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二、热点追踪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政治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12)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体中用”有西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涵义模糊，没有超出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13)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6)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的争鸣。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17)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18)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20)。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21)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三、学科建设的成效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23)，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24)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25)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
对社会思潮的关注是又一重要收获，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丛书”(26)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27)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基督教、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参见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会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受高考命题的影响，在较长的时间里，中学历史教学“抓纲务本”照本宣科，师生追求单纯的知识记忆。这与高校选拔、培养专业人才相矛盾，所以引起社会和教育界的关注，不断探讨中学历史教学和高考命题的改革。
进入90年代以来，高考命题的改革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切实加强了历史学科能力的考查。以世界近代史高考问答题为例，分析比较一下，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高考命题的趋势，也有助于把握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
1979年试题：“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如何？”1983年试题：“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答案基本上是教材原文，按点记分。考查的范围仅限于教材的一章。均是浅层次、低要求的叙述题，只考查了知识的记忆能力。
1989年试题：“根据美国独立后到内战前，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主要史实，说明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大国的？”1990年试题：“结合13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英国议会和政党政治的变化。”高考命题出现“大跨度、高概括”的特点。命题向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过渡，命题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进入90年代以来，在继续保持“大跨度、高概括”优点的同时，出现了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景的问答题，如1991年试题“以英法关系”论证帕默斯顿名言的材料论证题。
近二年则进一步出现理论性问答题。如1993年试题：“简述工业革命的后果，并据此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内世界上有哪三股进步的历史潮流，从中各举出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试题注重考查审题能力和理解能力。考生由于审题能力差，不理解题中“19世纪70年代以前”和“据此”二字的暗示，把三次工业革命的后果或工业革命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全答上了。命题对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有很强的区分度。试题在考查学生理解能力方面也颇具特色，试题范围涉及教材第七章至第十五章的重大历史事件；概念涉及对“世界政治领域的进步历史潮流”含义的理解及其与工业革命的因果联系。对考生的理论素养要求是很高的。
1994年试题：“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新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无产阶级将获得最终胜利。但是，1895年恩格斯又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方式的程度‘。试结合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阐述对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理解。恩格斯观察历史的着眼点是什么？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这一命题是几年来对《历史科考试说明》能力要求体现得最充分也是对史论要求最高的一次。
不但要求考生知道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要运用这些观点去认识历史现象，并用史实论证、辨析观点的正误。试题在转述了马、恩预言及恩格斯修正自己预言的言论，接着一连三问，首先要求分析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并根据这一分析判断恩格斯的结论是否正确；第二、指出恩格斯观察历史主要着眼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的根据；第三、要求对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认识的总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评论的对象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恩的言论，渗透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教育及要求以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们在新在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
上述分析表明：历史科高考命题改革，问答题已由一般──综合──情境──理论，这种发展向人们昭示“对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已由以考查记忆能力为主发展到以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这种变化是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必然推动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高中世界近代史教学来说，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
一、世界近代史教学要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建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体的历史系统，使学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正确地在立体系统中实现知识定位和思维定向，从而有效地避免学生割裂历史联系，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
世界近代史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止，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界，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史、国际工运史、民族解放运动史三条互为因果的线索构成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另外，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争霸斗争及其经济政治实力的消长，导致国际关系政治格局的变化。其知识结构从时序角度可划分为“两期”、“四段”：从内容性质的角度可划为“四线”；从主线角度分析是英、美、法、俄、日、德、意七国发展史。可采用序言课和图示教学法，使学生掌握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
世界近代史知识结构教学，要从宏观的角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客观的全面的科学分析，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成长，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新生事物成长的曲折性；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性。正是由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促成了工业革命的产生，促使资本主义飞跃发展，促使60年代美国内战和俄、日、德、意资产阶级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终于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确立。这样分析有利于吸取资本主义进步的、合理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合乎规律性的历史过程。
同时，要着重揭露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资本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地区的殖民掠夺和奴役，造成亚、非、拉美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争夺殖民霸权和瓜分世界的斗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其次，要进行专题历史系统归纳、分析、比较，确定类似历史现象的同异点。
二、依据《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紧扣教材，加强理论教学。1995年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公布的《考试说明》，在历史学科的九条能力要求中，对基本理论的考查要求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即“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基本理论教学，要紧扣教材，“寓论于史”，在“高、深、新”上下功夫，交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如：要求回答“英美法俄日德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分为几种类型？各有何特点？”（英美法通过暴力革命，俄日德意通过改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止于此，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对比，如进而点明历史规律中“渐进与飞跃”构成历史多样性的发展过程，就交给了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再如：“1794──1814年法国”一节教材，涉及马克思主义“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
