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界定，显然极大提升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使之与注重吸储知识和训练能力的一般性通识课区别开来，表明了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语文”的独有特质，应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这一界定也与《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定性内容基本相符。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2］。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3］。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关键词:十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价值定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关键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难点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高度，将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特别是同志通过主动阐释、积极运用、率先垂范等方式，就其历史定位、主要内容、根本价值、传承途径等作出深刻论断，推动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挖掘与探讨，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的新发展。
一、批驳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
清末以降，国人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救亡图存，其先后向西方学习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西方文明的传播、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怀疑否定的情绪逐渐上升。直至五四新文化时期，提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适语）。这种“百事不如人”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全盘西化论”者要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举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别。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由此确立了现代新儒家捍卫传统文化价值的思维定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则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应该是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第三种文明”，既坚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文化具有的时代性、普遍性，又坚持文化具有的民族性、特殊性，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先河。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文化派、保守主义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场上，相互冲突与融合，共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发展景观。改革开放近40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环境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海外新儒家及大陆新儒家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坚持保守主义文化派立场，鼓吹文化复古主义，主张恢复儒教功能，回归儒家道统等。同时，伴随着中西文化日益广泛的交流、交融、交锋，出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它们是自由主义文化派在新历史时期的反映。面对文化领域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何去何从？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及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批驳了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重新定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坐标，为其传承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怀疑否定论干春松教授的著作《制度儒学》，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儒学、儒家对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学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彼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泱泱大国，巍巍华夏，文运昌隆，虽历经朝代更迭但文脉延续不绝。所谓“国可亡，中华文脉不能断!”这样的民族心理衍生出文化上的盲目自信与夜郎自大。直至西方列强叩关索地，清政府割地赔款，一些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改对传统文化的迷信，开始怀疑和反省。怀疑中国之器物可否堪用，怀疑制度和文化是否足恃？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走向制度层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从制度层面走向精神文化层面。这一路向西的学习经历了从“西学之用”深入到“西学之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被怀疑否定的过程。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在鞭挞封建专制的同时矛头对准了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激进批判的过程中难免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未能做到辩证地“扬弃”，一时间否定和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成为潮流。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虽然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方针，实际落实中重批判轻继承，强调传统文化属于封建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传统文化超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继承性，中破四旧也存在将工商老字号、古籍、字画、瓷器、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混同四旧一起破坏，更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今天，我们在对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的同时，必须正视怀疑否定论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当前，西方在经济科技信息上仍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
在此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百事不如人的崇洋心理、怀疑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惯性，依然顽固地存在着。他们习惯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糟粕、封建残余和落后过时的象征。在其看来，中国在经济崛起后所面临的诸如官本位、、奢靡浪费、法制缺失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源即在于受腐朽落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受新自由主义、西方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部分社会精英与所谓公知激烈地抨击中国的传统与过去。他们将民主不健全、贪腐屡禁不止及社会不公正、不平等，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将其视作历史包袱。他们片面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亲亲、尊尊、三纲五常划等号，认为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甚至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优秀传统文化。部分人即使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也对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和文化能否在当今社会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心存疑问。这种反传统的传统，使国人沦为精神浪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立根铸魂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同志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此外，学术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内政外交等命题展开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讨，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这些论断和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怀疑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视为沉重负担的错误思想，驳斥了认为只有将其彻底废弃，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全盘西化论，为在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扫清了障碍。
（二）文化复古论20世纪中期，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等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昭告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肯定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强调与西方文化不同之东方智慧及其世界意义，并号召人们研究中华文化，现代新儒家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崛起及诸如生态破坏、功利主义盛行等世界问题的产生，各国学者开始强调对中华传统哲学智慧的汲取。中国学界在反思重建价值秩序的过程中，也日益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但一些学者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后，激进地走向怀疑否定传统文化的反面，积极鼓吹文化复古论。他们坚持夷夏之辨的陈腐偏见，认为马克思非我族类，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主张复古更化，恢复中华道统。一部分人还在海外新儒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主动借用该旗帜，自封为大陆新儒家，并利用这一极富使命感的身份，刻意制造非马即儒的紧张对立，意在通过崇儒反马的宣传鼓动，攻陷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阵地。譬如蒋庆指出，应将孔孟之道作为根本统治思想写进宪法，替代马列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依靠儒家义理实行王道政治[1]。实际上，其早在21世纪初就在贵阳修筑阳明精舍宣传其所谓政治儒学、儒家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主张。陈明则高调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在其看来，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鸠占雀巢。因此，应去马归儒、改旗易帜。他创办《原道》等刊物，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积极推广文化民族主义，抵制和抨击一切外来思想、文化与宗教。
