是赖账，但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结果。最直接的，就像不久前冰岛政府所做的，直接宣布不还债。这可能是所有解决方案中最糟糕的一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南美国家由于债台高筑，选择了赖掉债务，其结果是国外资本的大量外逃，经济长期难以走出衰退。一般拥有独立货币政策的政府都会选择更隐蔽的方式来赖掉债务――货币贬值。实际上，历史上很多时候贬值都是政府自我免除债务的常规手段。当然，这一方式有副作用，货币贬值的同时也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但是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贬值，是有可能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过去也不乏成功的案例。譬如上世纪90年代的阿根廷政府，通过贬值的方式化解债务危机，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不过，很可惜，对于希腊来说，除非退出欧元区，否则不可能实行货币贬值的方案。而且就目前情况来看，对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加入欧元区的希腊来说，抛弃欧元似乎不是个政治上可行的方案，而且如此一来，将更难以从德国等国获得援助。
借新偿旧可能是目前所能想到的最佳的解决方案。最成功的应用这一应急措施的案例是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其时美国的境况比如今的希腊更糟。由于刚刚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美国政府可谓债台高筑，对外国政府的借款、对国内民众的借款数不胜数。同时，与西欧的专制国家相比，刚刚成立的合众国政府还缺乏征税权，未来还债能力饱受质疑。但是。通过发行新债券替代旧债券，这个国家将债务重新整合，在解决债务危机的同时，更为其后200余年持续的增长奠定了基础。目前，IMF和欧盟正在致力推动的援助计划，其期望达到的效果，在缓解希腊到期债务压力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给予希腊借新偿旧的能力。但是，可惜的是，在这类国际援助中，大多附有严格的条款，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缩减政府开支。对于将钱借给希腊的国家而言，这很好理解，毕竟一个曾经挥霍无度的政府已经很难再取得旁人的信任；但对于希腊而言，正如上文所言，缩减开支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缓经济复苏的速度，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长期陷入难以增长的恶性循环，国际援助措施的效果也将因此而大打折扣。
所以说，希腊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债务问题难以解决，而是每种解决方案似乎都难以避免对其经济复苏的前景产生不良影响。
希腊给我们提了个醒
【关键词】欧债危机救助措施评价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包括希腊在内的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均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由此导致希腊财政赤字急剧攀升，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其未来偿债能力担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问题迅速蔓延至其他欧元区国家，导致欧元区债务危机的产生，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为了解决这场危机，减少其对世界金融秩序的危害，欧盟采取了一系列的救助措施。
一、强化金融监管
（一）方案概述
面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外部冲击，欧盟试图通过加强欧盟体制内金融领域的监管来解决债务危机。其主要措施有：
1.通过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2010年9月7日通过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这套改革方案将为欧盟金融监管奠定新的基础，消除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缺陷和不足。根据这套改革方案，欧盟将新设4个机构，在微观层面上，欧盟将新设3个监管局；在宏观层面上，欧盟将设立一个主要由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
2.加强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建立欧盟信用评级机构
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底建立“欧盟金融市场机构”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该机构从2011年1月1日起开始运作，监管对象包括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欧洲的分支机构。
3.加强银行业监管
一方面，为了提高欧洲商业银行资本金的数量和质量，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控制银行的脆弱性问题，欧债危机的一揽子救助方案中要求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到9%，高于《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另一方面，欧洲议会2010年6月30日宣布将从2011年起严格限制银行高管的奖金数额，以遏制过度冒险行为，防范危机重演。
4.严管高风险金融产品业务
2010年6月17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盟各国领导人强调，尽快推进相关立法，对对冲基金加强监管，包括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加强监管，尤其是卖空行为和信用违约掉期合约。
（二）方案评析
1.积极意义
①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通过，使得欧盟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冲击时，面对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性风险时，形成了统一的宏观监管手段和整体监管合力。
②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把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大权从各个成员国手中收上来，统一交给欧盟新机构掌管，结束美国在信用评级领域一家独大的局面，建立并扩大欧洲的话语权。
③提高欧洲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助于修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欧盟大型银行免于被迫破产重组或被政府接管，恢复市场信心，这对于维持欧洲金融体系稳定至关重要。另外，限制银行高管的奖金将有效防范由过度冒险带来的风险威胁。
④加强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监管，可以降低欧洲金融体系的杠杆比率，从而控制衍生工具对金融机构风险敞口的放大效应，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扩散效应导致的欧盟各成员国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2.存在障碍
①按照巴塞尔新协议的监管要求，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比率，银行更加倾向于持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政府债券，然而一旦政府债券出现违约风险，则会使银行体系产生严重的风险。
②为银行体系注资以满足其资本充足率的方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行存在的问题，而且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例如欧洲银行会通过各种手段规避现有的监管制度，去从事高风险的业务。
③上文提及的各种加强欧盟金融监管的措施都是在危机爆发以后才相继出台，也就是说欧盟的金融监管对于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对欧盟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监管相对缺失，缺乏一定的预见性，基本只是“亡羊补牢”的效果。
二、改革财政政策
（一）方案概述
深陷欧债危机的国家纷纷出台相应的财政紧缩政策来减少或者是避免债务危机对他们的影响。
希腊
2010年1月14日，推出了《稳定与增长方案》。该方案旨在将希腊2009年12.7%的赤字率在2012年时削减到2.8%。3月5日，希腊通过了新的国家部门减薪和税收增加措施，估计该措施将产生48亿欧元的开支节约。2011年 5月23日，希腊推出了一系列的私有化措施，该项措施是为实现在2015年筹集500亿欧元来偿还其高额债务目标的一部分。另外，希腊政府准备出售高达300亿欧元的国有地产，以筹资削减债务。
西班牙
2010年5月27日，今后两年将缩减财政支出150亿欧元。具体措施包括2010年削减公务员工资5％，2011年冻结公共部门工资和部分养老金。
葡萄牙