依据教材逐项分析拿破仑上台的历史条件、政权的内政外交，得出拿破仑政权的资产阶级军事实质的结论。这样讲解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但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综合。如转引恩格斯的一段话：“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一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交给学生议论，教师点明：恩格斯的这段话提出了“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原则。”分析任何历史人物都要从当时的时势或物质条件分析。
当然，辛亥革命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最具战斗性的鲁迅通过不朽篇章《阿Q正传》对其做了盖棺定论："革命党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来那个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鲁迅对这次革命显然抱着不友好的印象，他把革命浓缩为一幅静物素描：静修庵的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碎在地上，同时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前的一个宣德炉。
语言是种软性暴力，在表达我们思想的同时，也设置了无数陷井，在扼杀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在说历史，还是历史通过我们的咽喉在诉说自己。当我们以为只能全盘否定历史已然状态才能前进，从而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进行无情嘲讽时，恰恰暴露出我们的无知和短视。激进的政治运动总会引发灾难，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不是通过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所能完成。霍尔巴赫说："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比它们试图医治的罪恶更要残忍，.....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也不是嗜血的。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然而唯其缓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剔除感情成分，鲁迅的描述无疑带有某种误导性，原有的官僚并非一无是处，技术性的事务缺了他们还真是不行，行政体系中留任原来的官僚也可保持稳定，避免激烈的动荡，更关键在于可以打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习俗。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也算是公共意识的最粗浅的表现。但是，历史在无际的时空中沿着多条通道徐徐前行，我们进入的历史是鲁迅用铁锤、匕首把革命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动作孔武有力，漂亮到位，赢得台上台下阵阵喝彩尖叫声。
知识精英对现代化的不灭追求，富国强民的激情一如地底的熔岩左冲右突，寻求一个爆发点。这当口就容不得霍尔巴赫式细水长流的咏叹调了，他们更需要贝多芬式高昂激越的进行曲．来一个淋漓尽致和践踏一切的喷涌渲泻。问题在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几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法把这一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加以引导，避免知识精英沿不同方向作无目标的布朗运动，力矩无限，然而合力为零。无法使之成为通向之路的发动机。梁启超被喻为"变色龙"。再说说孙中山吧，褪去神性光环，杨小凯在《中国百年经济史》中说他是"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表现出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是标准的以屁股指挥脑袋。连孙中山这样被推崇备至的政治人物在这方面亦不过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毫不为过，这次运动提出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严正质疑，他们用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和共和思想启蒙国民，星火燎原，如烈火拂过大地。只是北洋军阀专断无能、拥兵自重以及和清政府如出一则的腐烂让他们失去信任。随后，列强步步进逼、强国道路的受挫和日本进攻中国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急剧泛滥成灾，急功近利的心态在知识分子中荡漾开来，如一些学者所说，先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然后是政治运动否定了启蒙。整个民族在上民主、个人自由和共和思想这一课上课铃声刚响，却被匆忙解散。无法避免的为民族现代化进程投下了阴影，改变了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面目，为以后的灾难预先埋下了伏笔，以至我们现在还是吃这个亏，在补着这一课。二1949年，低吟浅唱着"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我是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徐志摩们已被无情的旋风扫到角落里，随着无数热血青年抛尸荒沟、山岗和城市后，中央军变成了蒋匪帮，倒成了。1949年10月1日，南方的中国人还在看着一支支部队从门前跑过，拉走他们的牲畜、能走得动的男人和稍有姿色的女人，抢光他们的粮食和仅有的一点积蓄。窗内是一个接一个的恶梦，窗外是冻白的夜和摄人心魂的枪炮声，他们在静夜中唯一能做的无非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与此同时，北方的中国人却在聆听从没有过的美妙音乐。北方的中国人在狂欢，中国人向来值得庆贺的东西非常少，这次是庆贺自己的新生。已逝去政权的腐朽和横征暴敛加重了欢乐的份量，他们欢呼一个新国度的产生，他们称之为新中国，用太阳、不朽、神圣、万岁之类的词与之相匹配。在新生的制度面前，不欢笑是可耻的。虽然一些智者也曾在先前表现出些许的怀疑，曹禺在话剧《日出》诅咒了制造黑夜的制度，对邪恶伸出愤怒的中指。然而，对未来他显然也不是很乐观，他借剧中陈白露的口说："太阳会升起来，但黑夜也会留在后面"。他说太阳并不属于我们。细究起来，他表达的却不是对新社会新生政权的怀疑，只是对未来的不知由的心慌意乱罢了。
既然有智慧的人们都已识趣的闭起了嘴巴，人们还有什么理由推脱歌功颂德的责任呢？苏格拉底的存在对任何救世主都是不合适的，于是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在浩大诗篇中对革命的伟岸和领袖的阔大作了由衷的赞美。如果你对他说，几年后，他将作为深藏在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收押拘捕，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他会以胜利者的自负不屑一顾。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解放战争的胜利，时间跨度上为一百余年，百年动荡、百年苍茫，在这百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九死而无悔。求富求强的路上阅尽人世沧桑。天若有情天亦老！在他们品尝了最多的荣辱欢乐，体味了最深刻的伤痛折磨，经历了鲜血淋漓和死亡纷纷后，义无返顾走上反抗暴政的道路。现实的压抑和心中激情的碰撞、上层统治的腐败和无能、保守势力的强大，却使他们只能选择以暴抗暴的方式，统治集团对革命的残酷镇压和政权更迭游戏规则的缺失使暴力更以加速度的方式加以推演，暴力意识被无限扩散、复制、膨胀，直到形成本世纪最大的图腾：革命图腾。二十世纪历史单薄纸页被革命的烈焰烤焦。本世纪最大人数的死亡，最为惨重的破坏不是因为战争，而是为了革命的净化和理想的纯洁；大部分人死亡的理由不是法律的惩办，而是被革命的巨轮碾碎。
暴力革命的前提是旧有政权一无是处，必须把整幢大楼全部推倒重建。为了革命的胜利和纯洁，原有的统治阶层必须被处死或放逐，他们不配享有人民的称号，新社会的光泽是不会照射到他们身上的。与此相适应，革命者眼中时间不是线性不可复的，他们相信在时空的起点有那么个辉煌的开端，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的时候，它是完美无缺的，只是因为人类道德败坏，它在渐渐在变质腐化；或者相信有那么个终点，旧有的丑陋东西总是无可避免，革命者的任务就是涤荡一切虚伪、邪恶和腐朽以达到光明的顶峰。与我们相比，西方哲人眼中的时间是线性的，赫拉克利特说：我们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他的意思是：时间一去不复返了，旧的恶去了，新的恶也来了，河里的水变了，但只不过是换了些水，水里多了些少了些垃圾都无助于改变它作为一条流水的河的定义。我们时间是圆环状的，可以循环轮回。旧的扫荡光了，美丽新世界才可以破土动工。新建的开始就是时间的开始，所以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其实，当伟人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一个诗人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许多人正跪倒，许多人尽管肉体依然强健，然而精神也已跪倒。三1969年4月1日，此时距开国已正好二十年。二十年时间在史册上只是可有可无的几页，对微不足道的个人来说，二十年里却是沧海桑田。胜利的激情已退却，新世界的阴暗面已显示无疑，民主缺失那个暗淡的光点已如洪水泛滥一样不可收拾。革命运动已一波三折，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已被消灭，我们据说已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虽然有55万作为异已力量被揪出，但并不妨碍我们其它方面的进步，原子弹已经爆炸，卫星已经上天。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了家属、好友的人悲痛已化为细微尘埃，人的记忆毕竟有限。但亩产十三万斤的神话还没有结束，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宣言依旧激动人心。这时，已进行了三年，老舍跳了太平湖，反对喊万岁的元帅已被打入冷宫，经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重新定义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叛徒、内奸和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此时，全国数千万红卫兵、红小兵怀着比辛亥革命时狂热百倍的激情把一切封资修的东西捣毁，有些已冲出国界，去营救世界上另外那三分之二的受苦难难的群众。
如果我们再把眼界放大一点，我们会看到退守到台湾岛的的残军败将忙完了打土壕、分田地，和新加坡等地一道实现了经济上腾飞，号称"亚洲四小龙"。日本从战败恶梦中苏醒过来，经济飞速发展，美国此时已造出第一台电脑，这些在当时毫不起眼的黑旧铁件、电子管、电极等正蕴酿着世界上最伟大技术革命的到来，最终使黑格尔坚信的理性世界变成网络世界。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发展着，当然我们也没闲着。在此以前，在全国除台湾（这是个叛逆的省份）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地报纸上都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社论以及革命实现了"新突破、新进展"的喜报。我们实现了"全国河山一片红"，这时中共九大姗姗来迟。新通过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必须五年召开一次。在1956年召开，到1969年已整整十三年过去了。这样做的理由不是因为战争或者自然灾难等其他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根据的讲法是：会议的召开应该有利于以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已经揪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一长串人，如果九大在以前开的话，这些人都将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且某些人还将进入核心领导机构。
