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史的教育，目前并不受中国高校的金融系所重视。根据《挑专业选大学》（武书连，2008）一书的介绍，中国高校金融专业的主干课程不包括金融史。笔者抽查了该书中全国高校金融系排名前十名中的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发现这几所学校金融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主干课程都不包括金融史。该书中金融专业全国排名第一的复旦大学有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但金融史仍然不属于主干课程。
本文认为，金融史教育的冷落，将会严重影响金融专业大学生的创造能力的培养。金融专业大学生是中国未来金融从业人员的主力军，中国的金融深化，依赖于从业者在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文化和金融研究等方面创造性地发挥作用。正确的观念是正确行为的基础，正确行为的统计显现即是人们所称的实践能力高下之别。金融史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对前述问题形成正确认识，因此，金融史教育是金融专业大学生创造能力的重要基础，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具有推动作用。
1金融史促进学生正确认识金融工具及创新
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发展历史看，金融深化过程、国家繁荣也是一个金融工具得到创新并推广普及的过程。古代罗马发明了“股份”这一融资工具，既是古罗马社会繁荣的基础之一，也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强大的国债发行系统具有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英国战胜军事奇才拿破仑并确立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原因。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界之所以执世界经济的牛耳，也正是因为华尔街具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工具创新能力和推广能力。
但金融史也同样告诉我们，金融工具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典型的例子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的表象是信用危机———次贷购房者的违约，但次贷危机更深刻的教训也许是：金融从业人员应该考虑，对于以风险转移为主要目的、具有不可保险性质、没有价格发现功能的金融工具，应该控制的合理规模及有效的审慎监管模式是什么？
通过金融工具在历史上表现出的正面和负面作用，有助于金融专业的大学生对中国现阶段金融工具的创新，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在中国应该采取何种路径发展，形成清晰且较为正确的观点。
2金融史也是金融制度史，是中国金融制度建设的“活教科书”
金融专业的大学生，是未来金融业务的从业者或者中国未来金融制度的建设者，从业者的身份要求对金融制度加以遵循和合理利用，因此，创造性地履行这两个角色，都要求金融专业的大学生充分掌握当前的金融制度及其演进过程和演进规律。
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会以理论的方式分析制度演进及规律，但那只是一般性规律。金融制度演进有其特殊性，而金融制度演进的特殊性，只有从金融史中才能获取。世界主要国家为何形成以市场为主和以银行为主的两套金融系统？中国为何会形成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为何全球出现混业经营趋势时，中国仍然坚持分业经营？为何中国的投资者保护弱于很多国家？这些金融当中的重大制度性问题，都可以从金融史的学习中获取答案。
正如陈志武、巴曙松所言，中国相对于世界“金融技术”进展的缓慢，根源在于制度环境上的缺失。相对英美完善的法制，中国法律传统在产权保护方面不力，长期的集权历史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包括金融活动的深度介入，这些制度性的因素阻碍了市场参与主体的创新活动。世界以及中国这些金融制度的演化，有助于未来的金融从业者或金融制度建设者认识到中国金融制度问题的复杂性、演进过程的路径信赖等问题，从而明白中国金融制度的建设，绝非一日之功，如何突破“路径依赖”的束缚，不仅仅是改革者的勇气问题，更需要相关参与人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智慧。金融史的学习有助于从业者在业务过程中正确判断金融制度演进的路径及速度，从而制订正确的业务方案，也有助于金融制度建设者与时俱进地进行金融制度创新。
3了解金融史，培养现代金融理念
从中国的传统分析，中国人的金融活动是以基本家庭为单位展开的（陈志武，2007）。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金融活动的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差序格局（费孝通，1948）在金融领域的反应。这一现象印证了格兰诺维特(1985)的社会镶嵌理论，即社会经济活动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这说明中国的金融活动，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要走出这一格局，实现金融活动的现代化，就要求金融活动的主体进行文化观念的更新，才可能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创造性地开展金融活动。
例如融资活动中，当代中国人应该跳出差序格局，将资金来源扩展到家庭之外，才可能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和更大的规模上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在保险业的发展方面，从保险产品的设计到销售，既要考虑传统中国人的“血缘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又要充分考虑随着社会的进步，保险对社会网络关系依赖性减弱后对保险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提出更高要求的特点，及时推陈出新，以新的保险品种占有市场，推动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银行业方面，深圳发展银行的“1+N”模式（具有相同业务或因为业务链而有联系的多个贷款人之间的互保体系）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传统信用文化不足推出的一种过渡性策略，虽然在现阶段具有适应性，但在未来的业务拓展上，不能以此为重点。
由此可见，通过金融史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了中国金融活动，同时，对于现阶段以及未来金融活动的发展方向也能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对于当代大学生如何在未来选择金融活动方式或者从事金融业务，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4学习金融史，理解金融活动的复杂性，正确应用金融理论指导金融实践和金融活动
金融从业者的身份和金融研究是当代学术活动的活跃领域，因为金融理论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至少也有4位。成果的丰硕并不代表现有金融理论就足以充分指导人们的金融实践活动。主要的原因在于金融活动过于复杂，而学者们的研究只能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对问题进行简化，其成果具有理论上的严谨和优美，但运用于现实时则往往效果难测。而金融史则为人们理解和开展金融活动提供了最生动、最丰富的素材。例如，从英国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到今天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人们可以看到金融学者们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的“理性”在人性的“贪婪”面前脆弱不堪，经常演化出金融危机。同样，在金融定价理论方面近年来得到充分应用的随机游走理论也无法有效解释投资者行为引发的价格波动。在定价模型日趋复杂和精细的今天，新生代的数量模型投资分析高手的业绩也并不比属于传统分析的巴菲特更突出。根据数量分析而开展的次贷资产证券化恰恰是引发最近百年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些金融史上的现象充分说明，当代金融学的成就固然丰富且伟大，但过于强调量化分析而忽视了人性的丰富性、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使得其理论面对现实无力甚至酿成金融风险。在具体的金融活动中，对这些“人为”因素的忽略，对于投资者和整个人类，都将带来悲剧。而对金融研究者来说，如何在研究中既能看到这些因素的存在，又能避免这些因素的存在引发实证的混乱，从而得出面对“真实现象”的金融学，出路之一在于金融史的研究。金融史较为充分地展示了人类在金融活动中的各种特征：贪婪、非理性、从众等，也只有金融史才可能全面丰富地展现金融活动中由人性的复杂而引发的丰富多彩的金融活动的各个侧面和全局。
《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出版问世，自然有助于后人治学。触动我们编著这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动因就是：为了彰显中国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展现的金融智慧；为了展示业内人士在推动金融事业和金融学科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能使后人了解和把握前人在金融领域中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值得学习、思考、参照的精神财富。
中国自古就有后人为前人修史的传统，为的是让事物的发展有个回望的驻点，让过程的描述尽量符合实际，让功过是非的评价有更加客观的依据。但修史之事未必一定留待后人去做。历史是人写的，社会的人总有立场、观点、方法，如果后人对史料的把握有局限，则做出的叙述和评价就会有局限、有倾向性，甚至有偏见。再说金融思想学说史与金融业发展史应当有所不同：金融学说史是对金融理论发展的沉淀和概括，而这需要业内人士的共识，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需要社会的评价；金融业发展史是对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叙述和概括，而这不需要业内人士达成共识，不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也不一定需要社会的评价，因为金融业发展史已经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是既定的事实，而思想学说史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它是对人的思想、理论主张的叙述和概括，其叙述和概括既能反映在书面的表达中，也能反映在思想和言行里，对其意义和精华的理解往往需要提出佐证、阐释。所以，金融思想学说史的研修，一定都让后人去做未必完全正确、适合。而且事实上，已出版的西方金融学说史中已经纳入了当事人还健在的内容，例如当时健在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现在依然健在的哈里・马科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
