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近代；慈善事业；灾荒；兵燹；文化冲突与融合
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可远溯汉魏南北朝，中经唐宋，至明清时已相当发达。“迨雍乾而后，治洽隆平，金革之事不兴，四民之居益适，不以菀显而遗枯晦，不因私谊而废公情。于是士不吝财，人能宏道，慈善事业之兴办久而弥光”。由于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民间的积极参与，入清以来从京师到各府州县无不广立善堂，普施义举，即一乡一镇之间亦莫不结善会以行善举，或育婴，或养老，或恤嫠，或施棺，或散药，慈善活动非常活跃，形成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但是，步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剧烈变革，各省曾经遍设的善堂善会等传统慈善机构，大都也因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走向困顿以至形同虚设，所谓：“各行省善堂有名无实者甚多，即名实相副，其功德所被亦殊不广耳。”传统慈善机构由是日趋式微，社会影响日渐消退。到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社会，中国慈善事业已面临着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兴起与发展的问题。尽管史学界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已有不少成果，但对于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各种因素、背景却不甚明晰，鲜有著述论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对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作一综合、全面、深入的考察。
一、频发的自然灾害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主要客观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民国年间，邓云特在其专著《中国救荒史》中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所可征言，则自西历纪元前十八世纪，直至纪元后二十世纪之今日，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为‘饥荒之国度’(the land of famine)者，诚非过言。”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多重因素交相作用，晚清及民国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的时期，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对此有较详尽的记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是年年遭灾荒，岁岁成灾年，不仅灾区广，而且灾情重。
灾荒作为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一旦发生，往往直接导致财物毁坏、人口伤亡、灾民流离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更有甚者，灾荒还将危及社会秩序，酿成社会动荡。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是最常见且危害最深的一种。中国的水灾主要集中于黄河、长江、淮海、永定河等流域，珠江、闽江及江浙海塘也常因风潮侵袭，时有溃决泛滥而成灾。民谚有云：“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晚清时期，河工废弛，黄河更是洪涛肆虐，屡屡漫决，其中以1855年于河南铜瓦厢决口危害最烈。“黄水漫溢，直注东省，穿过运河，漫人大清河归海，菏泽、濮州以下，寿张、东阿以上，尽被淹没。他如东平等十数州县，亦被波及，遍野哀鸿”，“灾民待赈孔殷”。至于长江，虽水患程度要轻于黄河，但在近代也多次发生洪灾。“数十年间，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浮田舍，浸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灾黎嗷嗷待哺，亟需救济。旱灾由于历时持久，灾情往往要经数月乃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其危害也不亚于水患。如近代史上著名的“丁戊奇荒”，鲁、豫、晋、陕、直等华北五省数年持续抗旱，以致赤地千里，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大灾奇?。其他如风、虫、震、疫各灾在近代社会也相?而至，某些年岁甚至数灾并发，防不胜防，使灾民的生产生活雪上加霜。清末有报章称：“近十年来，中国之民亦至可哀矣。闽粤灾于水，淮徐海灾于霖，直鲁晋豫灾于旱。蝻蝗在野，鱼鳖在水，虫沙夕化，饥鸿旦号。……嗟民力之几何，胡吴天之不恤。东南之元气未复，西北之饥馑又闻。同胞绝塞穷乡，况有未亡之冤魂。”灾情如此频仍惨烈，若不及时救济，无数灾民势必流离失所，辗转沟壑，最终陷入死亡之深谷。然而，自道光、咸丰以来，兵革屡兴，浩繁的军费支出已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困窘，战后巨额赔款更让清廷无以为措，遑论赈济!况且时届晚清，传统的荒政已彻底走向衰败，蠲免和官赈太抵也徒具形式，无甚实效。这样，就为民间社会力量介入到地方灾荒救济、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成为其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故而“地有广狭、灾有大小、帑项有不济之时，施放有难缓之虑，于是四方绅富乐善君子慷慨解囊，以辅官赈之不足”。由此，从首善之区的京城到贸迁之地的沪渎，一些仁善之士便慨然以赴，本着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慈善情怀，筹资办赈，募款救灾，欲拯民出水火，减轻广大灾民的流离之苦。
如前所述，国库早已支绌，值此灾荒连年、灾民遍野而灾款浩繁之际，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借助民间资源，兴办善举。“若不借民间捐助之款互相挹注，恐遍野灾黎仍不免于沟壑者”。唯有社会有力者“各出巨资络绎相济，则义浆仁粟，流泽孔长，灾害虽深而绥安有望”。晚清及民国年间，绵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在酿造无数灾民的同时，也促成了上海协赈会、华洋义赈会等众多赈灾慈善组织的产生。传统的荒政体系废弛之后，这些慈善组织以全新的赈灾模式投入了赈济灾民的慈善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言，愈演愈烈的自然灾害虽不是文明社会的福祉，却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兴起的条件和背景。正由于灾荒的客观存在与大批灾民的产生，才使得慈善救济成为必要和可能。
二、惨烈的兵燹匪患，救济灾黎难民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另一个因由
近代百年，外患日亟，兵连祸结，战争频仍。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与此同时，国内战事也频繁发生，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等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清政府曾举全国之兵力进行围剿，由此神州遍地硝烟战火，绵绵不绝。本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就极其低下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而今又迭遭如此频仍惨烈的战乱兵燹，不少地区的居民死伤转徙，十室九空，以至于出现了灾民遍野、饿殍塞道的悲戚景象。屡经战争破坏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趋于贫困化，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更是生计窘促。有史料载：“自甲午庚子两次赔偿兵费以来，岁去之款骤增四五千万，虽云未尝加赋，而各省无形之搜刮实已罄尽无遗。……在富饶者力可自给，中资之家无不节衣缩食，蹙额相对；至贫苦佣力之人，懦者流离失所，强者去为强盗。”一些人被生计所迫，或背井离乡，沦作流民，或铤而走险，成为盗匪。由此，兵灾导致了匪患，匪患加剧了兵灾，使得社会更加骚动不安。动荡的社会、悲苦的民众自然需要慈善救济，让其生产生活渐渐得到恢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后，施子英、严信厚、顾肇熙即在上海招商局附设协赈所，筹济京畿兵灾。他们还在《申报》刊出劝赈公启，广募善捐，谓：“顺直独受兵灾，孑遗实难存活，刻下各属黄青不接，民不聊生，尤甚于昔。办理赈抚善后，甚非容易。……伏冀海内君子及时行善，踊跃乐输，推饥溺之仁怀，响应捷于桴鼓。”
频仍的兵燹战事，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专事兵灾救济的慈善组织的产生。20世纪前后的中国，每遇战争爆发，不独兵士备受干戈之戕害，普通民众亦惨遭锋镝之苦，即使不死于战时的兵燹，亦殁于战后的瘟疫与饥荒，甚于天地人和。尽管旧时中国因救荒赈灾而成立的善会、善堂很多，但从无如红十字会之类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1894年甲午之役爆发，清军士卒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同时许多无辜平民也遭战火殃及。可是清军医不敷调遣，将帅彷徨，束手无策。而日本赤十字社随军赴辽东战场的救护人员多达数万，“于营口设立医院，疗治病兵”，并严守中立，不分畛域，除救护日本人外，“吾军士之受彼拯救者，难可缕数。”这给国人很大震动，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声响彻朝野上下。上海《申报》接连刊登《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历史、基本宗旨、权利义务及救护方法各方面作了介绍，并论述了我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但后因戊戌年间政治风云突变，百日维新失败，遂使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放缓了进程。不过，此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日俄战争的爆发，对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899年春，上海绅士汪炳等人，经苏松太道批准，初创中国施医局，拟仿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救济军士与贫民。翌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为了救护伤兵，赈济难民，江浙绅商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救济善会。虽然以上救护团体还具有旧式善堂的性质，但其做法已是完全仿照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则运作，救护对象不分中外，从事战地救护，促成了近代新型慈善机构的产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烽火仓皇，田庐灰烬，匪徒肆掠于先，盗骑追袭于后，身家性命之不知，父母妻子之罔顾，青白骨，心惊鹤唳之声，雪窖冰天，肠断哀鸿之响”。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善士“念我东人，乃遽殃及，骨肉摧残，风云愁惨”，义愤满怀，遂决定联络同志，于3月3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延请中西大善董就近开办，“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其后，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又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也为更多的慈善团体参与社会救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癸丑之役、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淞沪会战等数十次重大战事中，伤员救护与平民遣移，更是须臾不能离开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的参与。1918年4～5月间，南北军阀在湖南醴陵展开激烈交战。“五月七日，北军进据醴陵，饱掠数日，临行纵火，全城烬焉”。民房顿成瓦砾，无数百姓无家可归，无食可充。红十字会长沙分会、上海济生会等慈善机构闻讯后，即“派员下县散赈，四城建筑难民所”，为罹遇兵燹的无辜平民提供及时的慈善救济。这样，兵灾匪患也成了近代慈善事业崛起与存在的一个因由。
