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广播电视大学，四川成都610051）
摘要：本文以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语言习得理论为基础，基于网络协作学习背景，对79名成人学生的英语笔试成绩进行问卷调查，对搜集的资料进行多维分析，探析成人学生英语学业成就的人口学变量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网络协作背景下英语学业成就在性别、年龄、城乡生活环境方面不存在差异，但在职业上差异显著。
关键词 ：成人学生；英语学业成就；网络协助学习；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9—0073—02
一、理论基础
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是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别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语言变异与语言习得都是社会语言学关注的范围，且与网络协作学习背景下的英语学习紧密相关。
（一）语言变异
布莱特把语言变异作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七个方面：说话者的社会身份，听话者的身份，会话场景，社会方言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平民语言学，语言变异程度，社会语言学的应用。1966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发表了《纽约城英语的社会分层》一文，产生了重要影响。该项研究调查了纽约市上、中等级百货公司里职员的语音，并用一句包含fourth的句子作为调查手段。研究发现，不同的r发音，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人清楚地发r音，有人发得不清楚甚至基本不发。经统计发现，上层和中层的职员，发r音的百分比较高（分别为62%和51%），而下层的职员发的比例则相对低（仅为20%）。［1］在该理论指导下，本研究旨在分析成人学习者的性别、职业、年龄、生活环境等因素是否对英语学业成就产生影响。
（二）语言习得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指出，在语言教学中应关注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而不仅仅是语法能力的培养。学生在课堂上不是简单地参与或控制语言结构，而是运用语言进行交流与沟通。在协作学习过程中，学生有在实际情境中互动和沟通的机会，利于提升语言交际能力，营造良好氛围。协作学习还利于减少、消除学习的孤独感，促进自我反思。英语学业成就也是语言习得的体现。以上理论可以用于分析成人学生英语学业成就是否受学习者人口学背景的影响，即性别、年龄、城乡生活环境、职业类型等对成人学生英语学业成就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四川省双流广播电视大学学生。该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十分重视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且该校有先进的教育技术支持，能在国家开放大学的指导下为不同背景的成人学生提供在线课程。随机选取79名成人学生，采取网络协作学习模式学习英语，已在2013年春季学期修完课程“English 1”，这是在校生的必修课，综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网上综合成绩（包括在线学习时间，发帖数量和网上作业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即综合成绩100%=网上综合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70%。研究将综合成绩作为学生学业成就的评价标准。
（二）研究假设
研究从性别、年龄、生活环境、职业四方面，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1：成人男学生在线学习时间比成人女学生更长，发帖数量比成人女学生多，而女学生的网上作业成绩优于男学生。
研究假设2：在网络协作背景下的英语学习中，25岁及以上的学生比25岁以下成人学生有更高的考试成绩。
研究假设3：农村学生接触网络技术的机会较少，因此，网上作业成绩会逊色于城镇学生。
研究假设4：从事体力劳动的学生接触网络技术的机会较少，因此，网上作业成绩比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学生低。
（三）调查工具
研究采用在线问卷调查，共分两部分：一是基本信息，涉及性别、年龄、城乡生活环境、职业四方面；二是在线学习时间、发帖数、网上作业成绩、综合成绩。
（四）研究过程与伦理
在课程“英语一”即将结束时对学生进行调查，采用团体施测方法，发放问卷79份，回收有效问卷79份。采用Minitab 16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所有研究均遵循研究伦理匿名进行。
三、结果与讨论
在79份问卷中，50.63％是体力劳动者，49.37％是非体力劳动者；94.94％在35岁以下（不含35岁），5.06％在35岁以上；79.75％来自城镇，20.25％来自乡村；37.97％为男性，62.03%为女性。
（一）网络协作背景下英语学业成就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
与研究假设不同，男学生在该背景下的网上综合成绩和考试成绩与女学生无显著差异，即该背景下不同性别在英语学业成就上无显著差异。
（二）网络协作背景下英语学业成就在年龄上无显著差异
研究发现，在该背景下，25岁及以上学生的考试成绩高于25岁以下的学生。但这不能完全反映出他们的学业成就和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因为综合成绩没有显著差异（P=0.305）。此外，已有文献并没有明确的结果表明英语学业成就和年龄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但值得关注的是，年龄在25岁及以上的学生由于已经超过了中国全日制学历教育一般年龄段，所以，或许更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努力获得学历、学位，提升自己学业成就，因此，这些学生比25岁以下学生有更明确的目标，更自律。
（三）网络协作背景下英语学业成就在城乡生活环境上无显著差异
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就与城市学生无显著差异。这很可能是该校大多数学生拥有宽裕的收入，能负担昂贵的学费。无论学生在家还是校，他们都可拥有舒适便利的网络环境进行在线学习。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双流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显然，这个结果与已有的研究文献不一致，这是因为双流城市的经济发展较快，这所广播电视大学本身提供了先进的硬件学习环境和软环境，建立了互信合作的学习环境。
（四）网络协作背景下英语学业成就在职业上差异显著
研究从职业类型分为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者。结果显示，在研究对象中，网络协作背景下非体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有显著较高的学业成就（综合成绩）。另外，非体力劳动者的期末考试成绩比体力劳动者更高，但这种差异不显著。
这一发现与研究假设一致，即从事体力劳动的学生在该背景下学业成就比非体力劳动者低。此外，非体力劳动者的学生在最后的测试成绩较好，但他们的表现并不显著不同于体力劳动者。已有研究仍然认为，具备技术方面认证的先进技术（快速网络接入）条件，使在线英语学习者有更好的态度。然而，不同职业背景的学生网上学习时间也不一样。
四、结论
研究基于网络协作背景，采用语言变异、语言习得理论，对成人学生英语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了解了网络协作背景下英语学业成就在性别、年龄、城乡生活环境上无显著差异，但在职业上差异显著，这将有助于今后对该类学生的英语教学成效的提高。
［
参考文献］
［1］W.Labov.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EB/OL］.stanford.edu/class/linguist62n/labov001.pdf.
