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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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翻译专业各类学位课程的设置进一步巩固了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同时也凸显出亟待解决的问题，翻译教育的理论建设必须加快步伐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要尽快转变学科理念，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搞好专业课程的设置及教材建设工作。
随着国际间交流日趋频繁，翻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愈加息息相关，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关注。继2040年部分外语院校开始设置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2007年又批准开设翻译专业硕士(MTI)学位课程…。也就是说，翻译作为独立学科进一步得到确认。翻译学在我国虽说起步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翻译院系将会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翻译专业本科也会在全国高校中普及。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加快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步伐，以便使新建的翻译专业在理论与应用方面不仅只有其名还要确有其实。翻译作为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与以往仅作为外语一项技能和一个方向的教学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新增的翻译专业，硕士、本科课程如何设置，教材如何建设等，这些问题迫在眉睫，需要上升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来认识。
我国的翻译专业教育起步较晚，要获得较快较好的发展，必须抓好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除了体系机构的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就翻译教学来说，就是要从翻译教学理论出发，认真学习研究国际翻译教学的经验，分析国内翻译教学的现状与不足。只有树立正确的学科理念，开展积极的理论批评，研究适用于新形势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才能进一步巩固并继续提升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才有可能从宏观上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的过程，从微观上指导翻译的具体实践；才有利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翻译专业的人才。应当承认，当前我国在翻译专业教育理论建设方面与西方①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才有助于学科发展。本文拟从学科理念、翻译批评和课程设置与教材这三方面探讨翻译学科理论建设。
一、转变学科理念，进一步提高学科地位是搞好理论建设的前提
论及中西方在翻译学学科理念上的差距，许钧断言，“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因为，早在20世纪7O年代，翻译学在西方已经开始确立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中，JamesHolmes将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种。而纯理论研究之下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这个时期西方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活动的多种形式、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翻译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运作方式，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在形式上拓展至模仿，对文学史、文学评论等进行改写，这些理论还涵盖了影响翻译过程和译作接受的诸多社会文化控制因素“。此后，西方翻译学学科地位从不同方面得到巩固和提升。以英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设了培养翻译理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以及应用翻译学硕士学位课程，现已形成规模。有的设置纯理论翻译学博士学位，有的设置了应用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些翻译院系还定期举办短期的翻译研究培训班进行专项的理论培训(如曼彻斯特大学联合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暑期短训班)。翻译学朝着跨学科多角度的方向发展，研究成果也随之越来越丰富。2O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翻译学的专门学术出版机构，如创立于1995年位于曼彻斯特的圣·杰罗姆出版社，国际性翻译学杂志如TheTranslator，Meta，Target，Perspectives和rI''''I’R等，并且数量还在继续增长。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继1998年的《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之后，主编MonaBaker在2009年又有《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新版问世，新版的百科全书根据翻译理论的发展增加了新条目，原有的条目在内容上又有扩充。大量翻译学术论文的发表，翻译研究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均反映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景象。这一点从上海外教社和北京外研社近年来分批影印的翻译理论研究原版书籍便可见一斑。这充分反映了翻译学科在西方的地位。
当翻译学学科地位在西方不断上升时，与此形成反差，在我国却在下降。首先是不合理的学科定位直接限制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如果不能在国家的学科目录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该学科就很难获得包括申报课题、成果评奖等学术研究的资助，也很难自主安排教学计划。而翻译教学的相对落后反过来又制约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使得新兴学科的发展举步维艰。”L8然而，尽管翻译学科没有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但从学科内涵和学科力量上，翻译学已经与“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成三足鼎立之势。可以说翻译学现状比较尴尬。一方面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普遍认可并不断提升，报考翻译专业的硕士博士数量骤增，几乎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两者之和。而另一方面，学科的学术地位仍然很模糊，比如，有些学校将它归属于应用语言学，而有些学校又将它归于外国语言文学。希望业界进一步转变学科理念，为翻译学正名。只有尽快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使翻译学科得到它应有的地位，专业理论建设才能有效地开展。
二、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
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是加强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又一重要环节。翻译批评既可以是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批评，也可以是对翻译理论的批评。中国的翻译史源远流长，也有着丰富的翻译理论，然而在国际比较权威的当代翻译学概论中nDjL1却看不到中国的译学理论。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西方学者有学术偏见和知识局限造成的，不能单凭这一现象来评判我国的翻译理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不无理论思路的狭窄，理论意识的不成熟，和理论方法的缺乏。翻译理论发展史告诉我们，实践经验对东西方翻译工作者都是公平的，区别只在于谁能从这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LI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西方现当代语言学、文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等学科迅速发展并纳人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翻译研究大量吸收了这些邻边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和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理论。而这个阶段，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在原地踏步。翻译理论多是在语言层面上依据“信达雅”的标准做评判。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翻译理论还多是经验式、印象式的评点，大部分是围绕具体的翻译技巧在做文章，也就是说，还停留在语文学角度的探讨，凭印象、以原文为基准对翻译进行评判。这些特点在不同时期权威性的翻译论文集中可见一斑。。