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兴市场 市场预期 资本流动
一、市场预期的内涵
资本市场预期的内涵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未来风险以及信息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投资者的博弈行为。预期行为是一种心理现象，它与客观经济现实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资本市场上，风险、不确定性处处存在，投资者面临着各种可能结果，因此通过时时调整自己的预期来与现实相符，正是由于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的存在才导致了投资者的预期行为。投资者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后，由于策略的偏差或者市场风险以及不确性的存在，其他投资者的行为会与自己不同，由此加深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这时投资者会根据相关的其它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来判断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并不断地调整修正自己的预期，据此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因此，预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根据风险、不确定性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
二、新兴市场的概念
新兴市场（Emerged Markets），是一个相对概念，新兴市场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完善但已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载文中提到近几年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有32个。近20年来，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则快速增长，在1988—1997和1998—2007这两个十年期间，世界实际GDP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4%和4.1%，而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分别为4.1%和5.9%，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经济危机也频频爆发，因此研究新兴市场的市场预期与资本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新兴市场预期因素下的国际资本流动特征
（一）金融危机下资本流动规模的下降
在2007年爆发的由发达国家引致全球的金融危机下，市场资本投资者普遍对未来成悲观态度，2008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下降29%至9623亿美元，流出下降17%至15070亿美元，特别是在2008年9月份以后，FDI加速下跌。2009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继续大幅下降至5655亿美元，降幅高达41%。发展中和新型经济体FDI流入在2008年上升至历史新高，总体增幅达35%，其各自份额分别从2007年的27%和5%上升至37%和7%。2008年后期，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FDI流入即开始下降，2009年降幅更达39%。
(二)金融危机后的资本回流
金融危机后期，国际资本流动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直接投资占国际资本净流动的比重从80%以上逐步下降到50%左右，在一些新型的亚洲经济体的资本流入构成中，FDI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其他投资和证券组合投资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中长期及短期国际资本也重新由发达国家流向新兴经济体。一些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大幅降息，利率一直保持低位，美国更是将利率保持在零附近，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利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套利资金近期纷纷涌向新兴经济体，2009年亚洲资本净流入350亿美元，2010年亚洲资本净流入将高于2009年。
促使国际资本涌入新兴经济体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投资平台，由于西方主要国家利率接近于零，跨境逐利资本流向股市、房地产市场，而新兴经济体由于不断进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资产价格持续上涨，这从各个新兴经济体的房价中可略窥一二。据报告显示，在2001至2011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的房价涨幅最高，印度涨幅高达284%，中国内地为47%。所以有资产升值预期的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便成为过剩流动性的流入地。而且，近年来新兴经济体逐步放松了对其资本账户的管制，也由此导致了资本的大量流入。资本管制与国际资本流动具有负相关的关系，而资本自由化则与其成正相关的关系。这样对资本账户的放松管制就为资本流入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三，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资本的供求状况不同。如果一国未来发展趋势良好、对资本需求缺口较大、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稳定、国际上对其信用评级较高，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资本流入该国。但归根结底是资本投资者对于新兴经济体持有乐观的预期，即资本有升值的趋势，资本市场的预期因素影响着投资者的行为。
（三）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流入复苏但不强劲
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对新兴市场良好前景的预期均促使私人资本更多地流向了新兴市场。尽管如此，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流入的复苏势头并不强劲。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2010年4月的估计，2009年新兴市场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为5308亿美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这一规模将达到7090亿美元和7460亿美元，均低于其在2010年1月的预测值(该数据分别为7220亿美元和7980亿美元)，其中，亚洲新兴市场是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最大的地区。与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年和2011年，该地区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将持续下降，低于2009年的水平。从私人资本流入的构成来看，其中国际直接投资仍未复苏。根据IIF的估计，2009年新兴市场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仅3467亿美元，同比2008年下降31.4%，其中跨境并购交易为377亿美元，同比2008年下降64%。2010年和2011年，新兴市场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虽然将分别上升至4350亿美元和4703亿美元，但仍无法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所以危机期间，在全球直接投资规模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尽管新兴市场所获得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在全球的比重可能上升，但其绝对量却在下降。
参考文献
[1] 汪巍.国际游资致使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风险加大[J].中国经济时报, 2010(10).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资本市场；公司绩效；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3-0121-05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Alchian(1969)、Williamson(1975)提出“内部资本市场”概念开始，内部资本市场理论逐渐成为了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理论，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来，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在新兴市场国家逐步得到理解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对内部资本市场理论进行了拓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展开了积极的研究。我国学者的研究除了少数基于中国特定背景外，其他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研究文献的回顾与解释。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更强的借鉴意义。
一、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性及其运作
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直接起因于集团组织形式的普遍存在性以及外部资本市场的相对落后。Left明确指出企业集团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组织形式并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企业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资本在不同业务之间进行调配的机制，使企业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类似于资本市场的功能。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大约有7成东亚公司都与集团有关联，而这些集团均操控着很多其他公司。在日本，有83％的公司与集团有关联；在菲律宾有73％的公司与集团有关联；在中国香港、印尼和新加坡，该比例超过了60％；在泰国，该比例约为40％。在集团公司内部，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其中至少有一家银行和证券公司。核心企业都是由最终控制人控制的。他们对上市公司通常采用金字塔式持股，持股比例通常低于30％。而企业集团正是内部资本市场存在的组织载体。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功能不足的现象，企业从外部市场获得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的难度较大，特别是外部资本市场不发达，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有动机主动构建内部资本市场，缓解外部融资约束。
Chang和Choi发现在韩国由于市场的不完善而广泛存在着附属于集团的子公司，Khanna和Palepu运用内部资本市场理论研究了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要形成企业集团。Shin和Park研究了韩国联合企业(conglomerates)的资本配置情况，他们认为母公司通过控股关系控制子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借贷关系与担保，所形成的内部资本市场使集团能够在不同项目之间进行资金的相互利用。Khanna和Palepu的两项成果则以印度和智利的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认为印度和智利的企业集团也存在内部资本市场。Perotti和Gelfer研究了俄罗斯产融结合型企业集团内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产业主导的企业集团内的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并不显著相关，而银行主导的集团的投资与现金流则是负相关，这说明银行主导的集团内存在更广泛的资源再配置，把盈利的公司当成是“现金牛”，控股银行可能有更强的利益动机和权威去重新配置资源。可见，他们认为产融结合型集团存在内部资本市场。Samphantharak研究了泰国企业集团中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情况，他通过构建结构模型导出一个投资方程，为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Gonenc等研究了土耳其多元化公司中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情况，发现非集团附属企业必须通过外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而附属于企业集团则通过内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二、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绩效
关于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成果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结论：
1.内部资本市场提升公司绩效
一般来说，在法律法规不健全、中介市场不成熟、投资者保护较弱以及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外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内部资本市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能有效配置资源。Chang和Choi通过韩国企业集团的实证数据比较确定附属于集团的公司具有提升绩效的效应。Fauveih等通过比较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35个国家和地区的8 000家上市公司，发现公司多元化价值与外部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负相关，在资本市场及法律制度落后国家的多元化公司的业绩表现较好，认为这是内部资本市场面对外部资本市场不健全时的有效替代。Perotti和Gelfer研究了俄罗斯产融结合型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功能以及它们对投资融资的影响。他们把企业集团内部的大型成员企业按股权分散程度或／和管理控制权程度进行分类，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对于股权分散程度较高的成员企业，投资对内部融资是敏感的，对股权分散程度较低的成员企业则不敏感。他们还发现在产融结合型的企业集团，现金流与投资是负相关的，认为这是与集团内部广泛再分配资源是一致的。一个解释是，集团内部存在一个资本市场，可以引导资源到具有较好投资机会的成员企业。他们否定了其他可能的解释，不认为内部资源配置隐藏着公司间的机会价值转移。特别地，他们通过回归单个公司的投资与我们的测度指标――托宾Q，评估了附属于与不附属于集团的公司投资程序的质量，研究结果支持这样的观点――集团内公司的资源配置比独立公司的资源配置更好。
2.内部资本市场降低公司绩效
Wolfenzon(1999)研究发现，在缺少投资者保护的国家，组建企业集团的目的在于控股股东可以利用集团的金字塔结构侵占外部投资者的利益。
Lee等和Sung在考察金融危机之前的韩国企业集团的时候，发现企业集团中的“交叉补贴”现象――“隧道效应”，即控股型股东利用其在内部资本市场的剩余控制权，在成员企业间转移资本；而这些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业绩较差的成员企业，造成了资源浪费，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影响了整个集团的企业价值。
世界银行的Claessens等选取了中国香港、印尼等九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991―1996年的1200家上市公司，发现其中75％的公司是附属于集团的公司，且这些公司业绩要低于非集团附属公司3个百分点。Lins和Servaes对包括中国香港、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中ICM的运作效率进行
