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长征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系探究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锻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精神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绵延不绝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与精华。长征精神所蕴含的价值目标、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高度的契合。因此，积极探索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人们更好地继承、弘扬和发展长征精神，更好地理解、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共同的起源
从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起源上来看，二者都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都起源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与灵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定信念精神，“人心齐、泰山移”的团结互助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神等精神财富。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而奋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中，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又表现出了新的特质，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长征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长征精神就是团结奋进、勇往直前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是不怕牺牲、一心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独立自主、勇于探索的精神，就是依靠群众、无私奉献的献身主义精神。长征精神的形成与内核，都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表现，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正如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美德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近代革命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既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又具备了新的时代特质。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为了更好地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方针。24字方针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每一个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又都依赖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体现着该民族的精神”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土壤，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和合文化在新时代的体现；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就是古代法家所追求的“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的法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更是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源于中华民族精神，又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价值诉求，赋予了中华民族精神浓郁的时代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价值取向。
二、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本质
从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上看，二者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始终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精神”一词的广义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精神家园”就是人的精神世界与精神生活的归属之地。
家是一个温馨的概念。对于常人来说，家是人生的起点和栖息地；家意味着安全、舒适和放松；家意味着和谐、幸福和满足；家意味着牵挂、责任和担当。幸福之人一定有美满之家，痛苦之人莫过于有家难归。有了这样的家，人才能有明确的方向，才能有充足的动力，才会有无畏的勇气，才会感到生活的安心、舒适、自由、放松。
个体的生命需要有“心灵之家”，群体的民族更需要有“精神家园”。有了这个“家园”，一个民族才有凝聚力、创造力和生命活力。个体的人一旦失去了这个“家园”，就会成为精神上的流浪者，就会陷入焦虑、痛苦、彷徨、忧愁的境地；群体的民族一旦失去这个“家园”，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会落后，就会挨打。因此，在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的今天，我们必须用先进文化建设好自己的精神家园。
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焦虑社会”，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之所以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幸福指数没升反降，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人丧失了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同步规划精神文明建设，一个物阜民丰、安居乐业的中华大家庭正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指日可待。
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需要发展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科学精神、大众基础的社会主义文化。它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地表现在其先进性的时代趋向上。从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来说，先进性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既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展要求，又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特性。从基本性质和价值取向来讲，先进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社会主义文化，既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又延续人类智慧灵光，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代表人民群众要求，为人民服务。从基本功能和发展指向来讲，先进文化是能够不断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文化，它的前进方向指向人的精神世界不断丰富，人的精神力量不断增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取向，决定了它能够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撑，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因为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规范特征。这是先进文化的核心特征。一个文化系统中，对文化分子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规定其应当或不应当的是非、善恶标准，就是规范特征。伦理和道德是规范特征的总汇。文化的规范特征常透过社会控制、传统力量、奖励、惩罚、批评等展示出来。
