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水经济模型水产业产出现代水经济
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对人类至今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也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将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种资源，就是水资源。水资源对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发展已经显现出其绝对重要的地位，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水经济”，已经开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1水经济系统
从有生产活动开始，人类就在不停地探索利用水资源创造财富的途径，这些途径日益得到拓展，时至今日，人类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根据区域的水资源条件已经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经济系统，我们称围绕水资源属性建立的经济系统为“水经济系统”。
2水资源
大家都知道“石油经济”的概念。但是，对于人类而言，水比石油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水具有比石油复杂得多的资源属性。认识水的复杂资源属性，对于形成现代水资源价值观念，建立现代水经济系统，意义重大。
2.1按水资源用途划分的属性
（1）水的自然资源属性。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是指其作为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体现的特征。与铁矿作为投入物经过冶炼和加工以后，能成为钢材、铁等生产资料和其它如汽车、水管等消费品等一样，水经过提炼和加工以后能成为工业用蒸馏水和生活消费用的饮用水、洗漱水等。当然，水还可以作为工农业生产过程中其它必不可少的直接或间接投入物。水资源的这些属性，表现的是其自然资源属性，它能为人类提供效益，能够产生经济价值。
（2）水的资产属性。水的资产属性，是指仅仅通过水的所有权的运用便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效益所体现的特性。当某一社会单元取得一定的水域的所有权后，便能将其作为生产的工具，为产权（使用权）所有者带来经济效益。水的资产属性有如铁路、公路、土地，但比它们具有更加复杂的特点，如一定的水域不仅可以作为交通运输的资源，还可以作为养殖业、水力发电等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水的这种特性与其自然资源特性的重要区别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被直接消耗掉，而是像工业生产的设备和厂房一样，其物质形态并不会被直接转移到产品中，而是通过占用方式将其价值逐步转移到产品中。与工业生产设备一样，水资源在作为资产使用时，由于水质在降低，水的使用价值也在降低。就像企业的资产在经营过程中要通过修理、更新来实现保值增值一样，水资源的保值增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水的环境资源属性。自然环境可以接受、分解、还原、转化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和其它有害影响，从而满足人类的生产和发展的生态需求。这是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所表现出来的资源特性，它已经超出了自然资源的范畴。自然资源所具备的这部分特性，环境和生态学家们称其为环境资源特性。它包括依托自然资源的物质实体产生的景观的可观赏性与舒适性（景观优美性）、环境容量与其自身的调节（分解、转化废弃物）能力。水具备以上环境资源定义的所有属性，这一属性的意义在于它能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功能。
（4）水的生态资源属性。水资源还具备与人类生产生活间接相关或无关的生态功能。这部分生态功能表现为：水不仅是生命的构成要素，而且是包括生命系统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维持的必备要素。所有的自然生命体都包含水，所有的自然生命系统需要水来维持，部分非生命系统缺乏水将会退化。在沙尘暴肆虐、土地大面积沙漠化、人类付出惨痛代价的今天，人们开始意识到水的生态资源特性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
2.2水资源的经济学特性
（1）系统性。以上使用特性不仅构成一个复杂的经济学系统，涉及经济学的供给、需求与市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均衡、边际效用等问题，还涉及目前的前沿学科和理论，包括资源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系统性决定水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复杂性。
（2）稀缺性。理论上说，任何资源都具有稀缺性，对于水资源而言，存在现实的稀缺（中国北方的水资源状况）、潜在的稀缺、结构性稀缺和季节性稀缺四种情况。稀缺性为发展水经济提供了基础。
（3）竞争性。表现在同类厂商之间对水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和水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竞争性（作为自然资源投入和作为资产、环境资源、生态资源之间的竞争性）。竞争性决定了水资源产权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必要性。
（4）兼具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特性。水作为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特性决定了政府在水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而水作为自然资源和资产的准公共物品特性决定市场机制在水经济中的地位。
3水产业
水产业是水经济的主体。根据水资源的用途，水产业涉及的产业领域，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从水的自然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水利工程、自来水供应、其它水产品、节水技术和产品等，作为现代水产业的重要构成部分，节水技术和产品是现代水经济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
