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建筑节能的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起步晚，技术相对落后，依然存在众多问题。
（一）能耗高且能耗强度大
能耗高是指建筑能耗占我国总能源消耗的比重高，能耗强度大是指单位建筑的能源消耗高。静态看，目前我国既有城乡建筑面积约为400亿平方米，其中的节能建筑面积只有3.2亿平方米，不到总量的1%。截至到2013年末，我国95%以上建筑是高耗能建筑，建筑能耗达到10.5～11.28亿吨，占全社会终端能耗总量的近1/3[2]。与普通住宅相比，大型公共建筑由于外表华丽、大量使用中央空调而消耗更多能源并且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仅建筑用能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就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5%[3]。而且，很多地区的建筑片面追求造型标新立异、建筑空间大，完全忽视能源消耗，成为建筑能耗高且能耗强度大的推手。动态看，我国目前处于建设鼎盛时期，如果按照每年新增16至20亿平方米的发展速度估计，到2020年全国高能耗建筑面积将会突破700亿平方米[4]。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建筑规模和建筑能耗总量还将继续高速增长，建筑将成为最主要的用能增长点。
（二）技术落后且浪费严重
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建筑节能起步晚，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目前，我国北方城市已普及集中供热采暖设备，但由于技术有限，能源在转化和运输过程中造成大量流失和浪费，而且余热利用也不充分。例如，有些地方供热温度过高，用户开窗散热导致热量浪费；有些建筑已经实施了节能改造，但由于分户计量没有普遍推行，导致热能大量闲置。欧洲许多国家住宅的实际采暖已普遍达到每平方米每年耗能6升柴油，这一数字换算为标准煤，大约相当于8.57公斤。在我国，达到节能50%的建筑，每平方米的采暖耗能至少也要达到12.5公斤标准煤，约为欧洲国家的1.5倍[4]。
（三）建筑能源消耗的主要是不可再生资源
随着人们对建筑舒适度要求的提高，使用的家用电器的品种越来越多，使用时间也越来越长，建筑能耗的提高是一个必然。但是，目前我国能源消费的结构是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近70%，可再生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为13%。因而，建筑能源消耗的主要是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我国目前在建筑领域中，对可再生能源利用最多最成熟的技术是太阳能热水器。虽然国家2012年末鼓励分布式发电，但目前家庭能够申请成功的多是知悉该领域情况的专家或爱好者，普通居民受技术、资金甚至没有屋顶搁置太阳能板的限制，申请的很少，总体发电量还微乎其微。
二、我国建筑节能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经济原因
建筑节能既有利于环境保护，也有助于提高个人居住舒适程度。但是，开发节能建筑和节能产品的投资较大，出于经济利益驱使，单纯依靠开发商和消费者的自发行为促进建筑节能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必须依靠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我国节能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鼓励建筑节能的政策本来就不多，实质性的鼓励政策就更少了。对于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即“穿靴戴帽”，以及对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高耗能的家用电器，能效为一级的往往价格高出普通产品很多，节能家电补贴给居民带来的实惠赶不上其他厂家的一个优惠活动，用户往往从成本考虑放弃选择能效高的产品。
（二）管理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是目前我国关于建筑节能领域的两部大法，但前者所涉及的建筑节能领域有限，后者在节能方面的规定甚少，因而建筑节能工作基本依靠上级的红头文件以及行政性考核来推动。虽然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民用建筑节能标准体系，但在法律层面上还未能形成强制性的条文，致使许多不符合节能标准的建筑充斥市场。从管理层面来看，建筑节能涉及部门众多，管理分散，难以形成合力。长期以来，我国建筑节能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机构，建设部虽然已经成立了建筑节能协调领导小组，也设置了专门的办公室协调建筑节能，但建筑节能的综合性强，很多地方缺乏协调能力强的综合性建筑节能管理机构，导致建筑节能工作进展缓慢。
（三）其他原因
谈到节能，多数人认为是政府的事。由于过去唯GDP论，地方政府单纯注重经济的增长，未将节能工作当成一项日常重要工作来抓，更缺乏对节能技术研发的强有力支持。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各种建筑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生，但能耗标准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能耗高能效低就不足为怪了。节能行动实实在在是每一个人的事，但长期以来普通民众也没有对节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形成基本的认识，对节能建筑和产品的了解不够。此外，我国房价长期上涨，相对于高企的房屋价格，家庭用能的定价比较低，多数老百姓对建筑能耗的问题根本不关心，对建筑节能的有关规范、规定也不了解。
三、我国建筑节能的财税政策分析
（一）我国建筑节能的税收政策
1.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1991）规定，对投资北方节能住宅的，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税率为零；投资一般性住宅建设的，实行5%的税率；若用公款修建高标准、别墅式住宅的，按30%的税率征收调节税。1993年，又对北方节能住宅的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9年国家为鼓励投资以扩大内需，下发了《关于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通知》（财税字[1999]299号），决定自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增值税政策。《关于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的通知》财税字[1995]44号文件和《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98号）规定，企业生产的建材产品，若原料中掺有不低于30%的煤矸石、石煤、粉煤灰以及烧煤锅炉的炉底渣（不包括高炉水渣），给予免征增值税和即征即退增值税的优惠。《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号）规定，企业销售自己生产的、以建（构）筑废物、煤矸石为原料的建筑砂石骨料，免征增值税。同时，国家对新型墙体材料产品也给予了一定的增值税优惠。财税[2001]198号文件以及《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04]25号）对一些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给予增值税减半征收的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的一些生产企业，其新型墙体材料产品不达标的，在享受增值税减半优惠政策的问题上，也给予适当放宽。但是，上述政策目前已经进行了调整。《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严格了享受增值税优惠的条件，上述30%调整为60%，而且对上述免征增值税或即征即退的优惠变成了即征即退50%的增值税政策。3.所得税政策。建筑节能的所得税政策主要分散在节能节水设备、资源综合利用所得税优惠条款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规定，从2008年1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企业，从事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取得的所得，实行三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的部分建筑材料，减按90%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对企业购置的节能专用设备的投资，可对投资额的10%进行所得税抵免。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国家对此也给予了一定的政策倾斜。200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的《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我国建筑节能的财政政策
1.专项基金政策。国家的专项基金的政策主要是针对新型墙体材料的。早在1992年，国务院就提出了增加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专项贷款。2002年国家了《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2007年国家了《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二者均对新型墙体专项基金的使用做出了明确规定。《关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建科[2005]55号）和《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建科[2005]78号），对墙改专项基金支持节能省地建筑工作提出了要求。2007年，国家印发《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7]558号）及《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对以节能专项资金方式支持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工作做了有关规定。2.财政补贴和贴息政策。2009年，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节能惠民工程的通知》，对部分节能产品的消费者实施间接财政补贴。具体办法是，中央财政对高效节能产品生产企业给予补助，生产企业按享受补助后的价格销售，并最终让消费者受益。为鼓励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国家出台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主要采用无偿资助和贷款贴息的方式对可再生能源在建筑物供热、采暖和制冷方面的利用进行扶持。财教[2007]558号规定，对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采用合同能源管理形式的，中央财政对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实施贷款贴息50%（地方）和100%（中央）。3.奖励政策。国家对于建筑节能的奖励政策，主要体现在北方采暖地区和节能改造方面。财政部在2007年印发了《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奖励资金的使用范围，并对奖励原则和标准进行了规范。《绿色建筑行动方案》（[2013]1号）要求积极推动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该方案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建筑节能改造，并对节能改造项目按节能量予以奖励。
（三）对我国建筑节能税收政策的评价
1.停征固定资产调节税，激励作用消失。曾经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1991）对节能建筑投资实行零税率，而对普通建筑和高标准建筑分别实施5%和30%的税率。在这一税收政策的激励下，1991～1999年设计建造的住宅较之前建造的住宅节能30%[5]，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虽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投资，但对建筑节能的激励作用却消失了。2.税收政策涉及面较窄。建筑产品从生产到消费涉及诸多环节，需要配套完善的税收体系共同作用以促进其发展。我国目前的建筑产品税收优惠只涉及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切入多为建筑材料和节能设备，对整体建筑设计达到一定标准的建筑商以及购买节能建筑的消费者缺乏应有的税收激励，致使市场主体缺乏节能投资和节能建筑消费的积极性，最终难以对建筑节能工作起到较大的激励作用。
（四）对我国建筑节能财政政策的评价