了全面的实证研究，利用1995年1195个公司样本数据，他们发现，与专业化公司相比，多元化公司的平均折价率大约为7％，外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折价率更高。他们还发现，多元化折价仅存在于部分工业性企业集团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为10％―30％的多元化公司。由此得到结论：多元化是无效的，它更可能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为了增强效率。
Buassook研究了三个转轨经济国家――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多元化公司的价值。研究发现，在1992―2001年间的泰国和1994―2001年的印尼和菲律宾都有明显的多元化折价，最大的多元化折价发生在菲律宾，随后是印尼和泰国。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1996年)年之前，只有菲律宾存在多元化折价，平均折价率为49％，没有证据显示在印尼和泰国存在多元化折价。然而金融危机之后，所有三个国家都存在多元化折价，平均折价率为：菲律宾84.3％、印尼33.2％、泰国16.7％。
三、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差异的成因
1.内部资本市场中的问题
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对股东和债权人保护的缺失，法律体系很不完善，新兴市场经济中的问题比发达经济更多更严重。除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也存在问题。因此，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可能会为集团内母子公司间非公允的关联交易、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提供运作平台。
Claessens等认为，由于集团附属公司现金流分配权与控股权的不对称而产生的“利益掠夺”风险是导致多元化折价的重要因素，因为在样本中，现金流分配权与控股权不对称程度越高公司的折价率也越高，且控制了“利益掠夺”这一变量因素后，其他因素对多元化折价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这种利益掠夺大部分是通过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进行公司资金、资产的转移行为，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已异化，危害着集团公司的治理。Lins和Servaes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多元化折价越明显。他们认为在缺少投资者保护的国家，由于外部资本市场信息不畅通，监管不到位，控股股东更容易为满足私有利益，对其控股部门有很强的利益侵占动机，利用金字塔股权结构进行利益输送，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这种利益侵占大部分是通过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进行资金、资产的转移，是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异化，严重影响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水平。
然而，Samphantharak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越大，内部资本配置越有效。
2.内部金融中介
企业集团往往通过内部金融中介聚集和分配资源，这些金融中介包括内部结算中、内部银行、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这些金融中介的存在有助于资金在不同的分部、项目之间转移，从而可能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Perotti和Gelfer通过进一步区分了银行主导的企业集团和产业主导的企业集团进行研究，发现银行主导的企业集团有更多的等级，而产业主导的企业集团可能有更好的防御机制。不像独立公司那样，产业主导的企业集团内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并不显著相关，而银行主导的企业集团内投资与现金流则是负相关的。Samphantharak对泰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内部金融中介的存在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集团规模
Samphantharak认为，集团规模对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有正有负。一方面，大企业集团更可能有严重的信息和协调问题，因此更不可能有完美的内部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有更多成员的企业集团可能有更多的途径转移资源，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实证检验表明，企业集团内成员企业数量越多，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4.公司法律法规
Samphantharak认为，公司法律法规的设计旨在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不同国家、不同法律体系对小股东的保护程度不同。然而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司受不同的法律约束，对集团内的资本流动如内部借贷和担保有不同程度的约束。一个由几个受到严格监管的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更难于进行有效的资本配置，因为集团内部资源的转移十分困难。他通过检验集团内部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关系，发现二者负相关。
四、内部资本市场的其他方面
Castaneda研究了1995―2000年间墨西哥金融瘫痪前后ICM与企业的融资选择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内部资本市场在信用通道和货币传导机制方面的作用，可以阻挡商业借款的冲击，稳定产出和经济增长，起到金融缓冲器的作用。Claessens等的研究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平稳发展时期(1992―1996年)，多元化集团尤其是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家的多元化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表现出较高的效率，而在危机期间(1997―1998年)这些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市场表现很差。
Desai等认为跨国公司可以适时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克服附属企业当地不利的法律和资本市场环境。他们发现在资本市场欠发达或债权人权利较弱的国家，借款成本较高，跨国附属企业较少在当地借款融资，所缺资金的3/4都由向母公司借款所替代；在资本管制的国家，跨国企业则利用内部资金绕开当地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限制。
五、结论与启示
第一，内部资本市场客观存在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集团。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一员，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企业集团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力量。企业集团化是我国市场化发育程度不足的必然结果，也是企业在竞争中生存的自选择结果。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国有企业集团(包括央属企业集团、地方政府所属企业集团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集团)、民营企业集团等不同产权形式的企业集团，尽管它们的形成方式、运作机制不同，但是集团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运作，如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相互之间的投资、借款、担保、产品和资产的交易、代垫款项等，这说明我国企业集团也有内部资本市场。
第二，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正面效应。Richardson、Alchian、Williamson、Myers和Majluf认为，外部资本市场由于在获取企业内部信息时存在障碍或成本过高，不可能根据市场状况对企业经营进行连续的微调，而内部资本市场在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等方面均占有优势，因此内部资本市场才能替代外部资本市场，也正是内部资本市场的信息优势才使得总部可以从事“挑选胜者”的活动。我国外部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债券市场规模很小，银行贷款效率较低(表现为低资本充足率、高不良资产率等)，股票市场虽然得到了不断完善但效率依然很低；信息质量虽然有所提高，但透明度依然很低，财务造假层出不穷。外部资本市场的低效率，使得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内部资本市场的构建不仅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还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关键词：新兴市场；实际经济周期；趋势冲击；利率冲击
经济周期一词来源于宏观经济理论中新古典学派的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研究，是指对宏观经济中各变量的波动特征，包括变量的波动性、持续性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诞生于上个世纪末的新古典学派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它所开创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研究方法被作为宏观经济研究的主流研究框架一直沿用至今。经过20年的研究发展，以发达国家为基准的RBC研究已经构筑了较为完备的DSGE理论模型体系。同时其它国家（主要指的是非发达国家）的RBC研究也主要是借用以发达国家为基准市场（Benchmark Market）的RBC模型来对本国的经济周期进行研究，显然这种研究模式并不能体现出这些国家经济的差异特征。近年来随着金砖五国的兴起，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于新兴市场的研究，以新兴市场为基准市场的RBC研究体系正在构建之中。
一、 新兴市场的经济特征
发达市场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在经过大量的总结和补充工作以后，基本已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而新兴市场经济的波动特征的研究工作则开展较晚，在经过Aguiar和 Gopinath（2008）、Neumeyer和Perri（2005）和Fernández和 Zamora（2011）等大量的研究和总结之后，目前也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特征共识。
1. 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二阶矩特征。在对主要经济数据（包括GDP、投资、消费、贸易平衡以及利率等）的二阶矩阵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新兴市场经济体具有一些区别于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基准市场的理论体系的一些显著特征。Aguiar和Gopinath（2008）分别选取了13个新兴市场国家和13个典型小国开放特征的发达国家，对它们1980年～2003年间的经济波动数据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比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数据的二阶矩，发现新兴市场经济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具有以下差异性的特征：（1）新兴市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经济波动幅度，新兴市场GDP的波动幅度大约为同时期发达经济市场的2倍；（2）在新兴市场，消费的波动要大于GDP的波动（Aguiar的研究结果中，消费的波动是GDP的1.45倍），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方面，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消费的波动都是略小于GDP的波动的；（3）在贸易平衡的波动方面，发达国家贸易平衡与经济只表现出较为微弱的负相关性，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中，贸易平衡与GDP却有较高的负相关关系（在Aguiar的研究中，这两个市场的贸易平衡与GDP相关系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17和-0.51）；（4）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具有更高的贸易平衡的波动，前者约为后者的2倍。
2.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差异。Mendoza（1995）从贸易的角度对经济数据的波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比较。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不仅具有更高的GDP的波动，同时贸易条件的波动也几乎有同等幅度的放大，数据显示GDP的波动略高于贸易条件的波动，约为1.3～1.6倍之间。贸易条件与GDP的相关关系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发达国家（G7）贸易条件与GDP之间存在非常高的正相关关系（基本都在0.9左右）；而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贸易条件与GDP的相关关系并不高， 平均只有0.25， 其中还有不少国家GDP与贸易条件之间的相关关系还是负数。
另外从长期来看，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较高增长速度的是长期呈恶化趋势的贸易条件的波动。例如从1980年至今，我国的贸易条件下降近20%，韩国、印尼、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下降的幅度也都接近于50%，印度、土耳其、南非和哥伦比亚的下降幅度在10%左右。这期间贸易条件上升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阿根廷，上升幅度不足10%。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波动并无一致的上升或者下降的规律，多数发达国家贸易条件在上下10%以内波动。
3. 利率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Neumeyer和Perri（2005）、Uribe和Yue（2006）则是从利率的角度对不同市场的经济波动进行比较。从利率的角度来看，在新兴市场，利率的波动与经济的波动（GDP）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性，而对于发达国家，这个特征却并不存在，GDP与当期的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无一致的正的或者负的相关关系。通过计算不同提前或者滞后期的利率与GDP的相关系数——COR（GDPt，Rt+x）发现，在新兴经济体中，GDP与不同提前或者滞后时期的利率的关系呈现偏左一期的“U”型趋势，即x=-1时COR（GDPt，Rt+x）的值最低，随着x的增加或者减少COR（GDPt，Rt+x）的值都是上升的，并且在较短跨期的期限内（|t|0时COR（GDPt，Rt+x）基本都是处在正值区间，当x