艺术特征。文学、音乐、绘画、舞蹈、歌唱、装饰等等，都属艺术特征。在文化的一切特征之中，艺术特征是最富于特殊色调的一种特征，它是最直接呈现于感觉的表相。因此，当不同的文化因子接触时，最易引起彼此注意并且藉以识别彼此文化类别的就是这一特征。
认知特征。它是文化系统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辨识的标识性符号因子，更是文化特色的集中体现。如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等。
器用特征。它是一个文化因生存或求知等需要而应用或采用的工具特征，是文化实用性的具体体现。人类自出现在地球上以来，第一件大事就是求食以维持生存，这就必须借助工具的帮助。今天，人们要提高生存质量，对文化的器用特征会更加依赖。
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先进文化可以发挥以下作用：
导向作用。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内燃机。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本质上不只是对现行社会的肯定和支持，而且包含着对现行社会的评价与批判，它不仅包含着这个社会“是什么”的价值支撑，而且也蕴含着这个社会“应如何”的价值判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当一种旧的制度、旧的体制无法进一步运转下去的时候，文化对新的制度、新的体制建立的先导作用十分明显。蕴藏在新制度、新体制中的文化精神，一方面为批判、否定和超越旧制度，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新的价值理念以及由此而建立的新的价值世界为蓝图，给人们以理想、信念的支撑。因此，人类历史上新的制度战胜旧的制度，文化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规范作用。先进文化是社会常态的调控器。如果说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新的体制代替旧的体制的过程，是社会处于非常状态的表现，那么，新的制度、体制建立后，社会在一定秩序中运行发展就是社会常态的表现。由于社会是人的社会，而每个人所处的环境、自身素质和精神物质需求又不尽相同，所以常态中的社会仍然会存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矛盾，而且还存在人自身的情感欲望和理智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妥善解决，这个社会的常态就会被打破。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人们解决这些矛盾常常采取多种手段，而依靠文化的力量去化解这些矛盾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这是因为法律、理想、道德、礼俗、情操等文化因子，内含着社会主体可以“做什么”和“哪些不可以做”，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那样做”的意蕴。所以，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种种矛盾，就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的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整合作用，通过有说服力的、贴近民众的方式，将真诚、正义、公正等文化因子潜移默化地植入民众的心田。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凝聚作用。先进文化是凝聚社会的粘合剂。文化虽然说是属于精神范畴，但它可以依附于语言和其他载体，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产生同化作用，为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是非观、善恶观涂上基本相同的“底色”，也为他们认识、分析、处理问题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点，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
驱动作用。先进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文化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的导向赋予经济发展以价值意义，经济制度的选择、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政策的制定，无不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决策者文化水平的制约。文化给物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思想、理论、舆论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二是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人作为文化的单元，不仅受文化熏陶，而且也依一定的原理相互感通，相互认同，从而形成社会整体。文化的这种渗透力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它能够促进社会主体之间相互沟通，保证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在一定的组织内有序开展。三是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经济活动所包含的先进文化因子越厚重，其产品的文化含量以及由此带来的附加值也就越高，在市场中实现的经济价值也就越大。
动力作用。先进文化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是精神信仰、理想与信念的动力。一个没有内核、没有元素、没有细胞的文化遗存是灼干的木乃伊或苍白的符号。文化的力量是经典的力量，是巨构与丰碑的力量，是文化大家风范与精神巨臂境界的高度，一个没有瑰宝奇葩的文化超市是被泡沫和喧嚣窒息的路边地摊；一个缺乏大师巨匠风骨支撑的文化偶像是站不起、立不久、走不远的泥足巨人。文化的力量是传播的力量，一个读不懂、解不开、说不清的文化钩沉是锈迹斑斑的古董，一个在信息和科技时代大潮中绻翼自囿的文化永远是一只没有生命张力的蓬间燕雀。
精神家园重在建设。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以先进文化为主导，以核心价值观为灵魂，以民族文化为根基，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区分精华与糟粕，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
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核心价值观是灵魂。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能否永葆青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基。特色的精神品质，必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充溢着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被充分理解和认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充满家园。人们认真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主导趋向。
关键词：华文；离散；诗学；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79-04
x散是一条美学原则，离散形成距离，距离产生美感。离散造成模糊、朦胧，这也是一种独特的美感。离散在人生路上可能是悲戚、苦难的历程，然而在文学道路上，也许倒是创作成功的机遇。离散恰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势。华人具有超过百年的移民史，至今有五千万的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的审美创作活动，是一种世界性的汉语文学现象，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华人离散文学就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所创作的文学。华文离散诗学是从诗学的层面，以世界的视野和跨文化的视角，对华文离散文学作整体性的梳理、深化、提升，总结华文离散文学艺术规律、离散文化本质及规律。华文离散文学在创作于文本体例上至少具有4个本体特征：视点的边缘性、身份认同的流动性、文体的混杂性及意识形态上的抵抗性。一个世纪以来，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在原乡与异乡两个文学场域之间，身处文化离散、生活失重、身份碎片化的环境之中，以写作彰显个人的生存方式，以华文文学的独特身份融入世界文学的舞台之上，华文离散诗学是华文诗学和离散美学交汇共生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理论张力，是当代文艺界关注和拓展的理论领域。