1.专项基金用途有待明确和扩大。目前，不同省市都在利用地方财政资金对节能重点工程项目加以支持，但专项资金的使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专项基金在使用上不透明，资金和项目做不到公开、公正，即使形成一套完整的节能项目评价指标，也难以对该项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评价。再次，专项基金扶持的范围较窄。由于资金有限，只能对有限的项目通过评审制进行扶持，总体上对于建筑节能产品的开发商和消费者的扶持力度不足。2.财政补贴政策设计不合理。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补贴。政府在设计补贴政策时仅把节能量作为奖励依据，对节能改造工作量、节能资金投入与节能效果对比等综合因素考虑较少。合同能源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促进节能的机制，但目前的政策是，仅对效益分享型合同能源管理实施财政奖励，由于融资困难且补贴范围有限，合同能源管理大范围推广受阻。3.激励政策不到位。目前，我国建筑节能的财税政策多是近十年建立的，而且多停留在法律法规层次，针对性不强，操作性和执行力偏弱[6]。而且，国家制定的与节能相关的经济激励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并且主要针对新建建筑，主要给予供给方经济激励，而对于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和需求方的经济激励不充分，政策效用大打折扣。
四、完善我国建筑节能财税政策的措施
（一）建筑节能税收优惠政策
一般来说，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节能建筑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提供或购买符合节能建筑标准的生产者或消费者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二是对不符合节能建筑标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征收额外的税收来增加其成本，从而达到减少高能耗建筑的生产和消费的目的。税收优惠的方式有三种，即税基式、税率式和税额式。适用税率较低时，常见的如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税基式减免如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企业得到的优惠就没有税额式多。若企业计税依据小，给予税收优惠意义就不如财政补贴大。所以，灵活的税收政策才能让企业切实得到实惠。税收调控的作用，主要是引导市场在节能建筑领域发挥作用。1.对于消费者的税收优惠。（1）房屋卖买环节。契税是消费者购买住房时一次性缴纳的税种，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税种，实行“先税后证”管理，具有较强的调控作用。在消费者购买环节给予契税优惠，能直接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更好地带动节能建筑的发展。如所销售的房屋达到当地建筑节能标准的，可对购买者给予低契税率甚至免契税的优惠。在房屋销售时，可考虑对节能建筑给予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的优惠。（2）房屋保有使用环节。房屋在使用或出租时一般需要缴纳房产税。如果所使用或出租的房屋达到当地节能标准的，可以按较低的税率征收房产税。如果该房屋能效极高，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的，可以免征房产税。同时，可以结合个人所得税综合分类税制改革目标，引入建筑节能改造投资税收抵免机制。如在一定时期内，对家庭实施供热改造或保温隔热改造，甚至购买节能家电，达到规定节能标准的，可凭发票申请一定比例的个人所得税额抵免。节能投资个人所得税的抵免，可以促进民众对于节能产品和建筑的购买，把节能意识深入到个人，并最终促进建筑能效的提高。2.对于开发商的税收优惠。开发商在销售建筑物时，涉及到的税收有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由于土地增值税是对由土地增值引发的房屋价格增加进行征税，对其进行节能减税的理论基础不足。由于开发商为提供节能建筑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可在短期内对能效达到或超过标准的建筑给予一定的营业税减免。采用的方式可以是降低了的税率，也可以是营业收入减计。由于城市维护建设税是附加在应纳营业税额之上，营业税的减免也即同时对城市维护建设税实施了减免。企业所得综合反映企业的盈利水平，企业所得税则是对这种盈利进行调节的重要手段。当市场上节能建筑份额较低时，投资这种建筑可能会大大降低企业的利润，削弱企业的竞争力。此时，对该类企业给予一定的所得税减免，直至市场形成一定的规模，非常必要。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方式很多，如加速折旧、成本加计扣除、降低税率、收入减计、免税期以及投资抵免等。
（二）建筑节能财政补贴政策
利用财政补贴刺激建筑能效提高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例如，韩国对安装太阳能电池屋顶和太阳能热水器的住户，补贴最高时甚至达到安装费的95%。财政补贴灵活简单，见效快且效果明显。财政补贴的方式有多种，但适合节能政策的基本上是直接补贴和财政贴息。1.直接补贴。直接补贴是通过在政府公共预算支出项目中直接安排节能项目支出的财政支持方式。经济利益是市场发育最有效的催化剂。由于节能建筑产品的成本远大于高能耗产品，政府采取一定的补偿措施，鼓励节能建筑的供给非常必要。直接给予节能建筑开发商补贴，可以降低其开发成本，增加利润，进而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开发者预期利润很低时，财政补贴比税收优惠更有利于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节能建筑的供给。政府也可以对节能建筑产品的消费者进行补贴。稳定的需求可以为供给者释放一个稳定的预期。由于消费者对价格敏感，而节能产品价格偏高，此时政府对其给予一定程度的现金补贴，实际上降低了节能建筑产品的价格，税收的替代效应就会发生作用，节能建筑产品的消费需求就会增加。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对节能建筑的补贴采取“退坡机制”。“退坡机制”可以是补贴总额控制，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谁先申报谁先获得；也可以是时间控制，随着时间推延，补贴逐步递减。2.财政贴息。对投资者来说，财政贴息可能是比财政补贴更具吸引力的优惠措施。财政贴息是指企业或个人就某项目进行投资需要向银行贷款时，财政代为企业或个人支付部分或全部贷款利息的财政扶持行为。财政贴息是政策性融资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节能材料、设备的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财政补贴极为有限。通过财政贴息，企业可以向金融机构申请到足额的款项，解决制约节能建筑供给的资金瓶颈。
（三）其他财政政策
政府作为特殊的需求方，可以通过政府采购节能建筑来促进节能建筑市场的发育。一方面，政府采购本身可以节约成本；另一方面，大量政府采购可以给供给方释放未来发展的信号，让市场更有信心。政府也可以设立建筑节能专项基金，专门用于鼓励节能技术的研发、节能建筑的设计等工作，还可以对企业完成的节能科研、技术实施购买，并在全社会推广使用，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建筑节能产品成本的降低。
（四）相关配套政策
关键词：生态补偿；财税政策；路径分析
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一)完善资源税1拓宽资源课税范围。(1)应扩大资源课税的课征范围，征税范围除包括自然资源中矿产资源(非金属矿原矿、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盐之外，应开征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2)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3)将稀缺性的可再生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4)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将在农村占有土地用于非农业生产纳入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之中，对于农民居住用地给予税收优惠，平衡城乡之间土地使用税的税收负担。
2建立多层次的资源课税体系。完善的资源课税体系应该涵盖开采者开发资源、生产者耗费资源、消费者消费以资源为原材料而生产的产品及对其产生的废弃物处置的整个过程。可在各个环节，根据各自的特点，设置相应的税种，形成协调统一、目标一致的资源税体系。(1)在开采阶段，可以设置资源税。引导资源的合理开发，限制在资源开采过程中发生“采富弃贫’’的现象。(2)在生产阶段，设置生态税。首先在生产过程中限制使用稀缺资源以及不可再生资源，对以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进行生产的行为征税；对生产过程中使用替代品行为给与一定的税收优惠。其次根据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限制生产行为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污染，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弯路。(3)对产品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科学地设置消费税税目，对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进行限制或鼓励，通过引导消费行为，诱导消费方向，间接影响资源品在生产中的运用和资源的开发。这种间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果更好。(4)对废弃物的处置征收环境保护税，使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通过税金的形式集中起来，为国家治理环境提供资金保证。通过上述各环节的协调统一，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3合理设计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对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的合理配置可以考虑分两个层次进行：首先以开采量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定额税率，在这一层次主要解决对绝对地租的分配问题。即所有权垄断应取得的收益；然后，再按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比例税率，在这一层面上解决相对地租，即经营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将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从销售数量改为开采量，使企业积压的资源产品也负担税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企业从关心本企业微观效益角度合理安排资源的开发，引导企业珍惜与节约国家资源，避免过度开采。以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使资源课税的税额随着资源的价格的变动而变动，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相互协调，发挥调节作用。
(二)调整消费税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筹措生态补偿资金，应对现行的消费税进行改革。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天然气、液化气、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能源类产品作为应税消费品；把一些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产品(如电池、杀虫剂、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纳入征税范围，达到以较低的成本刺激厂商或个人减少污染。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推动汽车燃油元铅化进程。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适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三)开征环境税在生态经济建设过程中，各国都在努力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税制建设的最佳结合点，环境税收政策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政府的生态环境税大致可分有以下几种：
1对污染排放物进行课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是利用税收政策限制或禁止某些经济活动。主要税种有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等。
2对有污染环境后果和资源消耗较大的产品征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在于通过课税促进企业最大效率地利用能源、燃料和原料，并能回收循环使用，减少废物的遗弃与排放，减轻环保压力，并能节约能源。主要税种有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等。