鸦片战争，门户开放，列强入侵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其中包括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学也进入中国大门。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伴随着《国富论》的出版，逐步推进了中国经济科学的近代化进程。早期中国人自己著述的经济科学多偏重于财政金融。有资料记载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有近20部经济科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占2／3，多属财政金融类，具有代表性的有1911年梁启超著的《中国国债史》和吴琼编著的《比较预算制度论》。所以，选择这一百年评介中国金融思想学说，不仅表明中国金融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要借助于西方经济学科的推动，而且也是对历史的尊重。而金融业发展的过程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相当的发展，1928-1936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事业逐步兴起，现代银行开始出现。
值得提出来的是，在这一百年中，历史的天空并不平静。战争改变政治经济格局，给人们带来灾难，也给人们带来启迪；运动给一部分人带来冲击，且事前、事中虽然束缚了人的思想，但事后则让更多的人思考。特别是中国提出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给学术界带来了科学的春天。金融界在阳光雨露的照护下，呈现出学术的繁荣。我们选择这一百年作为时空界线，研究概括代表人物的金融思想学说，就是要呈现他们度过的学术生涯，走过的研究历程，取得的有价值的成就，同时要表明在中国，只要在正确的、科学的方针路线、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是大有作为的，中国金融界蕴藏着丰富的聪明才智。借用爱因斯坦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目的在于用粗线条描绘出人类智力如何寻找观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联系。
本文摘选自《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中绪言
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历史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规范性解释,即根据某种理论对历史作出学理上逻辑一贯的诠释,理论则出于自足性要求而规范、裁剪历史材料;第二种是描述性解释,乃是根据具体情境对历史作出细致入微的考释,理论并非不重要,但重建合理的历史图景成为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内历史学界主要依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来解释历史,可谓是第一种路径的典型代表;同时期的美国汉学界虽然排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但无论是费正清“冲击―反应”说,还是柯文“中国中心观”,仍然依据一定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历史,出于各自的理论需要而修整史实的枝枝叶叶,基本上也可以归之于第一种路径。这种解释进路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铺陈,汲汲于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串连为一个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在逻辑上因果相承的自洽性体系。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历史学界都开始反思、批判规范性解释的宏大叙事对于历史解释力之损害,转而根据详实的史料重构中观的区域史和事件史,开始出现描述性解释的转向。这又可约略归纳为两种路向。其一是利用实地调查资料来发掘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质,廓清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凸显中国史实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内在悖论;其二是从档案史料中勾勒历史事件的细节,侧重具体事件的具体情境分析,强调历史事件背后各各不同的动力机制,而对一般性理论充满警惕。
按照上述谱系,陈志武之新著《金融的逻辑》似乎可归于规范性解释。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众所周知,进入到新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科学对历史解释的影响不断深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金融学的理论及其方法不断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历史解释获得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及工具的指引,于是规范性解释与描述性解释两者都有被超越之趋势:理论不再是凌驾于历史材料之上专事剪裁的君主,而是作为一种视角,透过混沌未分的历史本相,发掘内在隐含的因果关系,以便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重构历史图景。通观《金融的逻辑》全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在于从金融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政策及其制度、儒家文化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洞识慧见。
什么是金融视角呢?陈志武认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但仅此并不足以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现象,只有将金融视为 “大社会中一分子的角度”,即,将金融置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而纷纭的相互关系中,金融理论才能令人信服地给出其独到的历史解释。陈志武正是从金融这一新视角来解释历史,建构了一幅新历史图景。
金融逻辑的本质在于资本化。陈志武的资本化与马克思的经典资本化内涵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将金钱货币投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中并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前者则更侧重于将未来收入的提前变现以及财富票据化、证券化的制度化设计。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主张西方的兴起根源于从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而陈志武则认为西方的兴起主要还在于意、荷、英、法和德国将现有资产和未来收入证券化的制度设计,其论据是,虽然西班牙因从美洲运回了大量的金银而兴盛一时,但旋即开始衰落,足见掠夺来而并未资本化的金银并不能支持一个国家的较长时期的强盛。这一解释同样也适用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明清两朝都遵循最大限度存储金银的财政政策原则,乾隆后期国库储银达到6000―7000万两,即便是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也还有银800万两,这一财政结余水平一直维持到甲午战前。但这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而不表示未来的收入。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 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致命的是,明清财政制度里极少把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制度设计,一旦面临财政危机,政府只能靠单年内一次性征收大额税收来解决,这种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远远高于将一次性大额开支平摊到未来数十年的国债制度,导致社会无法承受而加速了政权的崩溃。明末崇祯帝的累次加收单年重税就是这种情形。清代财政遗传了这一痼疾,直到清朝灭亡也无法发行超过一年期限的债券,只能千方百计往国库存储白银。相反,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利用国债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结果国力飞速发展。不待甲午一战,高下早已判明。这一解释从治国的金融之道入手,将国运兴衰归结到现代公债证券制度上,与诺斯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将西方兴起归因到产权保护制度的做法,殊途而同归,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当然,上述结论并不是说发行国债、证券化越多越好。陈志武认为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条件: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市场交易。确切地说,1600年前后西方的兴起,是由于发达的长期债券市场使国债利率不断降低,同时其在海外的贸易所得的投资回报率却不断上升的结果。反观中国明清时期,金融市场极度不发达,政府往国库储存金银,也是无奈之举;而储存金银又使流通的金银更趋减少,利率就有走高趋势。历史上,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很多世纪里高于30%。高利率反过来恶化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
金融市场不发达已经决定了国债利率无法降低,那么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市场的交易呢?明清两朝是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时期,专制之下,私人对于政府的债权无从保障,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政府,较长期限的资本市场根本不存在,迫使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而不得不采用一次性征收重税的方法。可见,政治制度并不利于金融市场交易。不妨再看社会制度的情形。在社会制度中,家庭是一个基本单位,对一个社会对金融市场交易的接受空间的影响举足轻重。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家庭强调“养子防老”的功能,生儿育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成为人格化的金融品种,这种人格化的金融功能还可以从家庭向外扩展到家族。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或家族成为金融市场的替代物,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交易的发展。
以此观之,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条件在历史生态中的处境都不容乐观,把未来收入流的提早变现与“死”财富的票据化、证券化的制度设计很难在明清时期成为经济国策。实际上,这一整套观念和制度设计,主要是源自西方近代。若一定要以此来解释中国历史,纯粹是一种后见之明,作为学理的规范性解释还可接受,但揆诸史实,难免有时空错位之感。这一点,陈志武当然清楚,他解释历史的着眼点,在于现实及未来的前景。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财政制度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足,是为了证明现实中经济发展的成就,为了提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选择。评
