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家庭保健与健康管理的目标一致
家庭保健与公共健康学研究范畴中的两类服务密切相关：一是健康普及和促进；二是公共政策。在健康普及和促进服务中，“常见妇科病的防治”、“性传播疾病的预防”、“更年期保健”、“性健康”、“安全适宜避孕方法指导”等服务目录属于计划生育范畴，而“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防护”、“男性保健”、“0岁～3岁早期教育”等服务目录属于家庭保健范畴。在公共政策中，“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的管理”、“流动人口管理”、“失独家庭的帮扶”等工作属于“计划生育”范畴，而“空巢家庭”、“敬老院孤寡老人的保健服务”、“小学生安全防护教育”等_T作属于“家庭保健”范畴。可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主要针对个体／家庭进行保健指导，以及有赖于对群体／社会的公共政策，这与健康管理重视被管理人群对健康的认识以及要求整个社会的宏观环境配套是一致的。
1．2家庭保健与健康管理的差别
本质上，家庭保健与健康管理都是社会健康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家庭保健侧重覆盖面和服务的过程，而健康管理侧重健康评估和健康干预，见表1。因此，引人健康管理的原理和方法可以为完善家庭保健服务提供发展思路。
2用健康管理的理念来破解家庭保健的发展难题
健康管理的具体做法是为个体和群体(包括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的健康信息并创造条件采取行动来改善健康，健康管理的借鉴要点如下。
2．1注重健康干预的效果
“3×3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体检条目的设计，要么只是医学信息的采集，要么设计了行为及生活方式的调查项目但分析时不加以利用，因此不利于发现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也不利于进行个性化的健康指导。没有根据体检结果区分一般人群、高危人群和患病人群，从而对各类人群分类进行教育。而且体检是一次性的，缺乏后续跟踪服务。(2)健康教育还满足于单向的灌输，缺乏服务对象的参与互动。传统的“大宣传”方式，不利于服务对象的健康信念的形成，进而无法改善健康相关行为。(3)咨询服务流于形式，缺乏对咨询记录深入研讨，不利于改进咨询服务技巧和提高咨询的质量。为了让服务对象了解自己的主要健康风险因素及其发展后果，了解预防和控制风险因素的方法，体验到自我管理的乐趣，克服“认知不协调”的心理障碍，可通过软件及互联网的形式收集和管理将用于健康及疾病危险性评价、跟踪和健康行为指导的个人健康信息，并提供标准的信息管理格式、友好互动的客户端界面、永久的个人电子病历及健康管理账户_3]。通过这种安全的网络化信息管理，区分出生活和行为习惯、生物学、健康感觉或心理学方面的可变健康风险因素。而后进行个人健康咨询，包括解释个人健康信息及健康评估结果及其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制定个人健康管理计划，提供健康指导，制定跟踪随访计划等。还要关注后续服务，包括互联网查询个人健康信息和接受健康指导，定期寄送健康管理通讯和健康提示，通过健康教育课堂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改善行动计划等。
2．2加快顶层制度设计
在农村基层开展家庭保健涉及到多部门的协作，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无法“单打独斗”。目前的制度化进展，仅限于项目县部门联合发专项行动文件，中央、省(市、区)的统一政令是缺位的。事实上是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团队(以下简称“核心团队”)的负责人(即县计生局分管领导和县计生站站长)的“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家保项目进行]。如果年度保健计划中涉及较多的部门协调，再加上核心团队不够“强势”力推保健服务以及思想观念守旧等因素，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制度突破。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1)美国的“健康人民”计划。从1977年起，由联邦卫生与社会服务部牵头，与地方政府、社区和民间组织以及专业组织合作执行，每十年制定一个计划，不断循环以逐步提高国民健康水平。(2)日本的法制化管理。体现在发达的服务网络上，如各市、町、村政府行政机关组织对全体国民进行健康调查，各个驻地医院、诊疗所、保健所具体实施健康体检和体检后评估，以及通过人手一册的健康手册，使健康增进成为全民大众性的自我健康管理活动。(3)芬兰的社区管理经验。由政府组织在村庄、年轻人、学校中进行健康指导、健康教育，让医生与具有健康不良习惯的人群对话，让基本医疗服务人员，特别是全科医生、公共卫生护士系统性参与，从源头上降低疾病危险因素。
2．3增强保健服务能力
目前的家庭保健工作在保健服务能力上存在的主要缺陷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计划制定方面。制定年度保健计划时，“产出一目标一指标”填报随意，对项目的要求没有真正领会，不清楚潜在的_[作量。(2)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方面。习惯于印宣传册、散发资料，不考虑投入产出，不评估绩效，投入的乡镇(村)投影、电教设备并没有促进老百姓健康知识的普及。(3)培训的组织策划方面。由于培训的时间限制、传播的知识量有限、培训形式单一以及乡镇技术人员素质的影响，国家培训对于乡镇服务人员的能力提升有限。(4)技术服务机构的管理方面。随着服务对象的增多，服务队伍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机构原来的技术存量将无法满足需求，迫使很多服务可能需要通过外包服务(如民营化)来解决，客观上催生了机构运行机制改革，如人事制度上的突破、规避外包服务风险、控制预算以及主导公共服务的战略决策。保健服务人员是一个全科的概念，类似日本的保健师，除临床专业技能外，还要熟悉公共卫生和社区预防保健卫生服务等知识，融会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理论，具备必要的人际沟通能力，才能从社会、心理、环境、营养和运动的角度来对居民和家庭进行全面的健康管理。现有的单一职业系列(如生殖保健咨询师、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等)认证体系，其职业系列与岗位设置、补偿机制不配套，无法稳定人员队伍l8]。非卫生专业人员培训后做健康教育指导是不被认可的[9]。
2．4培育支持性的环境用有限的服务能力
提供保健服务时，必须面对农村居民的健康保健意识不强、健康教育参与程度不高；在城市，T作场所的健康管理也遭遇了相同的困难：企业较关注生产型或施_T型员工的职业安全健康防护，而不是从源头上控制疾病的危险因素；有少量企业给员工做了“健康普查”，但没有体检后的健康指导；有的民营企业不太重视员_丁参加体育锻炼]，且出于节约生产成本的考虑较少与健康管理服务机构合作。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服务标准不明确，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物质帮扶等缺乏成熟的管理模式。由杭州师范大学与某房地产集团联合打造的养老社区，正通过移动便携的智能健康管理终端，使老年人足不出户就可以监测基础生理参数，以及获取慢性病指数超标的自动提醒。该社区内的颐乐学院。设有老年大学教学区为老年人提供寓教于乐的课程体系和学分制度。健康促进馆提供中医预防保健、养生养老的信息及促进相互交流。这种探索可为社区老年人的持续健康管理提供经验。
3开展家庭保健的启示
3．1致力于健康促进的普及
现有的保健服务虽然只是“家庭初级保健”，但率先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家庭保健项目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紧密结合已使当地百姓受益。相比之下，东部地区企业职工、农民的健康状况和保健意识与中西部并无本质差异，居民的保健服务需求也远未满足。因此，家庭保健的广覆盖和逐步去推广和改善服务是值得借鉴的，可确保健康促进的科学、可及。
3．2促进健康管理的落地
家庭保健的本质是计划生育的技术服务，线索比较清晰。而健康管理在健康评估、健康维护、健康产品、服务模式、运行模式、服务范围上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存在与国家和地方的相关医疗卫生政策和健康保险规定衔接不良等突出问题，在健康管理学术理论、技术研究和政策落实方面还有许多1=作要做。因此健康管理需要提高针对性，尽快落地。
3．3重视保健计划的制定
由于社会各类人群具有不同的健康需求，不同的人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也会对医疗服务管理产生不同的反应，因此，保健服务提供者应对计划参加者的差异非常敏感，才能用最适合的方式为其服务。家庭保健强调基于需求的计划制定，家庭保健服务的成效与计划制定的科学合理性密切相关，因此家庭保健的过程也是健康管理要遵循的过程。
组成培训专家组，由科主任任组长，由长期从事糖尿病管理和教育的医务人员负责制订并实施授课计划。
1.1培训内容及教程
以《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3]和我科自编的《糖尿病家庭保健员计划指导书》为基本教材，向糖尿病家庭保健员讲解糖尿病基础知识，饮食、运动、口服药物、胰岛素注射指导、低血糖知识指导、自我管理、血糖监测、并发症、胰岛素泵的管理、心理及自我管理技能的支持等内容，同时对其他慢性病的防治、心肺复苏、医学伦理学等知识进行培训。
1.2培训方式
①理论培训与互动、讨论、相互交流相结合。考虑到家庭保健员年龄偏大，记忆力和接受能力较差等原因，我们将培训内容制成幻灯片，并将控制血糖的各个方法做成看图说话，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让大家学习简单易懂。一周学习两次，一次理论培训，一次互动讨论。可提高学习积极性，也可增进保健员之间的互动，便于保健员带领患者进行运动。进行糖尿病低血糖知识指导时，制作并发放糖尿病自救卡，以便于发生低血糖时快速纠正低血糖。②分类培训与入户指导相结合对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属进行针对性培训，例如糖尿病合并心脏病、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足的患者等，对接受能力较差的家庭保健员，进行补课或个别辅导，对于使用胰岛素泵的患者，入户进行分析指导，要求家庭保健员定期向医务人员汇报实施情况，以便及时指导，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③指导自学，向家庭保健员下发《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并发放科室自编的《糖尿病家庭保健员计划指导书》。医护人员根据季节安排学习内容，提出知识点，并下发模拟病例卷宗，让家庭保健员进行判断处理，定时由医护人员回收，专家点评，避免单调乏味的理论讲解，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3评价内容