一、原乡与异乡之间的交融和冲突
华人生活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跨域写作，具有一种“间性”的审思性质，在时间上，华人文学家可以游走于历史与现实的生态之间，可以交错于原乡和异乡的生态空间之间。这样的书写融合了传统的中国的因子和现代的西方的因子于一体。华文离散诗学的建构体现的是一种中西交汇的阐释思路，即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东方与西方的交互、对话过程中，展开对诗学本真品性的探求。全球各大版图的华文文学，虽然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但同时都具有着“寻找文化身份”的总体特征，经历着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历史演变过程。他们一方面以所在国的异乡文化重新辨识和书写着自己的华族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母文化坚持抵抗失语，防御着异文化的压迫与消蚀。正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具有这样的多元文化精神架构，所以当他们展开海内外双重经验的书写时，就产生了对“离散”美学理想的共同追求，体现出以下共同的特性：
（一）华人性
华人性是华人表现文化的一种族属性表征，它是在华人从原乡到异邦身份变移和文化迁移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现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之体现，成为区隔不同族裔之间族属性特征的标志。华人性还是华文文学反映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一系列特殊文学命题。诸如华人对文化原乡的审美想象问题；华人离散文学现代化建构中的中华性、本土性问题；华人原乡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的继承、借用和转化问题；华人离散文学母题中的漂泊、寻根与中华文学乡愁母题的联系与变化问题；华人家族母题中父子符号的文化冲突象征与母子符号的文化交融和象征问题；华人离散文学意象系统与华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诗学的关系问题等等。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特殊命题，就会发现它们都呈现出“华人性”的特征。华文文学是华人性的一种表征方式。生活在今天的海外离散华文作家，尽管不一定喝着同一种水，却流淌着共同的血脉，且用同一种文字书写，其思想意识深处，潜藏着一种根性――中华民族之根，是文化之根、亦是语言之根、礼仪之根、良善之根。华文离散诗学突显了以华人主体的诗学建构，与中国诗学具有同宗、同族、同国的统一性。
（二）异质性
华文文学是特定历史语境发展演变而生成的。海外华文离散文学写作，基于其产生过程的特殊性，它与中国本土文学写作的区别表现在异域环境文化、语言、交往和日常生活方式等与国内的差异，从而引发了观念碰撞乃至心灵震撼，海外华文作家改变了既有思维方式，接受所在国社会文化影响并表现在文学形式中。他们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在生存、创作语境上已经发生了去国化的空间变异。华人作为离散的族裔，尽管大多坚持用母语写作，写的也是中国人的故事，但毕竟是在异域写作，具有不同于本土文学的生成变革与审美情趣。从创作主体的创作倾向与心理特征看，按赵毅衡的观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着较高的“纯洁性”（纯粹为写作而写作）；具有多元性；“人格分裂”性（文学创作与现实处境的悖离）；“漂泊”是创作的母题；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精神张力。从创作主体的视角出发，陆士清认为，海外华文作家在国家认同方面已认同居住国；在价值认同上与中国人不完全相似，特别是以维护居住国利益为优先；拥抱所生存的土地，珍爱在居住国的事业发展；与中国人有不同的追求与梦想。这些因素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不同于本土文学的异质性的特点。
（三）原乡性
文学上的原乡，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于故乡的概念，人们寻觅精神的家园，皈依灵魂的原乡，并不仅仅是回到过去的出生地。原乡可能是空间、又是土地、又是心灵，是祖国又是家园，是一个浮游着精神的泊地。在异质土地上用母语书写的文学文本，必然蕴含着浓郁的原乡文化精神内涵，并深扎于其根源之中。海外华文文学所收获的累累硕果，正是嫁接在中华文化这棵大树上生长开花之后而缔结的，是对华夏文化之根的眷恋、延伸和拓展，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事实。旅美作家聂华苓说：“汉语就是我的家。”新移民女性作家张翎说：“写作就是回故乡。”刘再复则说，我的根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通过汉语书写，就是作家对自身的文化的认同。方块形的汉字就是中华魂，是一个流散族群传承或建构自身精神家园的根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对于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子孙，从生命孕育的那一刻起，就奠定了生命之根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原乡。只有不让自己与生俱来的根性丢失，才能在全球化时代重塑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正因为如此，寻根、追忆和返乡在世界离散文学中，是常常受到普遍关注和反映的母题。
（四）边缘性
美国学者斯蒂芬・桑德鲁普在他的“移民文学”的研究中写到：“移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展示出一系列复杂的分裂化的忠诚、等级制度以及参照系等问题。对于移民者本身来说，各种各样的边缘化是一种极其复杂而且通常令人困惑不已的体验。一方面，移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会到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感，陌生的风俗、习惯、法律与语言产生了一股将其甩向社会边际或边缘的强大的离心力；另一方面，移民也体会了一种对家园文化的疏离感，那些导致移民他乡，远离自己所熟悉的雨水般融洽、优游自如的环境的各种因素，会更为清晰与痛苦地一起涌来。”在海外，几乎所有的离散作家，其创作的首先冲动就是源自于“生命移植”的文化撞击。千万同胞在富裕的西方社会，被纳入了一种高度边缘的社会分工，@种分工剥夺了他们几乎全部从其“原初联系”那里获得的社会资源和身份意义，把他们变成了“多元化”社会构造中某个必要而暗晦的角落的填充物。旅居多伦多的小说家孙博，他笔下的系列故事，感觉有一股凄厉之风，其中既裹挟着人物命运的雷电交加，又包含着新生活的血泪。既有“现代茶花女”海外风尘的辛酸故事，又有而立之年的东方男人移民海外的生命悲剧，也有小留学生浪迹海外的种种苦涩境遇，每一部作品都捕捉到了离散海外的中华儿女被边缘化后的生命轨迹。
二、离而不散的审美追求
海外离散作家，面对西方异质文化及自己的母体文化所做的精神挑战。他们的一个突出精神特征就是勇于在远隔本土文化的“离心”状态中重新思考华文文学存在的意义。一种文学的产生和形成，首先应是趋于某种文化的自觉，之后才是文学的自觉。中华文化作为海外华人文化和华人社会构成的精神底座，无时不在，其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既是一种无形的纽带，也是华文文学发生的前提和动力源。海外华人文学家在离散的状态下，往往对中国文化更为坚持，海外华文离散文学在跌宕起伏中有一股内在继承的精神脉流。离散是所谓的形离神不离，身离心不散。林婷婷借用朋友的话说：“一个人可以没有身份证上的祖国，却不可以没有文化上的祖国。”离散海外的华人作家，不管是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形成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坚守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写作语言中国化
大多数华文作家，都坚持用华语中文写作，他们把华语中文当成了家国、亲人，充满激情地写作，这是海外华文离散文学的一大优势。在异国他乡，华语中文就是他们的故国故乡，是他们精神的寄托，是他们与祖国亲人联系的纽带，他们把华语中文当成生命一样的坚守。促使他们坚持华语中文写作的另一个客观的原因是用居住国语言写作很难被主流文学接受。一些华文作家被生活所迫，为了生计，选择用所居住国的主流语言写作，但要在所在国的主流文学中占一席之地却难上加难。就连在美国大出其名的哈金、闵安琪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过是题材占了优势。哈金说，他何尝不想用华语创作，但为生活计，只有如此。他所在的波士顿大学英语系，华文写作时不算成果的。用英语写作，至今还没有说得上十分成功的。张爱玲当年是在上海红极一时时出走美国，为了打入英语文学世界，她顽强地奋斗了十来年，尽管她有广博的文学修养和公认的英文表达能力，但她笔下的旧中国故事无论怎样也唤不起英语世界的阅读欲望，张爱玲自此之后基本停止了英文小说的创作。有的华文作家英语写作失败了又重新转向华文写作，如於梨华。张翎说，英语能达意，华语更能传神。这正是华文离散文学离而不散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创作题材中国化