1935年，一本当时中国国内最顶尖经济学者的论文集在序言中写道:货币问题与金融问题，可说是经济问题中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恐慌深刻化的今日，这两问题简直成了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了。各国货币专家，乃至金融专家，均在绞尽他们的脑筋，设计打开世界恐慌的名案，不论他们的名案是成功还是失败，也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十年后的今天，货币问题与金融问题依然是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发生经济与金融恐慌的频率和烈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恐慌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与此同时，中国CPI的持续高涨和股市的长期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尤为明显)正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考验。如何设计打开世界恐慌的名案，仍然是摆在所有经济学家面前的首要问题。
现代金融危机的复杂性，是由世界各国不断展开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活动造成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金融现代化的过程，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同时也是它们融入世界金融体系，陷入复杂性危机的过程。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已经踏上了金融现代化的道路，一百多年来金融界的兴衰起落与成败得失，也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在20世纪早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寅初先生说过:夫思想为百世之根本，某主义之兴衰，某政策之适否，群众之思想如何，最能左右一切。;;z}}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民国金融体系，或许更能反映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本质和根源。
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渊源结构可借助两个纬度来廓清:一是历史场景下的金融思想演进;二是横截面意义上的金融系统构建。
二、一个基调和两种主义的历史流变
金融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推广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而独立演进，必然遵循一定的客观历史规律。张亚光(2008)指出:无论是民国金融出版物发行的总体趋势还是外国金融出版物的传播情况，它们所折射出的金融思想轨迹都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金融思想的发展是建立在既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之上的。没有20世纪30年代民国经济的黄金岁月，没有民国元年以后大力倡设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和社会化职业教育，就不可能恰好同时出现金融思想井喷式的传播。金融思想的发展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银行问题由热到温，货币论争从未停息，金融手段日趋多样，每一段时期的金融思想都有所侧重。然而，在纷繁复杂的金融思想背后，是一个基调之下两种主义的斗争和演变。
(一)以发展为导向的金融思想的断裂和延续
民国金融思想演变的基调是以发展为导向。纵观民国金融史及金融思想史，发展始终是所有爱国人士(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共同的目的和心愿。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到张窖的棉铁主义，从历次币制改革到农村合作运动，金融在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要发展，须发达工商，要发达工商，须发达资本，要发达资本，须发达金融。自辛亥革命之后，除民国后期官僚资本垄断金融大肆掠夺造成的断裂之外，金融活动一直在为中国发展而自强努力。
在城市，各商业银行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和金融创新，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同时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在农村，爱国知识分子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发展现代信用合作组织。传统金融机构尽管弊端甚多，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农民调剂余缺的需要。 对历史传统的传承是无法割裂的，金融思想和制度同样如此。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民国金融体系的继承。例如1949年之后的中国银行几乎延续了解放前整套的人员的组织机构。④除了受意识形态影响在经营业务上有所区别之外，其余并无更多的差异;信用合作社这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在建国后也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新中国三大合作社之一⑤。甚至1986年组建的中国交通银行，也不再回避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8年的历史事实。
近百年来，尽管受到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的冲击，金融思想的发展基调在总体上是延续的。 (二)自由市场与政府垄断的对立和再现
两种主义分别是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杜询诚以1927年为界将民国金融制度钉上了这样两个标签。更进一步地，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代表了古典主义以来的两种经济思潮，前者是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后者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事实上，民国初期的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更多的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政府权力不足而形成的。这一时期民国经济处于原始的金融自由化状态。由于政府经济操控力量薄弱、没有建立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金融市场管制较为宽松，一方面容易受内外部冲击引发金融恐慌，但另一方面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经济自由主义得到极大张扬，很难想象，在民国后期还会有中国银行不执行政府停兑命令的情况出现。
然而政府垄断背后的国家干预主义有着更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渊源。近两千年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中流行的是国家本位主义。高度集权的封建治国理念强调一切社会活动都应当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在这一逻辑下，从汉代的轻重之辨开始，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很早就确定了国家对于经济干预的合理性。实际上，即便在经济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国家干预主义也有一定的市场。希克斯在分析市场产生时指出:在市场所在地聚集在一起就是一种集会;每种集会都有潜在的危险。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初原因，这说明政府为何要三令五申地坚持将开市必须经过某种特许。勺0世纪20年代，金融体系不统一为经济发展制造了很大障碍，加之蒋介石早期深受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影响，种种因素促成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金融制度迅速转化为政府垄断型。
金融制度由自由市场型转向政府垄断型，对民国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政府垄断下，银行主导型的金融制度慢慢变质，中央银行实力日益膨胀，普通商业银行逐渐衰落，最终形成了四行两局一库的官僚资本金融格局。但是政府并没有垄断一切，它只垄断了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利益。面对处于破产边缘的农村经济和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百姓，强大的政府垄断在此时却消失了。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对商业银行的疯狂挤轧和对民生的漠视，直接导致了民国后期经济的彻底崩溃。
根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政府垄断的金融制度往往会导致金融抑制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金融深化，回到自由金融市场制度。历史总是耐人寻味的。如果以金融抑制作为标尺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金融历程，可以发现这段发展历史正好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也就是说，民国后期的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金融抑制现象仍然存在，至今还未抹平。所不同的在于，上一次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的出现是政府无力控制的，而现在逐渐松动的金融改革则是政府有信心操动的。三、民国金融思想的系统结构
(一)环境与社会变革导致新旧金融思想的碰撞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至少对于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是适用的。布罗代尔(1958)认为: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因此，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史，必须考虑较长时期内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这是一切思想传统传承或擅变的根本渊源。比如，近代民间金融组织的衰落，由长时段的视角能够得到最有力的解释。
辛亥革命之前，传统金融组织仍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占据着城市小商业和民间金融的主要地位。而外资银行发展迅猛，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逐渐处于上风。这一时期，双轨体现为本土传统金融与西方新式金融两种模式的并存和冲突。在代表先进发展方向的西方新式金融面前，传统金融组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并思考如何应对;民国成立以后，民族金融业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华资商办银行迅速崛起，收复了相当比例的金融控制权。这一时期，中西方金融模式的矛盾逐渐淡化，金融制度的双轨性更加复杂，体现为多个层面:银行与钱庄的双轨，银两与纸钞的双轨，城市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双轨，现代金融机构与旧式金融机构的双轨。在本质上，是传统金融思想(信用思想、理财思想)与现代金融思想的双轨。各种矛盾在冲突对立中并存和发展，最终，以1935年法币改革成功为标志，现代金融制度初步确立，民国金融制度与思想的二元结构趋于弱化。
(二)金融出版物和金融学教育是金融思想的直接来源