三、工商业的繁荣为近代慈善事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自然经济的解体。这种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瓦解，剪断了耕织结合的纽带，造成了中下层民众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中国传统的善堂善会原本就依靠普通商民的捐资挹注，这时遂面临善源枯竭的窘境。更为甚者，因农村经济的凋敝，贫民日增、失业日众的情况出现了。这样，他们当中不少人由原来的慈善捐献者也成了需要社会救济的对象。从社会需求的层面上言，近代经济环境的变动使慈善救济更有必要成为近代慈善事业产生、存在的一个因素。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经济环境变动的话，那么，近代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客观上则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自1842年开埠后，上海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取代广州、汉口等地，成为全国新的工商业中心，贸易繁华，十倍于昔。光绪问，有商界人士称：“溯自海禁大开，欧风美雨之浸淫于我东亚大陆者，盖有日矣。我上海扼全国商业之中枢，尤为五洲商战之争点，试朝步浦江之滨，则帆樯千列；夕游商贾之市，则灯火万家。是可知四方人士之操奇计赢于是土者，盖不可以更什数。”一些新兴的富有阶层，如充当中外贸易中介人的买办，即是伴随着这种新经济因素的产生而出现的。除商业之外，洋人亦利用特权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商埠直接开办了船舶修理厂和出口产品加工厂，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西方近代工业的示范下，中国人也自办了火柴厂、缫丝厂、面粉厂等企业，中国民族工业由此缓慢起步。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军用工厂先后创设。而后，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等一批民用企业也相继兴办。这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而轮船、铁路、电报等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恰是近代慈善事业在救济过程中有别于传统善举所应用的新手段与技术。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臣的罗致下，许多买办、绅商纷纷进入到洋务企业。他们资财雄厚，既投资近代新式企业，又捐资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有记载称：“叶澄衷，商也；杨斯盛，工也，以寒微致富，自痛其少贱失学，叶捐数十万，杨捐十数万，亟亟兴学”。此外，虞洽卿、王槐山等绅商也多有义行善举，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声誉。在近代史上，盛宣怀、周学熙、张謇等人则有着多重身份：既涉足政治，沉浮宦海，又经营或创设铁路、煤矿、纺织、农垦等多项官办和民营企业，融官、绅、商于一体，一身而三任。同时，他们也热衷公益、关心桑梓，屡屡用其实业所得盈余赞襄慈善事业。这以张謇最为典型。甲午战败，国难方殷，民生日蹙，状元及第的张謇却毅然走上了实业、教育、慈善三结合的救国之路。他于1896年在通州开始创办大生纱厂，获得成功后，又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和天生港轮步公司等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大生集团。在实业蓬勃发展之时，张謇乃用企业的部分盈余以及他个人的捐资在南通等地相继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园等十余所慈善教育机构，以及海门溥善堂、南通养老院、贫民工场、盲哑学校、残废院、更俗剧场、博物苑、公园等慈善公益设施。这使得南通的地方慈善事业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卓尔不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不难看出，近代经济因素对于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兴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新经济因素又多产生于近代都市中，城市工商业日益繁荣，为募集充裕的善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了物质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环境变动最剧烈的城市不仅是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舞台，而且是“慈善事业近代化启动的动力源。”
绅商及其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成为了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善源之一。而19世纪80～90年代大规模的义赈活动的兴起，更是依靠江浙一带绅商经元善、谢家福、盛宣怀、李金镛、严佑之、施则敬、李秋坪等人率先以倡，慷慨解囊，踊跃倾箧，发起成立了上海协赈公所。随后，他们又凭借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向全国各地的士绅商民劝捐，为慈善事业吸纳和集聚了新经济体的不少资财。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中心的上海，为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财力。此外，澳门、香港、绍兴、宁波、汕头、汉口、烟台、牛庄等商贸较活跃的埠口也设有募捐点，为义赈筹募善款。经过绅商们的倡导，义赈活动取得了一呼百应的效果。有学者就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化在江南的初兴、落实，新兴因素遂在义赈中弥散，义赈社会基础发生演变，形成具有近代特征的募捐机制，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与义赈的互动关系。再如1897年各地发生的灾荒，需款甚多，沪上各商会、行业也广为筹募捐输。进人民国以后，企业同样为慈善机构筹措善款、办理善举所倚重。1919年，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阴雨逾月，“灾情奇重，待赈孔殷”，汉冶萍公司接到劝募函后，便“苏、浙、皖三省赈洋五千元，务祈查明灾区轻重，择尤散放，以慰鸿嗷”。通观各次灾时及其稍后刊印的征信录，我们可以看出，近代慈善机构所募善款中有相当大的份额均来自那些殷富的绅商阶层，他们的捐助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
当然，除了绅商阶层外，平民百姓的捐赠尽管数额较微，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部分捐输也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而且，由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热心善举，涓涓细流，绵绵不绝，使得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具有可靠的社会基础。诚如时人所云：“连年以来，灾荒迭见，赈款浩繁而国库又值支绌之时，苟不藉民间之互相挹注，何以拯彼哀鸿，共登?席?”晚清及民国社会，正是许多仁慈之士各出其资，络绎相济，才使得义粟仁浆流泽孔长，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源泉。
四、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催生了新型的近代慈善组织
自明朝中后期利玛窦等传教士相继东来，近代西方文化始传入中国，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帷幕。但及至清初，由于闭关政策的推行，西学东渐一度中断。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关系发生剧变，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西学东渐之潮复以涌动，由此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受到了西方教会慈善事业的强劲冲击。中西慈善文化在晚清时期不断遭遇强烈的碰撞与冲突，最后又渐趋融合，导致中国社会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
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慈善机构，是传教士凭借条约所赋有的特权在通商口岸和东南沿海地区兴办的育婴堂、孤儿院以及含慈善性质的诊所、医院。《申报》的一则报道反映出这段历史：“自中西通商以来，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将，病愈即行，不费分文。”其他如厦门、北京等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也设立西式医院，兼为贫民减免费看病。1861年，伦敦会雒魏林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基督教会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之前身)，亦施药救济疾苦贫病者，同样具有慈善医疗性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西方教会在办理慈善医疗机构的同时，还着力经营着育婴慈善事业，比较著名的慈幼机构有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浦东唐桥墓女孤院等。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扩展与深入，内地许多府州县也出现了教会兴办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育婴慈幼机构，对中国传统的惠民药局、接婴局、保婴会及育婴堂等善会善堂构成了强烈冲击。由于晚清时期，中西文化在习俗观念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异与隔膜，遂使得教会慈善机构(尤其是育婴堂)成了近代繁兴的一个诱因。从这方面来说，教会慈善机构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无疑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不能不看到，它在客观上对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走向近代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重要背景。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输入，中西文化在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走向融合，有关慈善文化与慈善理念亦如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义赈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传教士的“洋赈”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它既以善堂、善会、会馆、行会等传统组织为依托，又突破了以往狭隘的乡土观念、地域观念，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劝募与救济活动，最终形成了网络化的义赈。义赈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近代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西方慈善思想与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许多传统善堂也都在改弦更张，扩充传统慈善活动的内容和服务范围。 西方国家的慈善事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据现有资料来看，大概始于《海国图志》。据魏源介绍，欧洲各国信奉基督教甚笃，民众“俱喜施舍，千余年来，未有因贫鬻子女者，未有饥饿转沟壑者”。教民临终“悔过祈赦”时，往往“分析产业，遗一分为仁用，或以救贫乏，或以助病院”。除记载西方民众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善举外，《海国图志》还提到欧美各国政府对慈善事业的资金投入、机构设置与救助办法等情况。如：在善款来源上，英国即开征特殊税种以专赡“瞽目废疾”；在机构上，法国有救济贫民的“养济院”；英国有由“公正之人董理”的贫院、幼院、病院；美国也有救济贫人的“济贫院”、救助孤儿的“育婴院”。在救助对象与方法上，欧美等国的“贫院”不独供给衣食，还会教给贫民谋生技能，“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废之人亦不废。如瞽者运手足，瘅者运耳目，各有攸当，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俾其能自食其力。美国还设有为残疾人服务的慈善教育机构。《海国图志》的刊行及其相关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慈善事业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亦介绍荷兰、瑞典等国的贫儿院等慈善机构。随后，清朝一些放洋的官员和外交使臣在其著述中亦对此陆续有所记载，进一步开阔了国人对于西方慈善文化的了解。及至19世纪80年代，西方慈善事业也更为国人所关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善举》中就全面介绍了英、法、美、俄等国的慈善机构，认识也更透彻，并称赞说：“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举。……而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他认为这些国家慈善事业之发达，就在于“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这很值得中国借鉴，用以去杜绝传统善堂善会中的贪污侵蚀之弊。1893年，上海格致书院春冬两季的课艺也以《西方养济院》、《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开设恤贫院》为题，要求应试者就所见所闻将西方诸国慈善机构的比较完善的章程、筹款办法切实指陈，以备采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各界人士对西方慈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冀借此推动与革新中国的传统慈善机构，发展近代慈善事业。与此同时，京、津、沪等地的各大报刊也为之鼓与呼，对西方慈善事业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并提出应注重取长补短，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1897年，上海影响最广的报纸——《申报》就连续刊发了《安置流民议》、《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议》和《沪上宜广设义塾》等文。文章称：现在事事仿行西法，慈善事业“亦宜师西法而变通之”；“各善堂而欲息浮言，非仿行泰西良法不可”。而此时，随着西方慈善文化思想的传入，有关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译介文字也屡屡见诸报端，呼吁我国应及早创设红十字会，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与发展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1904年3月10日，由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在沪正式创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由此看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成立，正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关键词：近代；慈善事业；灾荒；兵燹；文化冲突与融合