①糖尿病相关知识评价。采用世界健康基金会中国糖尿病教育项目组提供的“糖尿病知识问卷”，共25题，每题4分，满分100分。②自我管理能力评价。由笔者参照相关资料自行设计调查表，内容包括遵守饮食和运动计划、遵医用药、监测血糖和定期进行慢性并发症的筛查、参加糖尿病讲座次数及自学次数等内容，共20题，每题5分，评分为3级，好计5分，一般计3分，差计0分，满分100分；问卷经100例家庭保健员前后间隔10周的两次评定比较，重测信度0.89，效度0.84。
1.4评价方式
满10周后进行糖尿病相关知识评价及自我管理能力评价。共发放调查表100份，收回100份，回收率100%。
1.5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采用X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评分标准：糖尿病相关知识、自我管理能力知识掌握合格率两项内容按100分计算，得分在7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2结果
100名家庭保健员掌握的合格率明显优于培训前，且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体会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主要问题，为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些健康问题的凸显，使人们更加愿意采纳健康的生活方式，以达到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而家庭保健员的培训不仅把防治和保健知识技能传播出去，更强调培养家庭成员的医疗保健意识，使其能够承担自己及家庭成员的健康教育及管理，起到医患沟通的作用[4]。如何让家庭保健员更有效的掌握糖尿病护理的专业知识，形成有效的培训方法，是每一个医护工作者特别是糖尿病专科医护人员应有的责任。笔者从多年的糖尿病护理的经验中总结出了一套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糖尿病家庭保健员学习的培训方法，以理论培训与互动、讨论、相互交流相结合，分类培训与入户指导相结合对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针对性培训，再结合相应的教材进行理论强化，达到易学、易懂、易记的目的。经过本培训方法培训的糖尿病家庭保健员抽样调查合格率得到明显提升，且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关键词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创业决策；风险厌恶程度；倾向得分匹配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1-0089-09
一、引 言
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新创业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去。包括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实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可“以创业带动就业”，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全方位支持创业者创业。
创业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行为。 Johnson（1991）通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3.7%的创业项目在两年后失败，超过一半的项目在四年内失败，而超过63%的项目在六年后失败。因为创业的高风险特征，和金融资产类似，家庭的创业决策要考虑家庭的背景风险。在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居民投资者要承受除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外的其他风险，如健康风险、支出风险、收入风险、长寿风险、住房价格风险等，这些风险被称为背景风险。 Cardak et al.（2009）发现居民的背景风险会影响他的风险态度，影响他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进而影响当期的消费、投资决策。医疗支出风险是家庭主要的背景风险之一，医疗保险能有效分担家庭的医疗支出风险，进而对家庭风险性投资产生影响。Goldman et al.（2013）研究发现，居民如果参与了单位的职工医疗保险计划，则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比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居民更高。据此我们预计医疗保险对家庭的创业决策可能存在正向影响。
中国目前的社会医疗保险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城镇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必须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不是个人的自主决策。目前，绝大部分农村居民也都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加主体是没有被正规单位聘用的城镇居民，有些人参保，有些人没有参保，样本分布具有可比价值；这部分人员正是失业人口或潜在失业人员，是自主创业的主力军，研究这部分人员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根据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决策有正向的影响；在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了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选择问题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文章还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通过缓解健康风险和风险厌恶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从而激励了家庭创业。
二、文献综述
医疗保险可以降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从而影响家庭的储蓄和消费决策。医疗支出风险增加家庭支出的不确定性，风险厌恶者会以增加预防性储蓄的方式应对医疗支出风险。Arrow（1963）指出，医疗保险能分担健康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Chou et al.（2004） 将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得出居民最优的消费路径受医疗支出不确定性的影响。Atella et al.（2006）对意大利的数据研究得出，家庭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对医疗服务消费的不确定性。臧文斌等 （2012）利用入户调查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和未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加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年非医疗消费支出约高13%。医疗保险除了对消费产生影响，也对家庭投资组合产生影响。由于医疗保险减小了家庭未来的不确定性，家庭更愿意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 Goldman et al.（2013）研究发现，居民如果参与了单位的职工医疗保险计划，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比那些没有参与的居民高出6% 。何兴强等（2009）研究发现，中国居民若享有社会医疗保险或者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进行有风险的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更高。
国内外研究医疗保险对创业决策影响的文献比较少。美国主要的医疗保险是企业职工医疗保险，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增加了职工离职的成本，减小了职工放弃现有工作的意愿，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性减弱，即出现“工作锁定（job-lock）”的现象，从这一方面来看，职工医疗保险减小了创业的可能性（Buchmueller et al.，1996；Gruber et al.，2002）。Wellington （2001）研究发现，配偶享有医疗保险的个人更有可能选择自由职业。美国在1986年实施了一项名为“TRA86”的税收改革法案，法案大大降低了创业者的税后健康医疗保险价格，这一税收政策对进入创业者群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用1999～2004年的面板数据，Gulcin et al.（2014）发现这项政策使个人进入创业者队伍的可能性上升1.5%，使个人离开创业者队伍的可能性减少2.8%。Malathi（2012）从女性的角度研究这项政策的影响，对于没有被配偶医疗保险覆盖的女性，在该法案实施后，创业的可能性上升10%。Philip （2010）研究1993年8月新泽西州一项专门针对创业者的个人健康医疗保险覆盖计划的政策对创业的影响，该政策降低了创业者购买医疗保险的价格，与没有实施相同政策的州相比较，该政策对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没有结婚、年老的、健康水平较差的个人对医疗保险的依赖更高，这项政策对这些群体创业的正向影响更大。
国内的保险制度和国外有很大区别，针对没有被正规用人单位雇佣的居民，国内有专门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国内还没有文献研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创业决策的影响，这正是本文要做的工作。
三、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2011年的调查覆盖了全国除、新疆、内蒙古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5省80个县320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多达8 438个家庭。CHFS数据包含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数据，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本文只考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是受雇于正规企事业单位的，很小可能是创业者，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基本上可以排除创业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排除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在其他样本中，如果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则urbmi=1，否则，urbmi=0。关于创业的数据，CHFS调查了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参照甘犁（2012）、李凤等（2014）的做法，将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视为创业，家庭创业即entrepr=1；否则，entrepr=0。