2010年5月13日：为将财政赤字在2011年底前减至4.6%，政府决定在未来一年多时间实施更严厉的节支和增税措施，包括上调增值税、个人所得税、部分企业税，削减政府官员和公共部门管理人员薪水。
（二）方案评析
1.积极意义
①紧缩政策有助于减少危机国家债务负担
随着欧洲各国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即减少政府开支，增加税收，从理论上讲这将使得整个国家出现盈余（PS），最终可以实现债务占名义GDP的比重出现减少。相关数据表明，紧缩的财政政策的确对缓解各国的赤字有一定效果，以希腊为例，2010年5月24日，希腊政府宣布第一季度赤字减少41.5％。7月5日，希腊央行宣布，2010年上半年希腊中央政府现金赤字减少了41.8％。
②紧缩政策有助于解决危机国家的根本问题
紧缩的财政政策的实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危机国家的总需求。从国内角度分析，这有利于控制危机国家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进而减少其与欧元区其他国家之间的通胀率差异，而这正是债务危机的根源之一，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从国外角度分析，这有利于减少危机国家的进口，进而缓解经常项目的赤字。如（1）式所示，在国内私人部门储蓄（S）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财政赤字(D)增加的压力。
S-I=CA+D=X-M+G-T (1)
其中：S―私人储蓄I―私人投资CA―经常项目余额
D―政府财政赤字
X―出口 M―进口 G―政府开支T―财政收入
2.存在障碍
①紧缩财政政策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就必然要减少政府的开支（G），这样就会减少社会投资，也就减少了社会总需求，这样以来，减缓了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g），根据（*）式，可以看出这反而有可能使得债务/GDP的比重提高。
其中：B――债务余额 PY――名义GDPPS――盈余
g――增长率 π――通胀率i――名义利率
从一定时期来看，进一步紧缩财政势必使严重衰退中的危机国家经济雪上加霜。然而，债务水平的下降只有在经济不再下滑并且强劲增长的前提下才能很好的实现，否则，经济失去造血功能，只能靠借新债来还旧债，结果国债数额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显然，新的救助方案如果像以往方案那样未能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效果，欧洲很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
②紧缩财政政策的政治阻力大。目前，希腊政府所承诺的紧缩计划遭遇到工会组织以及普通民众的共同反对，希腊全国各地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接连不断。如果希腊政府最终在减缩计划上不能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其改善负债和赤字状况的步伐将异常艰难。
③出售国有资产，价格低廉，解决当前危机乏力，且影响未来利润增长，长期来看不利于债务偿还。并且，希腊国有资产私有化存在着需求动力不足的风险。资料表明，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希腊银行挤兑现象十分明显，储户总计从希腊银行提出了600亿欧元储蓄，约为该国经济产值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希腊民间资金正疯狂出逃海外，其中流往瑞士地区的资金量高达希腊GDP的1.2倍。在资本外逃的情况下，希腊国内的私有化能力显然受到制约。
虽然紧缩的财政政策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在欧洲当前的状况下，由于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控制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无法要求欧洲央行对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进行货币化，那么必须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才能尽快减少巨额的赤字和债务，从而稳定整个欧盟经济体的稳定，最终走出欧债危机的泥潭。
三、推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
（一）EFSF方案概述
为了保护各成员国的金融稳定，于2010年5月由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稳定基金”（EFSF）。当欧元区成员国出现金融困境或者重组银行需要贷款的时候，欧洲金融稳定机构可以在德国债务管理局的支持下通过发行债券或其他融资工具来提高贷款支持基金，同时也可以以此来购买债务。债务信用将由欧元区成员国根据各自在欧洲央行的已存资金比例，按比例担保。
EFSF的特点：① 临时性。根据规定欧盟和IMF达成的协议，“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是一项临时性安排，整个计划将在2013年6月到期。②复合性。该机制从出资方来看，包括欧元区国家、欧盟委员会和IMF三方；从融资渠道来看，包括财政拨款、市场融资、国际组织融资、双边贷款和部分自筹等多种方式；从占款比例来看，欧元区成员国出资4400亿欧元，占比59%，欧盟委员会出资600亿欧元，占比8%，IMF出资2500亿欧元，占比33%。③针对性。该机制仅针对欧盟国家，而不针对域外国家；并且，仅向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提供临时性专向融资，而不得挪作它用。
（二）方案评析
1.EFSF的积极意义
实际上，金融稳定机制本质在于运用欧元区的整体信用，借到足够的资金给相关国家度过难关，使资金链不致断裂。短期来看，类似于EFSF形式的外部救助对于避免当前欧洲债务违约必不可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市场信心，增强正处在危机之中的欧洲国家的国家信用，为进一步解决欧债危机争取时间，创造条件。
2.方案实施的障碍
G20峰会经过谈判最终达成的协议包括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规模由4400 亿欧元扩大至1 万亿欧元。经历了前期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救助，目前EFSF的剩余资金只有2500亿欧元不到，将其扩大至1万亿欧元的融资渠道缺乏；即使EFSF的资金扩容问题顺利解决，资金在债务国家之间分配则是更大的难题，毕竟这种临时性的外部救治措施会引发道德风险，债务危机国家在享受低利率再融资的优惠条件后，就不再愿意进行制度的改革，政府也不在愿意控制预算，这将违背该救治基金的设立初衷，对欧元区的其他国家也是不公平的。
四、结论
此次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欧元区自身与欧元区各国的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和欧元区各国通货膨胀率的不同以及欧元区建立之初的设计上的缺陷。因此，无论是强制性的加强金融监管，还是短期内大规模消减财政赤字和降低工资福利，甚至是引入EFSF之类的外部救助基金，每一种方案都是一把“双刃剑”，理论上可以促进债务国减轻债务比重的同时也有反向的作用力，使得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增加，难度加大。在加强与改革金融监管方面，由于金融创新的速度之快，加上问题显现的滞后性导致监管措施缺乏时效性，对潜在的危机反映不足，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的爆发；而对于财政政策而言，紧缩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减少了政府收入；EFSF之类的外部救助基金可以解决当前的债务违约问题，可是又会带来危机国家的“道德风险”。笔者认为欧债危机的解决会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消化”过程，即在欧盟适度调节和改革，不做强制干预的情况下，危机国家通过自身的经济发展慢慢消化这些债务。
参考文献
[1] 闫磊.救助新方案出炉欧债危机仍难处[N]. 经济参考报，2011(4).
[2]. 张昀.欧债危机折射欧元区体质存在缺陷[N]. 上海证券报，2010(11).
塞国银行业救助案是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首次有受援国银行的存户被迫承担部分救助所需资金和银行破产损失，其救助模式意味着欧洲银行业危机救助模式发生重大转变。
救助模式的重大转变
首先，救援方案的核心——银行债权人自救（bail-in）模式——反映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新趋势。例如2012年英国银行业改革方案中已要求银行发行一定比例的自救债券；2013年初，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联合公布了新计划，要求两国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须在控股公司层面建立有序解体机制及发行大量无抵押债券，以便在银行濒临倒闭时，监管机构可以在控股公司层面进行危机管理，迫使无抵押债券持有人以债转股的方式注资或削债，以解决银行资本不足的问题，避免由纳税人救助银行。而且欧盟法律已明确规定关于银行进入破产清算阶段各方承担损失的顺序条款：第一是银行股东，第二是债券持有人，第三是未纳入国家保险的储户存款，而受国家保险的小储户存款则基本不受损失。此外欧盟指令已规定成员国需建立国家层面的存款保险制度，已计划未来建立泛欧元区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这意味着史无前例的塞浦路斯救助方案将获得更多的法律和政策支持，未来有可能成为其他救助方案的模板，以降低银行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道德风险。