（2）从水的资产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水电工程、水产养殖、水运、港口、码头、运动、休闲、水权价值评估与交易等。其中，运动、休闲、水权价值评估与交易是现代水经济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
（3）从水的环境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房地产、旅游、水环境监测与评估、污水收集、处理、水体修复、水生态保护与恢复等技术、产品和服务，其中非接触性旅游、水环境监测、污水收集、处理、水体修复、水生态保护与恢复等技术、产品和服务是现代水经济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
（4）从水的生态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绿化、植被建设与恢复、湿地保持与再造、地下水保护等。这类水产业都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
4水产业的产出
4.1水产品和服务
水产品和服务与一般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相同的特性，水产业的这部分产出具有完全的私人物品特性。因此，具有完全的市场化特征。由于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一般国家都采用的是政府垄断经营的方式，但是，这种经营是按照市场化的机制在运作。
4.2水环境质量
传统观念上，人们一般认为水环境是产业的投入要素，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水环境资源在可以作为生产过程的投入或消耗的同时，就像制造业使用的钢材本身就是冶金行业的产品一样，现代经济系统中水环境质量本身就是产品和服务，并且存在现实的市场需求。
4.3生态平衡
以水作为重要一环的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一种标准的公共物品。人类从事的生态保护与恢复活动，是关系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活动，水环境的生态效益是一种社会效益。作为水产业的重要产出内容，生态系统的恢复必须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和社会公众的参与。
5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5.1政府的作用
包括：水资源产权的所有权属国家和集体所有，各级地方政府的水务管理部门行使该权利；水资源的使用权实施部分市场化的原则；政府保留水资源用于生态保护的使用权，并行使生态保护的一切职能；确定不同水域的功能，制订水资源产权相关法律和规划；制订一般水产品和服务产业的市场运作规则；建立水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和污水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水资源“使用者付费”机制，控制水资源的定价权，利用价格调节水资源的使用，并获得水资源使用收益；建立水环境“受益者付费”机制，获得水环境收益；建立水环境“保护者受益”机制；建立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在使用上的优化配置机制；建立水资源（包括水环境）使用监督机制，行使监督职能；建立水资源价值评估体系和水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5.2市场的作用
包括：按相关法律和规划配置水资源的使用权；由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决定水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数量和价格；优化配置水环境保护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等；刺激技术进步机制。
6现代水经济
6.1传统水经济
传统水经济，是主要是围绕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和资产属性而建立的经济系统。传统水经济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七个“强调”和七个“忽视”：强调由自然资源属性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忽视其环境和生态资源价值；强调直接效益和直接费用，忽视间接效益和间接费用；强调利用，忽视开发和节约；强调占用，忽视保值增值；强调自然资源产权，忽视环境资源产权；强调产品价值，忽视资源价值（产权价值）；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忽视市场的作用。
6.2现代水经济
现代水经济，是围绕水资源的属性体系建立起来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经济系统。现代水经济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经济价值与环境生态价值并重，强调可持续发展；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并重；开发、节约与利用并重；自然资源产权和环境资源产权并重；在水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重；形成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在使用上的优化配置机制；形成水资源价值评估体系；注重水资产的保值增值，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建立水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7结束语
水资源具有复杂的资源属性和经济学属性体系，现代水经济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系统，本文只是对其系统的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由于现代水经济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对环境和生态具有复杂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对水经济系统的深入系统研究已经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原理论文”怎么写呢，请看查字典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范文