说得够爽快的，她抹去一切道貌岸然"阳"的修饰物，毫不讳言革命最终也是涉及权的需要，也要有动物人"阴"的私欲。当其他人唱着道德的高调，出格的言语显得与众不同。但是，千万不可忘记，女人是编故事的行家里手，曾有人笑谈如果女人有权对自己编的故事抽税的话，每个女人都会成为百万富婆。何况，伟人已逝，死无对质。有种理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实际上，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任何世代，对草根阶层来说，历史只是天上卷舒自如的暧昧云彩，我们看上去只是一团迷雾。可有人揭杆而起，用剑指着云彩说你们看，那是头狮子！我们一看，剑上还残存着热气腾腾的血滴哪。对，我们说，那不就是狮子吗？如果后来人有更粗壮的手臂和臀的人提出疑问说那哪里是狮子，分明只是小猫而已嘛，你们怎么一点眼光都没有。我们一看，果然那些云彩就是小猫而已。
中共九大代表的选取是很有特色的，出席九大的代表没有经过选举，而是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下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让我们看看当事人眼里的九大开幕式是怎样的激动人心。迟泽厚在《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回忆了那个激情似火的岁月：1969年4月1日下午五点，宣布会议开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问大家同意不同意，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选举会议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面带微笑说：什么人合适啊？我提议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赶紧把嘴向扩音器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当主席团主席。又说，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手臂，高喊：通过。
温情脉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方式杜绝了机械而无人情味的民主程序，从而也就根除了民主程序安排的可能，这也许是战争时期的恶劣环境的反弹和对同志之情的弥足珍贵的自然应对。然而政治不能指望人的善，革命者亦是有欲望的人，有根深蒂固人所共有的恶。革命战争时期，"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哪"心理形成根据地的聚光灯效应，它和理想主义一道形成的道德约束使恶隐得很深。和平时期来了，就要建立一套完整有力的制度来约束权力，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然而历史的阴差阳错总是让人感叹万千，对帝国入侵的憎恨让人们对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恨之入骨，我们选择了抵制和排斥，不惜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这样，就形成了把情境逻辑中的具体应对超拔为抽象的原则，反过来指导后来已经变化了的具体情境的情况。然而当革命道德理想失去旧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时，无法挽回走向灾难。四有必要回顾一下民主的发展历程。如果以乐观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历史流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历史是宽容和自由渐次战胜暴政和专制的过程，对民主的追求更是贯穿于整个文明史之中。民主的本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按照平等的原则，由人民直接掌控国家的权力。第二是按照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原则，由人民通过公开选择来做政治决定。不过，和许多人想像的相反，在人类初级阶段，比如在雅典时期，民主是个带侮辱性的称号，他们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者至少是接近于最糟糕的政体。理由简单而明了：多数的统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而穷人总是不可信的。问题还在于多数人并不总是对的，对多数人的崇拜会顺理成章演变为"少数人总是有罪"，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的浪漫主义尝试是个极好例证。基于此，就有了托克维尔的"多数暴虐"，以前我们知道有独夫暴政，不想多数暴虐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福楼拜说得直截了当：今后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现在人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法国大革命的惨烈经历，使有产者对大众民主闻风丧胆，群氓以民主的名义进行财产掠夺、暴民政治，让人们初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然而正如穆勒所说：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人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当然历代先贤对民主制度进行更完美的设计的安排，发展出议会民主、自由民主、民主等一系列概念来抵制民主与身即来的浓浓血腥味。尤其是更是从根本上控制国家的权力。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的概念，根据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发展出了现代市民社会模式，他们否认契约的一维性，坚信契约论的两元性质，即民众让渡的权力只是部分权力，不是全部。交出去的权力组成国家机器，为了秩序和种族的延续作为妥协，国家可以收税，维持治安、抵御外敌，那些留下来的权力组成社会自治。交出去的小，留下来的大，交出去的是为保护留下来的，以此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对国家如此不放心是因为国家起源于一种必要的祸害。波普尔说：国家是种必要的痛苦，它的权力不应增多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因此，国家不能给予道德化的要求，我们不能指望国家能带我们到天国去，因为国家本身就是恶的产物，国家的道德，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一般被认为是低于一般人的道德。
启蒙的大旗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作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虽然一度误入迷途，当他晚年以一个罪人之身隐居于江津小城，却对政治进行了通达的考虑，以民主有着精确到位的理解。他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口号下的某些政治现实作了尖锐的抨击，最终归结为对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的否定："实际上，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得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一道，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标准被，所谓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只是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才出现斯达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克洛勃）政权制，......而这种局面的出形成，并非是由于史达林心术特别坏，而无不是凭借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秘密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我们若不是从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来反对史达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达林倒了，会有无数史达林在俄国及另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达林，不是有了史达林产生了独裁制。"
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
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是介绍国外史学的重要途径。经常刊登国外史学信息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译林》、《国民报》、《民报》、《教育世界》、《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广益丛报》、《江苏》、《国民日日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新世界学报》、《国粹学报》等。这些报刊一般都辟有“历史”、“史学”、“史传”、“史髓”、“传记”、“论说”、“学术”等栏目，专刊包括国外史学及其信息在内的各种历史类文章，为数之多，难以胜计。
《译书汇编》曾登载大量关于日本学者史著的译作，诸如《近代政治史》、《近时外交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等。该社还把有的连载译述副以单行本，先后出版《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
《译林》一至十期刊载翻译的外国史著述有：《印度蚕食战史》、《世界商业史》、《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维多利亚大事记》等。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国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万国思想家年表》、《英国商工业发达史》、《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
《浙江潮》刊登有《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
介绍国外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各种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诚如论者所称：“自商务印书馆崛起，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厥后继之云起以主者，具奋斗精神，译著与日俱进。”[5]出版外国史书较著名的出版单位有：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菲律宾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尼罗海战史》等译著。
作新社，出版《英国革命战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译著。
广智书局，出版《希腊独立史》、《埃及近世史》、《十九世纪大事变迁通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世界十二女杰》等译著。
群学社，出版《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史别裁》等书。
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埃及惨状》等书籍。
开明书局，出版《南阿新建国史》、《印度灭亡战史》等书。
明权社，出版《希腊兴亡史》、《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林肯》等书。
此外，还有一新书局《意大利建国史》、新民社《越南亡国史》、人演社《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法兰西革命史》、大同译书局《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国民丛书社《近世欧洲大事记》、普通书室《法兰西近世史》、闽学会《西力东侵史》[6]等。