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可远溯汉魏南北朝，中经唐宋，至明清时已相当发达。“迨雍乾而后，治洽隆平，金革之事不兴，四民之居益适，不以菀显而遗枯晦，不因私谊而废公情。于是士不吝财，人能宏道，慈善事业之兴办久而弥光”。由于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民间的积极参与，入清以来从京师到各府州县无不广立善堂，普施义举，即一乡一镇之间亦莫不结善会以行善举，或育婴，或养老，或恤嫠，或施棺，或散药，慈善活动非常活跃，形成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但是，步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剧烈变革，各省曾经遍设的善堂善会等传统慈善机构，大都也因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走向困顿以至形同虚设，所谓：“各行省善堂有名无实者甚多，即名实相副，其功德所被亦殊不广耳。”传统慈善机构由是日趋式微，社会影响日渐消退。到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社会，中国慈善事业已面临着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兴起与发展的问题。尽管史学界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已有不少成果，但对于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各种因素、背景却不甚明晰，鲜有著述论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对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作一综合、全面、深入的考察。
一、频发的自然灾害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主要客观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民国年间，邓云特在其专著《中国救荒史》中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所可征言，则自西历纪元前十八世纪，直至纪元后二十世纪之今日，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为‘饥荒之国度’(the land of famine)者，诚非过言。”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多重因素交相作用，晚清及民国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的时期，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对此有较详尽的记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是年年遭灾荒，岁岁成灾年，不仅灾区广，而且灾情重。
灾荒作为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一旦发生，往往直接导致财物毁坏、人口伤亡、灾民流离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更有甚者，灾荒还将危及社会秩序，酿成社会动荡。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是最常见且危害最深的一种。中国的水灾主要集中于黄河、长江、淮海、永定河等流域，珠江、闽江及江浙海塘也常因风潮侵袭，时有溃决泛滥而成灾。民谚有云：“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晚清时期，河工废弛，黄河更是洪涛肆虐，屡屡漫决，其中以1855年于河南铜瓦厢决口危害最烈。“黄水漫溢，直注东省，穿过运河，漫人大清河归海，菏泽、濮州以下，寿张、东阿以上，尽被淹没。他如东平等十数州县，亦被波及，遍野哀鸿”，“灾民待赈孔殷”。至于长江，虽水患程度要轻于黄河，但在近代也多次发生洪灾。“数十年间，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浮田舍，浸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灾黎嗷嗷待哺，亟需救济。旱灾由于历时持久，灾情往往要经数月乃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其危害也不亚于水患。如近代史上著名的“丁戊奇荒”，鲁、豫、晋、陕、直等华北五省数年持续抗旱，以致赤地千里，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大灾奇祲。其他如风、虫、震、疫各灾在近代社会也相蹱而至，某些年岁甚至数灾并发，防不胜防，使灾民的生产生活雪上加霜。清末有报章称：“近十年来，中国之民亦至可哀矣。闽粤灾于水，淮徐海灾于霖，直鲁晋豫灾于旱。蝻蝗在野，鱼鳖在水，虫沙夕化，饥鸿旦号。……嗟民力之几何，胡吴天之不恤。东南之元气未复，西北之饥馑又闻。同胞绝塞穷乡，况有未亡之冤魂。”灾情如此频仍惨烈，若不及时救济，无数灾民势必流离失所，辗转沟壑，最终陷入死亡之深谷。然而，自道光、咸丰以来，兵革屡兴，浩繁的军费支出已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困窘，战后巨额赔款更让清廷无以为措，遑论赈济!况且时届晚清，传统的荒政已彻底走向衰败，蠲免和官赈太抵也徒具形式，无甚实效。这样，就为民间社会力量介入到地方灾荒救济、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成为其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故而“地有广狭、灾有大小、帑项有不济之时，施放有难缓之虑，于是四方绅富乐善君子慷慨解囊，以辅官赈之不足”。由此，从首善之区的京城到贸迁之地的沪渎，一些仁善之士便慨然以赴，本着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慈善情怀，筹资办赈，募款救灾，欲拯民出水火，减轻广大灾民的流离之苦。
如前所述，国库早已支绌，值此灾荒连年、灾民遍野而灾款浩繁之际，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借助民间资源，兴办善举。“若不借民间捐助之款互相挹注，恐遍野灾黎仍不免于沟壑者”。唯有社会有力者“各出巨资络绎相济，则义浆仁粟，流泽孔长，灾害虽深而绥安有望”。晚清及民国年间，绵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在酿造无数灾民的同时，也促成了上海协赈会、华洋义赈会等众多赈灾慈善组织的产生。传统的荒政体系废弛之后，这些慈善组织以全新的赈灾模式投入了赈济灾民的慈善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言，愈演愈烈的自然灾害虽不是文明社会的福祉，却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兴起的条件和背景。正由于灾荒的客观存在与大批灾民的产生，才使得慈善救济成为必要和可能。
二、惨烈的兵燹匪患，救济灾黎难民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另一个因由
近代百年，外患日亟，兵连祸结，战争频仍。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与此同时，国内战事也频繁发生，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等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清政府曾举全国之兵力进行围剿，由此神州遍地硝烟战火，绵绵不绝。本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就极其低下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而今又迭遭如此频仍惨烈的战乱兵燹，不少地区的居民死伤转徙，十室九空，以至于出现了灾民遍野、饿殍塞道的悲戚景象。屡经战争破坏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趋于贫困化，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更是生计窘促。有史料载：“自甲午庚子两次赔偿兵费以来，岁去之款骤增四五千万，虽云未尝加赋，而各省无形之搜刮实已罄尽无遗。……在富饶者力可自给，中资之家无不节衣缩食，蹙额相对；至贫苦佣力之人，懦者流离失所，强者去为强盗。”一些人被生计所迫，或背井离乡，沦作流民，或铤而走险，成为盗匪。由此，兵灾导致了匪患，匪患加剧了兵灾，使得社会更加骚动不安。动荡的社会、悲苦的民众自然需要慈善救济，让其生产生活渐渐得到恢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后，施子英、严信厚、顾肇熙即在上海招商局附设协赈所，筹济京畿兵灾。他们还在《申报》刊出劝赈公启，广募善捐，谓：“顺直独受兵灾，孑遗实难存活，刻下各属黄青不接，民不聊生，尤甚于昔。办理赈抚善后，甚非容易。……伏冀海内君子及时行善，踊跃乐输，推饥溺之仁怀，响应捷于桴鼓。”
频仍的兵燹战事，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专事兵灾救济的慈善组织的产生。20世纪前后的中国，每遇战争爆发，不独兵士备受干戈之戕害，普通民众亦惨遭锋镝之苦，即使不死于战时的兵燹，亦殁于战后的瘟疫与饥荒，甚于天地人和。尽管旧时中国因救荒赈灾而成立的善会、善堂很多，但从无如红十字会之类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1894年甲午之役爆发，清军士卒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同时许多无辜平民也遭战火殃及。可是清军医不敷调遣，将帅彷徨，束手无策。而日本赤十字社随军赴辽东战场的救护人员多达数万，“于营口设立医院，疗治病兵”，并严守中立，不分畛域，除救护日本人外，“吾军士之受彼拯救者，难可缕数。”这给国人很大震动，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声响彻朝野上下。上海《申报》接连刊登《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历史、基本宗旨、权利义务及救护方法各方面作了介绍，并论述了我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但后因戊戌年间政治风云突变，百日维新失败，遂使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放缓了进程。不过，此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日俄战争的爆发，对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899年春，上海绅士汪炳等人，经苏松太道批准，初创中国施医局，拟仿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救济军士与贫民。翌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为了救护伤兵，赈济难民，江浙绅商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救济善会。虽然以上救护团体还具有旧式善堂的性质，但其做法已是完全仿照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则运作，救护对象不分中外，从事战地救护，促成了近代新型慈善机构的产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烽火仓皇，田庐灰烬，匪徒肆掠于先，盗骑追袭于后，身家性命之不知，父母妻子之罔顾，青白骨，心惊鹤唳之声，雪窖冰天，肠断哀鸿之响”。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善士“念我东人，乃遽殃及，骨肉摧残，风云愁惨”，义愤满怀，遂决定联络同志，于3月3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延请中西大善董就近开办，“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其后，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又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也为更多的慈善团体参与社会救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癸丑之役、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淞沪会战等数十次重大战事中，伤员救护与平民遣移，更是须臾不能离开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的参与。1918年4～5月间，南北军阀在湖南醴陵展开激烈交战。“五月七日，北军进据醴陵，饱掠数日，临行纵火，全城烬焉”。民房顿成瓦砾，无数百姓无家可归，无食可充。红十字会长沙分会、上海济生会等慈善机构闻讯后，即“派员下县散赈，四城建筑难民所”，为罹遇兵燹的无辜平民提供及时的慈善救济。这样，兵灾匪患也成了近代慈善事业崛起与存在的一个因由。