离散海外的华文作家，在强大的文化冲突面前感到失落、迷茫、徘徊，继而在乡愁的咏叹中回归寻找母文化的依托，直至重新反思家园文化的历史局限。有的经过早期的对海外花花世界的亲历式的猎奇描写之后，继而都转向描写聪明勤劳的中国人在海外顽强拼搏、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传记性文学，作者们急切表现的是他们在海外所经历的种种人生磨难、酸甜苦辣等等，像孙博的《男人三十》《茶花泪》、余曦的《安大略湖畔》、严歌苓的《扶桑》《风筝歌》等，无不是这样的题材，虽然写的是华人的海外奋斗史，但其主要精神内核还是中国的、不同场域的中国人的故事。有的作家他们主要选材纯粹中国故事，发生在本土的中国故事。多伦多华人女作家李彦的长篇小说《红浮萍》，以一个中国家庭几代人的故事为线索，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在经历移民题材的书写后，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也逐渐“回归”大陆，故国的经历在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成为作家回望故土的小说题材，其中既有“”题材的优秀作品《天浴》《白蛇》，也有自我成长的记忆《穗子物语》，作家在经历了移民体验、文化冲突之后，以冷静的叙事心态审视民族历史、剖析自我，挖掘人性的深度。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讲述两个大陆女人的传奇故事，是纯粹的“中国书写”题材，《第九个寡妇》成功塑造了“王葡萄”这一独特的女性形象，并为大陆新历史主义小说提供了一个极具参照价值的文本。从作家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也可以体会到他们对母国文化的传承和坚守。
离散海外的华文作家都把文学当作一种精神的寄托，生命的再造。洪天国说：“在母亲的心目中，儿子是有出息的，文字比爵位还重要……她在我心中播下的文学种子，将永伴我走完人生。”可见，尽管在远离国土的场域写作，但母国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不变的主题，精神的家园，中华文化的宗亲血脉是华文离散文学离而不散的根源。
离散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文化命题。批评家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中指出：“离散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和的裂痕，离散存在于中间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系统，离散者是一位在更广阔的领域里的穿梭者。”他们身处本土与异质文化矛盾的巨大漩涡中心，难以割舍的母体文化精神脐带覆盖在他们心灵最隐秘的深处，双重的离散空间，双重的经验书写，使他们产生出巨大的思考能量，从而在创作中形成更为广阔的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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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原经济区 根亲文化 战略定位 理念创新 策略
随着“中原经济区”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原经济区建设也成为备受关注的中国区域经济之一。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之一就是建设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通过传承弘扬中原文化，充分保护和科学利用全球华人根亲文化资源；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打造文化创新发展区。”由此，中原“根亲文化”的资源保护、开发成为建设具有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品牌的重要支撑，“根亲文化”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也成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中原经济区“根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现状
中原“根亲文化”是以姓氏文化资源和历史名人文化资源为主要内涵的文化形态，她是由根亲而发生、发展的一种追族索缘、血脉相继的文化现象，核心是以儒、道、释相结合的追求仁爱、统一、和谐为主的文化，包含姓氏文化、农耕文化、政治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有着地缘特征、情感特征、开放特征与和谐特征等显著特点，中原“根亲文化”由此形成华夏历史文明传承的血脉之根、精神之根。
中华姓氏大约起源于相当于父系社会的炎黄时代，文献所称“三皇五帝”的不同记载，有迹可循的12位人文始祖大都出自河南或以河南为主要活动地。据许顺湛先生的考证：炎帝族后代曾占据15个属地，有107个氏；黄帝族后代占据101个属地，有510个氏；舜族后代占据7个属地，有61个氏；禹族后代占据12个属地，有33个氏；契族后代占据12个属地，有124个氏。这835个氏，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并由此演化为华夏民族的姓氏。根据著名姓氏专家谢钧祥先生的考证，中国前100位大姓中有80%起源于河南，占海内外华人总人口的85%以上。河南历史上名人辈出,在中国“圣人”中出自河南的就有：道圣老子、商圣范蠡,字圣许慎、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文圣韩愈、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乐圣朱载堉等。其他还有很多名人举不胜举。这此名人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也成为今天各个姓氏的骄傲和寻根祭祖的目标。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以河南为目的地的寻根潮已经出现三次：第一次热潮以80年代“海外谢氏南阳寻根”、“海外郑氏荥阳寻根”、“海外林氏卫辉寻根”、“全欧客属崇正总会：河洛郎客家人祖地寻根”、“黄帝故里论证”、“炎黄二帝巨塑捐建”等为代表，凸显出改革开放初期华夏民族“根亲文化”的精神传承特征。第二次热潮以90年代“海外郑氏实业家：首届郑源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长葛许昌：世界舜裔第十三届国际大会”、“商丘梁园三陵台：戴氏起源地大会”、“郑州：世界客属第十三届恳亲大会”等为代表，先后组团到河南进行寻根谒祖，凸显出“根亲文化”的群体覆盖性和空间广布性特征。第三次热潮以新世纪以来“河南省人民政府：新政黄帝拜祖大典”、“郑州：全球华人公祭炎黄二帝活动”、“商丘：中华姓氏文化节”活动为主，以召开单姓世界大会为特征的“根亲文化”热潮，凸显出“根亲文化”的类型多样性和稳定开放性特征。
伴随着寻根热潮的不断涌起，在根亲文化学术研究领域也生产了大量成果。1981年4月河南日报刊发《寻根母语到中原》的文章拉开了河南寻根文化资源开发的序幕。随后不断出版的《台闽豫祖根渊源初探》、《谢邑考》、《荥阳与郑氏》、《中原寻根：源于河南千家姓》、《中华姓氏谱》、《中华姓氏通史》、《百家姓书系》、《百家姓书库》、《中华大姓寻根与起名》、《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刘氏文化报》、《根在中原》、《“中华姓氏中原寻根”系列丛书》等代表性成果奠定了根亲文化资源研究和根亲文化传播的基础。同时，河南各地及世界姓氏宗亲组织也相继成立了各级、各类姓氏根亲文化研究会、姓氏根亲文化协会、姓氏宗亲联谊会等，吸引和培育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投入到根亲文化研究领域。根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呈现出：由零散寻根到组团寻根；由海外寻根到海内外宗亲联合寻根；由一般的寻根到举办世界大会寻根；由姓氏后人弱势研究到地方与学术单位强手联合研究；由一般的寻根联谊到寻根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较有特色的寻根经济等特点。可以说，河南的根文化资源在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科技、教育、艺术等方面都闪烁出诸多闪光点，对河南的文化产业及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特色形成，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原经济区“根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整体的保护开发理念
“根亲文化”资源在当前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有着显著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姓氏寻根、客家人寻根、人文初祖拜谒为龙头，对特定的地域文化、语言文化、民俗文化、政治文化、农耕文化都有积极的保护和开发作用，促使寻根华人回乡投资、旅游，推动了合作开发，带动了旅游、商贸、文化活动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各地在“根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中重经济、轻文化，重竞争、轻联合，重发展、轻保护的现象特别突出，站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高度我们却发现中原“根亲文化”缺乏整体性保护开发理念，姓氏寻根与文化寻根没有协调、同步发展。