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是收录出版于辛亥革命期间各种译书书目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史志”类译书共125种，包括通史11种，近世史4种，政治史20种，文明史2种，国别史41种，传记24种，女史4种，战史15种，历史编年3种，教科书2种。值得玩味的是，《译书经眼录》所收“史志”类译书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诸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因此排列在全书之首，占显著地位。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译书仅有25种[7]，位置排序第14位。排名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史志”类译书在这两种目录书中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差甚大，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对史学新知的迫切追求和新史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加重。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开民智”的重要课程而进入课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江楚编译官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学部图书局等出版机构组织人力，编译包括中外历史课程在内的教科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教科书是翻译外国人编著出版的书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科分别列举了选用的教科书。“中外史学门”一科开列的书目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日译本）、《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治郎著、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日本河野通之辑，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日本桑原著、樊柄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柄清译，金栗斋本）、《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东亚译书会本）等。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陈寿彭译的《万国史略》四册，“称此原书经美国会批准，作为中学教科书，故译之。”[8]其质量可谓上乘。
概而言之，中国在20世纪初输入域外史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在此以前，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翻译世界历史方面书籍的数量很少，而且内容浅显。自戊戌维新以后，尤其在20世纪初，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追求域外历史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国外史学书籍的热潮，导致史学译著数量的激增。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输入内容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历史编年、历史教科书，以及少量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类著作，基本涉及到当时西方及日本所具有的历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其二、中国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史新知的主要力量。在此以前，国外史学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外国传教士。如19世纪50至90年代流行的《大英国志》、《欧洲史略》、《希腊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均出自慕威廉、艾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教育和留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翻译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输入域外史学的工作，勤奋译述，成果丰硕。仅《译书经眼录》收录此期出版的国外史学译著涉及到的中国译者就多达57人。其中著名者有：赵必振、樊炳清、丁文江、戢翼翚、麦鼎华、李鼎新、顾学成、唐重威、林长民、章宗元、褚家猷、马君武、范熙庸、廖寿慈、陈澹然等[9]。这尽管仅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部分，但与以前相比也算得洋洋大观了。
三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邹容写的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革命军》就强调国人要阅读世界各国“革命时代之历史”，以明时代潮流，“鼓舞民气”，推动革命，声称：
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唯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10]
陈天华的《猛回头》盛赞南非布尔人“人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国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隶，遂与英国开战。”并强调“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11]这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开展思想启蒙的宣传素材，均取自当时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译著。
风行一时的世界各国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译著在广大读者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萃新报》的一位撰稿人因阅读了有关印度、埃及的兴亡史，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亡更加痛心疾首，写道：
我中国，我中国，而遂为各国集矢的，而遂为各国集矢的。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瞵，日东睒，强敌亭四周，伸指各思染。此何时？此何时？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稍一迟延，白晰民族即拈粉笔一支，以红绿之颜色，注定各区域。我读印度史，伤心佛树之花；我读埃及史，断肠金字之塔。返观我祖国，时为何时？势为何势？虽未为印度，虽未为埃及，而江由山碧，已是斜阳，美雨欧风，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12]
《译书汇编》的一些作者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撰文称：
尝观三千年来人类文明之历史，足以启发国民之思想，刷新社会之制度，俾凡百物类之进步，影响之远，感化之溥者，孰有如法兰西革新之功者乎？
又说：
余尝翻万国史，每至法兰西之革新时代，不禁于旅馆沉寂之时，残灯明灭之际，徘徊往复，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扑灭三千年混沌之迷想，开发十九世纪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兰西一举之余泽者乎？[13]
这里不难看出外国史学译著对国人革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输入的外国史书中所包含的进步理想、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变革精神，大都在中国读者的思想上产生震动，引起思想共鸣，唤起他们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历史译著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魅力，在启蒙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文明进步，造福国家民族。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便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22]国粹派邓实称：“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23]他们的结论是，史家写民史，既是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第二，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旧史学对于“史”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导致了它的偏枯衰微。为了克服此弊，他们主张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以丰富其内容。陈庆年强调历史学应该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指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24]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习史需要，发挥历史学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精神品格的作用。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主张实现“史学大同”。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拘守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的，皆可谓之“史”。他说：
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5]
马叙伦的“史学大同”说的实质是主张打破传统史学观念和旧史体系的束缚，把更多的领域包括到史学研究范围中来，从而丰富史学的内容。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内容目录来看，确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12编；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等8编；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13编。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治史视野已经突破旧史学的狭隘界限，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第三，变通史书编写体例。
编年、纪传、记事本末等三种编史体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26]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采用以篇、章、节分层次的新体例。梁启超在他的一些史著中便使用了新的写作体例，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从黄帝到秦统一）、“中世”（从秦汉到清乾隆）、“近世”（清乾隆以后）三个阶段；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清末）等七个时期。他在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时，就破除旧的写史模式，采取当时在欧美、日本流行的章节体，在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用新史学观点和写法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陆续出版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名《中国古代史》）。该书贯彻了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至周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为二期，自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分为二期，五代宋元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尽管不够准确，但却从整体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强调古今演变的进化趋势，体现了进化史观。在编写体例上，夏曾佑一改旧的写史方法，采用西方史学通行的章节体，以时间发展先后为序来陈述历史的演变递嬗，展示新体例的风貌。是书出版后产生颇大影响，被誉为新史学的创构。此外，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周末学术史序》、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等，大都体现了新史学善因善革、求变创新的精神。