三、工商业的繁荣为近代慈善事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自然经济的解体。这种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瓦解，剪断了耕织结合的纽带，造成了中下层民众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中国传统的善堂善会原本就依靠普通商民的捐资挹注，这时遂面临善源枯竭的窘境。更为甚者，因农村经济的凋敝，贫民日增、失业日众的情况出现了。这样，他们当中不少人由原来的慈善捐献者也成了需要社会救济的对象。从社会需求的层面上言，近代经济环境的变动使慈善救济更有必要成为近代慈善事业产生、存在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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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经济环境变动的话，那么，近代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客观上则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自1842年开埠后，上海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取代广州、汉口等地，成为全国新的工商业中心，贸易繁华，十倍于昔。光绪问，有商界人士称：“溯自海禁大开，欧风美雨之浸淫于我东亚大陆者，盖有日矣。我上海扼全国商业之中枢，尤为五洲商战之争点，试朝步浦江之滨，则帆樯千列；夕游商贾之市，则灯火万家。是可知四方人士之操奇计赢于是土者，盖不可以更什数。”一些新兴的富有阶层，如充当中外贸易中介人的买办，即是伴随着这种新经济因素的产生而出现的。除商业之外，洋人亦利用特权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商埠直接开办了船舶修理厂和出口产品加工厂，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西方近代工业的示范下，中国人也自办了火柴厂、缫丝厂、面粉厂等企业，中国民族工业由此缓慢起步。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军用工厂先后创设。而后，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等一批民用企业也相继兴办。这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而轮船、铁路、电报等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恰是近代慈善事业在救济过程中有别于传统善举所应用的新手段与技术。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臣的罗致下，许多买办、绅商纷纷进入到洋务企业。他们资财雄厚，既投资近代新式企业，又捐资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有记载称：“叶澄衷，商也；杨斯盛，工也，以寒微致富，自痛其少贱失学，叶捐数十万，杨捐十数万，亟亟兴学”。此外，虞洽卿、王槐山等绅商也多有义行善举，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声誉。在近代史上，盛宣怀、周学熙、张謇等人则有着多重身份：既涉足政治，沉浮宦海，又经营或创设铁路、煤矿、纺织、农垦等多项官办和民营企业，融官、绅、商于一体，一身而三任。同时，他们也热衷公益、关心桑梓，屡屡用其实业所得盈余赞襄慈善事业。这以张謇最为典型。甲午战败，国难方殷，民生日蹙，状元及第的张謇却毅然走上了实业、教育、慈善三结合的救国之路。他于1896年在通州开始创办大生纱厂，获得成功后，又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和天生港轮步公司等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大生集团。在实业蓬勃发展之时，张謇乃用企业的部分盈余以及他个人的捐资在南通等地相继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园等十余所慈善教育机构，以及海门溥善堂、南通养老院、贫民工场、盲哑学校、残废院、更俗剧场、博物苑、公园等慈善公益设施。这使得南通的地方慈善事业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卓尔不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不难看出，近代经济因素对于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兴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新经济因素又多产生于近代都市中，城市工商业日益繁荣，为募集充裕的善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了物质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环境变动最剧烈的城市不仅是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舞台，而且是“慈善事业近代化启动的动力源。”
绅商及其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成为了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善源之一。而19世纪80～90年代大规模的义赈活动的兴起，更是依靠江浙一带绅商经元善、谢家福、盛宣怀、李金镛、严佑之、施则敬、李秋坪等人率先以倡，慷慨解囊，踊跃倾箧，发起成立了上海协赈公所。随后，他们又凭借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向全国各地的士绅商民劝捐，为慈善事业吸纳和集聚了新经济体的不少资财。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中心的上海，为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财力。此外，澳门、香港、绍兴、宁波、汕头、汉口、烟台、牛庄等商贸较活跃的埠口也设有募捐点，为义赈筹募善款。经过绅商们的倡导，义赈活动取得了一呼百应的效果。有学者就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化在江南的初兴、落实，新兴因素遂在义赈中弥散，义赈社会基础发生演变，形成具有近代特征的募捐机制，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与义赈的互动关系。再如1897年各地发生的灾荒，需款甚多，沪上各商会、行业也广为筹募捐输。进人民国以后，企业同样为慈善机构筹措善款、办理善举所倚重。1919年，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阴雨逾月，“灾情奇重，待赈孔殷”，汉冶萍公司接到劝募函后，便“苏、浙、皖三省赈洋五千元，务祈查明灾区轻重，择尤散放，以慰鸿嗷”。通观各次灾时及其稍后刊印的征信录，我们可以看出，近代慈善机构所募善款中有相当大的份额均来自那些殷富的绅商阶层，他们的捐助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
当然，除了绅商阶层外，平民百姓的捐赠尽管数额较微，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部分捐输也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而且，由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热心善举，涓涓细流，绵绵不绝，使得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具有可靠的社会基础。诚如时人所云：“连年以来，灾荒迭见，赈款浩繁而国库又值支绌之时，苟不藉民间之互相挹注，何以拯彼哀鸿，共登袵席?”晚清及民国社会，正是许多仁慈之士各出其资，络绎相济，才使得义粟仁浆流泽孔长，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源泉。
四、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催生了新型的近代慈善组织
自明朝中后期利玛窦等传教士相继东来，近代西方文化始传入中国，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帷幕。但及至清初，由于闭关政策的推行，西学东渐一度中断。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关系发生剧变，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西学东渐之潮复以涌动，由此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受到了西方教会慈善事业的强劲冲击。中西慈善文化在晚清时期不断遭遇强烈的碰撞与冲突，最后又渐趋融合，导致中国社会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
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慈善机构，是传教士凭借条约所赋有的特权在通商口岸和东南沿海地区兴办的育婴堂、孤儿院以及含慈善性质的诊所、医院。《申报》的一则报道反映出这段历史：“自中西通商以来，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将，病愈即行，不费分文。”其他如厦门、北京等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也设立西式医院，兼为贫民减免费看病。1861年，伦敦会雒魏林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基督教会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之前身)，亦施药救济疾苦贫病者，同样具有慈善医疗性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西方教会在办理慈善医疗机构的同时，还着力经营着育婴慈善事业，比较著名的慈幼机构有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浦东唐桥墓女孤院等。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扩展与深入，内地许多府州县也出现了教会兴办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育婴慈幼机构，对中国传统的惠民药局、接婴局、保婴会及育婴堂等善会善堂构成了强烈冲击。由于晚清时期，中西文化在习俗观念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异与隔膜，遂使得教会慈善机构(尤其是育婴堂)成了近代繁兴的一个诱因。从这方面来说，教会慈善机构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无疑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不能不看到，它在客观上对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走向近代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重要背景。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输入，中西文化在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走向融合，有关慈善文化与慈善理念亦如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义赈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传教士的“洋赈”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它既以善堂、善会、会馆、行会等传统组织为依托，又突破了以往狭隘的乡土观念、地域观念，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劝募与救济活动，最终形成了网络化的义赈。义赈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近代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西方慈善思想与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许多传统善堂也都在改弦更张，扩充传统慈善活动的内容和服务范围。 西方国家的慈善事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据现有资料来看，大概始于《海国图志》。据魏源介绍，欧洲各国信奉基督教甚笃，民众“俱喜施舍，千余年来，未有因贫鬻子女者，未有饥饿转沟壑者”。教民临终“悔过祈赦”时，往往“分析产业，遗一分为仁用，或以救贫乏，或以助病院”。除记载西方民众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善举外，《海国图志》还提到欧美各国政府对慈善事业的资金投入、机构设置与救助办法等情况。如：在善款来源上，英国即开征特殊税种以专赡“瞽目废疾”；在机构上，法国有救济贫民的“养济院”；英国有由“公正之人董理”的贫院、幼院、病院；美国也有救济贫人的“济贫院”、救助孤儿的“育婴院”。在救助对象与方法上，欧美等国的“贫院”不独供给衣食，还会教给贫民谋生技能，“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废之人亦不废。如瞽者运手足，瘅者运耳目，各有攸当，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俾其能自食其力。美国还设有为残疾人服务的慈善教育机构。《海国图志》的刊行及其相关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慈善事业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亦介绍荷兰、瑞典等国的贫儿院等慈善机构。随后，清朝一些放洋的官员和外交使臣在其著述中亦对此陆续有所记载，进一步开阔了国人对于西方慈善文化的了解。及至19世纪80年代，西方慈善事业也更为国人所关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善举》中就全面介绍了英、法、美、俄等国的慈善机构，认识也更透彻，并称赞说：“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举。……而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他认为这些国家慈善事业之发达，就在于“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这很值得中国借鉴，用以去杜绝传统善堂善会中的贪污侵蚀之弊。1893年，上海格致书院春冬两季的课艺也以《西方养济院》、《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开设恤贫院》为题，要求应试者就所见所闻将西方诸国慈善机构的比较完善的章程、筹款办法切实指陈，以备采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各界人士对西方慈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冀借此推动与革新中国的传统慈善机构，发展近代慈善事业。与此同时，京、津、沪等地的各大报刊也为之鼓与呼，对西方慈善事业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并提出应注重取长补短，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1897年，上海影响最广的报纸——《申报》就连续刊发了《安置流民议》、《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议》和《沪上宜广设义塾》等文。文章称：现在事事仿行西法，慈善事业“亦宜师西法而变通之”；“各善堂而欲息浮言，非仿行泰西良法不可”。而此时，随着西方慈善文化思想的传入，有关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译介文字也屡屡见诸报端，呼吁我国应及早创设红十字会，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与发展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1904年3月10日，由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在沪正式创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由此看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成立，正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关键词：近代；慈善事业；灾荒；兵燹；文化冲突与融合
