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欣“效益”!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人们给它的基本含义是以最少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 “效益”—词逐渐同法律相结合，特别是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使人们开始关注和研究如何提高法律的适用性和经济效益。法律经济学的效益分析法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正如张文显教授指出： “经济分析法学家的效益分析方法，确实提供了理解法律的新框架。” 侦查行为作为社会的特殊活动，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和目觉性，与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也必须有“投入”或“消耗”，并按照特定的价值取向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正因如此，侦查效益已逐渐引起侦查机关和人员及法学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鉴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刑事案件大量增加而侦查资源有限的现状，侦查效益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刑事侦查效益是指侦查收益除去侦查成本所得的净收益，即侦查收益与侦查成本之差，也即刑事侦查在现实生活作用中合乎刑事侦查目的的有效部分，它突出地体现为侦查的应然价值与侦查的实然价值的重合和差异，用公式表示就是：侦查效益=侦查收益—侦查成本。将效益价值导入刑事侦查领域，从法律角度阐述刑事侦查效益．就是从刑事侦查收益与侦查成本厂的关系出发，以最佳的最小的刑事侦查成本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刑事侦查收益。 为准确把握刑事侦查效益的概念，有必要对侦查效益相关的概念及其关系做出分析：（一)侦查的效益和效率从成本收益角度讲，侦查效率可以表示为刑事侦查所获得的侦查收益与该侦查行为所花费的成本之间的比率。用公式表示就是：侦查效率=侦查收益／侦查成本，它反映的是侦查投入的成本量与其带来的收益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技术性的投入产出关系)。尽管我们说侦查效率和侦查效益在节约侦查成本，增加侦查收益方面是一致的，并且侦查效率的大小会影响侦查效益的高低，侦查效率的提高也会引起侦查效益的提高，但实践中，侦查效益更侧重刑事侦查对社会主体及行为带来的利弊得失，常用来评价具体侦查行为的社会效果的优劣；而侦查效率则侧重于对侦查本身的投入产出进行衡量，并突出地表现为单位侦查成本所产生的收益量，更关注刑事侦查的技术改进。(二)侦查的效益与效用“效用”是经济学上的术语，是指商品或劳务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能力。“效用”一词被导人到刑事侦查领域，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突出地体现了功利主义法学思想，强调法律的效用至上。功利主义法学是把功利主义伦理原则运用到法学研究领域中而产生的法学理论，功利思想是他的核心，也是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边沁是功利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绝大多数人谋求最大量的幸福，并根据“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主张更多’地注重法律的社会作用。侦查效用反映侦查行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能力。它与刑事侦查运作的实际效果中的侦查效益有很大不同，侦查效益属于物质范畴，而侦查效用属主观评价范畴。但在目前理论研究中，侦查效益和侦查效用经常被混同有的学者认为侦查效益中的“投入”是指国家在追查犯罪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而“产出”是指人们在侦查领域感到的满意程度，这里明显混淆了侦查效益和侦查效用的内含。所以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正确的区分。(三)侦查的效益与侦查的价值刑事侦查的价值是指刑事侦查程序及其实施对价值主体国家、社会及其一般成员的意义以及人们对其所希望达到并积极追求的一种目标或者理想境界。它源自侦查程序的内在属性和国家、社会及其一般的成员对侦查‘程序的需要。刑事侦查的价值本身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系，它是侦查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主要包括公平与效率、正义与效益、秩序和自由等内容，它的本质及其意义都内在地表征了效益的目标。正如英国学者斯坦和香德所言： “法律中听存在着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许多法律规范首先是以实用性，以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 同时，侦查的价值作为统摄侦查的追求目标，是相对确定的，带有很大应然性；而侦查的效益则主要是寻求侦查在其实施过程中取得社会效果，具有十分突出的实然性，并因侦查实施的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复杂多变，人的动机、行为及社会发展的某些不可控性，特别是受侦查的主体、侦查的蓉体及在侦查运作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等，使得侦查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较之其总体目的往往发生某种偏离甚至否定，表现为侦查的效益与侦查的价值的不 相吻合。(四)侦查效益与法律效益侦查效益和法律效益是针对法律活动过程中的对象而言的，侦查效益主要是针对刑事侦查本身，而法律效益是针对法律活动的诸环节，它不仅包括立法，还包括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内容。因此，侦查效益是法律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效益与法律效益都注重法律活动中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侦查效益和法律效益的实取得是法律效益取得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法律效率的高低不一定与侦查效率成正比例关系，从法律资源的在法律活动不同环节中的合理配置以的取得也在某种程度上仰赖于法律活动中其他环节效率的实现。 （五）侦查效益与侦查效率价值观侦查效益与侦查效益价值观的，同点在于都承认侦查的社会有效性．并把优化侦查资源配置．以增加效益作为价值目标；但刑事侦查效益是物质范畴．而刑事侦查效益价值观是观念范畴．二者又有所不同。侦查效益价值观为创造和实现侦查效益最大化提供思想意识和理方法的指导．提供正确的价值取向；同时．侦查效益又为侦查效益价值观提供现实基础和实证材料。虽然潜在的侦查效益十分巨大．并且现实生活也十分需要，但由于系统的刑事侦查效益价值观尚未确立．从而使本可以在逻辑和实践中分离出来的侦查效益难以取得。 (六)侦查效益与公平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追求侦查效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观公平。效益与公平的矛盾长期困扰着人们，如何正确地对二者关系进行界定和协调，是价值问题的重大难题之一。在理论界，学者众说纷纭；侦查实践中，以往的侦查程序往往是注重打击犯罪的效率和效益，而很少注意侦查程序本身的公正公平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我国当前刑事侦查在效益与公平的价值取向上是效益优先，同时兼顾公平，而侦查效益则强调侦查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就意味着侦查效益，侦查效益也意味着侦查程序中的公平，这是针对同一侦查资源的配置合理有效而言的。侦查中的公平与侦查效益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有时侦查效益的实现必须以公平为基础．如侦查中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如不体现公平就很难得到群众的配合和支持，侦查效益自然下降；侦查过程与结果的公平公正会大大降低重复侦查率，使侦查资源得到最大节约。同时侦查效益高能及时准确地结束侦查程序，送交审查起诉、审判，使当事人得到公平公正对待，此结果也会得到社会的认同。总之，我们应该正视公平和效益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冲突，恰当地选择、协调刑事侦查价值冲突。 本文对刑事侦查效益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论述，进一步分析了刑事侦查在侦查效益、效用、价值等方面面临的弊端和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以期更好地指导刑事侦查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侦查学的发展走过了相当曲折又相当辉煌的路程。概括而言，从建国初期至50年代末是我国侦查学的酝酿初建时期；从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国侦查学的停滞倒退时期；从70年代末至今是我国侦查学的恢复发展时期。
在恢复发展的20年，我国侦查学经过重建取得了长足进步，其显著特征表现为大量科研成果不断涌现。1979年，公安部原三局组织编写了《刑事侦察学》，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侦查学知识的专业书籍。同年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作为这套教材之一的《犯罪侦查学》1982年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的高等学校侦查学教材。尔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写的《刑事侦查》、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的《刑事侦查学》、公安部民警干校编写的《刑事侦察》、西南政法学院编写的《刑事侦察学讲义》等教材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侦查学论文，而且有数十种侦查学译著和专著出版。进入90年代，侦查学理论研究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译著、专著和论文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的提高，侦查学教材的品类更加齐全。在普通高等教育系统中，除了供本科生使用的不同种类的侦查学教材外，还出现了面对研究生、大专生和进修生的教材。在职业教育系统中，除了公安机关的各层次侦查学教材外，检察机关也编写了专门的侦查学教材。
纵观20年来我国侦查学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前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科的基本建设方面，如学科的名称、对象、体系、性质等问题：8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则转入对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各种侦查措施和方法、侦查思维和侦查谋略、各类犯罪案件的侦查规律、以及侦查学科体系的重组等较深层次的问题上；90年代以来，随着犯罪侦查实践的发展变化，侦查学研究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态势。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很多，包括学科理论体系、侦查体制改革、侦查基本方针、依法办案、科学办案、侦查意识、侦查思维、侦查行为、智能化犯罪和反侦查行为的侦查对策、以及针对经济犯罪、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计算机犯罪和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等新型犯罪的侦查对策等。
二、理论研究述要
为更清楚和准确地了解我国侦查学20年的发展历程，下面便简要介绍这一时期侦查学领域内主要讨论的问题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
（一）关于学科的名称问题
我国侦查学的学科名称经历了多次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高等院校的课程名称曾经用过“犯罪对策学”和“刑事侦察”等。当我国侦查学在70年代末开始重建的时候，各政法院系使用的学科名称未能统一，有的定名为“刑事侦察学”，有的定名为“刑事侦查学”等等。许多学者也在专业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学科的名称。一时间，学科名称成为了侦查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1.“侦察”与“侦查”。在本学科的名称中，究竟应该使用“侦察”一词还是“侦查”一词，这曾经是一个争论得非常激烈的问题。对此问题，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侦察”与“侦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本学科的内容主要为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业务，而公安机关又长期使用“刑事侦察”的术语，所以本学科的名称乃至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都应该使用“侦察”一词。第二种观点，“侦查”与“侦察”是两个不同的术语。“侦查”是法律术语：“侦察”是公安工作中借用的军事术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经明确肯定了“侦查”一词，所以本学科的名称和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都应该使用“侦查”一词。第三种观点，“侦查”和“侦察”是两个内涵和外延都完全相同的概念，二者可以相互代用。但是，既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使用了“侦查”一词，那么本学科的名称和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应该使用“侦查”一词，放弃“侦察”一词。第四种观点，“侦察”和“侦查”是两个具有从属关系的相容概念，“侦察”是属概念，“侦查”是种概念，“侦察”应该包括“侦查”。具体来说，“侦查”仅指《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而“侦察”还包括公安机关在办案中使用的各种秘密措施和手段。因此，做为整个学科的名称，应该使用“侦察”一词。第五种观点，“侦查”和“侦察”是两个交叉概念。虽然“侦查”不包括“侦察”中的秘密措施和手段，但是作为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一项专门工作而言，“侦查”应该包括“侦察”。公安机关的刑事侦察工作仅是“侦查”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后者不仅包括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案件调查工作，还包括公安机关预审部门的案件调查工作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调查工作。由此可见，本学科名称还应该使用“侦查”一词。
2.“刑事”与“犯罪”。在本学科的名称中，究竟应该使用“刑事”二字还是“犯罪”二字，这也曾经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因为这符合公安工作中的用语习惯。我国公安机关在工作中把犯罪分为刑事犯罪和政治犯罪（或者反革命犯罪）两大类，而且公安机关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刑侦”与“政侦”的业务分工。由于本学科主要研究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工作，所以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不应使用“犯罪”二字。第二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因为这与刑事法学体系相一致。我国的刑事法学体系主要由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侦查学组成。虽然“刑事”和“犯罪”两个词的意思基本相同，但是为了保持刑事法学名称的统一，还是使用“刑事”二字为宜。第三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犯罪”二字，因为本学科的内容不仅适用于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工作，也适用于公安机关政侦部门和预审部门的工作，还适用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工作。如果使用“刑事”二字，容易与公安机关习惯使用的“刑侦”一词混淆，使人误以为本学科仅与公安机关的刑侦工作有关。第四种观点：本学科的名称中无须使用“刑事”或“犯罪”做限定词，直称“侦查学”即可。在汉语中，“侦查”一词与“调查”和“侦察”两个词不同。调查可以有民事调查和刑事调查，侦察也可以用于军事领域，如果这两个词前没有限定，会使人产生误解。但“侦查”专指犯罪案件的调查，不加限定，人们也不会理解为“民事侦查”或“军事侦查”。诚然，做为强调语，人们在“侦查”一词面前加上“犯罪”或“刑事”二字，亦无不可，但是做为学科名称，还是用“侦查学”比较简洁明了，而且可以避开“刑事”与“犯罪”的争论。虽然学科的名称问题本不该成为学科理论研究的重点，但是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人们也加深了对学科内涵的理解，也明确了对学科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因此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科的成熟和发展。
（二）关于学科的对象体系问题
1.学科对象。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种特定的研究对象是每门学科建立的基础，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依据。明确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对于侦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确立学科的体系更具有直接的意义，因此这一问题上的著述甚丰。专家学者们在侦查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可谓众说纷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1）“侦查活动的规律和方法说”， 即侦查学的研究对象是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规律和方法。（2）“侦查技术、 侦查措施和侦查方法说”，即侦查学的研究对象是侦查机关对犯罪进行侦查时采用的各种技术、措施和方法。（3）“侦查途径、 策略和方法说”，这种观点认为，在物证技术学同侦查学分离后，不宜再将侦查技术作为侦查学的研究对象，但应增加对侦查策略或谋略的研究。（4 ）“侦查行为规律说”，该观点认为侦查学研究的是侦查行为最普遍意义上的一般规律。（5）“侦察活动说”，即研究侦察活动及其规律。（6）“犯罪、侦察活动说”、即研究犯罪活动与侦察活动及其规律。此外，还有“侦察和预防犯罪说”、“犯罪的控制调查活动说”等。
2.学科体系。由于学科体系同研究对象有着密切关联，所以专家学者们在侦查学的体系问题上亦莫衷一是。虽然学者们都承认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同课程体系不同，同一门课程其体系可以因院校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是学科体系应该统一，以便促进本学科体系的日臻完善。然而，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如何统一，人们尚有不同观点，如“二块说”、“三块说”、“四块说”、“五块说”等。在“二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由犯罪活动规律特点和侦查对策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从总体上看侦查学学科体系可分为基础理论部分和应用理论部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侦察对策和侦察谋略两部分。在“三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可分为刑事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刑事侦查的一般措施策略和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三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比较研究三部分。在“四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关于侦查和侦查学的一般原理、关于侦查措施的规律和方法、关于案件侦查的规律和方法及其他有关内容四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侦查原理、侦查措施、侦查策略、侦查方法四部分。在“五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由侦察主体与客体、侦察决策活动、侦察情报信息、侦察谋略以及侦察措施与方法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犯罪规律、侦察对策、预防犯罪、国外刑侦理论及实践、刑侦组织机构组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侦察措施和策略部分、侦察情报部分，侦察技术和技能部分、侦察程序和方法部分构成。
（三）关于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
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公安大学学报》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争鸣文章。经过讨论，多数学者达成一个共识，即侦查学的理论基础理论不同于其理论基础。他们指出：侦查学的理论基础是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是侦查学自身的立论依据和研究起点。但究竟什么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学术界则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三论说”， 即认为现代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 （2）“侦察哲学说”，即认为哲学或“侦察哲学”应成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3）“同一认定理论说”， 即认为同一认定理论应该是侦查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内容；（4）“同一论和犯罪侦察系统论说”， 即将同一论和犯罪侦察系统论结合起来，并立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5 ）“基本理论问题说”，即认为刑事侦查学的概念、性质、任务、历史和研究方法，以及其结构体系和发展规律等的基本原理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