康晓光明确提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1]。党的十以来，针对党中央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陆新儒家错误地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重回中华正统的开始。这种错误认知明显是对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误读。强调：“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一定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2]即是明证。这种刻意误读，势所必然地遭到学界同仁的广泛批评。譬如方克立先生指出：“他们（大陆新儒家）写了不少有意曲解思想的文章，主要是一厢情愿地表扬他‘去马归儒’，复归中华道统，让他们看到了‘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将中国和平演变为一个‘儒士共同体’国家的希望。我认为要澄清上述误解、误读和有意歪曲……”[3]黄明哲讲：“一些‘儒学’学者认为，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正统的日子正在到来……这类观点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文化观显然存有误解。”[4]还有部分大陆新儒家刻意混淆优秀传统与传统的内涵，片面地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将传统政治思想、宗教意识、家庭伦理等，统统不加扬弃地视为优秀传统文化。但无数实践证明，这种全盘复古思想，忽视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毫无结果的闹剧。总之，文化复古论与怀疑否定论异曲同工，前者是全面肯定，后者是怀疑否定，二者都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复古论者没有看到孕育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这种对待传统文化只强调继承性无视时代性的态度，绝无成功的可能。二是复古论者尚未认识到十以来党中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弃马归儒、改旗易帜，而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三）文化虚无论文化虚无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层面的主要表现是抹黑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为反面人物正名，歪曲与传统器物、节日、技艺、医药、习俗等相关的历史事实。譬如蔑视传统道德观念，抹黑孔子、魏征、关羽等正面历史人物，为秦桧等负面人物申冤叫屈，无视中医的重要作用等。较之怀疑否定论不信任传统，文化虚无论直接无视其存在或否认其价值意义，对中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最丰富、最全面、最真实的历史。几千年以来，其逐渐成为风俗、伦理、制度、器物、艺术等内涵深刻、形式多样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凝聚着几千年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基础和实践基础，还维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中华文化连续性，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更是大国崛起的优势资源。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历史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共同文化、共同社会心理的载体。文化虚无论者通过歪曲或篡改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旨在破坏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基本认知、基本信仰。实践证明，文化碎片化、历史观模糊化，势必造成价值观体系混乱，继而导致思想教育荒废、政治纪律松懈、社会风气败坏和民族认同式微，并最终动摇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综上所述，较之怀疑否定论、全盘西化论或文化复古论，文化虚无论更是釜底抽薪、自掘坟墓的邪路。党的十以来，多次强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5]“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①学术界也对文化虚无论展开了批评，并肯定了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譬如左鹏明确指出其错误：“文化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只起负面的阻碍作用，是‘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主张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地挪到中国。”[6]王伟光则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思想资源，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发展和平外交战略的文化基石等[7]。这些论断，有力地驳斥了无视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标准、技艺传承及风俗习惯，将中华文化虚无化、空心化的错误观点，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揭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破解当今我国面临的难题，通过自觉地传承、弘扬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赋予时代特色的同时也赋予了民族特色。从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立场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丰富发展，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根本。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当前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如前所述，怀疑否定论者不信任传统，主张摒弃传统或全盘西化；文化复古论者全面肯定传统，要求回向儒学、回归中华道统；文化虚无论者曲解、虚无中华文化，企图瓦解国人的价值信仰。由此可知，这些论调虽各有侧重，却都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此类问题虽错综复杂，但其症结在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相关文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时代实践特点，科学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抵制复古主义[8]。这既是对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直接回应，也反映了大部分学界同仁的心声。如方克立先生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9]“文化思想的宗纲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3]高长武认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维度，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10]。作为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与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无数历史和实践证明：其必须与相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脉相承的实践探索中，自觉地传承、发展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吸收借鉴、批判继承、创新转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1]。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21世纪焕发新活力，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扬弃和改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其作用。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借鉴、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指导思想与血脉根基的关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有器物、制度与价值层面的分别。价值层面的内容较之器物或制度层面更深刻也更具本质意义。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永恒的东方智慧和人文精神。譬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修齐治平”的人生观，中庸、“忠恕”的处世观等。这些人文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13]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固有泉源、固有根本。就我国而言，民族之根本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之根本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以来，党中央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项培根固本的工程。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线性发展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紧密相连，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现代化难题，必须回首过去，从传统中汲取经验和智慧[14]。2017年1月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15]其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中华血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集中表达了党中央及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坚定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传统，是民族认同的文化基因，蕴涵国家复兴的基本价值。这些文化和价值，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根本依据，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本出发点。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诚信缺失、、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盛行、生态环境破坏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足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这些问题越发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从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寻找现代化困境的解决途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譬如欧洲国家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中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资源；现代化进程完成后，又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现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智慧。雅斯贝尔斯这样描述传统的重要性：“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及古波斯等都出现了伟大思想家，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从那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直依赖‘轴心时代’文化复兴所提供的精神力量。”[16]作为轴心时代的核心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希望[17]。对于新时期的执政者自身建设、治国理政、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对外交往等方面均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改革开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使其以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价值观、经济思想、生态理念等崭新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具体表现在：一是借鉴传统政治伦理加强党的建设；二是传承传统富民思想促进经济发展；三是以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核心价值观；四是借鉴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五是弘扬传统“和”文化助力对外交往等。这些理论与实践，见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概而言之，十以来，从共同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共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精神融入其中，给国人以禀赋、依归、自信与勇气。就像同志所说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21世纪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