四
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27]其实，这也是对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积极意义的肯定。任何一门学术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得到正常的发展，而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广泛地吸收其他学术，乃至域外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焕发活力。无论何种学术，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决然离不开学术交流的推动。也可以说，学术交流乃是学术健康成长、不断创新的一个强大动力。历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在晚清，本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步入衰落期，出现了重重弊端，受到学人的批评。然而，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给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输入的域外新史学思想与方法给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启动了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闸门，使它枯木逢春，再展新颜。诚如论者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历史方法论传入中国，这些和中国的传统中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的治史、考史方法结合，从而使中国史学领域内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传统的考据学发展为近代的新考据学。”[28]
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或许会使我们今天在思考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
[3]参见《译书公会报》第1——20册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0——900页。
[4]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
[5]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
[6]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181页。
[7]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5页。
[9]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1，“史志第一”，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第1——25页。
[10]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5页。
[12]《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第2期，1904年7月11日。
[13]赤门生：《法兰西革新机关》，《译书汇编》第2年（1901）第10期。
[14]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1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16]章太炎：《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页。
[17]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8]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9]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0]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21]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2]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3]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期。
[24]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光绪二十九年普通学书室编印。
[25]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期。
[26]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
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探析，新课本与旧课本对历史事件的处理，其鲜明的特点就在于略过程深分析。在新编课本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都被精简，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性文字大大减少。如旧课本中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用四节来处理，对一些历史事件有较具体的描述，而新课本只用一节来安排，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对外战争”，其中攻占巴士底狱及巴黎人民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重要史实，都浓缩成了一句话来概括。又如旧课本中分三章来讲述俄国废除农奴制的1861年改革、美国内战和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等课文，在新课本中缩编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一节。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旧课本中用四节安排，新课本只用两节来处理。新课本这样安排固然是建立在初中义务教育教材已经学过世界史的基础上，以避免初、高中教材的过多重复和冗赘，而把着力点用在了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和它的影响、意义的理性分析上，这势必加大了教材容量大与课时紧的矛盾，使教师感到很难完成教学任务。
从学生学习的实际来分析，义务教育要求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必须学习世界史，以便为学生走上社会和升入高一级学校做好知识储备，但在“应试教育”影响下，由于中考不考历史，初三的世界史教学绝大多数得不到保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相当一部分高一学生无初中世界史知识作基础，初、高中的世界史教材无法衔接，教师如果从新教材侧重理性分析的角度出发来教学，这就使得初中没有学过世界史的大多数学生感到“莫名其妙”，面对教师的提问常常感到困惑不解，难以适应。
从课程安排的计划来解析，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是按照供试验用的适用于21世纪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有关要求新修的。新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规定，世界近代现代史在高中二年级开设，为文科限定选修课，也就是说，从学生升入高等学校的情况出发，加大理论色彩，着重分析能力的培养，侧重于思维的启迪和开发，这很适合高二学生已完成了从经验性逻辑思维转化到理论性逻辑思维的实际，便于学生在理性思维趋向成熟的条件下，自觉地利用理论为前导来分析综合各种历史事实及有关资料，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和提高其历史思维能力。而现行的教学计划则要求，高一开设《世界近代现代史》，无论是文科、理科学生都要学，这就造成了今后学理科的学生不愿在历史课上花大功夫应付着学，将来学文科的学生由于思维水平发展还没有完成向理论性抽象逻辑思维的转化，虽想学但受思维发展水平的条件限制，缺乏系统的方法论常识，又感到要学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去学习，特别是对课本中的许多思考题，常常陷入“老虎吃天，无处下爪”，很难知道从什么角度去“思考”的困难境地。
从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现状来剖析，随着老教师的大量退休，高中历史教师青年人已占到80%多，与老教师相比，这些青年教师尽管好学上进给历史教学带来希望的明天，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在“动乱”的年代，长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较为薄弱，而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理性分析的加强，表现在教材的编写上就是针对高中教学的特点，增大了历史资料的数量和分量，就上册27课来说援引的50多则史料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言论摘录就有25条之多，这些史料相当一部分由于教参没有说明来源，致使一些青年教师对其理解不知所云，更不知如何结合课文来处理，对这些思维水平层次高的“观点性材料”深感“望尘莫及”，使教学处在了“进退维谷”的艰难境遇。
明确了新教材难教的症结所在，如何从当前的教学现实出发，化难教难学为好教好学呢？也就是说，应采取什么样的教学策略来应对呢？
第一，必须改变过去高一世界史教学的某些传统教法，创立适应新教材特点的教学新手段。
上面我们谈了新教材的显著特点就是重分析略过程，如前述法国大革命由原来的四节变成了现在的一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原来的四节变成了现在的二节，教学时间大大缩短，因此，处理教材不能总以旧课本为参照系来设计，必须从新课本的实际出发，采用新的教学手段，根据教学时间的多少合理地确定教学内容的繁简轻重，科学地安排课堂教学活动，每节课的教学任务尽量完成，不留尾巴，以免造成时间上的被动。如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在旧课本上是以整整的两章出现，新教材只安排在一节课来完成，如按过去高一世界历史教学的习惯作法来讲述，不要说是一节课，两节课也恐怕难以处理完，现在安排在一节其共性都是民族独立革命，它们有不少相同的地方，教师只要抓住了美国独立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重点讲授，然后让学生阅读“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一节，仿照老师的讲授找出拉丁美洲独立革命的原因、经过和结果，这节课的教学任务就可顺利完成，在总结课文时教师只稍作点拨对同为独立革命的美国和拉丁美洲因受殖民统治的不同特征与影响及由此带来革命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区别，就会把学生的历史思维提高到理性思考的新台阶。这样用新的手段，做到教、学结合，使主导、主体地位都得到了有效地发挥，难教难学又何患之有！
第二，必须适当降低要求，从高一学生的学习实际出发，做到灵活处理教材。
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既然是按新编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编修的供高二文科学生限定选修的课本放在高一让文理两科学生都学习，这就告诉我们，教学时必须把针对高考的目标降到会考的水准上，不可完全“以本为本”，否则就会“欲速不达”，效果也难十分理想。事实上，新编课本本身就有相当的弹性，为教师根据自己学校的具体情况，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提供了变通的余地。如课文中历史资料，以上册为例来说，所引50多则资料平均一课两框，而带星号要求学生掌握的资料，在全书中只有十六段，几乎是两课一段，也就是说大多数历史资料如何处理权限都掌握在教师手中。同理，对教材内容及课中思考题和课后练习题也可视学生的学习实际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其原则是：
1.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的教学目标出发，对教材的某些章节内容给以必要的调整。如上册第一章第三节“宗教改革”部分和第二章第二节“欧洲封建国家的改革”等篇目都可来个“删繁就简三秋树”，讲清重点，剩下部分由学生自学处理。