4. 新兴市场的区域相关性。新兴市场经济体还表现出区域相关性的特征。Fernández（2011）用最新的数据对新兴市场的经济波动重新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Neumeyer 和Perri和Aguiar和Gopinath所总结的新兴经济体的一盘特征继续普遍存在，同时他将注意力放在了新兴经济体产出和利率的区域相关性上。他将新兴经济国家进行了区域划分：拉丁美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拉丁美洲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研究数据显示，在两个新兴市场区域内，各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和利率是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的。在拉丁美洲区域，新兴市场国家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GDP的正相关性；而在东南亚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况，除了菲律宾与其他国家的GDP的相关系数较低之外，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各国之间的GDP相关系数都在0.6以上。相对于GDP指标，利率波动的区域一致性则更为明显。在拉丁美洲区域，除了阿根廷之外，其它各国的利率的波动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各国（除阿根廷之外）的利率波动与区域的相关性都在0.5以上，在东南亚区域，这个比例更是高于0.7。这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借贷所面对利率的风险升水受到整个区域经济风险的影响，Fernández发现各国的EMBI（Emerging Markets Bond Index）波动的区域趋势明显，这表明投资者对于风险规避的情绪是区域性的，即当区域中一国的风险爆发时，投资者风险规避的情绪必将向周边市场扩散，导致周边国家的EMBI也会紧跟着上升。同时在世界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各区域之间的风险波动也具有一致性。数据显示，各区域（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亚洲）之间的EMBI的波动也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之间EMBI波动的相关性都有显著的提高。2000年～2010年相较于2000年以前，不同区域之间EMBI相关系数都有5%～24%的提高。
二、 理论研究
对于新兴市场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特征，实际经济周期的研究者们也尝试了多种途径进行理论解释。在早期的工作中，研究者们一般是通过参数值选取的差异来区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函数中，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存在差异的，发达国家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大约占到2/3，而在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的份额是要小于资本的。例如在我国用不同方法的估算所获得的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在1/3到1/2之间。Mendoza（1995）则将这种思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展。他将以往的单一商品的模型扩展为三种商品——进口商品、出口商品和非贸易商品。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和出口的商品是不同的，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反过来。其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以及消费效用上都存在差异（用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中参数的不同取值来区分）。另外外生冲击的参数也进行了区分，在发达国家贸易条件冲击与技术冲击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新兴经济体，这两者的相关系数是负数。
根据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在生产力上的差异在于技术与资本存量的差异，Mendoza（1995）的模型则暗示，资本存量的差异对于贸易部门（主要是制造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贸易部门的生产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更具有资本弹性。由于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劳动的自由流动，因此各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劳动的边际产出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资本存量，因此使得发达国家在贸易部门有较高的劳动的边际产量，而在非贸易部门，由于资本存量的影响相对贸易部门要低，因此体现在非贸易部门的边际产量的差距较贸易部门要小一些，所以在发达国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要小于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市场国家拥有较高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一般都需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而这两点对于贸易部门生产力的提升要高于非贸易部门，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是拉近的。这也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或者世界经济的两个价格波动特征：（1）出口商品价格的下降趋势，最终体现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趋势；（2） 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趋势，最终体现为新兴市场国家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上升趋势。
虽然类似Mendoza（1995）这样的处理解决了贸易与经济波动关系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差异，但是仅靠选取不同的参数值并不能完全解释GDP的波动幅度以及消费与GDP波动的相对大小等等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间存在的差异，于是后来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在新兴市场波动根源上寻找差异特征的原因。Aguiar和Gopinath（2008）认为新兴市场经济的波动很大一部分源于频繁的政策转向。Aguiar认为新兴市场具有较高的GDP波动幅度以及相对GDP更高的消费的波动是因为新兴市场具有不稳定的经济发展趋势。当经济的下降趋势形成时，人们会形成经济下滑的预期，同时做出减少消费、投资等相应的举措。但是当经济的发展趋势突然转向，例如由下滑转为扩张，也许是因为这种转向主要是通过政府政策而不是因为经济本身的内在原因，人们可以很快的形成转向的预期，预期到未来经济的扩张所带来的收益并马上在消费上做出反应。也许这时经济的扩张并没有来得及反映到总产出上，但是消费上的反应已经领先于GDP了，因此就导致了在新兴市场中消费的波动要大于GDP。相对于以发达国家为基准的模型，Aguiar所建立的新兴市场的RBC模型中除了包含一个在长期趋势附近波动的技术冲击变量之外还包含一个技术增长趋势的变量，当增长趋势变量不变的时候，技术具有稳定的增长（或者衰退）趋势，经济的波动只来源于技术冲击变量的波动，这时所表现的就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波动特征。当赋予趋势变量具有较高波动的时候，表现的就是新兴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了。
除了趋势变量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新兴国家经济的波动还与利率有关，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新兴市场表现出的利率与GDP的较高的负相关关系，而在发达国家并不存在这种关系。同时还因为在新兴市场国家里，利率的波动也较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前者约为后者的3倍）。Neumeyer和Perri（2005）和Uribe和Yue（2006）通过研究发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利率的波动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多出一部分。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所面对的实际利率（国家利率）包含两个部分：世界利率和因国家信用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要面对的风险升水部分--国家点差（Country Spread）。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一般都拥有良好的信用，因此国家利率仅包含世界利率部分（或者国家点差仅占很小的部分）。所以新兴市场国家所面对的国家利率的波动自然也要高于发达国家。从数据上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家点差的外生波动是不小于国际利率的，Uribe和Yue（2006）的研究中前者约为后者的2倍，而对于我国国家点差的外生波动的幅度与国际利率的波动幅度相等。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讲，国际利率是外生的，国家点差的波动则同时包括外生性和内生性。研究发现国家点差的波动同时受到国际利率和该国的经济数据的影响（如GDP、投资和贸易平衡）。例如当一国经济扩张、贸易盈余增加时，该国的风险和国家点差都会下降。然而这样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外生的国家点差冲击对于实体经济产生反向的影响，而经济的反向的波动又反过来对国家点差产生影响（称为“反馈”作用），这种“反馈”作用加剧了国家点差波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Uribe和Yue（2006）将利率冲击（包括国际利率冲击和国家点差的冲击）引入到RBC模型的研究。他们发现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点差受到的实体经济的“反馈”影响使得经济和国家点差的波动增加了大约1/3，而国际利率的波动不仅直接对经济的波动产生影响，同时还通过对国家点差产生影响，从而对经济间接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源于利率冲击的经济波动占到整个经济波动的1/3，而对于发达国家由于仅受到国际利率的影响，缺少国家点差对国际利率外生冲击的间接传递和国家点差自身的波动影响以及经济“反馈”作用的放大效果，这都使得利率冲击对发达国家经济波动贡献的影响要微弱得多。
Fernández（2011）在Uribe和Yue（2006）、Neumeyer和Perri（2005）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风险的区域相关性，他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家点差的波动具有区域的一致性，即经济以及对于利率的风险升水的波动受到该国所处经济地区的整体波动趋势的影响。他在Uribe和Neumeyer等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国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区域经济的波动趋势加入到国家点差的冲击中，将利率的国家差异部分——国家点差分为国家性的差异与区域性的波动两部分。同样，世界利率的波动参数美国的3个月的实际利率数据获得，国家点差以及国家点差的区域性波动冲击的参数趋势则由该国的EMBI和该国所处区域的EMBI的数据获得。Fernández（2011）的研究显示，利率的波动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波动有重要的影响，国际借贷者对于区域整体的风险认识的波动（表现为整个区域的EMBI的波动）使得该经济区域内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以及利率的波动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这也解释了如果一个经济区域内，一国爆发了违约风险，国际贷款者对该区域内其它各国的风险升水也将上升。
三、 总结以及研究展望
随着新兴市场在整个世界经济比重的上升，新兴市场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这使得研究者们开始重视对于新兴市场的研究工作。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体系中，相对于几十年的、主要以发达经济体为模板的研究，短短十年左右的对于新兴市场的关注以及积累的研究成果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本文所总结和解释的新兴市场所体现出的差异特征基本也都存在于我国，甚至也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在。因此以新兴市场为模板的研究及其结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是更加有指导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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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宏，费方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国际贸易.现代管理科学，2012，（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号：05BJL01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号：2007BJB026）。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资本项目开放;货币政策;金融加速器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11-0041-04
一、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及结果
近二十年来,以东亚、拉美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凭其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吸引了国际资本的注意力,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过去相比有了极大的增长。国际资本的流入一方面推动了新兴市场国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构成了这些国家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同时也为货币政策带来了挑战。由资本流动引发的资本逆转、债务美元化以及资本流动顺周期特征,是新兴市场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也是传统的货币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研究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选择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给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
(一)资本流动的强顺周期性
新兴市场国和发达国家相比,资本流动呈现出极强的顺周期性(procyclical nature)。资本流动顺周期性是指,当这些新兴市场国经济表现较好时,资本大量流入,资金融资成本降低,继续推动经济的繁荣,相反在经济出现滑坡时,资本又会争先退出新兴市场,融资成本上升,使得这些新兴市场国经济雪上加霜。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在不同经济阶段中的差异不大,但对于新兴市场国而言,繁荣期的资本净流入要远远高于萧条期。另外,表I也告诉我们当新兴市场国处于经济繁荣时,由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等级较好,国际资本的融资利率较低,而在经济出现不利因素时,信用等级升级很快,国际资本的利率也攀升很快,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信用等级就稳定很多。新兴市场国的资本流动强顺周期性,不仅使得新兴市场国难以使用国际资本市场来平滑国内经济,反倒加剧了新兴市场国的经济波动,加重了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任务。不仅如此,资本流动的强顺周期性也削弱了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效力。以萧条期为例,中央银行为了刺激国内需求,需要调低短期利率,以促进长期利率的自动下调,然而在资本流动顺周期影响下,新兴市场国长期利率并不会自动下降,货币政策难以奏效。