［2］程桂芳，王凤蕊.基于设计的网络协作学习个案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0（10）.
［3］柴少明.网络环境下英语协作学习中教师角色构建及话语策略研究［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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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ine， D.， A. van Vamelen， S. Lund， A. Cabral， M. Taoufiki， N. Dorr， A. Leke， C. Roxburgh， J. Schubert， P. Cook. Africa at Work： Job Creation and Inclusive Growth[R].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
[6][13]Dobbs， R.， A. Madgavkar， D. Barton， E. Labaye， J. Manyika， C. Roxburgh， S. Lund， S. Madhav. The World at Work： Jobs， Pay and Skills for 3.5 Billion People [R]. MGI Report， 2012.
[7]OECD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2 [R]. OECD Publications， 2012.
[8]OECD， ed. Inequality. Recent Trends in China and Experience in the OECD Area[R]. China in Focus， Lessons and Challenges， 2012.
[9]OECD， Risk and Regulatory Policy.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of Risk [R]. OECD， 2010.
[10]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Renewing the Skills of Ageing Workforce[R]. OECD Publishing， 2012.
[12]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the Youth[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2.
[15]Manyika， J.， S. Lund， B. Auguste， and S. Ramaswamy， Help Wanted： The Future of Work in Advanced Economies[R].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
[16]O诚，等.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257.
关键词：农民工；教育培训；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汪传艳（1984-），女，湖北省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农村教育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变迁研究”（编号AHA090003），主持人：雷万鹏。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8-0035-06
一、引言
城乡收入差距及地区收入差距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持续动力。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解决农村劳动力收入问题和转移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而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03年农业部、教育部等六部委颁发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将农民工教育培训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再次强调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因此，探究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作为一个“发展问题”成为继农民工“准入问题”及“权益维护问题”之后的又一前沿课题，已引起学者的关注。De Brauw等人（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其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1]国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教育投资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具有较高的回报率（罗忠勇，2010[2]；刘万霞，2011[3]）。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差别待遇也使农民工意识到个人素质对人生发展的重要作用，参加教育培训的主观意愿强烈（刘平青等，2005[4]；刘长海等，2009[5]）。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运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影响因素，如杨晓军等人（2008）的研究指出性别、年龄、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对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有直接影响。[6]黄乾（2008）利用上海等5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培训需求受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行业和所有制、进城就业年限、劳动合同和培训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7]张秋林，张晔林（2008） 采用赫克曼两阶段估计法将农民工参加培训的决策过程分为“是否愿意接受培训”和“愿意投入的规模”两个阶段，指出农民工是否接受培训受农民工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和培训项目特征等因素共同的影响。[8]丁煜等人（2011）的调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收入对农民工是否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具有显著影响。[9]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的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的被解释变量是“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但农民工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在文凭社会里，学历成为农民工进入主流职业的主要障碍，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学历教育表现了较高的需求，所以本文的解释变量“教育培训意愿”包括参与学历教育或技能培训意愿两类。此外，已有研究在自变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性，缺乏科学的标准。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受到劳动者个体特征等因素的显著影响[10]。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学研究结果认为，社会身份背景是决定每个人教育意愿的重要因素。[11]鉴此，本文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和群体身份特征角度探析农民工特征因素对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10月对东莞市农民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此次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32份，有效问卷为409份，有效回收率为90.9%。从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看，覆盖了全国23个省、直辖市地区。从所属行业看，调查对象来自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农民工来源的多元化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
表1给出了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描述信息。可以看出，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以年轻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力军；绝大部分农民工拥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多数人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务工，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没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与农业相脱离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行业、在外务工时间长、工作流动性大、大部分农民工对工资收入不太满意。可见，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在诸多指标上表现了较高的趋同性。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可分为
“有需求意愿”和“无需求意愿”两种情况。本文以“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学历教育或培训学习”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有意愿，定义为Y=1；没有意愿，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Y的分布函数为：
F（Y）=py（1-p）1-y；Y=0， 1
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系数进行估计。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i=F（？坠+■βjxij+μ）=1/1+exp-（？坠+■■βjxij+μ）
其中，pi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的概率，i为农民工编号，βj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m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是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a为截距项，μ为误差项。
2.自变量及研究假设。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业产业的劳动者（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12]）。依据农民工的定义，本文通过农业背景、务工背景等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群体身份特征。农民工个体特征包括人口学特征及社会特征。纳入解释变量的因素有：
人口学个体特征。包括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性别等指标。（1）实际年龄。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理论，年龄的增加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收时间的减少，所以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将下降。因而假定，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越低。（2）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越大，意味着个体走进社会时较为成熟，更加愿意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为强烈。（3）性别。一般来讲，女性较少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更倾向追求文职等稳定工作。研究假设认为，女性的教育投资意愿更强烈一些。
社会学个体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月工资水平、工资满意度等指标。（4）肥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竞争力也高，研究假设认为，为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强烈一些。（5）婚姻。已婚者面临更多的家庭压力，因而假定，未婚者比已婚者的教育需求强烈，而遭受婚姻挫折的人教育需求最小。（6）收入状况。农民工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为教育投资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本文假定，收入越高、对工资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高。
农业背景。包括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7）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决定了处于边缘地位、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是回归农村还是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研究假设认为，没有自己名下农业田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强烈。（8）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研究假设认为，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更易脱离农村，为适应外界生活对新知识的渴求会更强烈。
务工背景。包括行业、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等指标。（9）行业。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相应较高。本文假定，高技术含量行业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一些。（10）务工年限。进城务工年限长的农民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较多，会更加重视教育。研究假设认为，进城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也越大。（11）换工作次数。一般来说，换工作次数越多意味着工作越不稳定，会给农民工接受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假定，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需求越低。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描述信息