三、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文化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宽泛，多年来人们一直努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作出理论概括。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张岱年先生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和为贵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其核心应是关于人的自觉的思想[18]。李宗桂先生认为：“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19]综观学术界相关研究，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可大致分为列举式、内涵概括式，或二者兼而有之。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同样采用了列举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即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拥有永恒魅力的中华文化成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15]。除此之外，是否仍有其他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意见》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任务的论述覆盖了更多的传承项目，事实上已为我们勾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轮廓，即中华传统古籍、戏曲、书法、语言、文字、医药、烹饪、武术、园林、节日、文物、制度甚至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列举式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具体地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物，但也存在界定相对模糊、概括不够简洁的弊端，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挖掘、划分、总结和概括。学术界习惯上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分为体、用两个层面加以概括，这主要源于理学家对体用关系的探讨。譬如程颐就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说法。这种划分方法，由学术变为常识，获得较大影响，始于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器物、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等逐步深入地学习和借鉴。学界往往以此为依据，由浅入深地对文化实体展开层次划分。这种划分，反映了文化传播的难易、快慢，且能直观体现文化的作用及影响，具有良好的表达效果和一定的科学性，因而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以此划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可大致分为体、用两个层次。但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儒家从封建正统到地位一落千丈，之所以没有断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文字与典籍的完整留存，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学习古人的思想、失落的国粹。所谓文以载道，语言文字和经典都是工具，是确保文化传播及文化传承赓续不断的载体。倘若其缺失，恐怕我们便只能在日用不知的梦魇中保留对中华文化的最后眷恋了。因此，中华文化之文同样不容忽视，亦不宜与其体用混为一谈。因为无论体用，其作用或影响的发挥，其延续与传承，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典籍等基本传播载体的运用和发展。概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体、用、文三个层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体，主要涉及精神、价值观层面，如中华民族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用，关乎器物、制度层面，如园林、文物、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文，主要是传播载体，如语言文字及经史子籍。
四、开创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
近代以来，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还是传承项目、传承平台、传承组织及传承环境等，都随着时代变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何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通过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统一部署、协调各方、保障落实，开创了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具体表现在，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等方面。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蕴含其中的儒学，在古代社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传承发展是有保障的。古代中国，形成了包括官府、官学及家庭、家族、私塾、同乡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多层次、宽领域的传统文化传承机构。但伴随封建统治的终结，这些机构或解体或被取缔，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失去了原来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改变，人们越发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国学、中国哲学、汉语言文学及考古学的研究者。他们不断挖掘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倡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时和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在其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自身及社会面临的问题，引发了强大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特别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回应时代问题，并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发挥其价值效用，推动形成了传承主体由单一向立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具体而言，一是党是领导责任主体。《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15]二是各级政府是主导责任主体。各级政府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城乡基层。各类文化单位、各级文化阵地，都要担负起守护、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三是全体教育科研工作者是教育责任主体。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深入阐发传统文化精髓，积极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四是所有家长都是家庭教育责任主体。广大家长要恢复和确保良好的家风家教，把所有的家庭打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阵地。五是人民是实践创造主体。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主体地位，“发挥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发挥文化志愿者、文化辅导员、文艺骨干、文化经营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15]。六是各类经济组织、从业人员是经济引导责任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各行各业经济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将相关产业做大做强，充分挖掘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概而言之，就是要坚持实行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方向发展，形成政府推广、大众推广、群体推广、人际推广、国际推广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新格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仍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单一，传承方式僵化，缺少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因而社会效益难以显现。《意见》指出：“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15]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必须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经典、习俗、节庆、教育、节目、娱乐、美食、工艺等文化元素及现代教育传播技术，打造更具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必须通过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用度、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党的十以来，学界自觉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意见》以来，相关研究获得了更大进展。譬如李明泉指出：《意见》表明，以语言文字为中心、以文化经典为依托、以习俗节庆为纽带、以化育知行为关键、以文化传播为平台、以生活方式为目的、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对外宣传为渠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路径[20]。通过研究系列重要讲话、相关文件及广大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以来推动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创新。具体而言，一是项目生活化，如中华老字号保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镇化建设、振兴中华传统节日、积极推广中医药、民族服饰及中华武术、发展民族体育项目等。