(二)资本逆转
资本流动的易变性是新兴市场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另一个特征,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容易发生资本逆转现象(sudden stop),即原来呈现的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情景会突然停止,甚至变成是资本大规模流出。资本逆转更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而不是发达国家,并且资本逆转给新兴市场国带来的经济破坏力更大。例如Calvo等(2004)的实证检验表明,在大幅本币贬值过程中伴随发生资本逆转的概率,在新兴市场国是63%,而在发达国家却只有17%。多种因素可以对新兴国家的资本突然逆转现象做出解释,其中,新兴市场国落后的金融市场以及低效的财政政策等因素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资本逆转的可能性极大地加大了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首先,资本逆转弱化了新兴市场国货币当局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中央银行稳定经济的能力也因此被削弱。第二,资本逆转会修改货币传导机制。资本逆转改变汇率、利率的传导机制。例如Chfistiano等(2002)指出,在资本逆转的经济中如果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存在着生产调整的障碍,中央银行下调利率反倒带来经济紧缩的效果。第三,资本逆转下中央银行难以实现稳定通胀的目标。稳定通货膨胀已被广泛接受为中央银行的主要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极为盛行,但是资本逆转却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直接构成了威胁。因此我们对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分析不能忽视这一特征。
(三)债务美元化及货币错配
新兴市场国的资本流动会引发债务美元化及货币错配现象。债务美元化,是指承担的债务的计值货币和偿还货币都不是本币,货币错配是指在债务美元化下,经济体的收入与支出、资产和负债存在着计值货币的差异。表2告诉我们新兴市场国的债务美元化问题非常严重。当债务的计值和偿还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外币计值,而能产生归还能力的收入却是本币,这就产生了货币错配。那么货币错配为什么是集中在新兴市场国?这可以用“原罪论”来解释。原罪现象是指这些国家的长期借贷市场不发达,因此长期资金的融资依赖国外金融市场。由于这些国家一方面不能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本币资金,另一方面在国内又缺少固定利率的长期借贷市场,就在这双方面制约下,新兴市场国的长期资金只能借助于国际市场上的外币资金。至于为什么新兴市场国会有原罪现象,相关的因素有金融发展水平落后、货币可靠性低、财政稳健性差、信贷市场不完全,等等。债务美元化及相应的货币错配对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影响深远。首先,债务美元化下,汇率对经济的作用变得复杂起来。债务美元化缩小了汇率制度的选择空间,使得发展中国家不敢让汇率更自由地浮动。其次,新兴市场国债务美元化以及货币错配的经济特征,也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就如Cook(2004)指出。新兴国家债务美元化现象,让原本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反倒体现出紧缩效应,逆周期的货币政策不能再有效地发挥平稳经济功能。再次,债务美元化下,新兴市场国金融体系稳健性降低,经济体变得更为脆弱,因此也会加剧资本波动及相应的投资和产出波动。最后,受债务美元化和资本逆转现象的共同作用,新兴市场国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已被严重削弱。因此。我们若要对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中肯的建议,必须要注视债务美元化及货币错配的可能后果。
从上文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国的国际资本流动带有强烈的顺周期性,并且带来资本逆转、债务美元化以及货币错配等问题,这些现象加重了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负担,又修改了汇率、利率等的货币传导机制,削弱甚至颠倒了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缩小了货币政策的可选择空间。因此每一个欲更多开放该国资本项目的新兴市场国,应当密切关注这些经济现象,以及给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
三、传统货币理论的局限性
研究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的传统理论主要有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以及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另外由Obsffeld和Rooff(1995)f121提出的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影响力巨大,也常见于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分
析。然而这些理论难以对新兴市场国上述的经济现象作出解释,更难以用于这些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分析。
首先,传统理论中对消费者的行为设定和国际资本的顺周期特征难以相容,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不能由传统的开放经济禀赋模型所解释。在传统理论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被刻划为在生命期限内平稳消费,这样在经济繁荣的年份要有储蓄,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向海外借出资金,资本流动表现为净流出,在经济萧条年份为了保持理想的消费水准,需要从海外借人资金,资本流动表现为净流入。因此依据传统理论的观点,资本流动表现为逆周期性。
其次,传统模型对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市场的完全性假设,也排斥了资本逆转现象的发生。不论是在无摩擦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还是在价格粘性的凯恩斯模型中,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市场被设定为在消费平衡、风险分担以及信贷分配方面是完全的,国际市场为各国居民提供了平滑消费的渠道。在这样的安排下,资本逆转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因为当一个国家被卷入到不利的状态中,其他国家会和这个国家共同承担个别收入波动的风险。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该国帮助该国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平。可见在传统理论的假设安排下,资本逆转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
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资本逆转等现象和传统理论的假设相互冲突,债务美元化和货币错配也难以在传统理论框架中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若在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分析中,完全以传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必然会得出具有误导性的政策结论。若要研究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寻找合适的货币政策规则,我们就必须要有能反映新兴市场国经济特征的理论框架。
四、金融加速器模型在新兴市场国研究中的运用
传统货币理论因为建立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完全性假设基础上,因此难以适应新兴市场国货币政策的需要。所幸的是,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及对宏观经济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已被新凯恩斯主义学者所重视。特别是最近十年中,已有多位学者开始重视新兴市场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特殊地位,研究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对新兴市场货币政策的影响。这些模型可以归类为开放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
金融市场的不完全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之一。新兴市场所面临的金融市场不完全包括两个层面,即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和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众所周知,和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难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为了获得资金必须要承担比发达国家高得多的利率成本,这就是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体现。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于整个经济的作用被解释为金融加速器(Finaneial aeeelerator)。这个概念首先由Bemanke等(1996)提出的,所谓“金融加速器”,其意思就是金融市场好比一个加速装置,当经济中出现一点很小的冲击,如货币冲击、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等等,不完全的金融市场能把该冲击的作用扩大,以至于该冲击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在金融加速器的概念刚提出的时候,分析还是停留在封闭经济中,分析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作用。后来,在Gertler等(2001)的努力下,金融加速器机制已成功地扩展到开放经济宏观模型的分析中,从而揭示了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影响。开放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包含了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该机制强调在资本项目开放的经济体中,汇率会改变公司净值。从而影响海外的融资成本,该机制图1所示。
透过该机制新兴市场国资本流动的特殊性及后果都可以在模型中体现出来。首先,该机制可以体现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在该类模型中,以信贷形式流入新兴市场国的国外资金成本被设定为和公司收入、净值相挂钩,在繁荣时期,公司收入提高,净值提高。风险溢价和外部融资成本也因此而降,资本流入增加,反之则反是。其次,该机制也蕴含资本逆转的可能。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风险溢价这个关键变量是传统模型所没有的,我们只需把该变量设定为外生冲击变量,就可以将资本逆转现象融入模型中。最后,该机制也能解释债务美元化现象。在模型中,承受外债的经济主体如果主要是非贸易部门生产商或资本经营商,那么此时模型就可以体现新兴市场国债务美元化以及货币错配的独特经济特征。正因为开放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具有上述这些优势。所以自Gertler等(2001)以后,多位学者都用该模型分析新兴市场国的货币政策,如Chang&Velasco(2001)、Cook(2004)、De vereLlX等(2006)、Curdia(2007)、C6spedes等(2001,2002)。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结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其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份额的上升,是成熟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的银行体系融合的一个表现。在拉丁美洲以及转型经济的中东欧国家，外资银行占到了当地银行资产总量的大部分，而在亚洲，尽管外资银行所占比例比上述地区少得多，但是也成为了当地银行部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资进入大幅增加，至1999年外资控制率达到了50%以上。90年代上半期中东欧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程大大地加速了外资银行的进入的步伐。最初出售的银行大多数是中小银行，但1999年以后，大型的国有储蓄和对外贸易银行也在出售之列。匈牙利在私有化的进程中走在最前列，到了1999年末，银行系统的外资控制率接近了60%。波兰的私有化进程是渐进的，但1999年到2000年有所加快，在1999年中期Pekao银行出售之后，外资控制率也达到了53%。捷克在1998年开始对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改造，到了2000年初，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有三家被出售，外资控制率将上升至60%。在2001年仅剩的一家国有银行私有化之后，外资控制率达到90%。
在拉美，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历史很长，但直至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数目才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西班牙金融机构掀起的并购浪潮。在1994年底，外资银行在阿根廷和智利已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在1996-1997年一系列并购活动之后，外资银行控制的银行资产已经达到了50%。而市场规模较大的巴西和墨西哥，外资渗透率一直较低，但是到了1999年底，外资银行控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8%，而且2000年5月第三大银行的出售及2000年6月第二大银行的出售，使得墨西哥外资控制率迅速攀升到了40%以上。巴西是拉美唯一的外资银行在其银行体系中不占主要位置的国家。原因在于大量的银行资产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且有三家大型的、资本充足、管理良好的私人银行。1997年、1998年两家大型欧洲银行的进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该国银行业的格局，并且加剧了竞争，随着一些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一步的外资收购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外资银行的作用比中欧和拉美国家要小得多，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政府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其进入零售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后，除马来西亚外，一些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放松了限制。韩国第一银行（KoreaFirstBank）出售给新桥资本（NewbridgeCapital）使得外资银行控制率在韩国有所上升。危机后泰国有四家银行出售给外资金融机构，使外资控制率从1994年的0.5%上升到1999年底的4.3%。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对此进行了一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份额急剧上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期全球银行业合并整合的大趋势。金融服务行业的国际化使得银行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来自证券市场的竞争，使得银行业的净利差和利润大幅减少，降低了银行牌照（Franchise）的价值（Folkerts-Landau和Chadha，1999；VansettiGuarco，和Bauer，2000）。同时，银行业在本质上是信息和计算机密集化的行业，其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的成本在近几十年大幅下降。这一方面产生了规模经济，特别是在银行后台业务运作方面；另一方面扩大了银行业务的范围，特别是银行OTC衍生产品出现和快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规模经济和产品范围扩大的好处，银行之间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传统业务的利润率，促使大型跨国银行为了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涉足其他金融领域，并向海外大规模扩张（Canals，1997）。