3对造成其他社会公害的行为征税。如为了控制噪音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危害，针对飞机和工业交通所产生的噪音，根据噪声水平和噪声特征征收噪音税；为减少城市交通压力，改善市区环境开征拥挤税。㈨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在我国开征环境税已经非常必要。目前，我国环境税课征对象可暂定为排放的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对于一些高污染产品，可以以环境附加税的形式合并到消费税中。在开征环境税的初期，为易于推行，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也不宜太复杂。可考虑将现行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发挥税收对环保工作的促进作用。
(四)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将各种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内，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加大收缴力度。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要素成本量化纳入企业生产成本，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优化生态补偿财政投入政策
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补偿资金丰腴程度不同，补偿能力差别较大，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容易实施的手段。
(一)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几个相关问题
1转移支付规模。在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时，首先应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规模，一方面在总量上要有足够的数量保证，解决生态补偿公共支出责任的纵向不平衡和缓解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各地的基本生态补偿公共支出的均衡；另一方面，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有上限，如果转移支付规模太大，超出了合理范围，会在资金分配过程中造成交易成本无谓增加和效率损失。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应使财政收支的纵向不平衡达到既能保持上级政府的控制力，又使损失的效率最小化。
2转移支付对象。中央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需要确定重要支持对象。西部和三江上游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全国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应成为国家财政进行生态补偿的重点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在本级预算范围内确定辖区内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对象。
3转移支付结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情况的加剧，在加大财政调控力度的同时，应优化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以科学发展为主线，注重加强政策引导，着力推进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构建多层次的生态补偿财政分担体系
1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在安排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主要针对全局性的补偿问题，将全国作为一盘棋，通盘考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和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对欠发达县实行税收增量返还和激励性转移支付办法，促进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省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合理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规模，明确投资重点、分配使用原则和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等内容。重点是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支持，关注本省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的落实。设立环境整治与保护专项资金，整合现有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助资金。在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市级各部门明确倾斜性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结合年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安排项目。根据当地排污总量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物治理成本测算，安排补偿资金的额度，原则上应按上年度辖区内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定比例安排补偿资金。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区生态环境项目设立地方补偿资金，并可在补偿计划上单列出对物权受限人的补偿。设立这种多层次的补偿资金可以对地方环境保护起到刺激作用，同时形成上下多层的互动机制。
3建立乡镇财政保障制度。首先，针对由于分税制改革带来地方乡镇财政收入减少的现状，县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足乡镇生态补偿资金缺口。其次，针对部分乡镇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做的牺牲，县财政应将增加生态保护补偿预算资金，列入每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投人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应根据不同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财政补偿投入政策，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大对环境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补偿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公共资金。
(三)建立财政补贴、财政投资有机融合的财政补偿机制
对于外部效应较大的公用设施、能源、交通、农业以及治理大江大河和治理污染等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和领域，财政投资应采用直接投资方式进行，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对于收益率较低的生态保护项目，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应采取财政补贴方式，使这些项目的收益率能够有利于调动投资者参与生态保护项目的积极性。财政补贴的方式可以直接的补贴方式支付给投资于生态保护和生态维护的项目或投资者，也可以隐蔽的财政贴息的方式提供补贴，或者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提供补贴，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三、建立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配套措施
(一)完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各种法律规定散见于一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生态补偿的基本法律或行政法规，以对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主体、对象、范围、标准、方式、资金来源等作出总体性规定，而且，现行的生态补偿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生态补偿政策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策与法律相比缺乏安定性、连续性与强制性。
要解决生态服务提供者与受益者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问题，应该尽早实现在生态补偿领域国家层面的立法，明确补偿主体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创建和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其主要内容就是从法律制度上确立由生态服务功能的受益者支付生态效益的相应费用，解决无偿享有生态服务或环境效益的问题，并弥补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损失。同时，在法律上进一步完善由生态环境的破坏者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负外部性或将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并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重罚，提高违法成本。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法律制度作为必不可少的“硬约束”，在生态补偿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建立多层次生态补偿资金渠道
除了通过生态税收筹集生态补偿资金外，应使生态补偿资金多元化，为生态补偿提供充足的资金。
1推行绿色金融贷款。合理利用信贷资金，引导信贷资金支持生态补偿项目；有效利用国债这一有利的筹资手段，动用社会闲置资金进行生态补偿，解决资金缺口问题；考虑发行中长期特种生态建设债券或，筹集一定的资金；提高金融开放度、资信度和透明度，保持投资制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创造良好的条件，积极吸引国外资金直接投资于生态项目的建设。
2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对新建或正在开采的矿山，应以土地复垦为重点建立生态补偿保证金制度。所有企业都必须在交纳一定数量保证金后才能取得采矿许可，保证金应根据每年生态损害需要治理的成本加以征收，要能满足治理所需全部费用。保证金可以通过地方环境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征收上缴国家。也可以在银行建立企业生态修复账户、政府监管使用的方式交纳。若开采企业未按规定履行生态补偿义务，政府可动用保证金进行生态治理。
3建立生态补偿与生态保险协调体系。针对生态风险引入生态保险，建立生态风险分散机制，并通过生态保险筹集生态补偿资金。生态保险在保护参保双方利益的同时，对由于环境污染给受害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并对保障生态安全的措施进行补充拨款。保险机制可以成为使生态环境损失大大降低的风险调节器与管理手段。这种直接的经济激励机制的应用可以作为对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调节的传统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的有益补充，也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得到实施的生态经济手段。生态保险实质上不仅是用来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对投保人来说是生态环境损害的预先安排，保证生态损失发生后能够有效消除损失。
(三)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
为加强排污费的管理，应完善排污费的核定、征收、使用各环节的规章制度，并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排污费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污染者排污的种类、数量和排污费数额进行核定，地税部门负责代为征收，银行入库，财政统管，从根本上解决环保部门吃排污费的问题，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的新机制。