在侦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许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有的学者认为，“三论”只是一般科学方法，不可能成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有的学者将“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引入，代替“老三论”作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一些学者对同一认定理论作为侦查学基础理论提出质疑，另有学者则强调“同一认定的基础理论是刑事侦察学的特定的基础理论”。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侦察哲学说”的观点，另一些学者提出否定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理论框架上分析了侦查学基础理论的包含内容，其观点可视为前述“基本理论问题说”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有的学者认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不是某单一的理论可囊括，具有多层次、综合性，是一个理论体系或系统”。毫无疑问，阐明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推动侦查学理论研究工作和指导侦查实践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侦查工作方针问题
公安部于1978年制定的《刑事侦察工作细则》中确定“依靠群众、抓住战机、积极侦察、及时破案”的刑侦工作方针。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转型和司法环境转变，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犯罪活动趋于智能化和恶性发展，这一方针似乎已经不适应形势了。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和探讨新时期或现代侦查工作方针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有的学者提出，超前、快速、高效、精细应成为刑侦工作的发展方向；还有学者则指出，在深化刑侦工作改革之时应努力形成以破促防、以防促破、防破并举、管建相济的新格局。1996年《公安学刊》发表《论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一文，该文作者阐述了“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的依据、观念、途径及关键。该文产生的影响导致了1997年杭州“现代刑侦工作方针专家座谈会”的召开。在杭州会议上，学者们针对侦查工作方针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学者在分析原刑侦工作方针不足的基础上，从制订侦查方针的依据、内容方面进行探索，提出了“专群结合、破防并举、科学办案、狠抓战机”的新方针建议。有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了“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认为它应作为新时期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有的学者还由此提出了对传统侦查工作的反思，主张将侦查工作置于大治安中，强调公安机关要把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作为侦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的学者认为，争取把更多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是侦查工作走出低效益的关键环节，强调以此为突破口转变思想深化公安侦查改革。还有学者进行了配套论证，认为贯彻落实“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应树立服务观、效率观、全局观、群众观、科学观五大新概念。还有些学者指出，群众路线作为侦查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并没有过时，但是应该根据当前的社会实际情况采用依靠群众破案的新方法和新手段。总之，围绕侦查工作方针的讨论所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广泛，促进了人们对我国侦查学和侦查工作的全面思考。
（五）关于侦查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侦查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是适应我国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要求而提上议事日程的。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侦查权警检分工体制的改革；二是公安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三是检察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
1.侦查权警检分工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人力有限，加上情报网络、侦查措施手段不如公安机关，难以胜任侦查任务，因此应将其侦查权收缩转移至公安机关；还有的学者从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过宽不利于行使其主要的法律监督职能出发，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另有学者从国际潮流出发，提出应分离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权，成立独立的反贪污贿赂局或第三侦查机关。与此相反，一部分学者从维护法律监督职能、考察检察机关侦查工作成效、保证对职务犯罪追究的公正性有效性出发，提出检察机关的侦察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还有的学者提出对法律规定的有关警检侦查分工范围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是：将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限制在职务犯罪上，对不属于职务犯罪的案件一律划归其他部门管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我国立法的确认。
2.公安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随着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我国公安机关原有的侦查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于是，侦查体制改革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旧体制制约侦查效率的种种表现，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与设想，如“大刑侦体制”、“探长制”和“侦审合一制”等。
“大刑侦体制”是一种新的侦查组织模式。不同的学者对其内涵作出了不同的注解。有人认为大刑侦体制是指自上而下的、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警种进行侦查合作的体制；有人认为大刑侦体制是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条块结合的工作体系。有些学者还分析了大刑侦体制下刑侦部门的上下级关系，讨论了大刑侦体制下派出所是否承担侦查破案任务的问题。有的学者还指出，大刑侦体制不仅指公安侦查机关的协作，还包括动员、吸收人民群众等社会力量参与侦破工作。此外，有些学者对近几年来一些地区试行“大刑侦体制”的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探长制”是一种侦查人员责任制，也是我国刑侦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自然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对实践中“探长制”作法进行调研后得出该制度在充分发挥刑警队的职能作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探讨了实行“探长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的学者对“探长制”中落实破案责任、建立激励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证；有的学者对实行“探长制”中流于形式的作法提出了批评。
侦审分离是我国公安机关长期使用的做法，也面临改革的需要，有的学者剖析了我国公安机关内部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别设置及其工作互相交叉的现象与不良后果，主张实现侦审合一制度，这一想法越来越得到学术界和实践中多数人的认同。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侦审分离体制亦有其科学性。目前，公安机关的侦审合一改革正在进行。
3.检察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检察机关侦查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集中在是否应设反贪局、是否应实行侦审分离制度等。在各级检察院设立反贪局之前，学者们曾就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是否有必要增设特别侦查机构展开讨论，学术讨论的结果推动了反贪局的设立，现在有的学者又提出反贪局应该从检察机关中分离出去的观点，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我国检察机关侦查中一向实行侦查“预审”一体化的工作体制。有的学者认为该体制缺乏监督与制约，应当改革为侦审分立的侦查工作体制；另有些学者则认为我国检察机关从1989年开始实行侦、捕、诉分开，已经有了内部监督和制约，没有必要再实行侦审分立体制。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内部应建立特别的侦查队伍等。
（六）关于侦查谋略问题
侦查谋略是我国侦查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它对于侦查工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对其研究难以把握。仅名称之争，学者们就有“刑侦计谋”、“侦查策略”、“刑事侦察策略”、“侦察谋略”、“侦查谋略”等不同说法。我国学者对其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结合我国古代兵法知识，加以借鉴、吸收成为侦查谋略的内容；二是结合侦查实践经验，在谋略特征的指导下予以提炼、总结。早在1980年，北京政法学院编辑的《刑事侦察文辑》第一期上发表了《侦察计谋》一文，率先对侦察谋略进行了探讨。1984年《辽宁公安》上开辟了“浅谈谋略”专栏。此后，侦查谋略的论文常见于专业报刊。《公安大学学报》于1991年陆续刊发了侦查谋略的系列性文章。后来，有关专著也不断出现，在有关教科书中也出现了“侦查谋略”专章。学术界对侦查谋略的研究，大多从不同角度论述侦查谋略的原则、分类及施用等内容，因为其实践性较强，故争议的问题并不多。现在，关于侦查谋略的研究已经呈现细化趋势。
（七）关于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问题
随着侦查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加强对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研究的重要性。有关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的论文因也陆续见于报刊，有人还撰写了侦查思维学的专著。关于侦查思维问题，有些学者提出了侦查思维的基本模式和基本方法。如5w2h法（何时、何地、何事、何物、何人及情形如何、程度怎样的思维方法）；有的学者将侦查思维划分为横向思维、纵向思维、逆向思维、多向思维、综合思维、直觉思维等类型；有的学者批判地分析了不同学者提出的侦查思维的特点，认为侦查思维的特点表现为思维主体的特殊性、思维客体的复杂性、思维内容的谋略性；有的学者则论述了侦查人的思维品质的内容、培训途径等。还有学者对侦查中对抗思维方法、逆向思维方法进行了论述；亦有学者探讨了逻辑思维的形式等。关于侦查意识问题，有的学者全面分析了侦查人员应具备的现代侦查意识，认为其包括法律意识、科技意识、情报意识、证据意识、战机意识和协同意识；有的学者又进一步扩充为侦查人员的10种侦查意识；有的学者则结合类案谈了侦查人员缺乏侦查意识的原因、侦查意识与侦查僵局的关系等。
对侦查思维与侦查意识的研究，已经从一般性分析转入对具体侦查思维与侦查意识的形态的论证，从而对其理论体系有了一定的完善。但目前研究尚不深入，更没形成合力，故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的研究还未成完整体系。
（八）关于侦查措施、方法和对策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侦查学的走过了相当曲折又相当辉煌的路程。概括而言，从建国初期至50年代末是我国侦查学的酝酿初建时期；从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国侦查学的停滞倒退时期；从70年代末至今是我国侦查学的恢复发展时期。
在恢复发展的20年，我国侦查学经过重建取得了长足进步，其显著特征表现为大量科研成果不断涌现。1979年，公安部原三局组织编写了《刑事侦察学》，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侦查学知识的专业书籍。同年司法部和部联合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作为这套教材之一的《犯罪侦查学》1982年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的高等学校侦查学教材。尔后，人民大学系编写的《刑事侦查》、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的《刑事侦查学》、公安部民警干校编写的《刑事侦察》、西南政法学院编写的《刑事侦察学讲义》等教材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侦查学论文，而且有数十种侦查学译著和专著出版。进入90年代，侦查学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译著、专著和论文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的提高，侦查学教材的品类更加齐全。在普通高等教育系统中，除了供本科生使用的不同种类的侦查学教材外，还出现了面对研究生、大专生和进修生的教材。在职业教育系统中，除了公安机关的各层次侦查学教材外，检察机关也编写了专门的侦查学教材。
纵观20年来我国侦查学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前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科的基本建设方面，如学科的名称、对象、体系、性质等：8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则转入对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各种侦查措施和、侦查思维和侦查谋略、各类犯罪案件的侦查、以及侦查学科体系的重组等较深层次的问题上；90年代以来，随着犯罪侦查实践的发展变化，侦查学研究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态势。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很多，包括学科理论体系、侦查体制改革、侦查基本方针、依法办案、办案、侦查意识、侦查思维、侦查行为、智能化犯罪和反侦查行为的侦查对策、以及针对犯罪、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机犯罪和证券领域犯罪等新型犯罪的侦查对策等。
二、理论研究述要
为更清楚和准确地了解我国侦查学20年的发展历程，下面便简要介绍这一时期侦查学领域内主要讨论的问题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
（一）关于学科的名称问题
我国侦查学的学科名称经历了多次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高等院校的课程名称曾经用过“犯罪对策学”和“刑事侦察”等。当我国侦查学在70年代末开始重建的时候，各政法院系使用的学科名称未能统一，有的定名为“刑事侦察学”，有的定名为“刑事侦查学”等等。许多学者也在专业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学科的名称。一时间，学科名称成为了侦查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1.“侦察”与“侦查”。在本学科的名称中，究竟应该使用“侦察”一词还是“侦查”一词，这曾经是一个争论得非常激烈的问题。对此问题，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侦察”与“侦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本学科的主要为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业务，而公安机关又长期使用“刑事侦察”的术语，所以本学科的名称乃至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都应该使用“侦察”一词。第二种观点，“侦查”与“侦察”是两个不同的术语。“侦查”是法律术语：“侦察”是公安工作中借用的军事术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经明确肯定了“侦查”一词，所以本学科的名称和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都应该使用“侦查”一词。第三种观点，“侦查”和“侦察”是两个内涵和外延都完全相同的概念，二者可以相互代用。但是，既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使用了“侦查”一词，那么本学科的名称和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应该使用“侦查”一词，放弃“侦察”一词。第四种观点，“侦察”和“侦查”是两个具有从属关系的相容概念，“侦察”是属概念，“侦查”是种概念，“侦察”应该包括“侦查”。具体来说，“侦查”仅指《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而“侦察”还包括公安机关在办案中使用的各种秘密措施和手段。因此，做为整个学科的名称，应该使用“侦察”一词。第五种观点，“侦查”和“侦察”是两个交叉概念。虽然“侦查”不包括“侦察”中的秘密措施和手段，但是作为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一项专门工作而言，“侦查”应该包括“侦察”。公安机关的刑事侦察工作仅是“侦查”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后者不仅包括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案件调查工作，还包括公安机关预审部门的案件调查工作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调查工作。由此可见，本学科名称还应该使用“侦查”一词。
2.“刑事”与“犯罪”。在本学科的名称中，究竟应该使用“刑事”二字还是“犯罪”二字，这也曾经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因为这符合公安工作中的用语习惯。我国公安机关在工作中把犯罪分为刑事犯罪和犯罪（或者反革命犯罪）两大类，而且公安机关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刑侦”与“政侦”的业务分工。由于本学科主要研究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工作，所以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不应使用“犯罪”二字。第二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因为这与刑事法学体系相一致。我国的刑事法学体系主要由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侦查学组成。虽然“刑事”和“犯罪”两个词的意思基本相同，但是为了保持刑事法学名称的统一，还是使用“刑事”二字为宜。第三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犯罪”二字，因为本学科的内容不仅适用于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工作，也适用于公安机关政侦部门和预审部门的工作，还适用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工作。如果使用“刑事”二字，容易与公安机关习惯使用的“刑侦”一词混淆，使人误以为本学科仅与公安机关的刑侦工作有关。第四种观点：本学科的名称中无须使用“刑事”或“犯罪”做限定词，直称“侦查学”即可。在汉语中，“侦查”一词与“调查”和“侦察”两个词不同。调查可以有民事调查和刑事调查，侦察也可以用于军事领域，如果这两个词前没有限定，会使人产生误解。但“侦查”专指犯罪案件的调查，不加限定，人们也不会理解为“民事侦查”或“军事侦查”。诚然，做为强调语，人们在“侦查”一词面前加上“犯罪”或“刑事”二字，亦无不可，但是做为学科名称，还是用“侦查学”比较简洁明了，而且可以避开“刑事”与“犯罪”的争论。虽然学科的名称问题本不该成为学科理论研究的重点，但是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人们也加深了对学科内涵的理解，也明确了对学科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因此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科的成熟和发展。
（二）关于学科的对象体系问题
1.学科对象。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种特定的研究对象是每门学科建立的基础，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依据。明确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对于侦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确立学科的体系更具有直接的意义，因此这一问题上的著述甚丰。专家学者们在侦查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可谓众说纷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1）“侦查活动的规律和方法说”， 即侦查学的研究对象是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规律和方法。（2）“侦查技术、 侦查措施和侦查方法说”，即侦查学的研究对象是侦查机关对犯罪进行侦查时采用的各种技术、措施和方法。（3）“侦查途径、 策略和方法说”，这种观点认为，在物证技术学同侦查学分离后，不宜再将侦查技术作为侦查学的研究对象，但应增加对侦查策略或谋略的研究。（4 ）“侦查行为规律说”，该观点认为侦查学研究的是侦查行为最普遍意义上的一般规律。（5）“侦察活动说”，即研究侦察活动及其规律。（6）“犯罪、侦察活动说”、即研究犯罪活动与侦察活动及其规律。此外，还有“侦察和预防犯罪说”、“犯罪的控制调查活动说”等。