其次，塞浦路斯的救助模式将明显减轻欧元区核心国救助边缘国的压力。事实上，欧盟已为拯救希腊支付了3800亿欧元，对爱尔兰、葡萄牙及西班牙的援助金额也达到2000亿欧元，也绝对负担得起救助塞浦路斯所需的100亿欧元。但德国财长舒伯拉表示，不能容忍一些小国发展比本身经济规模大几倍的金融中心，又不好好监管离岸银行业务，出事后还要德国援助。欧元区首脑在2012年6月29日首脑会议曾经通过的将政府债务与银行债务分离，以打破恶性循环的原则在塞国援救案中遭到抛弃，欧盟不再使用欧洲稳定机制（ESM）的资金直接注入进行资本重组的塞国银行，即使此举对西班牙Bankia银行的重组较为成功。
救助模式隐忧重重
塞国经济金融将陷入崩溃。由于目前在塞浦路斯银行业共37.1万个存户中，有36.1万个存户约300亿欧元属于未超过10万欧元的小额存户，只有1万个储户的存款规模高于10万欧元，因而有关救援方案对大部分塞浦路斯国民储蓄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对那些毕生辛勤积蓄超过10万欧元、退休后靠积蓄养老的存户而言，未来生活可能难以为继；拥有超过10万欧元存款的中型企业更存在破产之虞。与此同时，救援方案令占塞国经济1/4的金融产业化为乌有，令其离岸金融中心地位荡然无存。而塞国除了旅游业之外，缺乏其他足以支撑经济增长的行业，在单一货币下，塞浦路斯又无法通过本币大幅贬值来促进旅游业增长，其海底天然气资源则因与土耳其的领土争端而迟迟不能开采，因此，市场预计塞国银行救援方案及相关增税、减少财政支出等措施将令去年已收缩2.4%、失业率高达12%的塞国经济在今明两年分别收缩10%和8%，失业率上升至20%以上。
对其他类似国家也将产生传染效应。虽然塞国GDP占欧元区GDP的比重仅为0.2%，小到几乎完全可以忽略，但由于塞浦路斯银行体系过度杠杆化，资本金不足，对国外资金严重依赖等特征在欧元区并不鲜见，因此在某些方面，塞浦路斯是整个欧元区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的缩影，该国由高级债权人和不受保障的存款人自救银行的模式可能会成为欧盟和欧洲央行救助其他欧元区银行的先例。西班牙、意大利等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较严重的国家存在存款大量流失的风险，全球投资者对于其他南欧国家信誉的前景也有所看淡，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股价大跌，国债孳息再度上升。此外，信心危机令诸如卢森堡、马耳他等银行业规模超过本国经济总量数倍（卢森堡为22倍，马耳他为8倍），以离岸金融服务为重要支柱，缺乏其他支柱产业的国家也可能会出现资金大量外逃。
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将进一步下降。由于货币联盟最重要的特点是资金可以在货币区银行之间自由流动，欧盟运作条约（TFEU）第63条规定，禁止对成员国之间和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资本流动实施任何限制。虽然第65条提出了一些例外情况，如基于公共政策或国家安全原因的资本管制，但资本管制和资本冻结只能是临时的。而从冰岛经验看，其5年前实施的资本管制一直未能去除，市场预计塞国资本管制延续的时间也会较长。资本管制导致欧元在塞浦路斯的价值不再等同于欧元区其他国家持有的欧元，意味着欧元区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已经名存实亡，欧元区双轨制发展已日益明显。
刘 刚(1974―)，男，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广州，510320)，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
［关键词］债务危机；财政联盟；蓝色债券；最优货币区
一、引 言
自2009年10月希腊引发欧洲债务危机以来，时至今日不仅仍未平息，评级机构还不断调低了希腊等国的评级，葡萄牙、北爱尔兰、西班牙甚至意大利等近期纷纷出现问题，一些国家相继提出援助请求，特别随着近期发生美国评级被调低，欧洲债务危机甚至还有越演越烈之势。欧元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简称EUM）持续成为受质疑的对象，欧洲债务危机是在货币联盟的条件下，金融危机引发系统性冲击，欧元区部分国家高比例的公共债务引发违约担忧，并随着评级机构不断调低评级，债务危机不断被加剧。债务危机不仅对欧元区的经济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冲击，也加剧了对欧元这一世界首个跨国界货币的质疑，给EMU的未来发展也蒙上阴影，使欧元区解体的论调甚嚣尘上。欧元区何去何从，似乎再次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由上表可见，不管是公共债务还是财政赤字，欧元区都要明显小于美国。让人觉得讽刺的是，最先陷入困境的是欧元区，而非美国或日本（美国近期陷入国债债务上限谈判僵局并引发评级被下调，但与欧元区债务危机性质是不同的，并非因为偿付能力出问题）。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总体债务比率并非特别高，其公共债务远未到失控程度。那么，为什么就演变成危机了呢？显然，欧元区与美国、日本的最大区别是，欧、美、日在其区域内虽然都是使用统一货币，但是美、日为统一的国家，实施统一的财政政策；而欧元区则由十多个不同国家所构成，虽然存在一定形式的财政联盟，但是成员国之间财政转移非常有限，欧元区其他国家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政府债务并不承担责任。
自从欧元诞生以来，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就被反复提及。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除非欧元区最终能形成财政联盟，否则欧元区解体就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欧元会反复受到质疑。［2］［3］这次危机表明，欧元区建立某种形式的、更紧密的财政联盟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推进欧元区财政一体化乃至最终实现财政联盟，是未来发展和解决债务危机的关键。
二、债务危机：财政联盟的必然性
欧元区是一个货币联盟，货币联盟中的财政政策协调是一个难点，也是欧元被反复质疑的主要原因。债务危机暴露了货币联盟的弱点,即货币联盟中的财政政策协调缺乏可持续性与可信性。欧元区各国加入货币联盟后,由欧洲中央银行（ECB）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丧失了货币政策的自,只有独立地运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应付负面冲击。为了保证货币联盟稳定，欧元区的设计者们制订了《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简称SGP），其中明确了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本国GDP的3%、公共债务不能超过60%，并制订了“不救助”（No Bailout）的条款。但是，德国和法国两个欧元区支柱大国在欧元区成立不久之后即突破了这一限制而且没有受到惩罚，其后还以增加灵活性为由对SGP进行了修改，显然在灵活性增强的同时，SGP财政纪律的可信性受到削弱。
财政纪律无效一定程度表现在欧元区内部的国际收支失衡上。下图反映了欧元区及部分成员国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的变化。由下图可见，自从欧元诞生以来，欧元区内各国经常项目失衡呈现扩大的趋势。欧元区整体经常项目差额基本是平衡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德国、挪威、瑞典、法国等的顺差占比不断扩大，其中挪威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更是高达惊人的186%；而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则逆差扩大。由图可见，自2001年以来，德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总体呈上升之势，2008年达到77%；而出现问题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常项目都是逆差，且呈扩大趋势，尤其是希腊，危机之前该比重在2007、2008年分别达到144%和146%，2009年仍然高达112%。
虽然要求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完全平衡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但是欧元区内部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却非常严重，可持续性很成问题。整个欧元区则是基本平衡的，欧元区国家资本相互流动，即欧元区的顺差国向逆差国提供了资本，弥补了顺差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赤字既可能是财政赤字的反映，同时财政赤字也可能是经常项目的原因，二者互为因果。ECB认为在欧元之下，失衡导致财政纪律的松弛。［4］换句话说，欧元区一些国家的财政赤字由欧元区内的另一些顺差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两个大国提供了支持。欧元的使用使国际收支对加入欧元区国家的约束大为放松，资金的自由流动则使欧元区利率降低并导致成员国财政赤字更加不受约束。缺乏外部和内部约束使得部分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过度松弛。欧元的使用，使欧元区的资本流动自由度提升，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面影响是，不发达成员国可以通过资本流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包括政府借债更加宽松，能以更低的利率获得资金；负面影响则是，成员国的财政赤字的外部约束被削弱，虽然SGP有两条财政纪律来约束成员国，但却难以做到有效监管和执行，最终使希腊等国的财政状况严重超标。