(四)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社会参与和统一操作平台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广泛参与，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配合和相互监督。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引导、市场机制有效配置、法律法规的约束、伦理道德的规范，建立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构建相对统一的政策运行和协作平台，保障我国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得以有效实施和完善。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个国家针对一些特殊情况，而采取了暂行的或过渡性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财政的需求管理，又有利于财政的需求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核心和内容都是围绕激励需求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消费需求不旺，还包括供给需求结构不合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克服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代那种以国债投资为主的单一的财政支付手段。而稳健的财政政策能够采取综合性的财政手段，如：财政补贴与政府性基金，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资产转让、保值、增值、财政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税收、国债、行政事业性收费、税式支出等。实现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实现中期的目标——解决“三农”问题和就业问题，还可以实现远期的目标——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全面发展。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一）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1）控制财政赤字。截至2003年，我国政府赤字达291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2.5%，超过了一般的警戒线。从2004年开始，财政赤字有所下降，但是离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2）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深化改革才能科学发展；改革需要财政支持、付出成本；改革产生效益，增加财政收入。（3）调整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城乡结构、供需结构，尤其是实现农、轻、重结构，这是战略任务，是财政收入的源泉。（4）增收节支。这是长期的财政方针，我们决不能实行一边任意扩大支出，一边随意减少收入的自杀政策，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二）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是重在温室保养与保重，维持旧的状态，不求改革，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它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实行民主理财、法制管财、公开用财、实行征信制度。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
（二）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应在5年内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规划，其中财税法律占8件，约占10%.然而时过两年了，却还没有一件财税法律出台，面对基本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财政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加快步伐。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政策，又是推进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方针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远不如稳健的财政政策更为重要。而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与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拍即合。公共财政既能完整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又能全面体现政府的职能[1]，还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运作，因而更有利于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更有利于调节国家与社会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获得良性循环发展。比如：从2005年起，财政部对去年超收的5300亿元的财政资金的计划安排，就充分体现了稳健的财政政策与公共财政的关系。按照财政部的安排，在5300亿元中，中央可支配的是2250亿元，在2250亿元中，1050亿元将用于退税，405亿元用于退耕还林，还有增加对农民的扶持、减免农业税需要158亿元。在社会保障方面，增加100亿元的社保基金，总共是166亿元。此外，转移支付、扶持中西部需要332亿元。同时，还要拿出200多亿元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剩下的138亿元将用于国防事业，还有一些主要用于救灾和救济等方面[2].这表明了财政分配的公共性和公开性。
四、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这三个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一）全国性的财税法律的修订和制定
1.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我国加入WTO已经3年了，WTO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但上述法律和法规存在严重问题：法律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很大（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资紧，外资松）；实际执行中名义规定的优惠少，实际中的优惠多，显失公平；与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私人企业所得税不衔接。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也不能迟延。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已经经历了1991年和1999年两次修订，但该法的基础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格局。对个人生计扣除标准还是%/$&年规定的每人每月扣除300元，这显然过时了；名义税率偏高，“灰色收入”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补进；内外资企业人员征收不统一；有些省市已修改了税率，全国各地执行不一。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税种的调节作用，必须抓紧在
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续。3.制定《反洗钱法》必须安排。进行反洗钱斗争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伟大形象的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洗钱体系，使我国反洗钱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就必须制定《反洗钱法》。《反洗钱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通过《反洗钱法》的制定，可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据统计，目前我国有3000名逃往国外的不法分子，带走了500亿元的资金，造成了我国财政、金融资金极大流失，也是一个很不安定的因素。
4.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必须及时跟上。这是调整我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财力上发展差异的需要。可以通过“税收返还”、体制、结算和专项补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财力分配上的倾斜政策，达到均衡发展的法律规范化要求，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财政法律制度。此法预计在2006年出台。
5.《预算法》的修改必须按时完成。《预算法》是财政法的基本法。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不足，当前，需要把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加上去，把近年来预算制度的三大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进去。现行《预算法》对违反预算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太笼统、处罚太轻，必须改变。预算制度的修订最好能在2006年出台。为了保证《预算法》修订的按时完成，采取中改的方法为好。
6.起草制定《税法通则》必须毫不动摇地进行下去。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曾先后纳入“八五”、“九五”、“十五”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已经作了相当的论证和起草工作，对它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都讲了很多道理，但就是遇到了思想上不很统一的问题，困难较多，从而出现了时续时断起草的局面，现在是立法机关下决心的时候了。只要立法机关坚定而又坚持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立法路线，笔者相信，《税法通则》可以在！""）年拿出来。[3]
7.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备法律程序，为统一城乡税制作好调查研究和立法准备。从1999年起，我国开始了“费改税”的重大改革，2001年至2002年，全国在20个省市农村试点税费改革，2003年全面开始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规范的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三个确保”和城乡税制统一，以保证“三农”长期的、稳定的发展。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总理宣布了从2004年起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无税赋，取消农业税只是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一步，并且还要完备法律程序。因为我国的农业税收条例是经过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颁布的，这次取消农业税同样也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批准程序。第二步是按照城乡统一税负公平原则，在取消农业税的过程中，要做好统一城乡税制的测算和试点，把取消后的农业税改为对农业、农民征收商品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是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商品流转税，这实际上是把土地变成了生产要素的商品流通，从而使农民对原来农业税的负担产品商品化、市场化了，这样做既解决了原来的农业税无起点、无成本扣除、大大高过城市居民所缴纳的商品流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负担问题，又可以实现城乡居民真正的税负公平与税负平等。
（二）全国性的财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订
1.进一步改革流转税并实现增、消、营税收条例的正规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后，现行流转税类的三大主体税种，占每年税收收入总额的$"，以上。从今年起，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即对购进机器设备进行抵扣），并将首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试点总结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消费税要扩大征税范围，调节税目和税率。营业税要稳定和完善。这三种税在当年都是以国务院的《暂行条例》形式规定实施的，经过10年的执行，在这次深化税制改革，调整、补充、修订后，完善了政策，增强了刚性和效力，建议国务院分别以正式条例公布，不再用“暂行”二字。