这些文章在理论层次上大致相当于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国际译坛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多元化体系，而我国还是一元论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在我国译坛一统天下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国外翻译理论的影响下，我国译界有些改观，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翻译研究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研究重心应该从原文向译文及其译者和社会转移。但是迄今为止，真正以社会文化多元体系为理论框架对翻译的热点问题展开研究的论著极为少见。正如许钧指出的那样：“目前一些学术刊物上刊载的翻译批评文章更多的还是文本的对比和分析”。也就是说，仍然停留在狭义的翻译研究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广义的理论研究还很少见。理论范畴无体系，术语界定模糊，不系统，缺乏缜密的论证，加上学术规范性不强，因此，当代国际译坛上至今没有我国学者的声音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请进来派出去的政策给翻译理论的建设输入了新的血液。外国的翻译理论逐步译介到国内，我们看到了尤金·奈达、约翰·卡特福德、皮特·纽马克、劳伦斯·韦努提等理论家的相关介绍。但是这些译介多停留在译说的层面，缺少具体的分析和批评，很难听到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更缺少外来理论与我国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适性研究和应用。
三、重视专业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
专业课程如何设置、采用什么教材在学科理论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像一面镜子反映出该学科存在的问题。既然设置了翻译专业，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只是将其作为外语的一项技能来教。应该围绕翻译专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做好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只要懂外语就会做翻译，甚至连外语界也存在这种认识。受这种认识的影响，翻译课只是被认为是外语技能训练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成为专业训练课。随着翻译学科意识的增强，以往的错误观念正在转变，人们认识到翻译能力不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自然获得的，而是需要专门培养。本科翻译专业的设立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翻译作为一门专业，其课程设置需要根据专业特点并结合各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目标来考虑，在突显专业性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突出各自的特色。很显然，翻译有口译、笔译之分，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上展开。口译又细分为同传、交替、影视等；而笔译则有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网络媒体翻译和机器翻译等。哪个学校都没有能力面面俱到，更何况学生的精力也有限，难以样样精通，因此，应该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实际需求开设课程。
由于学科定位不合理，翻译专业硕士生的学习课程多为理论课程，缺乏翻译实践，缺乏技能的培养，部分讲翻译实践的又不与理论挂钩。翻译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应该是翻译专业课程最精彩但也是最不容易的部分，需要花大气力下大功夫。要求任课教师或教材编撰者既要有广博的翻译理论，又要有扎实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基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这样才能够为理论配以经典的范例。好的翻译教材需要时间以积累足够的恰到好处的范例，不能急功近利。目前翻译教材很多，但这方面做得好的若说是凤毛麟角也不能算夸张。
此外，高校本科翻译教材普遍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本科教材中多偏重翻译技能的培养。教科书大多是选取中、外文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行互译实践，在句子层面上讲述翻译技巧以及翻译应该遵循的标准。还有一些翻译教材仅仅是前面列出原文后面提供译文，根本没有理论。翻译教材如果不能将所译的文本置于语言的上下文中，或者更宏观些，没有将翻译活动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只是就事论事地谈翻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翻译的本质与功能。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势必缺乏理论修养，难以将实践上升至理论层面，也就无法做好当时的翻译实践以及后来的翻译研究。在最新出版的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的翻译教程，已经注意到适量加入理论阐述，但是理论部分仍然是弱项。这除了观念滞后之外，还因为编撰者自身不重视系统地学习当代翻译学理论，所编写的教科书缺乏相关的翻译理论框架支撑。这样，翻译专业教学这一重要领地仍然是技巧占主导地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学科应该加强三个层面的理论建设。
(一)继续引进西方翻译学理论成果并进行批评研究。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目前仍处于强势，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引进无疑是走捷径。纯翻译学理论也像纯语言学理论那样对所有语言有广普的适用性，只有应用翻译学才会反映出各语言文化的特性。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的主张与大量引入西方译论是不应该有矛盾的。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从译者的译材选取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采取，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建设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要坚持以民族性特征为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建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理论。从本国语言文化特征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翻译策略和理论，而意味着将我国及外来优秀成果结合，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趋势。
虽然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中尤其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和社会系统、社会制度，以及价值标准，甚至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等。信息与文化全球化趋势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成。而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各自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
作为国际问理解的钥匙，翻译是和全球化时代紧紧相连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无疑大大的推动和促进着翻译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和翻译实践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环境和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化需要翻译，只有借助于翻译这个促进社会进步和交流的必要手段，一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才能得以被引进和介绍到国外，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展开和进行。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通过积极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于世界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积极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于本国而丰富和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间接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全球化又给翻译带来了理论上扩充深化，实践上熟习进步的契机，甚至可能是一次和我国历史上j次翻译并举的“新的翻译”，“它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法比拟的”(李占喜2001)。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不译则亡，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同翻译所处的形势值得关注。作为一种介绍媒体，它面临着西方理论和思潮的涌人，该如何翻译外来文化和理论成果，该采用何种翻译理论来丰富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这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翻译其本身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面临着翻译理论的全球化，面临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选择处理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沟通作用，而且面对翻译形势的变化，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实施上，都要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民族性，重视民族性特征；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积极参与理论交流，力争为世界翻译理论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基础上，极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翻泽理论，推进译论民族性的发展。