2.学科体系。由于学科体系同研究对象有着密切关联，所以专家学者们在侦查学的体系问题上亦莫衷一是。虽然学者们都承认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同课程体系不同，同一门课程其体系可以因院校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是学科体系应该统一，以便促进本学科体系的日臻完善。然而，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如何统一，人们尚有不同观点，如“二块说”、“三块说”、“四块说”、“五块说”等。在“二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由犯罪活动规律特点和侦查对策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从总体上看侦查学学科体系可分为基础理论部分和理论部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侦察对策和侦察谋略两部分。在“三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可分为刑事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刑事侦查的一般措施策略和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三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比较研究三部分。在“四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关于侦查和侦查学的一般原理、关于侦查措施的规律和方法、关于案件侦查的规律和方法及其他有关内容四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侦查原理、侦查措施、侦查策略、侦查方法四部分。在“五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由侦察主体与客体、侦察决策活动、侦察情报信息、侦察谋略以及侦察措施与方法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犯罪规律、侦察对策、预防犯罪、国外刑侦理论及实践、刑侦组织机构组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侦察措施和策略部分、侦察情报部分，侦察技术和技能部分、侦察程序和方法部分构成。
（三）关于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
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公安大学学报》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争鸣文章。经过讨论，多数学者达成一个共识，即侦查学的理论基础理论不同于其理论基础。他们指出：侦查学的理论基础是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是侦查学自身的立论依据和研究起点。但究竟什么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学术界则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三论说”， 即认为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 （2）“侦察说”，即认为哲学或“侦察哲学”应成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3）“同一认定理论说”， 即认为同一认定理论应该是侦查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内容；（4）“同一论和犯罪侦察系统论说”， 即将同一论和犯罪侦察系统论结合起来，并立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5 ）“基本理论问题说”，即认为刑事侦查学的概念、性质、任务、历史和研究方法，以及其结构体系和发展规律等的基本原理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
在侦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许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有的学者认为，“三论”只是一般科学方法，不可能成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有的学者将“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引入，代替“老三论”作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一些学者对同一认定理论作为侦查学基础理论提出质疑，另有学者则强调“同一认定的基础理论是刑事侦察学的特定的基础理论”。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侦察哲学说”的观点，另一些学者提出否定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理论框架上了侦查学基础理论的包含内容，其观点可视为前述“基本理论问题说”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有的学者认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不是某单一的理论可囊括，具有多层次、综合性，是一个理论体系或系统”。毫无疑问，阐明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推动侦查学理论研究工作和指导侦查实践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侦查工作方针问题
公安部于1978年制定的《刑事侦察工作细则》中确定“依靠群众、抓住战机、积极侦察、及时破案”的刑侦工作方针。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活转型和司法环境转变，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犯罪活动趋于智能化和恶性发展，这一方针似乎已经不适应形势了。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和探讨新时期或现代侦查工作方针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有的学者提出，超前、快速、高效、精细应成为刑侦工作的发展方向；还有学者则指出，在深化刑侦工作改革之时应努力形成以破促防、以防促破、防破并举、管建相济的新格局。1996年《公安学刊》发表《论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一文，该文作者阐述了“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的依据、观念、途径及关键。该文产生的导致了1997年杭州“现代刑侦工作方针专家座谈会”的召开。在杭州会议上，学者们针对侦查工作方针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学者在分析原刑侦工作方针不足的基础上，从制订侦查方针的依据、内容方面进行探索，提出了“专群结合、破防并举、科学办案、狠抓战机”的新方针建议。有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了“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认为它应作为新时期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有的学者还由此提出了对传统侦查工作的反思，主张将侦查工作置于大治安中，强调公安机关要把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作为侦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的学者认为，争取把更多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是侦查工作走出低效益的关键环节，强调以此为突破口转变思想深化公安侦查改革。还有学者进行了配套论证，认为贯彻落实“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应树立服务观、效率观、全局观、群众观、科学观五大新概念。还有些学者指出，群众路线作为侦查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并没有过时，但是应该根据当前的社会实际情况采用依靠群众破案的新方法和新手段。总之，围绕侦查工作方针的讨论所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广泛，促进了人们对我国侦查学和侦查工作的全面思考。
（五）关于侦查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侦查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是适应我国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要求而提上议事日程的。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侦查权警检分工体制的改革；二是公安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三是检察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
1.侦查权警检分工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人力有限，加上情报、侦查措施手段不如公安机关，难以胜任侦查任务，因此应将其侦查权收缩转移至公安机关；还有的学者从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过宽不利于行使其主要的法律监督职能出发，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另有学者从国际潮流出发，提出应分离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权，成立独立的反贪污贿赂局或第三侦查机关。与此相反，一部分学者从维护法律监督职能、考察检察机关侦查工作成效、保证对职务犯罪追究的公正性有效性出发，提出检察机关的侦察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还有的学者提出对法律规定的有关警检侦查分工范围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是：将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限制在职务犯罪上，对不属于职务犯罪的案件一律划归其他部门管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我国立法的确认。
2.公安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随着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我国公安机关原有的侦查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于是，侦查体制改革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旧体制制约侦查效率的种种表现，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与设想，如“大刑侦体制”、“探长制”和“侦审合一制”等。
“大刑侦体制”是一种新的侦查组织模式。不同的学者对其内涵作出了不同的注解。有人认为大刑侦体制是指自上而下的、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警种进行侦查合作的体制；有人认为大刑侦体制是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条块结合的工作体系。有些学者还分析了大刑侦体制下刑侦部门的上下级关系，讨论了大刑侦体制下派出所是否承担侦查破案任务的问题。有的学者还指出，大刑侦体制不仅指公安侦查机关的协作，还包括动员、吸收人民群众等社会力量参与侦破工作。此外，有些学者对近几年来一些地区试行“大刑侦体制”的经验进行了研究和。
“探长制”是一种侦查人员责任制，也是我国刑侦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对实践中“探长制”作法进行调研后得出该制度在充分发挥刑警队的职能作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探讨了实行“探长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有的学者对“探长制”中落实破案责任、建立激励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证；有的学者对实行“探长制”中流于形式的作法提出了批评。
侦审分离是我国公安机关长期使用的做法，也面临改革的需要，有的学者剖析了我国公安机关内部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别设置及其工作互相交叉的现象与不良后果，主张实现侦审合一制度，这一想法越来越得到学术界和实践中多数人的认同。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侦审分离体制亦有其性。，公安机关的侦审合一改革正在进行。
3.检察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检察机关侦查体制改革的集中在是否应设反贪局、是否应实行侦审分离制度等。在各级检察院设立反贪局之前，学者们曾就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是否有必要增设特别侦查机构展开讨论，学术讨论的结果推动了反贪局的设立，现在有的学者又提出反贪局应该从检察机关中分离出去的观点，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我国检察机关侦查中一向实行侦查“预审”一体化的工作体制。有的学者认为该体制缺乏监督与制约，应当改革为侦审分立的侦查工作体制；另有些学者则认为我国检察机关从1989年开始实行侦、捕、诉分开，已经有了内部监督和制约，没有必要再实行侦审分立体制。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内部应建立特别的侦查队伍等。
（六）关于侦查谋略问题
侦查谋略是我国侦查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它对于侦查工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对其研究难以把握。仅名称之争，学者们就有“刑侦计谋”、“侦查策略”、“刑事侦察策略”、“侦察谋略”、“侦查谋略”等不同说法。我国学者对其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结合我国古代兵法知识，加以借鉴、吸收成为侦查谋略的；二是结合侦查实践经验，在谋略特征的指导下予以提炼、。早在1980年，北京政法学院编辑的《刑事侦察文辑》第一期上发表了《侦察计谋》一文，率先对侦察谋略进行了探讨。1984年《辽宁公安》上开辟了“浅谈谋略”专栏。此后，侦查谋略的论文常见于专业报刊。《公安大学学报》于1991年陆续刊发了侦查谋略的系列性文章。后来，有关专著也不断出现，在有关教科书中也出现了“侦查谋略”专章。学术界对侦查谋略的研究，大多从不同角度论述侦查谋略的原则、分类及施用等内容，因为其实践性较强，故争议的问题并不多。现在，关于侦查谋略的研究已经呈现细化趋势。
（七）关于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问题
随着侦查实践的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加强对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研究的重要性。有关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的论文因也陆续见于报刊，有人还撰写了侦查思维学的专著。关于侦查思维问题，有些学者提出了侦查思维的基本模式和基本。如5w2h法（何时、何地、何事、何物、何人及情形如何、程度怎样的思维方法）；有的学者将侦查思维划分为横向思维、纵向思维、逆向思维、多向思维、综合思维、直觉思维等类型；有的学者批判地了不同学者提出的侦查思维的特点，认为侦查思维的特点表现为思维主体的特殊性、思维客体的复杂性、思维内容的谋略性；有的学者则论述了侦查人的思维品质的内容、培训途径等。还有学者对侦查中对抗思维方法、逆向思维方法进行了论述；亦有学者探讨了逻辑思维的形式等。关于侦查意识问题，有的学者全面分析了侦查人员应具备的侦查意识，认为其包括意识、意识、情报意识、证据意识、战机意识和协同意识；有的学者又进一步扩充为侦查人员的10种侦查意识；有的学者则结合类案谈了侦查人员缺乏侦查意识的原因、侦查意识与侦查僵局的关系等。
对侦查思维与侦查意识的研究，已经从一般性分析转入对具体侦查思维与侦查意识的形态的论证，从而对其理论体系有了一定的完善。但目前研究尚不深入，更没形成合力，故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的研究还未成完整体系。
（八）关于侦查措施、方法和对策问题
由于侦查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以侦查学的理论研究必然把重点放在侦查实践工作上。改革开放20年来大量学术论文、著作是关于侦查措施、方法和对策的。这些论文和著作的研究涉及各种侦查措施、方法和对策。在有关侦查措施和方法的研究中，尤以关于讯问和现场勘查的为多。
在有关侦查对策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不同类案、具体个案两种角度进行论述，有些学者则结合犯罪的未来发展趋势如智能化、国际化等提出了侦查对策。还有学者另辟蹊径，从侦查与反侦查对抗的角度探讨了侦查对策的管理，提出侦查人员应加强对反侦查行为的防范、识别和利用。
总的说来，关于侦查措施、方法和对策的理论研究几乎覆盖了侦查活动的各个层面，对侦查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九）关于各类案件侦查方法问题
对各类案件侦查方法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专家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几种新型或特殊性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上。现概述如下：
1.犯罪案件的侦查。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由于转轨的冲击，也由于法制不够健全，所以经济领域内的犯罪呈现出快速增长和变化多样的态势。与此相适应，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就成为了侦查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大量的学术著作中，有的学者分析了经济犯罪的一般和特点；有的学者论述了经济犯罪案件与侦查工作的对策和特点；有的学者论述了加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对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意义；有的学者分析了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几个误区；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当前经济犯罪分子的心理特点及其侦查对策。在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中，诈骗罪、贪污罪和贿赂罪是研究的重点。
2.机犯罪案件的侦查。多数学者从计算机犯罪的特点、种类出发。论述了侦查此类案件的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有的学者则具体论述了计算机犯罪案件侦查的一般途径和方法；有的学者归纳了计算机犯罪的12种手法，并提出了不同情况下的侦查对策；还有学者结合证券人员计算机犯罪案件，论述了查办此类案件时应注意的问题；另有学者对计算机犯罪案件的立案、现场勘查、取证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3.有组织犯罪案件的侦查。有的学者从有组织犯罪在我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分析出发，指出加强侦查对策研究的重要意义；有的学者概括了使用隐蔽力量秘密打入犯罪集团内部的几种方法，如贴靠侦察、卧底侦察、复线侦察、异地侦察等；有的学者提出应加强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还有学者认为对有组织犯罪应提高侦破工作的主动性、先发制敌等。
4.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有些学者从毒品犯罪的现状、危害出发，提出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应加强边境查控、建立健全查缉毒品的情报等；有的学者论述了监视毒品犯罪嫌疑人的措施；有的学者专门论述了对跨国地区的贩毒案件实行控制下交付的侦查手段；还有学者指出应加强缉毒的国内国际侦查协作、共同打击毒品犯罪；另有学者对贩卖零星毒品案件的特点及侦查对策进行了专门研究。
此外，专家学者对各种暴力案件的侦查方法也有广泛的研究。有的学者还开辟新的思路，从无痕案件、疑难案件的侦查和专案侦查等角度对侦查方法进行了新探讨；而对于传统类案侦查方法，如杀人案、盗窃案的侦查等，学者们亦选择不同切入点进行了研究。
（十）关于侦查法制化问题
侦查是国家专门机关为保障法律实施而进行的一种活动，因此必须坚持遵守法制的原则。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少，也比较抽象。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刑法修改前后和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学者们加强了对侦查法制化问题的研究。
在宏观的角度上，有的学者全面论述了“依法办案”的问题，指出“侦查中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关键问题是增强侦查队伍的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有的学者从“科学办案”的角度论述了提高执法科学性必须以坚定的法制观念为基础；还有的学者认为学科名称从“侦察”到“侦查”的转变就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侦查工作向法制化的进步。
在微观的角度上，学者们主要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正对侦查工作的进行研究。一些学者论述了自侦工作、预审工作在刑事诉讼法修正后的困难与对策，提出了加强对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的、理顺办案制度的具体措施；有的学者分析了讯问、搜查等具体侦查措施中的依法办案问题；有的学者对违法取证现象进行了剖析，提出应结合我国具体司法实践和世界诉讼的某些观念，确立一套取证规则；有的学者探讨了提高侦查人员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等问题；此外，侦查监督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
（十一）关于外国侦查制度和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侦查学界与外国同行的交往不断增加，我国学者对外国犯罪侦查的制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借鉴也不断拓展、不断深入。这一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借鉴的形式从简单的翻译介绍逐渐发展为综合性比较评述；其次，研究的重点从技术方法转向制度和理论；最后，研究借鉴的国别也不断增多。有的政法院校专门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有的学者还在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学术专著。