2.从高一学生大部分将选择理科及学生尚未完成从经验性逻辑思维向理论性逻辑思维转化的实际出发，对教材中一些难度大、理论性较强的思考题，可对学生不作要求。如上册第17页、22页、31页等难度较大基本适应文科学生的问题，可留到文、理分科后再去深入讲解和处理。
3.从历史学科与语、数、外等基础学科课时开设的多少不同的情况出发，对课后练习题，可采取课堂提问的方法当堂完成，以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这样做，绝非是淡化高中历史课程，而是抓住及时反馈以进行效果回授来提高历史课堂的教学效益。事实上，历史学科不可能也不适宜要求学生付出与语、数、外等基础学科同等的学习时间和精力。
第三，理线补史，网络结构，有效地培养学生对世界近代现代史的整体感知、整体联想和整体思维能力。
这是针对初三没有开设世界史或虽开设没有学好的学生所提出来的教学应对策略。理线补史，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让学生先懂得新教材的基本结构，如上册主要讲解世界近代史，为此，必须告诉学生资本主义的产生、确立、发展及基本定型的历史就是世界近代史的最主要的基本线索；再告诉学生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对落后地区和国家的掠夺，必然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由此引出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线索；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发财致富必然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和发展，又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线索，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又引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这一线索。理清了这四条线索，并把有关章节如珠子那样串在各自的线上，学生就能对全册内容的基本结构了然于胸，知道了本学期学习的具体目标。并产生一种新的学习期待心理。补史，则是对学生所缺历史知识，围绕课文的重点，适当地补充必要的史实，以弥补课本“略过程”所造成的缺憾。网络结构，是在现代教育理论重知识系统性逻辑性让学生形成牢固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把新教材各课的思路和结构特点，用网络结构的方法以图示，以利于学生掌握知识的整体结构，理解历史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如前所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激烈反复，政权更迭频繁，头绪多，理解难，而新教材却行文简约，缩为一节，给学生掌握知识带来很大的不便，如果教完这节课，教师能用图示结构来处理，学生就会顺利掌握法国历史的进程和产生新的学习期待心理，进入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具有主导作用。教学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教学改革能否有效实施，教师素养的高低是关键。一般而言，“教师应该是所教学科的学者，因此教师必须精通所教学科的知识，并具备能驾驭本学科教学的学科文化素养。”[4]“纲要”从内容上来说是讲述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历程与规律，从性质上来说是本科大学生必修的公共政治理论课。课程的特殊性决定“纲要”任课教师既要具备较高的历史素养，又要具备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才能胜任。然而，从当前很多高校“纲要”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毕业的教师没有经过中国近现代史的系统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专业毕业的教师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训练。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或者历史素养的缺失，不利于维护教学话语权，甚至会使“纲要”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有效衔接“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能促使任课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和相关历史知识方面加强学习、查缺补漏，完善教师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素养。
二“、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程度如何？围绕这一问题，近两年来我们通过电话、网络、走访等形式，与贵州省多名高中历史教师进行了沟通，重点对高中历史新课改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还搜集了全套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对“纲要”和高中历史教材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分析。此外，利用学习培训的机会，和省内外高校“纲要”教师交流，就教学衔接问题进行了调研。
（一）“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调查显示，“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教材内容的简单重复仍然存在，课程内容渐进性不够。高中历史教材突出了内容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但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介绍不够系统。现行“纲要”教材是在区别原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的基础上编写的，且编者要顾及“纲要”的课程性质及教材结构，致使“纲要”教材存在和高中历史教材内容重复度较高的现象，课后学习思考题的设置也存在对大学生的思考和认知能力估计不足的问题。第二，教学方法脱节。当前高中历史教学基本上能综合运用教师讲解、学生自学、提问等教学方法，但研究性教学方法管理不科学，教学过程中有探究之形，无探究之实。“纲要”课堂的教学形式比较呆板，不够灵活，理论讲述占据主导地位，师生之间互动较少。第三，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高中历史在教学上是基于学生初中阶段扎实的历史学习，已经形成初步的通史构建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对初中历史学科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许多学生初中历史基础没有达到专家的预期要求和水平，进入高中以后难以适应专题史的学习，影响了学习积极性。高中文理分科以后，理科的学生不再学习历史。文理科学生对历史学习投入的时间、精力的差异，导致理科学生进大学后“纲要”课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二）“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问题出现的原因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现行教育管理机制的影响。“纲要”和高中历史的教材内容分别由教育部的社会科学司和基础教育司负责编写，这种教育管理机制难免会限制高中历史与“纲要”教学的衔接,包括在教材编写人员的协调沟通,专业科研等方面的联系合作等。二是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应试教育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师和学生最关心的都是怎样快速地掌握知识要点，正确解答各种考试题目，而对高中历史与“纲要”的教学内容衔接工作关注较少。进入大学以后，学生觉得“纲要”没有什么新意,激发不出学习兴趣，纯粹是为了获得学分而在考前死记硬背“考试重点”。三是“纲要”教师衔接意识淡薄。当前高中历史调整了课程设置，但绝大多数“纲要”教师并不关注高中历史课程的改革，很少有教师去主动研究高中历史课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与学生交流不多，对学生上大学前学习历史课的情况不了解，过多地依赖教材体系来开展教学活动，缺乏衔接的主动性。
三“、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的基本思路
（一）整合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衔接，是实现“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的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教材编写不太可能做到使《纲要》和高中历史既不完全重复，又不产生脱节和错位。要实现“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首先要求任课教师在整合、优化教学内容方面下功夫。具体而言，任课教师需要将高中历史教材与“纲要”教材进行比较分析，全面了解其中的重复部分、待深化部分和脱节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有效调节内容的渐进性，强化理论的探索，加强对一些疑难问题的专题分析。对于高中历史已经讲清楚的内容，《纲要》教学中可以少讲，甚至不讲。即使是同样的知识点，也可以通过选取一些有广度和深度的史料，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等加以补充，让学生感受到历史是丰满的、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以避免简单化、概念化。这样，任课教师就能做到心中有数，繁简得当，恰如其分。
（二）积极开展研究性教学基础教育新课程创设研究性学习为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供了载体，也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将学生从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中解放出来，注重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的方式，既是“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的重要手段，也是“纲要”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如果说高中阶段的学生由于年龄、知识、能力的影响以及会考和高考压力，存在着种种阻碍研究性学习顺利开展的障碍。那么，随着进大学后学生的主动性和批判能力的增长，高校的学习环境趋于宽松与和谐，则更有利于研究性学习的发展。“纲要”课教师要善于抓住机遇，在教学过程中坚持渗透研究性学习，通过挖掘教材资源选取研究性课题，拓宽学生以史为鉴的视角，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的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殖民主义
编好殖民主义的有关历史内容，首先要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目前，我国史学界对殖民主义的认识，对殖民主义的掠夺性和它的罪恶没有太大的分歧，争论主要集中在对殖民主义客观作用的理解上。1853年，马克思在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接连撰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所产生的客观历史作用作了总结性的评价和预测。他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一方面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另一方面又必然会造成“新的生产力”，“播下新的社会因素”。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这就是著名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断。由于理解的角度不同，史学界对双重使命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及其侧重点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例如，有的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他们认为，遭受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地区的社会本身缺乏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条件，因此，建设性的使命要大于破坏性的使命。他们提出近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影响就在于它促进现代化的作用，这是非西方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注：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载塞·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0页。）。因此，殖民主义是功大于过（注：L.H.GannandP.Duignan,ColonialisminAfrica,1870-1960.I,London,1967,P382.）。有的学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什么进步作用”（注：董小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再认识》，载《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0日。），等等。