2.深化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必须制定统一的出口退税条例。国务院于2003年10月13日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充分肯定出口退税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指出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是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税问题十分严重。据估计，全国拖欠企业退税额达2500亿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效益。此后，财政部积极通过库款调度和增消收入、增量超收安排等方法，已基本上还清了老账，有效地解决了出口欠税这一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4]为了建立切实可行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的新机制，进一步规范企业产品出口行为、财税部门退税的管理行为、海关和外汇部门的服务行为，必须把《决定》具体化为条例，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参与，规范和制定出口退税条例（即行政法规）。其内容应当包括出口退税的性质和地位、出口退税的体制和原则、退税的决策和调整机制、管理机制和服务机制、退税的资金来源保障机制、退税的程序机制和法律责任。
3.改革房地产税、制定《物业税条例》。用物业税代替房地产税制的改革，虽然属于地方税收体制的改革，但必须由国务院统一制定物业税行政法规。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和政府规定，直接涉及房地产业的税费达）种以上。如内资企业及个人的房产税和外资企业及个人的城市房地产税（或房租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农村耕地占用税；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房屋的买卖、赠与、典当、交换时订立契约的契税、涉及房屋产权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印花税、营业税中的销售不动产税、个人所得税中的房屋租赁收入税等。还有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涉及房地产税内容。房地产税还涉及尚未但可能要开征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均涉及房地产的问题，目前的土地出让金费用也不低。如果把房地产税视为财产税，还包括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等。总之，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存在税费不分，内外资税负不公平、不统一，税种繁多，重复征税情况普遍，负担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要求等弊病。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并应以此为契机，系统建立我国房地产业或财产业税收体系和征管体系，加强研究，适当提高房地产业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按照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实行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的要求，开征物业税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条件是开征物业税所必须的：（1）对不动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等产权要明晰，对存量要有正确的统计和估价。（2）清理整顿房地产业评估市场，进而搞清现行房地产市场的弊端，建立我国自己的物业课税价值评估制度体系。（3）科学测算和确定人均免征税价值，确立调整税种的主体，按用途分物业税的征税对象，可分为自用房地产类、他人（非使用）房地产类。对自用房地产的征税价值要低于他人（非自用）的房地产税价值。（4）建立和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与建立财产类税制通盘考虑、同时进行，或者当作改革和建立整个财产税制的一部分进行。
（三）地方财税立法和执法
按照集中税权、适当分权的原则，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适当放权的情况下，扩大地方立法权限和增强地方自主性是十分必要的。其内容主要包括：
1.注意地方的财权和税权以及地方财税体系制度的建设。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限以及全国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完善地方税种。从体制层面来说，1994年实施的新税制，除中央税、共享税外，归属地方税收管理的税种十几个，在这次深化税制改革中，按照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有的要取消，有的要合并，有的要适当调整，有的要重新设立。
2.注意地方税收与土地资源管理的关系。地方税收制度与土地资源管理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地方税收制度中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农村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农牧业税等税种的纳税对象或者说征税客体是土地，没有土地资源及其收入，我们就没有征税的对象和客体了，也就很难有这些税种的存在了。二是这些相关税种的开征，其目的和土地资源管理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管理得愈好，相关的税种就愈有前途，愈重要，愈能发挥作用；税收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参与土地资源的管理，也起着保护土地资源和调控土地资源的特殊作用。三是相关的地方税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又能更好地支持和保护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建设。我国不久前完成的普查（自2000年8月起至2001年3月31日止）也是对中国土地使用税税源的普查。
3.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财税工作的重点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执法。按照我国的财政体制，中央集权、地方适当分权的原则，立法权和财力分配权集中在中央，对地方来说，重点在对法律的执行和对财力的使用。所以，地方在执法和财力使用过程中，比较多的是针对具体情况采取具体措施，完善规章制度，检查落实，确保实施的效果。
另外，财税之间、财税与金融之间、财税金融与经济制度及经济立法之间的交叉层面也是很明显的。为了推进稳健的财政政策，还要注意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财政立法与金融立法相协调，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对此，笔者认为，在新的政策、新的经济关系、新的经济秩序的变化面前，既要着力总结现有法律制度中行之有效的交叉规定，又要注意预测和研究将要产生和发展的新的交叉规定。
如果说人类社会总是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系统中循环往复、不断更新的良性循环中生存和发展，那么我们曾因一个时期对交换（流通）重视不够出现过梗塞，但在大力发展交通、信息、市场经济后，这一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我们也曾因一个时期对消费重视不足，出现过消费滞后，但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扩大内需政策的形势下也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然而对分配这个环节，至今在认识和行动上还做得很不够，无论分配采取哪种形态（包括五种形态即价格分配、财政分配、信贷分配、按劳分配、按资分配），但财政分配至今还起着主导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一届政府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全局的安排和部署，这无疑是切实解决分配问题的一道曙光，也为完备我国财政法制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注释
[1]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完善政府职能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2]见《金融时报》2005年1月15日
2009年，全国非税收入规模为8996.71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1%。可见，非税收入已经成为财政收入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税收收入不可或缺的补充形式。从总量上看，非税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其地位日趋重要，尤其是在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宏观调控，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一、非税收入管理现状与原因
1.非税收入的管理体制与管理办法存在混乱
非税收入在财政部门管理过程中，仍然除以一个规范化的过程中。目前，基本明确收费的批准权限是地方政府，有财政和物价部门来管理项目审批和制定收费标准。整个过程缺乏以有效立法形式确认的正规程序。这造成实际工作中仅有一部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中，大部分非税收入财政管理的视野之外。
2.非税收入票据管理弱
票据是资金运动的会计表现形式，各项收入对应着相应的票据，各项支出也是对应相应的票据。如果票据管理规范，如票据领购、发放、使用、保管、清算以及销毁等程序明了，各种挤占、挪用、截留、坐支行为就会从根本上杜绝。现在政府部门使用的非税收入票据主要加盖财政部门印章。由于缺乏监督部门，非税收入票据与税收票据相比较而言，管理上缺乏规范性与统一性。另一方面，非税收入票据种类繁多，多达百种，给管理上造成不变。
3.乱收费现象严重
一般将乱收费称之为第三次收费，因为这些非税收入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征得相关部门正式批准，凭借其行政权力和垄断优势而取得的收入。这些收入既没有纳入预算内，也未纳入预算外收入。目前乱收费现象比较严重，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是对正常市场秩序的严重干扰，导致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紊乱。这不仅加重了企业和公民的负担，而且也对政府的声誉产生影响，削弱了政府的调控能力。
4.监管乏力
虽然纪检、审计、财政等在各自的职能范围行使监督权，但配合不力，单兵作战，有些无复检查，使被检查单位疲于应付;有些又成监管死角，监管不到。就是财政内部也协调不力，非税征收管理机关管征收，业务科(股)室负责对归口财务管理单位的财政专户资金支出的审批，国库科(股)室负责拨款。三者之间容易脱节，执收单位从非税征收机关领取票据进行收费，但不向非税征收机关报送收入进度报表，要直到执收单位来缴销票据时，非税管理机关才能知道执收单位收了多少费，是不是及时缴存财政专户，也不得而知，除非时常去执收单位检查;国库科(股)只是按执收单位缴来的资金记账，也不知道执收单位收了多少费，是否坐支、挪用，也监控不到，负责支出审批的科(股)就更不会监管执收单位收缴情况了。
二、非税收入管理现状分析
非税收入的管理存在问题颇多，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观念不改，认识不到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单位对非税收入的财政属性缺乏应有的认识，认为非税收入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归部门所有，把预算外资金视为单位自有资金，不是财政收入，政府不必调控，财政无须管理。目前，仍然实行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在资金使用上，仍然是谁收谁用，无须编预算，无须审批，就是财政部门对这部分资金使用进行审批也流于形式。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已实行收支两条线纳入了一般预算管理，不与单位支出挂勾，一些执收执罚单位就消极怠工，该依法执收执罚的也不执收执罚了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观念没有改变，认识不到位”所造成的。
2.相关法制不健全
政府规范性文件是非税收入管理规章制度。从目前整个非税收入管理来看，从立项、定标、征收到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各个管理环节，还没有一套完整、统一、规范、系统的法律法规。因此，非税收入征管和使用随意性较大，项目合规性和合理性受到质疑，并且存在“自收自支、多收多用”现象。
3.多头管理效率低下
目前非税收入存在着多头管理的情况，其中税费管理权限贵财政部门和物价部门，两个部门的管理重点又各有侧重。如立项权贵财政部门，但收费标准归物价部门。看似分工合理，但问题颇多。由于，财政部门无定价权，因此无法体现出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主导地位。
4.激励机制缺失
非税收入金额小，征收对象复杂，所涉及部门数量繁多，收入项目与环节又比较多，相应管理水平滞后。更重要的事，激励机制缺失。从目前现实情况中，可以发现，部分收取非税收入单位缺乏主动性，对一些非税收入的流失，缺少主动干预，主动核实的动力。这可能是非税收入与本单位收入之间缺乏有效联系，丧失了收取非税收入的主动性。