淦释学和后现代史学对思想史的研究影响甚大。葛兆光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记忆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往事，或是遗忘那些总是会浮现的往事，而且是在淦释中悄悄地掌握着构建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共同体，都是在溯史寻根，也就是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传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关系。这种认识，与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移和科林伍德把思想史作为唯一的历史砂的观点并无不同。
既然思想史是一门接近于淦释的学问，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思想史的研究者要对流传下来的文本进行淦释，而这些文本本身已经包含了当时作者对文本内容对象的淦释。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应当肯定的。要想真正的理解文本的含义，必须谨慎地剥离掉覆盖在文本上面的一层又一层的淦释外衣。因此，思想的载体和传播路径对研究思想史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
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唐庆增指出:在昔中国研究经济事物者，仅限于少数哲学家政治家手中，普通人士，对此殊少贡献，甚至为在上者所压迫，其思想无由表现;时至今日，民意大昌，且确能操纵有极大之影响，职是之故，研究今年估计思想史者，对于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如新闻纸杂志宣传品一切，亦应予以相当之注意。穆这段话具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直接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指向了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
张亚光(2008)对有关金融出版物的总体分析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于金融概念由浅入深地认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金融思想蓬勃发展、广为传播的盛况;公而外国金融出版物的数据情况则指示出民国金融思想不断演进的外在动力，并且表明这种外在动力对于当时金融思想的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思想乃从教与学中而来。任何一种思想的性质和倾向都有其产生的微观环境。民国金融思想的发达，离不开大学、研究机构的正规金融学教育，也离不开社会化的平民职业金融教育。就学院派而言，一方面是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完善为传播和发展现代金融思想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是金融学科的繁盛与金融学者的学术贡献交相辉映构成了近代金融思想的基本图景。此外，西方金融思想的引入以及经由正规金融学教育的传播对金融思想启蒙的意义尤为重大;就实业界而言，社会化的大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式金融机构封闭式的培训教育传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学习金融技能、进入金融业发展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现代金融理念的扩散。
金融与发展的关系是民国金融思想的主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赵靖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思想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发展途径和发展的政治前提。移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束缚在民族资本主义身上的封建枷锁被打破，发展的政治前提得到暂时解决。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着重研究发展途径等实用问题。正如夏炎德在《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样:民国时期，纯理经济学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自创的出现，一般经济学著作，大多系编译或转述的性质，无足深论，而论述现实经济情况的改进与创造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则远较为重要，因为这些思想对于国计民生的解决可得到直接的帮助。
在所谓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中，金融思想处于极为显要的地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围绕金融与发展问题，民国学者作出了大量极富开创性的贡献:吴景超的资本形成思想、徐沧水的金融中心思想、张辑颜的恐慌周期论和扩充筹码论、周宪文的驳通货膨胀复兴农村论以及章乃器等人的信用扩张论都深刻触及到落后国家寻求发展的核心问题，许多研究都领先于后来在西方兴起的发展经济学。
西方发展经济学框架内与金融有关的思想流派主要包括:金融资本理论、金融创新理论、金融市场理论、金融发展理论、通货膨胀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金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分析范式、政策含义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而决不仅仅是一层货币的面纱。这与上述许多学者对金融的看法十分相似，而且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各个领域中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四)银行主导是民国金融制度思想的主要方向
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是金融制度的基本功能，采取何种方式完成这一转变是判定金融制度类型的主要依据。现代金融制度主要有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民国时期属于较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
原因在于，封建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方面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民间金融活动大多是临时的、消费性的借贷关系，难以产生扩大资本流动的大规模金融创新活动。因此，旧式金融机构基本上是以储蓄、汇兑、调剂生活资金业务为主的钱庄、票号、典当等组织，并没有产生容纳生产性资本交易的证券市场。在向现代金融制度转轨过程中，这一传统被保留下来，形成了银行主导型的民国金融制度。资本市场有一定发展，但相当不充分，投机色彩浓厚，并未对民国经济产生关键影响。
中央银行是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的核心。自民国成立之初即出现关于倡设中央银行的言论，当时的主要思路是先国有，再转商办。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和1922年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之后，世界各国普遍设立中央银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设中央银行制度。曾经为民国政府拟定币制法草案的美国专家甘末尔还先后为秘鲁、智利等国设计过中央银行制度。随着南京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中央银行的制度环境得到改观，最终于1928年正式成立民国中央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首任总裁宋子文和副总裁陈行对中央银行的理解和定位是不同的，前者坚持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后者则强调中央银行推行纸币，解决财政的功能。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与宋子文的观点十分接近，主张中央银行与财政应当分离，同时反对中央银行与普通银行争利。但在当时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凋敝和混乱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实现经济统制。民国中央银行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中走向了集权垄断的方向。
中国自近代以来，民族工商业(包括农业)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与商业银行投机惜贷之间的矛盾，是民国中前期金融体系存在的重大问题。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表明，落后国家的发展初期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资本匾乏问题。但是民国的商业银行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调剂工商资本、促动经济发展的任务。许多商业银行具有强烈的投机倾向，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公债市场炒作，而不愿对民族工业提供资金支持，更不愿深入农村为农业生产提供融资服务。民国商业银行资本流向的错位，直接导致了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困顿局面。这种金融功能的扭曲，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有多处翔实的描写。
(五)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化解释
金融创新是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广义的金融创新指的是整个金融领域里的新创造和新发展，既包括金融市场工具、金融结构的创新，也包括金融交易技术创新。扭关于金融创新活动的动因，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回答:
西尔柏(W.L.Silber)的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寻求最大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性行为;卡恩(}E.J.I}ane)的规避性金融创新理论认为: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的交易成本创新理论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有实际意义，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戴维斯(}S.Davies)、塞拉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银行史的作者张郁兰先生曾认为:研究中国银行业的历史，如果单纯从它的业务中来认识，这意义显然是很小的。从银行业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性质，特别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其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忿由此可见，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解放后的学术著作极重视金融业与政治的关系，而不强调对金融研究的探讨。