不仅如此，欧元区的成立还相当于给欧元区成员国增加了一种“隐性担保”，即欧元区内国家的财政政策一旦出问题，欧元区国家将不得不采取救助措施。虽然SGP明确了“不救助”条款，但是危机之后发生的事实证明不救助条款根本不具备可信性，希腊等国在危机前大举借债就得以进行，可以说，加入了欧元区所带来的隐性担保，有助于降低希腊等国的借款成本，使其赤字得以不断扩大。在经济繁荣时，这些负面影响被压抑；而一旦经济衰退，资本流动逆转，负面影响立即显现，并极易被过度放大使危机成为可能。
显然，欧元区债务危机是欧元区的货币联盟与财政政策不协调引起的。大量的研究表明，无效的财政纪律将损害货币联盟的信誉。［5］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都相信，除非欧元区发展为一个财政联盟，否则这个货币联盟定将瓦解。欧元的命运决定于未来欧元区能否建立起一定形式的财政联盟，以及这个财政联盟能否运作良好。因此长远来说，建立财政联盟是事关欧元区生死存亡的一个必然步骤，而且不管是否建立正式的财政联盟，在货币联盟之内各国事实上都提供了某些形式的担保，而且这种隐性担保存在缺乏透明度和可信性等诸多问题。事实上，债务危机发生之后，欧元区各国已经突破了“不救助”条款，建立了一系列的救助机制而且还将在长期存在，相当于实行了某种形式的财政联盟。
三、财政联盟的进展：救助机制的建立与演变
债务危机发生后，在压力之下欧元区各国放弃了“不救助”条款，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建立了各种救助机制，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进行了救助。由于不能从市场融资，希腊等国从欧元区其他国家获得成本相对低廉的救助，一定程度上等于是其他成员国对其进行了支付转移，也是某种形式的财政联盟，特别是欧元区已达成的建立永久性救助基金的协议，实际是一种永久性的承诺，表明财政联盟已更进一步。
(一)建立临时救助机制向希腊提供救助
希腊在2009年末出现债务危机，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5月决定向希腊提供高达1100亿欧元救援，其中欧元区成员国承担800亿；IMF承担300亿。相应地，希腊承诺在3年内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127%削减到3%，采取包括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削减养老金和薪资并将其冻结3年、取消季节性奖金等措施。其后，在2010年11月末，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举行紧急会议，批准了总额达850亿欧元的对爱尔兰援助方案，以避免债务危机进一步向其他欧盟国家蔓延，爱尔兰成为第二个因债务危机而被迫接受外界救助的欧元区国家，同样地爱尔兰也承诺了对财政进行紧缩。向希腊和爱尔兰提供的救助均采用优惠利率，例如对爱尔兰的贷款利率平均为58%，对希腊的则为52%，而且其后均作了下调，事实上等于法、德等国使用财政资源对他们进行了支付转移。
(二)建立一揽子救助计划
为了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欧盟与IMF于2010年5月设立了总额达到7500亿欧元的临时救助机制，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由欧元区国家设立的总额达44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简称EFSF），该工具通过欧元区16个成员国提供担保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为需要接受救助的成员国提供贷款，对爱尔兰和葡萄牙的贷款主要由EFSF安排，对希腊第二轮救助也是由EFSF安排。［6］二是总额达6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Mechanism，简称EFSM），该机制以27个成员国的欧盟财政预算作为担保发行债券，为需要接受援助的国家提供贷款。其中在爱尔兰、葡萄牙的救助中，EFSM通过发行债券分别提供了475亿欧元作为救助的辅助部分。［7］EFSM和EFSF均可介入二级市场购买欧元区国家的国债。三是，IMF承诺提供2500亿欧元的贷款。三者合计高达7500亿欧元的规模。EFSF和EFSM本质在于运用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的整体信用，筹集足够的资金帮助相关国家度过难关，使其资金链不致断裂，法、德等国事实上相当于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临时财政援助。
(三)建立永久性的救助机制
EFSF目前的贷款担保规模为4400亿欧元，由于需要得到AAA信用评级，其实际有效贷款能力约为2500亿欧元，而且该机制将于2013年6月到期。2011年3月，欧元区各国就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简称ESM)主要细节达成了一致，ESM将从2013年7月开始运作，取代届时到期的EFSF。ESM将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总部设在卢森堡，主要功能是筹集资金并以严格条件向问题严重的欧元区国家放贷以确保欧元区稳定。ESM将拥有5000亿欧元的实际放贷额度，在提供5000亿欧元贷款的情况下仍能保持AAA评级。其与EFSF最大区别在于：一是ESM为永久性机制；二是ESM要求欧元区17个成员国筹集总额800亿欧元的实收资本，而EFSF仅仅依赖贷款担保机制，并不要求各国拿出现金。ESM与EFSF一样，大部分负担都由欧元区强国承担，其中法、德分别负担271%和204%。欧元区各国同意先在2013年7月注入预付资金中的400亿欧元，其余400亿欧元将在其后3年内注入。ESM向成员国的贷款利率为常规融资成本加上2个百分点，贷款期限在三年以上的，利率将再提高1个百分点。永久性救助机制的建立，意味着欧元区财政联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也表明欧元区国家有强烈的意愿确保货币联盟的稳定发展。
(四)不断调整救助方案，救助成本不断上升
除了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也先后出现问题，欧盟与IMF联合先后于2010年12月和2011年5月对爱尔兰和葡萄牙达成援助方案，金额分别为850亿欧元和780亿欧元。而且虽然2010年5月希腊得到了1100亿欧元的3年期救助，但希腊并未能如期削减巨额赤字，其债务水平仍占其GDP的近150%，在2011年7月的欧盟特别峰会上，欧元区不得不再次决定救助希腊，欧元区将与IMF和私营部门一起为希腊再提供1090亿欧元贷款，而且未来为希腊提供贷款的还款期限将从现在的7年半延长到最少15年，最多30年，并有10年的宽限期。同时新贷款的利率也将由目前的45%降低到35%左右，降低贷款利率和延长还款期限的优惠同时适用于目前为爱尔兰和葡萄牙提供的贷款。此外，EFSF和未来的永久性救助机制ESM的灵活性也将提高，EFSF和ESM可以介入二级市场购买欧元区国家的债券，并且不只限于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等接受救助的国家。而且为了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救助机制规定成员国政府还可提供贷款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注资。
可见，在债务危机的逼迫下，欧元区的救助机制不断扩大，条件越来越宽松，法、德等国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而且这种代价将可能是永久性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欧元区财政联盟的进程因为债务危机的发生而被动得到推进。
四、蓝色债券方案：财政联盟的最优路径
针对EMU存在的诸多缺陷，经济学家以及财经官员已对欧元区建立财政联盟提出了各种建议。比如说，ECB行长特里谢认为欧元区有必要实行一定程度的财政联盟，欧盟也可考虑对各成员国的债券进行适度的统一管理，对此已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发行所谓欧洲共同债券（Euro Common Bond，也称欧洲统一公债）的多种方案。［8］例如Boonstra最早提出，集中欧元区所有的公共债务，由一个新建立的、独立的“EMU Fund”统一发行欧洲统一债券，然后由其对成员国发放加上一个溢价的贷款，溢价由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决定，［9］［10］但这种方式不易操作。Delpla and Weizscker提出将欧元区各成员国债务中占GDP比例未超过60%的部分汇总起来，形成一种统一的欧元债务，称为“蓝色债券”（Blue Bond，或蓝筹债券，简称蓝债）的建议尤为有建设性。［11］蓝债方案有不少的优点，从长远来说有相当大的可能成为建立财政联盟的一种重要甚至是最优的途径。以下对该方案的具体做法、优缺点和障碍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具体做法
欧元区成员国在自愿的前提下参加蓝债计划，参与蓝债计划不被视为成员国的一种当然权利，而是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如低负债水平、有可信的财政纪律保证财政状况良好），如果某成员国议会不同意，那么该成员国将不能在下一年发行蓝色债券。参加蓝债计划的国家可以发行两种债券，一种为蓝色债券，一种为红色债券（Red Bond，简称红债）。其中，一个成员国发行蓝色债券的额度不能超过本国GDP的60%（即为SGP规定的加入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比例上限），成员国的蓝债发行额度应由一个类似于ECB的独立理事会决定，并且由所有成员国共同担保。反之，红债由成员国自行决定发行，但是不被欧元区成员国共同担保，也不能由ESM、EFSF或ESM进行救助（未来ESM的规模因此将变小）。此外，红债也不能进入银行体系：一是ECB不能用其进行货币政策操作；二是监管者可以要求银行持有红债必须相应提高资本充足率。因此，蓝债收益率低，而红债收益率高，蓝债的收益率是统一的，而红债的收益率则是各国不同的，主要取决于成员国的财政状况。例如，法、德的红债收益率将仍然会比较低，而希腊、爱尔兰等国的红债收益率将非常高，按照目前的情况仍然是高到无法发债的程度。