从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看，89.3%的农民工认为需要接受学历教育或培训，10.7%的农民工认为不需要。从支付意愿看，8.6%的农民工表示不会投资，18.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每年投资1000元以下，23.9%的农民工表示每年愿意投资1000-2000元，48.8%的农民工每年愿意投资2000元以上。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工认为有必要参加教育培训且愿意投资教育。
从实际参与情况看，51.5%的农民工务工前参加过学历教育或培训，58.3%的农民工已经参加过企业单位组织的培训，45.4%的农民工参加过高校或培训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14.5%的农民工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由此可以看出，半数左右的农民工已付出实际行动参与各类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项目。在这种背景下，探求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对有关部门顺利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二）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结果分析
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各因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
第一，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复杂影响。17-21岁年龄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处于17-21岁年龄段的90后农民工群体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加强烈。17-21岁年龄段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12.833，表明90后农民工群体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比老一代农民工上升了约11倍。处于22-31岁年龄段的80后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前面的研究假设基本一致，但年龄与教育培训需求之间并不是呈线性关系。
第二，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作用。初次外出务工年龄的统计检验结果在0.05的水平显著，回归系数为0.390，说明初次外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强烈。结合第一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教育培训具有强烈需求意愿的农民工主要是实际年龄小而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第三，性别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显著。性别的显著性水平为0.012，回归系数为1.301，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教育培训需求更强烈，这与研究假设一致。女性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3.673，意味着女性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比男性提高了2.67倍。
第四，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9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67，这表明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并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不一致。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调查的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以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所占比例高达70.2%，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可见，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并没有明显的学历差异。
第五，婚姻状况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统计结果显示，未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回归系数为负值，这表明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意愿较低，婚姻上的挫折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负面影响。
第六，农业背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是否拥有责任田及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研究假定不一致。
第七，务工背景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务工背景包括“外出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行业”等指标。统计结果显示，这三个指标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从前文农民工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外务工时间较长，换工作频率较高，所从事的工作一般属于低端行业，这说明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处于同等地位，务工背景极为相似。因此，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并没有显著的务工背景差异。
第八，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从月收入水平看，处于2001-3000元、3000元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5和0.027，回归系数分别为2.275和2.144，这说明了收入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月收入处于2001-3000元之间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率为9.725，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处于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提高了约8倍。月收入处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为8.530，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为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发生率提高了7.5倍。
从工资满意度看，对工资满意的显著性水平为0.029，回归系数为1.504，这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与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之间的教育培训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需求发生率为4.499，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提高了约3.5倍。
可见，收入因素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对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参与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是否产生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农田、对农业的熟悉程度、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所处行业等因素没有显著性影响。不难看出，影响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一些个体异质特征因素，而农民工身份识别特征及个体同质特征如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是否接受教育的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这表明固有的群体结构特征对教育行为的选择产生了高度的趋同性。本文在对农民工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完整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两类不同特征的差异影响，这一结论是较之已有研究的新颖之处。
同质群体（homogeneous group）是由特点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这种相似性包括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价值观念、种族传统、行为习惯等内容。群体的同质化会影响组织的行为， Schneider等人通过对美国142个组织的13000个对象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种现象在组织内普遍存在[13]。群体成员在共同经历中形成的习惯、惯例、规范和路径依赖等行为在时间上和彼此间具有稳定性和规律性，前者指个体行为在时间上的可预测性，后者指不同个体的行为在相同情景下的可预测性和相似性[14]。如前文分析，我国农民工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身份背景，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农民工作为一个高同质性群体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合乎一种逻辑的社会结果，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产物。人力资本在城市体制与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之间担当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农民工是否愿意参与教育培训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在共同的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选择行为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因此，群体身份特征对农民工的教育意愿没有明显的差异。
然而，无论从短期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的角度看，还是从长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都是有必要的。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收入
教育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增加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才能使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首先，建立健全的工资支付、增长、公决和保障机制，规范用工合同管理，加强对农民工工资的监察力度。其次，扩大农民工参保面，实现社保关系的跨区域转移和接续，使农民工真正受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也等于增加了农民工收入。再次，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及政策咨询等信息服务，建立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协调机制，帮助农民工顺利就业。
（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知识的普及化及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劳动者内部分化和多样化，使各个行业、社区成员的同质性逐渐消失，使社会的流动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在管理体制上，应由专门部门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常态管理，推动长效机制的建立。在学习内容上，注重教育培训内容的层级性和多样化，以满足农民工对高层次知识的需求。在教育机构上，应积极推进成人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院校的改革，使其成为农民工接受高质量教育的主场所。同时，建立规范的准入和考评机制，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在教育形式上，采取开放性、分散性的形式，以适应农民工的特殊需要。
（三）进一步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
政府组织农民工培训工程，本意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帮扶，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但从现有地方政府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文本看，本地户口仍是不少地方政府提供培训服务和补贴的先决性条件。在这种体制下，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必然受到压制，也必然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必须深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待遇，为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消除制度。
参考文献：
[1]De Brauw，Alan，Jikun Huang，Scott Rozelle ，Linxiu Zhang and Yigang Zhang，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0（2），2002：329-353.