三、结语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侦查学20年的恢复与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侦查学界的志士仁人抓住了学科发展契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成绩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发展基本成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侦查学界同仁在解放思想基本方针指导下，紧密联系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实际，孜孜不倦探索，在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等方面展开了深刻讨论，曾经创造了一个侦查理论研究的高峰期，伴随着大批侦查科研论著问世，为我国侦查科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许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上已趋于一致。而且大量分支学科如侦查心、侦查思维学、现场勘查学、侦查语言学的初创和建立，又充实和促进了侦查学学科的成熟。按目前一种流行说法，侦查学已经成为一门蓬勃发展中的“发展中学科”。
（二）理论研究对立法和司法实践贡献匪浅
侦查学理论研究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和促进实践。如我国侦查学界关于侦查体制改革的研究，直接被立法所吸收，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所体现，促进了我国侦查体制的良性调整，许多关于侦查措施、侦查方法的学术研究，更是大量地直接转化为侦查破案中的生产力，在减少或避免侦查失误上起了重要作用。
（三）培养了大量人才
我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专门人才，我国法制建设也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我国侦查学在培养侦查专业人才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侦查学涵盖政法院校、公安院校和检察院校，有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等不同层次。这些侦查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相继走上检察系统、公安系统、国家安全系统、军队侦查保卫部门、企事业单位保卫部门及教育系统的不同工作岗位，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已担任学科骨干或各级领导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侦查学的发展走过了相当曲折又相当辉煌的路程。概括而言，从建国初期至50年代末是我国侦查学的酝酿初建时期；从60年代初到“”结束是我国侦查学的停滞倒退时期；从70年代末至今是我国侦查学的恢复发展时期。
在恢复发展的20年，我国侦查学经过重建取得了长足进步，其显著特征表现为大量科研成果不断涌现。1979年，公安部原三局组织编写了《刑事侦察学》，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侦查学知识的专业书籍。同年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作为这套教材之一的《犯罪侦查学》1982年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的高等学校侦查学教材。尔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写的《刑事侦查》、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的《刑事侦查学》、公安部民警干校编写的《刑事侦察》、西南政法学院编写的《刑事侦察学讲义》等教材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侦查学论文，而且有数十种侦查学译著和专著出版。进入90年代，侦查学理论研究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译著、专著和论文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的提高，侦查学教材的品类更加齐全。在普通高等教育系统中，除了供本科生使用的不同种类的侦查学教材外，还出现了面对研究生、大专生和进修生的教材。在职业教育系统中，除了公安机关的各层次侦查学教材外，检察机关也编写了专门的侦查学教材。
纵观20年来我国侦查学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前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科的基本建设方面，如学科的名称、对象、体系、性质等问题：8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则转入对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各种侦查措施和方法、侦查思维和侦查谋略、各类犯罪案件的侦查规律、以及侦查学科体系的重组等较深层次的问题上；90年代以来，随着犯罪侦查实践的发展变化，侦查学研究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态势。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很多，包括学科理论体系、侦查体制改革、侦查基本方针、依法办案、科学办案、侦查意识、侦查思维、侦查行为、智能化犯罪和反侦查行为的侦查对策、以及针对经济犯罪、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计算机犯罪和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等新型犯罪的侦查对策等。
二、理论研究述要
为更清楚和准确地了解我国侦查学20年的发展历程，下面便简要介绍这一时期侦查学领域内主要讨论的问题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
（一）关于学科的名称问题
我国侦查学的学科名称经历了多次变化。“”以前，高等院校的课程名称曾经用过“犯罪对策学”和“刑事侦察”等。当我国侦查学在70年代末开始重建的时候，各政法院系使用的学科名称未能统一，有的定名为“刑事侦察学”，有的定名为“刑事侦查学”等等。许多学者也在专业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学科的名称。一时间，学科名称成为了侦查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1.“侦察”与“侦查”。在本学科的名称中，究竟应该使用“侦察”一词还是“侦查”一词，这曾经是一个争论得非常激烈的问题。对此问题，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侦察”与“侦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本学科的内容主要为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业务，而公安机关又长期使用“刑事侦察”的术语，所以本学科的名称乃至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都应该使用“侦察”一词。第二种观点，“侦查”与“侦察”是两个不同的术语。“侦查”是法律术语：“侦察”是公安工作中借用的军事术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经明确肯定了“侦查”一词，所以本学科的名称和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都应该使用“侦查”一词。第三种观点，“侦查”和“侦察”是两个内涵和外延都完全相同的概念，二者可以相互代用。但是，既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使用了“侦查”一词，那么本学科的名称和具体内容中的相关用语应该使用“侦查”一词，放弃“侦察”一词。第四种观点，“侦察”和“侦查”是两个具有从属关系的相容概念，“侦察”是属概念，“侦查”是种概念，“侦察”应该包括“侦查”。具体来说，“侦查”仅指《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而“侦察”还包括公安机关在办案中使用的各种秘密措施和手段。因此，做为整个学科的名称，应该使用“侦察”一词。第五种观点，“侦查”和“侦察”是两个交叉概念。虽然“侦查”不包括“侦察”中的秘密措施和手段，但是作为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一项专门工作而言，“侦查”应该包括“
侦察”。公安机关的刑事侦察工作仅是“侦查”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后者不仅包括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案件调查工作，还包括公安机关预审部门的案件调查工作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调查工作。由此可见，本学科名称还应该使用“侦查”一词。
2.“刑事”与“犯罪”。在本学科的名称中，究竟应该使用“刑事”二字还是“犯罪”二字，这也曾经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因为这符合公安工作中的用语习惯。我国公安机关在工作中把犯罪分为刑事犯罪和政治犯罪（或者反革命犯罪）两大类，而且公安机关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刑侦”与“政侦”的业务分工。由于本学科主要研究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工作，所以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不应使用“犯罪”二字。第二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刑事”二字，因为这与刑事法学体系相一致。我国的刑事法学体系主要由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侦查学组成。虽然“刑事”和“犯罪”两个词的意思基本相同，但是为了保持刑事法学名称的统一，还是使用“刑事”二字为宜。第三种观点：本学科名称中应该使用“犯罪”二字，因为本学科的内容不仅适用于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工作，也适用于公安机关政侦部门和预审部门的工作，还适用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工作。如果使用“刑事”二字，容易与公安机关习惯使用的“刑侦”一词混淆，使人误以为本学科仅与公安机关的刑侦工作有关。第四种观点：本学科的名称中无须使用“刑事”或“犯罪”做限定词，直称“侦查学”即可。在汉语中，“侦查”一词与“调查”和“侦察”两个词不同。调查可以有民事调查和刑事调查，侦察也可以用于军事领域，如果这两个词前没有限定，会使人产生误解。但“侦查”专指犯罪案件的调查，不加限定，人们也不会理解为“民事侦查”或“军事侦查”。诚然，做为强调语，人们在“侦查”一词面前加上“犯罪”或“刑事”二字，亦无不可，但是做为学科名称，还是用“侦查学”比较简洁明了，而且可以避开“刑事”与“犯罪”的争论。虽然学科的名称问题本不该成为学科理论研究的重点，但是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人们也加深了对学科内涵的理解，也明确了对学科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因此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科的成熟和发展。
（二）关于学科的对象体系问题
1.学科对象。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种特定的研究对象是每门学科建立的基础，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依据。明确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对于侦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确立学科的体系更具有直接的意义，因此这一问题上的著述甚丰。专家学者们在侦查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可谓众说纷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1）“侦查活动的规律和方法说”， 即侦查学的研究对象是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规律和方法。（2）“侦查技术、 侦查措施和侦查方法说”，即侦查学的研究对象是侦查机关对犯罪进行侦查时采用的各种技术、措施和方法。（3）“侦查途径、 策略和方法说”，这种观点认为，在物证技术学同侦查学分离后，不宜再将侦查技术作为侦查学的研究对象，但应增加对侦查策略或谋略的研究。（4 ）“侦查行为规律说”，该观点认为侦查学研究的是侦查行为最普遍意义上的一般规律。（5）“侦察活动说”，即研究侦察活动及其规律。（6）“犯罪、侦察活动说”、即研究犯罪活动与侦察活动及其规律。此外，还有“侦察和预防犯罪说”、“犯罪的控制调查活动说”等。
2.学科体系。由于学科体系同研究对象有着密切关联，所以专家学者们在侦查学的体系问题上亦莫衷一是。虽然学者们都承认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同课程体系不同，同一门课程其体系可以因院校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是学科体系应该统一，以便促进本学科体系的日臻完善。然而，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如何统一，人们尚有不同观点，如“二块说”、“三块说”、“四块说”、“五块说”等。在“二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由犯罪活动规律特点和侦查对策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从总体上看侦查学学科体系可分为基础理论部分和应用理论部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侦察对策和侦察谋略两部分。在“三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可分为刑事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刑事侦查的一般措施策略和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三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比较研究三部分。在“四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关于侦查和侦查学的一般原理、关于侦查措施的规律和方法、关于案件侦查的规律和方法及其他有关内容四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侦查原理、侦查措施、侦查策略、侦查方法四部分。在“五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由侦察主体与客体、侦察决策活动、侦察情报信息、侦察谋略以及侦察措施与方法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犯罪规律、侦察对策、预防犯罪、国外刑侦理论及实践、刑侦组织机构组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侦察措施和策略部分、侦察情报部分，侦察技术和技能部分、侦察程序和方法部分构成。
（三）关于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
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公安大学学报》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争鸣文章。经过讨论，多数学者达成一个共识，即侦查学的理论基础理论不同于其理论基础。他们指出：侦查学的理论基础是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是侦查学自身的立论依据和研究起点。但究竟什么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学术界则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三论说”， 即认为现代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 （2）“侦察哲学说”，即认为哲学或“侦察哲学”应成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3）“同一认定理论说”， 即认为同一认定理论应该是侦查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内容；（4）“同一论和犯罪侦察系统论说”， 即将同一论和犯罪侦察系统论结合起来，并立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5 ）“基本理论问题说”，即认为刑事侦查学的概念、性质、任务、历史和研究方法，以及其结构体系和发展规律等的基本原理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
在侦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许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有的学者认为，“三论”只是一般科学方法，不可能成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有的学者将“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引入，代替“老三论”作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一些学者对同一认定理论作为侦查学基础理论提出质疑，另有学者则强调“同一认定的基础理论是刑事侦察学的特定的基础理论”。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侦察哲学说”的观点，另一些学者提出否定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理论框架上分析了侦查学基础理论的包含内容，其观点可视为前述“基本理论问题说”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有的学者认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不是某单一的理论可囊括，具有多层次、综合性，是一个理论体系或系统”。毫无疑问，阐明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推动侦查学理论研究工作和指导侦查实践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侦查工作方针问题
公安部于1978年制定的《刑事侦察工作细则》中确定“依靠群众、抓住战机、积极侦察、及时破案”的刑侦工作方针。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转型和司法环境转变，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犯罪活动趋于智能化和恶性发展，这一方针似乎已经不适应形势了。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和探讨新时期或现代侦查工作方针的问题，
并且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有的学者提出，超前、快速、高效、精细应成为刑侦工作的发展方向；还有学者则指出，在深化刑侦工作改革之时应努力形成以破促防、以防促破、防破并举、管建相济的新格局。1996年《公安学刊》发表《论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一文，该文作者阐述了“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的依据、观念、途径及关键。该文产生的影响导致了1997年杭州“现代刑侦工作方针专家座谈会”的召开。在杭州会议上，学者们针对侦查工作方针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学者在分析原刑侦工作方针不足的基础上，从制订侦查方针的依据、内容方面进行探索，提出了“专群结合、破防并举、科学办案、狠抓战机”的新方针建议。有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了“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认为它应作为新时期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有的学者还由此提出了对传统侦查工作的反思，主张将侦查工作置于大治安中，强调公安机关要把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作为侦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的学者认为，争取把更多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是侦查工作走出低效益的关键环节，强调以此为突破口转变思想深化公安侦查改革。还有学者进行了配套论证，认为贯彻落实“争取把更多的案件处置在始发阶段”应树立服务观、效率观、全局观、群众观、科学观五大新概念。还有些学者指出，群众路线作为侦查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并没有过时，但是应该根据当前的社会实际情况采用依靠群众破案的新方法和新手段。总之，围绕侦查工作方针的讨论所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广泛，促进了人们对我国侦查学和侦查工作的全面思考。
（五）关于侦查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侦查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是适应我国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要求而提上议事日程的。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侦查权警检分工体制的改革；二是公安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三是检察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
1.侦查权警检分工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人力有限，加上情报网络、侦查措施手段不如公安机关，难以胜任侦查任务，因此应将其侦查权收缩转移至公安机关；还有的学者从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过宽不利于行使其主要的法律监督职能出发，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另有学者从国际潮流出发，提出应分离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权，成立独立的反贪污贿赂局或第三侦查机关。与此相反，一部分学者从维护法律监督职能、考察检察机关侦查工作成效、保证对职务犯罪追究的公正性有效性出发，提出检察机关的侦察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还有的学者提出对法律规定的有关警检侦查分工范围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是：将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限制在职务犯罪上，对不属于职务犯罪的案件一律划归其他部门管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我国立法的确认。
