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知识管理会计师事务所绩效评价模糊评价
会计师行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衡量其价值更多的是以员工素质为主要依据,更确切地说是以员工脑海中的知识经验为主要依据。精明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人必须学会如何将员工脑海中的知识作为企业的资产来经营管理,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会计市场,在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会计师事务所是以知识和智慧为依托的企业,是知识型企业,知识是会计师事务所的立足之本、服务之源,所以,以知识为核心的特点决定了对会计师事务所知识管理的研究与实践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我国会计市场的逐渐开放,国外诸多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进入我国,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要想在竞争中赢得优势,知识管理实施效果的好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理论(FuzzyComprehensiveJudgmentTheory)与层次分析理论(AnalyticHierarchyTheory),通过建立会计师事务所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以实现对会计师事务所知识管理绩效的评价。
一、绩效评价指标要素构成
(一)知识管理的重视程度
21世纪的企业管理,已经进入知识管理的时代。知识管理是会计师事务所长期的经营战略,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的好处是:创造会计师事务所新的竞争力,增加其利润,降低其成本,提高其效率,建设其新的企业文化。会计师事务所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从外部来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内部来看,由于审计业务和管理成本的上升,收益率在下降。业内人士都有同感:审计业务越来越不好做了。
但是,也应当看到新的趋势:货币资本的作用相对淡化,人力资本的价值在上升;体力劳动的价值在下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的价值在升值;有形资产的比重与作用在减小,无形资产的比重和作用在提升。这一切,意味着以知识、技术、信息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人力资源的价值越来越重要。同时,这些也给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比如,对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注册会计师难以管理;对知识技术价值以及由此形成的绩效不好量化评估,以往对集中统一的有形劳动采取外部监督是有效的,可是用到分散、个性化的无形劳动上几乎是无效的,由于人员频繁跳槽,即使采取种种保护商业秘密的措施,但是,作为商业秘密的知识、信息和技术都是这些人员开发、使用和掌握的,与人同在,不可分离,人走了,商业秘密也就带走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因此受到侵害。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的主动离职,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的损失是该岗位年薪的2.5倍,公司的人员在离职后可能对公司造成的损害,相当于其掌握的公司商业秘密的一半价值。还有的注册会计师,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取得了一些客户资源和市场经验,却据为己有,反过来向会计师事务所叫板要价。显然,重视和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知识管理十分必要。因此评价会计师事务所知识管理绩效好坏的基础因素就是其对知识管理的重视程度,具体表现在知识管理总裁(CKO)职位与知识管理部门的设立状况、知识管理战略和预算的制定情况、员工培训率及相关费用三个方面。
(二)知识管理的人力资本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员工的智力劳动,人是知识的载体,智力劳动的特征是高知识积累性劳动和高度专门化的劳动,这两者决定了高创造性。从智力劳动力的内涵特质看,构成智力劳动内涵的知识与技能,作为生产要素在审计业务过程中发挥作用,与一般生产要素有极大的差别,它们的使用价值参与下一次的审计业务并“复制”价值。这样知识在被替代之前,其价值就永恒复制,从而无休止凝结在审计业务之中。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知识管理战略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本,具体表现在知识结构、专业技能、知识更新力度和员工学习氛围四个方面。
(三)知识管理的结构资本
结构资本是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得以实施的那些技术、工作方式和程序,主要包括治理结构、企业文化和企业制度三个方面。组织结构是组织的骨架和粘合剂,它还为会计师事务所员工工作和彼此交流提供了一个大环境。没有坚固的组织结构,会计师事务所就不能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员工也会灰心丧气,漫无目标。组织结构资产不能被当做法规,必须被调整得能适应市场和工作的需要,不能定期审查组织结构资产价值和效能的会计师事务所将会失去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优势。
(四)知识管理的知识系统
ThmasH.Davenport指出,企业像管理有形资产一样来对知识资产进行管理:获取资产并将其“存放”在能够被容易获取的地方。对有形资产而言,存放地点是“仓库”,相应地存放知识资产需要有“知识库”,即一个知识系统。知识系统是一个对知识进行创造、捕获、整理、共享、交流、继而创造新知识的完整的管理系统。会计师事务所的知识系统是一个不断发掘新知识,获得新知识的循环、提升的螺旋过程。其知识系统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留住人才和知识信息系统的建立与管理、从外界获取信息和知识、信息的规范化、知识资源的存量、知识交流状况、知识显性转化的情况和知识资源的利用率七个方面。
二、评价指标体系
总结国内外已有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知识管理的特殊性,如其显性知识包括:政策法规、行业性文章如违规案例分析等;项目底稿与沟通轨迹,如项目底稿的电子版、项目进行过程中的上下级、业务人员与客户之间的沟通轨迹记录等等。其隐性知识包括:对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的个人理解与总结,对具体实例特别是违规实例的分析总结,对重点、难点、漏点的个人把握,个人对客户业务的理解、对客户管理流程的了解,其他个人技能技巧性知识,如计算机应用技巧等等。本文根据一致性、完整性、可控性、平衡性和实用性的原则,从会计师事务所对知识管理的重视程度、人力资本、结构资本、知识系统四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建立了适合会计师事务所的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一)确定因素集合
结合前面建立的会计师事务所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因素集合U={U1,U2,U3,U4}={重视程度,人力资本,结构资本,知识系统};U1={U11,U12,U13}={CKO职位与知识管理部门的设立,知识管理战略和预算的制定,员工培训率及相关费用};U2={U21,U22,U23,U24}={知识结构,专业技能,知识更新力度,员工学习氛围};U3={U31,U32,U33}={治理结构,企业文化,企业制度};U4={U41,U42,U43,U44,U45,U46,U47}={信息系统的建立与管理,信息的获取,信息的规范化,知识资源的存量,知识的交流状况,知识显性转化的情况,知识资源的利用率}。
(二)确定评价水平集合
设评价水平集合V={V1,V2,V3,V4}={优,良,中,差}。
(三)确定同级因素的权重集合
四、实例分析
为确定各级因素的权重,向黑龙江省资产总额在100万以下、100万至1000万、1000万以上的小、中、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各20家发出咨询问卷60份,收回问卷58份(回收率97%),有效问卷55份(有效率92%)。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一级因素的权重为Wu1=0.1826,Wu2=0.1755,Wu3=0.2446,Wu4=0.3973;二级因素中重视程度因素的权重为Wu11=0.4011,Wu12=0.2065,Wu13=0.3924;人力资本因素的权重为Wu21=0.2082,Wu22=0.2874,Wu23=0.4062,Wu24=0.0982;结构资本因素的权重为Wu31=0.2315,Wu32=0.1820,Wu33=0.5865;知识系统因素的权重为Wu41=0.3677,Wu42=0.1562,Wu43=0.0790,Wu44=0.0511,Wu45=0.0675,Wu46=0.0946,Wu47=0.1839。
邀请10位管理学专家,在充分理解本文建立的会计师事务所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模型后和有关理论分析的前提下,按“优、良、中、差”的标准对大庆市某会计师事务所知识管理绩效的各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用矩阵C、矩阵D、矩阵E和矩阵F分别表示一级指标U1,U2,U3,U4下的各个二级因素与模糊评价集合V构成的模糊关系矩阵。
利用模糊关系运算公式逐层计算,并进行归一化,结果为(0.0740,0.3760,0.5080,0.0420)。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该会计师事务所知识管理绩效的综合评价为“中”。
中、高级会计人员（包括注册会计师）都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并且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同时，经济越发展会计也越重要，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他们的执业行为和执业规范。因此社会对他们的评价要求越来越高，就知识方面的要求，主要包括：知识储备能力和知识更新能力。知识储备能力；即会计、审计、财务管理、金融、法律、税务会计信息系统的设计与维护的技能知识。知识更新能力，就是及时掌握法规的变化，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及时更新知识体系。