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可远溯汉魏南北朝，中经唐宋，至明清时已相当发达。“迨雍乾而后，治洽隆平，金革之事不兴，四民之居益适，不以菀显而遗枯晦，不因私谊而废公情。于是士不吝财，人能宏道，慈善事业之兴办久而弥光”。由于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民间的积极参与，入清以来从京师到各府州县无不广立善堂，普施义举，即一乡一镇之间亦莫不结善会以行善举，或育婴，或养老，或恤嫠，或施棺，或散药，慈善活动非常活跃，形成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但是，步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剧烈变革，各省曾经遍设的善堂善会等传统慈善机构，大都也因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走向困顿以至形同虚设，所谓：“各行省善堂有名无实者甚多，即名实相副，其功德所被亦殊不广耳。”传统慈善机构由是日趋式微，社会影响日渐消退。到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社会，中国慈善事业已面临着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兴起与发展的问题。尽管史学界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已有不少成果，但对于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各种因素、背景却不甚明晰，鲜有著述论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对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作一综合、全面、深入的考察。
一、频发的自然灾害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主要客观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民国年间，邓云特在其专著《中国救荒史》中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所可征言，则自西历纪元前十八世纪，直至纪元后二十世纪之今日，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为‘饥荒之国度’(the land of famine)者，诚非过言。”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多重因素交相作用，晚清及民国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的时期，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对此有较详尽的记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是年年遭灾荒，岁岁成灾年，不仅灾区广，而且灾情重。
灾荒作为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一旦发生，往往直接导致财物毁坏、人口伤亡、灾民流离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更有甚者，灾荒还将危及社会秩序，酿成社会动荡。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是最常见且危害最深的一种。中国的水灾主要集中于黄河、长江、淮海、永定河等流域，珠江、闽江及江浙海塘也常因风潮侵袭，时有溃决泛滥而成灾。民谚有云：“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晚清时期，河工废弛，黄河更是洪涛肆虐，屡屡漫决，其中以1855年于河南铜瓦厢决口危害最烈。“黄水漫溢，直注东省，穿过运河，漫人大清河归海，菏泽、濮州以下，寿张、东阿以上，尽被淹没。他如东平等十数州县，亦被波及，遍野哀鸿”，“灾民待赈孔殷”。至于长江，虽水患程度要轻于黄河，但在近代也多次发生洪灾。“数十年间，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浮田舍，浸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灾黎嗷嗷待哺，亟需救济。旱灾由于历时持久，灾情往往要经数月乃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其危害也不亚于水患。如近代史上著名的“丁戊奇荒”，鲁、豫、晋、陕、直等华北五省数年持续抗旱，以致赤地千里，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大灾奇祲。其他如风、虫、震、疫各灾在近代社会也相蹱而至，某些年岁甚至数灾并发，防不胜防，使灾民的生产生活雪上加霜。清末有报章称：“近十年来，中国之民亦至可哀矣。闽粤灾于水，淮徐海灾于霖，直鲁晋豫灾于旱。蝻蝗在野，鱼鳖在水，虫沙夕化，饥鸿旦号。……嗟民力之几何，胡吴天之不恤。东南之元气未复，西北之饥馑又闻。同胞绝塞穷乡，况有未亡之冤魂。”灾情如此频仍惨烈，若不及时救济，无数灾民势必流离失所，辗转沟壑，最终陷入死亡之深谷。然而，自道光、咸丰以来，兵革屡兴，浩繁的军费支出已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困窘，战后巨额赔款更让清廷无以为措，遑论赈济!况且时届晚清，传统的荒政已彻底走向衰败，蠲免和官赈太抵也徒具形式，无甚实效。这样，就为民间社会力量介入到地方灾荒救济、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成为其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故而“地有广狭、灾有大小、帑项有不济之时，施放有难缓之虑，于是四方绅富乐善君子慷慨解囊，以辅官赈之不足”。由此，从首善之区的京城到贸迁之地的沪渎，一些仁善之士便慨然以赴，本着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慈善情怀，筹资办赈，募款救灾，欲拯民出水火，减轻广大灾民的流离之苦。
如前所述，国库早已支绌，值此灾荒连年、灾民遍野而灾款浩繁之际，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借助民间资源，兴办善举。“若不借民间捐助之款互相挹注，恐遍野灾黎仍不免于沟壑者”。唯有社会有力者“各出巨资络绎相济，则义浆仁粟，流泽孔长，灾害虽深而绥安有望”。晚清及民国年间，绵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在酿造无数灾民的同时，也促成了上海协赈会、华洋义赈会等众多赈灾慈善组织的产生。传统的荒政体系废弛之后，这些慈善组织以全新的赈灾模式投入了赈济灾民的慈善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言，愈演愈烈的自然灾害虽不是文明社会的福祉，却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兴起的条件和背景。正由于灾荒的客观存在与大批灾民的产生，才使得慈善救济成为必要和可能。
二、惨烈的兵燹匪患，救济灾黎难民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另一个因由
近代百年，外患日亟，兵连祸结，战争频仍。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与此同时，国内战事也频繁发生，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等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清政府曾举全国之兵力进行围剿，由此神州遍地硝烟战火，绵绵不绝。本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就极其低下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而今又迭遭如此频仍惨烈的战乱兵燹，不少地区的居民死伤转徙，十室九空，以至于出现了灾民遍野、饿殍塞道的悲戚景象。屡经战争破坏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趋于贫困化，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更是生计窘促。有史料载：“自甲午庚子两次赔偿兵费以来，岁去之款骤增四五千万，虽云未尝加赋，而各省无形之搜刮实已罄尽无遗。……在富饶者力可自给，中资之家无不节衣缩食，蹙额相对；至贫苦佣力之人，懦者流离失所，强者去为强盗。”一些人被生计所迫，或背井离乡，沦作流民，或铤而走险，成为盗匪。由此，兵灾导致了匪患，匪患加剧了兵灾，使得社会更加骚动不安。动荡的社会、悲苦的民众自然需要慈善救济，让其生产生活渐渐得到恢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后，施子英、严信厚、顾肇熙即在上海招商局附设协赈所，筹济京畿兵灾。他们还在《申报》刊出劝赈公启，广募善捐，谓：“顺直独受兵灾，孑遗实难存活，刻下各属黄青不接，民不聊生，尤甚于昔。办理赈抚善后，甚非容易。……伏冀海内君子及时行善，踊跃乐输，推饥溺之仁怀，响应捷于桴鼓。”
频仍的兵燹战事，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专事兵灾救济的慈善组织的产生。20世纪前后的中国，每遇战争爆发，不独兵士备受干戈之戕害，普通民众亦惨遭锋镝之苦，即使不死于战时的兵燹，亦殁于战后的瘟疫与饥荒，甚于天地人和。尽管旧时中国因救荒赈灾而成立的善会、善堂很多，但从无如红十字会之类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1894年甲午之役爆发，清军士卒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同时许多无辜平民也遭战火殃及。可是清军医不敷调遣，将帅彷徨，束手无策。而日本赤十字社随军赴辽东战场的救护人员多达数万，“于营口设立医院，疗治病兵”，并严守中立，不分畛域，除救护日本人外，“吾军士之受彼拯救者，难可缕数。”这给国人很大震动，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声响彻朝野上下。上海《申报》接连刊登《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历史、基本宗旨、权利义务及救护方法各方面作了介绍，并论述了我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但后因戊戌年间政治风云突变，百日维新失败，遂使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放缓了进程。不过，此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日俄战争的爆发，对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899年春，上海绅士汪炳等人，经苏松太道批准，初创中国施医局，拟仿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救济军士与贫民。翌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为了救护伤兵，赈济难民，江浙绅商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救济善会。虽然以上救护团体还具有旧式善堂的性质，但其做法已是完全仿照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则运作，救护对象不分中外，从事战地救护，促成了近代新型慈善机构的产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烽火仓皇，田庐灰烬，匪徒肆掠于先，盗骑追袭于后，身家性命之不知，父母妻子之罔顾，青白骨，心惊鹤唳之声，雪窖冰天，肠断哀鸿之响”。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善士“念我东人，乃遽殃及，骨肉摧残，风云愁惨”，义愤满怀，遂决定联络同志，于3月3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延请中西大善董就近开办，“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其后，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又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也为更多的慈善团体参与社会救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癸丑之役、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淞沪会战等数十次重大战事中，伤员救护与平民遣移，更是须臾不能离开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的参与。1918年4～5月间，南北军阀在湖南醴陵展开激烈交战。“五月七日，北军进据醴陵，饱掠数日，临行纵火，全城烬焉”。民房顿成瓦砾，无数百姓无家可归，无食可充。红十字会长沙分会、上海济生会等慈善机构闻讯后，即“派员下县散赈，四城建筑难民所”，为罹遇兵燹的无辜平民提供及时的慈善救济。这样，兵灾匪患也成了近代慈善事业崛起与存在的一个因由。