2.公安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随着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我国公安机关原有的侦查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于是，侦查体制改革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旧体制制约侦查效率的种种表现，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与设想，如“大刑侦体制”、“探长制”和“侦审合一制”等。
“大刑侦体制”是一种新的侦查组织模式。不同的学者对其内涵作出了不同的注解。有人认为大刑侦体制是指自上而下的、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警种进行侦查合作的体制；有人认为大刑侦体制是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条块结合的工作体系。有些学者还分析了大刑侦体制下刑侦部门的上下级关系，讨论了大刑侦体制下派出所是否承担侦查破案任务的问题。有的学者还指出，大刑侦体制不仅指公安侦查机关的协作，还包括动员、吸收人民群众等社会力量参与侦破工作。此外，有些学者对近几年来一些地区试行“大刑侦体制”的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探长制”是一种侦查人员责任制，也是我国刑侦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自然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对实践中“探长制”作法进行调研后得出该制度在充分发挥刑警队的职能作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探讨了实行“探长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的学者对“探长制”中落实破案责任、建立激励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证；有的学者对实行“探长制”中流于形式的作法提出了批评。
侦审分离是我国公安机关长期使用的做法，也面临改革的需要，有的学者剖析了我国公安机关内部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别设置及其工作互相交叉的现象与不良后果，主张实现侦审合一制度，这一想法越来越得到学术界和实践中多数人的认同。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侦审分离体制亦有其科学性。目前，公安机关的侦审合一改革正在进行。
3.检察机关内部侦查体制的改革。检察机关侦查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集中在是否应设反贪局、是否应实行侦审分离制度等。在各级检察院设立反贪局之前，学者们曾就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是否有必要增设特别侦查机构展开讨论，学术讨论的结果推动了反贪局的设立，现在有的学者又提出反贪局应该从检察机关中分离出去的观点，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我国检察机关侦查中一向实行侦查“预审”一体化的工作体制。有的学者认为该体制缺乏监督与制约，应当改革为侦审分立的侦查工作体制；另有些学者则认为我国检察机关从1989年开始实行侦、捕、诉分开，已经有了内部监督和制约，没有必要再实行侦审分立体制。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内部应建立特别的侦查队伍等。
（六）关于侦查谋略问题
侦查谋略是我国侦查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它对于侦查工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对其研究难以把握。仅名称之争，学者们就有“刑侦计谋”、“侦查策略”、“刑事侦察策略”、“侦察谋略”、“侦查谋略”等不同说法。我国学者对其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结合我国古代兵法知识，加以借鉴、吸收成为侦查谋略的内容；二是结合侦查实践经验，在谋略特征的指导下予以提炼、总结。早在1980年，北京政法学院编辑的《刑事侦察文辑》第一期上发表了《侦察计谋》一文，率先对侦察谋略进行了探讨。1984年《辽宁公安》上开辟了“浅谈谋略”专栏。此后，侦查谋略的论文常见于专业报刊。《公安大学学报》于1991年陆续刊发了侦查谋略的系列性文章。后来，有关专著也不断出现，在有关教科书中也出现了“侦查谋略”专章。学术界对侦查谋略的研究，大多从不同角度论述侦查谋略的原则、分类及施用等内容，因为其实践性较强，故争议的问题并不多。现在，关于侦查谋略的研究已经呈现细化趋势。
（七）关于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问题
随着侦查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加强对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研究的重要性。有关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的论文因也陆续见于报刊，有人还撰写了侦查思维学的专著。关于侦查思维问题，有些学者提出了侦查思维的基本模式和基本方法。如5w2h法（何时、何地、何事、何物、何人及情形如何、程度怎样的思维方法）；有的学者将侦查思维划分为横向思维、纵向思维、逆向思维、多向思维、综合思维、直觉思维等类型；有的学者批判地分析了不同学者提出的侦查思维的特点，认为侦查思维的特点表现为思维主体的特殊性、思维客体的复杂性、思维内容的谋略性；有的学者则论述了侦查人的思维品质的内容、培训途径等。还有学者对侦查中对抗思维方法、逆向思维方法进行了论述；亦有学者探讨了逻辑思维的形式等。关于侦查意识问题，有的学者全面分析了侦查人员应具备的现代侦查意识，认为其包括法律意识、科技意识、情报意识、证据意识、战机意识和协同意识；有的学者又进一步扩充为侦查人员的10种侦查意识；有的学者则结合类案谈了侦查人员缺乏侦查意识的原因、侦查意识与侦查僵局的关系等。
对侦查思维与侦查意识的研究，已经从一般性分析转入对具体侦查思维与侦查意识的形态的论证，从而对其理论体系有了一定的完善。但目前研究尚不深入，更没形成合力，故侦查思维和侦查意识的研究还未成完整体系。
（八）关于侦查措施、方法和对策问题
由于侦查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以侦查学的理论研究必然把重点放在侦查实践工作上。改革开放20年来大量学术论文、著作是关于侦查措施、方法和对策的
。这些论文和著作的研究涉及各种侦查措施、方法和对策。在有关侦查措施和方法的研究中，尤以关于讯问和现场勘查的为多。
在有关侦查对策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不同类案、具体个案两种角度进行论述，有些学者则结合犯罪的未来发展趋势如智能化、国际化等提出了侦查对策。还有学者另辟蹊径，从侦查与反侦查对抗的角度探讨了侦查对策的管理，提出侦查人员应加强对反侦查行为的防范、识别和利用。
总的说来，关于侦查措施、方法和对策的理论研究几乎覆盖了侦查活动的各个层面，对侦查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九）关于各类案件侦查方法问题
对各类案件侦查方法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专家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几种新型或特殊性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上。现概述如下：
1.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由于社会转轨的冲击，也由于法制不够健全，所以经济领域内的犯罪呈现出快速增长和变化多样的态势。与此相适应，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就成为了侦查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大量的学术著作中，有的学者分析了经济犯罪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有的学者论述了经济犯罪案件与侦查工作的对策和特点；有的学者论述了加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对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意义；有的学者分析了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几个误区；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当前经济犯罪分子的心理特点及其侦查对策。在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中，诈骗罪、贪污罪和贿赂罪是研究的重点。
2.计算机犯罪案件的侦查。多数学者从计算机犯罪的特点、种类出发。论述了侦查此类案件的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有的学者则具体论述了计算机犯罪案件侦查的一般途径和方法；有的学者归纳了计算机犯罪的12种手法，并提出了不同情况下的侦查对策；还有学者结合证券人员计算机犯罪案件，论述了查办此类案件时应注意的问题；另有学者对计算机犯罪案件的立案、现场勘查、取证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3.有组织犯罪案件的侦查。有的学者从有组织犯罪在我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分析出发，指出加强侦查对策研究的重要意义；有的学者概括了使用隐蔽力量秘密打入犯罪集团内部的几种方法，如贴靠侦察、卧底侦察、复线侦察、异地侦察等；有的学者提出应加强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还有学者认为对有组织犯罪应提高侦破工作的主动性、先发制敌等。
4.犯罪案件的侦查。有些学者从犯罪的现状、危害出发，提出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应加强边境查控、建立健全查缉的情报网络等；有的学者论述了监视犯罪嫌疑人的措施；有的学者专门论述了对跨国地区的贩毒案件实行控制下交付的侦查手段；还有学者指出应加强缉毒的国内国际侦查协作、共同打击犯罪；另有学者对贩卖零星案件的特点及侦查对策进行了专门研究。
此外，专家学者对各种暴力案件的侦查方法也有广泛的研究。有的学者还开辟新的思路，从无痕案件、疑难案件的侦查和专案侦查等角度对侦查方法进行了新探讨；而对于传统类案侦查方法，如杀人案、盗窃案的侦查等，学者们亦选择不同切入点进行了研究。
（十）关于侦查法制化问题
侦查是国家专门机关为保障法律实施而进行的一种活动，因此必须坚持遵守法制的原则。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少，也比较抽象。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刑法修改前后和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学者们加强了对侦查法制化问题的研究。
在宏观的角度上，有的学者全面论述了“依法办案”的问题，指出“侦查中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关键问题是增强侦查队伍的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有的学者从“科学办案”的角度论述了提高执法科学性必须以坚定的法制观念为基础；还有的学者认为学科名称从“侦察”到“侦查”的转变就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侦查工作向法制化的进步。
在微观的角度上，学者们主要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正对侦查工作的影响进行研究。一些学者论述了自侦工作、预审工作在刑事诉讼法修正后的困难与对策，提出了加强对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的学习、理顺办案制度的具体措施；有的学者分析了讯问、搜查等具体侦查措施中的依法办案问题；有的学者对违法取证现象进行了剖析，提出应结合我国具体司法实践和参考世界诉讼的某些观念，确立一套取证规则；有的学者探讨了提高侦查人员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等问题；此外，侦查监督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
（十一）关于外国侦查制度和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侦查学界与外国同行的交往不断增加，我国学者对外国犯罪侦查的制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借鉴也不断拓展、不断深入。这一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借鉴的形式从简单的翻译介绍逐渐发展为综合性比较评述；其次，研究的重点从技术方法转向制度和理论；最后，研究借鉴的国别也不断增多。有的政法院校专门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有的学者还在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学术专著。
三、结语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侦查学20年的恢复与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侦查学界的志士仁人抓住了学科发展契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成绩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发展基本成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侦查学界同仁在解放思想基本方针指导下，紧密联系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实际，孜孜不倦探索，在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等方面展开了深刻讨论，曾经创造了一个侦查理论研究的高峰期，伴随着大批侦查科研论著问世，为我国侦查科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许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上已趋于一致。而且大量分支学科如侦查心理学、侦查思维学、现场勘查学、侦查语言学的初创和建立，又充实和促进了侦查学学科的成熟。按目前一种流行说法，侦查学已经成为一门蓬勃发展中的“发展中学科”。
（二）理论研究对立法和司法实践贡献匪浅
侦查学理论研究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和促进实践。如我国侦查学界关于侦查体制改革的研究，直接被立法所吸收，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所体现，促进了我国侦查体制的良性调整，许多关于侦查措施、侦查方法的学术研究，更是大量地直接转化为侦查破案中的生产力，在减少或避免侦查失误上起了重要作用。
（三）培养了大量人才
我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专门人才，我国法制建设也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我国侦查学在培养侦查专业人才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侦查学教育涵盖政法院校、公安院校和检察院校，有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等不同层次。这些侦查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相继走上检察系统、公安系统、国家安全系统、军队侦查保卫部门、企事业单位保卫部门及教育系统的不同工作岗位，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已担任学科骨干或各级领导职务。
毋庸讳言，侦查学理论研究也遇到了种种困难，曾几何时还步入过误区和沉寂。比如在侦查学理论研究中还缺乏必要的争鸣和相互认同。有的学者还有门户之见；有的学者还在“各自为战”。又如，侦查学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我国从事侦查学理论研究的，绝大部分是政法、公安、检察院校的教师，他们理论水平较高，但接触实践机会较少，较难直接把握侦查实践的动态，有时难免纸上谈兵。而实际工作部门的侦查人员和调研人员工作任务繁重，很难抽出时间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重视侦查学理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侦查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再者，我国还没有全国的侦查学学会，几个地区侦查学会也不能汇集各个系统的侦查研究人员，例如检察部门的侦查研究人员一般很少参加地方刑侦学会的活动。加上我国侦查学专业刊物不多，影响有限，使我国侦查学学术交流受到限制，许多学者还采用大大落后于信息时代的“小农经济
”研究方式。
刑事诉讼；侦查管辖；中心论；科学性；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DF793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审判中心论”并不意味着审判管辖是中心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管辖问题上，是应当以审判管辖为中心来推导和确定其他程序中的管辖权，还是应当区分不同的阶段并以此来分别确定不同的管辖权依据，抑或建立一个新的管辖确认中心来替代已有的审判管辖中心，理论界鲜见研究。
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主张以审判管辖为中心，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审判被认为是中心环节，人们自然地认为案件的管辖也应当以审判为中心。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观点是对“审判中心论”的误用。
（一）“审判中心论”的基点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而不是某个阶段
所谓“审判中心论”，是指“审判(尤其是第一审法庭审判)是决定国家对于特定的个人有无刑罚权以及刑罚权范围的最重要阶段，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认为是罪犯，更不得被迫承受罪犯的待遇”［1］。中国诉讼法理论通说承认“审判中心论”，认为“审判是决定被告人有罪与否及其刑事责任轻重的最后和关键的阶段”［2］，只有审判才能“对案件从实体上作出最终的处理”，“法庭审判在刑事诉讼中就居于中心的地位”［3］。因此，“从法理上说，必须充分肯定审判中心主义的价值，它不仅是刑事程序法治化的重要基础，而且对于国家的整个民主制度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1］96。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们讲审判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这是把审判放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考察得出的结论，而不是针对某个阶段性活动而言的。因为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审判程序是最终决定被告人的罪责并对外产生法律效果的环节，它实现了实体效果和整体效果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讲，侦查和不具有与审判同等的诉讼地位。但从阶段性程序来讲，由于各个不同阶段诉讼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其工作的重心也就不同。例如，侦查阶段的重点是迅速查明犯罪事实，缉拿犯罪人；阶段的重点是仔细核查证据，正确指控犯罪；审判的重点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因此，“审判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在刑事诉讼的阶段性程序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必须以审判为中心。
（二）依据“审判中心论”并不能得出审判管辖也是刑事管辖中心的结论
审判应当成为全部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与审判管辖能否成为刑事管辖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方面，审判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也是相对的。如果说在“审判中心论”地位比较牢固的西方国家还可以说审判管辖是刑事管辖的中心的话，那么，在审判程序至多在阶段性程序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就很难说审判管辖是刑事管辖的中心。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分阶段细化的结构中，侦查、与审判是处于平行地位的“三道工序”，法院对审判程序的司法控制十分微弱［4］。在一定程度上讲，“传统的审判中心论已为诉讼阶段论所取代”［5］。另一方面，审判管辖只是审判（立案）程序启动时需要考察的一个因素，它依附于审判（立案）程序。而在法院受理立案的刑事案件中，大量的是公诉案件，公诉案件的立案只需要行政区划的对应关系（如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应海淀区人民法院）成立，法院对管辖权的审查只具有形式意义，审判管辖并没有起到“中心”地位的作用。
（三）对“审判管辖中心论”值得反思
尽管我们无法估计“审判管辖中心论”的支持者有多少，理由如何，但以审判管辖为中心的观点在中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确实还存在，并产生了较大影响。
1.从立法角度看，无论是否承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是试图把审判管辖作为中心对待的。这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现行《刑事诉讼法》在“管辖”一章中规定了10个条文，其中有9个条文是规定审判管辖的。这些条文对审判管辖中的地域管辖、级别管辖、指定管辖、移送管辖和专门管辖作了具体规定。相对而言，侦查管辖只占了一个条文的2/3。
2.从理论层面看，受现行立法模式的影响，刑事诉讼理论界提出了“审判管辖中心论”的观点，并认为在我国没有侦查管辖的原则性规定。确实，如果按照审判管辖这样的要求来衡量，对侦查管辖确实没有规定什么内容，但这是立法导致的理论走样。
3.从司法实践看，侦查机关对一些具有选择管辖条件或有争议的案件能否立案侦查，往往会先征求法院的意见，听取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判断”。由于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初期，案情往往还不是很清楚，加之随着侦查工作的进展，决定案件的事实和程序要素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即使法院当初提出了有权管辖的意见，实际上也不是最终的意见，它并不能左右侦查终结后案件的最终审判管辖选择。