中欧转型经济国家只有短暂市场经济历史，在这种条件下，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建立高效、稳健的银行体系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向银行系统重新注入资本需要较高的成本，这使得该地区国家的政府认为将国有银行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是解决银行系统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案。近期，为了加入欧盟并达到OECD的成员国条件，各转型经济国家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
与此相似，90年代中期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的银行部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促使政府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输入重建资本，带来先进的银行技术。在已有大量外资银行的国家，如阿根廷和智利，90年代下半期的金融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的银行并购，大大提高了外资银行在当地银行市场的参与程度。
前已述及，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亚洲增长的幅度远远小于中欧和拉美，但市场参与者预期这一情况会在未来一段时期有所转变。先前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来解释亚洲外资参与程度较低的现象。
其一，政府担心在发生危机时，外资银行会迅速、大幅减少对当地的贷款，并从东道国撤出资金，因此认为外资银行不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二，当地银行的家族所有制和管理结构是外资银行进入的一大障碍，因为家族往往不愿意将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战略投资者（FitchIBCA，1999）；其三，如前所述，在亚洲参与跨国并购的外资银行大多数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大多数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不得不在俄罗斯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之后，处理自身资产负债方面的问题，日本银行也陷于处理国内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无暇向外扩张（IrvingandKumar1999）；其四，亚洲国家的银行中介化程度远远高于中东欧和拉美，所以进一步增长的预期小于上述两地，如果外资银行进入亚洲国家，必然要做大量的重组工作；最后是银行牌照的价值在逐渐降低，许多大型企业借款人转向资本市场融资，加之网络银行的发展降低了建立大型银行网络的价值。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动因的假说提出
一国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参与率（控制率）较高，基本上反映了外资银行有意愿进入这一他们认为是有潜在盈利机会的市场，以及当地政府有意愿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其金融体系，以提高其效率和稳定性并解决其银行危机的问题。故此，我们认为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必然受到市场上已进入的外资银行和当地银行的成本收益的影响，受到政府在危机后重组银行系统的成本的影响，并受当地宏观经济条件以及金融部门市场结构的影响。为此，我们就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动因提出以下假说。
影响外资银行决定是否向海外扩张的因素大致可分为外资银行本身以及即将进入的东道国两个层面来考察，就外资银行本身而言，有两个方面：
（一）扩展业务的成本和收入方面的动力
Focarelli和Pozzolo（2000）曾将衡量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变量和银行效率等因素建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向海外扩张的程度正向相关，而且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更可能在海外拥有分支机构。合理的解释是，创新能力强的银行更有能力寻求新的利润机会，会有较大比例的收入来自非传统业务，也会有较大的向海外扩张的倾向。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这种类型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该国的福利，当然这还要看他们进入后所提供的银行服务的类型。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1：外资控制率（或参与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比较优势正向关联。
本文选择三个变量来外资银行在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资产收益率或资本收益率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盈利能力的差异；二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业费用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经营成本的差异；三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之差，以考量其高端业务能力（金融创新）的差异。
（二）客户跟随战略
就银行自身而言，在其客户——跨国公司将业务扩展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时，它们有时也会为了追随客户而到海外设立分行或附属银行，在境外为其客户提供银行服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奉行的客户跟随战略。
对于发达国家外资银行的客户跟随战略的研究始见于Goldberg和Saunders(1980)，他们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向海外扩张的情况，当时美国银行主要投资于英国，两位研究者发现美国对英国的出口额与美国银行在英国的直接投资额(FDI)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美国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并且非银行部门的FDI也是决定银行部门FDI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在东道国和母国经济交往密切、经济融合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外资银行会本着追随客户的原则来到东道国开展业务，为客户提供不间断、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一般用非银行部门的FDI来描述两国经济的融合程度。有许多研究检验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银行部门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融合程度越高的国家之间的银行部门的FDI也越多，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明显。
对发达国家银行部门FDI的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析了外资银行在美国或英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即多国对一国银行部门的直接投资情况;另一种是分析了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在世界各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这两类研究结果都表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外资银行进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外资银行追随境外客户向海外扩张的结论。
Seth,Nolle和Mohanty(1998)通过检验外资银行贷款行为的方法，检验了追随客户假说，发现在外资银行的大多数贷款并没有贷放给来自本国的借款人。他们调查了在美国经营的、来自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银行和来自这些国家的非金融企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借贷模式，发现在1981-1992年的部分和大部分时期中，上述六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银行(日本、加拿大、荷兰和英国)，将大部分贷款贷放给了非母国的借款人，所以追随客户假说只能获得有限的支持。
国际上对于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外资银行是否奉行追随客户的经营战略的研究并不多见。Miller和Parkhe(1998)研究了1987-1995年美资银行在32个国家的经营，发现对东道国的FDI伴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但在发展中国家，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Miller等(1998)研究是从对外投资国（美国）的角度进行的，我们试图从东道国的视角重新检视追随客户假说是否可以解释9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部门FDI剧增的情况。为此，提出:
假说2：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与FDI上升正向关联。
而就东道国层面而言，其所以能吸引外资银行进入，主要可以考虑下述三个方面：
（一）东道国政府放松管制，进入门槛的降低
东道国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是直接的，这些限制阻止了外资银行的进入，限制了本国银行部门的竞争，保护了缺乏效率的国内银行。Focarelli和Pozzolo(2000)发现，外资银行更加愿意投资于对银行经营限制较少的国家。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的研究表明，对银行业较严格的限制（无论是对本国的银行还是外资的银行），往往与较高的利差和管理成本相关联。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取消了对区域银行跨洲经营的限制，之后各个州自己制定的各项规定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性质和程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Goldberg和Grosse(1994)对此进行了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在对其经营限制较少的州参与率较大。Buch和Delong(2001)对银行收购兼并活动中的法律障碍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测试了2300个以上商业银行的兼并交易，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法律环境是影响国际兼并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外资银行进入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时，在获得经营执照、分支机构数量限制、经营业务范围、持股比例等方面都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许多亚洲国家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允许外资银行持有更多的股权。而中东欧转轨国家直到90年代中期，外资银行才被允许进入，当局开始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改革。同样，拉美国家转变对外资进入的态度也发生在90年代中期Tequila危机之后。所以总体而言，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具备的。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3：金融危机后，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上升。
假说4：金融管制严格的国家，外资参与和控制率较低。
一般很难找到合适的指标来考量一国金融管制的程度。我们选择本地银行部门的净利差作为金融管制的变量，一般认为，严格的金融管制保护了本地银行业的高利差的垄断收益。另外，对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不同的税负政策，也反映出东道国政府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程度。故此取两类银行的税负差作为变量。
（二）外资银行在东道国获得盈利的机会
东道国宏观环境好转，直接导致投资环境的改善，FDI的上升，及银行部门潜在盈利机会的增加。理论上讲，外资银行会选择盈利前景较好的地区进行投资。Brealey和Kaplanis(1996)，Yamori(1998)以及Buch(2000)的研究都证实了东道国人均GDP和外资银行对该国的FDI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在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00)那篇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经典文献中，运用了1988-1995年之间80个国家2300家银行的会计方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这段期间，外资银行向那些获利丰厚、税负较低、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大举扩张。
Wezel(2004)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人均GDP对于外资银行进入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发现了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较小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外资银行更愿意进入经济发展前景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Focarelli和Pozzolo(2000)在研究中控制了两国经济之间的融合程度之后，发现外资银行在选择向海外扩张的地点时，最重要考虑因素是东道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一般来讲，初始产出水平较低、通货膨胀率较低、入学率较高、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将更有可能获得较快的增长，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获得了外资银行的特别青睐。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东道国银行部门盈利情况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在文中，他们运用了资产回报率和成本收入比率来度量东道国银行部门的盈利情况。结果表明利润率是银行选择进行FDI的基础。故此，本文提出：
假说5：东道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高；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高，可能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
（三）地区特异性因素
