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如何接受挫折，面对困境，既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也是中学生必须学会的人生体验。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一路颠簸与反复的条件下艰难前行的代表，中国的近现代史发展虽然有屈辱、有妥协，但这也是一个民族走向强盛的渐进过程。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和时代的不断演进，现代文学所代表的时代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但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以其穿透时代的能力教会中学生如何在面对困境时寻求解决办法。对于中学生而言，语文教材是他们较早接触到的优秀文学文选。中学生时期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时期，在这个时期自觉或不自觉所学习到的东西，将对一个人的人生发展起到重要的行为导向作用。作为如此重要的文学读本，语文教科书不但要担负起培养学生语文知识积累、语文能力养成和情感态度健康发展的使命，还承载着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它是学生接触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现代文学的作品，无论是经作者虚构出来的小说，还是直接抒情的散文，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通过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从文学的侧面感知那一个时代的温度，培养爱国主义热情，继承优秀民族文化。鲁迅先生为正义的呐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雨巷里撑着油纸伞徘徊的姑娘；湘西古城里为爱情而困扰的翠翠；橘子洲头的革命青年；荷塘月色下的爱国学者……一个个鲜明的形象活跃在教科书上，作者们的真情实感荡漾在字里行间，这些作品教会我们体验时代的美与丑，在感悟祖国美好景致的同时，激发出学生满满的爱国主义情感。现代文学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既能反映时代特征，又能体现人文情怀，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也必然在教学和学生们的理解中熠熠闪光。
二、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现代文学作品大都是符合语法规范的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选入课本的作品更是语句经典、逻辑严谨，这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最好的范本。通过阅读优秀现代文学作品，体会作者认识事物和表情达意的方法，能培养学生良好的现代汉语语感，发展独立阅读的能力。课标对阅读的要求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内容，概括要点，理解文本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感情；善于发现并提出问题，能得出自己的分析判断，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思考；运用学过的语文知识，理解结构复杂、含义丰富的语句，体会文本的表现力。简单说来，是对文本的感知、理解、分析和评价。阅读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阅读能力的培养更需要时间来使它形成。现代文学作品其本身无论在写作手法上还是情感抒发上，都能明确地体现出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而且现代文学小说曲折的情节，散文优美的语言和诗歌蕴含的深情，都能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学生在喜欢阅读中学会阅读。由此看来，现代文学对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培养学生的审美趣味
一《金锁记》与“曹七巧”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突破
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的微观接受理论给出了“否定性”的概念，这种概念也被称之为文学接受中的“不确定性”，意指文学本文在内容上对读者原有意识造成的冲击，在形式上对读者阅读“前意向”（pre-jntentions）给予突破与转化，促进阅读兴趣。否定与空白、空缺共同构成所谓的复叠的“否定性”，这是“文学交流中的基本力量”。换言之，优秀的文学文本不仅需要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同时需要对读者的心理定式和欣赏趋势做出否定与突破。当文学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出现完全一致的情况，那么读者就会产生文学作品内容欠缺新意的感觉，从而失去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张爱玲通过《金锁记》所塑造的曹七巧形象就体现出了这种“否定性”，即不仅适应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同时也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从曹七巧的形象来看，曹七巧谋求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她是物质社会中能够用金钱进行交换的事物。显然，曹七巧与封建社会中用三从四德来严格要求的女性具有很大出入。曹七巧对自身婚姻的不满导致了其产生了过多的积怨，这种积怨不仅体现为对姜家的恨意，同时体现在对年家人的抱怨中，甚至逐渐延伸到对子女的控制、畸爱和虐待方面。太多解不开的心结使曹七巧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并为了金钱而实现了从受害者到害人者的转变。20世纪初期的文学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重视描写新女性，突出新女性所具有的女性意识，虽然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在得到解放之后并没有找到出路，但是也确实具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且给当时的文学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对于这些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而言，曹七巧这一欠缺道德感、不贞静、不贤淑且相当泼悍的形象对于当时的文学受众是陌生的，她缺乏时代气息下应当具有的躁动与憧憬，而仅仅具有被封建社会压榨下的绝望与哀伤。她压抑着自身的欲望，为了金钱放弃了爱情与信任，在痛苦与怨恨中度过一生的她，甚至给自己的儿女带来了不幸。曹七巧虽然能够为儿女提供金钱，但是却剥夺了他们的主见与思想，并对他们进行随意的操纵。在此过程中，曹七巧要女儿长安按照自己的要求将自身所承受的不幸都要女儿继续承担，虽然她相信儿子，但是却表现出了对儿媳妇的极度折磨上，并希望将儿媳妇变得不幸。这种畸形的心态同时也是一种逃避的心理，而这种权威主义最终使他人逐渐疏远了自己。在此过程中，黄金枷锁不仅禁锢了曹七巧，并且在曹七巧的操纵下也禁锢了自己的子女。这种被物欲所支配的情感已经失去了家庭中所应当具有的利益与感情，同时也展现出了人性与道德的堕落。在这种变态心理的刻画中，张爱玲并没有使用残忍与放纵来体现，而是像鲁迅一样展现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同时也对传统家长制中存在的“母性”进行了否定。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曹七巧同样是使用癫狂之人的视角来审慎周围的事物，其中所做出的事情也让读者目瞪口呆。如果说《狂人日记》意在对封建社会中“人吃人”的本质做出控诉，那么《金锁记》则是通过曹七巧这一具有泯灭人性、扭曲灵魂和变态心理的形象对人性本质所具有的弱点进行了解释。