三、对策与建议
1.在核算手段上，要实现复式预算
非税收入必须纳入预算管理，这就要求规范一般预算收入项目。例如，公益金收入和部分在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必须纳入到预算管理之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是政府非税收入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单独编制相应的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反过来，可以利用这些非税收入来帮助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需求问题。
2.票据管理要严格
首先，票据权限必须明确，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统一管理。财政部门应该学习税收部门统一非税收入的票据，从格式到内容，建立起专用非税收入票据管理体系，除特殊情况，应要求下属部门尽可能使用通用票据。经过一个过渡时间段后，要求下属部门必须使用通用票据。其次，落实票据管理职责。政府行政职能包括票据管理，相应管理机构应该履行好自身职责，消除票据管理中可能存在的商业化行为，从票据源头控制非税收入的流失。最后，强化票据管理监督职能。票据管理部门应该对下属部门领取票据使用情况进行核实，确认票据使用过程中不能出现一些纰漏，如，遗失票据，票据造假。对发现的问题，必须落实责任，严惩不贷。
3.非税收入管理的监督要到位，注意部门之间协调
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拥有了解非税收入管理的权力，各级人民政府应主动接受他们的审查和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委托审计部门对非税收入进行必要审计，并经审计情况报人大常委和纪检部门，这就要求这些部门之间协调一致，避免多头管理出现，为非税收入管理水平提高提供足够支撑。其中财政部门要财政部门要当好非税收入监管的主角。
4.在技术手段上实现管理信息化
非税收入，游离于体制之外，与非税收入管理技术手段落后是密切相关的。这要求在提高非税收入管理水平时，必须提高技术手段，譬如，利用现代网络手段，从管理信息系统入手，结合非税收入本身特点，开发非税收入主用系统，实现财政与银行、执收执罚单位、财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的联网，方便主管部门全面监控非税收入的收缴使用情况。
四、结束语
非税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非税收入管理弱的局面无疑会降低非税收入的作用，因此，应该明确在非税收入上的权力划分，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实权划分，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贯彻落实转移支付制度。同时，政府应该在非税收入管理同时，用好非税收入，切实提高非税收入的利用效率，这反过来会促进非税收入管理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2]管永昊.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现状及其规范管理问题研究[J].宿州学院学报,2007,(6).
关键词:文化产业;政府;作用
一、文化产业的界定
“文化产业”(CulturalIndustry)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他们主要从批判的角度理解“文化产业”,认为文化产业是商业资本对大众娱乐和媒体的垄断,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手段。目前,对于“文化产业”比较权威的定义主要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的定义: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是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为主体对象,从事其生产经营、开发建设、管理服务的第三产业。这一定义概括了文化产业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文化的属性;二是产业的属性。
二、政府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因分析
(一)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价值引导。
文化产品的效用主要决定于其精神内容或思想感情内容的社会属性,取决于它对人们精神需要或思想感情需要的满足程度。文化产品的内涵有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健康与腐朽之分,因而大部分文化产品的思想感情或精神属性表现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因此,同一种文化产品,对于立场、观点、情趣不同的消费者,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文化产品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任何政府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总是积极宣传合乎自身利益的文化产品,而努力抵制与之相对的文化产品。
(二)文化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大多数文化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者往往不愿为消费付费,即出现强烈的“搭便车”行为,使文化产品的供给者难以收回自己的成本。可见,文化产品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市场难以实现最优供给,政府需要对文化产业进行分类指导,包括通过财政投入,保护文化资源,扶持公益部门,引导、鼓励社会各方面参与兴办民营文化产业并对公益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给予必要的扶持。
(三)外部性决定文化产品必须要政府提供
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就是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益而又无法向后者收费的现象;负外部性就是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损而前者无法补偿后者的现象。文化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它涉及到诸多社会和价值方面的问题,在文化消费中不知不觉地向消费者传递和渗透文化产品所内涵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人生理念等,从而具有广泛的外部性。优秀的文化产品,会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生活,启迪思想,丰富美感,解除疲劳,满足多方面的精神需求。
三、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设计
(一)转变政府职能,由“办文化”到“管文化”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把对文化企业的具体的、微观的管理转到宏观管理上来,将经营权、人事权、管理权、收益分配权等下放给企业,调动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政府将精力重点转移到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出台各项扶持措施,培育文化产业发展市场,对文化产业进行有效监管上来。同时,积极培育文化产业行业协会等文化中介组织,推进文化产业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行业协会作为文化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完善各项产业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对于刚刚起步的文化产业来说,函需予以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
1.建立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政府应每年安排一定专项资金,采取担保、贴息、奖励、资助等形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资金数额可暂安排每年一定额度,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力增加,不断扩大专项资金数额,并逐步实现按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列入预算,以实现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2.调整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
对文化产业涉及到的税种,在政府的职权范围内予以税收优惠。包括:新办文化企业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试点文化集团的核心企业对其成员企业100%投资控股的,可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在境外提供文化劳务取得的境外收入不征收营业税、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列入政府鼓励范围的文化企业,凡符合国家现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可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从事信息服务业的企业,可享受信息服务业有关优惠政策;公益性单位等举办文化活动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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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本文对国际上通行的吸引FDI的财税政策及实践进行了综述，并且对具体的财税政策进行了评析。认为：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的确可以极大地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国际避税地的建立对吸引外资和繁荣本地经济同时发挥作用；税收优惠政策中的投资抵免政策、加速折旧政策、产业和技术奖励政策能够发挥较好的作用，其他政策在目前以及今后都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财政补助政策具有针对性，目的性强且实施效果较好。 【论文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税收政策政策 财政补助 一、国内外研究状况与评述 国外有关吸引FDI的财税政策的研究有很多，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财税政策的有效性的评估研究。大多数文献旨在探索财税政策在弥补经济环境中的障碍时所发挥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作用。在50年代和更早时候，有些人试图使用投资行为新古典理论中公式推广的资本-成本方法来进行评估。他们认为，投资激励措施的作用是要促进投资的增加，尽管增加的数量很小。在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资本成本的方法被用于考察投资激励的作用。即财税激励对投资的影响作用很小，甚至毫无意义。也有人认为，虽然财税政策不能绝对影响一外国公司投资地的选择，但是，一旦外国公司的粗略投资位置确定下来，财税政策将会极大地影响其精确投资地的选择。可见，国外大多数学者首先认为财税政策对吸引FDI确实具有影响力，分歧主要在于影响力的大小。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丰富，大多数文献都认为财税政策能够显著地影响FDI的流入。魏后凯（2002）、李宗卉和鲁明乱( 2011年)、均认为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的财税政策，对吸引外资起了重要促进作用。陈利霞和王长义(2005年)通过建模分析，从博弈论的角度简要论证税收优惠的内在激励性。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术界认定财税政策对FDI的流入具有影响，国外关于吸引FDI的财税问题的研究开始转为对吸引FDI的具体优惠激励措施研究，主要侧重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免税期与附带的亏损结转抵扣期是发展中国家最普遍采用的激励措施；第二类最为常用的是凭投资规模而定的激励措施，如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第三类最为常用的激励措施是对进口设备和机器免征关税或其他进口税收。免税期被认为是一种糟糕的税收刺激，事实也是如此，许多外资企业在免税期结束后就会选择撤资或重新注册新公司，那么“免税期” 的税收激励就没有发挥预先设想的作用。与免税期相比，税收抵免或投资扣除以较低的收入成本鼓励了长期投资。我国学者陈亚雯（陈亚雯，2005）运用新古典投资理论，通过利用资本品的租赁价格把税收政策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引入投资函数，研究税收政策（主要为边际税率和投资补贴政策）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她认为应加大使用加速折旧和投资抵免的力度，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形成有效的经济激励制度。