二是平台生活化，除了研究院、实验基地、设计院外，还应充分发挥诸如微信、微博、主题网站等互联网、新媒体及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影院等传播平台及寺庙、道观、园林及各类文化旅游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三是组织生活化，如发挥中医药协会、中华武术协会、红学会、商会、收藏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宣传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扬弃观，而且从战略高度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视其为突出优势，并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积极继承、弘扬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通过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各项保护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打造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其传承发展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具体表现在，其一，各级党委和政府将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对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如加强宏观指导，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考核评价体系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等。其二，加强传承发展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制定和完善惠及相关工程项目的金融支持政策，建立合作共建机制，制定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完善相关奖励、补贴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赠或共建相关文化项目，建立健全传承发展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制度等。其三，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如完善文物保护法、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通过法制化建设增强全社会依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形成礼敬守护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法治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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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学语文；传统文化；重要性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学完，甚至一辈子也学不完，所以人的一生都可以学习，都在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都说学习要从娃娃抓起，其实，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也应该从小学抓起。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是非常强的，有些小孩子靠眼观耳闻一遍就能牢牢记住所见所闻。小学生在生活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对他们的思想、人格等都有重大的影响。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无论对他们的成长还是民族文化的传承都具有无法磨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传媒迅速发展的当下，世界各国文化不断冲击国内文化，很多小学生对奥特曼、樱桃小丸子等等都能脱口而出，但是对于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哪位名人却一无所知，传统文化可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更应该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做法
1.提高重视意识
在各国文化漫天飞舞的今天，不是要排斥它们，而是在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要学习传统文化，更加重视传统文化，要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学中，就要注重渗透传统文化的教育，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学习氛围，让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让祖国的花朵从小有一个认知：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要从小开始了解、学习。
2.诵读经典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文化经典著作是传统文化权威性的文化精髓的代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且大多朗朗上口。诵读经典一直以来就是学习语文行之有效的手段，往往能在诵读中感受文化经典的文字美感和抑扬顿挫的韵律，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学生的情操。在低年级尤其是一年级，应该诵读一些较简单的经典，如《唐诗三百首》《三字经》等，而且要反复朗读，直至可以随口背诵，牢记于心，甚至可以运用于日常交流中。诵读也是培养学生语言表达和增强记忆力的一种方法。
3.结合生活实际学习传统文化
诵读经典是相对抽象的，而经典是来源于生活的，生活又是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的，尤其是生活中的节日。传统的节日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下来的，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意义。结合生活实际，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做法之一。如端午节，可以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去了解端午节的来由，与哪位人物有关，在这个节日都会有哪些习俗，有关端午节的故事、名言、诗词等等，再联系自己家是如何度过端午节的，让学生互相交流讨论，去探究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意义，在实践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小学语文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所有中华儿女的重任，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需要渗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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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形成基本共识，努力做到振兴国学，弘扬国魂，遵守国法，传习国艺，申明国教，乐享国俗，精操国技，并使七者相通互利，相辅相成，以文化成，强国益民。这样才能发挥好它的重要作用，大力繁荣中华文化，增强文化强国的自信自觉，恢复大汉盛唐泱泱大国吞吐自如之雄风，改良世界文化产品进出口格局中中国文化产品入大于出的不平衡状态，将中华传统文化变成人类建设和谐文明世界的共同的宝贵财富。
归根结底，“文化是实现人类理想的过程和结果”，与“人类文化金字塔”的层级结构相一致。它的塔基是人类衣食住行用的生产、生活、滋养精神的物质文化；塔身是既有物质文化因素，又有精神文化因素，以综合文化形态显现，包含社会制度、国防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塔顶是包含艺术文化、学术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等在内的异彩纷呈、和光同尘的精神文化；塔尖是集合了人类美好向往的理想文化。四者构建成一个层级分明、和谐互动、传承久远的有机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正是人类文化这一基本结构模式的中国化。
一、国魂文化。或称国德文化，它居于文化金字塔的塔顶，是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最集中体现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它的道德内容，是易家易德的结晶，体现为儒家仁德、道家玄德、佛家佛德，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浩然正气、顺天行道、积德行善、大慈大悲为道德标准；以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爱国忠勇的先贤豪杰为民族脊梁和道德楷模。借用《论语・述而》关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话来说，君子即国魂人物，应是具有安民强国之目标，追寻大同之道即“志于道”，而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据于德”，怀有事业之心、仁爱之心、上善之心、慈悲之心而“依于仁”的志士，此即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核心层注重人格培育和道德修养的积极一面。它不仅主张对外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相得而有德行，更强调对内使自己的行为与自性相得而有德性，从而追求一种借“游于艺”来实现的自由洒脱、道德高深的人格理想境界。
二、国法文化。以法不阿贵的理念和包拯秉公断案的演艺，口耳相传，形成了国人执法如山，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观念，具有极大震慑力。国法不仅得到了夏商周立国以来历代执政者的大力鼓吹，而且作为中国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的法律文化形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典籍、制度文化和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历代法律总称。通过先秦法家的大力倡导，法制观念和执法严谨、刚正不阿的法治文化更为普及。历史上为国执法，公而忘私乃至大义灭亲者如清官包拯、海瑞等，比比皆是，世代扬名，是中华民本法治爱国观念的反映。
三、国艺文化。作为塑造国魂、民魂与人格，传承国法理念，蕴涵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文化形态之一，“国艺”在远古原始艺术中就已萌芽，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由粗变精，由野变文，浇灌世风，陶冶国魂。孔子很早就认识了国艺的这种文化传承作用，并提出过用来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说。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则用“国故学”将戏剧、小说等补充到“国艺”中。可以说，国人生活中一切审美创造性活动都可归为“艺”，它不仅可以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书画学等学问来总结，而且还形成了借助“琴棋书画”修身、培德、交友、悟道的国艺系统，琴悦耳，棋益智，书正气，画养眼，通过“游于艺”来归之心、合于道。所以国乐、国棋、国书、国画等民族艺术，不仅历来都成为圣贤和国艺家修身、养性、学道的途径，还发展起舞蹈、诗词、歌赋、戏曲、音乐、茶艺、花艺、武艺，精品纷呈，名家辈出，与少数民族艺术一起，丰富了传承久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国艺宝库。
四、国教文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教化的传承行为。与国艺的陶铸国魂、国法的强制规范不同，坚信老子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道理，成熟的宗教历来是以标志性建筑场所、专业组织、神圣拜祭与灵性信仰，给人以终极关怀的特殊精神文化。故姑不论国学大师任继愈关于儒教应列入中华宗教的命题是否成立，中国也无可怀疑地是一个有着自己“国教”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虽然我国的道教、儒教，以及中国化的佛教不可能成为主宰世俗社会精神生活与生活方式的“国教”，但我们也不应忽略道教、儒教的国教文化，在长期给予国民以心灵抚慰、艺术灵感、向善导引、慈善救济等方面的作用及贡献。