（二）缺乏有力的“根亲文化”品牌
自2006年开始的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逐步成为中原“根亲文化”资源的品牌代表，不仅每年吸引几十万人参加拜谒活动，也吸引上百亿元的经济投资，促进了世界华人对圣地河南的认识和了解，加深了河南与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但是，“根亲文化”的经济效力不是孤立的，当前缺乏三皇五帝文化、姓氏根亲文化、历史名人文化、佛道儒家文化、黄河文化、少林武术与太极文化为核心内涵的“根亲文化”品牌项目建设和文化基地建设，制约了中原“根亲文化”对华夏文明历史传承创新区的建设视野。
（三）缺乏明晰的“根亲文化”战略与产业
今天，“根在河洛”、“寻根的起点是闽南，终点是河南”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共识，一批批回乡问祖的同胞中，有的手持族谱来寻根，有的寻找祖墓来祭祖，有的凭籍都名来寻源，有的组成社团组织来谒祖，还有不少通过来函来电来寻找自己的祖籍，可以说发展“根亲文化”，必有一定的物质载体来承载。但是，一系列彰显华夏文化风范、反映中华文明史的“根”文化品牌纷纷被外省抢走，痛失中华文化之根的“首播权”，如：中华文化标志城就选址山东济宁，中华始祖园落户甘肃天水，中华孝道园建在江苏常州。此外，“根亲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缺乏行之有效的系统支持，缺乏以中原为平台依托的整体性规划。
三、中原经济区“根亲文化”资源开发战略的思考
（一）战略制定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基本目标，就是把中原文化打造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承载地、华夏历史文明的重要展示地和体验地、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圣地、华夏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示范地、中华当代文化发展新高地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基地。而中原经济区“根亲文化”资源正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实现华夏历史文化传承创新的根本所在。中原“根亲文化”资源开发的战略定位就是要把民族特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与自然圣地建设、“根亲文化”遗产开发实验区建设等有机结合。
原真性保护战略。要围绕“根亲文化”的祖源、族源特征，对现有遗存逐一研究，挖掘、清点、分类、登记现有姓氏非物质文化资源，成立专家队伍，加大“根亲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存项目的保护、开发，实现文化符号的原始、原真特征。
资源产业发展战略。把握“根亲文化”资源的稀缺性、杰出性及丰富性特征，加快旅游产业发展，通过策划、打造旅游产品、项目，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中原，拓宽寻根问祖的社会效益。
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多源融资与社会动员，广泛搜集姓氏宗亲信息，选准宣传目标，动员全球华人建设华夏“根亲文化”中心，打造华夏民族的精神家园。
（二）途径策略
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原经济区“根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应在发展路径上坚持项目带动、品牌带动、创新带动和服务带动，从而推进“根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亮点。
1、项目带动
一是围绕中原“根亲文化”资源，建立以“根文化”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整合现有83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展示中心、传承基地，丰富“根亲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增强“根亲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支撑。二是以国家大遗址保护主题公园建设为依托，弘扬“根亲文化”。发挥大遗址是华夏历史文明成就 “活化石”作用，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与“根亲文化”的和谐共生。通过“根亲文化”符号元素在中华古都名城体验区建设中的运用和展示，组团形成我国最大的古都名城群。以古都名城为依托，加大文化创意力度，完整展示中华古都名城发展史，打造具有“根亲文化”特征的中华历史文化古都名城体验区。三是建设中华姓氏文化园。充分发挥“根”文化优势，建设以中华姓氏博物馆、百家姓文化广场、中华姓氏塔、中原历史名人碑林等项目，支持区内高校、科研机构建设中华元典文化、中华姓氏文化为重点的文化研究机构，形成“根亲文化”研究学术高地。
2、品牌带动。打造中原“根亲文化”的“圣”字品牌
一是建设中华始祖“根”品牌。围绕淮阳太昊伏羲陵、新郑黄帝故里、灵宝黄帝陵、内黄颛顼与帝喾二帝陵，建设中华始祖“根”品牌，建设中华人文始祖和诸多姓氏共同祖先的拜谒基地，凝练中原“根亲文化”的部级名片。二是建设姓氏始祖“名人”品牌。利用太公故里与墓在卫辉、周公庙在洛阳、文王演易地在汤阴、武王庙在获嘉等地理优势，挖掘姓氏祖先和众多姓氏的始祖效应，建设中原“根亲文化”的名人始祖品牌。三是建设姓氏祖地的古国品牌。利用商都在郑州、安阳等地，与商相关的姓氏有67个；郑国都城在新郑，与郑相关的姓氏有145个；卫国都城在淇县、淮阳等，与卫相关的姓氏有163个；宋国都城在商丘，与宋相关的姓氏有227个的姓氏祖地资源优势，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建立姓氏祖地展示园区，形成中原“根亲文化”姓氏祖地古国品牌。四是建设姓氏迁徙“客家祖地”品牌。河洛地区、固始地区，是客家人迁徙的始祖地源，要围绕客家人70多个姓氏“河洛郎”、“固始籍”的身份认同特征，建设客家姓氏祖地园区，叫响中原“根亲文化”的“客家祖地”品牌。
3、创新带动
在中原“根亲文化”项目建设和品牌基地建设中，要注重建立完善的“根亲文化”资源开发性的研究体系、保护体系、宣传体系、联谊体系、产业体系、技术体系，通过制定详细的战略规划、设立研究基金、创建高层论坛、设计制作特色文化产品、现代网络技术与新兴电子技术的运用等形成中原“根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力的学术支撑，使“根亲文化”的展示更具活力。
4、服务带动
在中原“根亲文化”保护开发利用中，要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通过领导方式转变，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服务内容、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服务方式、服务流程和服务态度的转变，明确政府在“根亲文化”建设职责和权限。通过建立健全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和运行保障机制，科学制定中原“根亲文化”战略规划，明确建设范围、目标任务、保障条件等等，细化“根亲文化”重要传承区建设的土地、资金、人才政策，积极吸纳更多社会组织和力量流入“根亲文化”保护开发建设中，使中原“根亲文化”建设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支柱和亮点。
参考文献：
①《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省略/zwgk/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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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张新斌. 河南寻根文化资源的战略思考[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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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赵保佑，毛兵，卫绍生. 建设华夏历史文明重要传承区刍议[J]．中州学刊，2010（1）
⑥《台闽豫祖根渊源初探》发表于《中州古今》1983年第5期；《谢邑考》由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专家1988年完成；《荥阳与郑氏》1994年编印；《中原寻根：源于河南千家姓》199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姓氏谱》、《中华姓氏通史》、《百家姓书系》、《百家姓书库》、《中华大姓寻根与起名》等姓氏丛书都有河南专家在90年代加盟出版；《刘氏文化报》2002年鲁山刘氏研究会出版；《根在中原》套书200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华姓氏中原寻根”系列丛书》2007年由河南省社科院牵头团结出版社出版。