牛泽厚(牛泽厚，2003)在其论文中论及税收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指出用税收敏感度来衡量所得税和财产税政策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程度。如果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敏感度强，东道国可以实施税收优惠，但要提高优惠效益，而且保持适度，确保东道国税收收人与引进外资的均衡发展。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财税政策实践及评析 1.避免国际重复征税 国际重复征税这一世界经济现象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越来越严重，它给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个人和企业带来许多麻烦，更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对此，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纷纷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和缓和国际重复征税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普遍做法是积极与各国签订避免重复征税的税收协定和建立自由贸易区。 (1)国际税收协定 国际税收协定是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重要方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避免对同一笔跨国所得重复征税，经过谈判签署的一种书面协定。对于没有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既要在东道国纳税，又要在本国纳税，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会由于被“不合理”的征税挫伤。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后，虽然政府可能会损失一部分财政收入，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作为东道国可以获得较以往更多的投资，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部分社会效益是损失的财政收入远不能及的。 (2)国际“避税地” 避税地又称“避税港”，是指对收入和财产免税或按很低的税率课税的国家或地区。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流人，繁荣本国或地区的经济，弥补自身的资本不足和 改善国际收支水平，吸引国际民间投资，在本国或本国的一定区域和范围内，允许并鼓励外国政府和民间在此投资及从事各种经济贸易活动，同时对在这里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给予免纳税或少纳税的优惠待遇，也可称为自由贸易区。 “避税地”的建立不仅可以获得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大有促进。随着各国经济贸易活动在“避税地”的开展，当地的金融、仓储、通信、交通等行业将随之带动起来，同时增加就业机会。 2.提供财税优惠 目前，发达国家极力反对对外资的财税政策，认为提供一个稳定透明的法律和管理体制更有利于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但发展中国家不像发达国家，即便采用高税率政策也会有外商前来投资。发展中国家必须利用优惠的财税政策弥补他们税基贫瘠、投资环境差的不足；而发达国家多采用对鼓励行业或投资地实行财政补贴的方式，并且正在逐步取消对外国企业的税收优惠。 (1)税收优惠政策 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吸引FDI的税收优惠措施主要包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免税期、费用加倍扣除、低税率、减免税、亏损结转、再投资退税和产业或技术奖励。税收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间接补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在获得投资的基础上，又根据东道国实际经济状况和产业政策等设计一些特殊目的的税收优惠。其中，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一般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两类政策除了既定的投资额以外，还可能继续增加新的投资额。免税期、减免税和低税率普遍被认为是最失败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各国的税法中都可以见到这几种优惠政策，而且使用得十分广泛，几乎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都可以享受到。不少外商投资企业在减免税期满后，就撤走资金或重新注册公司。因此这几种税收优惠政策成为理所应当的优惠，也就无法发挥吸引外资的作用。费用加倍扣除和亏损结转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打动外商投资企业。但从实际运用看来，倒成了外资企业避税的有效手段。据研究表明，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两类税收优惠政策，将利润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出去，实盈虚亏。再投资退税和产业或技术奖励的使用范围不是很广，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在吸引外资方面，作用有限；主要是能够减轻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负担，增加其继续经营的信心。 (2)财政补助政策 财政补助政策主要包括债务担保或补贴、对生产要素的补贴和培训项目补助和为改善投资环境的财政投资。债务担保或补贴是指政府出面为外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但多数为限定产业投向或鼓励类项目。对生产要素的补贴和培训项目补助主要是指对土地、水、电、天然气进行补贴。这在许多时候成为决定投资花落谁家的关键因素。投资环境的好坏始终是影响外资进入的重要因素，许多国家和地区因此对改善投资环境都是不遗余力，为改善投资环境进行财政投资。主要表现为对软环境的改善和硬环境的建设。从硬环境方面看，主要表现在财政向基础设施如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软环境方面主要表现在对人力资源的培训支出，及对教育的投入增加。 财政补助政策可以看作是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补贴，具有针对性，目的更加直接，效益更加明显。从目前看来，使用税收优惠来刺激投资的方法已经运用到了极致，它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而财政补助的政策无论从财政支出角度，还是吸引外资的数量，都优于财税优惠政策。因此，可以断定，今后各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将减少税收优惠政策的使用，加大财政补助政策使用的力度。
关键词：振兴东北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
一、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上，应采取整体与区域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讲求实效、彼此有别的政策取向。
（一）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与宏观的积极财税政策比较
1.实施范围不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仅实施于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区域，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我国以往的积极财税政策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虽然也有优先发展某一区域的特点，但更加注重的是优先发展某一行业领域，如基本建设领域。
2.理论依据不同。由于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是一种财政支持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协调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它的理论依据是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满足公共需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满足私人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现实障碍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公共物品的缺乏。在东北地区实施积极的财税支持政策用以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前提之一。
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完全是财政支持政策。虽然在实施近7年中，它顺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并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财政支持，但是它实施的初衷却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因此，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税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而没有大规模地实施减税政策，因而还不能严格认为是扩张性财税政策，只能谓之积极的财税政策。
（二）在东北实施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1.政策连续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仅2年。国家推出的两批振兴东北的项目刚刚起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也只是初见成效，如果不能继续对东北地区采取财政政策倾斜，可能造成的后果是：（1）在建项目无法顺利完工，造成“半拉子”工程；（2）振兴东北整体战略的搁浅。这将使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得到振兴，而且国家前期投资也将付之东流。因此，从政策的连续性考虑，还应该在东北地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2.贯彻“有保有控”方针的需要。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的转变是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其基本的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把握“有保有控”的原则。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利、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
3.发展经验和现实财力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积累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财税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东南沿海地区在20年间成为中国经济的“隆起”地带，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国债投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财税政策工具的使用日臻成熟。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采取积极财税政策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此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税收收入的超额增长也为振兴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现实财力空间。
4.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的示范效应良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固定资产更新财力不足问题，是制约经济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实行，一方面为试点的行业的固定资产更新补充了资金；另一方面还对全国有示范作用，而且在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与示范作用。