专业知识是会计人员知识结构的特色所在，无此专业知识，就不可能成为会计人员。但是，现代会计业务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综合性。这一特征又要求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不能只限于本专业，而是既要有一定的深度，又要有一定的广度，需要做到深广结合。除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技术技能外，还应掌握时事政策知识、财政税务知识、银行金融知识、公文写作知识、企业管理知识、电脑操作知识、生产业务知识、数理统计知识、外语读写知识，涉外经贸知识；了解交通地理知识、法律法规知识、广告公关知识等。增强管理技巧，做到知识与能力兼备、技能与技巧并举。
二、关于会计人员能力的评价
会计的主要职能是核算、监督、预测、决策和管理的功能，评价的标准就是其是否履行其职责。评价时主要侧重职业判断能力、职业自律能力、职业执法能力、监督能力、决策能力等几个方面。其中，对从事会计核算和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更侧重评价职业自律能力、职业执法能力、监督能力、决策能力。
1.职业自律能力。会计人员掌握着企业的钱、财事务,控制着企业的费用开支,管理着企业的货币资金,如果没有很强的职业自律能力将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损失。会计人员要经常自觉学习有关会计的职业道德规范,不断地增强职业道德的理性认识和自律意识,保证会计事项的处理客观公正。
2．职业执法能力。指会计人员抵御诱惑,遵纪守法的能力。会计职业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经济工作,是一个集许多利益主体的利益为一身的职业,掌握着一个单位全部的钱财事务,会计人员一旦丧失职业执法能力将给企业和本人带来很大的损失。
3．监督能力。《会计法》在共计七章五十二个条款中,涉及会计监督的专门章节达九条之多,可见会计监督的重要性。
注册会计师也属于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而注册会计师的职能是查错防弊，进行经济监督、经济评价、经济鉴证。评价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很好地发挥其功能，实现审计目标。对注册会计师的评价更侧重：
1．职业判断能力。审计专业判断是综合能力的体现。审计人员对审计对象的判断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不仅体现了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水平，更多地体现了审计人员的综合能力，即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以及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审计是一门技术，是一个充满肯定与否定的判断思维过程，在这样一个判断思维过程中，如果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高度的职业敏感以及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就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2．对客户的责任。与其他职业相比，注册会计师的责任尤为重要，他们的过失可能给成千上万人造成损失。对客户的责任看其是否保持职业谨慎，保证执业质量，按时按质完成委托业务；是否负有保密义务；是否不合理收费等，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和信誉，赢得社会公众的尊重和信任。
3．职业执法能力。要求审计人员首先必须做到熟知和掌握《审计法》以及其它相关法规，吃透法律法规条文精神。同时要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抵御诱惑，处理每一事项必须合法、合规，保持法律的严肃性方面，表现出审计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素养。
4．职业道德。指注册会计师在执业时所应遵循执业品德、执业纪律、业务能力、技术、对被审计单位的责任、对同业的责任等，是否存在以败坏道德为代价去承揽业务等。
5．质量控制制度。是否建立健全严密科学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并把制度落实到每个人、每个部门和每项业务。
三、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评价
会计秩序是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秩序混乱，将会扰乱经济秩序，危及经济安全，助长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是会计人员做好会计工作的重要保障。对会计人员（包括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评价着重在于：
1．是否保密守信，不为利益所诱惑。在市场经济中，秘密可以带来经济利益，而会计人员因职业特点经常接触到单位和客户的一些秘密。因而，会计人员应依法保守单位秘密，这也是诚实守信的具体体现。会计人员如果泄露本单位的商业秘密，会使单位利益受损，单位的损失最终将不同程度地反映到每位员工身上，会计人员因此也会身受其害。会计人员泄露商业秘密将对整个会计职业的社会声誉产生负面影响，使会计职业信誉“受到怀疑”，整个行业的利益将会蒙受损失。会计人员不仅要做到不在工作岗位以外的场所谈论，评价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数据，而且要抵制住各种各样的利益诱惑，除法律规定或经单位规定程序批准外，不得以任何借口和形式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单位内部的会计数据和相关资料，此外，会计人员也应保持必要的警惕，防止无意泄露。
2．是否执业谨慎，信誉至上。诚实守信，要求审计人员在执业中始终保持应有的谨慎态度，对客户和社会公众尽职尽责，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以维护职业信誉。同时注意评估自身的业务能力，正确判断自身的知识，经验和专业能力能否胜任所承担的委托业务。
3．是否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评价会计人员是否按照《会计法》、《会计准则》从业。审计人员是否遵循《会计法》、《审计准则》和执业规范程序实施审计，对审计中发现的违反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经济业务事项，是否按照规定在审计报告中予以充分反映。
总之，熟悉法规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依法办理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关键；客观公正是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规范；搞好服务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为了保护债权人、投资者、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必须对会计人员加强操守教育，建立操守档案。尤其应对曾经做假、造假、违规的会计人员建立职业操守档案。会计造假现象屡禁不止，会计造假手段五花八门，造假的单位各显神通，正因如此，那美伦美奂的会计报表上一串串令人心惊的假数字让多少债权人倾囊相助；让多少投资者掏尽腰包；让多少领导们功成名就；也让多少昔日风光无限的公司一下子成为秋风落叶。大量的事实证明做假造假、几乎都与会计秩序有关，与会计人员的“配合”有关，与会计人员低下的职业道德和淡漠的法制观念有关，在利益驱动下，他们或任意截留、转移国家和单位收入，或私设小“金库”，或造假证、做假账，从中套取、贪污国家资财。至于隐瞒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或偷逃国家税金，挖国家墙角，更是不胜枚举。
建立操守档案迫在眉睫。包括：（1）财会人员是否和其他人员伪造、编造、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簿和会计报表的以及设立帐外帐的；（2）财会人员是否对明知是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予以受理，对明知是违反国家统一的财经政策、财经法规、财务制度规定的收支予以办理，情节严重，造成国家和单位重大经济损失的；（3）财会人员是否参与策划或知情不举，截留、隐瞒各种收入，侵占集体权益的；（4）财会人员是否违反单位规定私自接受他人礼品（金）或者索要钱财，构成贪污或受贿的；（5）财会人员是否不接受财务、审计监督或隐匿、谎报、拒绝提供会计信息或资料的。
四、对会计人员综合能力的评价
不同类别和层次的会计人员综合能力评价有不同的要求，事实上，几千年的会计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生产关系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总会引起会计职能的变化，除了如实地反映、核算外，如今的会计还参与预测、决策、控制、分析、评价等功能。会计人员相应地形成了会计核算层次、会计管理层次、财务管理层次和企业决策而四个层次。而会计管理、财务管理和企业决策者三个层次的人员都已脱离了会计核算工作，他们更多地从事企业内部的综合、协调、创造、企业资本运作的组合和组织实施上。而这四个层次的会计人员在我国都统称为财会人员。那么不同层次的会计人员评价的标准应该有所区别。
对会计核算人员评价指标就是不做假账；对会计管理人员评价指标是将国家财政制度的规定与企业管理层的要求变成企业内控制度加以贯彻实施；对财务管理人员评价指标是分析企业资金运转，保持企业最佳财务状况，研究企业最大资金承受能力；对财务决策人员的评价指标是准确判断企业未来不同时期的财务状况，充分理解企业运作思路，对我国引入的经济理论、分析方法、数学模型形成的基础数据差异进行分析、筛选，减少差异，提高预、决策的准确性。
所以说，评价会计人员综合能力既包括反映监督能力，也包括管理决策能力，具体体现在：
1．信息资源的综述能力；信息资源是许多决策的成败关键，企业产品信息化、设计信息化、生产过程信息化、企业管理信息化和市场经营信息化都与财务数据有着紧密联系，不同企业的核心业务是不同的，但是其核心资源都是财务，而会计人员就是提供核心资源的主体，他可以直接为管理层决策提供建议。评价的标准就是看其能否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准确地借助于财务数据反映单位的经济信息。
2．分析协调、判断决策能力。虽然会计人员的工作以主内为特色，但有些涉外业务活动是需要财务人员参与的，如筹集资金，企业在筹集资金时，有可能会和金融机构打交道，和审计部门、财政部门发生关系，方方面面的关系也会间接影响企业的决策。除沟通协调、政策理解、分析判断、管理控制、文字表达能力外，还应包括陈述和表达观点、开展辩论的表达能力；开展调查和数据分析的经验和总结能力；对人和社会的价值以及调查和判断的理解，作出价值判断结论的能力；对社会上各种思潮、各类现象、各方面的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社会冲突具有宽广意识；具有对行为进行判断的基本知识；具有对科学、艺术、文学的欣赏常识；培养调查研究、抽象逻辑思维和批判思维的能力；具有广泛的交际能力和与他人协调、处理和解决冲突的调解经验；适应信息技术的能力及领导组织能力。