⑦闫喜琴. 论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中原旅游的区域合作[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关键词：青少年 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表征 民族认同感
1 研究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积淀，价值意识里具有强烈的感彩，它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每个民族成员在这种特定文化背景中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构建了价值观念。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政治家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战略主题，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并融一体的民族文化，不同边缘民族在文化变迁和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透过文化记忆的重组与建构，最后都被同化为中国人。社会表征理论是近20年欧洲社会心理学最具影响力的本土化理论，该理论界定了群体认同的符号边界，个体内化了本群体的某些社会表征就必然形成群体的社会认同。同一社群共享一种认知结构后会促进一种亲密情感及群体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文化的认同功能在多民族国家显得更加重要，且文化认同是可以跨越民族的。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反映了对其认同状态，它也与中华民族认同感不可分割的。
2 研究方法
自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表》，秦向荣编制《中华民族认同感问卷》，本研究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问卷292份，回收率为97.33%。同一被试同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表征问卷与中华民族认同感问卷，为了平衡顺序效应，有一半被试先做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问卷，然后再做民族认同感问卷；而另一半则相反。根据测谎题筛查被试有效数据，将《中华民族认同问卷（EIS）》中测谎题重新赋值，求出测谎项总分范围在0-5之间，根据这个分数来确定剔除被试数据的标准，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74份。主要统计工具为spss11.5和lisrel 8.3，对研究做项目分析、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3 结果分析
3.1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量表各个项目分析
研究分析出各项目具有良好区分度；切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0.8272，一致性良好。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的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是：“文史文化”是0.7420；“民族文化”为0.7264；“思想文化”是0.6893，分量表有一个维度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其他维度的信度较好。
3.2中华民族认同量表项目分析
分析得知中华民族认同量表的信度量表总体的α系数为0.715，该问卷具有可接受的信度。按照秦向荣所做因素分析，量表分为四个“认知维”、“情感维”、“评价维”和“行为维”。
3.3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总体状况
采用单样T检验方法，将平均分与得分中点94.5进行比较，青少年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平均分118.41，标准差为10.355。得分显著高于中点，总体看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都比较强。
3.4社会表征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对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作总体积差相关分析，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存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r =0.467*（*表示 p ＜0.05）。文史文化”和“思想文化”分别与“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维度具显著正相关。“情感”维与“民族文化”没有相关性。
回归分析：一元回归方程分析显著，中国传统文化可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感21.8％的变异。
随后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民族文化”没有进入回归方程，“文史文化”与“思想文化”可联合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感52.8％变异量（表6）。“思想文化”层面的预测力最佳，解释量为61.5%，“文史文化”的解释量为22.5%。中华民族认同感= 0.615*思想文化+0.225*文史文化
4 分析讨论
研究针对社会表征应用功能即中国传统文化认知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影响作用。研究首先证实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状况呈积极正向认同，结果证实社会认同理论，通常个体会以偏好的态度看待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有必要，但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将传统文化认知置放于民族认同中作以观照，除了“民族文化”与“情感维”无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各维度与中华民族认同感其他维度两两呈正相关。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表征中的“文史文化”、“思想文化”和“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正面因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程度较高，中华民族认同感程度也就越强烈。一直以来关于文化的定义颇有争议，但是不可以忽视概念本身的三个主要特性：（1）历史性；（2）群体性；（3）影响性。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的相关已被证实，但不排除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可以预测中华民族认同感21.8%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的三个维度中，“思想文化”和“文史文化”进入回归方程进行解释。其中“思想文化”的系数达到0.615。文学著作、思想智慧、道德风尚等项目属于“思想文化”维度，一直以来，中国节气和爱国主义精神被提倡，这些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内容。“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影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昭示着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有径可循，传统文化的教育应立足于核心部分，即“思想文化”的教育力度加大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其项目更多是与我们生活内容息息相关，如民族衣饰、传统佳节、特色食品、典型物品以及风俗习惯等等，青少年对于已经融入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有可能产生笼统无分化的情感。“民族文化”与“情感维”不具有相关性，而“情感维”又恰恰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核心部分。对于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培养，不能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风俗民情的晕染，当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其中民族情感凸显性的内涵就会减少。对于青少年的思想教育需要通过必要手段，从文化的特性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结构也许会更精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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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茶艺英语 中国英语 语言特征 功能