[2]罗忠勇.农民工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基于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调查[J].教育与经济，2010（01）.
[3]刘万霞.我国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05）.
[4]刘平青，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05（09）.
[5]刘长海，杜时忠.转型期低学历农民工教育需求与供给调查报告[J].教育与经济，2009（01）.
[6]杨晓军，陈浩.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
[7]黄乾.农民工培训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2008（04）.
[8]张秋林，张晔林.需求视角下的农民工两阶段主动培训投入影响因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8（08）.
[9]丁煜，徐延辉，李金星.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1（03）.
[10]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8-13.
[11]Duncan O D.Featherman D L. Duncan B 1968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Extensions of a Basic Model.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Washington.DC.
[1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
谢周亮(1974―),男,河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开封,475004),副教授。研究方向 :人力资本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背景是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个人收入水平的,一是上代人的竞争结果影响下代人的可观测 能力,例如影响下代人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收入水平较高,就有能力支付教育费用,不至 于因为交不起学费或因为需要子女尽早挣钱补贴家用而辍学;二是家庭背景能通过生活和学 习习惯影响下代人的内在特征,如毅力、勇气、气质等等,这也能影响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 工作效果,但是个人的内在特征往往是难以测量的;三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往往 具有较高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子女求职或晋升过程中可以被利用。这三种途径都能够强 化收入阶层的代际传递性,前两种途径有其合理合法的一面,每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 一般都会首先保证自己的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督促后代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第三种 途径往往是在就业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用,当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一定时,有“ 关系”的父母能够为子女安排较好的工作,获得较多的晋升机会,这种情况既有损于社会公 平,也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根据上述家庭背景影响收入的特点和途径,本文主要研究以下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在控制了教育水平和父辈有关特征等变量时,不同性别、户籍等人 群中收入差异的特点;与本人教育水平相比较,家庭背景影响收入差异的程度。
二、相关研究简述
英国学者Albert和Wayne[1]在研究中首先提出父母所处的职业、行业和学历将对年 轻人就业 产生重要的影响。Linda Datcher[2]认为利用父母的社会资源可能更直接的获得工 作推荐或 工作机会的信息,他用父母的教育水平、兄弟姐妹个数、家庭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家庭背景。 David和Robert[3]利用巴西的调查数据,发现在工资决定方程中加入父母的教育水 平因素, 会使估计的私人教育收益率下降1/4到1/3,他认为,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代际流动性较低 , 家庭背景在决定个人收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Heckman和 James[4]的实证结果也表 明父母的 教育水平每提高一年能使子女的收入增长3%-5%。与就业有关的信息和机会并不只是通过劳 动 力市场来流动和传递,相反的,它们更多的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来传递的,家庭社会 关系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信息流动,帮助个人获得就业的 信息和机会。[5]
国内学者也就家庭背景对就业或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岳昌君等[6]利用北京大 学“高等 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回归结果显示,父亲受教育年限对毕业生的起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东茅[7]利 用同样的 数据,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发现我国不同家庭背景子 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受教育结果均有明显差异,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则拥有的权力越 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更快捷、准确地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信 息,甚至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张世伟等[8]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 年吉林省 人口抽样调查,他认为,家庭背景是个人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忽略家庭教育背景会导致个 人教育回报的高估,母亲的教育背景比父亲的教育背景对个人的收入更具正面的影响。
可见,人力资本和家庭背景都可以通过就业机会影响个人收入水平。总体来看,精确比较家 庭背景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程度的成果并不多,本文利用有关调查数据, 借鉴相关研究对家庭背景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以及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异分解方法,就家 庭背景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探讨家庭背景对子女收入的影响 程度以及减少个人收入差异的着力点。
三、实证研究及结论解释
(一)各因素对收入的边际影响比较 本文利用的数据来自于李路路教授和边艳杰教授主持的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解释变量为个人月收入的对数,影响因素包括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和家庭背景因素。其中,人 力 资本因素包括三个变量,一是个人教育水平,用实际受教育年限表示;二是工作年限,用年 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5表示;三是健康程度,用自评健康等级表示。家庭背景因素也包 括四个变量,一是父亲受教育水平;二是母亲受教育水平;三是父母的职业地位等级;四是 户籍类型,城镇赋值为1,农村赋值为0。结合以往学者对于职业地位的研究成果,本文把职 业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等级为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赋值为4;中级干部、中 层领导和军人次之,赋值为3;专业技术人员再次之,赋值为2;各种服务业工作人员再次之 ,赋值为1;一线生产人员、体力劳动者和农民为最低等级,赋值为0。将父亲的职业等级和 母亲的职业等级合并为父母职业等级,取值为父母职业中较高者的等级。由于性别也是影响 收入的主要原因,本文还加入了性别变量,其中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