考虑到家庭规模、家庭人均收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户主年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健康状况、所在区域等因素对家庭的创业决策都有影响，我们控制了这些变量，变量的定义请见表1。
2011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总共有8 438个样本家庭，删除样本缺失值，得到6 565个样本家庭，再排除320个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家庭，得到6 245个有效样本家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请见表2，在有效的 6 245个样本中，有683个家庭（占11%）有创业项目，有633个家庭（占10.1%）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创业资产中位数为45 000元，90%的家庭创业最大项目的资产不超过100万元，这说明创业项目大多是规模小的企业或个体户，资产较小，抗风险能力较低。根据对家庭上个月医药费支出项目的统计，上个月医药费用支出最大的家庭这项支出达到15 000元，超过5%的家庭上个月医药费用支出超过3 000元，由此看来，医疗支出确实对家庭构成比较大的支出风险，可能制约家庭进行有风险的创业投资活动。
表3给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创业统计。所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633个家庭中，有创业项目的家庭为101户，创业占比为15.96%，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5 621个家庭中，有创业项目的家庭为586户，创业占比为10.44%。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创业占比更高。部分农村户籍的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他们的创业占比为28.04%，农村户籍的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居住在城市，这部分人创业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些农村家庭有成员在城镇从业，有更多的信息、经济实力、便利从事创业活动，创业占比明显高于没有家庭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户籍家庭，后者的创业占比为12.34%。农村户籍样本家庭的创业占比均高于城市户籍的家庭，可能的原因是城镇户籍家庭大部分至少有一方有工作并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他们创业的动力较低。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
家庭是否创业是二元因变量，我们首先用Pob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请见表4。全样本的估计结果表明，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虚拟变量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影响。针对农村户籍的家庭样本和城市户籍的家庭样本分别回归，结果都显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呈正向影响。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风险厌恶程度（risk）的系数显著为负，越厌恶风险，家庭创业的可能性更小。不健康程度（unhealthy）的系数显著为负，家庭平均健康状况越差，家庭创业可能性越小。家庭人均收入的系数显著为负，越是富有的家庭，创业的可能性越小。教育水平的系数成倒U形，教育程度中等的人创业可能性最高。结婚有利于创业，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经验在这里得到验证。另外，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家庭创业要高于西部地区。
为什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影响呢？我们考虑到家庭的健康因素，健康水平差的家庭医疗支出风险更大，家庭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会减少风险性投资。Rosen et al.（2004）使用美国退休与健康调查（HRS）的数据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居民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及其比例存在负向影响。Cardak et al.（2009）用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发现，健康状况不良的人因为风险提高，会更少持有风险资产。医疗保险能够减小健康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预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够缓解家庭健康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加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家庭健康水平的交叉项，结果请见表5。健康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健康水平确实制约了家庭创业；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家庭健康水平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针对农村和城镇户籍样本的估计结果也大同小异，农村样本回归的交叉项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城镇样本。
针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于家庭创业的正向影响的原因，我们认为这可能与风险态度有关。风险厌恶程度会制约家庭创业，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减小家庭医疗支出风险，因此，我们预计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减小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加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户主风险厌恶水平的交叉项，估计结果请见表6。表6第（1）列为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第（2）（3）列分别为农村样本和城镇子样本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在全样本中，还是在农村和城镇家庭的子样本中，风险厌恶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风险厌恶程度制约家庭创业；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
（二）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
由于家庭是否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并不是随机分配的，可能存在样本选择问题。假设研究吸烟对大众健康的影响，研究人员常常得到的数据是观察数据，既一部分样本是吸烟者，另一部分样本是不吸烟者，这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但不是随机对照实验的数据，随即对照实验要求招收大量被试随机分配到吸烟组和不吸烟组，这种实验不符合科研伦理，很难实现这样的实验，针对观察数据，如果不加调整，很容易获得错误的结论，比如拿吸烟组健康状况最好的人和不吸烟组健康状况最不好的人作对比，得出吸烟对健康并无负面影响的结论。倾向评分匹配就是用来解决样本选择问题，Rosenbaum et al.（1983）提出“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其基本思想在于，在评估某项政策或行为的效果时，若能找到与一类型样本组尽可能相似的另一类型样本组，那么样本选择偏误就可以有效降低。PSM将多个维度的信息浓缩成一个得分因子，可以根据多个维度将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与其特征相似的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从而得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净影响。在操作上，首先，我们尽可能多的考察会影响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因素，估计影响家庭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Probit方程。其次，根据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计算出每个样本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倾向性得分（propensity score），并根据该得分按照一定匹配方法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常用的匹配方法有最近邻匹配（nearest neighbors matching）、半径匹配（radius matching）与核匹配（kernel matching）。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要求用于匹配的各个变量要满足平衡性检验，即通常所有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偏误要小于20%，或者匹配后各个变量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均值不再显著异于0。