三、工商业的繁荣为近代慈善事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自然经济的解体。这种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瓦解，剪断了耕织结合的纽带，造成了中下层民众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中国传统的善堂善会原本就依靠普通商民的捐资挹注，这时遂面临善源枯竭的窘境。更为甚者，因农村经济的凋敝，贫民日增、失业日众的情况出现了。这样，他们当中不少人由原来的慈善捐献者也成了需要社会救济的对象。从社会需求的层面上言，近代经济环境的变动使慈善救济更有必要成为近代慈善事业产生、存在的一个因素。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经济环境变动的话，那么，近代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客观上则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自1842年开埠后，上海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取代广州、汉口等地，成为全国新的工商业中心，贸易繁华，十倍于昔。光绪问，有商界人士称：“溯自海禁大开，欧风美雨之浸淫于我东亚大陆者，盖有日矣。我上海扼全国商业之中枢，尤为五洲商战之争点，试朝步浦江之滨，则帆樯千列；夕游商贾之市，则灯火万家。是可知四方人士之操奇计赢于是土者，盖不可以更什数。”一些新兴的富有阶层，如充当中外贸易中介人的买办，即是伴随着这种新经济因素的产生而出现的。除商业之外，洋人亦利用特权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商埠直接开办了船舶修理厂和出口产品加工厂，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西方近代工业的示范下，中国人也自办了火柴厂、缫丝厂、面粉厂等企业，中国民族工业由此缓慢起步。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军用工厂先后创设。而后，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等一批民用企业也相继兴办。这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而轮船、铁路、电报等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恰是近代慈善事业在救济过程中有别于传统善举所应用的新手段与技术。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臣的罗致下，许多买办、绅商纷纷进入到洋务企业。他们资财雄厚，既投资近代新式企业，又捐资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有记载称：“叶澄衷，商也；杨斯盛，工也，以寒微致富，自痛其少贱失学，叶捐数十万，杨捐十数万，亟亟兴学”。此外，虞洽卿、王槐山等绅商也多有义行善举，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声誉。在近代史上，盛宣怀、周学熙、张謇等人则有着多重身份：既涉足政治，沉浮宦海，又经营或创设铁路、煤矿、纺织、农垦等多项官办和民营企业，融官、绅、商于一体，一身而三任。同时，他们也热衷公益、关心桑梓，屡屡用其实业所得盈余赞襄慈善事业。这以张謇最为典型。甲午战败，国难方殷，民生日蹙，状元及第的张謇却毅然走上了实业、教育、慈善三结合的救国之路。他于1896年在通州开始创办大生纱厂，获得成功后，又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和天生港轮步公司等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大生集团。在实业蓬勃发展之时，张謇乃用企业的部分盈余以及他个人的捐资在南通等地相继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园等十余所慈善教育机构，以及海门溥善堂、南通养老院、贫民工场、盲哑学校、残废院、更俗剧场、博物苑、公园等慈善公益设施。这使得南通的地方慈善事业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卓尔不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不难看出，近代经济因素对于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兴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新经济因素又多产生于近代都市中，城市工商业日益繁荣，为募集充裕的善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了物质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环境变动最剧烈的城市不仅是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舞台，而且是“慈善事业近代化启动的动力源。”
绅商及其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成为了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善源之一。而19世纪80～90年代大规模的义赈活动的兴起，更是依靠江浙一带绅商经元善、谢家福、盛宣怀、李金镛、严佑之、施则敬、李秋坪等人率先以倡，慷慨解囊，踊跃倾箧，发起成立了上海协赈公所。随后，他们又凭借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向全国各地的士绅商民劝捐，为慈善事业吸纳和集聚了新经济体的不少资财。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中心的上海，为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财力。此外，澳门、香港、绍兴、宁波、汕头、汉口、烟台、牛庄等商贸较活跃的埠口也设有募捐点，为义赈筹募善款。经过绅商们的倡导，义赈活动取得了一呼百应的效果。有学者就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化在江南的初兴、落实，新兴因素遂在义赈中弥散，义赈社会基础发生演变，形成具有近代特征的募捐机制，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与义赈的互动关系。再如1897年各地发生的灾荒，需款甚多，沪上各商会、行业也广为筹募捐输。进人民国以后，企业同样为慈善机构筹措善款、办理善举所倚重。1919年，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阴雨逾月，“灾情奇重，待赈孔殷”，汉冶萍公司接到劝募函后，便“苏、浙、皖三省赈洋五千元，务祈查明灾区轻重，择尤散放，以慰鸿嗷”。通观各次灾时及其稍后刊印的征信录，我们可以看出，近代慈善机构所募善款中有相当大的份额均来自那些殷富的绅商阶层，他们的捐助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
当然，除了绅商阶层外，平民百姓的捐赠尽管数额较微，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部分捐输也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而且，由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热心善举，涓涓细流，绵绵不绝，使得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具有可靠的社会基础。诚如时人所云：“连年以来，灾荒迭见，赈款浩繁而国库又值支绌之时，苟不藉民间之互相挹注，何以拯彼哀鸿，共登袵席?”晚清及民国社会，正是许多仁慈之士各出其资，络绎相济，才使得义粟仁浆流泽孔长，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源泉。
四、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催生了新型的近代慈善组织
自明朝中后期利玛窦等传教士相继东来，近代西方文化始传入中国，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帷幕。但及至清初，由于闭关政策的推行，西学东渐一度中断。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关系发生剧变，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西学东渐之潮复以涌动，由此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受到了西方教会慈善事业的强劲冲击。中西慈善文化在晚清时期不断遭遇强烈的碰撞与冲突，最后又渐趋融合，导致中国社会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
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慈善机构，是传教士凭借条约所赋有的特权在通商口岸和东南沿海地区兴办的育婴堂、孤儿院以及含慈善性质的诊所、医院。《申报》的一则报道反映出这段历史：“自中西通商以来，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将，病愈即行，不费分文。”其他如厦门、北京等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也设立西式医院，兼为贫民减免费看病。1861年，伦敦会雒魏林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基督教会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之前身)，亦施药救济疾苦贫病者，同样具有慈善医疗性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西方教会在办理慈善医疗机构的同时，还着力经营着育婴慈善事业，比较著名的慈幼机构有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浦东唐桥墓女孤院等。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扩展与深入，内地许多府州县也出现了教会兴办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育婴慈幼机构，对中国传统的惠民药局、接婴局、保婴会及育婴堂等善会善堂构成了强烈冲击。由于晚清时期，中西文化在习俗观念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异与隔膜，遂使得教会慈善机构(尤其是育婴堂)成了近代繁兴的一个诱因。从这方面来说，教会慈善机构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无疑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不能不看到，它在客观上对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走向近代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重要背景。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输入，中西文化在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走向融合，有关慈善文化与慈善理念亦如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义赈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传教士的“洋赈”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它既以善堂、善会、会馆、行会等传统组织为依托，又突破了以往狭隘的乡土观念、地域观念，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劝募与救济活动，最终形成了网络化的义赈。义赈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近代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西方慈善思想与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许多传统善堂也都在改弦更张，扩充传统慈善活动的内容和服务范围。 西方国家的慈善事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据现有资料来看，大概始于《海国图志》。据魏源介绍，欧洲各国信奉基督教甚笃，民众“俱喜施舍，千余年来，未有因贫鬻子女者，未有饥饿转沟壑者”。教民临终“悔过祈赦”时，往往“分析产业，遗一分为仁用，或以救贫乏，或以助病院”。除记载西方民众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善举外，《海国图志》还提到欧美各国政府对慈善事业的资金投入、机构设置与救助办法等情况。如：在善款来源上，英国即开征特殊税种以专赡“瞽目废疾”；在机构上，法国有救济贫民的“养济院”；英国有由“公正之人董理”的贫院、幼院、病院；美国也有救济贫人的“济贫院”、救助孤儿的“育婴院”。在救助对象与方法上，欧美等国的“贫院”不独供给衣食，还会教给贫民谋生技能，“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废之人亦不废。如瞽者运手足，瘅者运耳目，各有攸当，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俾其能自食其力。美国还设有为残疾人服务的慈善教育机构。《海国图志》的刊行及其相关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慈善事业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亦介绍荷兰、瑞典等国的贫儿院等慈善机构。随后，清朝一些放洋的官员和外交使臣在其著述中亦对此陆续有所记载，进一步开阔了国人对于西方慈善文化的了解。及至19世纪80年代，西方慈善事业也更为国人所关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善举》中就全面介绍了英、法、美、俄等国的慈善机构，认识也更透彻，并称赞说：“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举。……而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他认为这些国家慈善事业之发达，就在于“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这很值得中国借鉴，用以去杜绝传统善堂善会中的贪污侵蚀之弊。1893年，上海格致书院春冬两季的课艺也以《西方养济院》、《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开设恤贫院》为题，要求应试者就所见所闻将西方诸国慈善机构的比较完善的章程、筹款办法切实指陈，以备采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各界人士对西方慈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冀借此推动与革新中国的传统慈善机构，发展近代慈善事业。与此同时，京、津、沪等地的各大报刊也为之鼓与呼，对西方慈善事业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并提出应注重取长补短，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1897年，上海影响最广的报纸——《申报》就连续刊发了《安置流民议》、《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议》和《沪上宜广设义塾》等文。文章称：现在事事仿行西法，慈善事业“亦宜师西法而变通之”；“各善堂而欲息浮言，非仿行泰西良法不可”。而此时，随着西方慈善文化思想的传入，有关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译介文字也屡屡见诸报端，呼吁我国应及早创设红十字会，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与发展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1904年3月10日，由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在沪正式创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由此看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成立，正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关键词：近代音乐 民族特色 国民乐派