诚如前述，我们发现一些地区特异性因素也造成了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显著差异，例如，1999年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希望及早融入欧盟的愿望，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各国放松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各项限制。此外，一些亚洲国家普遍担心，一旦发生危机外资银行有可能大量撤资，外资银行为本地经济提供的资金来源并不稳定，因此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相对严格。
三、中国实践：外资银行进入动因
本文设计了规范的经验分析框架，验证了关于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动因的五个假说。兹将结论总结如下。
外资银行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地银行拥有明显比较优势，能有效地弥补其对本地信息的劣势，这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外资银行大举向新兴市场国家扩张的动因之一。经验结果表明，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程度同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资本收益率差呈正相关，与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运成本差呈负相关，即外资控制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效率正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外资银行控制率就远远超过许多成熟市场国家。
90年代后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区位优势开始彰显，成为外资银行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因素。经验结果表明:其一，金融管制程度越高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比例越低；其二，金融危机后外资控制率上升；其三，GDP增长以及东道国银行部门的利润率与外资进入的数量占比或资产占比正向关联，通胀率与外资进入变量负相关联。90年代后半期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逐渐放松，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减少银行重组和向银行体系注资的成本，往往鼓励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加之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提升，故此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的监管环境和经营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
外资银行奉行的追随客户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资银行进入，尽管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显著。由于当地银行服务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在新兴市场国家当地设立机构、开展业务而内部化其客户的信息流，从而获得内部化的优势。
基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稳定增长将会极大地促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在8%以上，经济发展前景良好，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为外资银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一角度讲，外资银行有强烈的意愿进入中国，以期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但是由于中国对于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及经营方面存在严格限制，截止2004年底，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占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的比率仅为1.5%，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水平。钟永红、李政（2004）利用生存分析法（survivalanalysis）以2002年12月以前设立的15家外资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1992年到2003年经营情况，得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指标有助于增加外资银行的盈利机会的结论。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和经营业务范围的放宽，在华外资银行的盈利前景将会更好。简言之，可以预期，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获得较高的盈利，将逐渐成为外资银行进入的主要动因。
苗启虎、王海鹏（2004）发现，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机构数与其母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及其母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影响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客户跟随”理论在中国得到了验证。为了满足原有客户发展市场的需要，外资银行跟随本国客户到中国设立分行，或先客户一步到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熟悉中国法律环境，掌握行业动态，调查买方信用等，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完成进入中国市场前的准备工作。由于直到1997年中国才放开部分城市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在此之前，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仅限于外汇存放款、票据贴现、汇款、担保、进出口结算以及经批准的外汇投资等业务，服务对象仅限于外国人、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外汇贷款部分，因此外资银行的盈利状况与中国和外资银行母国经贸往来的密切程度相关。即外资银行母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大，外资银行母国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盈利能力越强。这意味着，由于中国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实行严格限制，导致“追随客户”成为现阶段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最主要的动因。
此外，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受到中国和母国之间文化相似性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来自亚洲的外资银行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总量的比例最大，资产总额为310.46亿美元，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62.61%，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地缘上接近，文化上相似，便利了亚洲地区的银行进入。
注：
1我们认为外资投资人持有一家银行50%以上的股权，方才可以认为外资对该银行拥有有效的控制，故此，外资控制率定义为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的银行资产之和除以该国银行部门总资产。资料来源于FitchIBCA的BANKSCOPE数据库。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兴市场；机电产品；CMS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10509
一、引 言
当前，美国和德国等制造业强国正在进行智能制造工业革命，谋求维持高端制造业竞争优势和世界领先地位，印度、越南、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正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加大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力度，意图抢占中低端制造业市场，这一新的外部形势对中国制造业形成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还面临着经济增长降速的“新常态”，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使得制造业低成本竞争优势日渐丧失，自主创新能力仍然相对缺乏，长期加工贸易战略导致的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使得制造业向高端价值链环节升级遇到困难。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约束下，中国政府提出了 “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了战略必争产业和优势产业共10大领域
10大领域包括：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的发展目标，为中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做出了战略部署。
机电产业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其产值占全部制造业产值比重长期保持在35%左右，出口占中国货物总出口的近一半，21世纪初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30%，是中国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带动力量。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机电产品（MEP） 出口出现了大幅逆转，出口年均增长下降到10%左右，某些领域出现停产、减产、减员，产能过剩日趋严重。出口降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过度依赖发达经济体市场。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GDP增长不及新兴经济体的一半，低迷的需求导致中国机电产品对发达市场的出口大幅放缓。与发达经济体相反，新兴经济体在此期间经济增长强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2/3，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新的增长点。但新兴经济体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较为接近，出口产品结构相似性大，竞争性高。那么中国机电产品在新兴经济体市场具备怎样的竞争优势和潜力？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的路径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中国机电产业保持稳定的外需增长，对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现实
目前，国际社会对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范畴还没有明确定论。鉴于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即二十国集团）中的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等9个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较大，多数国家在“一路一带”沿线，既是新时期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又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本文选取这9个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分析样本。另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定义的29个发达国家和地区
29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比利时、奥地利、芬兰、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卢森堡、瑞典、瑞士、丹麦、挪威、以色列、新加坡、新西兰、塞浦路斯、冰岛、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的对比样本。
根据UN Comtrade 数据库
本文使用数据皆是以SITC Rev2为分类标准。
收稿日期：20150713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辽宁装备制造业非洲转移与转型升级研究”（L14BJL014）
作者简介：李勤昌（1959-），男，辽宁大连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问题研究。Email：liqinchang9@163com
张 强（1991-），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问题研究。
的贸易数据，中国机电产品贸易总额在2010年就已超过德国，跃居全球机电产品贸易第一大国。而2013年中国机电贸易规模达到了约18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约104万亿美元，占2013年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4710%。2000―2013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实现了年均2150%的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出现了下滑趋势，反映出机电产业应对外部经济波动调整能力的脆弱。
Massell[1]早在1970年就研究指出，一国出口稳定发展的关键是要提高出口市场分散化程度。但从市场结构角度观察贸易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长期严重失衡，对发达经济体市场过度依赖，对新兴经济体市场开发严重不足。2000―2013年中国机电产品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出口占中国机电产品总出口的8510%―7230%，但对新兴经济体市场出口占比仅有470%―1070%。虽然情况在逐步改善，但问题依然严重。市场结构失衡的隐性问题随后显现。2008年金融危机在发达经济体爆发，导致中国机电产品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占比较2007年猛降370个百分点，2009年较2007年更是下降了410个百分点。尽管近年来市场的变化倒逼我们采取措施增加了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占比逐步从2007年的810%增加到2013年的约1070%，但也仅是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出口占比的1/7，出口市场结构严重失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整理。