为了提高配对的精确性，我们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个子样本分别配对。先分析城镇户籍的样本。由于样本比较多，可以匹配的样本也比较多，我们按照1：3的比例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匹配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首先，估计影响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probit方程，除了前文的自变量外，考虑到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受周围居民风险意识以及社区宣传力度的影响，我们加入社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rate）作为自变量，根据臧文斌等 （2012）发现本地户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大于非本地户籍，我们还加入户主是否为本地户籍（local）作为自变量，估计probit模型得到最优方程，鉴于篇幅，估计结果不再报告。根据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计算每个样本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倾向性得分，并根据该得分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本文主要使用最近邻匹配，并做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7，所有匹配的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偏误都小于20%，而匹配后的t检验表明，所有变量均不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无显著性差异的原假设，匹配结果满足匹配平衡性要求，说明我们的匹配是合理的。
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针对农村户籍的子样本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匹配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各个用于匹配的自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8，结果显示，各个变量满足平衡性，说明匹配合理。
分别计算城镇户籍样本和农村户籍样本家庭创业可能性的平均效应值（即ATT值），即匹配后的创业可能性组间差，结果见表9。结果显示，城镇家庭最近邻匹配的ATT值为0.0532，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半径匹配（半径为0.02）和核匹配的结果基本上和最近邻匹配的结果接近，三者的均值在0.048左右，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对城镇家庭样本，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比没有参加的家庭创业可能性大4.8%左右。农村户籍家庭最近邻匹配的ATT值为0.134，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半径匹配（半径为0.02）和核匹配的结果基本上和最近邻匹配的结果一致，三者的均值约为0.128，说明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户籍家庭比没有成员参加的农村户籍家庭创业的可能性高于约12.8%。
按照最近邻匹配方法得到的样本重新做前面的估计。城镇户籍样本的估计结果见表10，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样本选择问题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的创业仍然有正向影响，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分别加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健康水平、风险厌恶程度的交叉项后，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同样，将农村户籍按照最近邻匹配方法得到的样本重新做前面的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1。结果显示，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样本选择问题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的创业仍然有正向影响。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程度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这一结论也是稳健的。
五、结 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角已经吹响，同时也需要相关的体制机制来促进创新和创业。创新和创业都是风险比较高的经济活动，人们还需要应对健康因素带来的风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缓解健康因素造成的医疗支出风险，进而促进创业活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证实了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作用。至于这一结论的原因，本文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水平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从而达到激励家庭创业的效果。对于户主和配偶不是全都受雇于正规单位的家庭，只要没有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应该鼓励他们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不但可以分散健康因素带来的医疗支出风险，也可以促进创业活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不但促进家庭消费，也能促进家庭创业，无疑对稳增长和调结构也具有正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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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区卫生；家庭保健员；培训效果
【中图分类号】R722.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019（2013）12-0532-01
一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上海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培养的70名家庭保健员及其家属86人，共计156人。入选条件为愿意并有能力承担家人的健康指导，签署“家庭保健员志愿书”；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自身为或家庭成员为慢性病患者优先入选。
2培训方法：
以《上海市慢性病家庭防治知识200问》为基础，聘请接受过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化培训的骨干作为师资，在家庭成员患病情况摸底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培训。针对社区居民常见问题组织专题讨论会，聘请有关专家参加；鼓励家庭保健员之间进行慢性病防治知识的交流；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渠道，传播健康保健知识。最后由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负责人对家庭保健员进行考核。
3调查方法：
应用上海市卫生局统一配发的家庭保健员信息收集表，于培训前后对家庭保健员及其家庭成员进行问卷调查。
二 结果
家庭保健员及其成员基本情况
家庭保健员培训前后生活习惯改变情况
家庭保健员培训前后生化指标改变情况
三、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疾病谱、死因谱正在发生变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严重威胁着人民健康，成为公共卫生一重大问题。慢病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实施以健康促进为主要策略的干预活动，降低人群中慢病的危险因素，控制慢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趋势.通过高危人群和患者的早期发现，随访管理与规范化治疗和干预，控制病情稳定，预防和延缓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命质量[1-2]。
本研究结果显示，培训前后家庭保健员的BMI、收缩压、舒张压水平均有所下降， 在吸烟、体育锻炼、食盐摄入等生活习惯方面也有所改善。家庭保健员能够帮助促进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有利于健康教育的深入和慢性病的防治。
家庭保健员来自于社区居民中，经过全科医师规范化的专业知识培训，能够掌握常见病防治知识和技能，能够负担起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和生活指导。家庭保健员是最深入、最基层、最直接进行健康教育宣传和的人员健康生活方式监督指导的非医务人员[3-4]，具有针对性好、作用时间长、说服力强、成本效益比低的特点，是医务人员防病治病工作极其有力的补充[5]。在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参与下，这项以充分社区动员、培养形式多样、家庭保健员管理规范为特点，以慢性病综合防治为主要内容，以家庭保健员带动全体家庭成员为模式的家庭保健员计划是非常有效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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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北京爱普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秘书长景锡南先生，中国保健协会保健品应用推广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韩睿，中国保健协会特约健康管理师、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ACI（美国认证协会）国际注册营养师芦世平先生，内蒙古蒙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石有先生，广西贵港金田路理想健康服务中心谭启超先生及贵港市国税局、老干局、关工委等领导嘉宾出席了启动仪式。