l从翻译策略的采取上看
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经验丰富的译家和译学研究者对译者的作用、地位、职能以及译者应该采取的策略等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奈达认为，一个理想的译者不仅必须熟悉原语和精通译语．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必须充分了解所译题材．还必须具备“移情”本领，能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尽力模仿原作者而不要试图超越原作者(谭载喜。1999：237)。程永生(2001)翻译过程视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际，交际的参与者是交际的主体，交际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译者作为翻译交际的中心人物，不仅涉及到与读者或是作者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译法，还涉及到是否与作者共专业，以及为什么样的读者服务的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的渗透性和干扰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反映在译者的翻译策略上，是音译还是意译，是归化还是异化，是保留外语说法还是译成汉语说法等等，就都是译者面临的难题。而外国文化也可能形成对本国文化的干扰而对译者造成双语转换的障碍。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混杂语”(pidgin)，“洋泾浜”英语就是混杂语的一种。另外，在意识流影响下的“朦胧诗”也往往很难翻译。而在今天，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它对语言和语言使用及演化的影响越米越受到关注。会不会有一种语言成为全球语?如果有，又会是哪一种语言?如果有这样一个全球的语言发展趋势，那翻译的前景如何?在MarySnel1．Hornby的著作《翻泽研究：综合方法》fTranslationStudies：AnIntegratedApproach)中，她提出了将翻泽活动置于多语和多文化交际的语境下研究的方法，还分析了近期的潮流，特别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给国际交流和翻译的影响，也讨论了对翻泽者作的影响及结果。她说明到，所有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交流及文化与语言角色发展都深刻的影响到翻译及职业译者的工作。MarySnell—Hornby还阐述了在四种虽各不相同但现时真实存在的翻泽任务基础上，译者所面临及所受到困扰的多项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翻泽南“闽际英语”(InternationalEnglish)’~成的原文．翻译“文化混杂性文本”(1iteraryhybridtext)，以及说明和对待不同类别的特别文化材料(说明手册，广告传单)。就象Snell—Hornby所指的那样，由“同际英语”写作成的原文文本首先会给翻译者带来理解的问题，还可能会需要译者对其进行编辑加：。而另一·方面，文化混杂性文本带给译者的又是不同的问题。GunillaAnderman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在翻泽此类文本时，翻译者必须清楚明确的认识到，英语的多样性实际上传达了与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身份有关的信息。最近，《光明日报》从构建中西方文明通道的高度对翻泽问题进行讨论，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对待外闭文化，如何吸收与借鉴外国文化的先进成分，应该成为目前翻译研究界关注的问题。翻译研究者应该对选择怎样的文本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怎样的文化、场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埘目前中国翻译界出现的“盲目引进文本”，“误译错误严重”等问题出现的深层原进行探究、分析，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面对这样的全球发展趋势，我们更要认清翻译者的核心作用，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采用上尽可能的传达民族文化特色。在具体的两种语言的对译中，强势和弱势文化在选材上的不平衡表现得非常明。对现在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文化来说，当然不利。文化交流中泽入的数量多于泽出的数量，势造成围外强势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则总是无法扩大影响。由此导致我们文化的民族特性鲜为世界所知，或被模糊及误解。要克服这种危险，在英汉翻译选材上，对强势文化不能盲目崇拜，什么流行就译什么，而要有选择的加以翻泽，不仅要考虑到读者的要求，更要积极照顾到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并加强译者个人对翻译策略的主观操纵作用，在翻译、引进优秀的西方文化的同时，应选优秀译者，选取典型作品而译，以高水平的作品展示中图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巾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汉英翻译策略上，在保证史对于凄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用归化的译法，使译文能多保留一点中国民族风味，多传达一些汉的语文化特色。在英汉翻译策略上，我们既不能避自己的义化现状，瞧不起其他文化，一味的为了使自己的洋文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完全采取归化的泽法，更不能忽视甚至蔑视中国文化的特色而全盘采用异化的译法，不顾读者接受能力，不加区别地都原样照搬进来。这样不仅会给凄者造成理解困难，也会破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纯洁忡和特性。适度的归化结合遁度的异化就等于翻译的优化。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在翻泽上，这种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并不鲜见梁实秋力主泽文语言的归化性和纯洁性，极力维护传统的语言价值观，提倡用汉语四字格之类的现成。还有不少泽者为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与纯洁性，也同样在翻详中充分发挥j-自己对翻泽过程和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
2从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看
翻译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历发腿或历史变革，价值标准也会发牛变更，所以翻洋也直遁历时性，具有可变性。十九世纪末严复译《天演论》时提出的所谓“雅”，指的是桐城派的先秦笔韵，而经历了五四又时至今日，“雅”的内涵已经发展成为“最佳可读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史阶段价值观不同而演变进化。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变化不定的权宜之计，又不能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等看成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发展观，要求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发展，用科学的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崭新知识和观点去加以审视、整理及阐发翻译的理论问题。
2．1翻谭理论研究