我国近代音乐是在上世纪20年代兴起，并在30年代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逐渐地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特有的音乐模式，这一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经历了民国初年学堂乐歌的产生和中西方音乐之间的碰撞，并且使双方在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相互的借鉴和融合，形成了中国音乐特有的形式。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叫我如何不想他》、《玫瑰三愿》以及《大江东去》等，都是凝聚了近代音乐家思想的结晶，他们通过不断地学习、借鉴和挖掘，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真正意义的国乐。
上世纪20至30年代是中国音乐的黄金时期，在的推动下，这一时期音乐的主流就是创作和发展新音乐。早在20世纪初，当时的学堂乐歌代表人物曾志忞就提出“为中国造一新音乐”的理论主张。五四后期，随着西方音乐的不断传入，人们对新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那就是在引进西方音乐的同时，在不丧失自己的民族特色前提下，创造符合时展的中国新音乐，并且在当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音乐风格，即国民乐派。
当时音乐创作的主要特征就是西方作曲技术的运用。经历了学堂乐歌时期倚曲填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作手法，作曲家们逐渐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作曲技术来创作中国自己的艺术歌曲，并积极探索新的民族音乐风格。当时最能体现作曲家们创作特点的有三个方面：西方音乐体裁多样化的尝试，多声思维在新音乐中的运用以及民族风格的探索。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新音乐创作中，声乐体裁所占比例最大，艺术歌曲、群众歌曲、合唱歌曲以及歌剧都从不同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音乐生活。其中，萧友梅在1920年回国后谱写了大量的声乐作品。由于萧友梅早年留学德国的经历，他所创作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德国艺术歌曲的痕迹，较为有影响的有《问》、《春江花月夜》等。虽然这些作品在后人看来旋律调性单纯、伴奏也较为简单，但这些作品都是在人们刚刚接触到西方音乐的情况下谱写的，所以在当时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随着声乐作品创作的发展，在20年代涌现出不少音乐家，他们分别是：赵元任、黎锦辉、邱望湘以及李树化等。他们开始了大量声乐作品的创作，这其中包括了为专业音乐教育与音乐会而创作的艺术歌曲，还有大量的清唱剧、群众性合唱歌曲、电影音乐以及流行歌曲，这些不同体裁的声乐作品都在这一时期不断登上了音乐舞台。并且这其中有许多歌曲至今都广为传唱，如《大江东去》（青主 曲）、《玫瑰三愿》（黄自 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 曲）等，还有黎锦辉创作的流行歌曲《夜上海》等。
与声乐作品的创作相对应的是另一种音乐体裁是器乐作品。在20年代后期，大量器乐作品的创作也逐渐走入中国音乐家的笔下，其中钢琴独奏曲、小提琴独奏曲以及管弦乐曲和交响乐较为突出。起初这些不同的器乐作品都是大量模仿欧洲音乐的创作手法，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赵元任的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以及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和《小夜曲》等，这些作品大都较为简单，也都是最开始模仿欧洲音乐模式的尝试写作。随着作曲家们思想的逐渐成熟和创作技法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些尝试开始融入了中国民族的元素，如钢琴作品《偶成》就是在旋律上有了较为鲜明的民族风格。到了30年代，钢琴音乐的创作进入了较为成熟的时期，许多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都纷纷问世，使中国钢琴音乐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摇篮曲》，俞便民的《C小调变奏曲》以及老志诚的《牧童之乐》等等。这些作品在创作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风味”，并且在当时都得到了中外人士的认可，对当时中国新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的小提琴作品也是较为成熟的，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马思聪。他在30至40年代了创作了大量的小提琴作品，如《摇篮曲》、《第一回旋曲》、《音诗》、《牧歌》等。马思聪的作品大多能较好地解决中西音乐融合这一难题，他的作品主题鲜明、旋律优美、雅俗共赏，具有突出的民族风格，成为这时期小提琴音乐的代表，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这一时期的其它音乐形式如管弦乐、交响乐以及室内乐等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代表人物有马思聪、谭小麟、冼星海以及江文也等。其中管弦乐作品中较为突出的是贺绿汀的《晚会》以及《森吉德玛》，两首作品民族风格浓郁，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音乐的迅速发展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其中在30年代表现最为突出。这一时期的音乐形式主要体现在西方音乐体裁和创作手法的广泛运用，如多声部思维和创作技法的普遍使用，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其中，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音乐创作手法日趋成熟。作曲家们在突出民族音乐风格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形式、发展手法以及节奏特点等发面进行了巧妙地结合，逐渐形成了当时中国特有的音乐学派即国民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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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年代尺 时代背景 文本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6）01-049
了解文本的时代背景，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七组课文的主题是“勿忘国耻”，编者安排了《圆明园的毁灭》《狼牙山五壮士》《难忘的一课》《最后一分钟》四篇课文。阅读本组课文，要用心感受字里行间饱含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
由于文本距离小学生的生活很遥远，再加上小学生的历史知识匮乏，了解这四篇课文的时代背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中国近代史长达上百年，经历了多次战争和大事件，关系错综复杂。如果教师教学时，只是介绍单篇课文的历史背景，就容易使学生对中国近代史感知碎片化，产生如坠烟海之感，不利于学生对文章主旨的理解。
笔者教学本单元课文时，尝试借助年代尺，把每一课的时代背景有序地放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大背景之中，引导学生“点”“线”结合地了解文本的时代背景。
一、从“线”上了解单元背景
画一条直线，在直线上选取合适的时间刻度，注明历史时间和事件，即年代尺。
在学习本组课文前，教师提前布置学生查阅历史资料，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起止时间，发生过哪些主要战争。课堂教学时，学生边汇报，教师边用多媒体课件绘制年代尺。（如图1）
通过年代尺，学生既对中国近代史有了一个整体的概念，又能了解到诸多战争发生的时序，从而感受到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充满灾难的屈辱史，国家之所以没有灭亡，是中华儿女奋力抗争的结果。这是本单元课文的宏观的时代背景，能为学生学习课好铺垫。
二、从“点”上了解文本的时代背景
在勾勒出宏观的中国近代史大背景后，再聚焦到“点”上了解文本的时代背景，学生就会比较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了。这有助于他们理解课文，形成正确的情感价值观。具体方法是学生在学习某篇课文时，课前查阅相关资料，在表格中列出背景资料。（如下表）课堂上，教师呈现年代尺，聚焦相关战争，引导学生交流文本的时代背景，并在年代尺上显示关键词。（如图2）
巧用年代尺引导学生了解第七单元及四篇课文的时代背景，把上百年的历史浓缩在一条线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中国近代史这个大背景。当学生走进它，触碰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可以“瞻前顾后”，文本的时代背景就一目了然了。
历史事件的各种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历史背景问题。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通过历史背景问题的教学,引导学生综合分析概括比较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历史事件的实质问题。历史背景问题是新课程高中专题史教学过程的必要环节。但是,现在高中有些历史教学过程中存在忽视历史背景问题的教学现象。
例如,有教师讲授公开观摩课“罗斯福新政”时,以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2009年1月21日就职演说的视频(部分)为导入,接着让学生讨论罗斯福新政与奥巴马演讲的异同点。由于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听懂奥巴马总统英文演说的内容,因此,课堂上的讨论并无实际意义。实际上教师在讲授本课时,首先需要讲授罗斯福新政的背景问题,讲授或指导学生概括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特大经济政治危机。还需要进一步简明深入地分析:美国与德国和日本克服危机的不同方式及其重要影响。确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美国,为克服经济政治危机实行罗斯福新政,国家政权干预经济,开始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德国和日本由于在近代化过程中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在克服经济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势力不断发展,最终建立了法西斯政权,进行对外侵略扩张。
又如有的历史课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上课一开始就用多媒体演示与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革命活动的文字材料和历史照片,接着讲述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实际上应该先讲解工业革命的重要作用,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