从接受美学来看，《金锁记》的高明之处在于对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塑造并非仅仅是一个封建社会与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同时也展现了曹七巧从令人同情的被害者向令人憎恶的害人者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彰显出更加强烈的悲剧力量。例如，小说的最后，张爱玲对曹七巧做出了这样的描绘“：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几年之后，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这不仅是曹七巧对自身青春年华已逝所做出的感叹与惋惜，同时也是对自身一生所做出的否定，其中所夹杂的苦痛与无奈会让读者产生心酸与震动。由此可见，张爱玲在塑造曹七巧这一形象的过程中，已经对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进行了打破和超越，并在此基础上让读者能够获得新的感受与刺激，从而使读者从新的角度对人生以及世界作出思考，在此过程中，《金锁记》以及曹七巧的形象对于读者而言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而这种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突破也正是《金锁记》与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魅力所在。
二结语
综上所述，曹七巧是让读者同情的，同时也是让读者厌恶的，她是悲剧的承受者，同时也是悲剧的制造者。但是无论如何，她都是一个被原欲、金钱、封建制度彻底击垮的失败者。张爱玲通过《金锁记》所塑造的曹七巧这一形象既使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获得了满足，同时也对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进行了突破，由此可见，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金锁记》的创作与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无疑都是十分成功的。
作者：赖巧琳单位：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讲师
从文学作品鉴赏的本质来看，期待视野是指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因为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在文学阅读之前及阅读过程中，心理上往往会形成既定结构图式，这种既成的结构图式即期待视野。在具体文学阅读过程中，这种期待视野主要表现为文体期待、形象期待和意蕴期待三个层次。换句话说，期待视野就是学生在文学作品鉴赏中形成的直观印象，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意识，引导学生对文学作品内涵、作者情感等各个方面进行鉴赏。因此，要切实提高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教师必须拓宽学生视野，帮助学生恰当地鉴赏文学作品。
（一）增加学生的生活阅历
调查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由于个人生活经历有限，对文学作品背景又缺乏了解，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他们的“期待视野”就变得非常狭小，阅读活动能够唤起的自身储备也相对有限，对作品的解读往往只限于文字，以及文字派生出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形象，而对作品更深的思考和鉴赏则难以完成。可见，大学生生活阅历不足是阻碍其有效鉴赏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教师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以此拓宽他们的期待视野，提高其文学作品鉴赏能力。一方面，教师应倡导学生走进社会，在真实的社会中感受世界、认知世界，获得更加丰富的人生阅历。这需要高等院校增加实践教学活动，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建构知识、获得能力，并增加学生的人生阅历。同时，大学语文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节假日或空闲时间，通过校外兼职或外出旅游等方式增加人生阅历。另一方面，大学语文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学生讲解文学作品背景，或者利用情景化教学方法，在特定情景中，启发学生感悟作者的人生经历，让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增加人生阅历。
（二）增加学生的文学底蕴
要拓宽学生的期待视野，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增加文学底蕴，让学生在鉴赏大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提高文学作品鉴赏能力，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表述、图像描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鉴赏。同时，增加学生的文学底蕴，也是增加学生人生经历的又一途径，对拓宽学生的期待视野有极大促进作用。这就需要大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进行有效改革，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通过有效的课外阅读积累文学底蕴。同时，引导学生了解文学作品相关背景，深入分析作品内涵。
二、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
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是文学作品鉴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学生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不同，阅读的侧重点也不同，因此，对文学作品鉴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现代现象学美学大师茵伽尔顿提出了未定点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只能提出种种图式化景象，这种图式中有许多未定点，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挥想象并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对茵伽尔顿的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字只是作者描绘图像的工具，塑造的情景和图像是不可控、未定的。不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想象构造的不同图像决定了鉴赏角度、鉴赏结果不同。进一步说，正是因为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决定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看法，即学生将文学作品鉴赏中的未定点不断放大。因此，在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教学中，教师必须正视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达到切实提高学生鉴赏能力的目标。
（一）鉴赏目标不一致性