首先采用Mincer的半对数收入决定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收入的边际影响,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共 线性问题,但具有异方差现象。以预期残差序列绝对值的倒数为权数,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半对数收入函数估计结果 月收入对数回归系数t检验值Beta值 教育年限01145376076 工作年限00112139028性别02162512023 户籍类型02451215013 健康水平00481645012 父亲受教育水平001587009 母亲受教育水平00131017011 父母职业地位0076472009 常数项4155583调整的R2072 样本数2723
注:所有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回归结果的偏回归系数显示,个人教育年限增加1年,平均来说可以使个人收入增加114% 。 以往关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结论一般在10%以下,[9][10][11]相比较来看,本 文得到的教育 收益率稍高,这可能是由于本文所利用的收入数据包括工资、各种奖金、补贴、分红、股息 、保险、退休金、经营性纯收入、银行利息、馈赠等,范围较广,差异会明显拉大;也可能 是由于近些年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在同样的家庭背景前提下,教育对收入的解释力度不 断增强,以至于使用的调查数据越新,教育收益率相对越大。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教育是解释收入差异的最重要因素。健康水平在调查数据中被分为5个等级,每提高一个 等级可使收入提高5%,可见,全面提高居民医疗保障水平,也有利于减少收入差异。
从回归结果来看,男性比女性的收入平均高24%。以往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 存在男性工资率高于女性的普遍现象,并且有逐渐拉大的趋势。[12][13]性别工 资差异并不 完全是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学者们大都认同性别歧视是形成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在 经济结构调整的今天,与男性相比,女性面临着更高的失业概率、失业女性面临着更低的再 就业概率以及更长的失业持续时间,而再就业女性中,她们还面临着不利的职业选择条件和 相同职业内更低的工资待遇。因此,消除对女性的歧视,是缩小工资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当受教育水平和父辈特征相同时,城镇户籍人口比农村户籍人口的收入平均高278%。在中 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扩大。如果将城镇居民的实物补贴归 入城镇居民收入的一部分,那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变得更大。[14]事实上, 农村居民 没有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医疗保险、住宅津贴、企业养老金、失业保险、最低工资保障, 以及对学校的财政补贴、教育投资等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如果考虑上述因素后再来测量城 乡差距,则其倍数可能在6倍以上。[15]不断增强的城市偏向政策使得上世纪90年 代以来的 经济增长失去了收入均等化效应,高增长创造出来的经济福利并没有通过收入扩散机制,让 城乡居民平等地分享这个成果。[16]造成城乡收入差异的原因主要与一些不平等政 策有关, 如劳动力迁移、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差异。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城市 居民能够使用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认为比农村居民拥有更优越的家庭背景。
父母的教育水平对调查对象收入的边际影响并不大,大约在1%左右,而父母的职业地位对该 调查对象收入的边际影响较大,每提高一个等级,可使收入提高79%。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 即使在欧美等劳动力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人们在就业过程中还是会依靠家庭的社 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关系,通过这些来获得相关的信息和帮助,克服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流动的 障碍,从而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
标准回归系数的Beta值是指在假设其他变量不变时,某解释变量变化一个标准差而因变量 变化的幅度。从标准回归系数Beta值来看,教育的边际效应最大,其次是工作年限和性别对 收 入的影响。家庭背景因素对收入的边际影响和健康水平的边际影响比较接近,说明家庭背景 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
(二)各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程度分解 关于个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分解方法,尽管各因素之间必然会存在相关性,完全分离各因素的 影响很困难,但学者们也做出了许多较成功的尝试。Graham Pyatt 等[17]在Fei,
Ranis,
Kuo[18]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回归方程对收入基尼系数进行了分解。本文利用F-R- K影响因素分解方法,计算每个变量在解释因变量的变异中的相对重要性。
上面的半对数模型容易解释边际效应的经济含义,但半对数模型排除了在劳动年龄内收入为 0的样本。考虑到暂时性失业的情况,上月收入为0 ,年收入也不一定为0。一个人可能临时 失业,一般无法忍受长期失业,会努力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关系去找工作。因此,为了分析各 因素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的大小,可以把个人年收入的原始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解 释变量与上同。由于仍存在异方差现象,先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再利用基于 回归模型的分解方法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分解,回归及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年收入的影响因素分解分析 年收入回归系数t检验值对基尼系数的解释贡献率(%) 教育水平958257290143263 工作年限13362117-0105 -28
性别23402976001629 户籍类型249920180038708 健康水平48115470005101 父亲受教育水平15312390016299 母亲受教育水平14410450014259 父母职业地位1745700006111 常数项-3532-1009 0067125 影响因素合计0223412残差项0251463 总计054100 调整的R2079 样本数5048
注:各解释变量在1%的水平上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结果显示,各因素对收入差异的解释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个人教育年限、户籍类型、父母的 受教育水平、性别、父母的职业地位和健康水平。
个人教育水平能解释个人收入差异的263%,说明教育不平等仍是当前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最 主要原因,减少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提高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是减少收入差异的有效办法 。另外,工作年限指标对收入差异的解释为负值,这是由于样本中工作年限与收入的秩相关 系数为负值,这说明工作年限已不是造成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年龄越大的人越缺乏在市场 经济环境中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工作年限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逐渐弱化。
在家庭背景因素中,父母的教育水平可解释收入差异的558%,说明父母的教育水平对收入 的影响具有代际传递现象,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不但影响当代人的收入分配,也会影响下一 代人的收入分配。由于城镇户籍人口比农村户籍人口具有更多的制度特权、更丰富的信息和 广泛的社会关系,户籍类型可解释收入差异的708%,则家庭背景共可以解释收入差异的13 78%。因此,父母特征变量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子女较年轻的时候,在激 烈的就业竞争中,父母利用手中的资源影响着子女的就业和晋升。
四、政策含义