五、关于会计人才评价的方式
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要求决定对会计人员的评价方式也各不相同。对会计核算层次人员建议采用基础会计形成性考核，税务会计形成性考核，会计岗位考核，问卷调查考核，日常工作表现考核等对财会人员的政治思想、财会工作任务、工作规范程度、业务能力、工作质量、工作业绩、后续教育、职业道德、工作与工作表现、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量化考核。
对会计管理层次、财务管理层次和企业决策三层次人员建议通过综合评价方式，评价他们是否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事业心就是财务管理人员崇高信念的工作抱负；责任感就是兢兢业业、从大局出发，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也可以借助一些量化指标进行。
量化指标采用百分制计分办法，用扣分或评分的方法逐条逐项进行（另有若干加分因素）。其中60％（财会业务工作情况）以财务部门考核为主，40％（职业道德、诚信等）以相关部门或业务单位、财税部门为主。
对财会人员的考核等级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一次评价结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反复评价往往就具有代表性。因此，建议通过向不同的评价主体如上级领导、同行、信息使用者询问、局域网上匿名评价等方式反复收集这方面的信息，则最终能得出相对客观的评价。为保证其连续、有效性，对每位会计人员奖罚并存，至少进行三年的跟踪评价。
六、提高会计人员评价效果的措施
1．会计人员后续教育与会计人才评价有效结合
【摘要题】观点与流派
【关键词】电影评价系统/评价主体/评价导向/评价环节
【正文】
本文尝试探究我国电影评价体系的基本架构，所涉及的范畴如影片审查、发行宣传、电影批评、媒体舆论、票房上座、电影评奖等等，此前都受到业界人士的关注。然而，将所有这些因素纳入电影评价体系展开全方位、整合性的考察与研究，尚未成为普遍的共识。值得强调的是，引发笔者进行探究的初衷，很大程度上受到近年来我国影坛诸多现象的触动，仅举以下三个现象为例：
现象之一，张艺谋导演的两部大片《英雄》与《十面埋伏》，在海内外赢得巨额票房的同时，却遭致国内媒体舆论一片骂声与苛求，对其评价明显存在偏颇，不利于国产片在入世的严峻挑战下理直气壮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
现象之二，全国性文艺评奖活动(包括电影)出现较大幅度的整改，中央主管部门最近颁布了《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着手纠正设奖、评奖过多过滥带来的负效应，借以提高评奖活动的公平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现象之三，面临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以及媒体时代舆论环境的新格局，曾经数度辉煌的中国影评界陷入“集体失语”的困境，现已引起有关人士的诘问：“在电影产业化链条上，电影批评这个重要环节为何失落？”
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电影评价体系亟待建构与完善。
一、评价因素分解
美国学者帕姆·库克指出，电影“不仅仅通过生产、发行和放映系统而存在，同样通过为它提供文化语境而使其从中汲取营养的评论圈而存在”；评论圈已成为好莱坞电影的“重要亚工业”。（注：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页。）受此启发，笔者进一步将“评论圈”扩展为电影评价体系，结合我国电影评价的现状及发展态势，探究电影评价体系多元性制约与互动的深层关系。
电影是一种高成本高投入的大众化艺术，投资方、制片方追求功利性可谓天经地义。业内人士曾概括出“叫好又叫座”、“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不叫座不叫好”的说法，任何一部影片面世以后，必然会从上述四种结局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广义地说，“叫好”与“叫座”构成电影评价系统的两大基准。但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评价影片的划一的、静态的标准，而是非常庞杂的互动系统，包含了意识形态、艺术审美、市场运作、媒体导向、受众趣味、评奖激励等错综复杂的合力因素。
观赏电影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审美体验，即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又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事实上，观众在观看某一部影片之前会受到外界各种讯息的干扰影响，难免先入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其个人的价值判断。正如前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所指出的：“评价不创造价值，但是价值必定要通过评价才能被掌握。价值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是因为它能够引导人们的价值定向。同时，评价当然不是价值的消极的派生物。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评价活动的‘机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注：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为此，笔者将我国电影评价机制分解为下述构成因素：
(一)基于评价主体，划分为领导部门、新闻媒体、影评人、普通观众四类。其中前三类主体手中掌握着话语权，能通过各种手段去影响受众。但受众不全然是被动的，最终以是否进电影院消费的实际行动，以及诉诸口碑或文字的褒贬意见反馈给电影业。
(二)基于评价导向，划分为舆论导向、观影消费导向、专业学术导向三类。它们构成不同意义的“叫好”或“不叫好”，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某部影片是否“叫座”。但此中存在着变数，取决于受众的逆反心理。
(三)基于评价载体，划分为印刷媒体、视听媒体、网络媒体等三种。当今值得关注的是迅速崛起的网络媒体，使网民观众拥有了畅所欲言的渠道。网上影评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具有参与随意性、匿名性、褒贬极端性等特征。
(四)基于评价环节，划分为预评价、映期评价、后续评价三个阶段。预评价主要指电影审查、发行准入和媒体炒作，意味着一部新片在公映之前，即已获得某种价值评定，无形中能诱导受众的期待视野；映期评价包括媒体评价、票房上座率和影评舆论，贯穿整个上映时段，后续评价的时效性不强，而以学术深度取胜，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评奖等等。
二、强势话语
根据笔者观察，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有四个历史时期分别出现了某一种强势话语，在电影评价实践中起着主导作用。
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影评最辉煌的时期，其特征是“影评人说了算”，在电影创作者及广大观众中形成令人信服的权威性。韦彧(夏衍)在《电影批评的机能》一文中提出左翼影评追求的目标：“电影批评不仅对观众以一个注释家、解剖者、警告者、启蒙人的姿态而完成帮助电影作家创造理解艺术的观众的任务；同时还要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和实际制作过程理解者的姿态，来成为一个电影作家的有益的诤友和向导。”郑正秋当年由衷地感叹：“靠着前进批评家的努力，便造成了新的环境的需要，它这种力量，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张石川亦坦陈：“当我导演的影片出映后，第二天我就得细心的读一遍人家给予我的批评。在这些批评中，我可以得到不少的益处。”左翼影评的力量于此可见一斑，这一宝贵传统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发扬。
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和国家极度重视电影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强势话语转到了政权机关，其特征演变为“领导人说了算”。建国初期，席卷全国的第一场政治运动是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入手的，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出自主席手笔，由此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用钟惦棐的话来说：“在中国，能够真正对电影发表评论的不是电影评论家，而是政治家和行政长官。”（注：钟惦棐《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载《电影艺术》1985年第2期。）有心人曾翻阅1949—1976年的报刊杂志，结果发现当时95％以上的影评都是纯粹谈论政治问题的，评价结果通常只有两个：或作政治上的肯定，或作政治上的否定。到了“”后期，“”一伙蓄意围攻《创业》，在仗义之士富有政治智慧的策动下，《创业》编剧张天民斗胆给写申诉信。1975年7月25日，对《创业》作了亲笔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最高领导人一锤定音，这一震动全国的政治事件方得以暂时平息。电影界老领导陈荒煤晚年反思道：“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具体分析作品的主题、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化，简单片面地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地造成了创作人员的心态：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大家都怕犯政治错误，结果都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忽视或否定艺术的客观规律，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注：转引自马德波、戴光晰《导演创作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第三个时期是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电影抓住历史机遇重新起飞，老片复映、新片献映、外片开映，全国人民踊跃进电影院观赏，也迎来了电影评论又一个黄金时期。在普及层面，群众性影评生机勃勃，据统计全国约有两万多个影评学会或社团常年开展活动，在专业层面，专家学者压抑已久的学术激情空前焕发，加上吸收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精华，一批理论含量很高的电影评论应运而生，其特征是“学术说了算”。例如白景晟的《丢掉戏剧的拐杖》、张暖忻与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钟惦棐的《谢晋电影十思》等文章，均对电影创作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80年代前期，在评论界推崇纪实美学及巴赞“长镜头”理论的促动下，韩小磊、丁荫楠、郭宝昌等几位中青年导演活学活用“打擂台”，结果郭宝昌导演的《雾界》(1984)后发制人，硬是超过《他在特区》和《见习律师》，以全片168个镜头数创出中国影坛长镜头新纪录。