那么，殖民主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遭受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不同地区，殖民主义表现出的特征是不同的，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有区别的。因此，必须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一些具体的剖析，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首先，就殖民主义而言，它在早期和中晚期的表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从15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沿着新航路进行海外殖民活动开始直到19世纪初期，是资本主义的早期殖民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是稍后的荷兰、英国和法国，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但是，工业革命尚未完成，各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仍处在农业和手工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如果说当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殖民者在进行裸掠夺财富的同时，还可以输出一些手工业产品的话，那么，殖民者在印度、中国等封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就没有什么经济优势可言了。英国侵略印度之初，它的最先进的手工业部门纺织业不但没有在印度打开销路，反而一度险些被进口的印度土布占领英国市场。而此时英国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中，它在与中国生产力的较量中更是没有优势。直到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印花布甚至往往要亏本60%以上才能在中国销出（注：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因此，英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南京生产的布，无论在质地上还是在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布”（注：M.Greenberg:BritishTra-deandOpeningofChina1800-1842.London,1951,pl.）。于是，英国人为了弥补巨额的贸易逆差，只好不顾中国政府的禁令，向中国偷运鸦片。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早期殖民侵略活动以裸的掠夺为主要特征，对遭受殖民侵略的地区来说，殖民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谈不上有客观积极作用，更不用说有什么双重使命。就破坏性的使命而言，殖民者对旧的落后制度触动的程度并不深，直到19世纪早期，“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就建设性的使命而言，它也没有传播多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
19世纪中期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实力迅速壮大。资产阶级殖民掠夺的方式不再局限于裸的金银财富掠夺，而是要为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占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资产阶级凭着价廉物美的工业品和坚船利炮，开始有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落后的旧制度和旧的生产关系进行破坏。以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为例，据统计，1824年到1837年，英国向印度出口的细棉布增加了64倍；1850年，英国向印度输出了总值高达802万英镑的商品；其中棉纺织品占522万英镑。在殖民国家强大的工业经济的冲击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瓦解，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使命得以完成。同时，“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英国厂主们就愈是感到在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175页。）。为了能够直接利用殖民地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占领当地市场，殖民者开始在殖民地开办工厂，兴建铁路等工业基础设施。而当英国“将铁路和工业制度的其他产物介绍到印度来以后……便不能把改变的巨轮停顿下来”（注：尼赫鲁：《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494页。）了，这就是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断。
19世纪晚期以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深受垄断性高额利润的刺激，纷纷增加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输出，掠夺性进一步加强，双重使命的表现也更加突出。正如同志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对中国的影响时所指出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0-621页。）。
其次，就殖民地区而言，由于资本主义殖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遭受殖民侵略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以及遭受殖民侵略的程度不同，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表现及其影响也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别。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的封建专制势力比较浓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它们在殖民地基本上也是按照封建制的方式进行管理。西班牙在它的拉美殖民地就建立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而葡萄牙也在巴西建立了封建专制体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地通过大量屠杀土著居民和移民，直接移植了本国政治观念和经济制度；同时，它也竭力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给印度等土著居住的殖民地。日本在吞并中国台湾以后，也没改变当地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度，而是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农村封建结构，在此基础上榨取垄断利润。
二、如何正确看待殖民主义的客观历史作用
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19世纪以来殖民主义的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使命。尽管殖民主义者主观上满怀着无可怀疑的侵略、掠夺的目的，但是，受高额利润的诱惑，他们不由自主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投资兴办了许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等近代化的产业，如英国在统治印度期间，就修建了长达6.5万多公里的铁路。同时，为了便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有效地进行殖民剥削，他们也需要推进目的在于破坏自然经济、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改革，于是，殖民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推行西式教育，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建立近代化的政治机构，宣传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样，就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实现着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客观上促进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改造和进步。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所说的，不管英国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印度社会变革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页。）。
其次，更要充分正视殖民主义的罪恶和“双重使命”的局限性。毫无疑问，殖民主义的罪恶罄竹难书。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破坏了当地人民的和平生活，摧毁了当地的民族工业，破坏了当地的传统文明，有的地区甚至导致种族灭绝。殖民主义者在早期殖民侵略期间，抢劫金银财富，屠杀土著居民，贩卖黑人奴隶，走私鸦片，无恶不作，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世纪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遭受了更进一步的掠夺。仍以印度为例，19世纪下半叶，英国每年从印度掠走高达1.5亿英镑的财富；大量的粮食、棉花从印度运往英国，而印度人民却遭受了24次饥荒，平均两年左右一次，总共有2000多万人死亡。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是不自觉的客观后果，所有殖民者主观上都是殖民利益高于一切。这就决定了无论是“破坏性使命”，还是“建设性使命”，都不可能进行彻底。例如，在印度，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进行有效的殖民统治，可以和资产阶级首先要打倒的封建地主阶级携手合作，甚至制造出了一个柴明达尔封建地主阶层作为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在非洲大陆，特别是热带非洲，由于当时这里既不能大量生产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又没有能力购买商品，除了黑奴贸易，殖民主义者在这里难以获得其它地区那样的厚利。他们同这些地方进行经济联系的程度远低于其它地方。例如，直到本世纪20年代，南非以外的全部英属非洲殖民地进口的商品不及印度的1/7（注：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9页。）。这些地方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未动或变化很少，更没有建设起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殖民主义虽然客观上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如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会学习殖民者带来的先进生产方式，建立近代化的工业部门，等等。