全球化在文化理论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多元化，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它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结合而成，需要按照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面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构想和主张。面对全球化对译学与义化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一些学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必须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具有巾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和翻泽批评，翻译评价体系，使中国翻泽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泽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张柏然(2002)中国译学理论思维相对于西方洋学理论思维而言，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因而要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泽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凄”，发掘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他由此提要把握学理论自身的身份标志，利用自身的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洋哲学”，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智慧的“文化一生命翻泽诗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坚持翻译理论研究的色会使其放弃对普遍翻泽理论的追求．从对纯理论的研究上偏离，从而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坑。还有学者认为，在具体的删译理论建设疗法上，应该“把外国理论请进来，然后走去，与际接轨，参与国际交流，共同构建世界翻译学”(张南峰2000)。在中同翻译理论和纯翻译理论的分歧问题上，也有主张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的I琦个方面，即是全球化背景下泽论研究对差异性和普遍性的求。具有中同特色的删泽理沦与具自‘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这阿者是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能偏向哪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重视泽论的特色，并：意味蕾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孙会军、张柏然2002)．
丽全球化，中翻泽理论研究首_宽要确的足一·个盘JJ何看待的态度问题。树立证确的态度是关键。全球化怕，翻泽欢迎全球化，而日．应该抓住伞球化带米的大好发展机会促进身实践和理沦建设与发展。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抵抗全球化：所谓民旌特征鼠会阻碍了翻泽理论建设的发展。在“把理论请进来”的同时，还应该积极主动的走l去学习、研究和探讨外理论；存学习外国先进的理沦经验成果的同时，还爱“走去”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参与同际交流，积极力『J入世界翻译理论研究。枉中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闰翻译理论建设的情况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观。就像王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走出国门，自觉介入到际翻译研究的讨论叶I去．他们用英文或法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阐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已经开始影响到两方的学者了，从而使得际翻译理论界对中国学者的脱点越来越予以重视”(杭菊2002)。
在翻洋理论研究方面，学术发展水平的商低造成的差距，虚心向西先进理论学习，义不能过分依赖西方的翻译理论，而要注意足干,-t传统义化，认真的整理干¨总结学习传统理论．吸取适合门的理论成分，确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1984：588．604)，以推动和发展我们的翻译理沧，最终形成自己理论上的民族特色和优势，以立足界翻译理沦研究，而不能被强势翻潭理论同化。
在全球化大背景F，东西方文化之问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吸收融合外来新文化、新理论来促进本国文化包括翻译事业的发展。但是，东西方两种文化迥然不同、各具特色，所以我国的翻泽理论既要走向世界，又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特点为代价。我们既不能轻易的反对和打击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不能动用某个国外学者的“论断”来试图完全抛弃和定译沦民族性，更不能埘坚持民族文化，试图建立巾自己特色翻译学的学者和在英翻译时采用归化翻湃的泽者打上逆世界历史潮流或观念陈旧等的印记。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际上才能维护民族丈化特征，在国内才能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巾国翻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2．2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
在译论建设方嘶，我们要克服两译论的卡H臣排斥倾向及翮泽研究的片面倾向，我们必须以我的翻译实践为基点，以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为借鉴进行译论研究。我们应该学习国外译学界善于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找准切人点深入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创新精神。我们应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翻译理论，下功夫加强汉语修养，研究汉语语言规律。在翻译实践中把前者化人后者，拿出我们自己足以与外国翻译理论相抗衡的著作来。我们还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论重视及研究，对国外翻译理论分流派或分不同时期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分析学习工作。最后力争能让一部部优秀译学著作形成卓越文化代表，从而展示中国翻译界的理论建树。
一、货币发行收入与铸币税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供给由经济实体内部提供，黄金和白银的生产部门本身就是实体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作为商品金银也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物，具有价值。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其所含金属的重量。货币与商品的交换，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上不存在货币的发行收入。
但当货币形式发展到不足值货币，特别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从技术上货币发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束缚，货币发行就成为一种特权，能为发行者带来发行收入。历史上，发行收入应该归谁所有，一直是有争议的。西方政府曾以“铸币税”的形式对私人银行发行现钞课税，作为允许他们拥有货币发行特权的交换。中央银行建立后，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货币的发行收入明白无误地归属政府。
设铸币税为S，Mt是t期的货币发行量，Mt＋1是t＋1期的货币发行量，考虑到价格因素，S＝（Mt＋1－Mt）/Pt，Pt为t期的价格水平。从上述公式中反映出：1、货币发行收入与价格水平成反比，物价水平越低，中央银行同等数额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就越高；2、货币发行收入与新增货币发行量成正比，新增货币发行量越大，铸币税越高。
铸币税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税种，只是理论上对货币发行收入性质的界定，是将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收入具体化，使之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在实践上实现货币发行收入归政府所有。在明确了货币发行收入的性质后，还要确定货币发行收入的范围，即哪些货币供给和货币创造行为会产生货币收入，在现代货币供给机制中，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确定货币的发行收入首先要明确货币发行的范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货币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层次：M0为现钞货币，在流通中的相对比例下降，但完全由中央银行提供；M1＝M0＋活期存款，即现金加活期存款，M1被称作狭义货币，是现实购买力；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被称作广义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将（M2－M1）定义为准货币，是潜在购买力。货币外延的扩大使货币发行收入的范围也扩大了。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现金和活期存款是货币的基本形式，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提供和创造。因此，一方面，货币发行收入表现为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活期存款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体系具有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在不完全准备金制度下（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不断降低已是趋势，有些国家已趋近或降到0），一部分新增的购买力就成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
二、国债具有铸币税的功能