第四个时期即当今所处的媒体时代，特征是“媒体说了算”。信息社会媒体竞争异常激烈，中国报刊业近年一再扩版娱乐影视版面，迅速集结起一个“娱乐记者”职业群。众所周知，市场营销素来是中国电影的软肋，既缺营销意识也缺营销手段，可一旦明白“酒香只怕巷子深”的道理之后，也开始使劲吆喝。投资方计入营销成本的宣传费首先投向娱乐媒体，配合着新片首映式、观众见面会、新闻会等商业性活动，“炒作一把”的做法在业内盛行开来。然而，炒作的出发点毕竟是谋求商业利益和小团体名利、个人名利的最大化，在电影评价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乃是具有排他性的“观影消费导向”。有识之士指出，娱记们现在并不满足于传播信息，而热衷于“生产信息”，他们拥有进行炒作的版面优势，凭借自己掌握的话语权，“能吸引无数不明真相的观众轻易相信媒体所作出的结论”。（注：陆绍阳《媒体炒作时代的电影批评建设》，载《电视·电影·文学》2001年第3期。）我们注意到，这些年来媒体对国产电影的报道总量不能算少，竭力满足人们对影片拍摄幕后花絮、明星名导花边新闻的阅读需求。应该说，只要趣味不低俗不出格，娱乐新闻自有存在的价值。然而，有个现象必须引起重视，如果媒体停留于浅层次“热炒”，媒体持论不能受到公众的信赖，将导致公众仅仅从纸媒了解电影的“讯息”，可就是缺乏走进电影院观赏的欲望，那岂不成为“纸上看片”了吗？近年备受媒体“围剿”的张艺谋为此大声呼吁：“中国电影发展需要健康的电影评论，需要有一支有力量的、有权威性的影评队伍。到今天中国哪里有影评队伍？主要是媒体一些记者们自己的观点。”语虽偏激，不啻是一帖清醒剂，透出电影艺术家对健康舆论导向的热切期待。
三、评价环节
(一)预评价
“预评价”意指一部新片正式公映之前获得的相关评价，未必诉诸于公众，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影片的命运。
1.来自领导部门的评价
中国电影业目前纵向或横向的管理层涉及、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近十个中央部委。况且，国产片送审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出品单位习惯于将制作完成的样片按题材归属(尤其现实题材)，对口送达有关领导部门审查，如体育题材送体委、教育题材送教育部、警匪片送公安部审查等等。电影人潜意识中有着浓重的“红头文件”情结，指望在新片发行放映时获得中央部委的认可与支持。因而，领导部门对具体影片作评价在所难免。其实这种做法利弊互见，有利之处在于某些影片(尤其主旋律影片)确实符合当下形势需要，能获得“红头文件”撑腰组织公费包场；弊处在于电影毕竟是艺术品而非宣传品，部门或行业痕迹太重反而不利于吸引更多的观众。再则，“婆婆”多了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有时让人无所适从。汤晓丹导演曾回忆当年执导《红日》犹如“走钢丝”，为的是在军委与文化部相左的审查意见中寻找平衡点。（注：参阅蓝为洁《〈红日〉拍摄内幕》，载《上海滩》2005年第6期。）有必要强调，总理是尊重艺术规律的典范，他的忠告是：“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注：转引自《与电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88页。）
2.来自发行部门的评价
影片发行属于发行部门的一项常规业务，其决策者客观上处于市场“把门人”的特殊地位，这道“准入”门槛实质上也起到预评价的作用，因为发行公司的取舍标准直接影响到影片能否同观众见面。在“一夫当关”式的态势下，即便获得审查通过甚至已经在电影节捧奖的片子，照样会吃闭门羹或者仅开一丝门缝。例如，《三毛从军记》的导演张建亚就抱怨在发行上遭遇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发行公司经理们承认这片子老少咸宜，但只因片名听上去是‘儿童片’，就不敢多订拷贝！”又如，今年在戛纳电影节获奖而归的《青红》在本土备受冷遇，四川成都院线便对该片“婉言谢绝”，因顾忌艺术片没有票房。可见，这种一叶障目的草率判断，事实上已介入评价体系，其后果立竿见影。期待发行部门不单纯以票房预测作为评价准绳，因为电影毕竟是文化产品，过于单一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剥夺了偏爱欣赏艺术电影的那部分观众的权利。
(二)映期评价
顾名思义，映期评价是最直接的评价。“叫好叫座”，此时不叫，更待何时？
1.来自媒体的评价
媒体对影片的公开评价往往引人注目，其功利目标是引导“讯息受众”接受媒体记者做出的褒贬。目前，媒体评价多以新闻报道“本报讯”形式出现，娱记行文则采用“夹叙夹议”的文体，随意性较强，个人观点亦很鲜明，时常呈现“捧杀”或“封杀”某人某片的倾向。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去年众多媒体肆意“伏击”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惹得制片人张伟平怒斥：“给那些心态不健康的媒体记者提个醒！应该有职业道德，不能通过媒体去哗众取宠、误导观众！”后来还惊动国家电影局局长召集媒体见面会，“呼吁大家以宽容平和的心态看待国产电影，给国产电影提供一个好的舆论环境”。（注：参阅新华社2004年8月14日北京电讯《给国产电影好的舆论环境》。）这里不妨摘抄媒体记者两段文字体味一下，其一属主观武断型：“在《英雄》概念化主题遭到几乎众口一词的痛批之后，张艺谋看来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十面埋伏》里你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思想内涵。”其二貌似客观报道：“双休日看过影片的观众大多以‘恶俗’、‘老土’、‘弱智’、‘无厘头’等字眼，对影片给出了直感式的点评。”须知这些文字均见诸于首映当日的报纸，对《十面埋伏》显然起了负面宣传作用。不过，由于受众存在逆反心理，最终《十面埋伏》仍拔得票房头筹。
2.来自票房的评价
票房不足以全面承担对影片的价值做出公正的、终极的评价，但至少能从市场角度去验证一部影片是否受到观众的欢迎。票房营收及上座率可视作观众通过消费方式对影片的选择性评价，通过全国影院计算机售票终端系统每周公布的“票房排行榜”，能即时反馈给影片的投资方、制作方与发行方。叫座是硬指标，叫好有弹性。不同的观众群体常因不同民族文化、地域背景以及年龄、性别、学历等等形成审美趣味的差异，也可因上映档期是否“天时地利人和”而造成截然不同的反响，有不少必然或偶然因素制约观众进电影院。例如2004年引进的好莱坞大片《烈火雄心》在美国十分叫座，不料在中国票房表现不佳，令业内人士大跌眼镜。原因是美国观众基于“9·11”情结踊跃观看此片，而中国观众的感应度相对不那么强烈，仅视作一般的消防行业故事。再如山西电影制片厂近年推出的“暖”系列通俗煽情三部曲，在内地的票房表现远远高过沿海城市。
3.口碑
长期以来，我们对依靠人际传播的口碑评价缺乏跟踪研究。事实上，正如海外学者戴安娜·克兰所言：“一部影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一座城市公映之后马上出现的口耳相传的荐举。”观众的口碑好像看不见、摸不着，但最终结果是会体现出来的，而且力度大、底气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新案例是2004年6月发行的好莱坞大片《后天》，上映之时恰逢举办第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档期并不理想，媒体也没留出多少版面给这部具有科幻色彩的灾难片。岂料此匹黑马后劲十足，倚仗观众的口碑成为2004年度最卖座的好莱坞大片。在电视剧领域，由于电视深入千家万户的收视特点，观众的口碑效应比起电影更容易辐射放大。例如近期在央视8套创出上半年收视率第一的家庭伦理剧《错爱一生》，在首播前几乎没经过什么炒作，完全依靠观众自发的欣赏热情，收视率节节攀升，促使央视8套破例在新剧播出后仅一个月便安排重播，可见老百姓口碑的威力！
(三)后续评价
电影是有生命力的。有些影片短命夭折，舆论来不及反应；有些影片昙花一现，舆论任其自生自灭；也有些影片生命力顽强，即便过了上映档期许久，依旧招来舆论说长道短，构成了后续评价。
1.总结式
这种类型的评价绝非急就章，一般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具备学术性和深度感，对电影文化的积累大有裨益。试举《主旋律与新时期广东的影视创作》为例，该文作者从宏观上着眼，评价广东影视作品弘扬主旋律持续达20余年的特色，归纳为“广东立场”的文化态度，即“广东影视文本是出于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衷心拥护和切身体验而讴歌主旋律的，是为自己所认同的生活方式进行价值辩护”；概括出“一个是宽容，一个是进取，构成了广东影视剧人物的普遍性格；对财富和都市时尚的表现，构成了广东影视剧的美学特色”；最后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主旋律创作在对人民选择的尊重下构建起对人民的引导。”（注：罗宏《主旋律与新时期广东的影视创作》，载2005年7月12日《文艺报》。）
这种总结式评价超越了就事论事、就片论片的局限性，给人以启迪。
2.秋后算账式
目前我国影坛流行此风。2004年岁末，有一家《艺术评论》杂志召开“张艺谋和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会议名称将张艺谋个人姓氏与整个国家的电影艺术尊列一起，会议传出的信息却似瞄准张艺谋的一次“集体开火”，替他开列了“六宗罪”。针对在美国赚得盆满钵满的《英雄》与《十面埋伏》，有位知名作家以不屑一顾的口气发难：“不要认为张艺谋在美国成功就怎么怎么样，美国那些观众是什么观众？一个大胖子坐在那里嚼着爆米花，你飞来飞去，打来打去，他觉得挺好看。我们不要为这些东西过分的感到骄傲，我们应该有自尊，应该有自己的人格。”光凭一句发挥形象思维的推论，就轻轻抹煞了国产片首次走向世界的成功之举。在中美两国电影交往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美国片大批量地在华倾销(解放前有两个年头分别达到350部左右，几乎每天有一部好莱坞新片登陆上海)。而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特别是通过市场渠道一举占领美国主流院线2000多块银幕，《英雄》堪称先锋，更难能可贵的是连续两周夺得北美地区票房周冠军。长久以来，国人期待中国影片早日走向世界，但当这一天不期而至时，部分人士却显出叶公好龙的模样，故作惊人之语，对《英雄》、《十面埋伏》这样成功运作的商业大片冷讽热嘲。
传播界认同这样的规律，即100％正面报道的宣传效果等于零，90％正面报道的宣传效果约为10％，而批判性写作(负面报道)的接受效果倒反强烈。曾几何时，坊间冒出黑色肃杀封面的《10导演批判书》，在著者笔下，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王家卫、吴宇森、李安等华语电影一线导演被刻薄地称作“一把辛酸泪，一堆烂拷贝，再丑的媳妇因其‘无辜’，终将能熬成婆。他们把无数的垃圾真诚地献给了我们，而自己却也终究逃不过两手空空。”另有一书取名《野调无腔：中国当代影视文化另类批评》，扉页内推介本书“更像是一块为专门打碎中国当代影视文化梦境而造的‘砖头’”；作者在《自序》中用的动词是“我决定开始‘抡’了”，摆开了“愤青”对“失宠的贵妇”(指中国电影)和“乱妆的娇娘”(指中国电视)大动干戈的架势。在当今以酷评为时髦的舆论生态环境下，看来导演们要练就经得起恶骂的心理承受力。