从国别市场角度观察发现，对两类市场的出口也存在市场内的结构失衡问题，即出口过度集中在少数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市场中，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美国、欧盟和日本，2000―2013年间对四大经济体出口占对发达经济体出口的比重长期保持在80%以上。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中，出口则主要集中在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2000―2013年间对这四个市场出口占对新兴经济体出口的比重维持在40%―70%不等。尽管近年来市场集中度有所下降，但出口市场的高集中度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从市场潜力角度观察，新兴经济体市场具有较大机电产品的需求潜力。出口市场潜力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国家或地区的需求及购买能力。Hausmann等[2]在经验研究中提出，购买能力与收入水平正相关，而收入水平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水平来判断。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9个发达经济体GDP在2008―2013年间年均增长仅为130%，而同期新兴经济体GDP年均增长了610%。从贸易数据观察，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进口在2008―2013年平均年增长了1070%，远远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240%，机电产品进口额占全球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730%上升到2013年的1310%。可以预见，随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对机电产品需求一定会进一步增加，这无疑为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提供了市场空间。
二、中国机电产品的竞争力现实
1出口比较优势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是衡量某产品或某类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常用指标。它是指一个国家某种（或某类）商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除以世界总出口额中该种 （或该类） 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其表达式为：
RCAik =（Xik /Xi）/（Xwk /Xw ） （1）
其中，Xik代表i国k商品的出口额，Xi代表i国出口总额，Xwk代表世界k商品的出口额，Xw代表世界总出口额，指数取值范围为[0，∞]。一般认为，当其大于250时表示该商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125―250之间，表示该商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080―125之间则表示该商品国际竞争力一般；如果小于080，则表示该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根据贸易数据，本文选取对各新兴国别市场机电产品出口排名靠前的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中国开拓新兴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后文提到的主要竞争国家均指这七个国家。对2000―2013年中国与主要竞争国机电产品出口比较优势变化进行统计性描述。整体上看，统计期间日本、韩国和德国的机电产品出口比较优势较强，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一般，中国出口优势增长迅速并从2007年开始赶超德国，而美国出口优势在2009年出现了大幅下跌。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中国出口优势增速放缓，在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轻微下降，与德国相比优势丧失，与日本、韩国差距依然较大。
在产品分类上，联合国SITC分类标准下机电产品主要包括9大类。
9大类包括：71（发电机械）、72（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3（金属加工机械）、74（一般工业机械设备）、75（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77（电气机械仪器）、78（道路交通工具即汽车制造业）和79（包括（791）轨道交通设备、（792）航空航天器械、（793）水路运输设备）。为了解机电产品类别的比较优势差异，本文根据SITC分类对中国及主要竞争对手国家2013年的机电产品类别的RCA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中国在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76）上的出口优势很强，远超主要竞争对手国家；在电气设备（77）和水路运输设备（793）上，中国显示性比较优势较强，其中电气设备出口优势仅次于韩国，水路运输设备出口优势不及日本、韩国；而在其他类别产品上，中国的出口优势一般甚至很弱，与多数竞争对手国家相比均处于比较劣势。综合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各类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均衡，办公及数据处理、通信和电气设备出口优势十分突出，道路交通设备及航空航天器械等产品则劣势明显。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整理。
2贸易互补性
经济学家Peter[3]最早提出测度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来衡量一个国家某种产品的出口与另一个国家的进口之间的吻合程度，后来被学者们广泛借鉴，例如于津平[4]、孙致陆和李先德[5]等。其中，计算出口国和进口国某项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公式为：
TCIkij=RCAkxi×RCAkMj （2）
其中，TCIkij代表i国和j国k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RCAkxi代表i国向j国出口k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kMj代表j国从i国进口k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kxi和RCAkMj的计算与前文的RCAik计算方法相同。互补性指数的大小可以反映某产品或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性强弱，指数越大说明进口国对出口国的产品需求越旺盛，两国该产品的互补性强，同业竞争性弱。当TCIkij>1时，表明在k产品上i国和j国互补性强；该指数越大，互补性越强，竞争性越弱。反之，当TCIkij
根据前述计算方法，本文对2000―2013年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机电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了计算，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2007年后中国对除印度外的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出口的互补性均较强，对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巴西和南非的贸易互补性保持150以上，且在考察期间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机电产品具有较大的现实需求，中国机电产品与当地同业竞争性逐渐减弱。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开始，这种总体上升趋势放缓；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互补性甚至出现明显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新兴国家机电产品进口需求增速放缓；二是随着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等机电制造强国出口能力的逐步恢复，对新兴经济体出口逐步增加；三是墨西哥、印尼和印度等新兴国家自身机电产业崛起，对新兴市场机电产品出口增加。这说明相对发达出口强国，中国机电产品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上的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
图1 中国对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出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
为进一步了解各机电产品类别出口的贸易互补性，本文选取了2013年相关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的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类）、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76类）出口与新兴市场互补性最强，发电机械（71）、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2类）、一般工业机械设备（74类）、电气机械仪器（77类）和轨道交通设备（791）类产品在多数市场上呈现出了较强的互补性，同业竞争较弱，而水路运输设备及船舶制造业（793）在部分国家市场上互补性也较强，其他类别产品总体来看互补性依然较弱。此外，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图4中反映的与我国互补性较强的墨西哥、俄罗斯等国，对我国需求旺盛的机电产品类别较多。印度对我国的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类）、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76类）、水路运输设备（793）需求较为旺盛，其他类别的较弱。总之，中国各类机电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存在差异，同一类别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贸易互补性也不同，该结论与学者林浩等[6]的研究结果相同，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要素禀赋、产业政策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程度各不相同。
数据来源：同表1。
3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一国产业或产品的竞争力受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而综合性的RCA和TCI指标是无法准确反映代表出口产品质量的技术水平的，而后者恰恰是产品竞争优势的核心内容之一。自Hausmann等[2]提出用出口复杂度指标来考察一国出口与生产率水平（或收入水平）关系之后，学术界开始借鉴他们的思想研究出口与技术水平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的逻辑是：一国的出口技术水平可以通过该国的生产率得以反映，因生产率与该国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因此，出口的技术水平便可通过该国收入水平来反映。为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收入水平用人均实际GDP表示，为剔除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影响，以出口国目标产品占全部产品出口的份额与世界各国该份额加总值之比作为权重（即显示性比较优势），对各出口国的人均实际收人进行加权处理。可见，出口复杂度是以产品k 在总出口中的份额作为权重的所有出口产品 k 的国家人均 GDP 的加权平均值。出口复杂度越高，表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竞争力也就越强。本文借鉴Rodrik[6]的出口复杂度指标的计算方法，先对机电产品的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进行计算，然后计算比较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主要竞争国家在机电产业层面（SITC编码前1位数字）的出口复杂度，以便明晰中国机电产品的总体技术水平。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计算方法为：
PRODYk = ∑iXik/Xi∑iXik/XiYi （3）
其中，PRODYk表示产品k的出口复杂度，i表示出口国，Yi表示出口国的人均实际GDP， Xik表示出口国k产品的出口额，Xi表示出口国所有产品的出口额，∑iXik/Xi表示世界各国产品k出口份额的加总值。产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的计算方法为：
EXPYi =∑kXikXiPRODYk（4）
其中，EXPYk表示出口国k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是k产品的PRODY指数的加权平均值，Xik表示出口国k产业的出口总额，Xi表示该国全部商品的出口额，两者与Xi比值为PRODYk的权重。
各类机电产品层面出口复杂度，如表2所示。考察期间为2000―2013年，选取每年各类机电产品当年出口额排名前50位的国家为样本，
选取排名前50位的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在当年均已占到了世界总出口额的90%以上，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样本国家的出口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以2005年不变美元和不变汇率为基准做通胀和汇率波动消减。
注：数据来源同表1。
为便于比较，表中数据均取自原计算结果的1%。
从表2可见，发电机械（71）、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2）、金属加工机械（73）、一般工业机械设备（74）、道路交通工具即汽车制造业（78）和航空航天器械（792）的出口复杂度要明显高于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76）、电气机械仪器（77）、轨道运输设备（791）和水路运输设备（793），且各类机电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从2007年开始出现波动式变化，其中76类、78类和793类产品下降幅度较大。结合前文对RCA指数和TCI指数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技术含量较低、技术含量波动下降的机电产品上具有较明显的出口比较优势和较强的出口互补性，而在技术复杂度较高的71―73类、78类、792类机电产品出口中优势普遍较弱，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且对新兴市场出口互补性较弱，同业竞争性较强。
根据EXPY指数公式进一步测算中国、新兴市场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的机电产业总体（产业层面）出口复杂度，结果如表3所示。
数据来源：同表1。
横向比较出口复杂度绝对额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中除墨西哥外机电产品技术水平普遍较低，明显不及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而在发达国家中又以日本出口复杂度最高，韩国、德国分别位列第2和第3位，在整个考察期间，三国出口复杂度都高于中国。纵向比较可以发现，2000―2007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较快，增速领先于本文测算的所有国家，缩小了与日本等出口复杂度高的国家的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出口下降、经济倒退等因素影响，多数国家出口复杂度出现下降，主要发达国家下降幅度大于新兴国家，其中美国、日本下降最为明显，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复杂度在2008年超越了美国，2009年又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但与德国、日本、墨西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总体看，在新兴市场上，中国机电产品与同行业产品竞争是具备技术优势的，但也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机电产品的强势竞争。
结合上文竞争力分析结论可以看出，中国机电产业整体竞争力和技术水平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均较高，而在具体产品类别上则有不同。中国在出口复杂度较低的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和录音音响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上反倒具备较强的出口优势，在新兴市场上需求旺盛，成为对新兴市场出口的强势产品。但在发电设备、专用设备、包括航空航天器械在内的交通运输设备等出口复杂度较低的产品出口上则处于比较劣势。这反映了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需求的特殊结构，是我们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时应当注意研究的。
三、拉动新兴市场机电出口的主要因素