根据实践调查研究，在传统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中，大部分教师忽视了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制定教学目标时趋于统一化。简单地说，教师试图引导学生对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统一鉴赏，使学生对作品思想感情的理解不够准确。未定点理论表明，可知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未定点，会使学生对文学作品、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有不同看法，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决定了其对文学作品鉴赏目标的不一致性。因此，在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教学中，教师首先必须正视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正确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进而得到不同的鉴赏结果。例如，在鉴赏《项链》这篇课文时，教师不能对学生的鉴赏角度做出硬性要求，而应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文学底蕴形成期待视野，进而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和鉴赏。部分学生可能会看到路瓦裁夫人一夜风光之后的辛酸生活，并对之产生同情，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的愤恨；另一部分学生可能会看到路瓦裁夫人朋友背后的故事，他们认为这个朋友早已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却因为贪恋财富而将事情真相隐瞒。出现这两种不同看法的原因就在于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此时，教师不应对学生的鉴赏做出简单评判，而应结合学生的人生阅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之学生进行适当引导，尊重不同学生的鉴赏结果，帮助学生在文学作品的鉴赏中发挥主体性。
（二）引导学生进行交流和讨论
鉴赏文学作品离不开交流与讨论，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对自己的鉴赏结果进行提炼和升华。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鉴赏大学语文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积极交流和讨论。首先，交流与讨论能够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尊重了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其次，通过交流与讨论，学生能够在聆听他人看法的过程中将自己的鉴赏角度、鉴赏方法与他人进行对比，进而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总的来说，通过引导学生交流和讨论，能够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在交流过程中调节自己的鉴赏角度，使学生更好地将文学作品中的未定点进行具体化，进而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三、运用情景化教学法
从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实践来看，学生人生阅历有限、文学底蕴浅薄使学生的期待视野存在局限性，是影响学生鉴赏能力的主要因素，导致学生无法在阅读过程中对故事情节进行深刻体会，阻碍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准确鉴赏。因此，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情景化教学法引导学生进行文学作品的鉴赏。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设定特定情景，让学生置身真实的情景，帮助学生更好地领悟作者思想，以生动真实的情景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例如，同样是《项链》的鉴赏课程，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进行情景模拟，将情景定在路瓦裁夫人发现项链遗失时，为学生安排不同角色，使让他们自主演绎故事。单纯阅读很难使学生对情景中的感情进行深层次领悟，也就无法真切感受路瓦裁夫人的绝望和无助，这与学生的人生阅历有关。但在情景化的教学过程中，随着故事情节的推动，学生感情能逐步得以升华。当情节进行到相应时刻，通过对话、旁白和环境的烘托，学生就能够在较为真实的情景中感受到路瓦裁夫人心中的无助和绝望。这避开了学生人生阅历的缺陷，能够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感受作者的思维、感受故事人物的心理，进而正确鉴赏文学作品。
一、重视激发动机，调动主体积极性
学习动机是影响学生语文学习的重要心理因素。叶克斯－－多德森（YerkersDodson）律向人们揭示了，在一定范围内，动机增强，学习效率也随之增加，动机过弱不能激起学习的积极性。目前，相当一部分中学生不大重视语文学习，认为字会识，书会读，少上几课没关系。有的学习只为应付升学考试而学。在经商潮的影响下，他们认为当作家那是愚人的事，当语文教师那是实现不了自身价值的事，搞文献研究那是老学者的事。学习动机不强是影响当前中学生语文学习的效果的重要原因。我们应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来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动机，以推动中学语文教学。从学习的效果来看，培养和激发学习动机是提高语文学习效果的手段，但从长远的教育目标来看，由于稳定的动机特征是构成个人的人格特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良好的学习动机的形成又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
基于这种认识，我曾组织学生开展《学习获得知识的主要渠道是课堂还是社会实践》的辩论。辩论中正反双方各执一辞，据理力争。一些学生持之有据，可就是辞不达意，结结巴巴。甚至有个别学生表达不出，只得旁观，心急如火。会后大家深感语言能力确实是参加社会活动的第一重要的能力。我抓住机遇，深入引导，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当代社会的信息越来越密集，人际交往越来越广泛，只有较好地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具备较高的语言素质，才有可能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为国家、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在语文教学中，模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实践活动，它让学生在扮演某一角色中体验深刻的道理，模拟不仅能增强语文学习的兴趣与内在动机，而且还增进了情感学习，比之抽象空洞的说教，更适合当代中学生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独立批判性大为增强的现实。为了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动机，我在教《一面》时，抓住作者对鲁迅外貌由远及近的三次描写，讲述人物肖像描写的作用及方法，并迅即引导学生训练，要他们写身边熟悉的人物，可以粗线条勾勒，也可以特写细描。大家积极动脑，写得各有特色，有的寥寥几笔勾出《雨中师生情》、《克尽职守的老门卫》，也有的细细写出《漫不经心的营业员》，《令人捧腹的小调皮》等。紧接着，我又把较为成功的习作作为第二范文讲评，作者们听到老师介绍自己的“成功之作”，心里甜滋滋的，既消除了范文不可攀的神秘心理，又鼓动起大家学习语文的欲望和热情。许多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让学生及时仿作，及时了解自己学习的结果，会产生相当大的激励作用。因为学生及时知道自己学习的成效，在实践中应用知识的成效，可以激起进一步学好的愿望。同时，通过反馈作用又可以及时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及时改正，激发起学好语文的上进心。正确的评价，适当的表扬，对学生学习语文的活动进行肯定的强化，能巩固和发展正确的学习动机，促使学生树立起学好语文的信心和勇气。
二、强调自主意识，克服依赖性