（二）蓝债方案的优点
1 蓝筹债券的特点是超级安全，因为发行的比例为欧元区成员国GDP的60%，即使是个别不发达的成员国无力偿还，也因为是由共同担保的而非常安全，甚至超过AAA级别的国债。蓝筹债券每一年的分配由一个类似于ECB的独立的专业委员会决定，并且由每个成员国的议会投票确认其共同担保的责任，如果某成员国的议会决定不参与，则不能发行得到所有参与的成员国担保的蓝色债券。
2 流动性非常高，并因此降低欧元区国债的总体成本。已有经济学家测算过，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欧洲统一债券，都将大大降低发债的平均成本。［11］由于占到欧元区GDP的60%，蓝筹债券规模非常大，将与美国国债一样获得最高的评级，并且由于流动性的增加，其总体成本也将得到一定的降低，甚至可能低于欧元区国债的基准利率――德国国债的利率，因此将大大增加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吸引力。根据欧元区GDP的规模，蓝债的规模大约可以达到5万亿到6万亿欧元的规模，接近于美国大约8万亿欧元国债的规模。由于规模大，其流动性对亚洲各国中央银行将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从而有可能以更低的成本发行，据估计，节省的成本大约每年相当于欧元区公共债务的03%。［12］
3 起到强化欧元区财政纪律的效果。红债由于不受集体担保，高额财政赤字国的发行边际成本将变得非常高，有助于增加对成员国财政纪律的约束，并强化SGP的实施效果。SGP在财政纪律方面缺乏可信性，包括制裁不具备完全的可信性；没有正向激励成员国实行公约；即使在经济景气时期增加财政盈余的激励也比较弱。而蓝债方案则有助于增加财政纪律的约束力：(1)独立委员会将根据成员国实行公约的状况及其财政状况分配债券发行指标；(2)红债的成本将非常高，对于那些缺乏财政约束的国家来说，同时由于不准红债进入银行体系，有序违约将变得更加可信，从而给成员国发行红债增加了市场约束力。那么，蓝债方案比当前已经停止运作的“不救助”更有信誉吗？当前取消不救助条款主要是担心银行危机，而蓝债计划则限制或者不允许银行持有红债，将红色债券基本杜绝于银行体系之外，因而不会因为持有红债而将债务危机发展成为银行危机，有助于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4 提升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降低通向财政联盟的政治阻力。总体而言，蓝债将成为非常安全、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可以和美国国债媲美，有助于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增加其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也有助于减少欧洲债券的融资成本。对于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来说，参加发行蓝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其融资成本，而红债的苛刻条件会迫使其更注重财政纪律。最重要的是，欧元区财政联盟的建立存在着诸多的困难，蓝债方案有助于消除各国的分歧，大大降低欧元区建立财政联盟的政治阻力，甚至可以说这可能是通向财政联盟的最优路径，而蓝债方案一旦实施，将会成为欧元区国债发行的一个永久性机制。
（三）蓝债的争议与障碍
最重要的是，蓝债是否会增加德国、法国的政府债券成本呢？据德国的一些媒体估计，德国由于发行蓝债可能每年会增加约170亿欧元的成本，因此，目前法国和德国对于发行共同债券都不太热心。这个计算主要是依据欧元区平均政府借债成本比德国高160个基点的假设计算的，但是如果按照发行蓝债的严格条件，违约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市场规模大，这样成本将有望大幅降低，甚至有可能低于当前德国的国债成本。不管怎样，包括蓝债计划在内的统一债券在学术界都存在着质疑，例如Issing认为统一公债计划将给财政弱国带来道德危机问题,增加强国的财政成本，至少在短期内很难说服这些国家的纳税人接受这些建议,而且也可能破坏“不救助”条款，［14］虽然 “不救助”条款实际上已经被放弃，但是对于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的担心到目前仍然存在。
红债的成本是否会高到使某些弱势成员国无法借债的程度？这实际上也不用担心，红债集中承担了所有的违约风险，实际上与过去由成员国独立承担风险没有差异。过去财政强国一般希望向财政弱国施加压力，但成功非常有限，而实施蓝债方案之后，财政弱国必须要从内部实施可信的财政纪律，才能够降低借债的成本，相当于施加了无形的约束。同时，最为关键的是，财政弱国由于能够通过蓝债方案降低总体的成本，因而很难拒绝这种安排。但是，蓝债转换和实施是个大问题，当前各国均发行自己的国债，市场已经存在着各国国债，而且很多成员国已超过了60%的比例，希腊等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在市场发债，如何将这些成员国的国债转换为统一的蓝债以及红债？目前由于危机仍然没有结束，希腊等国违约可能性仍然存在，希腊等国的国债更加难以转换。按照Delpla and Weizscker的建议，包括逐步和一次性两种做法。逐步的做法可以使市场逐渐建立其信誉，但是必须等待欧洲债务危机的消退，对当前克服欧洲债务危机难以带来短期帮助；一次性转换则需要将现有债务全部进行转换，必然带来部分国家债务的违约，可能导致市场在短期内出现较大的混乱，其后果难以预料，而按照当前债务危机的情况，如果一次性转换，出现混乱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虽然蓝债方案有诸多优点，但其实施仍存在着不小难度。首先，欧元区除卢森堡等少数几个成员国之外，债务大部分已超过GDP的60%，削减财政赤字并降低债务比率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其次，如何将现有的债券转换为蓝债具有相当大难度，选取一次性还是逐步转换的方案仍需要深入研究；最后，财政强势国的意愿。虽然蓝债方案与目前救助计划本质类似，意味着强国要对弱国进行补贴，对强国来说可能意味着更高成本，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更大阻力，因此蓝债方案更是一个政治决策，如何克服阻力取决于法、德领导人的意愿和手段，目前法、德对此意愿并不高。
五、结论与展望
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如下结论：(1)欧洲债务危机暴露了货币联盟下财政政策缺乏可信性并由此引发道德风险的缺陷，长远来说欧元区建立财政联盟是必然的；(2)事实上，欧元区财政联盟在危机中已经一定程度上启动了；(3)在欧元区建立财政联盟过程中，蓝债方案具有相当大的优越性，很可能会成为欧元区建立财政联盟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发行共同担保的蓝债，从过去的隐性担保转为显性担保，符合现有欧元区成员国财政政策独立的现状，同时由于施加了正向激励，有利于降低和克服欧元区通向财政联盟的政治阻力。一旦蓝债方案能够得以实施，将创造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欧洲债券市场，并且传递出欧洲一体化无法逆转的强烈信息。
但是从现实情况看，蓝债方案仍然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一是，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德、法对于建立统一财政联盟并不热心，虽然近期在救助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法、德领导人已经表示要考虑建立欧元区经济政府和发行欧洲区债券的建议，但是未来如何发展将取决于危机如何发展以及法、德领导人将如何应对；二是，即使法、德有意愿推进这一进程，最终实现欧元区货币与财政政策统一还必须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变革，需要27个成员国的共同批准，这将是一个复杂、困难和耗时的过程；三是，如果现时的EFSF等临时性措施能够发挥作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元区国家推进财政联盟的急迫性和意愿，反之如果欧洲债务危机无法平息，财政状况无法改善，蓝债方案将难有实施的市场基础。因此，短期来说，蓝债方案估计并不能很快实施；长远来说，如果欧元区各国能够有效地控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并且重建财政纪律，那么蓝债方案有望在推进财政联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EFSF和ESM均已经发行了债券，可以作为推进蓝债计划的试验基础。还必须强调的是，财政联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欧元区仍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比如说增加南欧国家的竞争力、加快欧元区一体化的进程、解决失业率等问题以重振欧元区经济，这是蓝债方案能够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ZSOLT DARVAS（2010），Fiscal Federalism in Crisis: Lessons for Europe from the US. KTI/IE Discussion Paper.