上面谈到，货币发行收入包括中央银行创造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创造派生存款所形成的收入。从中央银行的角度实现铸币税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央银行直接掌握基础货币；二是要求商业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因此，多数国家对存款准备金是不支付利息的）。从财政的角度实现铸币税，在理论上也有两条途径：一是向中央银行借款和透支；二是向商业银行借款。借款可以采取直接借贷，也可以采取间接借贷。
由于中央银行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特殊作用，各国政府都非常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货币供给方面，为杜绝直接用货币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因此，政府运用货币发行收入在具体操作上，只能采用下列两种方式：一个是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一个是允许商业银行直接购买国债。
可见，国债既具有弥补财政赤字的功能，又具有铸币税的功能。一部分货币发行可以通过国债的方式实现，即国债货币化，这是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理论基础，也是财政（国债）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的内在原因。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国债规模不是必然等于财政赤字，国债规模既取决于财政赤字规模及其弥补方式，又取决于货币发行规模及其发行方式。
三、货币发行收入应该由财政和中央银行哪一个部门掌握和使用
在我国实际部门中有过货币发行收入应该归财政部门掌握使用还是应该归中央银行掌握使用的争论。其实，无论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职能部门，既然确定了货币发行收入的性质，无论发行收入归哪一个部门使用，都不会改变它是货币信用化制度下的政府首要收入来源的性质。究竟归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使用，则应取决于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
中国改革开放后到1998年，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面临的主要压力一直是通货膨胀，这使得货币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中央银行集中掌握着货币发行权、贷款规模分配权、中央银行贷款权和基准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在资金来源上，中央银行拥有基础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这期间，在政府资金来源（即货币发行收入）的使用上，中央银行与财政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1995年以前，财政部门一直延续计划经济的作法，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和借款弥补财政赤字，截至1993年底，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的借款达到1688.7亿元，占中央银行当年资产的13％，中央财政与人民银行通过直接借贷的方式共同占有使用发行收入。从1994年开始到1995年，随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中央银行直接掌握的资金来源减少，人民银行逐渐停止了向财政提供借款和透支，同时不直接购买、包销政府债券。从形式上看，货币发行收入由中央财政与人民银行共同使用，转向由中央银行一家拥有。但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法》还规定，中央银行可以在国债市场上进行公开业务操作，以保证国债的流动性。这意味着，中央财政与人民银行之间的资金联系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直接方式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间接方式。
[论文摘要]中国艺术学科的成长，需要有自己的核心艺术理念支持。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是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关键时期二是要认真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三是要研究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的策略。
一、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
“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是基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国美术界，当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性解析，从而为中国美术文化的新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果说中国艺术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变迁成长，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国首次自觉地寻求变革而至。那么，从2oo9年开始应该有再一次促进新成长的自觉意识和实在行为。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环境给予中国艺术文化的良机与使命。从中国当下在全球的态势来看，是具有新的持续飞翔的语境和条件。…中国及中国艺术文化学人当下是需要时刻明白自己已经具有了独立、健康、跨越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关键是需要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成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要不断自觉、不断提升、不断拓进。
首先，中国艺术文化本来就有自我之根脉。中国艺术文化的根脉是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一点是不可忽视和缺失的。今天中国艺术文化新的自觉和新的发展之缘由与自信底气，就来源干中国艺术自己本来的根脉。不论讲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好，还是说诉求创建中国艺术学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之根。
从原理上看，思想是有历史属性的。当下我们审视、形成和确立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缘由的。中国艺术文化同中国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传统。不仅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国的音乐艺术文化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传统、戏曲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形态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中国电影艺术、中国电视艺术，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传统内涵。为什么有学者在反思回顾论及中国画在2o世纪8o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历史事项后讲：“有趣的是，‘末13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特性等问题，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这是要感谢‘末日论’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为中国画有它自身深厚的传统内容，所以国画家们才不会盲从于一人之论而失去自我。总之，在者力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之时，要守候中国艺术文化的本来之根脉。
其次，“西来东失”的走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造方法、艺术评价标准等视点看，中国艺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了“西来东失”局面。但是，当下是到了走出这种非常态局面的历史时期了。因此，走出“西来东失”的时刻也是促进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语境因素。换句话说：走出“西来东失”的标志，就是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赫然建构与矗立。
所谓“西来东失”，是指中国本土文化随着西方等外来文化侵蚀而衰微的社会现象。由于西学东来的声势强大，致使中国本土艺术文化遭到了时在的哲学人士、政治人物、艺术从业人员等多类人物的抨击或改良，故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都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体性定位之行为的局面。但是，在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认识水平与实力的增强，那种唯他者是从的社会语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到了要向他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文明的时期。因此，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构建好了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有了厚实的中国艺术文化宝藏，才有向他者推荐自己的资格、自信和实货。