自主性是指人们凡事力求自己思考，自己判断，并自己寻求解决的行为方式。语文学习效率不高的另一原因是学生自主精神欠缺，没有形成“人自为学”的生动局面。教什么，就学什么，布置什么作业，就完成什么作业，不懂得自己应是学习的主体。布鲁纳认为：教学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除了尽可能使学生学到科学知识以外，“还应当尽可能使学生成为自主而自动的思想家”。诱导学生发扬自主精神，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从教本到多媒体影视文化学习语文，正是我们语文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
首先要适时鼓励，定向诱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例如笔者在汉字规范化教学中，针对社会上错别字多、繁体字滥的现象，要求学生留心观察，认真收集，加以订正。学生积极性很高，学生主动参与的结果比教者单方面讲解罗列好得多。教说明文时，为了让学生学习说明书的写法，我要学生各自找一份新产品说明书，然后交流，归纳写法，在此基础上再练习写作，效果颇佳。同样，教学通讯，我就组织采访；教学新闻，就让学生先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久而久之，学生“自主而自动”的意识就增强了，“要自学，靠自己学”的风气开始形成。
其次，要授之以“法”，学生的自主精神才能持久。强调自主，并非否定教师的引导，尤其在学生“自主而自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适时授之以法就显得更为重要。如能通过教者的“导”，让学生不断“悟”出学习语文的方法，那么学生的“主体”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好，也就会少走弯路，自学的效率也就更高。我在实践中，注意引导学生不断探寻学习语文的方法，曾先后和学生一起归纳出“预习法”、“不同文体分析法”、“课堂笔记法”、“复习法”，“作文素材积累法”等多种方法。实践证明，指导学生探寻科学的方法，能大大增强他们自主学好语文的信心。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让学生自己去发现种种法则”。我特别重视推广学生中好的学习方法，学生对“土生土长”的方法，倍感亲切，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我还适时组织交流，促使他们成为学习中的“胜利者”，学习的主人。学习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学会“自得”的本领，那么学生的依赖性就能真正得到克服，他们就会逐步迈入语文学习的“自由王国”。
三、启发生疑，引导积极思维
古人云：“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生疑”、“质疑”、“释疑”就是积极思维的过程。在语文教学中，教者要积极启发学生生疑，引导他们思维，培养学生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
笔者在应用文《电报》的教学中，为了讲清电文的基本要求，向学生介绍了一个因电文歧义引起的案例：河南某公司向广州某公司订购一批货，要求春节前运达河南，后因货物未能及时运到，而销售旺季已过，造成货物严重积压。于是河南一方即想退货，打电报征求广州方面的意见，广州方面立即回电：“不要退货”。河南方面接到电报后很满意，迅速将货退回广州，而广州一方拒绝接收退货，引起了一场官司。结果广州一方败诉。案例介绍完，学生产生疑问：广州因何败诉？教者立即启发质疑：法院判广州败诉是不公正的：人家不是明明电告“不要退货”嘛？同学们纷纷参加争论。经争论不难看出：按电文不加标点的要求，河南一方的理解“不要退货”是正确的，广州当然败诉。如广州回电为“不能退货”就不会出现歧义了。经过争辩，大家意见趋于一致，且对电文不加标点这一基本要求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又提出两个问题（1）广州方面败诉，是仅仅因为电文拟得不当吗？（2）河南方面退货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利用电文的歧义吗？要大家深入进行分析思考。当时同学们的思维更活跃了。有同学说：“购物肯定有合同，广州一方货未及时到，造成货物严重积压，责任本来就该由广州一方承担，这才是广州败诉的根本原因。”也有同学说：“经商也要机智，河南一方就是利用了电文的歧义，进一步赢得了主动权。”质疑讨论把学生从课堂引入“商界”，教者由课本知识的传授到实践知识的介绍，使学生不仅懂得了应用文语言准确明白等基本要求，还懂得了商业经济合同上条款“一字千金”，要运用知识和智慧来维护自身利益。如此启发生疑，帮助学生释疑，有起有伏，就使学生的思维一直处于积极状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四、鼓励求异，培养创造性
学习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学习的目的。我们教学的对象是跨世纪的一代新人，他们有责任感，有上进心。教学中我们要倍加爱护，积极引导，尤其要发扬他们的创新精神。为此，我鼓励他们探索，发展学生的求异性思维。
笔者在教小说《项链》，分析主人公路瓦栽夫人性格特点时，学生都不难归纳出主人公爱慕虚荣，追求享受等等，可是有位同学却举手补充说：“小说的第四部分写道：‘路瓦栽夫人懂得穷人的艰难生活了，她一下子显出了英雄气概，毅然决然打定了主意，她要偿还这笔可怕的债务，她就设法偿还。她辞退了女仆，迁移了住所，租赁了一个小阁楼住下。’这段文字反映了主人公能面对现实，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我不仅肯定其读书认真，善于思考，并且表扬他勇于发表独到见解的创新精神，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试想如果根据参考资料提供的答案，去否定该生新的独特的见解，那么，学生的自尊心就会受挫，刚点燃的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就会在瞬间熄灭。
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大都是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根据马力的统计，在1948—1962年间，任溶溶翻译了40部作品，其中35部都是译自前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显然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苏联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苏联文学及其儿童文学也是如此。“50年代，由于中国奉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蜂涌而入，大量翻译俄苏作品几乎成了一种浩大的运动。”1952年，新中国第一家少儿读物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任溶溶任译文科科长，该社成了当时儿童文学译介的中心。此时的任溶溶，集译者与“赞助人”于一身，又构成了其译介儿童文学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此期间，任溶溶翻译了大量苏联的儿童诗，他选取的原文作者都是声名显赫的诗人，如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阿•托尔斯泰、盖达尔等。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占主导地位，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用“勇敢”“无私”“奉献”等精神来提高中国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修养，因此翻译的作品主要也是以革命励志类为主。例如，1953年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任溶溶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立刻成了一本畅销书，7个月后印数就接近50万册。苏联的道路，青春和理想，为祖国奉献的精神，这一切让小英雄古丽雅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致使译者的意识形态不自觉地与主流意识相靠拢，当这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时，译者的翻译活动就如鱼得水，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此时译者的身份地位也得以凸显，译者的声音亦更响亮。当时的“古丽雅热”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了任溶溶，他翻译的其他作品也因此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然而，当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骤变的时候，处于该系统中的文学系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一点在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方面有着很明显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外国文学译介领域向苏联一边倒的状况出现了极大的逆转，苏联儿童文学作品随后被禁止出版。而此时，任溶溶翻译的《马尔夏克儿童诗选》虽已全部校订好，但也只能压下来。”