随着学术研究氛围的松动和金融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对民国金融业的研究逐渐出现向业务领域拓展的倾向，尤其是对民国时期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思想的讨论已十分多见。民国时期的商业银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创新亮点，中国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近代著名银行在长期经营管理活动中各自形成了一些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做法和规范，以西方金融创新理论的视角看，基本上都能够划入金融创新的范畴。这些金融创新活动，有的源自银行家超前的意识，有的源自社会环境的变动，也有的是在学习借鉴外国银行先进经验基础上经过本土化改造而形成的。约束诱导型理论、规避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有关金融创新的西方理论都可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但不能忽视的是，东方商业传统与现代金融相结合所产生的经营管理哲学，同样是推动民国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渊源。比如儒家典籍早已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本观念在民国金融业管理活动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
1932年黎明书局出版的《银行家银行员座右铭》(戴蔼庐译)和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李权时、胡赞平等著)集中反映了民国时期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内部控制、个人修养、商业伦理等企业文化建设领域的努力，其中融入了大量儒家文化的训条和精神指导，对今天的中国银行业仍然极有借鉴价值。
除《银行家银行员座右铭》和《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外，民国时期还有为数众多的刊物或著作涉及到金融机构企业文化、营销理念、服务哲学等层面的内容，如:1923年谢菊曾著有《银行服务论》;1928年某行发行内刊《励练集》;1933年费孟福出版《人寿保险招徕学》;1934年张家傲著有《银行行员的新生活》;1942年四川省银行总行推出《服务哲学大纲战时银行从业员》;1943年金源钱庄发行《金源钱庄第一届练习生毕业刊》;1944年谭荫槐著有《银行家与银行员》;1948年许桐华编制《银行行员手册》等扭。由此足以说明，民国金融业是相当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在流行的认为企业文化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观点值得商榷。 无处不在的民间金融
无论何种思想，其结构都应该是立体的。民国金融思想，既涉及集中于大城市的银行建设、货币改革等问题，也关注偏隅于农村的资金调剂、消费借贷问题;既包括完整的金融政策、法规、著作、论文，也包括散落于民间的金融意识碎片。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最大特征是求发展。民间金融也不例外。有经济学家指出:不管一个国家怎样穷，也需要这样的机构即金融机构:它使储蓄能够方便地、安全地进行投资，并保证其流向最好的用途。事实上，一国越穷，越需要有汇集国内广大群众和团体的储蓄，并将其用于投资的机构。霉但在民国时期的广大农村，贫困性消费十分突出，即:经济越落后，非生产性的借贷消费越发达。民间强大的信用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性资本的聚集，成为农村经济凋敝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缺乏资本的有效形成，正是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根源。
针对落后国家农村资本匾乏的普遍状况，发展经济学家们曾提出一种农业信贷补贴的思路，即支持信贷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战略多。该理论的前提是: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慢性资金不足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叫文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等)，它也不可能成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因此，为增加农业生产和缓解农村贫困，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
以信用合作为代表的民国农村金融运动，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的思想。根据该理论，为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性收入差距，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必须较其他产业为低。考虑到地主和商人发放的高利贷及一般以高利率为特征的民间金融，使得农户更加穷困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促使其消亡，需要通过银行的农村分支机构和农业信用合作组织，将大量低息资金注入农村。同时，以贫困阶层为目标的专项贷款也兴盛一时。倡导合作金融的侯哲葺等人是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的主要支持者。然而历史表明，轰轰烈烈的农村建设信用合作川银行下乡等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合会、高利贷、典当等传统民间金融组织直到今天依然活跃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费孝通、曲殿元、杨肇遇等人的相关研究，科学地回答了传统民间金融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间金融思想的另一个侧面是蕴藏于社会中下阶层的金融意识。这种民间金融意识如同一股暗流，无时无刻不在涌动，却很少浮现出表面，既可能与主流同向而行，也可能背道而驰。但无论如何，民间金融意识是金融思想中最不成体系却又最生动的组成部分。茅盾在《子夜》中借范博文之口对资本主义的金钱拜物教发出了强烈的控诉:为了金钱，双桥镇就闹匪祸了;为了金钱，资本家在田园里造起工厂来，黑烟蔽天，损坏了美丽的大自然;更为了金钱，农民离开了可爱的乡村，拥挤到都市里来住耀靛的鸽子笼，把做人的性灵泪没!;x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如果不忽略掉这样的声音，则善莫大焉。
四、结论
金融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近百年来，金融活动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也在经济思想史领域内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金融思想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值得探究的。早在80年前，面对当时国内混乱落后的经济状况和金融界利率畸高的形势，马寅初尖锐地指出:中国目下经济之纷乱，其原因言人人殊，愚意则实为思想锢塞有以致之。夫工商业之发达，与利息甚有关系。目下中国金融界利率甚高之原因，实中国人数千年仅顾目前之思想有以造成。由此可见思想传统之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词] 金融中心 金融主体 金融客体 金融环境
从13世纪的威尼斯到21世纪的伦敦、纽约，虽然各国金融中心的金融地位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但金融中心在全球经济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从未改变。以往已有学者对金融中心发展史的变迁和发展规律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有按时间顺序对金融中心历史进行梳理的研究学者，如游碧蓉的《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也有按功能类型对金融中心发展进行分类归纳的研究学者，如黄育华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本文将摒弃以往的研究方法，脱离时间和空间带给金融中心的客观隔断，从影响金融中心发展变化的各项因素入手，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根据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通过对三要素在金融中心历史作用中的考评和梳理，分析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变化。
一、关于金融中心发展的研究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或“聚集效应”，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从金融聚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中心的形成。
McGahey(1990)研究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的选择通常考虑地区成本、金融人才、通信与信息技术、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等因素。其研究表明了金融全球化给金融机构的选择和金融中心的发展带来影响。
伦敦金融城（2005）的分析报告，运用指标数据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技术型劳动力、管理能力、税收制度、政府责任和生活环境为评价指标，对伦敦、纽约、巴黎、法兰克福4个金融中心城市做了竞争力分析，运用量化的方法分析了金融中心发展中各项因素对其排名和竞争力发展的影响。
二、哲学三要素在金融中心发展史中的历史考评
1.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
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不同，笔者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可以通过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理解。根据哲学认识论，实践活动需要具备三要素，即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和实践环境，如图1所示。实践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实践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指向对象。在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介即实践的环境要素，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正是在实践环境这一传导媒介中进行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在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是指服务于金融业，致力于金融中心发展活动的集体或个人。实践客体是指金融实践活动的指向对象即整个金融业，这里既包括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服务机构。实践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自然地理、交通信息、城市生活等周边环境。可见，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三要素是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必备的三要素。
2.三要素在金融史中的体现――国际金融中心的案例分析
在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是始终伴随金融中心成败、发展的，其作用特点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主体引导、客体推动、环境保障。