［2］Barry Eichengreen. (2008)，“The Break up of the Euro Area". NBER Working Paper No.13393.
［3］Jonung Lars and Eoin Drea.(2010),“It can't happen，it's a Bad Idea, It Won't Last: U.S. Economists on the EMU and the Euro”,1989-2002.Econ Journal Watch 7(1):4-52.
［4］Mongelli，Francesco Paolo and Charles Wyplosz.(2009), “The Euro at Ten: Unfulfilled Threats and Unexpected Challenges", in: The Euro at Ten-Lessons and Challenges, European Central Bank.
［5］郑建军，黄梅波.货币联盟中的货币政策承诺与财政纪律［J］.世界经济,2007(1):20-28.
［6］EFSF.About EFSF［EB/OL］,efsf.europa.eu/about/index.htm
［7］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Mechanism(EFSM)［EB/OL］, 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eu_borrower/efsm/index_en.htm
［8］Sylvester C.W. Eijffinger. Eurobonds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 EP Briefing Paper March 2011.
［9］Boonstra, W.W.（2005），“Towards a better Stability Pact”,Intereconomics，Vol. 40 (1), January/ February, pp.4-9.
［10］Boonstra, W.W. (2010),“The Creation of a Common European Bond Market”, Cahier Comte No.14, ELEC, April.
［11］Delpla, J. and Von Weizs?cker（2010），“The Blue Bond Proposal”, Breugel Policy Briefs 420，Breugel, Brussels.
［12］De Grauwe, P. and W. Moesen (2009), “Gains for all: a proposal for a common euro bond”，Intereconomics, May/June, pp.132-135.
［13］Delpla, J. and Von Weizs?cker（2011），“Eurobonds: The blue bond concept and its implications”， Breugel Policy Contribution 2011/02, March 2011.
［14］Issing, O. (2009),“Why a Common Euro zone Bond Isn't Such a Good Idea”, White Paper No.3, Center for Financial Studies, Frankfurt.
Debt Crisis in Europe, Financial Alliance and Blue Bond
Pan Chengfu1 Liu Gang2
Abstract: Since sovereign debt crisis happened in Greece, Euro area has been volatile. The general financial conditions of Euro area is no worse than U.S., but Euro area took the lead in falling into the deadlock of debt crisis. Failing to establish consistent financial policies is one principal reason. Confronted with debt crisis, Euro area 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respond to this crisis. These measures actually constitute a kind of financial alliance. Comparing finance and public debts conditions between U.S. and Europ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financial alliance in Euro area, analyzes its actual development, and delineates the merits and obstacles of blue bond, which is one approach to establish financial alliance.
Key words: Debt Crisis; Financial Alliance; Blue Bond; the Best Currency Area
关键词 ：阿根廷债务危机 秃鹫基金 RUFO条款 金融霸权
一、 事件背景与回放
阿根廷共和国是总统制联邦共和制国家，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濒大西洋，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西同智利接壤，北接玻利维亚、巴拉圭，东北部与巴西和乌拉圭为邻，国土面积2780400平方公里，是世界面积第国，拉丁美洲面积第二大国，拉美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南美洲国家联盟、20国集团成员。自1860年共和国建立以来，阿根廷凭借国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及相对多元化的工业体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度在新兴市场中遥遥领先，巅峰时刻人均GDP排名居世界第七位。截至2012年底，阿根廷全国共有各类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80家，其中国有银行12家，私有银行52家，非银行金融机构16家，总资产约7903.75亿比索。
然而2014年6月17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阿根廷长期外币评级由CCC+下调至CCC-，前景展望为负面，理由是阿根廷外币债务违约的风险上升。更为惊爆的是2014年7月全世界媒体同时发声将阿根廷这个大多数国人并不熟悉的拉美国家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声明并不长，只有短短一句话：“NML资本管理公司发言人：阿根廷将在下周选择违约”。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金融界引起轩然大波。在当今世界，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公然宣布违约，这可是重镑炸弹，那么这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故事，是什么促使阿根廷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凡事皆有因果，本次债务违约的果，其因早已深种。在经历了1994年至1998年的经济大发展之后，由于金融体系的僵化，阿根廷货币当局从1991年开始实行的僵硬挂钩美元 的货币政策在消除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给阿根廷的经济带来沉重负担：美元走高，挂钩美元的阿根廷货币比索也被迫走高，导致阿根廷在国际贸易中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而贸易逆差会削弱国家外汇储备，引发货币贬值预期，使得货币当局的制度基础发生松动。阿根廷的金融监管本就极为松散，监管流于形式，没有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祸不单行的是在资本实行自由流动的前提下，阿根廷的多数金融机构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截至危机发生前，阿根廷商业银行资产70%为国外资本。各种因素层层叠加，最终导致2001年阿根廷暴发了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
在金融领域危机的火苗已经开始燃烧时，阿根廷国内执政党非但没有团结一心励精图治，反而互相指责推搪。财政支出毫无削减，至此一场由货币政策引发的经济危机影响扩大并使政局陷入动荡，而政局的不稳更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发展。再加上美国的抛弃，IMF等国际组织的不作为，（IMF甚至更为糟糕地提出不现实的“救助条件”）， 最终引发了外国资本的大出逃，证券市场狂跌，银行挤兑……使得阿根廷于 2001 年四季度引爆了金融危机核弹：财政危机、企业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体制危机狼烟四起，一时间阿根廷陷入全国危机境地。