上述情况表明，在“审判管辖中心论”的框架下，面对现实司法的实际需要，对于以审判管辖为中心的观点，不仅立法机关要反思，理论界也要反思。应当反思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第一，立法上既然设置诉讼活动是有先后顺序的，侦查又是先于审判的司法活动，而前一阶段的管辖依据要由后一阶段来决定，这是否符合认识论原理？第二，中国的侦查机关与审判机关是相互独立的制约关系，侦查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是独立行使职权的，它不同于西方国家把侦查作为审前程序的做法，因而以审判管辖来决定侦查管辖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第三，当今的“审判管辖中心论”，是否就是中国刑事诉讼的最佳选择？我们认为，答案都是否定的。
应当指出，从历史上考察，尽管审判管辖是与刑事诉讼制度同时产生的［6］，但最先产生的并不一定就是中心。在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的过程中，代表程序的主要是审判形式，也就是说，无论程序缩减到什么程度，审判程序总是必需的；而且，在诉讼法发展的初期，因为基本不涉及侦查，侦查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则，所以，也只能以审判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然而，在诉讼规则到了高度发达的今天，审判正义并不能够代表全部的司法公正。审判活动之前有了侦查活动，之后有了执行
(注：此处的执行主要是指缓刑执行和其他涉及减刑、假释的执行活动。)活动，原来以审判作为划分和确定管辖权的阶段性标志，应该向前移到侦查阶段，因此，且不说刑事诉讼各阶段到底哪一个阶段更加重要，单就管辖而言，侦查活动在制度设计上是先于审判活动的。在审判活动还没有到来之前，要求先依审判的地域及级别来确定侦查活动的管辖权，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7］。
二、职能鉴定：侦查管辖在刑事管辖中具有担当“中心”的使命
（一）审判管辖并没有担当起“中心”的角色
以中国刑事诉讼对公诉案件设置的程序为基准，“考察我国司法现实不难发现，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审判确实没有‘中心地位’”［1］96。其表现大致有3个方面：
第一，在制度设计上，我国的立法机关“在整个刑事程序的设计上也没有把审判作为中心对待”［1］96，而是把审判机关与侦查、机关设计成为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即三机关“只有具体权限上的分工，而不存在司法权对于侦查、权的严格制约”［1］96。对于公诉案件，审判机关只有对实体问题进行审理裁判的权力，而没有对侦查、的程序性活动予以裁决的权力。
第二，在规则运用上，审判只不过是对侦查结果的确认。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强大的侦查权、犯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述义务与侦查、、审判三阶段连续性以及传闻证据的完全可采规则联系起来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我国刑事诉讼的真正中心在侦查程序”［1］96。虽然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还可以讨论，但它看到了侦查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启动阶段，对整个刑事程序的良好运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而作为事后的审判程序对侦查程序及其结果的影响力却相当微弱。
第三，从司法实践上看，审判管辖中心论对刑事诉讼启动时的管辖权确定并没有实际指导意义。通常情况下，侦查机关对于本地需要侦查的案件，直接考虑的因素是职能划分，也就是分清是检察机关管辖还是公安机关管辖。至于侦查终结以后，案件是属于本地法院管辖还是由本地法院的上级法院或者外地法院管辖，则可以由检察院审查后作出决定。在侦查阶段，“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不能参与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否则就会有侵犯侦查权之虞”［8］157。因此，实践中已经弱化了审判管辖对侦查管辖的引导作用。
（二）立案不是独立的程序阶段，立案管辖不是独立的管辖类型
应当承认，由于实践中所有的侦查活动都需要有一个合法的启动程序，并且它在观念上属于侦查活动的第一道程序，因而往往被误认为管辖是根据立案程序作出的，其实这是误解。管辖是立案前就应当确定的内容，从认识论角度讲，应当先确定管辖再进行立案，而且在诉讼活动中，立案只是对案件进行程序性处理，不产生对犯罪事实的实质性处置。(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立案时可以有一定的初查权，但从本质意义上讲，初查也应当由侦查机关进行。只不过初查只能秘密进行，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更确切地说是不能把被控告对象作为犯罪嫌疑人来对待），也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把立案视为一个独立的阶段是不恰当的。正如法院对自诉案件或公诉案件的立案审查只是审判前的一项基础性活动一样，它对案件有无管辖权的判断是以本院的审判权为依据的。同样，侦查前的立案对管辖权的审查、判断和决定，也应当以本机关或部门的侦查权为依据，是侦查活动的组成部分。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虽然世界各国对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的规定不完全一样，但无论是将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标志，并把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加以规定的国家（如前苏联），还是将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开始的国家（如英国、美国），都是要求在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前确定管辖权限。我国1979年和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把立案作为独立的一章加以规定，说明我国采用的是“立案”启动模式。理论上也有学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立案却是每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法定程序。只有经过立案，其他诉讼阶段才能依次进行，公安司法机关进行侦查、、审判活动才有法律依据，才能产生法律效力”［9］。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启动是一种制度―――立案，而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启动是一种事实―――侦查(包括询问、讯问、现场勘验、逮捕等行为)［10］，但就公诉案件而言，立案是侦查的内部行为，不具有独立的程序意义，立案管辖的实质就是确定侦查管辖权。
从法律规范应用的角度看，立案只是启动侦查或审判程序的一项具体手续，不具有独立性。在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立案”一章的第59条至第61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案件由哪一个机关管辖，它只是将相应的情形指向“本法第13条规定的管辖范围”或“应当按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而它本身并没有规定如何管辖的内容，因此，无论是立案、审查、受理，都只是进行实质性管辖之前应当履行的一个手续。事实上，在刑事诉讼的侦查、、审判前，都有一个立案环节，只不过各阶段的立案要求的内容不同罢了。假如把立案作为整个刑事案件的启动程序，那么就不应该出现公诉案件在法院受理阶段再进行立案审查的情况，而事实上，依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对于公诉案件也是先由立案庭进行审查立案的（虽然有形式主义的味道，但毕竟是存在的一个环节）。假如只把第一环节的立案作为启动程序，把受理和审判受理立案（包括公诉案件）不作为启动程序，又违背了逻辑思维同一律的要求，是对和审判立案的歧视。有鉴于此，有学者在论述《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方案时建议：“将侦查程序单独设为一编,……本编在结构上,‘立案’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诉讼阶段，而是作为侦查机关启动侦查程序，开始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步骤，这样处理似更符合‘立案’这一诉讼行为的性质”［11］。
研究表明，立案管辖不是刑事诉讼与生俱来的制度，它是侦查职能与审判职能、职能分离的结果，而侦查职能与审判职能、职能分离的过程与刑事诉讼模式、证据制度关系密切；因此，笔者认为，将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来确定，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司法实践，更不符合国际立法趋势［12］，应当将立案纳入侦查的大程序中，使之与司法实际相吻合［12］54。
（三）侦查管辖具有担当“中心”的使命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是否已有侦查管辖的规定；二是侦查管辖能否取得在刑事诉讼管辖问题上的中心地位。
1.关于我国是否有侦查管辖的规定，理论上认识并不统一
一种观点主张，在我国有侦查管辖的原则性规定，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就是侦查管辖的内容，它原则上规定了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侦查，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另一种观点主张，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侦查管辖的立法规定，第18条第1款和第2款是对《刑事诉讼法》第3条职能分工的具体化，充其量是侦查职能（范围）的划分。
笔者通过对《刑事诉讼法》全部条文的分析，感到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没有具体的关于侦查管辖的规定，但有关于侦查管辖的原则性规定。
以实际操作为标准，可以说我国没有侦查管辖的规定；但以立法精神为标准，就不能说我国没有侦查管辖的规定，只不过相对于审判管辖而言，它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而已。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将刑事诉讼的管辖分为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其实是错误的。从上述有关管辖的立法条文中，我们只看到有侦查管辖和审判管辖。(注：如果按照职能划分，除侦查管辖和审判管辖外，还应当有管辖。管辖可以分为自诉管辖和公诉管辖。自诉管辖从法院受理的角度看，也叫“审判管辖”。)《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的“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其实只是对第3条“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的一种补充，即使归类，它也应该被归入“审判管辖”的范畴。如果把立案管辖作为独立的管辖类型，那么法院受理自诉案件时就会出现立案和审判“两次管辖”，这是不科学的。
由此可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2章中，只有侦查管辖和审判管辖的规定。自诉案件的启动从审判立案开始；公诉案件的启动从侦查立案开始。自诉案件的审判管辖与公诉案件的侦查管辖，才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具有程序上的意义。
2.关于侦查管辖的中心地位问题
我们主张“侦查管辖中心论”，仅仅是指侦查管辖是刑事管辖程序的中心，而不是说侦查管辖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也就是说，在刑事管辖问题上，所有公诉案件的管辖权确定应当以侦查阶段的管辖为依据，以侦查活动的顺利展开为中心。
如前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或多或少地规定了侦查管辖和审判管辖，因此，管辖权的“中心”只能在侦查管辖和审判管辖中选。传统刑事诉讼理论和我国现行立法都是以审判管辖为中心构建的，但事实上审判管辖并没有起到“中心”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考察侦查管辖为中心的适当性问题。
首先，从程序上看，侦查管辖是一个独立的管辖阶段。管辖应当是指通过管辖权的行使能够直接指明案件由哪一个具体的机关或部门处理的问题。要能够让一个具体的机关或部门承担对某一案件的管辖任务，该机关或部门应当具备3个条件：一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该类案件的性质属于由此类机关或部门调处的对象；二是该类案件的处理具有地域上的优势，通常情况下就是指“犯罪地”；三是属于对管辖权的地域作扩张解释后所涵盖的范围，即在特殊情况下，该地域可以指该基层行政单位的上级单位。
其次，从实体上看，侦查是最先触及到个人权利的司法活动。即使站在审判中心主义的立场，审判中心主义的影响也是从侦查程序开始体现的［8］。而“中国的刑事诉讼具有流水作业式的整体构造，这与那种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其中第一道工序,侦查程序并不与审查，裁判程序居于同等的地位，而经常成为整个诉讼过程的中心”［13］。
再次，从制度构建上，以侦查管辖为中心有利于中国特色刑事诉讼模式的架构。“不能否认，刑事诉讼中应贯彻符合人类生存的自然法则，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但具体制度的设置，以及对普遍原则的贯彻程度和方式，又必须从现实的条件出发。”［14］在2008年全国诉讼法年会上，有代表指出：将审判管辖作为侦查管辖依据的做法不符合我国国情。鉴于高官腐败案件的异地侦查与异地审判已经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建议上升到立法层面，通过静态的制度构建和动态的程序设计来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制度。”［15］
三、价值评判：确定管辖权以侦查为中心比以审判为中心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一）“侦查管辖中心论”的科学性
1.能够正确揭示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全面反映刑事诉讼（公诉案件）从启动到终结的过程
尽管在国外以“审判中心主义”为指导的刑事诉讼模式中，侦查是作为审前程序来对待的，是整个审判活动的准备，并且在侦查与审查、提起公诉间并没有严格的权力划分，检察官直接或者间接指挥侦查工作，在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还允许预审法官指挥和监督侦查；而我国的刑事诉讼在纵向关系上呈现出侦查、、审判三个各自独立的阶段。基层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可以有两个去向：或者移送给本行政区的同级检察机关；或者将案件移送给上级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查也具有同样的情形；因此，从程序设计的角度分析，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审判都可以有独立的启动程序。从司法活动的科学性、经济性和有效性考察，公诉刑事案件原则上应当以第一阶段确定的管辖为依据，以避免公诉案件出现无处可诉、无处可审的局面。
2.以侦查管辖为中心符合诉讼活动的规律
诉讼活动分为刑事诉讼活动和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二者比较，前者更加复杂。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案件程序是由原告启动的，不存在侦查机关介入的问题，而刑事诉讼则存在一个专门的侦查活动。
从法院审判角度看，如果把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同样对待，那么，以审判为中心是合理的，也只能以审判为中心；但事实上，刑事案件（自诉案件除外）与民事案件是完全不同的。刑事案件的侦查直接影响着案件实体的确定和审判法院的指向，因此，如果说民事、行政案件以受理审判为中心尚且能够实现诉讼程序的公正价值的话，那么，在刑事案件中，单纯以法院的受理、审判为中心就不能实现诉讼程序的公正价值。有学者主张将中国“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改为“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16］，这是借鉴西方国家提出的一种改革建议。笔者认为，它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模式，侦查和、审判都是独立进行的。以裁判为中心，就案件实体问题而言，可以说是具有合理性的，它符合“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被确定为有罪”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但从诉讼活动的发生、发展规律来讲，要看到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是审判的前置行为。正如有学者所说：“侦查是刑事诉讼的起点，一旦有犯罪信息出现就存在由谁侦查的问题，侦查管辖是刑事诉讼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没有侦查就没有审判，没有侦查管辖，审判管辖就是无水之源。”［7］只有当侦查活动具有确定的管辖权以后，侦查活动才具有合法性。同时，也只有侦查管辖的确定，才能够引导审判管辖的确定。现行立法既然规定侦查是先于审判的诉讼活动，那么，在确定管辖权的时候就应当以先发生的诉讼行为作为依据来确定，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和遵循诉讼活动的规律。
3.以侦查管辖为中心符合管辖一体化的要求
从理论上讲，按照正常程序，案件一旦被启动进入刑事程序后，就只能由一个机关或一组机关来行使管辖权和处理案件，否则就有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之嫌。尽管在立法和司法中有在审判阶段变更管辖的情形出现，但那是非常态，可以把它看成是对正常管辖所谋求的公正价值的救济手段。
（二）以侦查管辖为中心的合理性
1.以侦查管辖为中心比以审判管辖为中心更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在刑事诉讼中，从一项程序进入到另一项程序，除了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以外，总是要从程序设计的目的、效率和效益等方面考察的。侦查往往是在情况比较紧迫、时间比较紧张的时候进行的，在考虑地域和职能因素后，就把握时机及时进行侦查，是刑事诉讼获取证据、查明犯罪事实的重要手段。
其次，以审判管辖为依据具有不确定性，在程序上不具有可操作性。撇开法律明文规定的各种管辖形式，由于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还规定了回避制度，相关司法解释对存在回避事项的案件规定可以异地审判，(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的规定，有管辖权的法院因案件涉及到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可以异地审判。)如果以审判管辖权的确定为依据，那么，侦查就无法进行。
再次，在程序上，侦查是先于审判的独立阶段。对刑事诉讼职能的划分，我国理论界的观点包括:三职能说、四职能说、五职能说以及七职能说等［17］。“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是因控诉和审判的分离、被告人获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出现控、辩、审三种基本权能共存的状况而形成的。”［3］从一般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看，侦查是刑事案件的第一道程序，是最先对犯罪人和犯罪事实产生实际影响的活动，这一点没有太多需要说明的。需要讨论的是，是否先于审判的独立阶段？在侦审一体化的模式下，具有重要的地位，但从程序上看，可被视作是侦查终结的结论性活动。
最后，传统的“控、辩、审三职能说”带有较强的“审判中心主义”色彩，它实际上只是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主要是从审判的角度)考察的结果，所反映的主要是刑事审判阶段的结构特征；然而，从纵向角度看，首先触及刑事案件的诉讼环节应当是侦查程序(不限于侦查职能)，接下来才依次是控诉和审判程序。如果说在刑事诉讼的横向结构中，侦查的重要意义被控诉职能所吸收，那么从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着眼，侦查则是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职能［17］48。
2.以侦查管辖为中心可以合理地处置立案管辖非独立性问题
在管辖类型上，我国刑事诉讼的通说将其分为“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18］，但实际上理论界关于
管辖类型的观点是十分混乱的。有把刑事管辖分为职能管辖、审判管辖的［19］；也有把刑事管辖分为立案管辖、职能管辖和审判管辖的［15］。这就产生了立案管辖与职能管辖的关系问题，二者是一回事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从立案的角度看，存在着侦查立案、立案和审判立案3种形式；如果从职能的角度看，也有公安职能、检察职能和法院职能3种形式。将立案与职能相对应，可以得出，审判立案与法院职能、立案与检察职能是对应的，但侦查立案与公安职能并不能完全对应；因此，在立案管辖缺乏独立程序地位的情况下，以侦查管辖、管辖和审判管辖作为基本类型的情况下，确定以侦查管辖为中心，可以弥补因立案管辖非独立性所带来的管辖类型上的矛盾和冲突。
3.审判管辖是侦查管辖的自然延伸，审判管辖权的确定可以由侦查管辖来引导
应当承认，“在国外，刑事诉讼中的管辖通常是指审判管辖，一般分为级别管辖、地区管辖和专门管辖。之所以没有将警察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案件受理的分工纳入管辖的范畴，源于他们长期的‘审判中心主义’理念，即把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的活动，看作是诉讼的准备，只有审判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诉讼活动”［6］。而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将侦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审判活动可以在侦查结束后通过将案件移送到与侦查机关相对应的上一级或者下一级法院的方式展开；(注：当然，程序上是将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给本级检察院的部门，再采取上移或者下交的移送管辖方式，将案件到最终具有审判权的法院管辖。)因此，只要侦查管辖权确定了，审判管辖权就可以按照司法区划的对应范围而确定。
4.指定管辖的实践表明，指定往往是在侦查活动阶段就已经开始的，它符合“区域侦审一体化”的特点；也就是说，即使审判机关要改变审判管辖的管辖机关，也需要与的检察机关协商和配合，而其程序也是从就开始的。与其采用这种倒置的方式，还不如一开始就由最早启动程序的机关来决定管辖更简便、省力。
5.以侦查管辖为中心，也是国际刑事侦查的通行做法