在历史背景问题教学中,需要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分析比较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历史背景和相互的因果关系。例如,世界近代现代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征就具有互为因果关系的历史背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背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政治前提背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与矛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根源背景;一战后形成的重新瓜分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二战爆发的国际关系历史背景;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是形成美苏冷战争霸与世界两极格局的国际关系历史背景;苏联解体与世界两极格局的结束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向多极化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历史背景。
近几年高考历史命题的一个新特点,是运用相关材料考查学生对历史背景问题的认识,注重考查学生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历史背景与历史事件之间联系的能力。据笔者统计,2005—2012年,高考历史试题有关“历史背景”问题的各类试题有近30个。近几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如:
例1:2010年高考天津卷文综历史第8题:
《大公报》载文说:“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今天)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该文发表的历史背景是
A.甲午战争爆发
B.中华民国建立
C.抗日战争爆发
D.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答案:C
该题要求结合所学知识,依据题干材料分析历史背景问题。选项A甲午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使中国存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选项B和D是两个新政权的建立,这是中国在20世纪经历的二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并不存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只有选项C符合题干的历史背景。这需要学生对这一历史背景有较清晰的了解。
例2:2010年高考宁夏卷文综历史第32题:
某博物馆收藏的一份传单写道:“彼得格勒城市及郊区的所有工人、水兵、赤卫队和铁路组织的会议……决定,派我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加入‘为饥饿的彼得格勒到农村征粮’的队伍。”这一传单出现的历史背景应是
A.政府的战争政策造成粮荒
B.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困境
C.农业集体化运动出现失误
D.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
答案:B
解答本题,需要结合所学历史、知识分析问题。根据材料分析本题的历史背景是十月革命后初期的苏俄内战时期。本题的难点是选项A。因为战争是国内外反对苏俄的军队发动的,不是苏维埃政府发动的,所以粮荒也不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而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因此,A项不符合题干要求。在内战时期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战胜国内外敌军的进攻,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心是余粮收集制。所以,B项符合题干要求。由于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所以C项和D项期间已经不存在彼得格勒这个城市名称。C项属于三十年代以后斯大林模式时期,D项属于二次大战时期,均与本题材料无关。
例3:2011年高考福建卷文综B.【选修2—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节选):
材料一:惟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则两得之矣……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也。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康有为在君权与宪政方面的主要思想。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有为提出这一主张的背景。
这道题要求回答康有为提出这一主张的背景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概括戊戌变法的历史背景问题。这需要我们平时对戊戌变法的历史背景有清晰的了解: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受到西方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使以康有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只有较好地了解了这一历史背景,才能更好地认识戊戌变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例4:2012年高考广东卷文综第38题(节选):
材料一:16世纪,美洲的一种辛辣调味品传入欧洲,为欧洲饮食带来新的味道,颇受欢迎,被称为“西班牙胡椒”。到17世纪,欧洲人能够在餐桌上品尝到来自海外的美味,主要是荷兰人的功劳。
——据《欧洲文化史》等
回答:(1)材料一描述的现象出现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这道题的历史背景是,16世纪初,西班牙支持新航路的开辟,主要在美洲进行殖民扩张,把美洲的各类物产带到欧洲。经过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尼德兰革命,荷兰成为17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在世界各海洋和各洲进行殖民扩张,被称为“海上马车夫”。成千上万的荷兰商贩把世界各地的物资运到欧洲。
例5:2012年高考福建卷文综第38题(节选):
材料二: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1949年3月)
回答:(2)指出材料二“城市到乡村”、“城市领导乡村”的时代背景。
该题的背景是,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已经被消灭。在解放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背景下,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指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把中国由农业国建设为工业国。这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学生需要注意历史发展趋势的因果关系。因为解放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的历史阶段,所以,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也就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即将胜利。
什么是“历史背景”呢？根据《辞源》和《辞海》对“背景”一词的定义并进行拓展，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谓历史背景，就是指对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及其存在变化起不同程度重要作用的一切必然和偶然的社会因素的总称。
通过对2015年高考历史全部14套试题的分析，发现历史背景知识的考查在高考题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选择题和材料题共7个，其中以材料分析题居多。如：
例1：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标全国Ⅰ卷）25.两汉时期，皇帝的舅舅、外祖父按例封侯；若皇帝幼小，执政大臣也主要从他们之中选择。这被当时人视为“安宗庙，重社稷”的“汉家之制”。汉代出现外戚干政的背景是（ ）
A.皇帝依靠外戚抑制相权
B.“家天下”观念根深蒂固
C.母族亲属关系受到重视
D.刘氏同姓诸侯王势力强大
【答案】C此题问的是“汉代出现外戚干政的背景”，我们必须联系当时汉朝的统治状况。汉高祖刘邦在临终前向吕后托孤，安排后事，又例如汉成帝优柔寡断，依靠舅母王凤。到了东汉，大多数皇是短命之君，母氏和舅氏轻而易举地控制大权。因此，母族亲属受到重视，才是汉代出现外戚干政的背景。
因此，重视历史背景的教学有利于学生深刻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下面以岳麓版选修一“明治维新”为例谈一些思考与建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要求：通过学习，了解改革的历史背景和进程，改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改革，理解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通过分析课程标准，我们可以得出：了解改革的历史背景是学习明治维新的基础，教师可以在教学中以历史背景的教学为突破口，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一、补充材料，培养学生的变迁意识
材料一：1832年6月7日，经过18个月的激烈斗争，改革法由国王签署，正式生效。第一次议会改革成功了。19世纪是个变革频繁的世纪，社会的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变革也为社会各界所普遍认可，自觉地变革逐渐成为风气。
――钱乘旦《英国通史》
材料二：北部资产阶级的胜利，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扫除了奴隶制度这一美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使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很快跃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刘绪贻、杨生茂《美国通史》
材料三：1861年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改革后，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逐渐被资本主义俄国代替。
――陶慧芬《俄国近代改革史》
正如材料中所描述的一样，19世纪是个变革频繁的世纪，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英、法、美、俄各国为了自己的发展都在进行各式各样的改革，那么日本也只有进行变革才能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不同时期，只有那些根据自己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正确判断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通过对材料的解读和教师引导，让学生认识到：世界是处在不断变化和更新当中的，每个国家的若要发展必须跟上世界的步伐也要不断地变化和更新，从而培养学生的变迁意识。
二、展现图片，激发学生的现实意识
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有一座佩里公园。在当年美国“黑船”军舰登陆的地方，一座纪念碑巍然耸立，上面有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
在佩里公园，每年都要举行民间自发的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来祭奠佩里，明明是用坚船利炮敲开日本的大门、迫使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美国海军，在这里竟然成了英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曾这样写道：“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通过对这两张图片的介绍以及讲述日本和中国在面对相同的国情时不同的抉择，从而向学生传达一种现实意识。必须正视世界、坦然面对世界。
三、追根溯源，加深学生的改革意识
众所周知，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对外开放等近代化的基本国策，是维新成功的策略原因。但若追根溯源，上述政策的提出却并非始自明治维新，而是在幕末的持续改革中，逐步提出并付诸实践。例如，安政改革虽然在安政大地震受到影响改革计划并未很好地落实，但是其设置研修洋学机构，培养洋学人才的举措，为明治政府了解欧美的情况，培养新式人才提供了借鉴，再如文九改革虽然幕府没有足够的权威，加之外交纠纷使得幕府处于被动状态，但是其继续组建新式海陆军、调整洋学机构，培养急需人才的措施还是为明治政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因此，幕末改革强化了社会心理对变革的承受能力，开阔了人们的认知视野，其坚持对外开放的举措，使得日本对欧美的认知程度逐步加深，同时幕末改革为明治维新的官制建设和近代化方针政策的提出，提供了足够参照的思路。明治政府只是在更大规模、更深层次上，加以推行并取得了显著的业绩。把这些问题讲清楚，不仅可以让学生对明治维新改革的社会背景有一个大的历史观，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到明治维新的举措并不是首相的个人英明才智想出来的，而是在之前失败的改革经验上积累出来的。
总之，历史背景蕴含着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决定着历史事件发生的方式、历史事件的性质和特点，掌握了历史背景，就能准确地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把握历史事件的性质、特点和影响，从而在认知的层面上逐步形成抽象的历史思维。紧扣历史背景的学习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切入点，采用多种形式的历史背景教学是拓展学生提炼历史认识，发散学生思维的突破点。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