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制度安排
为了有效地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在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应有所侧重，点面结合。“点”即政策支持的行业领域：“面”即政策支持的地区区域。
（一）扩大财税政策的支持范围
1.应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综合性工业城市，如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工业城市；二是煤矿、石油城市，如阜新、鸡西、大庆等资源型城市；三是森工林区，如伊春及其他林业局等；四是农村地区。前两类主要是工业城市，后两类主要是农林地区。从国家财政支持的区域来看，近2年来对东北地区的财税政策支持主要倾斜在上述的前两个区域，即综合性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其中以综合性工业城市享受到的优惠最多。资源型城市则由于资源禀赋原因，直到21世纪初还承担着国家计划任务，一直处于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地位。据统计仅黑龙江省自1952年以来，由于初级资源品的低价调出与工业制成品的高价调入，形成的价差贡献多达7000亿元，而国家对该省的预算内投资不足其贡献额度的1／4.又因其；③产业进入壁垒较高，非国有经济进入难度较大，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振兴，国家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
2.应重视对基础产业的政策支持。国家对东北农村地区的支持主要是使用财税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对东北林区的财政支持主要是继续落实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然而，这些政策和资金对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的支持作用远未达到“振兴”的目的。对于今后财税政策支持区域的把握，我们认为应该向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做进一步的倾斜。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城市的振兴。前期支持工业城市的财税政策有利于迅速拉动东北的经济增长，但要使经济向深度发展，财税政策必须惠及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当然也包括资源型城市。
（二）合理安排财税政策的支持重点
已实施的财税支持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对东北的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如首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00个国债项目中，辽宁省的52个项目都是围绕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基地两个主题，总投资442亿元；2003年国家还启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60个项目，总投资56亿元，截至2004年底，国家共下达国债项目贴息资金8亿元，安排东北高新技术项目118项。毫无疑问，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是拉动东北经济的增长点，东北经济的腾飞要靠这些优势项目来带动。但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从长期着眼，还需要解决一些基础的瓶颈问题，以便从根本上全面振兴东北地区。具体来说，新一轮的财税扶持项目应更加侧重以下领域：1.减轻企业与地方的历史包袱。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由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高，形成时间长，这种调整需要非常高的体制转型成本，这就需要政府的投入，以帮助企业减轻或甩掉历史包袱。为此，建议国家设立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基金，专项用于东北地区衰退产业的退出、接续产业的培育，以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渠道。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与企业的历史包袱问题紧密相关，且形势依然严峻。以吉林省为例，到2002年末，全省下岗失业人员累计超过100万人，全省离退休人员105万人，每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自然缺口近30亿元，全省城镇纳入动态管理的“低保”对象149.7万人。未来5年城镇约有230万下岗失业人员和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农村约有200万富余劳动力需向城镇转移。另外，东北地区的失业保险金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需要国家加大对东北地区社会保障政策的支持力度，解决社会保障支出缺口巨大的问题，使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的稳定器，为振兴东北创造良好的环境。
3.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化工业的基地，过去一直没有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产粗放、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大。作为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大平原的黑土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有2／3的耕地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黑土层已由原来的60厘米～70厘米厚减到30厘米左右；在中南部地区，特别是辽宁中部城市群地区，钢铁、冶金、采矿、石油化工等产业集中，长期以来“三废”治理的欠账较大，未经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城市和工业废水大量流入农业地区，使一些农业土地受到严重污染；而在约占东北大平原面积1／3的西部，与科尔沁沙地相邻接，生态环境脆弱，分布有总面积达200万公顷的风沙土，320万公顷草场已有80％以上的面积严重退化；还有，因大规模农业开垦，使东北大平原湿地面积急剧减少，湿地的生物种类已减少了25％。因此在财税政策上，除了扩大国家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入规模，还可在东北开征生态税收，以配合财政政策，调整产业布局。
三、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策略
我国实施了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对整体国民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因素和潜在风险。在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需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尽量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
（一）财税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考虑的问题
1.国债资金的投资效率。由于国债资金配置存在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需防止预算软约束在国债资金的安排使用中可能造成的浪费和低效率现象。如由于国债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足，不能按时开工和竣工而造成国债资金闲置；或者由于国债项目设计、施工出现严重失误，致使工程量大增，拖延工期或形成半拉子工程等失误浪费现象。
2.对民间资本的挤压效应。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缺乏市场活力。据统计，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大体上占企业总数的70％左右。前期振兴东北的国债项目主要是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扶持，这就有可能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压效应，而民营经济比重过低，会导致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
3.经济结构矛盾。东北地区现有的经济结构矛盾主要有二：其一，收入分配和消费结构性失衡。不同行业、地区间职工的收入差距在拉大。1998年以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没有实质性增长，农村和林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其二，地区经济发展仍不均衡。虽然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国债项目的安排更多地集中在大城市，使得区域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
4.国际成功经验的借鉴。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础（辽宁起始于1894年的京沈铁路时期；黑龙江起始于抗美援朝辽宁省北迁项目及“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吉林起始于“一五”时期国家的9个重点建设项目），主要是以资源为依托形成的重工业格局，其特点与德国的煤炭主产区鲁尔区和法国的铁矿主产区洛林区有相似之处，都是依托自然资源兴起的老工业区。鲁尔与洛林的振兴均借助于国家的政策支持，如法国政府对洛林地区实行3万法郎以上的生产性新设备投资给予30％的补贴、服务性设备给予20％的补贴等，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二）有效实施区域性财税政策的策略
为了能够避免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我们总结了两条策略性主张，以求能够更有效地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
1.建立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均在中央和省一级进行，对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没有明确规定。东北地区不但整体上较东南沿海地区落后，而且在一个省内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在这种客观现实条件下，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步建立，分税制的不断完善，建立完整的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就显得非常迫切。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应在考虑本省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在财政管理体制目标范围内，尽量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相协调。
2.政府投资引导民间资本。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政府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政府投资先行，引导民间资本投入落后地区。落后地区的多数基础设施投资只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不属于纯公共物品。对此，政府投资虽是必要的，但更有效的办法是通过项目融资的方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不但可以缓解政府财政的压力，还可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3.试行区域性生态税收制度。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计税依据的确定上，均以价值决定理论为基础，没有将资源品开采过程中的生态价值折损纳入计税依据。资源品尤其是初级资源品的销售价格在进入市场时，其价格决定均取决于供需状况。导致资源主产区一方面产品低价外销；另一方面生态状况急剧恶化，又得不到及时弥补。实施区域性财税政策支持，可考虑配合税收制度改革，调整税收管理体制，在资源品主产区进行生态型税收制度的试点，以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为基础，按照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将生态价值折损量量化计入计税依据，税收收入定向用于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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