在法治国家，普遍推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查清犯罪事实，给以必要的处罚，是实现刑法目的的基本要求。在诉讼程序上，以地域为基点，以最先启动的刑事诉讼活动为中心，就成了刑事诉讼活动明确、高效的实现途径。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国家，尽管从形式上看其管辖权的确定是以法院为系属的，但它是把侦查和结合在一起作为审前程序来对待的，也就是说，在案件侦查启动时的管辖立案程序是内置在审判程序中的，是审判程序的一个具体内容。侦查活动的开始即是审判准备工作的开始，侦查中的程序性活动，如管辖、立案、强制措施，在适用标准上都是以法院的审判正义为基础的。如果把侦查和作为独立的诉讼程序来看待的话，它实际上也是把管辖权的确定前置到侦查阶段的立案程序的。依中国刑事诉讼活动中三机关分段负责的思路来分析国外的“审判中心主义”，它在管辖问题上其实也是以侦查为中心的。
四、结语：“侦查管辖中心论”是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阶段性要求
“侦查管辖中心论”是在“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法治理念下，对刑事管辖类别的地位确认。在以“审判中心主义”为指导的刑事诉讼框架里，侦查管辖具有担当中心地位的资格；在审判程序尚未真正成为中心，侦查程序在理念、规则和实践活动中处于事实上的中心地位的中国现实社会，在启动刑事程序中担当重要角色的侦查管辖，更具有成为中心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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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Investigation Jurisdiction
Centering Principle：Study on the Indictable Cases
SUN Hong-wei1, LOU Bo-kun2
(1.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2.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摘 要：侦查的价值有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之分，其中侦查的外在价值是侦查的首要价值，也是侦查活动合法存在的价值基础。侦查外在价值的合理界定与进一步明晰，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实践以及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开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简要探讨侦查价值的概念及其分类的基础上，对侦查外在价值的内容和评价标准进行了论述，希望能够对今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侦查价值；分类；外在价值；评价标准
近些年来，侦查价值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也是与侦查价值的重要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以恢复和了解获取已经发生的事实真相为目的的活动，而且也包含着一种自身的价值选择与追求的过程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第一步的侦查活动不仅仅是对案件真相的发现过程，也是侦查自身价值的权衡与伸张的过程。实际上任何一种程序都不可能避免价值预设的或潜在或显在的影响，侦查程序当然也不例外。与其他人类行为相同，侦查行为也是以满足主体的一定需要为动机的，这些需要可以说就是侦查价值的体现，它指引着侦查主体去实现一定的目的，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方向。与此同时，侦查价值又直接体现为侦查功能。若侦查不能满足人们的特定需要，失去了特定的价值，自然也就失去了特定的功能，侦查也就没有了自身存在的意义。正是因为侦查价值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有必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它，以打牢整座侦查大厦的基石。
一、侦查价值的概念
要正确理解侦查价值的含义，就必须要清楚什么是“价值”。在不同的语境下，“价值”一词具有不同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不同的商品之间进行交换的基础。如果某客体对主体来说是有价值的，则它必定能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在法哲学中，“价值”一词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意思是指法律制度的伦理目标或道德思想，比如自由、人权、民主、安全、公正等；另一方面意思是指人们用来评价一项法律制度或程序的标准，它在此时成为了一种准则，也是人们设立一种法律制度或程序时的具体标准①。我国法哲学界大多将法的价值归结为“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②。关于价值的定义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我们总结可以得出，关于“价值”的定义基本都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1、价值是主客观相统一的概念，两者存在有机互动关系；2、价值是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标准；3、价值是客观事物相对于主体的积极的、有意义的概念③。
与“价值”相类似，“侦查”一词在不同领域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在这里我们从侦查学领域的角度对侦查进行定义：侦查是指法定国家机关就涉嫌案件依法收集与调取证据，查清和证明事实真相所采取的各种活动的总称。
综上，我们认为侦查的价值是指开展侦查活动对证明案件事实的功效以及其他积极目标。侦查价值是评价侦查活动的标准，为具体侦查活动提供基本的价值导向以实现侦查应有的诉讼与社会效能。
二、侦查价值的分类
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部分，与刑事、刑事审判等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体系，侦查与整个刑事诉讼存在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因此，侦查价值的界定可以借助刑事诉讼价值的界定。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价值界定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目的论价值和形式论价值。
目的论价值是从刑事诉讼制度希望实现的目的视角来考察刑事诉讼而形成的价值，这种观点将自由、公正、效益、秩序等视为刑事诉讼的价值，使刑事诉讼的价值与整个社会的价值理想接轨，明确、直接地揭示了刑事诉讼制度的实体目标，指出了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为刑事诉讼制度自身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导向④。然而目的论价值观只看到了诉讼程序与实体法的相同之处和共同的社会理想，忽视了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自身应该具备的价值。基于此，学者们提出了刑事诉讼的形式论价值，它具体是指刑事诉讼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自身所具有的内在品质，这种内在品质是良好的刑事诉讼程序所必须具备的。形式论价值是一种独立性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理念最初是由美国的萨默斯.贝勒斯等人提出，认为诉讼程序的最初设计应当是确保判决的准确性，但即使诉讼程序的公正、独立、参与、尊严、及时等品质并未能真正实际地增进判决的准确性，我们也应维护法律程序的这些价值，因为这些价值是法律程序必须具备的灵魂，没有了这些价值，法律程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约翰.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划分为三种：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是指在程序以外有决定结果是否正义的某种标准，也存在使这个标准的结果实现的某种程序，这种程序对正义结果的产生具有完全决定性和不可或缺性。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是指虽然在程序以外存在决定结果是否正义的某种标准，但能够完全使结果满足这一标准的程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只是存在使结果近似能够符合这种标准的程序。纯粹的程序正义是指以满足程序为目标，而评价结果是否合理的外部标准是不存在的，它是以程序为中心和目的的。罗尔斯进一步指出：“一种审判就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一例。即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⑤由此可见，程序确实具有自己应有的独立性，程序正义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通过两种不同角度而得出的价值观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刑事诉讼的目的论价值说是总地强调刑事诉讼活动所追求的最终社会目标，它要实现的是整个程序的最终理想，而形式论价值说是强调刑事诉讼本身的价值，但两者是相通的：只有刑事诉讼程序具备自身应该具备的良好的品质，如公正、独立、科学、严密、完整等，才能最终较好地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价值，实现其终极的社会目标。因此，只有完整、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刑事诉讼的目的论价值和形式论价值，才能全面地揭示刑事诉讼的整体的价值体系，并从内外两个角度确保刑事诉讼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同样，由于侦查活动与刑事诉讼活动本质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从目的与形式两方面来研究侦查的价值：侦查活动最直接的外在目的是发现、收集证据，查明案件真相，确认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并服务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我们称其为侦查的外在价值；侦查活动是一个过程，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部分，侦查过程必定也要符合一定的要求，体现自身应有的特点与品质，如一般诉讼程序具有的公正、独立、严谨等，我们称其为侦查的内在价值。因此，侦查的价值可分为侦查的外在价值与侦查的内在价值。
侦查的外在价值是侦查的首要价值，是侦查活动得以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明晰侦查的外在价值，对于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有效开展，甚至对整个刑事司法程序的顺利运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纵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侦查的价值尤其是侦查的外在价值进行的研究不多，基于此，笔者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认识对侦查的外在价值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三、侦查外在价值的内容
侦查的外在价值是侦查活动服务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具体是指侦查在收集和调取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查明事实真相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在这里，侦查主要表现为整个刑事诉讼的工具，目的是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因此也可以称为刑事诉讼内的价值⑥。刑事诉讼程序是发挥刑事实体法效用，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必不可少的过程，但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不是随意的，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的基本运行环节为立案、侦查、公诉、审判、执行等，在实际的刑事诉讼过程中，立案和侦查是由同一机关或部门完成的，立案与广义上的侦查界限并不明显，甚至我们可以认为立案是侦查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对犯罪情报信息收集的重视程度的加强，侦查机关或部门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工作方法，往往在立案之前就已经对部分有犯罪嫌疑的人员进行了调查，收集了必要的情报信息，这实际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侦查行为，在获得相应可靠的信息的情况下再进行立案，立案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登记手续的形式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就是侦查，侦查实际上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阶段。⑦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只有进行了侦查活动才能开展下一阶段的刑事诉讼程序，这足以见得侦查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基础性地位。在此，我们可将侦查的外在价值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决定刑事诉讼程序是否继续进行
从目的上来讲，刑事诉讼制度或刑事诉讼程序是针对刑事违法行为，解决犯罪人刑事责任而设置的。刑事违法行为区别于一般违法行为，是指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并依法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刑事违法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虽然在理论上与法律规定上都有明显的界限，但在案件发现并调查的起始阶段，案件的事实特征没有充分暴露或没有被完全掌握，因此无法判定案件是否构成犯罪。法律也因此赋予了侦查人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对认为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予以立案侦查，在侦查工程中若发现没有犯罪事实，或虽然存在犯罪事实但情节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停止侦查；若发现确实存在犯罪事实，应依法采取相应侦查措施收集调取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与事实真相；认为案件已查明的终结侦查，并移交公诉机关公诉，进行后续的刑事诉讼程序。由此可见，刑事诉讼是否能经历、审判、执行等后续环节都是由侦查决定的，侦查在此具有的对刑事诉讼的价值应当是侦查的外在价值之一。
（二）为公诉和审判做准备
侦查是侦查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在立案阶段对案件材料初步审查的基础上，通过专门的调查工作以及采取有关的强制措施，收集与审查同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为、审判活动的进行做好准备。”这明确指出侦查是为刑事诉讼的环节――公诉和审判做准备。刑事诉讼的目的是实现实体法律效用，维护社会正义和秩序。公诉和审判是实现实体法正义最直接的环节，然而公诉和审判都必须依赖于侦查活动。侦查机关能否在侦查阶段查明案件事实，能否在侦查阶段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常是案件能否被追诉以及有效审判的关键所在。其中，证据是刑事和刑事审判的基本工具，侦查人员是证据的收集者，侦查过程往往就是表现为证据的收集过程，而侦查的结果也往往表现为证据的收集结果，在强调司法正义和司法文明的今天，证据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展现社会正义、法律正义的公诉和审判必须建立在以收集证据为主要工作的侦查的基础之上，侦查为刑事诉讼程序服务最先表现为为公诉和审判服务，侦查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也最先表现为实现公诉和审判的价值，并表现为公诉和审判的基础价值，侦查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公诉和审判价值的实现。
（三）维护良好的秩序
秩序是人类社会历来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对秩序的理解可以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进行：既可以将秩序看成是一种既定的状态，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已经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既成不变的状态，也可以把秩序看成是一种变化的状态，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按照一种可知的、可预见的规律变化的状态。⑧法律是基于国家、社会和一般成员的普遍的需求而产生的，法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消除社会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无序性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和危害是法的天职。美国法学家马斯洛就曾指出：“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有组织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⑨。”秩序是法的最直接的追求，法的其他价值的实现也都是以一定的秩序价值为基础的，侦查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必然也应该具有秩序价值，侦查程序、各种侦查措施的规定与实际运用中的选择等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单从侦查角度来看，侦查通过打击犯罪，侦破案件，查获犯罪嫌疑人等建立起由国家侦查权对付犯罪的秩序，这也是侦查最直接的秩序价值。无论在专制制度还是在法治制度下，侦查都具有预防由犯罪引起的混乱的作用，保证社会在有序的环境下健康运行。“与法律永相伴随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侦查是实现法律这一基本价值的一种手段，应当按照“人民的安全是至高无上的法律”（霍布斯语）的原则来构建基本的社会秩序。
侦查维护良好秩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用强大有效的侦查权来维护统治秩序。任何一种违法行为都意味着对现实法律制度和社会统治的蔑视。在侦查的过程中，侦查机关采用各种侦查方法与措施，查明案情，获取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并最终交付和审判，从而实现实体法正义，维护原有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国家通过运用侦查权来侦破案件，对犯罪人给予相应的惩罚，对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统治秩序进行补救，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统治秩序的维护。另一方面是侦查权的行使受到法律规范的制约。侦查权是针对犯罪而产生的，是国家行使公权力的一种具体的表现，然而国家行使这项权力并不是不受限制的。任何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不受限制的侦查权必然会侵犯到公民的人权，更何况侦查权对事实真相的追求也应该有制度的要求或制约，抛开事实而滥用侦查权也是对实体正义的蔑视。
四、侦查外在价值的评价标准
侦查的外在价值反映了侦查活动在直观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积极作用，是衡量侦查是否有效的直接尺度，而评价侦查的外在价值又有一定的标准。笔者认为，评价侦查是否实现了其外在价值的标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客观性原则
案件的发生都是具体的、客观的，而侦查工作就是为了发现案件线索，收集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与事实真相。这里收集的证据和查明的真相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真实地反映案件的客观实际，这也是侦查工作质量好坏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实现侦查、刑事诉讼乃至实体法律正义和整个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这要求侦查人员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尊重客观事实，防止主观臆断，任何扭曲客观事实的侦查活动都必然有损于侦查价值的实现，同时也要完善各种审查制度，对侦查行为尤其是各种证据的收集进行监督审查，确保侦查客观性要求的实现。
（二）主要事实原则
侦查是直接对刑事诉讼服务的，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环节，相对于刑事诉讼来说侦查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因此，侦查对刑事诉讼的作用若已经完成就应当终止而不应该投入过多的无用的侦查资源。侦查终结并不要求查清一切案件事实，而是要查清对于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进行定罪量刑有意义的主要的案件事实，对于这些主要的案件事实必须查清，这是侦查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侦查外在价值的基本要求。
（三）程序正当原则
随着各国法治建设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侦查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执法活动，侦查权是一种刑事司法权，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规范或限制。就司法的尊严及其应当得到的尊严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不能为了寻找证据而采用任何有损于文明之基本价值的手段。我国就有学者指出法的形式的合理性“意味着从立法至司法的每一个法律实践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意味着将国家权力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并且不同机关的权力均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⑩侦查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要求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共识。