3.评奖式
电影评奖是具有权威性、荣誉性、商机性的评价方式，对获奖影片能带来“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的效应，对影人的激励亦非同小可。例如查理兹·塞隆荣获第76届奥斯卡影后，南非总统姆贝基特致电祝贺：“继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文学奖后，南非又诞生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塞隆的胜利证明了南非是一个可以培育出最佳人才的国家。”总统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电影评奖历来喜欢“多多益善”，评出的最佳影片通常不是“唯一”而是多部并列，激励作用随之大打折扣。按理说，凡评奖必有一套游戏规则，但前些年曾发生过这样的怪事：某些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影片，实际上是观众很少、票房很低的片子，更有甚者系尚未公映的“样片”，完全背离了“百花奖”奖励广大观众最喜爱影片的初衷。难怪有人拍案而起，批评影坛上上下下一年四季都在忙评奖，结果“离评委近了，离观众远了；离奖杯近了，离市场远了”。
鉴于“入世”后中国影片参与国际电影节赛事的机会日渐增多，有必要辩证看待国际电影节的评价标准及评价效果。不少第六代导演频繁接触海外电影节，他们的创作走向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西方评委的口味牵着走，忽视了本土观众的欣赏口味与评价反馈，结果造成“墙外开花墙里不香”的尴尬结局。
4.传承式
关键词：管理会计；运用；变革
审视管理会计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二十年来的进展，不难发现其应用效果远远落后于其理论预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种现象已引起会计理论研究工作者和会计实务工作者的极大困惑。究竟是理论上的扭曲？或是实践上的失灵？还是认识上的模糊？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本文在对管理会计现状的考察基础上，阐述以下两个评价。
一、对管理会计在实践中运用的基本评价
（一）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的运用状况。多年来，管理会计理论在我国的实际应用情况并不理想。从应用的内容上看，处于零星分散状态，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尚未形成一整套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会计应用体系。从应用效果来看，管理会计在企业的实际作用很不明显，没有真正解决企业改善管理所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企业也就缺乏应用管理会计的意愿和要求。
（二）管理会计在实践中失灵的成因。管理会计在实践中难以得到广泛应用，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会计组织机构设置中，由于管理会计的职能部门和专职人员缺位难以组织运作，同时它自身既定的作用，形成有它无它无所谓这样恶性循环；二是在管理会计提供的方法中，其抽象的数量模型反映不了客观实际的需要，方法抽象基本资料难以筹集，这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不完善而造成的。
首先，会计工作与审计工作、统计工作一样，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工作，其业务活动的开展，必须有专门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员承担，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业务活动，财务会计工作就是如此。目前在企业中，财会、统计、审计都有实实在在的职能机构和专职人员。但是纵观管理会计的机构设置和专职人员的情况，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全国几乎还没有一家企业能这样做，这表明我国对管理会计业务活动的开展在企业中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其次，管理会计在实践中不能得到发挥，不被人们所重视，还由于其抽象数量模型方法所造成的。抽象数量模型方法适于做一般性的分析，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运用，特别是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单纯用数量模型的方法去解决是注定要失败的，需要结合经验方法，更需要善于观察思考的方法，但是现实中的人们经常采取“机械主义”和“拿来思想”，照套公式，照填数据，歪曲了数量经济模型的本来用意。数量模型对纯经济学这样抽象的理论学科来说，使抽象的内容直观了，确实是一种进步，而对管理会计这样具体的应用学科来说，使明确的事物变抽象了，确实是一种退步。
二、对管理会计理论价值的基本评价
（一）管理会计过高的科学地位，使其失去信任。管理会计从其会计学科地位上看，它是不能与财务会计相提并论，而去占有现代会计两大领域其中之一的。从某些层面看，管理会计的失败，其中一点就是过度拔高了其学科地位，从而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导致运用的失败。
（二）管理会计的内容体系不系统。管理会计从其内容体系上看，部分内容脱离了“成本”这一主导线，从而使其内容体系显得很不系统。管理会计的根是“成本”，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决策成本。它主要是企业管理当局作决策时需要考虑的成本。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投资活动、融资活动时，都需要对不同的方案进行比较、选择，然后从中选出可行的或者最优的方案来具体实施。在对不同方案进行财务比较、选择的时候，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看不同的方案成本的大小，这里的成本就是决策成本。二是控制成本。在控制阶段，会计人员不仅要参与预算指标和标准成本的制订，更要利用其掌握的成本信息优势，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全过程控制。管理会计所应用的控制成本，其核心是预算成本和标准成本。
三是责任成本。企业各种活动的结果既要通过其所取得的收入来反映，也要通过其所花费的成本来考核。为了有效评价各管理层的经营业绩，需要对发生的各项费用进行考核。按照、“谁负责，谁承担责任”的原则来考核，其考核的依据就是各管理层的责任成本。责任成本的核心是可控成本。但是目前在大家认可的体系中，硬要把属于财务管理内容的全面预算等内容穿去，从而在内容体系上显得很杂乱，并且模糊了管理会计的本质属性，造成了思想上一定程度的混乱。
（三）管理会计没有形成独特的方法论。管理会计从其方法论体系上看，它并没有形成独特的方法论。管理会计吸纳了统计学方法、经济学方法、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方法，但它没有像统计学那样由统计调查、整理、分析组成系统方法论体系，也没有像管理学那样对预测、计划、控制等方法论作出科学解释，更没有像会计学所形成的划分科目、填制凭证、登记入账、试算平衡、编制报表这样严密紧凑的方法体系，更不用说会计学独特的复式记账方法所组成的平衡关系。管理会计中由于没有“会计”特有的方法，而在已有的方法中又显得杂乱无章，没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所以说它在方法论上也是不成功的。
三、管理会计的变革
管理会计的现状已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忧虑，它将如何发展也引起了理论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因此在基于以上两个评价的基础上，重点解决以下四个方面问题，探索比较可行的出路。
（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要理论联系实际。管理会计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推广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及时地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整理、推广，形成示范效应。及时总结我国开展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以全面推进企业的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内容上重新整合。在我国，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是两门并行的学科。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割裂开来，管理会计的定位就很难。可以将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合并成一门成本管理会计，其研究的对象是成本的核算、规划和控制，研究的内容是原有成本会计的内容加上管理会计中与成本管理相关的内容，如成本性态分析、变动成本法、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标准成本、责任成本等内容。
当下影视批评缺乏扎实的研究性的支持蔡翔
我把影视看作文化产品而不是艺术产品，作为一个公共文化产品，可以把它看作四方面力量博弈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念、知识分子的参与、资本介入的过程。四方面力量既是博弈的过程也是冲突和妥协的过程。我个人认为，四个方面在今天要有一个重新解释的过程。
大学要介入批评，大学的特征是什么，更应该提供一个研究性的支持，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对很多批评不太满意，某种原因是后面缺乏扎实的研究性的支持，80年代的文学研究批评之所以那么有力量，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支持。那么今天来说，对影视应该加强专业、细致、带有方法论的研究，包括对主旋律的影视片的研究。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以后会为媒体的影视批评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向性。
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吕晓明