家庭背景能够显著地影响一个人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市场竞争不充分,就业制度不完善的时 候,招聘或晋升的决策人可以为“熟人”谋取好处,家庭背景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程度就 会更大一些。当一些人感到没有希望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时,或者悲观失望,影响个人劳动积 极性和整体经济效率,或者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可见家庭背景因 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尽量健全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促进信息的畅通透明,尽 量减少与市场效率相悖的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教育水平是当前影响收入差异的最重要因素,社会对教育投资的回报正在逐渐提高,受教育 水平越高越有机会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工作岗位。因此,加强基础教育质量,特别是通过加强 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使更多的农村居民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能有效地减少个人收入差异 。让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但能减少总体收入差距,还能提高经济效 率,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般认为,人力资本差异通过劳动效率必然引起收入差异,符合多劳多得的公平原则和激励 机制,因此,对于人力资本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异,过程和结果都不需人为干涉,通过人力资 本调节收入差异只能从起点上做文章,尽量缩小人力资本本身的差异,让愿意接受教育的人 都有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提高全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和健康水平也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和减小收入差异的方法。在一定的人力资本差异条件下,所引起的竞争过程和竞争结果的差 异,只能靠市场机制来调节。而家庭背景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方式是复杂的。家庭背景是上代 人竞争的结果,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很难受到国家政策的调节,因此,通过家庭背景调节 收入差异的方式一般要在影响过程中做文章,健全有关法律政策,使人们在就业和晋升中尽 量少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人人都依赖自己的劳动能力公平竞争,这样也会提高人力资源配置 的有效性。父母特征和户籍等先赋性因素是后天努力很难改变的,他们对收入差异的解释程 度越高,说明市场经济的运行越不完善。随着市场转型过程的推进,对收入分配起决定作用 的应该是个人能力和工作经验等后致性因素,而当转型过程中出现制度衔接漏洞时,可使家 庭背景具有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当然,家庭背景对信息传递和信任关系的建立也会起到 正 面作用,因此完全消除家庭背景的影响是不现实的。但是,尽量减少家庭背景因素对收入差 异的影响,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是有意义的努力方向。主要参考文献:
[1]Albert R and Wayne G Family effects in youth employment[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79, No 0396
[2]Linda Datcher Effects of Community and Family Background on Achiev ement[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2,(1)
[3]David Lam and Robert FSchoeni Eff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Ea rnings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Brazil[J] The Journal of Poli tical Economy, 1993,(4)
[4]Heckman, James J, and Hotz, V. Josep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b or Market
Earning of Panamanian Males:Evaluating the Sources of Inequality[J]. The Jour nal of Human Resources , 1986,(21).
[5]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91).
[6]岳昌君,文东茅,丁小浩. 求职与起薪: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J].管理世界,2004(11).
[7]文东茅. 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 育评论,2005(3).
[8]张世伟,吕世斌. 家庭教育背景对个人教育回报和收入的影响[J]. 人口学刊,2008 (3).
[9]Parish, William, Xiaoye Zhe and Fang Li. Non-farm work and marketiza tion of the Chinesecountryside[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5, (143).
[10]李 实,丁 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 2003(6).
[11]张车伟.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与收入差距:“马太效应”及其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2006(12).
[12]古斯塔夫森,李 实. 中国变得更加不均等吗[A].赵人伟,李实,李思勤.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13]奈 特,宋丽娜. 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收入差距的扩大[A].赵人 伟,李 实,李思勤.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14]魏 众.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必须注意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J].中国党政 干部论坛,2005(10).
[15] 薛进军.我国的失业、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J].中国人口科学,2005(5).
[16] 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能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吗[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4).
[17]Graham Pyatt, Chau-nan Chen, John Fei.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 y Factor Component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0, (3).
[18]Fei J. C. H., G. Ranis, and S. W. Y. Kuo. Growth and the Family Dis tribut ion of Income by Factor Component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 8, (1).
Family Background,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parity Xie ZhouliangAbstract: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decomposing Gini index based on regression equation , this paper comparatively analyzes the factors causing
indifference of individual income and its affecting extent on account of the CGSS dataset of 200 5.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mily background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 ifference of income, in addition to educational level. The perfect employment sy stem would reduce the operating scope of family background, so as to narrow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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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金英.新常态下，职教应培养什么人？[N/OL]. [2015-09-15].http：///2015-09/15/content_
17041070.htm.