韩睿副秘书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家庭慢病防控行动全面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立足文化自信，弘扬“和”文化，打造“和”健康，以践行人与自然的连接、激活生命本能为切入点，深入推动“中国家庭健康素质教育”，致力于打造“中国家庭慢病防控球状结构体”。国内外经验均表明，生活方式是慢性病的“因和解”，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慢性病发病率可以降低50%以上。在家庭防控中，关键是“中间”，重点抓“两头”。35岁至65岁的人群正逐步进入慢病高发阶段，防控慢病需先从自己做起，当好家庭的“第一健康责任人”。而培养儿童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让慢性病预防做到“关口前移”，养老则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为全人群患病率的4.2倍，老年人作为慢病的主要群体，需得到长期的管理。只要每个家庭不再有慢性病的代际传递，全社会就可以打赢这场慢病防控攻坚战！
作为慢病防控行动事业的倡导者，内蒙古蒙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石有在致辞分享中指出：蒙健坚持“蒙以养正，健康之道，力求根本，源于自然”的企业文化理念和发展宗旨，不仅出产优质的健康生活产品，更自觉担负起民营企业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推广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用尊重自然的态度创造健康人生。我们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践行人与自然的连接，激活生命本能，通过调节自身，消除体内的致病因素，修复受损的机体，用尊重本能的态度创造健康人生。 内蒙古蒙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石有先生在论坛上发言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家庭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1-0116-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1.012
收稿日期：2014-07-17;修订日期：2014-12-07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长江城市群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体系研究”（skqy201419）。
作者简介：贺立龙，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姜召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The Effect on Consumption Enhancement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CHARLS
HE Lilong， JIANG Zhaohua
（School of Economics，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What effect does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NRSPI） system bring on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data from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Questionnaire database （CHARLS） showed that daily household spending of the insured farme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uninsured farmers; the impact of NRSPI on consumer expenditure differed due to different family characteristics. The farmer aged above 60 were more influenced than those aged under 60. The family in poorer health was more influenced. The NRSPI primarily influenced daily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farmers. The highgrad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on tourism， automobile， etc. were not much influenced.
Keywords：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family characteristic
一、引言
我国农村人口约有6亿，提升农民消费水平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农村家庭的巨大消费潜力一直未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除了农民增收缓慢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的养老顾虑，束缚了农民即期消费的积极性，他们对
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担忧使得其将收入用于预防性储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是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为目的，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新农保的实施不仅是为了应对我国农村养老问题，还承载着扩大内需、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任务。
在具体实施中，新农保产生了哪些政策效应？是否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本文将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的截面数据，探讨新农保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问题，并将家庭特征纳入考虑的范围，以细分新农保的消费效应，寻求相应的政策启示。
《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1期
贺立龙，等：新农保的消费增进效应
二、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实证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肖严华把影响扩大内需的因素归为三类，一是社会文化，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三是制度因素，而制度因素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1]。杨河清、陈汪茫运用城镇居民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社保投入对消费水平有较大的乘数效应[2]。刘子兰、陈梦真总结关于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文献成果发现，基于总量数据与家计数据的实证分析大都得出了养老保险促进居民消费的结论[3]。刘远风选取了湖北省50个县域的2009年和2010年的经济数据，构建倍差法模型，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在控制GDP的情况下，通过比较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之间的差异，发现新农保具有扩大内需的显著效果，但对全省整体消费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4]。陈池波、张攀峰对新农保对农村家庭消费影响进行了入户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新农保让生活更有保障，更愿意消费[5]。赵耀辉等人利用CHARLS数据，采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识别的策略，发现新农保政策显著地促进了家庭总消费，但人均消费所受到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6]。岳爱等人使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西北大学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4月开展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调查的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参加新农保后，家庭日常费用支出有较为显著的增加[7]。有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于发现社保支出引起社会储蓄率的下降，抑制投资需求，使资本存量下降，影响经济增长，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与产出显著负相关[8]。王晓霞和孙华臣使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社会保障每增加1%，消费支出下降0.37%[9]。