再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30年之改革开放的积淀基础。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基础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这3O年问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纵观中国艺术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无论是艺术观念、艺术价值取向、艺术体制、艺术学术、艺术学科、艺术形态、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审查、艺术传播、艺术交流、艺术消费、艺术生态、艺术变迁，还是在艺术人才、艺术从业队伍、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受众、艺术语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迁提升、积淀起了丰厚的财富。没有这些已有的艺术文化基础，是很难去规划和设定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提升与腾飞的。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艺术的历程与得失，应该有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系统学说。
为什么需要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为什么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因为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下新生长的迫切需要。中国艺术当下的中国处境是：中国整体的发展要求中国艺术文化应该有经典性的反映与成就。所以，中国艺术当下的变迁成长，应该有与昔日之不同的取向与面貌。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的中国艺术匹配不断崛起和强大起来的中国整体社会。另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成为强大中国构成的重要内容元素。那么，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艺术与昔之艺术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变迁成长?如何的成就满足?这些都需要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做出回答。可见，中国艺术文化生长新起点的需求，是中国艺术文化再次自觉的促成因素之一。总之，中国艺术的未来是应该在中国自主的艺术价值立场、艺术价值诉求、艺术价值取向、艺术观念支持下的卓越变迂成长成就。
二、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民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丰厚，而且是绵延成长从未间断过。历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应该还有些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l世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国家夏。从此，中国进人了灿烂的文明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是在公元21世纪开初便创获了新的伟大复兴的生存语境。这个历史的巧合或历史的必然，内在逻辑地注定r中国是到了应该充分自觉认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创本土文化新辉煌的最佳时刻。在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视野里，我们ti土看到，在悠k的中华艺术历史长河中，在原始时期，我仃】先人的艺术思维认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长和发展。比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中，是已经充分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外化能力。随着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积，即便是在先秦时期，我国在艺术认识论、艺术创造方法论、艺术作品集成、艺术理论定格、艺术历史累积、艺术功能社会化、艺术核心价值确立等方面都有了卓尔不群的伟业建树。从“画论”视点看，在战国时期就已露中国绘画理论的端倪。著名美术学者俞剑华曾讲：“中国画论自战国时代，((韩非子》鬼魅易、犬马难之言，已开画论之端。”l3从造物设计视点看，无论是实践上的创造、作品集成，还是理论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铜器、甲骨文、铭文字造型、篆书形态，战国时考工记著述等等都是中华艺术文明的经典、自豪与再创中国本土艺术文明的重要学理逻辑和基础。事实上，中国本土艺术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的证明。仅从美术与设计艺术两个视点来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盆、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牙雕、商代殷墟玉凤》、岩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与兽面纹玉琮等实在创造物，就是中国整体文明不可缺失的铁证。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大力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创建与累积。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至少有两个自卑，一个是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另一个是对中华本土艺术的自卑。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表现在：认为民间艺术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将民间艺术的价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间艺术却是艺术之根。瞧不起民间艺术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认识，揭示了一些人对中国草根艺术文明的可贵价值认识不足。就在当下，那种对中国草根艺术形式认识不到位的观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评。“至少在央视春晚上，流行歌手归为音乐舞蹈类，而二人转，小品归为语言类。二人转其实就是一种说唱艺术，与美国的Rap、Hip—hop都属于一种根源性、底层的音乐。但是，美国人可以把这一贫穷黑人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成为全球文化潮流，中国人却始终只把二人转看成为一种舞台表演或北方曲艺。”l4实践证明，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自卑将导致对中华文化整体认识的自卑心理与认识的产生。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艺术的自卑反应在：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艺术科学和高级，故而，一味地要用外来艺术改造中国本土艺术。比如：被著名国画家潘天寿(18971971)在l957年称之为“无祖宗的世界主义者”的江丰(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国画改革会议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将时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画系取消”。不过，“这种排斥其他画种的说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国画家的不满。”l6I对中国自身艺术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导致中国本土艺术走向虚弱化。这种不良的民族艺术认识论和具体的误导性艺术民族创造实践方法论，无疑是不利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创造和成长。在当下的语境促进和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认识与行为，就是要让中国本土已有的经典艺术文化继续发挥光芒与应有作用。
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是丰厚的。仅从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看，艺术认识论的“行己之道”、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写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尽意等观念、艺术价值论的“文以载道”、艺术辩证法的虚实论、“不似之似乃为似之”、艺术变迁论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方法论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人达士，不拘于一家”、“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评价论的“气韵生动”和“意境”学说、“品级论”，以及绘画艺术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无形”、音乐艺术的“大音希声”、舞蹈艺术的“舞，动其容也”、园林艺术的“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等众多艺术学理，都是应该不断闪亮的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思想。只有在不断深入研究梳理和经典编码中国已有本土艺术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构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抛弃中国已有的经典艺术思想。