（四）全面保障权益原则
法律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侦查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在设计时也必须将社会的利益诉求考虑在内，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可以说社会整套法律制度都应努力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侦查人员在开展侦查工作时要讲求权益保障的全面性，不能只注重保护被害人、社会其他人和国家的利益，还应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这样才能使侦查的价值与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甚至整套法律制度的最终价值相吻合。更何况在侦查阶段部分侦查对象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一定是真正的犯罪人，这就更应该要求保护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
侦查外在价值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整个刑事司法程序的需要，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形势政策的价值导向息息相关。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法治社会的构建需要各项法律制度的完善，侦查以其独特的姿态在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这里我们探讨侦查的外在价值，正是因为正确的侦查价值可以指导我们去构建合理的现代侦查制度，甚至对刑事诉讼的其他环节的设计也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清晰地把握侦查的外在价值，使其根植于我们的头脑之中，服务于我们的侦查实践，并且指导侦查体制的构建乃至整个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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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0
② 卓泽渊.法的价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
③ 杨宗辉.侦查学总论.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60
④ 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5
⑤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9
⑥ 杨立云，徐惠.论侦查的目的、价值与功能及其关系.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8，5：65
⑦ 韩德明.侦查程序价值论.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6：47
⑧ 任惠华.论侦查的内外价值及其协调.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16
为了使刑事侦查工作适应刑事犯罪的智能化、科技化、集团化、专业化的需要。在犯罪谋略变更频繁，使用周期短，使用谋略淘汰快，新的对策产生快的条件下，为了能准确、有效地打击新形势下的刑事犯罪活动。刑事侦查决策必须由过去的经验型向现代的科学型转化。刑事犯罪活动是复杂多样的，他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犯罪活动的复杂性，刑事侦查理论涉及的科学领域是十分广泛的。笔者准备对刑事侦查决策的分类、意义以及如何科学进行刑事侦查决策作初步探讨。
刑事侦查决策是刑事侦查的先导，是刑事侦查工作成败的关键。按照不同的划分方式和角度，它可划分为战略性决策和战术性决策，规范性决策和非规范性决策等等。
要想科学地进行刑事侦查决策，首先要用辨证唯物论作指导；其次要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还要学会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基本观点进行决策；目的要提高决策者的决策能力。
关键词: 刑事侦查 决策
决策就是决定问题，既为了达到目的采取的对策.它是对未来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多种方案的最优选择。刑事侦查决策是指对刑事侦查工作的发展目标、发展规划、政策策略、行动方案和措施作出决定和选择。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人类共同追求、奋斗的目标。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社会基础，又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为了确保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工作秩序和安定的生活环境，就必须搞好刑事侦查工作，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揭露犯罪和打击犯罪。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必须搞好公安工作。搞好公安工作就必须搞好刑事侦查工作，搞好刑事侦查工作就必须搞好刑事侦查决策。
一.刑事侦查决策其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刑事侦查决策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按决策涉及范围大小可分为全局决策和局部决策。研究全局性侦查决策的称为总体决策.研究局部性侦查决策的称为局部决策。全局决策解决的是侦查中的战略问题。如党中央关于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就是属于战略的范畴，属全局决策。局部决策是解决侦查中的战术问题。如侦破一起案件，是公开调查还是秘密侦查，还是两种方案兼用，这样的决策就是战术决策，属局部决策。
按决策内容的复杂程度不同可分为常规型决策和非常规型决策。常规型决策是指刑事案件中经常解决的问题作出抉择。如需通缉逃犯，可以发出通缉令等等。处理这类问题，可以按较为固定的程序解决，不必每次作出新的规定。非常规型决策是指对非例行活动和新问题的决策。由于刑事案件的复杂性和不重复性，对不同的刑事案件就必须采取不同的决策。无视案件具体情况，采用同一种模式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非常规型决策是决策者的主要研究对象。
另外，刑事侦查决策按决策目标的多少，可分为多目标决策和单目标决策。按决策的不同层次，可分为个人决策和国家决策等。在这里不在赘述。
二.科学地进行刑事侦查决策
如上所述，为了有效地对付新形势下日益狡猾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研究当前犯罪活动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科学地进行刑事侦查决策。如何科学地进行刑事侦查决策呢?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科学的实践观点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把辩证法用于反映论，正确在阐明了认识的全过程。它是指导我们正确进行刑事侦查决策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新时期刑事侦查决策的指导思想。在侦查过程中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
首先，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才能揭示犯罪规律。有些搞刑事侦查工作的同志认为：刑事犯罪活动在暗中进行，难以发现，无法对付;还有的同志认为：侦查破案是碰点子，碰上就是破案，碰不上就是破不了案。这些观点无疑会给刑侦工作更带来肓目性。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人们具有主观能动性，是能够透过现象抓住规律的。刑事犯罪活动也不例外，如：犯罪分子撬锁要用撬锁工具，放火要用引火物。进行各种犯罪活动，必然要留下犯罪痕迹、物证，要占用时间、空间。各种犯罪客体被侵害，总要改变正常状态。只要我们掌握认识论思想武器，对犯罪的种种现象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比较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分析研究就可揭示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正确的做出分析判断。并通过侦查实践的检验，不断使决策方案，更科学、更完善。可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为我们认识犯罪，科学地进行刑事侦查决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其次，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可以克服主现主义，如实反映客观实际。进行刑事侦查决策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先入为主的思想。有的同志为了减轻工作负担，在遇到死因不明的尸体时，总是分析死者自杀，病死或意外事故死亡的可能性，而不去或很少考虑他杀的可能性。如果带有先入为主的框框，就有可能错误地判断案件性质，错误地进行决策。如：二00二年夏泌阳县象河乡某一河沙滩里发现一具无名男尸，经尸体检验，死者系生前入水死亡。联系前几天下雨该河曾经涨水，推断死者可能是涨水时不慎淹死，但对死者头部的几处钝器伤未作认真分析，查明死者身份后，死者家属反映死者前几天和张某某外出。经对张某某审查，张犯供出了将死者按在河中溺死，而后用石头打击死者头部的罪行。这一起杀人案件，如果不是及时查明死者身份，发现嫌疑，就可能当作一般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理，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所以，我们只有坚持唯物论认识论新遵循，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去分析事物，揭示事物本来面目，才有可能正确地进行刑事侦查决策。
2.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
新时期科学地进行刑事侦查决策，不仅要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作指导，还必须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科学的决策程序主要有：
a.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所谓问题，即是应有现象和实际现象之间出现的差距。所有决策工作的步骤都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要想发现问题，必须调查研究。周恩来同志对公安工作曾这样要求过：依靠群众路线和专门工作相结合。这里所说的群众路线是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工作就包含了刑事侦查。发现案件是构成侦查决策的起点，如今年河南省公安厅作出“严厉打击盗窃耕牛犯罪活动”的决策。就是因为通过调查，发现社会上盗窃耕牛案件不断发生，而又打击不力这一严重问题。所以，要作出正确决策，必须首先去发现问题，并善于抓住关键问题。这样，才能为正确的决策打下坚实的基础。
b.系统分析，确定目标。进行刑事侦查决策必须强调系统的整体性观点。系统论是研究一切系统的模式、原理和规律的科学。它把有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组合成的、具有特定的功能的有机整体称为“系统”。系统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对刑事犯罪也要用系统观点分析，把它放在社会中分析。社会的发展，必然制约和影响着犯罪活动的变化。犯罪整个过程也是互相联系的，我们也只有用相联系的，系统观点分析，才能抓住本质。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当前犯罪活动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从而采取相应的决策。
确定目标。目标是指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在预测基础上所希求达到的结果。目标所具有的特点，可以计量其成果，可以规定其时间，可以确定其责任。如：八三年秋开始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党中央就制订了“三年为期争取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这一战略目标，即规定了希望达到的结果，规定了达到目标的时间。任何一项决策，都必须有系统的分析，有正确的目标。否则，整个工作将会趋于失败。
c.收集信息，科学预测。要想科学地进行刑事侦查决策，必须依靠准确无误的信息。任何一项刑事侦查决策都是从信息开始的。按照信息论的观点，信息量大值高，反馈条件完备，“再现”犯罪过程就会完整、准确。所以，必须建立与决策系统相互联系的信息系统。通过现场勘查、技术鉴定、刑事特情、治安防范多种途径搞好犯罪信息的获取、加工、传输、储存。
只有充分掌握犯罪信息，才能进行科学的预测，所谓犯罪预测，就是根据犯罪的客观规律，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对未来犯罪情况运用定量和定性方法进行预先的测定，为决策服务。如的，缺乏犯罪预测，就会造成决策失误。如：二00二年泌阳县某被盗案由于地区之间犯罪信息了解的少，侦查人员作出了排除犯罪分子流窜作案的可能性，立足于本地人作案的预测，致使决策失误，案件久侦未破，最后在平顶山市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抓获。预测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条件。决策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包含着预测。总之，没有量大值高的信息，就没有科学的刑事侦查预测，也就没有科学的刑事侦查决策。
d.拟定方案，方案评估。刑事侦查工作是极其复杂的，无论是解决刑事侦查全局问题，还是侦破具体案件，客观上都存在着多种途径和办法。要围绕决策目标进行调查研究，广泛收集信息、资料。所以进行刑事侦查决策时，应制订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评估方案，就是对可供选择的各个方案进行分析，权衡和认证。包括：第一，限制因素分析。即分析务种方案在实施时所拥有的人力、物力、时间、技术及它的合法性，侦查对象的特点及其它条件，看该方案能否实行。第二，潜在问题分析。即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研究应采取的措施。
e.总体权衡，优选方案。这是刑事侦查决策的核心问题。即在进行决策时，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权衡利弊，然后选其一或综合为一。一个方案，有的利多弊少，有的利少弊多，有的利弊相当，全部指标都达到最优的方案是少有的。一般只能选择主要指标能达到的方案，就可称最优方案了。
f.执行决策，追踪反馈。即是把决策的具体目标落实到具体执行单位，明确具体责任，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并通过控制系统和报告制度迅速及时地掌握决策实施的具体情况。追踪反馈，就是监督、检查决策执行情况与决策目标间的偏差，并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和实践提出的要求对各项决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正。这样才能使侦查工作少走弯路，达到及时破案之目的。
以上是对决策的大体划分，在实践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3.提高刑事侦查决策能力
提高决策者的决策能力，是科学进行刑事侦查决策的关键一环。在新时期，作为刑事侦查的决策者首先应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总括我国解放以来刑事侦查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探索我国刑事犯罪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忌先入为主，凭个人感情办事。其次掌握系统的刑事侦查专业知识，丰富的社会认识和必要的科学文化常识，学习和掌握各种现代化的决策方法。如：系统化、信息化、控制化、心理学、逻辑学等等。再次，善于博采众议，集合各方面专家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大家一起互相讨论，互相研究，互相补充，集思广益，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不可犯主观主义错误，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要勇于负责，敢于决断。刑事侦查时间性强，最忌优柔寡断，在关键时刻应有主见，当机立断。不可坐失战机，不失时机地进行决策。
另外，加强侦查队伍的智力建设。这也是提高刑事侦查决策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首先，要改变现有的侦查队伍的知识结构、文化结构，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培养现有人员，逐步使他们达到中专和大专水平。其次，对新招侦查人员的条件应作必要的限制：一是学历资格限制。做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侦查人员，应是政治上坚强、有政策水平、懂法律、能辩证地思考问题、有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掌握现代科学理论和工作方法、能善于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的有文化、有知识的侦查专家。否则，对周围的许多事物很陌生，或一知半解，就会在复杂的犯罪案件面前一筹莫展，特别是利用现代化手段犯罪的案件，对侦查人员的知识要求更为重要。二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实习锻炼，才能独立地担任某一案件的侦查的指挥人员和主要侦查人员。如果对侦查实际一窍不通，就走马上任，免不了干出违背法律和事实的蠢事来，其后果要么是破不了案，要么是冤枉无辜。 三.科学的刑事侦查决策的意义
科学的刑事侦查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讲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实行科学的刑事侦查决策可以成功地侦破案件。一切侦查活动都离不开决策。制定刑事侦查的大政方针需要决策，侦破一起刑事案件也需要决策。决策的正确与否，又关系着刑事侦查工作的成败。一起刑事案件之所以能及时侦破，决策正确是其首要条件。如果决策失误，则会导致案件久侦不破，甚至冤案、假、错案.刑事侦查中是否存在最优决策呢?回答是肯定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在侦查工作中，常常发生这样的现象。同一性质和难度的两起案件，由于侦查的主体不同，一起案件甚至速破；另一起案件却久侦不破，其后因方法得当，顿时打开僵局。条件大体相同的侦查机关，有的破案率较高有的较低，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侦查主体是否善于选择和运用最优决策。任何一个案件的侦查，都存在着选用最优决策问题。侦查人员要努力提高决策的自觉性，克服侦查中的盲目性和被动性。
其次，科学的刑事侦查决策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必要条件。一些重大的刑事侦察战略决策，不仅制约着整个刑事侦查工作发展方向，而且也影响到社会其它方面。如八三年党中央作出的“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略决策。多年来，公安机关坚持贯彻执行，多次通过集中行动、统一打击，严惩了刑事犯罪分子.通过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切实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了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刑事侦查的范围。
再次，科学的刑事侦查决策是科技高度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刑事侦查决策属于竞争型决策。竞争的双方即刑事侦查机关和刑事犯罪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竞争双方都在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支持，刑事侦查队伍在不断壮大，文化结构不断提高，装备不断更新，多种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已被应用于侦查破案工作。另一方面，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更加巧妙，活动方式更加诡秘，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犯罪的比例不断增加。在科学技术普及的今天，人人都懂得科学具有无比的威力。犯罪分子从同类的惨败中也认识到，只有借助科技力量，才能与公安机关抗衡。例如，某犯罪分子决定烧毁本公司的粮食仓库。在犯罪的筹划阶段，他找来一个玻璃罐头瓶(瓶底呈内拱形)。他设想，罐头瓶底部犹如一个凸透镜，当强烈的阳光照在瓶底时，就会使光线集中成一个焦点。如果这个焦点有易燃物，那么就会起火.他根据这一设想进行了实验，结果成功了。于是他选好时机，将罐头瓶有角度地放在仓库里(午后太阳透过窗口直射库内)。当犯罪分子与同事玩扑克时，仓库起火了(同事可以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从这个案件中可以看出这类犯罪谋略的特点:罪犯熟悉科学知识；善于“嫁接”；作案方式离奇；不易被人发现；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另外，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国外的刑事犯罪手段和活动方式渗入我国，使犯罪更加复杂化。在当今，犯罪谋略变更频繁，使用周期短，使用的谋略淘汰快，新的对策产生快。刑事侦查要想适应新形势下的犯罪智能化、科技化、专业化、集团化，要想游刃有余地对待新形势下的刑事犯罪，决策必须由经验型转化为适应当今社会的科学型。
结束语：
公安机关是法律赋予行使侦查权的机关，公安机关肩负着重大而神圣的法律使命。如果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不遵循严格的规范，不注重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那么刑事侦查的任务就不能实现。科学的刑事侦查决策是刑事侦查的先导；是刑事侦查工作的关键；是提高侦查水平重要的环节；是案件顺利侦破的先决。因此，刑侦人员应注意学习刑侦决策理论，在侦察实践中增长决策才干。
参考资料：
1.《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韩书英主编
2.《马克思领导科学纲要》魏钦与、石训主编
3.《刑事侦查文辑》北京政法学院刑事侦查教研室
4.《刑侦研究》华京政法学院犯罪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