从马力列出的任溶溶译事年表也可以看出，在随后的17年间，任溶溶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呈现零产出的情况。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汉斯•弗米尔(HansVermeer)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他强调当译者在被赋予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译者的“无作为”或者“零作为”也要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任溶溶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沉寂，也正是因为受到社会政治因素和赞助人，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不得不顺应的一种行为。当时陷于“”期间的中国急需了解世界，每个出版社在干校都有自己的连队，有关部门特地抽调翻译人员组成“翻译连”，开始翻译世界各国的历史书籍，其间任溶溶就担起了翻译《北非史》的任务。任溶溶的翻译从儿童文学的偏离，也正是与当时社会不重视儿童，儿童文学的边缘化地位紧密相关的。1978年10月，陈伯吹、严文井、叶君健、柯岩、金波、任溶溶等一批儿童文学工作者来到庐山，出席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儿童文学界从长达十年的政治噩梦中开始复苏。儿童文学的重点转向儿童读者本身，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逐渐确立。而任溶溶正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这一时期任溶溶翻译了大量北欧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为中国几代小读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进入新世纪以后，年过花甲的任溶溶仍然能够紧跟时代大潮，翻译了大量英美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美国作家怀特的《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以及英国作家伍德尔的《飞翔的鸟拒绝忧伤》等。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新时代的气息，书中“成长型”明星角色如蜘蛛夏洛、哑天鹅等教会新时代的儿童如何面对竞争、挫折、失败、压力，让他们学会与人交往、团结合作、勇敢坚强，向小读者注入的都是这个时代儿童所急需的“正能量”。因此，可以看出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其典型的时代特征，这是译者和翻译文本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明显体现，也是译者的角色在翻译活动中的“被动显形”。
二、被动显形:文学系统内的操控因素———主流诗学
上文提到，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内因是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他们关注的是诗学。安德烈•勒菲弗尔还指出，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是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范围内起作用的。也就是说，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这里所说的诗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手法、体裁、主题、象征、典型性人物及情景;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在任溶溶长达六七十年的翻译活动中，诗学这只无形的手也无时无刻不在操控着译者的选择。比如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便是顺应当时主流诗学的做法。那些作品中的“小英雄”们，如古丽雅、铁木儿等与当时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张嘎、潘冬子、小英雄雨来等形象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作为声名显赫的儿童文学译者，任溶溶同时又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有时候他也会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因此主流诗学和译者的个人风格相互作用，这一点在任溶溶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显著的体现。80年代初，任溶溶将瑞典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的《小飞人》三部曲和《长袜子皮皮》三部曲译介到中国来。书中的小飞人卡尔松和皮皮这两个调皮捣蛋而又叛逆的“问题儿童”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学中英雄榜样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中国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连原文的作者都不得不“显形”来协助译者，以帮助译文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林格伦为“皮皮”的中译本写了序言，提到“皮皮没受过多少教育，所以你们不要学她的样。”勒菲弗尔也曾指出:“有些作家会因他们早期的某些少数作品而对主流诗学产生一些显著的，甚至有可能令人不安的影响，但随后他们却发现自己逐渐成为了主流，因为他们为主流诗学引入了新元素，或因为他们将文学赋予了一个新颖的功能，或两者兼而有之。”
任溶溶便是这样一位“译家”。刘绪源先生针对任溶溶新时期的译介评论说:“中国读者开始用惊异的眼光打量这些全新的作品。当时人们的思想刚开始解放，出版社很是为难，一方面知道它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又怕它们被定为‘坏书’而挨批。……好在那时的时代气氛总体是积极开放的，在孩子们的一片叫好声中，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和理论界也开始正视林格伦的这些奇书了。”如果说之前的儿童文学以教化功能为主，那么可以说任溶溶翻译作品中的游戏精神和热闹风格赋予了儿童文学一个新功能，即娱乐功能。任溶溶本人也说，他翻译儿童文学“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的确，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令中国儿童文学界大开眼界。由此而掀起的“热闹派”童话创作，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百花齐放的局面。主流诗学通过专业人士主要是评论家们操控着文学创作和翻译，但是作家和译者也可以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本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诗学观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逐渐成为“主流”。这跟作家或译者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主体性是分不开的。
三、主动显形:译者的儿童观与个人情操