前文描述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和竞争力现实，但摸清出口增长的拉动因素以及各拉动因素的贡献程度对于保持和扩大机电产品出口和提升出口质量更有现实意义。为此，下文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由Tyszynski[7]最先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在某种产品竞争力不变则该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不变，因此，如果该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保持不变，那么，出口额的增加必定是由该产品竞争力提升或出口结构调整引起的。该模型提出后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补充完善，其中较为经典的是Jepma[8]把原始模型中较为笼统的因素进行了二次分解，这一拓展后的模型在此后解释出口增长促进因素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模型及解释
根据Jepma[8]分解拓展模型，一国对特定市场出口变动主要是受需求效应、竞争效应和交互效应三个因素影响，需求效应是指由于进口国某产品需求规模或需求结构的变动引起的该产品出口变动；竞争效应是指产品出口市场份额变动导致的该产品出口规模的变动；交互效应则是指进口需求变动和出口竞争力变动均衡作用所引起的出口变动，可以理解为出口产品对进口国需求变动的适应能力。
根据上述思想，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各拉动因素贡献程度可通过下面模型进行第一层次的分解：
Δq=∑j∑iS0ijΔQij+∑j∑iΔSijQ0ij+∑j∑iΔSijΔQij（5）
需求效应 竞争效应 交互效应
其中，Δ表示变动量，i和j分别代表机电产品具体类别和出口市场，q代表中国对j市场的机电产品出口总额，S代表中国机电产品i在j市场的市场占有率， Q代表j市场机电产品的进口总额。
由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高度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市场，而本文欲分析的是中国机电产品对新兴市场整体出口的影响因素，所以不考虑市场分布效应，选择籍丹宁和高郁[9]改进的多种产品、单一市场CMS模型。该模型将式（5）中的需求效应分解为需求规模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竞争效应分解为整体竞争效应和具体竞争效应，交互效应分解为纯交互效应和动态交互效应。其中，需求规模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分别是指由于机电产品进口需求规模变动和进口产品结构变动引起的出口变动；整体竞争效应是指出口国机电产业整体市场份额变动引起的出口变动；具体竞争效应是指出口国不同种类的机电产品市场份额变化也即出口结构调整引起的出口量的变动；纯交互效应表示出口结构变动和需求规模变动对出口变动的综合效应，而动态交互效应则表示出口结构变动与需求结构变动产生的综合效应。以0和t分别代表基期和末期年份，拉动因素做第二层次分解如式（6）：
2数据选取及时期划分
本文选取UN Comtrade数据库中2000―2013年各新兴国家机电产品进口数据，对中国在该时期每年出口增长拉动因素进行测算分析。测算时，依据贸易额变动特征将这段时期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8年），新兴市场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的规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平均年增长率47%；第二阶段（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市场进口中国机电产品的规模出现8%的负增长；第三阶段（2010―2011年），新兴国家强势复苏，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的贸易额平均年增长35%，恢复高速增长；第四阶段（2012―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趋稳而新兴国家增长有所放缓，新兴国家进口中国机电产品的规模进入了年均7%的低速增长阶段。
3模型测算及结果分析
根据分解式（6）计算各要素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新兴市场规模变动的影响程度，并在每一阶段选取阶段内的年度数据均值，结果如表4所示。
比较第一层次的分解可以看出，在一、三、四阶段，中国对新兴市场机电产品出口的需求效应、竞争效应及交互效应均为正值，说明在这三个阶段，新兴市场的需求增加、中国机电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都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但需求效应和交互效应在第二阶段均呈负值，对出口增长起到阻碍作用。此外，竞争力效应在第二阶段、需求效应在第三阶段均起主要的促进作用，而两种效应在其他两个阶段的贡献程度差别不大；交互效应在出口高速增长的第一和第三阶段拉动作用较大，而在其他阶段，尤其是在第四阶段，交互效应明显减弱，说明新兴市场的需求和中国出口竞争力两者的均衡是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最佳条件。
观察拉动因素第二层次的分解可以发现：
第一，需求规模效应在除2009年外的其他考察期间均为正值，且贡献程度较大，说明新兴经济体对中国机电产品进口需求量的增长在中国对新兴市场的机电产品出口中起到了较大的积极拉动作用。而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影响，新兴市场需求规模减少，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打击很大。
第二，需求结构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负值，在统计学意义上说明中国在新兴市场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的市场份额较低，在进口需求增长慢甚至减少的产品上的市场份额却较大，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不能适应新兴市场的需求结构变化。而第二阶段需求结构效应为正值说明在危机笼罩下供给发生变化，即中国与主要竞争国产品出口能力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新兴市场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市场份额得到了很大提升。
第三，整体竞争效应在四个阶段始终为正值，且在第二阶段起到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说明产品市场份额的增长对出口规模的变动始终具有促进作用，且有助于维持经济波动时期的出口稳定。
第四，具体竞争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正值，说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正向与新兴市场进口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方向调整，即在新兴市场需求量大的产品上中国的市场份额提升较快；而在第二阶段为负值说明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较快的是当年新兴市场需求规模并不大的产品。
第五，纯交互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正值，表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的调整和新兴市场进口需求规模的增长产生积极的交互作用，能够拉动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而动态交互效应在这三个阶段的贡献度均接近0，表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调整与新兴市场机电产品进口结构调整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同步或相符结果，中国竞争力提升快、市场份额增长快的产品在新兴市场上的需求增长很慢，或者说在新兴市场需求增长快的产品上中国出口取得的市场份额增长很慢。在第二阶段动态交互效应起到的促进作用则较为明显，表明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调整产生的综合效应为正。与需求结构效应和具体竞争效应综合分析，并结合贸易数据可以发现，在2009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较快的是新兴市场需求增长相对较快但需求规模依然不大的办公及数据处理设备、水路运输设备等产品。
动态上看，2000―2013年间，需求规模效应、具体竞争效应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略呈上升趋势，而需求结构效应和纯交互效应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整体竞争效应波动性较大，动态交互效应起到的作用一直不明显。这说明新兴市场进口需求的增加和中国机电产品针对需求规模即静态的需求结构所做出的出口结构调整，即在需求量大的产品上中国市场份额有效增长，只是这种调整还未完全适应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动，即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中国市场份额提升缓慢。因此，有效迎合进口需求规模增长，出口结构调整过程中更多地关注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提升机电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应该成为中国机电产品开拓新兴市场今后努力的方向。
为观察具体市场中各拉动因素的影响差异，将新兴国家市场分别作为单一市场进行测算。考虑到篇幅限制，将2000―2013年间的各影响因素贡献度取均值，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中不难发现，中国对南非、阿根廷、墨西哥及土耳其的机电产品出口主要是受竞争力提升拉动的，而对其他新兴国家出口主要是需求效应拉动的，交互效应在除印尼和印度之外的其他新兴市场上均呈现较大正值，说明中国机电产品在多数市场上具备应对需求变动的能力。从第二层次分解的结果看，需求规模效应和整体竞争效应在各国市场上均为正值，说明需求规模增长及中国机电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各新兴市场上起到了程度不同的正向拉动作用；而其他因素的贡献度在不同市场间差异明显，表明中国对各新兴市场的机电产品出口均具备独特性。
四、对策建议
第一，以新兴市场为出口拓展重点，营造有利贸易环境。与新兴市场国家建立良好的经贸往来机制，加快FTA网络建设，强调各国在资源禀赋上的互补性，在经济、政治发展利益上的一致性，消除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壁垒，进而充分把握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需求及投资机遇。此外，与发达经济体展开竞争，树立产品价格、质量及服务优势，通过产品差异化提升市场占有率。
第二，根据产品类别竞争力特点有的放矢地采取差别政策措施。中国在水路运输设备、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和录音音响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产品上竞争优势突出，需要在增加生产和出口规模的同时注重技术研发能力的提高，提高产品的价值链水平。而对中国处于出口劣势的发电设备、航空航天设备等高端技术产品，要在资金融通、技术引进和研发、生产扶持和创新激励各个方面出台配套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运用先进研发技术进行改造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同时注重产品种类多样化，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中国机电产业出口产品数量、产品质量和产品种类的三重提升。
第三，创新出口模式，拉动新兴市场需求。在保持传统的出口模式的同时，应通过对外FDI参与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而带动本土产品出口，消化产能过剩，提高国外市场占有率。利用丝路基金、亚洲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帮助目标市场制约需求的资金短缺问题。机电行业协会应当建立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及时掌握新兴市场需求变动，提示出口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主动适应市场需求。
第四，因地制宜，对不同市场采取差别化的出口策略。根据具体市场的需求结构和潜力，因地制宜地确定产品出口类别，调整产品的适应性，通过差异性产品满足差异性需求，从而实现保持传统市场占有率，开拓和提高新兴市场的占有率的目标。根据前文的分析，南非、阿根廷、墨西哥及土耳其四国对机电产品具有需求潜力，但中国目前的市场占有率还不高，因此，应当把他们作为市场开拓的重点；印度市场的机电产品需求旺盛，需求拉动作用明显，中国就应当认真研究其需求特点以及竞争者的特点，力争通过对外投资等方式进一步提高该市场的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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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兴市场监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政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政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政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政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执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政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政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政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政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政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政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政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政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政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政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政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政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政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政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政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政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政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政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政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政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政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政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政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政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政府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政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政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政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