五、国俗文化。中华国俗文化与国节传承方式具有生活化、仪式化的强大生命力与感召力，可以最强烈、最集中、最鲜活地展现出地域的、民族的、时代的节庆特色。最近，国家已经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其文化传承作用，法定保护和广泛举办，使全民参与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以及元宵节、重阳节和其他民族节日等，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活力的大舞台、大课堂，起到了民族认同、民族凝聚、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其中奥秘，就是全民乐此不疲的国节文化，原是中华民族根据道德规范、易学原理、自然时令与农业耕作的规律等，为祭圣怀贤、规范人伦、凝聚人心、爱国爱家、活跃祥和气氛、繁荣经济而兴办的，具有代代相传、隆重热烈、庄严和乐、潜移默化的传统仪式、节日内容和国魂精神，所以历来就是国魂弘扬、国学复读、国艺献演、国技展示、国教传播的庆典，是中华国俗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最近颁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规划纲要》所明确提出的大力推广中华春节文化的要求，就是对中华国俗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视。
六、国技文化。文以技传。中华文化不仅有国教文化，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儒学、道学、佛学、易学等传统人文科学，以及经邦济世学、兵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算学、医学、农学、水利、建筑等自然科学，还有为这些学科传承、造福民生服务的各类技术手段，即属于实用技巧的专业技术文化。其技艺大师的专门技艺传承，对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意产业繁荣具有非凡意义。故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术”或“技”，属于与“艺”相联系、相近似而又有别的技艺文化、技术文化，如某些杂技、口技、演技类的专业技巧，以及造纸术、造酒术、炮制术等等。它与“国之道、国之学、国之艺、国之教”一起并列为“国之技”、“国之术”等，是中国文化传承体系中，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爱护工艺美术大师，传播中华文化成果的重要部分。
七、国学文化。广义的国学包括国立学校与教育制度文化，狭义的“国学”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是其理论的系统总结与方向引导，属于塔顶部分的学术文化范畴，是世界古代文明存世至今，最为博大精深、体系完备、凝聚了中华历史记忆与创造精神的智慧精华。“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总称，内涵极其丰富，举凡易、道、儒、佛、法、墨、名、杂、文、史、兵、农、医、天文、地理、堪舆、数术、武术、建筑、养生等家学说，无不囊括在内，故其界定历来多有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若参照“人类文化金字塔结构论”，则可将人类轴心时代诞生的儒学、道学、佛学和更早的易学，归于中华文化核心层，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中医学、养生学、科技学、武术学、天文学等独立学科，归以“文以载道”的中华学术学，将一般学科之外的“艺以弘道”、“技以传道”的大众文化研究，归于中华文化学。
秉持这一“国学三合一说”，我们将可应对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在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强国伟大战略指引下，增强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民族创意资源的珍爱，无论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还是如一些学者将其细分的考据学、义理学、经世学、词章学等，都可归入与西方斗争哲学不类的东方和谐哲学。这是因为，所谓“义理学”，其实是国学之“体”，属于思想理论文化。所谓“经世学”，其实是国学经邦济世之“用”，涵盖了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历史文化、地理文化、军事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中医文化、数学文化等领域。只不过古今称谓不同而已（如政治文化古称“纵横学”，经济文化古称“轻重学”、“平准学”、“生计学”），其他如农桑学、水利学、工艺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则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它们与记录阐释历史上伟大人物思想的经学所形成的“周易学”、“尚书学”、“三礼学”、“春秋学”，以及实际上是“文艺之学”的“词章学”，包含了文字学、目录学和考古学，蕴涵了珍贵史料，为经世学、义理学、词章学、经学服务的所谓“考据学”一起，作为中华学术文化的主流，收藏在中华典籍的经、史、子、集之中。直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交流，佛教援易入佛，通过禅宗中国化后，才影响儒家发展出宋明理学，建构起儒释道易为核心的中华学术文化格局。
以国学为基础，以国魂为精神，以国法、国艺、国教、国俗、国技为修身、规范、教化和传播手段的中华文化传承体系，其研究和实施都应当以人为本，把确立中华人格理想作为过程与目标，突出国学经典及其着力弘扬的国德主导作用。一部《易经》，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易德经典，是国人厚德载物、为人处世的教科书，运用易学线象思维方式的智慧结晶。因此，中华文化传承体系的研究，要根据这一思维方式去研究国学和中华文化，通过规范的中华学术达到“自我训练”、“人生选择”、“价值追求”和培养“学者人格”的目的。
总之，当前构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与环境早已发生了变化。中华传统文化也由以往被误认为维护腐朽制度的说教和“”极力扫除的精神垃圾，变成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资源，恢复了其中华民族生命之根的历史地位，显示出她以民族复兴推进世界和谐的普世价值。正如任何伟大民族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之根一样，我们只有根据“繁荣国学，复兴中华，传播国粹，和谐世界”的宗旨，把国学从寻章摘句、拾人余唾的陈旧格局中解放出来，才能追随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得由人文始祖伏羲画卦开始，经数千年先贤大哲于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负阴抱阳、道法自然、参悟天机、格物致知、直达人心、融汇百科后，所形成的博大精深、和谐为魂、协和万邦、化生万物的中华易经文化系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发挥巨大深远的作用，培育出既精通中华国学精髓，又兼有琴棋书画修养、气质儒雅的国学大师，为民族振兴构建一个既有民族风采，又有时代精神、融汇中西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文化兴衰 教育有责
教育要面向未来。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的教育塑造而成；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中国。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是教育。评价教育质量，并不完全依据今日各项评价指标体系与升学率，还有历史。
立德树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与特色。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21世纪中国教育的顶层设计，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对百年不断引进与“克隆”外来教育得与失的历史反思。它为改革当今教育重智轻德等弊端指明了方向，并翻开了建构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性的中国教育历史新篇章。
立德树人，是要新一代青少年能够认同与热爱中华历史文化，修炼与践行中华美德，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如果能够实实在在地立德树人50年，在两代有道德的中国人的基础上，国人皆以修身为本，中国就不会走向“缺德的时代”，重建礼仪之邦，实现中国梦就有了希望。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所当然的文化与教育之选择。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5年的《教育法》都明确提出学校要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文化兴邦。近日，主席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这一系列的要求，都为学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逐步恢复学校教育的中华文主体性，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
20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在推动以中华美德教育为中心，以“国学经典”教育为载体，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与途径，开展了生动活泼，扎实有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看着一代读着中华文化经典茁长成长的新人，令人兴奋，他们赶上了中华文化复兴和再次走向世界的时代，30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这项教育，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成为广大家长最满意的一种教育。已有的丰富实践探索，为落实“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证，也是学校教育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责任。学校是弘扬中华文化的辐射源，学校是复兴中华文化的根基，文化兴衰，教育有责。
立德树人 在明明德
要立德，先明德。德，是中华伦理、中华美德。
中华美德，是中华文化的魂，是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观，它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明德，就是使美德得以显明；明德，不能割断历史；道德，不能依赖进口。
4000年前，有孝感天下的尧舜时代；之后，有800年周代的礼乐新文明；再后，又有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的“四维”道德；孔子的智、仁、勇“三达德”；孟子的“仁、义、礼、智”四德；汉代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宋代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等等。
五千年形成的中华美德，是中华儿女从自身生活与生存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文明，是在世世代代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
学校德育要有德目，没有相对稳定的德目，就会成为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应付、应景、应试的德育，难以培育学生具有稳定的思想道德素质。
确定今天的德目，要承接中华美德，要做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1]。
自“八五”到“十一五”，北京市和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先后在10个省市千余所学校，上百万学生中，进行了近20年的滚动教育实验。
前十年选用的德目是“八德”：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孝—生生不息的爱心，诚—求真务实的品质，信—立身兴业的基点，礼—人际文明的规范，义—人间正道的向导，廉—清白正气的根基，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在教育实践中，注意对于每个德目，进行现代转化，使传统美德与现实生活相融通。
从2004年起，后十年的德目，在“八德”基础上，增加了“勤”与“宽”，形成了“十德”：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
按照学生在不同学段道德成长与发展的需求，对“十德”教育的布局做出了设计：
小学阶段，进行孝（爱心）、礼（明礼）、勤（勤奋）、诚（诚实）、耻（知耻）“五德”教育。体现了贴近生活、易懂易行，知行统一，重在行为习惯的养成。
中学阶段，进行忠（责任）、信（信用）、义（奉献）、宽（宽容）、廉（廉洁）“五德”教育。体现了关注社会、理性思考，强调公民意识，重在道德价值认同和道德境界的培养。
经过12年左右的连续教育，每个学生若能在这十种美德上面有所修炼与成长，就为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合格的中国公民、进而接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就为整个社会和国家，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共同信仰，扎下了根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上了基石。