任溶溶的儿童文学译作以其题材的轻松幽默和语言的通俗易懂著称。这与译者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他的个人经历、审美情趣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翻译选材的倾向与译者的个人特征和生活经历息息相关。译者通常会选择那些与自身的秉性气质、审美情趣、文化取向等相契合的作品进行译介。例如在任溶溶早期的译介活动中，他在大的方向上顺应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翻译的是苏联以教化功能为主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译者本人幽默爱玩的性格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却左右了他对翻译作品的具体选择。比如任溶溶翻译了大量马尔夏克的儿童诗，是因为马尔夏克“善于在自己的诗里讲述有关重大社会内容的那些最复杂的概念……他的讲述往往采用游戏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那么生动活泼，那么迷人心窍并且是那么易于被娃娃所理解”。上文所说的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也恰恰是因为这位作家的作品符合译者的审美情趣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不仅翻译如此，任溶溶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翻译活动的影响，任溶溶创作的儿童诗通常是站在儿童的立场来观察生活，新奇幽默，充满童趣。其次，在翻译策略上，任溶溶也做到了时时刻刻心中有读者。他曾说:“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我们译者也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9］大多数情况下，任溶溶采取的是以“忠实”为主的翻译方法，但他并不是盲目地忠于原作，他始终本着儿童本位的思想，采取以儿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方法。如当涉及一些语言和文化差异时，任溶溶便能将其深厚的英汉双语功底发挥到极致，使译作与原作在功能上达到“对等”。例如，一些英美儿童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文字游戏，读者读起来非常有趣，但是因为英汉语言的差异，这些文字游戏如果直译的话就会变得趣味全无，甚至晦涩难懂。又不能像那样采用加注解的方法，任溶溶觉得:“不得已时，偶尔加个注解还可以，多了可就不行，孩子受不了，干脆不看了。”
所以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再次，任溶溶的儿童文学作品朗朗上口，文字通俗易懂，这既与他的个性，他的“儿童本位”意识密切相关，也得益于他长期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任溶溶曾撰文提出:“儿童文学除了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并使他们获得艺术享受之外，还要向他们进行语文教育。”因此，任溶溶的译作偏爱使用口语化的语言并注重语言的音韵美。任溶溶最关心的是他的作品要让孩子们读起来顺口，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尤其是在儿童诗中，任溶溶都十分忠实于这一原则。仅举一例，便可感知到译者的良苦用心。以下是米尔恩的儿童诗“Ted-dyBear”的开篇部分以及任溶溶的译文。这是一本低幼儿童诗集当中的一首，任溶溶用其极大的创造力，既保持了语言的通俗直白，又精心设计了尾韵，使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低幼读物不同于，很多时候它们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听”的。低龄的孩子不会阅读，只能从家长、老师那里“听”书，所以流畅且有节奏感的语言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任溶溶深知儿童文学的这一特点，他的译作极好地传递了原作的精髓。而这样的译作正是译者深厚的母语功底和童心本位的儿童观相结合的产物，是译者主动操控原文，主动“显形”的结果。
四、结语
一、科学评价鲁迅作品中的历史名人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而混乱的时代，各种政治和文艺思潮风起云涌，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因而也就有了激烈的论争。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凶残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论敌进行了有力的挖苦和讽刺。几十年潮起潮落，斗转星移。今天的我们，恐怕应该要用新的眼光来评价鲁迅的论敌即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名人了。
比如，鲁迅论敌中的最后一位作古者梁实秋，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散文家、学者。1949年移居台湾后，长期执教于台湾师大，在教学、创作、翻译等方面颇为勤奋。其散文隽永简洁，堪称大家；学术研究上很有造诣；翻译上贡献卓著。《记念刘和珍君》中被鲁迅指责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1925年8月被免职后，南下无锡，在家乡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1938年，日军侵入苏南，烧杀掠淫，无恶不作。杨精通日语，一旦见此，怒詈日军，尽力保护妇女，终被日军秘密枪杀。杨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敬业精神可嘉；以一弱女子而慷慨捐躯，民族气节可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及到的“反面人物”章士钊，早年是反对满清的激进派；“五四”运动前后，资助过到欧洲求学的留学生。1949年，作为的代表参加和平谈判，因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北平。此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曾多次为国仗义执言，直至上书主席。此外，林语堂、胡适、周作人、陈源（陈西滢）等，现在出版了他们的许多著作，也有许多介绍他们的文章，有的还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在教学鲁迅作品，涉及有关历史名人时，就不能不引导学生去科学地评价他们，回避是不可取的，随意处理也不行。我们对这些历史名人，既不能低评，也不能高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既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又要考虑他们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全面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同时，我们应当向学生讲明这样几点。1、对一个人盖棺论定，是后人的事；鲁迅没有，也不可能对他的论敌作出全面的评价。2、鲁迅一生，从未与强权结盟，他对他的论敌的批评，无法律效力，也无行政措施，对对方不构成人身伤害。3、最重要的一点，鲁迅与他们的论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林语堂，鲁迅与之交往较多。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直接原因，确实就在于林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在该文中，林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主张“费厄泼赖”。在大革命高潮中，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当的。于是鲁迅撰文加以批评。在鲁迅的批评和“三·一八”事实的教育下，林很快认识自己的错误，积极参加了“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林语堂自传》），并成了《语丝》全盛时代“打狗”的先锋。1926年5月，林离京去厦门，鲁迅为他饯行，并摄影留念。同年7月，鲁迅接受林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鲁迅在厦大的一段生活中，受到林的悉心照顾。可见他们的情谊还是很深的。至于后来他们的分手，是另外的原因。从他们关系的疏密反复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某一论敌的批评，仅仅是限于某一个特定时期；离开这一个特定时期，鲁迅是不会批评这一个人的。