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原理论文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原理论文”，更多内容请点击查字典论文频道。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一：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服务型企业信任关系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润滑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性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性服务、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张力及范式反思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经济数学类论文范文一：经济数学分段函数案例教学论文
一、案例教学
(一)案例教学的内涵
对于案例教学，不同的教育工作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经济数学的案例教学，是指教师以案例为基本素材，创设(问题)情境，通过师生、生生间多向互动，激发学生有意义的学习，使其加深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以达到建构知识与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的一种特定的教学方法，是一种理论与实际有机切合的重要教学形式。
(二)案例应用方式分类
依据案例在经济数学概念(原理)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方式和出现的位置，可将其分为以下四类。
1.概念(原理)前案例。在进入教学主题之前，先引入若干简单、特殊的案例，然后以不完全归纳的形式呈现概念(原理)的教学方式称为概念(原理)前案例教学。概念(原理)前案例数量以二三为宜。如：在导数(边际)定义前引入变速直线运动物体的速度问题、曲线在一点处的切线的斜率问题，在定积分定义前引入曲边梯形的面积问题等。
2.概念(原理)中案例。通过引入贴合教学主题、难度适中的案例，随剖析随呈现概念(原理)的教学方式称为概念(原理)中案例教学。经济数学中的弹性概念适合概念(原理)中案例教学。
3.概念(原理)后案例。在呈现概念(原理)后，再抛出相对较难的案例，以演绎的形式再现或者应用概念(原理)，以加深学习者对概念(原理)的理解、内化、迁移能力的教学方式称为概念(原理)后案例教学。概念(原理)后案例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难度较大，可以分为课上、课下两部分实施。课上以教师为主导，课下以作业的形式，促使有兴趣的学生翻阅资料钻研探索，锻炼其分析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概念(原理)后案例教学具有普适性。
4.前后呼应式案例。在进入教学主题之前，先抛出案例题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后呈现概念(原理)，最后剖析案例，应用概念(原理)解决案例的教学方式称为前后呼应式案例教学。前后呼应式案例教学适合于复杂概念(原理)，如微分方程理论、差分方程理论、级数理论等。
二、分段函数的案例教学
例1：快递收费问题。圆通快递哈尔滨发深圳收费规定如下：首重1公斤，收费13元，续重每公斤10元。试建立快递收费y(元)与货物重量x(公斤)之间的函数关系。解：y=13，0113+10(x-1)，x1例2：邮资问题。国内普通信函重量在100克及以内的，每重20克(不足20克，按20克计)本埠收费0.80元，外埠收费1.20元;100克以上部分，每增加100克(不足100克，按100克计)本埠加收1.20元，外埠加收2.00元。试分别建立本外埠邮资与信函重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三、总结
数学到底有什么用?这是学习者尤其是高动机水平的学生所热切关心的问题。经济数学的案例教学以案例为基本素材，以遒劲有力的笔触向学生点画出作为科学之王的数学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用武之地。快递收费问题、邮资问题，以及薪金所得税案例、出租车收费案例，联袂证明了分段函数不是一只无魂无魄的木偶，而是一只有血有肉的精灵。
经济数学类论文范文二：现代经济数学化分析
经济学数学化的含义
经济学数学化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将数学的思维方式能动地运用于经济学,促使经济学不断实现质的飞跃。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看,数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只有理性思维才能产生重大突破。爱因斯坦运用数学思维推演出许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体验不到的、不能理解的结论。他创立的相对论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随着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日益虚拟化,经济现象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愈益不能直接地感觉,愈益需要高度抽象的数学来描述。只有在广泛的数学工具的基础上,经济学才能摆脱经验主义,摆脱仅仅依靠有时不甚可靠的经济学家的直觉来得出结论。我们认为,数学思维方式的演变在推动经济理论的变革中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角度和理念,使他们对经济问题的本质产生了全新的看法。