[3]马瑞娜，王泽龙，杜安.浅谈新常态下大学生职业规划[J].环渤海经济t望，2016（2）：26-28.
[4]刘刚.“大众创业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思维的养成[C].决策论坛――系统科学在工程决策中的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15.
笔者依据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测量了中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并探究造成机会不均等的本质原因以及机会集合中包含的环境因素内容。
低学历群体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更高 大学及以上学历更易掌握命运
研究发现，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占我国总的收入差距27%以上。这一比例与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最高的拉美地区类似，超过了绝大多数OECD国家，说明中国持续高位的收入差距中有相当比例是不合理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测量包含了几乎所有可能的环境因素，但是由于数据中含有的变量有限，不可能囊括个人无法控制的所有因素。也就是说，我们所测量的机会不均等程度实际是真正机会不均等程度的下限。
我们还对不同人群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进行了进一步分析。首先，从年龄分组看，年轻人面临的机会不均等程度相对小一些，只占到总体收入差距的13%。也就是说，尽管年轻人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大，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努力程度不同带来的，与性别、家庭背景的因素关系较小，这说明中国近些年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降低了机会不均等。与此相比，35岁以上的年龄组的机会不均等程度依然很大，占比达到37%。
其次，从学历维度看，低学历群体内部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更高，达到34%。也就是说，对于学历在高中以下的群体来说，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性别、家庭背景等因素。相反，对于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群体来说，收入差距绝大部分都是由个人努力差异导致的。
该发现有两层含义。第一，只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大学的学历，命运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控制，人与人的收入差距主要由努力程度的差异导致，与外在环境因素关系很小。第二，对于低学历的群体而言，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自己控制。这会导致低学历、低收入群体面临更大的心理落差，使他们看不到希望。因此，低学历群体面临的机会不均等更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以及家庭背景影响是中国机会不均等的来源
在定量测量中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基础上，我们验证了机会不均等对收入不平等影响路径的三个假设：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以及家庭背景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三种渠道都是中国机会不均等的来源。
首先，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是目前男女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主因。绝大部分的性别收入差距都是由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导致的。有些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生产率甚至比男性更高，而她们的收入却低于男性，说明歧视现象很严重。
其次，教育代际固化现象明显，说明不同家庭背景的人面临的教育机会存在差异，这种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通常来说，教育代际固化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往往收入更高，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从而子女有比较好的物质基础来获得更多教育；二是父母教育水映了父母的能力水平，能够获得高学历的父母可能拥有更强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这些能力水平通过遗传渠道传递给子女。工具变量分析的结果发现，即使不考虑遗传因素，教育的代际固化效应依然明显。
最后，良好的家庭背景不H可以使得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还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帮助子女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在控制个体的教育水平后考察了父母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由于数据变量的限制，我们采用父母教育背景作为家庭背景的变量。结果显示，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教育、工作年限等个人因素后，父母教育水平仍然对个体收入有直接的影响。这说明很多高收入部门在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上仍然存在着不透明、不合理的情况，“关系”的作用依然明显。
降低机会不均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机会均等化改革不仅关乎公平，也关乎效率，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处在经济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中国来说就更为重要。现有资料一般认为，机会均等化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干预收入获取能力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为环境变量处于劣势的个人提供更多人力资本，二是对已经形成的收入格局进行再分配，主要手段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消除环境差异带来的那部分收入差距。因此，笔者建议中国采用如下的针对性更强的均等化政策来降低机会不均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通过立法规范劳动力市场行为，尽可能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特别是性别歧视，使得相同生产率的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享有平等的待遇。近年来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从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劣势地位。因此，需要加强对就业歧视的监管和处罚力度，缩小性别间的收入差距。
其次，促进公共教育资源的均等化，降低教育代际固化现象。教育能够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不公平的教育会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目前的教育代际固化不仅是遗传因素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这就需要政府提高对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补贴，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教育均等化程度。
再次，通过反腐败等手段进一步规范高收入部门，特别是国有部门的用人机制，降低“关系”在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真正做到任人唯贤，把家庭背景这一个人无法控制因素对收入的影响降到最低。
最后，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消除环境差异带来的那部分收入差距。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环境差异不仅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也是社会无法控制的。就家庭背景的因素而言，理论上讲，社会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尽量使得家庭背景不同的人获取相同受教育以及工作的机会，进而减小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但是由于父母可以通过遗传基因对每个人智商、性格等产生影响，而这些差异是无法消除的。所以，需要运用再分配政策，降低在最终收入分配中由于环境因素带来的收入差距。
关键词：经济增速放缓；大学生；就业能力；策略研究
一、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挑战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升级、经济增速开始全面换挡、经济驱动亟待快速转换，其中经济增速全面换挡的重要表现就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在中长期国民经济将保持“L”型走势，在这大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具体包括：首先，当前我国经济结构需要转型，供给侧改革将持续推进，淘汰与化解过剩落后产能的工作会造成一些工作岗位的消失，在增加市场就业压力的同时无疑会影响到大学生就业；其次，当前经济增速的全面换挡，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加之国际贸易开始受到国际需求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抑制，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用工不足，，从而加到了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再者，自我国大学生扩招以来，大学生的数量持续上升，2016年的高校毕业生是765万人，比2015年又增加了16万人，且中职毕业生和初高中毕业以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约800万，由此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就业需求就达1600多万，由此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挑战就更大。