正如主席指出的：“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1]。
文以载道 以文化人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有效的教化模式。20年来的教育实验，逐步形成了以经典文化、节日文化、地域文化为架构的中华美德教育模式。
经典文化。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本着“因人施教，因教取材”的原则，在经典教育的内容安排上，做了整体设计：小学低年级主要是“童蒙”和《家训》，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小学高年级至初中，适当增选《论语》《大学》中有关章句。高中阶段，以选讲“四书”为主。
在教育实验过程中，不同地区和学校，都有因地制宜的设计。2003年，北京市朝阳区编辑《论语类编100句》，北京市通州区编辑《论语十德》，以德目为纲，编辑《论语》中的相关章句。2009年由国际儒联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拼音插图本《儿童论语一百句》，是经过北京地区100余所学校适用两年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插图都是小学生绘画的，表明儿童对《论语》章句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当然，经典文化教育，不只局限于“文本”，还有语言、文字、诗词、歌赋、音乐、舞蹈、绘画、工艺、茶道、武术等等文化教育内容。这些“文化产品”，有着丰富的文化营养，置身其中，必能加快道德成长。
参与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学校，已经把诵读童蒙经典纳入了教育计划，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即精选内容，巧用时间，学科渗透，文化校园，师生互动，家长参与，社区介入，多方评价，争取共识。
节日文化。节日，主要是中华传统节日，是进行中华美德教育、化民成俗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年节，都是全民的文化活动，在活动之中，学校往往成为与家长、社区“三维互动”的组织者和辐射源。参与本项研究的地区与学校，将过“中国年”、清明、中华母亲节、端午、孔诞教师节、中秋、重阳，等等节日活动与中华美德教育，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设计以节日为“体”，以中华美德为“魂”，全年、全过程的德育模式。节日文化，具有独特魅力，它使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不断体悟节日浓郁的文化气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最终使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传统美德，在学生的身上得到内化与升华。
地域文化。是学校当地历史人文资源，是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起点。各地参与此项教育试验的学校，注意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编写“校本教材”，开展中华美的教育活动，收效显著。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东城区孔庙、国子监“儒家文化”，通州区“运河文化”，房山区周口店“猿人文化”、云居寺“石经文化”，延庆县八达岭“长城文化”，门头沟区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的“佛教文化”等等。
以上三种文化，编织成纵横交错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新模式，为建设21世纪中国学校德育提供了参照。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中国的教育来讲，本不应当是一个问题，而今却成了问题，而且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历史任务，值得深思、警醒、真正落实。除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最大的一项任务，是全体教育界同仁要下定决心“恶补国学”。
要让青少年学生从小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了解中华文化精华，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识的培育，又是中华精神与价值观的教育，需要我们一两代人的坚持不懈。要使得一两代人具备这种价值观，至少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落实这一内核的任务，是向青少年学生传授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体系，进而真正提升他们的人文与思想道德素质，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因此，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要把培育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点，放在未成年人身上，使他们从小就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国学校教育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了这个内核是最不负责任的学校教育，因而不再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对于究竟应该进行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如何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新体系，如何使其真正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还需要有一个获得共识并有权威性、全局性的总设计方案。总之一句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在山东考察时强调：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光明日报，2013-11-29（1）.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
我社继续实施“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计划
为进一步丰富来稿机制，优化来稿渠道，推广典型经验，推出优秀人物，建立监测窗口，增强辐射能力，中国德育杂志社拟在全国遴选若干学校建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
建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是中国德育杂志社推动德育创新、促进教师成长、服务学校发展的公益性活动，不收取建设费用。
“校本德育创新基地”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在我社的指导下，研究热难点问题，开发高水平案例，提炼原生态经验，打造有特色模式。
为此，我们拟订了《中国德育杂志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计划》和《中国德育杂志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协议》。有意者可与我社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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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孙中山；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39-04
要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思想，不能不探讨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历来的研究过多地注重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肯定与继承，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孙中山在继承创新上的独特性。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地转化与推陈出新，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甚至教训。
一、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偏爱”？
孙中山谈起中华文化来，充满了民族自豪，有时有自夸之嫌，甚至不惜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投以微辞。衣食住行，乃平常之事，孙中山以为中华之衣食住行，优越于世界各国。先就衣着来说，中国人的丝绸，远胜于他国，最受外国人推崇。中国人的饮食，喝清茶，吃淡饭，辅之以菜蔬、豆腐，有利于健康养生，合乎科学卫生；中国人的鱼翅、燕窝之类，为西洋人所未见；中国人的餐饮，随华侨所到之处而流行，仅美国纽约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欧洲各国的大都会也逐渐流行中国菜馆，“日本自维新以后，习尚多采西风，而独于烹调一道a犹嗜中国之味，故东京中国菜馆亦林立焉。”[1]250就连中国的房屋，在孙中山眼中也最合乎自然之理，中国人的吊桥也是极新的工程：“他们从前没有看见中国的吊桥，以为这是外国先发明的，及看见了中国的吊桥，便把这种发明归功到中国。”[2]188中国的科技发明更让他感觉到自豪：“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比如指南针，在今日航海业最发达的世界，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这种指南针的来源，还是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发明的。”[2]188中国的工程建设技术和规模在古代举世无双：“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东起辽沈，西迄临洮，陵山越谷五千余里，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中国更有一浩大工程，可与长城相伯仲者，运河是也。运河南起杭州，贯江苏、山东、直隶三省，经长江、大河、白河而至通州，长三千余里，为世界第一长之运河，成南北交通之要道，其利于国计民生，有不可胜量也。”[2]188由此可见，孙中山谈起中华文化来，如数家珍，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孙中山对中华文化充满了“偏爱”。
孙中山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是骨子里的。孙中山的谈话讲演，中国传统的名言警句往往脱口而出，诸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民以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等等。他的著作中，引用中华传统思想之处，比比皆是。其“天下为公”的题词就不下数十百次之多。这些文化传统，渗透在他的思想性格之中。
何以如此？为什么孙中山对中华文化如此“偏爱”？我们知道，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每一民族其实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种家园感，自然会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更为“偏爱”，有时甚至“护短”。有时过度地热爱本民族的文化，确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是人们生活中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表达，本来无可厚非。不过，孙中山诉诸文字的并不是表达他的朴素感情，而是以此作为革命理论的重要背景。
仔细来看，孙中山的这一反应并非孤立现象，它是近代以来的革命志士常有的文化态度。且不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就是生长于西洋的怪人辜鸿铭，竟将“蓄长辫”、“不洗澡”、“裹小脚”之类的落后现象视为所谓的“国粹”，其复古主义耸人听闻。许多人一笑了之，似乎这纯粹是一个笑话。如此极端，如此背谬，难道辜鸿铭在胡言乱语？但他竟然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见识过中西方的文化和生活，并非遗老遗少。这似乎很难解释。同样，孙中山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用英语接受中国的四书五经，为什么对中华传统文化偏爱至此？其实，与此相反的主张同样也很偏激，这就是陈序经等人的“全盘西化”主张。在当时的社会看来，这些人完全崇拜西洋，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亮，这虽是嘲讽，但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极端心态。更让中华民族蒙羞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在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过程中，洋奴、买办、汉奸、叛徒之多，在世界各民族中极为罕见。这难道真如许多人所说，如此败类，全出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显然是荒唐之言。遗老遗少与洋奴假洋鬼子，一则极端复古，一则全盘西化，复古主义与主义，似乎冰炭难容。但是，这两种极端倾向，却有一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走了极端，都对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偏激的反应。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近代中国史上的常见事实。