比如使用概率统计中的分布、期望和方差来刻划风险与不确定性,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未知事件的认识,现代保险理论和金融理论由此导源。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以及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提出的期权定价模型是在较强数学框架下得出的,现已成为金融工程学的基础,后人称其为华尔街的两次数学革命。我们注意到,数学的发展不仅表现为量的积累,而且还表现为质的飞跃。从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从必然数学到随机数学,从明晰数学到模糊数学,既是数学史上的重大转折,也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它不断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具有时代的特征。以数学思想方法的历史演变为线索,把数学向经济学的渗透放到数学史的背景中考察数学对经济理论的突破与创新所起的动因作用,就会发现数学发展的每个阶段对于经济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或是提供了新的经济思想,或是使原有的概念体系得到改造,或是将其研究范围加以拓宽,或是用抽象的、严格的数学语言将原有的理论表述得更为精致,从而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原貌。经济学数学化的第二层含义是,经济学理论的存在方式也应当向数学靠拢。在数学中,未经证明的命题是不能作为定理而存在的。在尚未经过统计检验之前,理论观点均是以假说形式出现的。可是,在传统经济学中,理论被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就把真理绝对化了。
恩格斯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假说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它是一系列命题的组合,其内容需要历史、现实和有关学科的证明。可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从来都是围绕假说进行的:它的理论研究,主要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一种假说;它的经验研究,主要是用统计数据和经济计量模型检验一种假说。另外从经济学的论证方式来看,也应当仿照数学理论,首先要建立理论模型。而构建一个理论模型需要有三个相应的子环节:前提假定、逻辑推导、导出假说。理论模型是对影响某一经济现象的若干变量之间相互关系进行系统表述的逻辑体系。影响经济现象的经济变量可能很多,理论模型就是对其中关键变量的相互关系的系统表达。理论模型的好坏主要看它能否抓住影响事物的关键变量,并且简单明确;从数学的角度来看,既简洁明了又能概括关键变量的相互关系的模型就是好的。经济学数学化的第三层含义是,在经济学的论述和交流中,从使用文字语言转变为使用数学语言。数学语言是最严格的逻辑形式,尤其是数学表达的逻辑简单明了、无歧义,容易被证实或证伪。在科学史上,许多争论都源于没有明确给定讨论的前提条件或者潜在的假设模糊,用文字语言表述却难以发觉,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若要解决这些争论,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数学语言。这就可以避免那些无意义的争论,这无疑将提高学术交流的效率,有利于经济学的积累与发展。综上所述,经济学数学化是指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论证方式和语言形式,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一番改造。这是一个渐进的、非显化的历史过程。
从目前来看,经济学的数学化还远远没有真正实现。因为真正实现数学化需要具备两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数学自身的发展,特别是非构造性数学的发展足以适应经济学的复杂性要求;二是从经济学的成熟程度来看,不仅需要达到可以建立理论的水平,并且具有与作为形式化条件的数学语言高度通用性相适应的逻辑简明性。因此,一些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其量只能算作经济学数学化的一个方面,而和从本质上来理解的数学化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认为,数学化很可能是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也许这是一条人类走不到尽头的路。但是,每一步新的探索必将使人类对经济学增加新的认识和理解。
数学化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学也要现代化,而倡导科学则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科学与理性是经济学赖以建立的内在尺度。经济学的科学化体现在弘扬科学精神和运用科学方法两个方面,而数学化则是促使经济学科学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通过数学化达到科学化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学的现代化。
1、数学化体现科学的理性精神
数学化与科学的理性精神是一致的。西方经济学所表现出的科学理性精神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几乎为所有的西方经济学者都承认的基本假设之上的,这个假设即经济人假设。所谓经济人,就是指那些行为合乎理性的人。由于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当他面临若干不同的机会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种,即追求最大化利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假设推广到政府部门,认为政府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追求的最大化范畴已经无所不包,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由此大大拓宽,新制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不同学派只是在论述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经济人假设实质上成了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即最大化分析。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最大化分析得到了直接的应用和淋漓尽致的发挥,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了各种行为函数,进行了精确的量化分析并联合求解,得出市场一般均衡体系阿罗德布鲁模型。最大化分析是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总是与一定目标相联系的。为了论证最大化分析与科学理性的一致性,下面举例说明。比如,对于厂商来说,在他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他总是希望成本比较低,利润比较大。从亚当斯密以来,其后的经济学家则运用边际的思想更精确地将利润最大化原则表述为边际收益(MR)与边际成本(MC)相等。这个表述几乎解释了厂商的一切行为。