如果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话，那么它缺失的正是这样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正像西方有的电影研究学者讲的，他们认为电影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需要依赖于认知的技巧、需要想象和品位而且集科学与艺术于一身的一种实践活动。电影批评、需要有专业的学者、专业的技巧。这是我对现状的看法。那么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作为电影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的缺失和我们的商业化的社会背景这样一些很难一时改变的原因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当代中国电影的工业，和当代的电影批评之间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互动的联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呼唤要有人文深度和人文高度的电影批评，但不是用人文科学去代替电影批评。当前对重要影片的评论很少，对年轻导演的关注很少。对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发现和讨论也少。怎么提高电影批评水准？要实事求事，不要拔高和贬低，不要颂扬和反问。
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白烨
我谈谈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第一个不适应——“大片无大评”。我觉得，这几年大片一直很火爆，这从市场上来说是好现象。但是评论太缺乏，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比如这些年，这么多编导都在搞古装武侠，是什么问题呢？这些问题没有人批评。我觉得大片没有相应批评的话，也是失衡的，像陈凯歌、张艺谋、李安这些导演及其他一些大牌演员，在观众中具有偶像作用，只要是他们的东西，观众会不假思索就接受，没有批评，这样很危险。
第二个不适应——“管播不管评”。国家只依法禁止播出某些不健康的影视片，但不制约评论。电视台有时候会把剧组请来，播出一些花絮，但那些东西和评论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电视台和一般的媒体不一样，在播出的时候应该给予正确引导。其实评论最好的平台就是电视。
第三个不适应——“乱改不顾评”。比如说，对古典名著的改编。早期的一些不错，过了几年，说人家老了，要从人性的角度重新改，重新弄，又不好好来，弄什么选秀。曾经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中见过几个“红楼梦中人”的演员，个个都很漂亮，但这和《红楼梦》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完全是一个做秀的事件，选出的演员导演没法用，不合适。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说，没有人批评。
高等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徐甡民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人文环境下面，影评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单独进行，因此，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艰苦的工作。我觉得电影的智力在衰退，有点像中国足球，兴致的确很高，但球却一直踢不进，没有长进。不太礼貌的讲，很多电影看起来真的叫拙劣愚蠢，看后坐在那里会生气。如果说对电影那么重要的一个艺术品种还有一点关怀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影评不得不作出尖锐的批评，这非常重要。在这个当中，我觉得现在高校，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因为影评它还是需要有理论的素养，高校的一些老师、同学的一些影评它的确有一些理性辨析的东西。
当然高等院校影评也有一个问题。过去有个电影叫《有话好好说》，我个人感觉，院校的某些少数的影评也是要“有话好好说”。影评这个东西是说理的，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也不在话语花哨，一定就是把它说到位，说准、说透，不在字眼上。高校的影评文章中很多词汇的出现，比如“语境”，很多文章都用。我们没有发现“语境”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文章怎么写的。当然，用了“语境”包括很多很现代的词汇，也可能完全是好文章，但不要都这样，一种腔调。
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石川
我觉得今天会议的题目本身构成了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焦虑。以电影工业的角度来看，人文知识分子或者说某种民间话语正在被边缘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在这个工业市场当中无法构成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也就是说，工业不需要听你人文知识分子的评论，或者说，它听了你的评论反而导致它的生产力的一种降低。我觉得这也是很尴尬的一种现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按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是现在的中国的电影工业所处的一个文化生态、现实，这个现实充满了各种矛盾。
具体而言，换到大片上，我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对大片的批评、攻击甚至谩骂、贬低。当然，如果从一个艺术分析或者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我觉得这种评论是否能够适合现在的需要？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有时我也很困惑，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比如说，院校里的学院派批评能不能通过艺术批评方式，帮助创作者提高，慢慢地把我们倡导的理念、思想、价值观演变为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
电影批评是有独立价值的陈思和
批评家的任务不是拍电影，拍电影是导演的任务。电影批评与其他所有的艺术批评一样，都是有独立价值的。它与电影制作的好与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电影制作得不好，供我们批评；制作得好，供我们研究。我并不觉得我们的影视批评有多么糟糕，现在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影视专业，博士也培养出来了。他们的职责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是为了培养有关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的崇高的审美能力。
人文学者如何介入影视批评曲春景
当影像文化铺天盖地的时候，影视批评的孱弱和缺失，会使人油然而生一种焦虑感。即便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种介入意识，却很难找到与影视剧主创人员或者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平台。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国导演不像欧美优秀编导那样本身介入理论研究和批评。其次，人文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不懂电影，因此也不愿轻易介入影视批评。所以造成影视批评缺失的现象。其实，电影批评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电影的本体批评，由懂行的专业理论家、批评家操控，面对小众；另一类是影视文化批评，面对社会和大众。理论家批评家不需要研究“用光”和“机位”等问题，其研究对象是市场上普遍民众都能看懂的影视作品，是这些作品携带出来的各种文化内涵。因此，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是这类批评的主体，不用受业内某些有成见人士的影响。有些导演对这一块非常排斥。这种排斥并不是中国电影史一开始就有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发展得非常好，那个时代的电影对人文内涵是有要求的，他们是竭力邀请知识分子介入的。现在这种情况有很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种情况应该有所改变。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影视批评症结之一吴小丽
李安和姜文同时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前者获得金狮，后者没有斩获。李安是一次次地运用普适性的叙事和普适性的人文关怀，来赢得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观众。姜文就输在电影的普适性人文关怀上。普适性不仅指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的兼顾和融合，更多地是指作品一定要触摸到人类内心深处的、共同的人性内涵，也就是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不被轻易触动的、封存的“结”。如果触动了这一点，电影就带有人性深度，能够赢得观众。
普适性价值同样适用于影视批评。当前影视批评文章并不少，然而很多文章只是各类知识的堆积、学术的炫耀、某种时兴方法论的实验，沉浸在学术的孤芳自赏当中。学术研究式的批评只能存在于高校、研究机构，专业的学术圈里，是研讨会、评职称、博士硕士毕业论文的需求，它们与现实是毫无关涉的。新时期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问题，也是影视批评的症结之一，人文批评的缺席是思想的缺席和淡出。
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以人文性为核心曾军
专业影评存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对常识的沉默，对基本的社会伦理问题保持一种沉默，去追求别样的意义。第二个是意义的过度阐释的现象，就是说本来没有，硬要在影视剧里去挖掘各种各样的意义。我引用乔纳森·卡勒一句话来说明目前专业影评的一个问题，他说：“正如大多数知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他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所以那些从事专业文化评论、文学评论、影视评论的人，对这些淡乎寡味的意义，很容易就把它们抛弃掉。我的结论很简单，如何让影视批评真正深入到普通观众的心坎里面，能够被他们所接受。普通观众的欣赏趣味就是对人生对命运的一种共鸣。那么，我们的影评，针对编导而言，就应该探讨这种具有普适性的人文关怀如何用镜头语言更好地去表达；面对观众，我们应该探讨如何从中吸取人生的意义。这可能又回到了80年代初启蒙的状态，可能现在回不去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要谈人文学者如何介入，那么人文性的强化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是以人文性为核心，体现人文关怀、理性精神的一种批评。