国外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较多，但很多是借助于储蓄的中间变量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的影响。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利用美国1927-1971年总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对消费函数的分析，估计出美国社会保障计划导致私人储蓄降低了30%-50%，发现社会养老保障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10]。格伦（Glenn）等人将预防性储蓄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扩展到收入的不确定性、生命长度及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发现社会保险、政府最低家庭消费保障等因素降低了未来收入及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减少家庭储蓄，促进居民消费[11]。也有学者分析养老保障对不同人群的消费和储蓄决策影响的异质性，盖维（Gale）指出社会养老保险金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因不同家庭资产特征和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12]。但是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 发现参与养老金计划会增加储蓄，抑制消费[13]。莱默尔（Leimer）和莱斯诺依（Lesnoy ）使用1957-1977年美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社会保障对储蓄基本没有产生作用[14]。
上述文献表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但是，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是否真正促进了消费还存在观点分歧，大多数文献持肯定意见，但也有相反的结论。我国新农保的实施是否对农村家庭消费产生了正面的促进作用？主要影响到哪种消费类型？这需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才能给出具体的结论。同时，我们观察发现，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因家庭特征如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年龄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学术界对此关注较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好地验证新农保的政策传导效果，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依据与现实分析
费尔德斯坦提出扩展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会影响个体生命周期内的收入流，进而对个体的消费和储蓄决策产生影响，社会保障对消费和储蓄的净影响取决于财富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之间的权衡[10]。在一个不考虑借贷约束及不确定性的生命周期消费储蓄模型中，消费、储蓄和养老金之间存在三种不同的关系。当养老保险缴费和收益相当时，不影响当期消费;如果养老保险收益大于缴费，将会增加消费;当养老保险的收益小于缴费时，消费会下降[15]。上述理论为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但是，以之为理论起点，探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家庭的消费影响，还需要基于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新农保影响农村家户消费的作用机理，本文分析如下：当前农民务农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多数农民消费还是比较谨慎，这是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尚不健全，农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以及老年生活比较担忧，他们把当前的收入进行跨时期的分配，以保障自己年老以后的生活，继而出现了储蓄率较高、农村消费动力不足的现象。新农保的实施可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民的老年生活风险，增加消费信心，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其当期消费。对于年轻人，新农保相当于储蓄式的个人账户和政府补助的结合，增加了其未来预期收入，增强了其消费信心，促进其即期消费（当然缴费也可能挤占消费）;对60岁以上的参保老年人来说，参保除了增强他们消费倾向外，养老金发放也会直接增强其消费能力。再者，新农保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总体上提高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产生了扩大内需的效果。
但是，不能因此断定新农保一定会增加农民的消费。农民对新农保的保障功能的判断是一个实证性问题，只有在农民认为新农保的保障有效时，才能提升其消费倾向。新农保个人账户的缴费也可能会挤出部分的消费。新农保到底是挤出农民的消费还是挤出储蓄（即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四、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于2011年开展的全国基线调查。本次调查覆盖了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收集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数据，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体格测量、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消费、资产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符合本文分析的需要。
考虑到新农保在农村开展，本文在基线调查的1万多户城乡家庭中，选择了其中的7700户农村家庭作为考察对象，经过进一步的数据处理，筛除了一些不适宜的农村家庭（如消费支出和收入为负的家庭），最后真正利用的农户样本有6860个。需要说明的是，CHARLS采集的是2011年的数据，当时全国进行新农保试点，有些县属于试点地区，有些县不属于试点地区。本文选择6860个农户样本，并未特意区分“是否属于试点区域”，因而，这一样本既涉及试点地区，也涉及未试点地区。本文着重研究参保行为（是否参保以及参保程度、受益状况等）对不同特征农村家庭的消费增进效应，因而未专门考察样本所受的试点政策的影响。
2.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CHARLS数据库关于消费支出的记载分为不同的种类，本文在设置因变量时也区分不同的消费支出类型。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将采用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形式。之所以有不同的消费种类，一是因为不同的消费支出有不同的支出周期，有的支出一般按月进行，因此，按月份来记载这些支出比较合适与方便，如水电费、通讯费等，而有的支出则按年进行记载比较方便，如保健产品、旅游、耐用消费品等;二是可以看出分类记载的消费支出有不同的消费特点，属于不同的消费层次，如有的消费属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支出，而有的消费支出则属于层次较高的满足享受的消费支出。因此，同时构造、列示和考察不同层次的消费支出对参加新农保的反应，可以更具体地反映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内容是新农保对农村家庭（也可以称为农村家户或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对象的单位是家庭，而家庭中参加新农保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有的家庭无人参加新农保，有的家庭至少一人参加了新农保。参加了新农保的家庭又有差异，其中大多数参保家庭是主要受访者夫妻二人（非城镇户口）都参加，但也存在仅一人参加的特殊情况，这是因为主要受访者的夫妻双方中有一人去世了。不同的参保情况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表1和表2表明，在2011年的调查数据中，6860户人家中有1935户农户参加了新农保（判定标准是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参加新农保），参保的家庭占比为28.21%。在参加了新农保的1935户家庭中，非城镇户口的主要受访者夫妻二人都参加的农户有1231户，占比为63.62%，但也有704户家庭只有一人参加新农保（主要原因是夫妻一方去世），占比为36.38%。
表2初步表明，在家庭日常支出这一项目上，参保家庭一年的消费支出额大于未参保农户的消费额：参保农户家庭一年的总日常生活消费支出的均值为2639.37元，而未参保的农户家庭一年的日常消费支出均值为2488.81元。但是，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如人口规模、经济状况等。因此，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才能得出新农保如何影响消费的结论。
五、模型设置、变量和回归说明
1.模型设置和变量说明
为了考察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的影响，本研究的基本实证分析模型为：
lnYi=β0+β1newsi+（β2Xi1+…+βj+1Xij）+εi
Yi是因变量，代表农户一年的家庭消费总额，在后面的分析中该变量将会因不同类型的消费支出而取不同的数值，lnYi表示家庭总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形式。
news系列是主要考察的自变量，反映农户参加新农保的情况。该变量区分的是一家农户是否参加了新农保，它是一个虚拟变量：至少有一人参加了新农保时，其取值为1，无人参加新农保时，其取值为0;为了考察参保人数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后面还会继续区分家庭中的参保人数来进行回归分析。
Xi则是一组家庭层面上的外生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形式）、家庭人均财富持有量、家庭的人口规模、家庭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家庭完成初中教育的比例、健康状况等。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来源划分为主动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主动性收入包括农业经营收入、非农业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包括政府转移支付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转移支付。农民家庭财富包括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数量很少）、固定资产（生产性的设备以及土地）等。农户家庭规模各不相同，有的家庭人数较多，比如受访者和子女一起居住，有的较少如只有受访者夫妻。家庭人口数会影响一个家庭的总消费支出，通常来说，人口数越多消费支出越高，本文要重点控制的一个变量就是家庭的人口数量。
εi是随机干扰项，表示无法观测到的影响农户消费的其他因素，如消费预期和既有的消费模式等。