例如,为什么厂商那么不具有人类的同情心而解雇工人;为什么工人的工资是由他们的边际产出决定而不能够再提高;为什么在一切生产要素都具备的情况下,厂商不追求最大的产量而任其资源的闲置;为什么厂商能有一个自我约束的本能机制而不任意扩大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公式是套用微积分求极大值的方法得出的。假设变量R和C分别代表厂商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它们都是产量(q)的函数。又设厂商的利润为=R(q)-C(q),只有当利润达到最大值时,厂商才处于均衡状态。这就是说,能使达到最大值的q便是厂商处于均衡状态时的q。一旦找到了q的数值,就可以把它代入需求方程来求得p(价格)的数值,即厂商处于均衡状态时的价格。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数值的q之下,的数值最大?按照微积分原理,使为最大值的必要条件是:ddq=dR(q)d(q)-dC(q)dq=0,亦即dR(q)dq=dC(q)dq最大化问题的古典方法的主要特性是:假设目标函数在一个极大或极小点处有一个等于零的连续的导数,这在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中称为一阶条件;数学规划和对策论已经把最大化的讨论扩大到约束条件为不等式,扩大到目标求极大化极小值和极小化极大值的情况。实际上,数学中所有关于求极值和最大化的理论,都适用于分析各种各样的最优经济效果问题;而很多求极值的数学理论和概念,也只能在最优经济效果问题中找到原型。
2、数学化有助于经济学实现科学化所必备的三项条件
一般说来,理论体系是一个由概念、判断经过逻辑推理而形成的逻辑系统。这个逻辑系统被经验证实之后,才能成为知识累积性体系的一部分。因此,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以下三项条件:逻辑一致性、可检验性和可积累性。逻辑一致性是科学理论的重要特征。理性思维之所以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主要是为了防止在思维过程中出现有自相矛盾或理论观点之间前后不一致的现象,即保持理论结构本身的自洽性和内在整合性。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套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解释,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因此,理论或假说在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之前往往应当先接受逻辑的检验。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拥有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如果确认经济学是一个在经验事实基础上抽象的逻辑系统,由于所有逻辑语言总可以用符号语言来表达,而数学语言也是一种符号语言。那么,采用逻辑方法的理论体系能够用类似于数学的语言加以表达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数学具有逻辑的本质,也是对逻辑的发展和延长。所以,我们能够以逻辑为中介来论证经济学的数学化是可行的。目前,利用数学模型来做逻辑推论在国际经济学界是一个潮流。一种理论或假说只有具有可检验性才能成为科学,如果不具有可检验性,就无法判定其真伪,也就不能成为科学。作为一门实证的科学,经济学总是要对客观现实做出解释,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若与理论假设相一致,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经验事实与理论假设不相符合,经济学家就必须重新审视经济理论:修改假设或者加入新的解释变量,从而使理论与现实相符合。这种重新审视的过程,往往就是经济学发展的过程。
一个有影响的经济理论,通常是从试图解释一个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但未为现有理论所解释的现象或谜题开始,然后从人是理性的这一被所有学者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出发,加上一些重要的限制条件,导出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或谜题的逻辑。从方法论来说,一种社会现象往往能用不止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同理,一个理论模型只要变换一两个限制条件,就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到底应该接受哪个理论,只能根据经验资料的检验加以取舍。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面前,以往的经济学家大都直接使用人脑对材料进行综合、归纳和推理,所得出的学说虽然有较高的抽象性,但是逆反性(即由学说返回实践的能力)却很薄弱。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人们终于找到了经济计量模型方法,借助数学和统计学等无机方法来代替人脑的有机思维过程。经济计量学中的许多统计方法便是适应经济学的需要而建立的。经济计量学应用这种方法首先根据经济理论和有关的经济信息建立模型,并对模型中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进行测定,然后将模型的结论同现实世界相比较,以此来决定理论是成立,还是予以修改或者应当抛弃。经济计量方法所基于的理念是让数据讲话。由此可见,经济学的数学化为经济学的可检验性提供了可能。经济理论具有科学性的另一特征是可积累性。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我们把科学视为一种系统探索而非一组预先指明的专业知识。威廉姆斯曾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科学是系统(可靠)的知识有组织的积累,其目的在于理性的解释/预测。在上述科学的定义中,知识的有组织的积累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当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时,才有可能实现积累性知识的增长。试想,如果每个人都另起炉灶搞自己的一套,知识积累是难以想象的。为此,就需要在学术竞争与相互信任的机制中,加强经济研究的分工与合作。个人的名分是在同行们的文章的索引中体现出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可以在一个小而细的问题上安身立命?因为他的成果只要被许多人引用就是被认可。按照这种规则,当我们在注释中标明某人某作品的时候,不仅证明了前人的贡献,而且同时说明了重复研究的无谓。更重要的是,某种理论一旦被接受而成为公共物品,它便注定了自身要被超越与发展的命运。