美国电影评论面面观孙绍谊
先介绍美国的一些情况。美国的电影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是从1960年代开始在大学里出现的，并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表现出强烈的理论性和当代性倾向。电影研究在确立自身学科身份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使其日渐游离于电影创作实践和大众观影行为之外。美国大学开设的很多电影课程和教授撰写的文章都是高深的、很理论化的，基本上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跟现实毫无关系，跟创作和大众的观影行为毫无关系。这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是满足于学术机构里面的知识活动，成了由学术出版、学术研究以及大学课程构成的研究类大学运作机制的一部分。电影理论和电影研究的课程整个有一个内循环的过程，基本上不和创作实践、观影行为发生关系。
和创作实践和观影行为发生关系的是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出现的介入电影的专门的评论员，这些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大学里面任职的，他们可能没有博士学位，但却是学电影出身的，形成了一个很专业的队伍。这批影评人绝对是有价值的，观众也养成了一个观影习惯，他们专门看影评人的评论才决定看哪部电影。培养一个品牌的影评人是比较难的。而美国大学的理论传统比起中国来更加浓厚，更象牙塔一些。
批评的缺失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阅读者的缺失孙善春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经常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影像的阅读者，而没敢把自己当作一个批评家，虽然有时也不得不写一些所谓的批评文字。我们在说批评者缺失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一个阅读者的缺失，认真的、优秀的、非常专业的阅读者的缺失。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非常轻松地变成专家，在电影这个机械技术复制的时代，连卖报的小童他都可以说是半个专家，他也可以谈电影，当然他谈得可能不像我们那么专业。那专业是什么呢？我想专业读者他要读得非常地细致，要有趣，要有美感，要投入时间，要享受阅读的乐趣，一种鉴赏式的古典情怀的欣赏，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态度。因而，我觉得批评的缺失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阅读者的缺失。
中国电影批评界的分工倪震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基本完成了体制化的分工，现在中国电影批评界从体制分工来讲，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政治主流的影视评论，第二种是商业性广告性批评，第三种是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批评，第四种是网络化全面性的电影批评。实际上这几种都有交叉，比如网络批评里也有很多很专业的很优秀的批评，第一种政治主流的影视评论也有相当多的教授参与进来，无论从文化政策、产业研究包括艺术本体论方面都体现出很高的水平。商业性广告性的批评实际上真正的话语权掌握在娱乐记者手中。
在这种定位之下，我们人文类知识分子能做什么，能完成什么功能，能否把学问做到国际性的世界性的水平，能否在国际性的交流平台上做到话语畅通。我们就要拿出一个人文研究的姿态和学问的深度来进行表达。最后才是影响创作者。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既能够有一种很好的、温和的、古典式的评论方式，也要适当地关注我们在这个语境里怎样寻找群体性的、和学院派的电影研究应有的阵地。
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影评毛尖
很多年前看到戈达尔的剧本里面有一句话，电影只不过是金钱罢了。当年觉得很难接受，因为戈达尔电影的美学特征好像和金钱有些距离，但是这几年把戈达尔的后期作品都看了以后，并且随着电影形势的发展，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而且它也可以应用在影评上，“影评也不过是金钱罢了”。今天在国内写影评，有的时候很灰心，泥牛入海可能还是好的结果。所以整个逻辑是，谁砸的钱多，谁的影响力就大。这个逻辑的反向同构或者是反向运作就催生了暴力影评，基本是你砸金钱，我砸板砖。所以在影评界，道德重构成了最艰难也最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悲观的问题。
中国现在到底有没有独立的影评，或者说有多独立，互联网可以吗？我觉得网络影评以匿名性获得欢呼，好像草根影评也占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其实是很不乐观的。大量的心情式影评，没有立场，也很飘忽，这种影评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独立影评的地位。所以我宁愿暂时保持不独立的状态。那么，对于大学来说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大学首先要把电影作为一种阅读，另外大学可以提供电影史的知识，提供更多角度的方法论的知识，不断强迫观众重新体验他本身作为电影观众甚至是电影作者的可能性，然后就是发挥想象力，影评需要更多的文化想象力和各种文化知识，包括重新研究电影意识形态和消费市场。
必须重估影评人和电影研究的价值葛颖
我觉得影评人就这个时代来讲是生不逢时的。因为之前影评人其实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当然他们的人数也少，并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多。创作界非常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除了影评人这个身份之外，大多数还有其他的身份。还有一个我觉得生不逢时的原因是本来的大众是沉默的，影评人非常有幸地成为了大众的代言人。但是今天随着媒体的发达，大众文化的发达，他们有了表述自己见解的可能和空间，因此我们根本上失落了一个代言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影评人在这个时代被创作者和大众同时抛弃了。
所以倘若我们谋求继续存在的可能，就必须重估影评人和电影研究的价值，以此展开生存的新维度。在公共空间中不断将热点议题引向建设性的方向，将火爆的争论、甚至诋毁谩骂引向逻辑释理，应该成为我们介入大众的姿态。对时下创作界晦明不清的问题，能够提供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帮助厘清一些观念，构建创作方法。我们也可以是创作界的密切监视者，阐释不良的创作动态背后的玄机，进行善意的揭露和警示。
学界自说自话甚至是各说各话刘海波
关键词:管理会计;实践运用;理论研究;变革
审视管理会计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二十年来的进展,不难发现,其应用效果远远落后于其理论预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种现象已引起会计理论研究工作者和会计实务工作者的极大困惑。究竟是理论上的扭曲?抑或是实践上的失灵?还是认识上的模糊?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本文在对管理会计现状的考察基础上,着重阐述以下两个评价:(1)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用非所书”(“书”指现有教科书构成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应用局限于个别行业和企业,缺少拓展空间;(2)管理会计在理论研究上“书非所用”,热衷于纸上谈兵,缺少实用价值,难以创新发展。
一、对管理会计在实践运用的基本评价
1.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的运用状况
单就管理会计所囊括的各种方法看,其中一些方法可追溯至“泰勒”式管理时代。如果从我国算起来,也可追溯至五十年代初“鞍钢初轧厂的班组核算之前。”(杨继良语)。可以认为我们今天讲的管理会计,就是过去“生产+核算”模式,这种模式与“成本管理”有着基本一致的含义,如果仅就这个层面上说,管理会计的应用在实践上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也有普遍的推广价值。但它与我们今天所指的管理会计所言及的盈亏平衡点、经济订货批量、回归预测法、贡献毛益法等等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这些新方法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大用处呢?杨继良同志曾就“经济订货批量方法不能确定每增加一个定单金额增加多少成本”和“回归方法在实务上不能用于成本分离”这样两个问题询向美国三位会计教授,他们“其中一位教授在办公室里坦承上述两个方法,实际上几乎无法应用,只是让学生有一个理论概念。其它两位教授,则‘王顾左右’了”。①这的确是对管理会计的一种嘲弄。笔者多年来指导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曾向来自实践第一线而又有理论基础,勤奋好学而又善于思考的考生作过调查,他们几乎众口一词认为管理会计派不上“大用场”,笔者也曾向多位企业家作过调查,他们一致认为“成本管理”很重要,只是苦于方法难寻,这说明管理会计的方法实际?昂懿簧下贰薄Q钚凼ね疽徽爰赋?“正视我国管理会计现实,人们要么探讨一些所谓的基本理论,给人们隔靴抓痒的感觉;要么介绍一些所谓前沿,使人感到‘可望不可及’;要么罗列一些具体问题,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再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改进建议,只能供人‘一次性’消费;要么沉溺于数量分析技术,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定下,构造几个‘貌似天仙’,但不食‘人间烟火’的模型”。①现状就是如此。我们承认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确有能创造出富有经济效益的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在冶金行业中,已形成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企业管理和成本管理方法。诸如五十年代鞍钢“班组核算制度”,六七十年代冶钢的“五好小指标竞赛”,同期鞍钢、本钢、马钢推行的“内部利润制度”,八十年代首钢“包、保、核”为基础的层层承包做法,九十年代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上述各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如果勉强纳入管理会计方法(“群众路线”方法就难能说是管理会计方法),那么这些方法也只限于冶金行业,而其他制造业和化工业,还鲜有类似的系列方法。同时我们还看到即使在冶金行业,各个企业在加强“成本管理”中也有自己的成本管理特色,邯钢就提出“炼铁学马钢,炼钢学鞍钢,中板学济钢,轧钢学唐钢;主要指标学安钢,利用系数学济钢,矩形坯?赘?炉龄学莱钢”,这就表明成本管理不能形成模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冶金行业的企业能够推行丰富多样且具特色的成本管理方法,也有其产品的特殊性,因其产品功能、规格、样式比较一致,产成品便于比较,成本也便于比较。而在制造业,特别是产品功能差异大,质量规格多样性情况下,就难以总结有特色的成本管理方法。家电业和生化业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以及电子网络行业运用管理会计方法就更是寥若晨星了。可见管理会计在二十年来,虽有管理层大力的鼓与呼,理论界的捧与吹,但在实务界鲜有进展,是因为管理会计的方法论只能区限于个别行业和个别企业。象邯钢的“市场模拟,成本否决”之类生产管理方法能否牵强附会到管理会计方法范围去,是很值得商权的。我们不能把成功的管理方法都纳入到管理会计的范围内来,把明显失败的方法都推到非管理会计的区域去,这样做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2.管理会计在实践中失灵的成因