(1)金融主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主体引导作用
金融主体是指致力于金融业发展、金融中心建设的集体或个人，以及人们的主观反应变化、动机、偏好和态度，同时也包括与个人行为、思想密切相关的文化、习俗等因素。在金融中心的发展建设中，主体因素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案例一：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结合带来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
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特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范恒森（2000）曾根据这种现象提出了金融文化的概念，即该种思想文化是通过人们在金融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思想观念来展现的。在各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苏黎世的金融发展真正体现了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完美结合。
苏黎世地处欧洲中部，城市人口仅为30万被称为欧洲最小的国家，但苏黎世是瑞士的金融之都和商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之一。这里集中了世界350家银行和保险机构，25%以上的世界的资产管理业都是在苏黎世进行的。这个欧洲最小的国家却拥有欧洲最大的财富，苏黎世人的成功与他们的民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黎世乃至整个瑞士都具有忠诚而又严谨的民族文化和多元化、国际化的人文环境，这种良好的金融文化形成由来已久。古时的瑞士人为了生存多充当雇佣军人，为出身显贵的贵族和皇族保驾护航，长期的军旅生活让瑞士人形成了优秀的品质――忠诚和勇敢，正是这项重要的文化品质为瑞士私人银行业的声誉提供了良好保障。同时，苏黎世也是极具多元化的国际都市，在苏黎世的常住人口中大约有30%不是本国人，长期在该城市生活的人都会说一门或更多的外语。多元化的城市文化和忠诚稳重的民族形象，为苏黎世金融赢得了极高的全球声誉和来自全球各个地区的金融业务。他们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将金融产业上升到一种文化，将瑞士民族忠诚、敏锐、执著的精神文化融入到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建设当中,真正实现了产业文化化与文化产业化的结合。
(2)金融客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客体推动作用
金融客体是指金融业本身同时包括金融业规模及结构体系。对国际金融产生重要影响的知名金融中心，大多具备完善的金融市场，活跃的证券市场，灵活的货币政策，较强的金融聚集效应，良好的金融客体条件推动了金融中心长足稳定的发展。
案例二：完善的金融市场、完备的金融结构体系决定了伦敦无可替代的金融地位
完备的客体因素推动了金融中心乃至整个金融中心的发展,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速度和功能地位。从具有悠久金融发展历史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拥有竞争优势的金融客体条件,是金融中心快速、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
19世纪以前，伦敦就已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金融中心，虽然在一战、二战期间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欧洲美元的发展及自身的许多优势条件，伦敦很快摆脱了困境，成为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在伦敦金融地位建立的过程中，伦敦优秀的金融客体因素为其提供了绝佳的竞争优势，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在银行业方面，伦敦共有486家外国银行，数量超过其他任何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只有267家，巴黎266家，纽约253家。伦敦的这些银行有33%来自欧洲。外国银行管理着英国银行业50%以上的资产，总计超过36万亿英镑。在保险业方面，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共有保险公司800多家，其中170家是外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仅2001年的总保费收入便高达达200亿英镑。在证券业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是全球最国际化的证券交易所。来自60多个国家的470多家公司获准在此市场交易。2002年，国外公司的全部证券交易中，56％在伦敦登记。同时伦敦还是主要的国际债券市场中心。在伦敦登记的，以伦敦为基地的券商发行的债券占全球债券发行量的60％。
(3)金融环境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环境保障作用
金融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市生活水平、信息条件、政策条件等一系列周边环境因素。从13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早期金融中心到伦敦、纽约的迅速崛起，从20世纪三大金融中心独揽全球金融业务到如今各国金融中心星罗棋布的发展建设，在每一次世界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在每一次金融中心的历史变迁中，适应新时代要求、符合经济贸易发展条件的金融环境总为金融中心的稳定和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保障。
案例三:世界格局的变化、金融环境的转变带来金融中心变迁
早期金融中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到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逐渐成为了当时重要的贸易中心。其中佛罗伦萨更是这些贸易中心的佼佼者,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已在发达工业的推动下,凭借其成熟的金融服务、信息的大量流通、资本投资的快速发展成为早期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但随后由于长期的政局不稳和流行病的困扰，佛罗伦萨的金融发展逐渐低迷。取而代之的是在战争中战胜西班牙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的国家――荷兰。其首都阿姆斯特丹凭借荷兰强大的国力支持，成为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还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其金融地位一直持续到英荷大战结束，荷兰在战争中失利,同时也丧失了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霸主地位。受战争影响与阿姆斯特丹有着相同命运的金融中心,还有著名的国际金融都市――伦敦，伦敦在18世纪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但随之而来的战争改变了伦敦的金融命运,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削弱了英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使英国的出口贸易减少了近一半,并背负了巨额债务，此时的大英帝国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政治地位部明显表露出颓废之势。在战后金融业的恢复期中，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纽约和苏黎世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从而改变了伦敦独大的金融格局。
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史带来的启示
在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会起到重要作用，即过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走向。因此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分析和梳理，将对我国金融中心今后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上文，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金融文化作用不可小视，金融人才竞争成关键
金融业的发展受到人文因素、文化因素、民族宗教因素的多重影响。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变迁通常会诱导新型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产生，带来金融的创新和变革。同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重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金融产业与金融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视。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行业对专业金融人才的依赖越加强烈，各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更多地集中到专业金融人才的竞争，人才贮备成为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2.金融环境日新月异，不同时挥不同作用
伴随着世界趋势的改变，金融环境也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从战争、疾病、政治地位等早期环境因素到全球贸易发展、通讯信息化条件等新型环境因素，不同类型的金融环境在不同时挥了不同作用。在世界金融史的早期，金融中心的格局变化更多地受到流行疾病、战争的影响，如13世纪地中海金融中心的发展。而随着全球政局稳定，科技医疗水平提高，世界规模战争的减少，流行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使得战争及政治的影响力减少。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趋势明显，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全球贸易发展、信息化水平和金融制度变革等新型金融环境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对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和格局分布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
3.三要素的影响各有侧重，均衡发展达到最佳状态
从金融中心的发展看，三要素对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各有侧重，金融主体引导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方向，金融客体推动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速度，金融环境保障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质量。金融中心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其中的各要素是相辅相承、相互推动、缺一不可的。因此，在实力相当的金融中心之间，哪个金融中心能够调节好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三者共同发展，哪个金融中心便更具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游碧蓉: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亚太经济，2001，（2）：11～13