本文研究的是新农保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一些控制变量均采用家庭层面的数据，如年龄、教育等。本文将教育这个变量控制为家庭人口中完成初中教育的比例，年龄这个变量控制为家庭人口的平均年龄，即家庭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平均年龄。CHARLS数据库中报告的健康状况均是个人的数据，要把它转化为家庭层面的数据，还要做一番处理。本文根据原始的数据记载，将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自评健康状况）表示为三个不同的健康等级，即差、一般和好，再将一个家庭中不同人的健康状况综合考虑，得到了一个评价家庭健康状况的变量数据。CHARLS数据中主要反映的是家庭中的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健康状况，反映其他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信息较少。但由于受访家庭绝大多数都是两口之家，我们将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健康状况作为评价家庭健康状况的主要依据。
2.回归分析的说明
本文先在整体上考察新农保实施给农民家庭消费带来的效应（是否增进农户消费），然后分析家庭特征因素对这种效应的影响，以观察不同特征的农户对新农保政策的反应程度。具体而言，是在回归中逐步加入新农保和家庭特征的交叉项，以研究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在消费这个项目上所受新农保政策影响的大小。
参加了新农保的家庭，存在参保人数和缴费水平的差异，有些家庭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都参保，有的只有1人参保，参保者自主选择的参保档次和缴费水平也不同。因此，本文考察参保与否、参保人数及缴费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不同年龄段的人可能对新农保有不同的反应。我们认为，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缺乏固定工资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参保者年龄越大，因参保带来的保障性预期对其边际消费倾向的强化效应越明显。60周岁是领取养老金的分水线，年满60周岁的参保者可领取养老金，带来更大的消费增进效应。本文将考察对象划分为年满60周岁和未满60周岁两类人群，将新农保的待遇水平，即年满60周岁参保者领取的养老金水平纳入模型以考察其对消费的影响。
鉴于农村衣、食等温饱问题已获解决，本文考察的消费支出未涉及衣服和食品等项目，而是指邮电通讯支出、水电费、燃料费、交通费、日用品等稍高层次的消费项目。为了区分新农保在不同消费领域的效应，本文也尝试研究新农保对家庭旅游消费、家居和耐用消费品、美容、汽车消费等较高层次消费支出的影响。
模型（1）是在控制了家庭人口数量、完成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家庭人均财富、婚姻状况、家庭平均年龄、健康状况等变量之后，进行OLS回归以考察参加新农保对消费的影响;模型（2）加入了是否参加新农保（new）这个虚拟变量与健康状况的交叉乘积后，考察不同健康状况的家庭对新农保的反应程度;模型（3）、模型（4）是按照家庭参保者人均年龄分段进行的回归，模型（3）针对参保者平均年龄年满60周岁的家庭，模型（4）针对参保者平均年龄小于60岁的家庭。
从模型（1）的结果可知，参加新农保的农户消费支出比未参保的农户的消费支出增加了约10.2%，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农户的消费支出。其他控制变量对消费影响的方向均符合预期，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户消费支出越高;健康状况好的家庭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消费支出高7.84%;年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为负，即平均年龄越大的家庭消费支出越低。有点意外的是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家庭人均财富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没有预期的那么大，这可能和农民收入的低起点有关。
从模型（2）来看，是否参加新农保与健康状况交叉项的系数为-0.134，健康状况的系数为0.120，健康状况差的参保家庭比健康状况好的参保家庭的消费高出1.4%，健康状况差的农户参保对消费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出现这种结果的解释是，健康状况差的农户消费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大，较差的健康状况导致其消费支出更为谨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这种顾虑，使之能更大程度地提升其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其消费支出。
由模型（3）、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年龄这一变量在新农保的政策效果中有重要的影响，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家庭因参加新农保而使消费增加了14.0%，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在60周岁以下的家庭其消费因参保增加了12.0%，两者差额为2.0%，这说明新农保政策对60周岁及以上的农户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60周岁以下的农户。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60周岁及以上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较低，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消费对新农保的反应程度更大;二是即期收入增加，即60岁及以上的参保者可以领取养老金，直接增强其消费能力。综合来看，新农保政策具有维系农民持续消费支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在年老时因收入的减少而出现消费水平大幅度降低的现象，保障了农民的生活水平。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家庭的婚姻状况对消费的影响不再显著，这可能与60周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丧偶的比较多，单身状态时消费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有关。
2.进一步的分析
表4的结论反映参保人数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健康状况这一参数的作用。由模型（5）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只有一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比没有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高出12.1%，有两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比没有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高出13.4%，并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有两人参加新农保的农户的消费支出比只有一人参加新农保的农户的消费支出增加了1.3%，这说明家庭参保人数越多，新农保的政策效果越显著，即对家庭总的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同时，从参保人数与健康状况的交叉项的系数以及p值可知，新农保政策的消费效应因家庭健康状况不同而出现差别，这在两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中表现尤为突出。有两人参加新农保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因参加新农保消费增加了13.4%（两人参保的系数），而有两人参加新农保且健康状况好的家庭因参加新农保消费增加了8.2%（两人参保、健康状况与两人参保与健康状况
的交叉乘积三者系数的加总），差距大且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对仅一人参保的农户而言，其参保消费效应因健康状况不同而不同的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根据相关政策，参保者可自愿选择缴费档次。除了参保人数，我们引入缴费水平这一变量，分析其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从逻辑上讲，参保者缴费多少可能受收入等家庭特征因素影响，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将其视为外生变量，其带来的消费效应仍是复杂的，参保者缴费多可增加安全感而提升消费倾向，但过多缴费也可能损害当期消费能力而挤占消费支出。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表5是就新农保缴费水平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的回归分析，受限于CHARLS数据状况，统计范围限定为参保者为一人的家庭。针对仅一人参保家户中缴纳的保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缴费水平与家庭消费支出存在正相关关系。年满60周岁的参保者可以享受新农保待遇，即领取养老金。享受新农保待遇意味着增强了即
期消费能力，对消费支出有促进作用，我们引入反映新农保待遇水平的养老金领取额这一变量，分析其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表6是就新农保待遇水平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的回归分析，统计范围限定在年满60周岁参保者的家庭。回归结果表明，参保者待遇水平与家庭消费支出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表7是区分家庭消费类型（一类是交通通讯等日常消费项目，另一类是旅游等高层次消费）对比分析的结果。模型（8）
分析的为是否参保变量对旅游等高层次消费的影响。由模型（2）和模型（8）对比可知，受新农保实施的影响比较显著的是邮电通讯、水电费、燃料费、交通费、日用品