二、规范鲁迅作品中的语言文字
由于历史的原因，鲁迅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与现行语言文字规范相悖的现象。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因为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敬畏而讳莫如深，就势必使学生无所适从，甚至因“名人效应”的影响而盲目模仿，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就难以完成，祖国的语言文字就不能正确地被运用。
鲁迅作品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的现象，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词语不规范。例如：
（1）她来求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祝福》）
（2）然而她总如此，全不见有怜俐起来的希望。（同上）
（3）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为了忘却的记念》）
例（1）中的“那里”应该写作“哪里”，因为只有后者可以用于反问句，表示意在否定。至于例（2）中的“怜俐”，恐怕所有的学生不需要翻工具书，就能知道它应该写作“伶俐”。例（3）中的“绍介”，有这样的说法，但今天一般是说成“介绍”，所以还是按现在的说法为好。
二是标点符号不规范。例如：
（4）“实在，我说不清……。”（《祝福》）
（5）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6）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药》）
以上三例，都有标点符号用错了。例（4）中的句号属多余，因为省略号的使用有个原则：省略号前应该用什么标点符号就用什么标点符号（如果是顿号、逗号，也可以不用），省略号后不必再用标点符号（问号、感叹号除外）。例（5）中“她就正告我”后面的逗号应该改为冒号，因为后面的内容是“她”说的完完整整的话。同理，例（6）中的逗号也应改为冒号。
三是语法不规范。例如：
（7）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的豢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8）定眼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药》）
（9）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祝福》）
关键词： 文学作品 风格翻译 《傲慢与偏见》 中译本 比较
1.导言
风格翻译是翻译者，尤其是文学翻译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对于风格能否翻译还存在很多争论，但是，现在人们更多地关注风格能够如何翻译，以及能够或者应该这样翻译的原因何在。
笔者旨在通过对《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更好地理解风格翻译。笔者选取了两个译本的前三章作为样本，比较两位译者在翻译原作风格方面的努力，同时，借助风格翻译相关理论，判断哪位译者更为成功地翻译了原作风格。
其中一个中译本的译者是孙致礼，该译本是他1999年对其原译本的修订本，另一个译本的译者是雷立美，译本出版于2003年。
2.风格翻译理论
阅读文学评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读到类似“该小说的特征是兼具幽默和感伤”（张伯香、马建军，1998：270），“他的作品以语言优美著称”（张伯香、马建军，1998：299），这些都是对某作家或者某部作品风格的评论。利奇和肖特在《小说文体论》中提出，总体意义包括概念意义和风格价值，也就是说，风格价值应该也必须被视作意义的一部分（刘宓庆，1999：46）。因此，在实质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努力再现原作风格（刘宓庆，1999：41）。
为了体现翻译风格，或者说再现原作的风格价值，译者必须首先充分理解原作的风格。然而，风格不同于概念或者情节，风格通常隐藏于字里行间，无法直接感知。所幸，随着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的发展，现在有一系列的风格分析方法，其中，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提出的风格的符号体系便是相当全面而且操作性强的方法。
根据刘宓庆的体系，我们可以通过风格标记来认识作品风格。风格标记分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类，形式标记包括音系标记、语域标记、句法标记、词语标记、章法标记和修辞标记，而非形式标记则包括表现法、作品包括思想和感情两个方面的内在素质、作者的精神气质和作品接受者因素。（刘宓庆，1999：218-236）
认识作品的风格价值是翻译的准备工作，如何用目的语再现其价值则更具挑战性。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中提出了三种再现风格的方法，包括对应式换码、重构式换码及淡化式换码（刘宓庆，1999：238-242）。译者根据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再现原作风格。
3.《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第一至第三章的比较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主要作品之一。该小说以爱情故事为主要情节，生动地展现了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英国乡村的生活、人们的观念和想法，同时，也表达了奥斯汀对婚姻的看法。尽管许多读者对这部小说的情节和奥斯汀对婚姻的看法更感兴趣，但是，奥斯汀独特的写作风格也是成就小说的重要因素。奥斯汀用清晰简洁的表达和适如其分的对话，生动地展现了故事，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两个中译本的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再现了原作风格。下面笔者将从叙述的翻译，对话的翻译，以及翻译腔三个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
（1）叙述的翻译
正如前文所述，清晰和简洁是奥斯汀作品的重要语言特征，而《傲慢与偏见》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因此，译者应该用同样清晰简洁的语言进行翻译，再现原作风格。
原文：However little known the feelings or views of such a man may be on his first entering a neighbourhood，this truth is so well fixed in the minds of the surrounding families， that he is considered as the rightful property of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ir daughters. (第一章) (Austen， 2004：1)
孙译本：这条真理还真够深入人心的，每逢这样的单身汉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的人家尽管对他的心思想法一无所知，却把他视为自己某一个女儿的合法财产。
雷译本：这条真理在四邻八舍各家各户人们的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这样一个单身汉新搬入一个地方时，不管人们对他的思想感情、观点见解知道得多么少，他们也会把他当做自己某个女儿的合法财产。
雷的译文有85个汉字，明显长于孙的67个汉字。译文长度存在区别是译员的择词造成的。
孙译本
还真够深入人心的
四邻八舍的人家
(对他的)心思想法一无所知
雷译本