深入理解这一独特现象，需要将其置入中国近、现代史的语境之中进行深入剖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落后，被动挨打，这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形成了极大的打击。如果我们能正视近代史，正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与掠夺，就能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在强大的西方列强面前，古老的中华文明被摧毁得支离破碎，中华民族的信仰，受到蹂躏，中华文化所受打击之深之重，前所未有。主张“全盘西化”，一方面表明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了民族自信心的不足；主张复古主义，也体现出其自信心的恐慌。早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口号中，就透露了这一民族文化自信不足的心理。试想：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彻底征服之后，其自信心受到何等打击？这种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与其说是政治危机，不如说是精神危机。民族危亡的阴云，笼罩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之命运何在？这些问题甚至成了中国政府高层思考的主要问题。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有着悠久的民族传统，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民族主义成为最重要的时代思潮。但是，背负着失败危机的中国人，其救亡图存中的心态不是表现为自卑就是表现为自负，岂不是太正常了吗？中华民族受到的屈辱和打击如此之大，已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信念。换句话说，文化上的偏激和片面，是中华文化遭受危机而使自信心受到极大打击的过激反应。
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偏爱”，是有意义的。不同民族的衣食住行本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孙中山在这种时代大潮中并不是非常偏激，与“全盘西化”论者与复古主义者相比，他倒显得客观多了。孙中山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甚至用英语学习“四书”“五经”，但也同时培养了他热爱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兴趣，用孙中山的话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新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3]48西学中学，进化论与四书五经，在他的教育中并行而不偏废。他的文化性格无疑是深深地扎在中华文化之中，他对中华文化有着自觉的崇拜和自信。非常有趣的是，辜鸿铭生长于异域的英语环境中，却成为一名中华文化的复古主义典型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也许是时代风气使然，当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华人愤而反击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孙中山虽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但却能折衷于中西文化之间，使中西文化相互为用，左右逢源，既不会像辜鸿铭那样，将蓄长辫、不洗澡、裹小脚之类视为“国宝”，也不会像许多人那样自叹中国文化“万事不如人”。孙中山的身上体现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孙中山的历史任务是清楚的，在建立一个民主共和而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重任下，任何思想在他的体系中都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这种结合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尽管这种融合充满着冲突，但是，这种融合式的冲突却是有意义的，它让孙中山的思想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创新？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开启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特别是三民主义，根本上是西方的，但却无处不透出中华文化的影子。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以阐述民主理论，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特征。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受到西方思想的根本影响，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是以西方政治为基本模式设计的。孙中山本人从小接受英语文化的教育，游历欧美各国多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及自由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不过，与西化论者不同的是，孙中山的民主理论，处处联系着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化”。
孙中山将民主革命的思想传统远溯至汤武革命。他说： “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3]441他还将黄老之学、《列子》所说的华胥之国，视为无政府主义，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在中国的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民主共和也是“古已有之”，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可见，他将革命的正义性追溯至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在他看来，《大学》中所说的“三纲领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1]247他认为，欧美国家的进步自不必说，但其新文化则未必如我中华；中国有一个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外国的大政治家未曾见到。孙中山这种从中国古代的修齐治平传统到现代民主的跳跃，这中间显然缺乏必要的过渡。
孙中山将三民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他认为，《礼记》中的“大同”思想与他的民权、民生主义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因而经常赋予它们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他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说：“尧舜的政治……实际是在行民权。”因此，他认为中国“对于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行于事实”。孙中山所肯定的“天下为公”思想充其量是民本思想，从民本思想到现代民主，这只能是一种比附。
孙中山甚至能将他提出的五权宪法思想接到中华文化传统之上。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模式，是西方民主社会通行的权威体制。孙中山结合中华文化传统，进行了创造性改造，提出中国式的五权宪法。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考试权。后两权是孙中山借用中华传统对三权的丰富。孙中山说，监察、考试两权，为中国历史所独有。他进而认为：“至弹劾权，在历史上能弹劾皇帝……此制度实世界所未有，故中国实为世界进化最早之第一国……中国虽乞丐之子，凭考试取功名，实平等已极。此外人深以为然，奈何我国人不自知耶！”他认为古代中国的监察权“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是“世界进化之先觉”，而考试制度虽然科目不合时用，但它“合乎平民政治”，并且超过现代的民主制度。我们知道，“三权分立”的本义在限制权力，以防腐败。孙中山加之以考试权、监察权，纯粹是出于制度运行的考虑。至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政府监察，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很难找到渊源关系。
孙中山重视道德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国传统道德文明远比外国人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犹存，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他认为：“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249孙中山反对排斥中国传统道德的偏向，他说：“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243孙中山注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道德。他说：“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244至于仁爱，即古代所谓“爱民如子”、“仁民爱物”之说。他说，与他国相比，中国人更讲信义。孙中山指出：“惟中国数千年来，即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故数千年来之中国，纯向和平以进行。”[4]318总之，“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1]247可见，孙中山对传统的“偏爱”，到了非常的程度。他甚至用仁、智、勇这儒家的“三达德”来阐发现代军人精神。在他看来，军人明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此者，谓之智；舍身救世，舍财救人，舍生救国者谓之仁；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者谓之勇。孙中山的解释虽然是现代的，但其思路有古代思想的特点。
民主革命是现代的事业，但孙中山仍能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找到渊源。这种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依赖，近乎“恋旧”――他视中国古代文化为革命之源，认为一切现代的东西，不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就是“古已有之”。其实，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二者的相似，主要是一种“家族相似”，而且这种“相似”，许多还是来源于语言表述上的。就当代的研究成果而言，孙中山对传统的传承，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实用的；与其说是继承，不如说是“托古创新”。然而，孙中山的现代民主理念是清晰的，他在基本理论问题上并未让传统束缚住他的视角和思路，倒是更多地让传统为其理念增添上中国特色，使其理论更加“中国化”。但是，勿庸讳言，孙中山借用传统解释他的民主思想，与其说是继承创新，不如说是比附，这种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借用更多的传统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与中国传统因素的联系。这多少体现了他思想中的保守主义成分。
三、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态度？
孙中山是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和开创者，他批判了“三纲”“五常”以及忠孝信义道德中的落后内涵，而且能推陈出新，强调民主与民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精神。可以肯定地说，孙中山已“摒弃了‘中体西用’的模式”，[5]而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知难行易等学说，紧扣时代脉搏，“成为当时思想家中最成熟的现代化建设理论”，[6]398是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行者。