等农户日常消费项目的支出。由模型（8）可知，在家庭旅游等较高层次消费项目上，参加新农保的农户的支出仅比未参加的农户高出3.8个百分点，这和模型（2）的结果相差很大，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知新农保对旅游、家具和耐用消费品、美容、汽车等较高层次消费项目的支出影响不显著。出现这一结果的解释是，新农保政策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对较高层次的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支持力度较弱，目前新农保的实施难以起到显著地提升农民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的作用。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全国层面的微观数据，以家庭特征为控制变量，对新农保政策实施产生的农户消费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由分析结果可知，新农保可以增强农民对未来生计安全的预期，提升其消费信心，具有激发农村消费潜力、保障民生、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体有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农村家庭中参加新农保的成员越多，越有利于增加整个家庭的消费信心。此外，多缴费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强化消费者未来生活安全感，促进其消费。因此，在有条件的地区，适当鼓励农户全家参保，有积极的消费提升效应。
第二，新农保对家庭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户的消费支出影响更大。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村家庭成员工作机会较少、收入较低，用于医疗的不确定性支出较多，潜在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同时又受到防疾养老等顾虑因素的束缚。新农保的实施可以减少这类家庭对未来生计的不确定性，起到更大的消费促进效应。因此，应通过补贴、帮扶、救济等手段支持这些农户参加新农保，稳定其生活预期，增加其消费支出。
第三，相比旅游、汽车等家庭高端消费，农户的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受新农保影响更为明显，新农保有显著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但是，旅游、耐用消费品、汽车消费等方面的消费增长前景广阔，除了实行新农保等社会保障政策以解决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民增加日常消费外，更根本的扩大内需之路，仍然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消费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
第四，新农保对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为60周岁及以上家庭消费的影响，要比对平均年龄为60周岁以下家庭的影响更显著，新农保政策在维持中老年农民家庭消费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在一定条件下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发放水平，增加老年参保者及其家庭的即期收入，可以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消费力量衰退问题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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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理论概述
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舒尔茨在《人力资本》中将这种综合能力描述为“人身上的体力、知识、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总和。”他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人力资本投资最主要的就是教育。[1]
加里·贝克尔在著作《人力资本》中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以及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类投资及其产生的收益，为人力资本的性质、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2]
经过舒尔茨、贝克尔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长期探索，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与界定、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贡献、在经济增长中教育投资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计算模型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等方面。
国内人力资本的研究一方面是传播人力资本理论并对理论本身进行大胆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利用它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
目前针对农村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农村人力资本概念的界定、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现状特征、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和建议等理论研究方面，我国的一些学者在人力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定义。本文比较赞同徐丽杰的观点，他认为农村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健康投资、迁移投资等形式形成的、凝结在农村劳动力身上的，以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3]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白菊红运用Mincer收入函数模型对教育和农民收入进行静态考察，得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4]。许能锐、傅国华通过定量研究，分析了海南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对农村人口收入的作用，其主要考虑了教育水平和农村人口的工龄对农村收入的影响[5]。张兴杰、张沁洁通过对12个省份农村的家庭人力资本结构，即家庭规模、家庭成员的年龄和性别特征、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职业和技能掌握因素，与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形成之间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6]。
这些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做出了较好的理论铺垫，但研究内容不够完善。实证研究中对人力资本投资存量的核算因素不统一。
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具有相当广泛的多样性，根据国内著名学者葛玉辉的总结，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至少有以下几种：保健投资、教育投资、职业培训投资、人力迁移投资和信息投资等[7] 。
我们结合农村实际，综合考虑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的各个途径，本文认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形式：保健投资和教育投资两种主要形式。
二、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实证分析
（一）定性分析保健投资和教育投资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关系（图1、表1）
（二）实证研究
1.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是用保健投资和教育投资来度量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所以本文主要分析保健投资和教育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衡量保健教育投资时，将医疗、卫生、衣食住行等项服务计入保健因素中，文教娱乐等等治理活动加入教育投资中，这里的教育既包括正规的学校教育也包括职业培训等。
2. 建立模型
因此本文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Y，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保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X1，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作为解释变量X2，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3. 实证分析
取1980年—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保健投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保健投资的回归分析
从解释变量符号及t值显著性检验可以得出保健投资X1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成较显著正向影响；教育投资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成显著正向影响。
4. 实证结果分析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保健投资存在线性关系，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保健投资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显著影响
（1）保健投资X1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成较显著正向影响。
就个人角度而言，增加其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会增加其健康资本存量，延长其寿命及寿命期内“无病工作时间”，并提高单位时间的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