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从先秦至今，应该说是在不断创生增厚的。当下的历史任务是更需要中国艺术学人认真对待和重视运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学术、艺术思想的时候了。著名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对著名画家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与创造行为的评价结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中国许多艺术学人在突破艺术习规、拓展艺术边界、丰厚中国本土艺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和明白这一点。及时认识到和肯定中国艺术人自有独到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与艺术成就，是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累积的当务之急。
三、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策略
探寻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随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设计和制定确实可行的战略。因此，能够明确认识到研究制定建设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策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首先，确立大气的思想认识之策。此之大气，意即宏大开阔的思维、视野与气势。以大气的思想认识论来指导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力求避免自卑、低俗、小气、狭隘等思想意识、思维与行为。
关键词：文艺学学科建设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的就是反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超级秘书网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摘要：儒家和谐社会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和谐思想，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从社会学的理解视角上看，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因此，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二是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
关键词：儒家；和谐社会；社会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强调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使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有了更大的意义。
一、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
和谐，指的是事物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主张，孟子描绘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内容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人际和谐。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从字形结构来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首先要“仁者爱人”，学会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方式。孔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为孔子提出的“爱人”找到了一个人性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爱人要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群己和谐”。“群”指“国家”、“天下”、“社会”等确定而具体的范围，“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识到自己是有个性的个人，但又不与“群”完全分立。中国古代和谐论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强调群体，主张从群体出发使个体服务于群体。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同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个人的“独乐乐”不如与别人的同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只有与他人与众人共赏、共鸣，才能得到最大的乐趣。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荀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和”，强调“一”，强调“天下大齐”。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无群……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兽强胜，是因为人能结成群组织起来，群体的和谐使人类战胜万物的保证。
从孔子到荀子，虽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儒家的理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体地将天、地、人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合而为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儒家还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4.以民为本。儒家和谐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注重社会对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尽心下》），主张“仁政”，强调当政者对老百姓的依赖。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进一步体现出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视。
无论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主张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文化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和谐的社会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清，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
1.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有:
（1）社会由人群组成的。人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单个的人；
（2）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人与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联系也逐渐扩大；
（3）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人类社会不像动物结群那样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规范及制度将无数单个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有序地创造活动；
（4）社会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它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政府这个管理中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社会是一个注重联系、注重整体的概念。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所以说，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就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第二，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尽可能避免社会失范。
2.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两个理解视角。
（1）在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上，社会学中的互动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为微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社会互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在互动中才能发挥出个性与自我。互动还是社会形成的条件。正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类才一层层的建筑起整个社会。符号互动论认为，首先，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类具有与他们结交的特殊行为能力，并由此产生各种人际关系；再次，人类社会是由互动组成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是由个体行为维持与改变的。儒家强调以“仁”与“和”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忠恕”和“礼”作为实践手段，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这里的“礼”就是一种传递和谐信息的刺激符号，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所发出的便是这种和谐的刺激符号，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发出类似的符号作为回应，这样，如果大多数人以符合“礼”的行为方式进行互动的情况下，“仁者爱人”的目标便可能实现，社会内部的个体之间便会呈一种非常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能得到实现。