孙中山热爱传统但却并非保守主义者。他接受西方的系统教育，也酷爱中华文化，要“复三代之规”，“步泰西之法”，有着开放的文化创造胸怀和“拿来主义”精神。孙中山解释其“民族主义”时指出：“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1]210正像蔡元培曾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所说：“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7]488融合中西文化而立足现实，孙中山的文化态度是开放的。
当然，孙中山对中华传统的“偏爱”，甚至到了“古已有之”的夸张程度。但客观来看，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并不准确，也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他将革命的渊源上溯至汤武革命，太过迂远，难免牵强附会；他理解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也只看到其正面价值；他认为一切先进的东西都“古已有之”，这也太过自夸，孙中山的身上有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气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往往围绕着政治革命的目的，带有很大的实用性，缺乏理性的、系统的、深层次的剖析。”[8]574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
实际上，文化的复兴是分层次的。文化历来有雅俗的不同。就文化的实际传播来看，民间的文化传播其实更为广泛和深入，甚至在雅文化传统出现断裂的情况下，小传统仍然能够继承流传。不过，民间的文化传承难免出现对文化的“误读”，最容易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随意的解释与取舍，从而形成一种亚文化传统。在此意义上说，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是超历史的，他抛开一种思想文化产生和演变的具体语境，更多地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理解和解释。这种忽视时间差异的“误读”，多少有些“穿越”的成分。
孙中山的文化态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有来自知识分子的“正读”，也有大众的“误读”。无论是“正读”还是“误读”，二者根本上其实是相通的，二者皆立足现实进行阐释，很少会刻舟求剑，胶柱鼓瑟，除非个别的极端者要么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无知，要么是出于非正常的心理而刻意为之。因此，当对传统进行取舍时，他们早已在现实生活中对传统不断进行着过滤和筛选。另外，批评者不同，标准各异，但不同方面相互批评，既是一种言论自由，也是一种相互修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真理愈辩愈明而逐渐趋同。在此意义上说，这种传承、创新，类似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既当代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表面上是用相同的字句，但并非取其历史上的特殊意义，而是选取其抽象的意义，即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意义。因此，孙中山从其革命的需要出发，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限制性选择。他明确认识到：“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他根据“公理”进行取舍，吸取了传统因素，实现了革命理论的创新，特别是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对现代的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事实证明，孙中山思想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对孙中山的思想创新及其革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值得总结的。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中华书局，2006.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中华书局，2006.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中华书局，2006.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华书局，2006.
[5]张岂之.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6]张丽珠.中国哲学史三十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5卷）[M].中华书局，1988.
关键词：中国梦；传统文化；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133-02
自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讲话之后，“中国梦”成为国人乃至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并且在各类工作实践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践行“中国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事实上“中国梦”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景，其实现必须要建立在扎实的根基之上，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现状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无疑是实践“中国梦”的重要途径。
一、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实践“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今天代表国民所倡导的“中国梦”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和现实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之愿景，是实现社会文明的一种预期，其根本目标是走向文明，其核心内涵体现了华夏文化的一种历史延续。
从历史视角来看，在3 000多年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以“经纬天地曰文，照耀四方曰明”，来解释文明，《尚书》以“睿哲文明，温恭允塞”来表述文明的认识，在《周易》中以“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来表达这一美好愿景，到清代更是将文明落实到“辟草昧而致文明”的实践中。而到了近现代，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的理论更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的时代创新，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创新、逐步走向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可以说从东方文明古国，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中国梦”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文明之梦、富强之梦。
从文化视角审视，“中国梦”的文化意蕴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所以，中国梦作为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动力，必须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实现。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主要在于使民族精神得以凝聚、提升、发展，永不衰竭[1]。
可见，社会文明的发展必须要建立在文化的根基之上，今天要成就“中国梦”，就必须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践“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践“中国梦”提供丰富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实现中国梦的丰富资源，有学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归纳为：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忧患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2]。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度，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文化经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传承与发展，逐渐沉淀、凝练成为称之为“中国精神”的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并且在长期潜移默化中渗透到每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之中。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正如同志所深刻指出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所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彰显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文化强国梦托举起伟大“中国梦”。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践“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指出：“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源头来自远古，又由许多支流、干流汇合而成。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智慧和思想，是中国人民价值认同的精神纽带，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实现中国梦，需要文化精神的滋养和激励。中华文明数千年延而不衰，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中日益变得强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自觉认同是其重要根源。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史表明，中华民族能够顽强独立，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每个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这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普遍心理基础和基本精神动力。实践“中国梦”需要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需要将个人梦与国家梦紧密相连，需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而这些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经典支撑。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践“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正能量。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保障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国与国冲突发生的主要根源是文化，文化和文明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资源直接主宰今后的全球政治，从而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取胜的根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可见，文化软实力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指向标。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如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发愤忘食”的拼搏意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立身情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等，这种文化对每一个时期人的发展影响深远，并造就了一批批社会有用之才，当今“中国梦”的实践正需要这样的有识之士发奋图强的努力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