宏观经济学是变化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在新的模型、理论不断涌现的同时,原有的曾经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又一次次被人们拿到新的条件下来分析,用新的数据来检验。这种生机勃勃的现象也说明了宏观经济学有许多课题有待探索。当然,这种发展并非表现为理论结论的简单否定与贬斥,而是反映在发展了的理论所涵盖的原有理论的某些成份。这样,科学理论的可积累性无疑再现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场景。在明确了知识积累对于经济科学的重要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什么样的积累方式是最有效的?事实证明,数学的公理化方法能够提供这样的有效积累方式。公理化指将一个知识体压缩到一系列不证自明的公理,进而使用明确的规则从这些公理推导出所有命题(定理),即该知识体完全可由这些公理得到。它使得知识累积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过程,无需参考知识体以外的什么,仅仅使用逻辑规则来证明就够了。公理化方法是一门科学发展到成熟阶段概括整理众多零碎成果、构筑理论体系的工具。公理化体系本身决定了它有良好的开放性,能够兼容并包,随时可以吸收新的反对思想以完善自身。一旦经济学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组织起严格的分析框架,则语义的非惟一性就大大降低,分析框架本身的问题也更容易被证伪,从而加速了知识积累的过程。
我国经济学数学化的途径
长期以来,我国排斥对经济数学方法的应用。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经济数学方法被贴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标签,划为禁区。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为了实现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大量模型技术用于我国的企业管理、战略规划等实际经济工作之中,出现了一股模型热。以经济模型为主要标志的数量经济学应运而生。数量经济学在我国出现直接受到西方实证分析方法的影响,它改变了以往经济学只注重定性研究而忽视定量研究的局面。比如,由诺贝尔奖得主列昂惕夫创始的投入产出法在我国得到了推广应用。国家统计局从1987年起,每隔5年正式编制和一次国家投入产出表。这一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的应用研究,尤其是产业结构分析、技术进步分析、经济预测和经济效率变化分析等走向精确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如,关于建立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努力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为了参加联合国世界连接模型项目,中国社科院等单位于1986年研制成功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第一个版本,并被应用于由克莱因教授主持的联合国世界连接模型。1988年又成功研制了新版本。从1990年开始,正式运用不断修改和更新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每年在春(4月)秋(10月)两次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与预测。定期和不定期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道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每年11月出版中国经济蓝皮书。至今已连续进行了十几年。此外,诸如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也对政府调控宏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适度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数量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是和传统的研究范式并存的。①但是,数量经济学长期与传统的经济学相互分离,并没有进入经济学的主流。除了传统观念的障碍之外,也和数量经济学一味强调方法导向,忽视问题意识有关。我们知道,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从问题开始的。所谓问题意识是一种对所要寻求的解答的意向上的引导,是一种对潜在的可能提供解答的研究方向上的直觉。问题意识来自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观察、体验与感受。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国防经济学和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者们很少对其做出专门的解释。然而，要以这一概念作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则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资源配置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对资源配置的界定是：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的起点在于资源的多用途性。由于每一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选择合理的用途是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除了强调资源的用途属性之外，这一定义还强调了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后者往往会被忽略，而仅仅认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国防经济学和国防资源配置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由此必然带来对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片面理解。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资源配置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因此，这一概念必然是一个包含着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等范畴的逻辑过程。