[2]黄育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J]，中国城市经济，2004，（12）：17～23
[3]Kindleberge.C .P. 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J]. Princeto, 1974
[4]McGahey R.，Malloy M.，Kazanas K.，Jacobs M .P. (1990): Financial Services , Financial C enters: Public Policy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Markets, Firms, and Job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5]Z/Yen Limited,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re，Corporation of London，2005：1～70
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的方法之含义及其重要作用的介绍，结合货币银行学课程主要知识内容及其显著特点，就如何在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运用历史的方法引导学生有效地认识货币银行市场作出一些示范性的基础探索。
【关键词】
货币银行学；历史的方法；理论教学
1 历史的方法之含义及其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联系的观点去看待和分析问题。一件事情的发展总有其来龙去脉的演变过程，如能对事情探本溯源，则对其今天之所以如此的现状也才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界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民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第一句话即对什么是历史有如下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因此，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从“这是一段历史”、“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的思想和思维认知角度，去看待我们所要学习与研究的那些事物。
根据历史的定义，我们可以明白，抱定历史的方法去认识事物，对我们理解和把握事物，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少在这几方面，历史的方法其作用是明显的：一是帮助了解事物本身的由来及其演变；二是认识到有些事情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性的，用于经济领域则极有助于明了诸如“货币金融是市场发育的产物”等等大量存在的类似的观点；三是可以在了解事物由来演变的过程中探知不同地区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所在；四是只有在更深入地认识了当前面临现状的古今中外渊源之后，才可以更好地把握现状、改善现状或预测发展方向。因此，历史的方法在学习和认识事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和不容低估的。
2 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及其显著特点
货币银行学是大多数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的一门基础核心课程，性质地位重要。虽然教材版本不同，编写体例和知识结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根据笔者对一些比较常见、使用较多的部级规划教材的分析，该门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是明确的，大致都包括如下一些共同的基本部分：货币、信用、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货币供求、通胀通缩、金融创新、开放金融等等。
纵观该门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我们可以归纳发现其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管是货币、信用、金融市场，还是商业银行、中央银行、金融创新等，都涉及到它们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更涉及到中西方在货币银行市场产生、发展与演变方面的一些不同比照。这个显著的特点，为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历史方法的运用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和存在空间。而历史的方法之巨大思想和思维认知价值，无疑将对学生有效地学好货币银行这一比较复杂的市场的知识产生重要的催化作用，使他们从货币银行市场的庞大体系、数量众多的名词概念、种类繁杂的专业术语等等表象中解脱出来，把握这一无形虚拟金融经济和有形实体产业经济的紧密联动，从而能更好的领会与掌握货币银行市场的特点和运行规律。
3 历史的方法在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的运用
明了了历史的方法之含义，清楚了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及其显著特点，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就历史的方法在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的运用作出一些示范性的基础探索。
3.1 运用历史的方法对货币信用的知识进行学习
货币的问题，主要涉及到货币及货币制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经历，涉及各阶段的币材、货币形式、货币制度种类、优缺点等，这些都是可以从大量历史知识、事实、故事的角度去进行教学内容、教学素材的组织提炼的。如果丰富了这些教学素材，经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无疑会对货币产生发展的客观性形成具体而微但又深刻的认识，并可以充分发挥想象，进一步讨论或预测欧元、亚洲元、人民币国际化、500元乃至1000人民币的发行、未来货币等等一系列极具想象与拓展空间的话题。
信用的问题，主要涉及信用的产生，信用的形式种类发展，信用工具类型变化，对利息本质的古典、近代与现代学派观点等问题。这些知识的课堂理论教学，不仅很多内容本身是一个理论界定问题，并且由于教材的编写体例和规范性，使得其理论性更强，学生学起来就会觉得枯燥乏味，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能抱以一个历史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引导学生思维去认识和分析，都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3.2 运用历史的方法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知识进行学习
金融市场的知识讲述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成熟金融市场形成的基本条件。这是一个理论性相当强的问题，涉及到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立法与金融机构的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与监管的适当等抽象性、宏观性和理论思辩性较强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用历史的方法，对中西方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行一个比照性的研究，而是泛泛的向学生介绍一下这些观点，学生学习和理解起来就会存在比较大的困难与障碍。而通过对中西方金融市场发展运用历史的方法进行一个比对性分析，学生学习起来就会感觉生动、有形和可理解得多。
金融机构的学习中涉及到商业银行、非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三大类金融机构的知识，运用历史的方法，对中西方商业银行的起源、业务种类及收入占比变迁，非商业银行的产生发展、具体种类、业务现状，中央银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央行职能变迁、银行独立性、中西方金融机构历史与现状对比等进行学习和认识，就能够有效地避免理论说教与灌输，实现课程理论教学的生动、有形和具体化。
3.3 运用历史的方法对金融市场的特殊运行规律进行学习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金融体系，即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中作用和建立最优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一直是金融领域的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期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梳理。
一、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
伴随着银行的诞生，学者已经开始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受限于当时结构主义，使金融问题无法被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分支进行研究，而是将金融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分支来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先就金融发展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货币金融思想研究的变量大多集中于货币、信贷等和商业银行等这些常见的金融变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联系，也就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给予肯定。
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银行的活动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产业，但是这种增长体现在是本无所利的资本变得有利可图。随后经济学家开始把金融理论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开始研究，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首次系统对货币经济理论进行研究，还提出了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影响。不过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货币金融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对长期经济的影响，因此，他的观点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金融发展理论。