无奈之下的阿根廷政府宣布停止对100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的偿付，成为当时最大的一起债务违约事件。随后，阿根廷与其数量繁杂的债权人进入了艰难而漫长的债务重组协商过程。2005年和2010年阿根廷提出债务重组方案，提出让现有债权人以四比一的折价用手中持有的旧债券交换新债券，并按票面要素规定如约偿还新债。此后，阿根廷一直在按重组方案规定偿还这些接受重组的债务。
此时如果没有“黑天鹅”秃鹫基金的出现，可能就没有我们今天文中讨论的案例了，但如墨菲定理所言，不利的事情，即使只有极低的概率还是会发生的。就在事态照阿根廷政府的设想按部就班发展时，大概占当时债务量7%的以NML Capital、Aurelius Capital等被称为“秃鹫”基金的美国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债权人不仅不同意置换新债券，还将阿根廷政府告上了法庭，要求按旧有债务规定100%偿还。而彼时阿政府由于债务重组方案的RUFO条例规定当然不可能按秃鹫基金的要求偿还债务，于是双方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诉讼斗争。
阿根廷原来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中产阶级所占比重大。受经济危机影响，其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94年的16%升至2003年的51.7%。2003年以来，阿根廷政府重视扩大就业和增加对社会事业的投入，随着经济持续复苏，贫困人口有所减少。截至2013年上半年，贫困率和赤贫率分别为4.7%和1.4%。2002年开始阿根廷新政府厉行增收节支，连续几年实现初级财政盈余。但受政府公共服务补贴和债务支付等开支增加的影响，阿根廷财政赤字问题仍不时出现：2012年，阿初级财政赤字43.74亿比索，2013年前10个月，阿政府财政赤字1057.91亿比索。截至2013年底，阿根廷国家外债余额1376.13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
如果按照和解方案继续进行债务重组，阿根廷政府是有能力且有意愿化解此次债务危机的，但由于秃鹫基金的凭空插手，这一切都成了泡影。阿根廷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并面临激活债务重组方案中的““未来权益声索（即RUFO）”条款，带来2000亿美元新增债务的风险。
二、秃鹫基金的利益攫取模式
作为一种金融运作模式，竟然可以翻云覆雨，以少量资金击溃较大国家的国家信用，秃鹫基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秃鹫”基金是指以Elliott Management为代表的一批纽约对冲基金，他们凭借着自身雄厚的资金和资源实力，通过对法律的娴熟运用，及对市场漏洞的精准眼光，在各种大型的债务危机中，通过事先发现问题，大资金买入，再通过法律手段促成债权行使，大赚一笔。他们每次都义无返顾地勇踏险境，却屡屡化险为夷。
我们不妨以本次阿根廷债务危机为例，来了解一下隐匿在现代媒体之后的债务秃鹫们。
本次阿根廷债务问题的狙击手代表，为来自美国的Elliott Management基金，该基金由拥有哈佛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的犹太人保尔辛格（Paul Singer）创办于1977年。其创始人的身份背景也决定了这只基金的风格：用独到的眼光发现机会，悄无声息地潜伏;而完成收获时的致命一击永远都是依靠对法律的娴熟运用，尤其是依仗美国在金融领域的法权强势。Elliott Management基金从成立之初，便专注于问题债券，通过对违约或破产清算的债务主体进行法律诉讼等手段，获取高额利润。
在任何大的债务重组或违约背后，几乎都能看到Elliott的身影，如克莱斯勒、通用汽车事件等，Elliott从成立至今年化平均收益率为14%，高于同期标普500指数10.8%的涨幅。
虽然享有高额利润，不过，仅仅插手大型跨国公司的债务危机，是远远不能满足秃鹫基金们的胃口的，于是陷入困境的新兴市场国家便成为了让他们垂涎三尺的目标。
1996年，Elliott Management基金就曾购入1140万美元秘鲁政府债券，并拒绝了秘鲁政府的债务重组协议，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政府按票面要素规定足额偿还。2000年，该基金胜诉，获得5800万美元偿付，投资回报超过5倍。
2000年，经过精细的分析、演算之后，该基金认为阿根廷政府已经失去了眼前巨额债务的债务偿还能力，于是迅速出手：Elliott旗下的NML资本以低廉的价格大举买入阿根廷政府债券，而阿根廷政府则在2001年宣布违约。多么精准的节点，多么狠辣的出手！
从2004年起，Elliot联合另一支对冲基金Aurelius开始了长达10年的诉讼过程。直至2014年，美国地方法院做出有利于基金的判决，阿根廷政府只得再次宣布违约，使出“拖”字决，以期解决沉重的债务问题。但此举无异于饮鸠止渴，信用的溃败将进一步增加国际融资成本，不利于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并减少了在本国债务融资方面的话语权，为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实际上以NML等为代表的秃鹫基金所求偿的债权仅为阿根廷政府总债务的7%左右，金额约为13亿美元，阿政府完全有能力偿还，并不至于以违约的激进形式来对待，但问题就在于，当年债务重组方案中的“RUFO”条款。在前两次债务重组中，93%的债权人接受了以债券减值为主要形式的债务重组方案，但同时补充了一项“RUFO”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阿根廷政府在2014年底之前向未参与重组的债权人提出了更优惠的偿债方案，已参与重组的债权人也有权享受。秃鹫基金的13亿美元好解决，但其余93%的债务则是阿根廷政府不能承受之重。万般无奈之下，阿政府只好使出鱼死网破之计。可以预见的结果是，阿政府将与秃鹫基金在法律诉讼的泥潭中渐行渐远，而由于阿根廷债务发行依据的是美国法律（为了扩大债券的购买人范围），且该案件在美国法院受理，所以最终秃鹫基金吃亏的可能性很小。
三、启示
今天的台湾已陷入政治争斗与选举缠斗的怪圈，媒体与社会关注的焦点几乎都与政治、选举有关，经济问题却不受重视，即使关注也被高度政治化。对欧美债务危机漠不关心，则会掩盖台湾经济发展存在的隐忧与潜在的财政危机。事实上，财政危机与债务危机正在向台湾逼近，有学者担忧台湾将沦为“希腊第二”。依目前台湾经济形势与“政府”举债趋势，用不了三年时间，台湾就会面临举债上限与严重的债务危机问题。
“政府”举债逼近法定上限
美国债务争议的核心是奥巴马政府希望提高政府借债上限，以免出现政府债务违约，以及由此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此共和党与就解决债务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与斗争。台湾在法律上也规定了“政府”借债上限，即“中央政府”债务（指未偿还余额，下同）占前三年GDP的平均比例不得超过40%，“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计债务占前三年GDP的平均比例不得超过48%。
台湾实施民主政治之后，由于财政支出不断扩大，预算外的“特别预算”不断增加，而财政收入增加又相对有限，导致“政府”不断通过举债来满足其施政与建设的需要，于是“政府”债务不断增加，财政形势持续恶化。依台湾“财政部”统计，1997年，“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首次突破2万亿元（新台币，下同），上台执政后的第二年即2001年首次突破3万亿元，第二任期次年即2005年首次突破4万亿元。到2010年，各级“政府”一年以上债务达到5.25万亿元，占前三年GDP平均比例达39.2%。
从“中央政府”债务看，2000年，上台执政第一年，首次突破2万亿元（2.4万亿元），较上年大幅增加1.1万亿元，如此大的增幅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2003年首次突破3万亿元，到2007年已增加到3.7万亿元，也就是说，执政八年，“中央政府”债务增加了2.4万亿元。上台执政后，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八水灾”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持续扩大，不得不大量举债。其中，2010年，“中央政府”举债1200亿元；2011年度举债净额超过4000亿元；2012年，估计债务净额仍接近4500亿元。预计到今年年底，台湾“中央政府”债务将接近5万亿元（4.9万亿元），与上台时的3.7万亿元相比，债务净额增加了近1.2万亿元。到2010年底，“中央政府”债务占前三年GDP平均比例为34.4%，已逐步逼近“中央政府”举债上限40%的临界点。
事实上，台湾“中央政府”债务远不止4万多亿元，而是其数倍之多。台湾“立法院”预算中心估计，包括潜藏债务及“非营业基金”举债等，合计债务总额达13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台湾GDP总量。更有学者估计，若加上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台湾各级“政府”债务总额将超过20万亿元。可以说，今天台湾当局已是债务累累，到了爆发债务危机与“政府”破产的边缘。