（2）在社会整合方面，社会学中则有社会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社会利益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通过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协调与调整，而在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关于利益的协调有诸多论述。《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
在孔子看来，贫富悬殊的危害要大于贫穷，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均无贫”，即达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谐、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
儒家重视利益协调，并主张通过相关机制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状态，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关注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使社会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些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继承儒家和谐社会观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当代实际加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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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傅治平,和谐社会导论[M].人民出版社，2005。
论文摘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由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承载了对职业教育的研究、指导、服务、学术交流等诸多使命，少于对理论学理的深入探究;简单化的思维式妨碍了职业教育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研究方法的多姿多彩;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的失语以及市场经济下功利化学术泛滥，职业教育及其研究边缘化，使职业教育理论呈现指导职业教育实践的吃力感提出了建设职业教育理论的两大方法: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构建中外职业教育科学结合的理论构架，并进一步强化理论原创意识。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恢复发展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除了我们已经取得了有日共睹的成绩外，我们也大致可以探察到以下儿个存在的问题一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承载了对职业教育实践的研究、指导、服务、学术交流等诸多使命，惟独没有完全的白我本色，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往往滞留于更新观念的层面，而少于对理论学理的深人探究;二是意识形态—反映论成为当代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主耍的哲学依据，妨碍了职业教育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研究方法的多姿多彩，简单化的思维模式也使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在一个狭小话语体系里运行，未能形成自己的话语运作规则和学术建设规范;，是改革开放以后西学强劲东渐，尤其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西方文化思想毫无遮拦地汹涌而人，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出现失语。恰如东施效擎、邯郸学步，巾国许多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者在高度亢奋地将西方形形的新潮职业教育理论和方法挨个操练一番之后便无计可施了，陷人了进展不理想的境地;四是市场经济浪潮搅扰了人们内心的平静，功利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逐渐增多。针对职业教育理论的困窘，许多可贵的学术洁问、有益的学科研究与理论探索早己在职业教育理论界广泛而深人地展开，人们见仁见智，力图激活职业教育整个学科的生命力。笔者由此提出建构职业教育理论的两大方法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搭建中外职业教育科学结合的理论构架，并能潜沉思虑进一步强化理沦原创意识。
一、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
导引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一着，就是要构建职业教育理论的两条知识构建思路，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一是突破简单化模式。求索多样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学术根基的奠定须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要突破简单化模式其次要突破生吞活剥。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跨人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也汇聚在思想解放的大潮流中新时期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的重大功绩在于为职业教育正名，呼唤职业教育独特的理论特性改革开放初期的职封合理论研穷建设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价值观念更新，为研究进一步展开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又作为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的话语表征而承担某种启蒙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西方的种种职业教育理论思潮、流派、理论和方法蜂拥人境，在中国职业教育领域掀起巨澜，也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潮研究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者多处于经验模造’，阶段，其理论研究大多是他者理论的移植或中国化翻版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的现实使得我们有必要坚决摈弃对他者理论和方法生吞活剥的不良消费习惯，力图机智地吸纳其精华、壮己之筋骨二是加强理论与职业教育实践的联系。毋庸置疑使理论获得生成和提升的不竭源泉是埋论与实践相伴相生任何理论无不受具体实践的浸润、催发和孕育，井经此后繁富的实践活动的检验和确证得以逐步发展、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理论应热切关注职业教育实践活动尤其是当下的职业教育活动)，垂听职业教育实践的要求与呼声，并对新现象、新间题作出迅捷应答。强调和突出职业教育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既能够使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教学时尊重客观、实事求是，避免主观臆断;又可以推动职业教育理论随实践变化而动态发展;还势必彰显职业教育理沦研究建设鲜活的时代性。当前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著作存在着“下少’。的现象，即成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界重要话题的少，被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者引用和摘录的少，作为私人购置藏书的少。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由于与职业教育实践和现实经验的架空、疏离而既不能使阅读“览无遗功”，也无法令批评“准的有依”，这也是近年来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对职业教育实践指导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的任务并不是作孤立的事实分析，解释一个又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要将广袭的职业教育实际视为整体进行探究，以提取普泛的经与规律。我们着力强调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旨在由此拓展职业教育理论的探索疆域，开掘新的理论发展资源，提供更有效率的对职业教育实践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