二、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形式严峻的原因分析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高校培育体系与市场需求错位、学生就业观念与职业发展路径相悖、就业市场欠规范与企业用工歧视并存是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三大主因。
（一）就业供求的矛盾突出，高校教育培训体系与市场需求错位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就比较突出，其核心原因就是高校教育培训体系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错位，由此导致高校教育培训体系出来的劳动力难以满足市场的实际需要，从而造成供求矛盾，进而引发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高校教育培训体系与市场需求错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高校四年制的教育专业设置与日新月异的市场人才需求出现错位，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高校专业设置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高校的计算机专业，经常出现市场对计算机人才的周期性需求变化；第二，目前高校教育体系的实践性不强，理论性教学过多，缺乏必要的实践培训与技能培训，这极其容易导致高校教学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第三，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率已逐步替代了劳动生产率，生产知识的经济与用知识生产的经济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就业方式，知识的时效性在快速缩短，但是大学的知识体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且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第四，当前对于技能型专业的设置过少，高校教育名利化现象普遍，市场急需的技能型人才缺乏。
（二）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学生就业观念与职业发展路径相悖
大学生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怪象，一方面，大学生就业年年犯难，许多大学生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由此不得不努力的考取硕士研究生或者博士研究生，而在进一步深造后再一次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环境，大学生就业就更难；另一方面，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常出现用工荒的情况，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员工，从而不得不提升用人成本；虽然，前文我们提到就业供求的矛盾突出，高校教育培训体系与市场需求错位，这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怪象的一个原因。但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前大学生就业观念与职业发展路径相悖，大学生就业的眼光高、要求高，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比较浮躁，且存在眼高手低的坏习惯，而另一方面从职业发展的路径来说，任何职业的发展道路都是要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由慢到快、由难到易的过程，由此学生就业观念与职业发展路径相悖，最终造成了大学生的就业难与用工荒现象并存。
（三）劳动力资源配置欠优，就业市场不规范与企业用工歧视并存
毫无疑义，当前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欠优，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的就业市场不规范与企业用工歧视，在就业市场不规范的方面可以从两方面看出：第一，政府对于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资源配置调控能力偏弱，且调控水平亟待优化；第二，当前我国劳动市场就业中介服务机构数量偏少、质量欠优，难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度。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还普遍存在企业用工歧视，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介绍：第一，许多企业对于非985与非211的高校毕业生比较排斥，无论其能力有多强，只要不是985、211的毕业生一律不录取；第二，出于企业成本、用工需求的考量，许多企业对于女性毕业生比较排斥，从而使得高校偏好男性毕业生，女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普遍；总而言之，就业市场不规范与企业用工歧视并存造成了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三、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对策研究
在经济增速放缓下，改革高校教育培训体系、转变学生就业创业观念、优化就业市场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三大有效策略。
（一）改革高校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契合度
改革高校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契合度是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根本，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高校专业设置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对于一些知识过剩、实践性不强、科研性也偏弱的专业要缩小招生规模，再确保学科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考虑，个别既无保护学科发展，也无实际作用的学科应该取消招生；第二，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多开设实践课程、多举办校外实`、多安排学生实习、多邀请专家进行讲座，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第三，高校要强化对教师的知识技能更新与培训，对于长期不求创新、不求发展的教师要给予相关的管理与鼓励措施，严重者可以采取淘汰制度；第四，要加大对技能型专业的设置，并且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技能型专业要给予特殊支持。
（二）转变学生就业创业观念，提升大学生理性就业的成功率
转变大学生就业创业观念对提升大学生理性就业的成功率是非常重要的，当前许多大学生就业并未是真正的就业难，而是一种择业难、创业难，要真正从思想上改变大学生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心理浮躁的现状，要通过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多开展教育实践与培训，扭转这些错误思想，要鼓励大学生理性就业。在转变大学生就业创业观念的问题上，学校应该加强辅导员与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管理工作，通过这两大群体与师资力量去对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观念进行转化，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学校应该要配合政府部门，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在资金、审批、财税、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在实现自身顺利就业的同时带动他人就业，减小经济增速趋缓条件下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三）优化就业市场资源配置，提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活跃度
优化就业市场资源配置是提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活跃度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思想是促使劳动力供求双方都获得满意的对价，从而实现劳动者的就业与企业的招人用人，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一个成熟的市场剂――专业化的就业服务中介。第一，政府在规范行业准入、原则及完善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大力扶持专业化、高效化的就业服务中介的发展，要通过这一群体实现对高校学生就业前的初级培训，提升其由学校向企业发展的适应能力；第二，政府该引导企业积极与专业化的就业服务中介联系，提升企业的招人、选人、用人的能力，减少因为学历或者性别问题的“一刀切”做法，要注重对大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真正实现企业能招到优秀人才、优秀人才能找到优质企业的双赢局面，最终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活跃度。
参考文献：
[1]胡先锋.后经济危机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J].教育与职业，2015（14）.
[2]廖海华，邹燕矫.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观的误区及引导[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04）.
[3]乔丙武.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观教育[J].教育探索，20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