今年年初，惠誉信誉等评级机构警告，“台湾财政赤字过高，债务评级面临调降危机”，许多财经学者都担忧台湾会步希腊后尘，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台湾审计部门也于日前发出警告，呼吁当局以欧美债务问题为鉴，强化债务管理。
目前台湾当局的举债空间不足7000亿元，以目前举债速度（近十年平均每年举债约2800亿元），预计到2014年前后，台湾就会接近举债上限，债务危机一触即发。
财政紧缩， 公共建设预算大缩水
在财政吃紧与“政府”债务高筑的情况下，下年度台湾公共建设经费较上年减少了一半，为1252亿元，科技发展经费也进一步紧缩。
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台湾当局要求有关部门勒紧裤带，作好过苦日子的准备。日前，台湾“主计处”正式发文，要求各部门明年一律削减人事费用与其他基本预算。7月11日，台湾“经建会”通过“2012年度重大公共建设预算”案，编列预算2166亿元，创下近十年来的新低。
为了筹措经费，台湾“经建会”提出一套新方案，即所谓的“全蛋计划”筹钱方案。就是把公共建设视为“蛋黄”，建设所生产的收益视为“蛋白”，以前“蛋黄”即公共建设每年“政府”花费数千亿元，但“蛋白”这块收益为地方政府及民众享有，造成一种不合理的资源与利益分配机制。在公共建设资金吃紧的情况下，“经建会”希望改变这套分配机制，让“蛋白”的收益能回馈到“蛋黄”，即让公共建设的外部收益内部化，这样公共建设的经费就不必全部依靠“政府”的预算解决，财政压力可得到缓解。从“经建会”设想的公共建设所生产的收益来源方面来看，主要是通过建设完成后邻近土地所增加的容积率以及地价税与房屋税收收益来实现，摆脱不了土地财政的怪圈。但由于这套方案涉及利益广泛，执行起来将困难重重。
靠卖地与释股难以为继
台湾财政困难由来已久。“政府”举债不断扩大，却一直未超过法定举债上限标准，关键之一在于台湾当局不断钻法律空子，通过正常财政预算之外的“特别预算”方式编列预算，绕过了公共债务法定借债上限限制。另外，执政时期，更是通过非正式的手段解决财政收入不足问题。胆子大，他通过大量出卖公有土地与出售公营企业股票两大手法筹措资金，满足“政府”支出需要。
台湾尽管实行的是私有土地制度，“政府”征收土地比较困难，但台湾当局所拥有的公营企业则拥有大量的公有土地。其中，“经济部”下属的台糖公司是台湾最大的地主，执政期间，通过他所任命的台糖公司董事长不断出售台糖土地，筹得巨额资金，缓解财政困难。
此外，台湾还有大量公营企业，控制着资产规模庞大的金融机构。为了筹措资金，曾指示这些公营企业出售他们手中的股票，即所谓的“释股”以解决财政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的做法就是通过“公有资产”流失换取“政府”施政所需要的资金，结果使得许多公营企业变为私营企业。的这一做法也被批评为贱卖“公有资产”。
上台执政后，主要是通过正常的举债来解决财政困难，造成了“政府”债务的快速增加。地方政府在开发建设与筹措财源的需要下，大量征收农地，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弹。日前，在台湾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征地”的抗议活动，预示着这一问题正逐步演变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未来通过农地征收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办法将越来越行不通。
民众税负偏低，“政府”入不敷出
今天台湾财政状况的恶化与债务风险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台湾的选举与民主政治有关。在所谓的台湾民主政治体制下，蓝绿两大政党为了讨好选民，不断提出种种减税与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支出的承诺，结果造成“政府”的收入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大，“政府”债务不断增加。
以明年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来看，蓝绿两大政党轮流在税收与社会福利问题上大做文章。为了争取连任，不断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资源，提出了许多减税或增加福利支出的措施，如给公务员加薪、增加农民养老金、调降个人综合所得税等。这一增一减，让本来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为了支付庞大的“国民年金”（台湾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依照规定，台湾当局在财源不足时需要通过提高1%的营业税来筹措财源。但“大选”当前，台湾当局怎敢加税？
据统计，近十年来，台湾的租税负担（财税收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11.7%与13.9%之间。2009年台湾租税负担为12.2%，超过了租税天堂的香港与新加坡，是亚洲租税负担最轻的经济体。2010年，台湾租税负担进一步降低为11.9%，创历史新低。
民众税负低，关键在于台湾不断地降税、减税而不敢加税。近年来，台湾当局为鼓励所谓的资金回流或提高企业竞争力，先后大幅调降遗产赠予税与营业税。其中，遗产赠予税由原来的50%降为10%，大幅下调了80%；企业营业税由25%降为17%。日前，台湾又正式实施了个人综合所得税退税制度，估计因此台湾的财政收入每年将减少460亿元。
台湾当局这种在选举与政治考虑下不断讨好选民的做法，并未获得民众的肯定与认同，反而被认为是图利财团，一般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这些降税措施是否达到促进资金回流或提高了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不宜妄下结论，但确实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让“政府”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对此，台湾不少财税学者痛批，“政府”减税过度，造成租税负担过低，“政府”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是自食恶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或财源，自然会减少公共建设、教育发展等预算编列与支出，最后还是会影响到民众自身的利益。
选举绑架经济与财政的恶果
日前，在野的在增加社会福利方面又大做文章，提出增加1000元的老农津贴，即将老农津贴由现行的6000元提高到7000元，这一提议如果付诸实施，将进一步恶化台湾的财政状况。
老农津贴在台湾已经成为政治绑架经济与财政恶化的典型范例。1995年台湾举行新一届“立委”选举，率先提出发放老农津贴，以争取农民群体的支持，这一提议得到了籍“农民派”“立委”的认同与支持，国、民两党在相互妥协下提出并制订了“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当年5月，该提案在“立法院”获得通过。按照规定，凡年满65岁以上、投农保年资六个月以上、且未领取其他补助的农民，每月可以领取3000元津贴。老农津贴的发放，使得台湾当局每年须多支出上百亿元的经费。从此，每逢选举，台湾就会有人提出增加老农津贴的主张。
1998年“立委”选举，有人提出要增加老农津贴。同年10月“立法院”通过修改“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草案，进一步放宽发放条件，取消申请资格限制，并将老年渔民纳入发放对象。2004年“大选”之际，选情不佳的再次将老农津贴增加到每月4000元，“政府”每年必须再多支付90亿元。2005年“三合一选举”之后，蓝绿在政治考虑之下将老农津贴每月再提高500元，“政府”每年再增加80多亿元的支出。2008年“大选”期间，也学会了这一招，将老农津贴提高1000元，老农津贴达到每月6000元，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如今新一届“大选”开始，又提案增加老农津贴1000元。可见，老农津贴已成为选举的工具，蓝绿政治人物屡试不爽，是台湾选举绑架经济、选举绑架财政的“最佳例证”。
后果不堪设想
如何改善财政收支恶化状况与“政府”庞大的债务问题，在今天的台湾似乎找不到良药。台湾财税改革讨论与推动数十年，但进展十分有限，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财政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发展，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与财源，才能获得更多的税收。但台湾经济发展动力与后劲严重不足，偶然的高增长（2010年增长10%以上）改变不了中低速增长的基本态势（今年又回到5%左右的增长，未来也只能维持4.5%左右的中低速增长）。经济增长放慢，发展后劲不足，竞争力下降，自然会影响到财源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