1.引言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我们不再仅仅是学习英语语言和英语世界的文化，而是要主动将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党中央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应时而生。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结晶，是长期累积下的文化精髓。在中华茶文化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茶艺英语尤为重要，中国英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可以有效弥补双方文化和语言的空白之处。
2.中国英语
“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差别最早是由葛传诚壬于1982年提出的，后来“中国英语”的概念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并撰写论文加以研究，比如汪榕培等。中国英语客观存在，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从1637年的中国最初接触英语开始，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皮钦语和外语。皮钦语是由于最初双方交际缺少必要的共同语所致；有汉语方言（粤语、闽南话、上海话等）、葡萄牙语、马来语和英语的特点。外语制度的确立有利于英语地位的确立；晚清明国时期的中国英语语体正式、用词华丽、语法结构复杂，其中国特征并不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1949-1978）期间，中国英语最明显的特征是政治色彩。改革开放后到现阶段，中国英语呈现出最为显著的中国特征（潘章仙，2005）。这些特征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词汇、语法和语篇及修辞。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中国英语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本文主要研究茶艺英语中的中国英语。
3.茶艺英语研究现状
茶艺英语属于专门用途英语类别。广义的茶艺英语可指从种茶到采茶、制茶、售茶到泡茶、品茶的所有茶事活动的英语表达；而狭义的“茶艺英语”可指艺茶、品茶、茶馆茶艺服务以及茶文化宣传工作中需要用到的英语表达（李泉洁，2015）。李泉洁通过知网数据库中得到的语料，对我国茶艺英语研究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对茶艺英语的研究有四个特点：“小众性”、“必要性”“迫切性”和“困难性”。小范围并不代表不重要；茶艺研究在当前很有必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对外文化交流人才已是刻不容缓（黄汝，2010）；茶艺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范式，茶艺英语研究中的翻译研究也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我国茶艺英语的研究多集中于“茶学”或茶艺课程的教学研究、以翻译为目的的研究，以及宣传茶文化为目的研究三个方面。茶艺英语教学没有统一的课程规划和教学大纲教材。从翻译角度出发对茶艺英语研究的成果不多，比如李丹、姜欣、张桂华等。以茶文化宣传为目的的材料目前唯一可寻的是《茶艺英语》，由林治和李~欧编著。本文以此书为语料来源，研究其中国英语特征和功能。
4.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研究
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唐代的陆羽以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对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尊称为“茶圣”。现代茶艺是一门高雅的艺术。茶艺英语中有许多中国特有的事物，有明显的中国特征。
4.1词汇层面
杨莉认为中国英语词汇的构成方式主要有：（1）音译借词；一部分词汇或短语是根据中国普通话的发音直接转化生成的，比如fengshui，jiaozi，kang等。（2）意译借词；将汉语词汇通过直译手段逐词借用英语的表述形式生成，比如Four Modernization，Floating population；（3）混合借用；把外来语成分与本族语成分结合在一起；有的是汉语词根加上英语词根构成复合词；有的是汉语词根加上英语词缀构成，比如Peking duck，Chinatown，Confucian，Manchurian等。
茶艺英语中有大量的音译词，主要是茶叶名称，如苦丁茶、杜仲、蒙顶黄牙、霍山黄牙、白鸡冠、水金龟、铁罗汉等。中国是茶的发源地，按照不同标准，茶叶分为不同的种类；不同种类下又根据茶叶的产地、茶的特色、历史故事等有不同种类的茶。这些茶名正是中国丰富茶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根据意思翻译为英语的话会很唆，而且意思不一定明确。采用这种直译法，给茶艺英语增加了茶的地方文化特色。
另一类是意译借词。茶艺英语中此类词汇有三类；首先是茶具；茶具是茶艺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茶具是中国特有的器皿，但有些是共有的，可以根据意思借用英语的现成语言成分去表达新的含义，比如和tea相结合的有tea canister，tea basin，tea tray，tea plate，tea cart。其次是一部分茶叶的名称，如black tea，white tea，yellow tea，Seven Son’s Cake，herbflower tea，Rose black tea，Big Red Rob，scented tea等。此类茶叶的名字和其特征有一定的联系，采用译借词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最后是其他方面，比如“God water”是天水，茶艺中将水分为天水、地水和再生水三类，其中雨、雪、霜、雹、露成为“天水”。采用GOD一词让人联想到“圣水”，自然也是茶艺中泡好茶的上等好水，使读者感受到茶艺中水的重要性及茶艺的奇妙之处。
第三类是混合借词。这类词表现在茶叶名称中，如Tieguanyin Tea，Longjing Tea，Biluochun Tea，Huangshanmaofeng Tea，Taiping Monkey King，Wuzi Xianhao Tea；采用英文TEA与汉语拼音的结合，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种茶，汉语拼音为英语的表达增添了异域色彩，体现了中国特征。这类词也表现在泉水的名称中。水在茶艺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有不同的名泉，如Baotu Spring，Huishan Spring，Hupao Spring；Yuye Spring，zhongling Spring等。“好水泡好茶”，茶艺自诞生之日起就特别讲究泡茶的水质，好的泉水便是泡茶者的福音。有的器皿表达也是这类词汇，如piaoyi cup，Gongdao Mug，Fragrance-smelling cup；还有茶叶产地或者器皿生产地的地名表达，如Yixing Province，Zhejing Province，等。这些地方大多因当地的茶叶或者茶艺器皿著称，将它们的汉语拼音表达保留下来本来就是在传播中国文化。
4.2句法层面
英汉句子结构最大的区别在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和。“形合”就是通过语言本身的语法手段来链接句子成分；“意合”主要是靠句子内部的逻辑关系来链接（范勇，2015）。茶艺英语中的英语句式有的就具有汉语语句的特征，形成独具特色的短句体现了其中国特征。比如“one tender and three verdures（一嫩三鲜）”，“one tender and three green（一嫩三绿）”等。“一嫩三鲜”是由康熙帝命名的茶叶碧螺春的特点，这个英语短剧很好概括了其特点：叶芽嫩，色泽碧绿，香气鲜美，滋味鲜甘。“一嫩三绿”是绿茶的特点：茶叶嫩，外形绿，汤水绿，叶底绿。绿茶事未经发酵的茶，这个英语表达也很好地表达了其特点。中国英语采用汉语特色的短句便于记忆。
4.3语篇层面
从语篇看，汉英在叙述风格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汉语的陈述与描写讲究语言华美，英语则崇尚平实简洁；英语论说文委婉而含蓄，而汉语则直截了当（范勇，2015）。在茶艺英语中的茶艺解说词部分，有许多典故、名人故事等用词考究。比如“凤凰三点头”、“三龙护鼎”、“玉液移壶”、“乌龙入海”、“祥龙行雨”、“甘霖普降”、“绿叶镶红边”、“荷塘听雨”等。解说词是茶艺师在茶艺表演或是为客人冲泡茶时的语言解说，包括对茶的特点、历史故事、泡茶动作讲解、茶的保健功效、茶的冲泡方法步骤等多方面的解说。茶艺英语保留汉语的这种语篇特征，在茶艺解说词部分详尽细致，保留汉语的特色；其中的许多修辞手法是通过“归化”手法尽量保持其原汁原味。如In the eyes of tea drinkers，“water is the mother of tea while the teapot is the father of tea”.When making Big Red Robe，the king of teas，only a “Great Bin Pot” will match it.（“在茶人眼里，‘水是茶之母，壶为茶之父’，要冲泡大红袍这样的‘茶王’，只有英大彬壶才能相配”。）