但是，殖民者绝对不会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建立起可能与宗主国形成竞争的工业部门，对那些民族工业百般压制，予以扼杀。他们只会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对宗主国经济有着严重的结构性依赖的畸形的民族工业。例如，由于法国油类制造商的强烈反对，法属殖民地塞内加尔就只能生产花生，而不能建立榨油工业。因此，马克思在肯定殖民主义可能产生的客观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尖锐地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第三，不能把殖民主义带来的客观后果理解为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进步的唯一推动力。很多西方史学家也承认，资本主义不是欧洲文明所独有的，它曾光顾过世界很多地方。历史研究早就表明，在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殖民侵略的同时，在东方许多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土壤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内在可能性。著名史学家马克yáo＠①先生在对东西方封建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国和西欧的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发展都有导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虽然1840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西欧落后、缓慢，但是，“也不宜夸大我们的停滞落后性”。总的来说，“中国社会后来发展的不同，从本质上说只是速度不同，而不是道路不同、方向不同”（注：马克yáo＠①：《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所以，殖民主义的客观后果只能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代化进程起了一些催化剂作用。如果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本身没有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能力，只有依靠殖民入侵，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
三、教材中如何处理殖民主义的有关内容
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新教材在介绍殖民主义的有关内容时，怎样才能使中学生对殖民主义这一历史现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既能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又能从中学习历史的分析方法呢？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殖民主义叙述要有所区别。例如，第一章的第二节“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活动”、第二章的第三节“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主要介绍的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早期殖民活动，其显著特征是武装掠夺。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对于遭受殖民侵略地区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客观的进步作用。因此，教材除了指出它有助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外，予以全面否定。在第三章第六节“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的扩张和争夺”中，资本主义殖民活动的双重使命已经日益明显，教材应该予以体现。同时，在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中，由于殖民国家本身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双重使命的表现形式也会有所区别。作为中学教材，虽然不必介绍得过细，但一些特例还是应该指出来，否则就可能会妨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例如，这一时期，英国和俄国的殖民形式和客观后果，显然是有差异的。英国是通过武力加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活动，它的双重使命表现得最为典型；俄国则不然，它主要是通过武力对周边国家进行殖民活动，目的主要是领土扩张，尽管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遭它殖民侵略的周边国家要高一些，但程度毕竟有限，双重使命的表现不太明显。第二，培养学生客观、辩证地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如果只是简单地对殖民主义的罪恶进行谴责，对于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下摆脱出来的人们来说，感情上是容易接受的，理性上也是习惯的，学生的思想教育也更直接。但是，这使学生学到的历史知识不够全面，不利于培养学生理性地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世界近代现代史新教材的使用对象是高二文科班学生，他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对历史现象进行较为客观、辩证的分析。因此，新教材在对殖民主义罪恶进行揭露的同时，有必要使学生认识到殖民主义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殖民主义双重使命问题。教材可以用画龙点睛的笔墨指出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说，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本身社会经济落后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也是促进它在一定程度上进步的一个外在推动力。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理解黑格尔说过的、受到恩格斯赞同的关于历史上“恶”的进步作用，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的伟大进步这一道理，才能认清世界近代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也才能清楚地认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落后就会挨打这一道理，树立发奋图强，报效祖国的信心。
其次，必须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和教材的教育性紧密结合，合理地组织教学内容。历史教材作为中学教科书，除了必须向学生进行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以外，还负有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任。在西方国家的中学历史教材中，虽然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如掠夺当地财物、屠杀当地居民、贩卖黑人奴隶、走私鸦片等等无法隐瞒的事实也有所记载，但是，它们绝不会如实地、着重地叙述这些内容。它们也很少谈到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对民族工业的压制，更多的是粉饰自己的祖先在历史上的不光彩行为。毫无疑问，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面对形形的思潮和思想困惑，我们的中学历史教材更是肩负着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任。因此，我们在教材中安排有关殖民主义的教学内容时，在考虑有利于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的同时，必须充分优先考虑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这就使我们编写这一部分内容时面临着一些有待解决的困难。其一，教材的篇幅有限，不可能用大量的文字全面讲。其二，从生理发展特点来看，高中生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但他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往往容易片面化和表面化，这就使得他们的“情绪和情感比较强烈，带有明显的两极性”（注：林崇德、侯山潜：《中学生心理与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因此，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他们产生对殖民主义的片面认识。就是说，如果他们盲目地否定殖民主义的一切，不但不利于他们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也不利于他们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相反，如果不能清醒认识殖民主义的罪恶，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道德评判，就难以理解我们这样一个饱受殖民侵略之苦的民族一百多年来奋争的历史，更谈不上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因此，必须慎重选择历史材料和叙述角度。我以为，要在有限的篇幅里使学生对殖民主义有一个比较客观认识，又能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必须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安排教材内容，即以形象化的气氛来完成思想教育的目的，以简练的分析帮助理解历史事实。具体来说，就是选择合适的、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用形象的文字和有关内容的全部图画对殖民主义的罪恶进行形象的描述，对殖民主义进行深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使学生一接触到教材，就感受到一种对殖民主义痛恨的气氛，从而培养憎爱分明的道德情感，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孔子：《论语·为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例如，在讲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们可以选择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当地传统的手工业遭到摧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生活更加贫困这样一些具体材料，给学生提供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使他们亲自感受这一历史氛围。同时，在介绍工业革命后殖民主义的有关内容时，可以用少量文字精辟地分析殖民主义对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双重使命”，但这种分析不必要展开，粗线条、浅显易懂即可。例如，在介绍完19世纪中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以后，可以指出这种活动“客观上也冲击了这些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体制，传播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就可以了，不必要展开分析，更不用举例说明。实际上，对于中学生而言，既要重点了解殖民主义在历史上的残暴掠夺罪恶，同时又要看到历史上“恶”的东西，有时候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从而逐步学习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的能力就行了，不能要求他们像历史学专业研究人员那样去分析、理解历史问题。当然，具体到教材涉及的殖民主义内容的每一部分如何编写，还需要我们教材编写者去认真推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