（一）资源的用途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二）资源配置的主体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三）资源配置的目标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四）资源配置的方式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五）资源配置的结果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20]。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二、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21]。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22-23]。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24]。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3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如图1所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三、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资源配置逻辑推演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各层次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的对应分析
从大的范围上讲，图1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如图2所示。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二）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联系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四、结论与展望
1、正文两页左右，建议用五号字、宋体、单倍行距。摘要、参考文献、附图等不计算在两页限制之内。
2、打印版论文上交的最后期限是期末考试开考前，即2009年1月3日19点前。电子版论文最后上交期限为2009年1月3日23点59分前。论文过期不收，按零分处理。
3、论文要同时提交电子版和打印版，电子版提交地址是lunwen1@，电子版以提交后24小时内收到助教回复为提交成功的标志，如果没收到回复，请联系助教。打印版建议在2009年1月3日上午答疑时提交（答疑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可以交给任何一个助教。
4、论文要运用原理课所学相关知识、原理、分析框架对某一问题、现象等进行分析，要有自己的分析、立论等。
5、论文要按照经济学论文的格式撰写，具体见第二点。
二、经济学论文的基本格式
1、经济学论文有一定的格式要求，这种要求不是为了一种“形式”，而是为了通过规范格式帮助作者组织好自己的思路、论述，也让阅读论文的人能更有效地理解论文要表达的思想、论文的逻辑。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参考经济中心“《经济学》（季刊）”的论文格式的要求，，大家可以去参考下（但不要试图抄里面的内容）。
2、下面是我节选的几个要点。
1）
论文的第一页应该包括以下信息（这条原理论文不做要求，自己愿意可以制作第一页，不制作第一页也不影响成绩）：（1）文章标题；（2）所有作者姓名、单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并指明通讯作者及其通讯地址；（3）感谢语（如有的话）。
2）
论文的第二页应提供以下信息：（1）文章标题；（2）最多二百字的中文摘要；（3）三个中文关键词。
3）
论文章正文的标题、表格、图、等式以及脚注必须分别连续编号。一级标题用一、二、三等编号，二级标题用（一）、（二）、（三）等，三级标题用1.、2.、3.等，四级标题(1)、(2)、(3)等。一级标题居中，二级及以下标题左对齐。前三级独占一行，不用标点符号，四级及以下与正文连排。
图表格式可以参加本帖的附图。
4）
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出现在文章的末尾，并按作者姓名首位字母顺序编号排列（中英文混排或中英文分开排列）。混排的体例如下：
[1]布伦纳,“中国农村财产分配的重新考察”,载赵人伟、李实、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2]Ehtisham,A.,andY.Wang,“InequalityandPovertyinChina：InstitutionalChangeandPublicPolicy,1978to1988”，Th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1,5(2),231-257.
[3]Riskin,C.,R.Zhao,andS.Li,China’sRetreatfromEquality:IncomeDistributionandEconomicTransition.NewYork:M.E.Sharpe,2001.
[4]王今美、张松，“中国新股弱势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第49－56页。
5）
论文中对文献的引用采用如“根据Black(1948：pp.66)的结论……”、“单峰偏好……(Black,1948)”、或“正如吉登斯所言：‘……’（吉登斯，2000：第53页）”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