5.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功能
胡晓丽根据语言功能理论研究提出“中国英语”在语言运用中呈现两大功能，既有在语标记语言使用者社会功能文化特征的功能，又是语言使用者达成不同交际目的的有效工具。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除了具备这两项功能之外，还有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功能。
首先，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具有文化标记功能，它承载着中华茶文化信息和内容。比如在茶名称的英译中保留了中国茶命名特征和规律。在交流中标记了中华茶的文化身份，即茶艺是中国人财富的文化印记。其次是促进功能。在茶艺英语中，中国英语有效地促进了构建文化认同，建立了人际关系，达到表达情感和体现意识形态等多种交际目的，有效填补了英语中茶艺相关词汇表达的空缺。茶艺英语中的中国英语，“You can call me Xiao Wang”，通过对“Xiao Wang”这一中国特色称呼的应用，茶艺师与客人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为茶艺服务打下了基础。在送客人走时，有中国语言的习惯，即对客人表示关心。比如“Mind how you go！Take care.”体现了中国人顾客至上的理念，拉近了人际关系，为下次做好了铺垫。最后是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功能。茶艺英语的服务对象或者读者是外国人士，茶艺英语承担着将中国茶文化传播出去的重任。由于中英语言和文化的天然差异，英语不能完全充分地反映茶文化；中国英语正好填补了两种语言之间的空白，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并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的事物（李文中，1993）。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在中华茶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成为传播茶文化的有效工具。
6.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特征及其功能，就语言特征而言，词汇层面最为显著，在茶的英语名称方面，三种构词法中国英语都具有；在茶具和茶叶相关的地名英语中，译借词居多；混合借词中，茶名称和与茶密切关联的泉水名称显著。句法层面体现为使用汉语式的简练句式，清晰明了，便于记忆。语篇层面主要体现在茶艺解说词方面，保留了汉语语言讲究、详致华美的风格。茶艺英语具有文化标记功能、人际功能，以及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茶文化交流的重要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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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VI；品牌；企业
一、将中国传统元素作为切入点
VI作品的开始要考虑到创意，就是要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在考虑传统文化的同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思路。（1）切入点一：地域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这为VI设计提供了企业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碰撞而寻求创意的源泉，将中国元素的神韵注入VI设计中，充分体现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理念，使得VI兼具国际性和民族性。（2）切入点二：传统的象征物。在任何国家都具有具有本国特点的神兽或者象征物，VI创意的思路可以借用具体的物象去表现某种特殊的意义。在中国传统图形中，具有吉祥寓意的符号数不胜数，其丰富的象征和寓意可作为我们进行VI设计的参考。在具体进行VI设计时，选取合适的象征物进行再设计，绝对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靳埭强先生设计的中国银行VI，核心标志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金融业的象征物一一古钱币作为切入点，将古钱币与汉字“中”结合，进行更加简洁化的造型设计，表现了中国资本、银行服务、现代国际化的主题。（3）切入点三：巧妙运用企业和项目的名称。在设计企业VI时，也可以考虑将企业和项目的名称作为图形，既可以在造型上，也可以在表现上与中国元素的同构。汉字具有形似和会意，具有“图形化”、“符号化”的表现特质，通过设计处理可以直接运用到VI设计中。
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
在现代企业VI设计中采用传统文化元素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所有中国传统元素都有自己的文化意蕴，中国传统图形创作中的意境，是人们生活中的精神结晶，是艺术上的生动体现。企业在进行VI设计时，将传统文化中的“意境”与现代VI相结合，将传统文化和企业文化相结合，将中华精神沿用到VI所属企业的精神风貌之中，从而延展出更好的企业理念。
三、传统色彩的应用
色彩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只是一种物理现象，反应在人们的视觉上，作用于人的心理感受。想要在设计中表达其特定的主题，就需要通过文字、形象、色彩等因素来表现。对于色彩而言，要恰如其分的起到烘托主题和表现主题，发挥其情感的联想和象征作用，符合设计主题的中心思想。色彩是设计的基本元素，也是视觉传达要素，在现代企业VI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原始社会中，色彩已经有着不同的意义和性格。在现代色彩设计中，不但可以创造产品的“差异性”，也可以进一步凸显中国元素，张扬华夏文化。
传统的“色彩”，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具有鲜明艺术代表性的色彩。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提出了中国“原色”――“五行五色”说，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色彩原色观念，有所谓“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阴阳五行说中所谓的“五色”，由黑、白、红、青、黄构成。中国传统图形元素中对“色”的运用(如宗教壁画、民间年画、中国服饰、京剧脸谱等)是VI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设计源泉。红色是最具有中华民族象征的颜色，具有代表国家、喜庆、文化传统的特点。在我国红色大量运用到国旗、国徽的主色调中，随之也成为了中国的代表色。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中国馆采用了红色，在世博园中，中国红格外醒目。现代的VI设计借用这些具有象征性的色彩，也能够传达出更具民族代表性和传统文化性的深刻内涵。不过，在进行VI设计时还需要根据企业的行业属性，和企业特点有机的与传统色彩相融合，不要牵强用色而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还必须对蕴涵在其中的观念性的涵义及文化历史内容予以领悟。所以在现代企业VI设计中，如果采用传统色彩，需要在一定程度根据社会和企业情况，结合现代设计意识，加强VI设计的视觉冲击力。
VI是创造企业形象、增强企业影响力的有效工具，同时更有助于企业文化的整合机制。VI设计中运用中国元素的研究，主要是在企业文化中继承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这样企业文化根植于企业所处的地域文化和社会文化，那些最富民族特色的中国元素充分显示了中华文化的独创性和民族智慧，是中华文化与世界各优秀文化交流的纽带。中国的VI设计思想和表现形式，应该是世界的和国际化的，但文化底蕴又是中国的，有强烈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有很深的中国哲学和文化根基，又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闻乐见，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将设计艺术民族化、现代化，推动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历史交给我们新一代的伟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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