在……人们的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
四邻八舍各家各户
(对他的)思想感情、观点见解知道得多么少
雷译本明显比孙译本累赘，而原作是清晰简短的故事开场，很快地将读者带到故事里。根据刘宓庆风格翻译理论，在三种风格符号换码模式中，对应式换码是最切实可行的。对应式换码在翻译《傲慢与偏见》叙述部分的意味是，用同样清晰简洁的语言进行翻译。从以上译文对比可见，孙译本比雷译本清晰简洁得多。因此，孙译本更好地展现了原作风格。
另一重要风格特征是语域。根据刘宓庆的风格符号体系，作者用词的语域是其作品风格意义的重要体现，译者在译文的用词上，应该用相同或相近的语域，以再现原作风格。《傲慢与偏见》描绘了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英国乡村的生活，奥斯汀所用的语言是带标记的，足以让现代读者联想到那个年代和那种生活。相应的，译者应该采用相同或相近的语域来再现那种生活。在这方面，孙译本同样胜过雷译本。
原文：...her mind was less difficult to develop....When she was disconcerted， she fancied herself nervous. The business of her life was to get her daughters married; its solace was visiting and news. (第一章) (Austen， 2004：3)
孙译本：……这位太太的脑子就不那么难以捉摸了。……一碰到不称心的时候，就自以为神经架不住。她的人生大事，是把女儿们嫁出去；她人生的快慰，是访亲拜友和打听消息。
雷译本：……她的思想浅薄，比较容易暴露。……她一不满意，就自以为患上了神经紧张症。她的人生使命就是嫁女儿；她的生活慰藉就是探亲访友和打听新闻。
雷译本中的“容易暴露”、“神经紧张症”、“人生使命”、“新闻”都是相当正式的用语，甚至带点学术味，属于中国现代城市人的词汇，因此，这样的译本，很容易让读者感觉读到的并非十九世纪英国乡村的生活。相反，孙译本中的“不那么难以捉摸”、“神经架不住”、“人生大事”、“消息”，都是简单通俗的口语，所以，更符合原作风格。
（2）对话的翻译
奥斯汀是对话设计大师。《傲慢与偏见》里的人物说话的方式各异，但是都极具人物特色，很好地展现了这些人物的兴趣、思维方式、个性等个人特征。因此，适如其分的对话被视作该小说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根据刘宓庆的风格符号体系，词语和修辞标记是风格意义的重要体现，而词语和修辞又是《傲慢与偏见》中对语的重要因素，是对话的表现力的来源之一，因此，译者如何对词语和修辞进行处理，是评价其风格翻译是否到位的重要标准。
下面分析两个译本对班尼特太太语言的翻译，看看哪个译本更好地再现了班纳特太太的人物特征。
班纳特太太是“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的女人”（笔者译，Austen，2004：3）。在《英国文学教程》中，编者指出班纳特太太“非常虚荣、无知而且在富人面前则一脸卑微”，而且“势利、不懂礼仪、粗俗”（张伯香、马建军，1998：237）。小说中，班纳特太太的语言缺乏连贯性、结构简单松散、词汇匮乏，而且讲话不懂修辞，很好地体现了她的性格特征（彭开明，1995：30-34）。因此，译者必须通过语言，尽力在译文中再现这个人物的个性。
文本分析表明，孙译本比雷译本更好地再现了班纳特太太的语言风格，因为，雷译本中，班纳特太太说话所用的句子相对复杂，而且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汉语成语，与原作风格相距甚远。以下是例子。
例1：“Oh，single，my dear，to be sure! ... What a fine thing for our girls!”(第一章) (Austen，2004：1)
孙译本：“哦！单身，亲爱的，千真万确！……真是女儿们的好福气！”
雷译本：“哦！是个单身汉，亲爱的，千真万确！……这对我们的女儿们来说，是桩多么美好的亲事呀！”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话，雷用了相当复杂的句子结构，而且“美好”是相对正式的词语，而孙的译文更为直接、简单、通俗，更符合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无知、粗俗的特征。
例2：“My dear， you flatter me. I certainly have had my share of beauty， ... she ought to give over thinking of her own beauty.”(第一章) (Austen，2004：1)
孙译本：“亲爱的，你太抬举我啦。我以前确实有过美貌的时候，……就不该对自己的美貌再转什么念头了。”
雷译本：“亲爱的，你太过奖了。从前我的确也是有过花容月貌的，……就应该不要再考虑自己的美貌了。”
雷译本中的“花容月貌”是成语，而“应该不要再考虑自己的美貌了”则是比较正式的句子，不像出自班纳特太太之口。而孙译本则更能表现班纳特太太将讽刺视作赞美、试图显得谦虚的愚蠢。
例3:“Don’t be coughing so， ... Have a little compassion on my nerves. You tear them to pieces.”(第二章) (Austen，2004：4)
孙译本：“别老是咳个不停，……稍微体谅一下我的神经吧。你咳得我的神经快胀裂啦。”
雷译本：“看在老天爷的分上，……稍许体恤体恤我这可怜的神经紧张的毛病吧。你简直快要把我的神经撕碎了。”
雷译本的“稍许”和“体恤”都是比较正式的词语，不如孙译本的“稍微”和“体谅”合适。雷译本最后一句的“简直”也显得过于书面化。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笔者不再一一赘述。总而言之，孙译本在再现班纳特太太说话风格方面比雷译本成功，更好地再现了人物的特征。
3.翻译体
刘宓庆认为，翻译体的显著特点是“不顾双语的差异，将翻译看做语言表层的机械对应式转换”（刘宓庆，1999：245）。雷译本经常出现翻译体，如以下几个例子。
例1:“一个家财万贯的单身汉，必定需要一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雷立美，1）
“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孙致礼，1)
例2:“这样说来，一个女人并不是常有许多美貌好考虑喽”。(雷立美，2)
“这么说来，女人家对自己的美貌也转不了多久的念头啦。”(孙致礼，4)
例3:无论他在德比郡有多大的家产，都无法使他免于看上去有种令人望而生畏和讨厌的神情，也无法使他免于与他的朋友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雷立美，6)
这样一来，纵使他在德比郡的财产再多，也无济于事，他那副面孔总是那样讨人嫌，那样惹人厌，他压根儿比不上他的朋友。(孙致礼，10)
以上雷译本中的划线部分都是机械的对应式转换，造成了无意义甚至是破坏性的重复和累赘，给读者理解带来了
困难。而孙译本则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翻译体，是可读性更强的译本。
4.结语
本文集中分析了《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对风格翻译的处理。借助风格翻译的相关理论，通过文本分析，笔者发现，孙译本比雷译本更好地再现了奥斯汀清晰和简洁的语言风格，更好地保留了小说人物对话的艺术精华，也更好地避免了翻译体，因此，孙译本比雷译本更好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
通过对比研究，希望可以给文学翻译工作者带来一点启示，那就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出了普通的意义翻译，由于风格是文学作品总体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充分认识和理解原作品的风格价值，继而在译作中，通过合适的策略和方法，再现原作的风格。
然而，本文只选取了一部文学作品的三个章节进行对比，因此，收获十分有限。笔者将扩大文本的范围，对更多的文学翻译语料进行分析，从而取得对风格翻译更进一步的理解。
参考文献：
［1］Austen，Jane.Pride and Prejudice. 2nd ed.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Ltd，2004.
［2］简・奥斯汀著.雷立美译.傲慢与偏见（第二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4］彭开明.语言与人物刻划――班纳特太太语言特点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2):3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