虽然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但是真正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系统的分析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重要促进作用。此外，熊皮特还将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持续不断的创新，银行信用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必要的购买力，银行的信用创造了这种购买力，而信用创造的能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银行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关键的角色。在这之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资本、储蓄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索洛・米德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基础上，经过改进建立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型。该阶段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单个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中试图建立一个从初步到逐渐深化的金融发展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跟金融在经济作用成正比例”这个论断。随后，两人还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角度去论断了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两篇论文开创了从采用基本模型论述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的新模式。随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发表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还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运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的运行效率等观点。与此同时，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发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比较实验》文章开启了金融结构研究的历程，为后来的金融结构研究奠定了基础。
格利和肖虽然只是在金融增长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但是已经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变革等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为后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间，众多学者对此类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在此书中首次明确了定义了金融发展的概念，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础上首次对金融结构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总体框架和金融相关率、各类主要金融中介机构的相对规模指标等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标，同时他还综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来论述FIR值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提出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12条定律。
格利和肖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启蒙后来相关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推动了后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得到验证，但却没有就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的运行机制做进一步扩展和研究，仅在实证研究中则仅限于35个国家，研究对象相对狭隘，也没有指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国内储蓄积累少和资本不足，这些因素制约了战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和金融发展滞后。所以以麦金农（Mckinnon）和萧（Shaw）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与之研究成果相关的著作。随着受关注程度的加大，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已经取代了结构主义思路，成为当时的主导经济理论。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领域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这些很大程度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土壤。
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的标志是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萧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问世。他们都是以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其经济之间的关系被学术界称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这两个理论的精辟见解和独到研究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一股热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理论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政策和确定本国货币改革的理论基础。
麦金农和萧的核心思想认为，对于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环的运动。这些国家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必须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维，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和汇率及资源的配置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过采取取消利率、汇率的人为管制，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并且鼓励私营金融机构的创立和发展，充分利用国内资本来降低对外资过度依赖的不利局面，运行贸易自由化、税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体制机制的改革。
三、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论”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出现之后，很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获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有学者《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书中指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发展理论构筑了微观基础，金融约束的理论框架是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对金融体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进行分析，政府的适时适当干预，而不是完全对利率和汇率“毫无作为”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证明了金融约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经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将之前的金融发展理论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这个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约束论”与其国内的实际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论也为重新审视金融体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问题。他们认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瓦尔拉斯均衡在现实中难以成立，麦金农和肖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和规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约束本质上是政府方面通过对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让银行拥有“特许权价值”，并因此获得租金。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对租金在生产部分、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从而有效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出现机率，起到鼓励创新，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效应。两人还同时指出，金融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实际利率为正和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下才可实施。金融约束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所常见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监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进一步分析了政府适时适当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认金融深化，而是对金融深化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补充。
进入上个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尝试将各理论，如博弈论、内生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结合金融发展理论为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解释。他们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对金融体系的构成要素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许，同时还将金融因素引进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以便更好论述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效率影响。可以说，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金融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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