管理会计在实践中难以得到广泛应用,既使有所运用,其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会计组织机构设置中,由于管理会计的职能部门和专职人员缺位难以组织运作,同时它自身既定的作用,形成有它无它无所谓这样恶性循环;二是在管理会计提供的方法中,其抽象的数量模型反映不了客观实际的需要,方法抽象,基本资料难以筹集,这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不完善而造成的。
首先从第一个原因看,会计工作与审计工作、统计工作一样,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工作,其业务活动的开展,必须有专门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员承担,才能卓有成效的开展业务活动,财务会计工作就是如此。目前在企业中,财会、统计、审计都有实实在在的职能机构和专职人员。但是纵观管理会计的机构设置和专职人员的情况,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全国几乎还没有一家企业能这样做。在全国500家大企业里,也没有把管理会计工作看得很重要,这表明我国对管理会计业务活动的开展在企业中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即使在个别企业对管理会计进行一次性运用,也是把各项任务分解到有关职能部门去承担,把预测职能分配给统计部门,把计划职能分配结业务部门,把预算职能分配给财务部门,把决策职能分配给决策当局,把控制职能分配给生产或施工部门,这就把原本连续系统完整的一项活动割裂得七零八碎,降低了各项职能应有的效果。各部门把承担管理会计所分配的相应任务,也看作“苛捐杂税”和额外负担,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很容易想象其最终的效果。
其次,管理会计在实践中不能得到发挥,不被人们所重视,还由于其抽象数量模型方法所造成的。抽象数量模型方法适于做一般性的分析,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运用,特别是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单纯用数量模型的方法去解决是注定要失败的,需要结合经验方法,更需要善于观察思考的方法,但是现实中的人们经常采取“机械主义”和“拿来思想”,照套公式,照填数据,歪曲了数量经济模型的本来用意。之所以在管理会计肯定抽象的数量模型,是提倡由数量模型所倡导的理论和思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要否定的是不少数量模型往往把事物本质属性扭曲了,为模型而模型,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模型。举一简单事例,管理会计介绍一种直线回归预测方法,它需要大量的数据,通过复杂的计算才能求出未知参数b。而b计算公式的基本原理是其一阶导数等于零时有极小值,并建立标准方程,这需要高等数学知识,经过如此两弯三绕最终人们就不知道b的基本内涵了。实
际上它的本来意义就是一个平均增加量,如果用小学三年级的平均数方法求解b,含义既明确,计算也简单,运用意义也直观,而两者计算结果可以说相差无几,而管理会计取难而弃易来建立数学模型值得吗?所以说象回归方法这些“貌若天仙”而不食“人间烟火”的模型充斥?诠芾砘峒浦姓媸怯泻ξ抟妗？梢匀衔?数量模型,它对纯经济学这样抽象的理论学科来说,使抽象的内容直观了,确实是一种进步;而对管理会计这样具体的应用学科来说,使明确的事物变抽象了,确实是一种退步。可以设想,我们能用几个模型去解决财务会计的核算吗?它只会造成会计工作的混乱。
二、对管理会计理论价值的基本评价
1.管理会计从其会计学科地位上看,它是不能与财务会计相提并论,而去占有现代会计两大领域其中之一的。从某些层面看,管理会计的失败,其中一点就是过度拔高了其学科地位,从而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导致运用的失败。无论从管理会计的形成的渊源和现存的内容构成来看,它就是研究成本的制订和成本控制,也即成本的管理。而成本的管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做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的,其理论研究也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可以说成本管理工作既有着深厚的传统,也有着广泛的基础。但是由于后来“食洋不化”,在没有弄清“管理会计”的“根”和“本”是什么的情况下,一举将其提高到与其不相称地位,从而使“管理会计”的边界越拓越宽,最后使理论工作者和实务操作人员对它感到莫衷一是,搞不清它“是什么”,也搞不清它如何成为“两大领域之一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它“迄今使人感到内容上变幻莫测,方法上复杂多变,应用上曲折艰难,均盖源于其理论体系上的匮乏”①和混乱。说得严重一点,正是管理会计的引进,削弱了人们对成本管理研究的重视和注意力集中,使得成本管理研究停滞不前。《会计研究》杂志于1995年组织的珠海“远方杯”和1999年组织的“金蝶杯”管理会计有奖征文,从所发表的全部论文中看,单纯讨论成本管理题目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说明了人们对管理会计已有了理性回归,集中讨论其“成本”这一根本问题,这肯定会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管理会计专题的征文中,还有不少涉及财务管理(如1999年第9期《成熟期企业并购战略》),生产管理等习作,这也说明人们对管理会计在认识上还存在很大混乱,同时也分散了对“成本”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入讨论。至今为止,人们对管理会计的基本问题还说不清楚,造成了思想、认识、学术上的混乱,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例如人们津津乐道的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十大不同点,它既不能反映会计研究问题的主流,也不是会计理论所阐述的基本问题,匆忙就得出两者并列为会计二大领域的结论,事实是至今人们也没有看到它怎样与财务会计并列的。它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运作没有也不应该占有现代会计两大领域之一的地位。
2.管理会计从其内容体系上看,部分内容脱离了“成本”这一主导线,从而使其内容体系显得很不系统。如上所述,管理会计的根是“成本”,几乎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雏形”。(朱海芳《管理会计学》),无非管理会计侧重成本管理,包括成本分析、成本计划(预测)、成本决策(制订)、成本控制,而成本会计侧重成本事后核算,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如果现有的管理会计体系沿着“成本”这一主导线沿伸下来,无论在系统性,还是在逻辑性,以及深入性方面都会有更合理的安排。但是目前在大家认可的体系中,硬要把属于财务管理内容的投资决策,全面预算等内容穿插于进去,从而在内容体系上显得很杂乱,并且模糊了管理会计的本质属性,造成了思想上一定程度的混乱。
3.管理会计从其方法论体系上看,它并没有形成独特的方法论。在方法论体系中基本按照预测、决策、控制三大板块安排的,实际上这些方法论是管理学的主体内容,另外管理会计还吸纳了统计学方法、经济学方法(杠杆即弹性系数)、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方法,但它没有像统计学那样由统计调查、整理、分析组成系统方法论体系,也没有象管理学那样对预测、计划、控制等方法论做出科学解释,更没有像会计学所形成的划分科目、填制凭证、登记入帐、试算平衡、编制报表这样严密紧凑的方法体系,更不用说会计学独特的复式记帐(特别是“借贷”)方法所组成的平衡关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理会计的方法论体系不能纳入“会计”体系,它与“会计”核算的基本特点是格格不入的。撇开会计理论不谈,人们对“会计”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凡是应用学科的“会计”,包括工业会计、银行会计、预算会计、税务会计,都必须含有复式记帐方法,如果缺少复式记帐方法,一律不宜称为会计。包括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虽有五大帐户,虽有资产负债表,虽有现金流量表,但由于其数据不是从借贷帐户中取得的,只能把它划入“统计”范畴。管理会计中由于没有“会计”特有的方法,而在已有的方法中又显得杂乱无章(特别是短期经营决策一章),没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所以说它在方法论上也是不成功的。
4.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也处于几度“夕阳”状态。目前对管理会计有所研究的人员主要是来自高校教师(个别来自企事业单位),而这一部分教师也大多数不愿从事专职的管理会计讲授,他们仅把管理会计的研究也作为一种业余爱好,难得有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在过去八年间,每年约有25名经国家统考入学会计专业研究生毕业,而以管理会计领域作为毕业选题的每年只有1到2名,并且有几年甚至无一人以管理会计为题做为毕业论文”①,这一数据基本体现我国各高校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总体情况,也比较集中体现在较高层次上目前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状况,即使我国管理会计最初热心介绍和引进的学者,也开始转移自己的研究方向,这都说明理论界对管理会计的由热转冷发展趋向。现状如此,其理论研究出路,也是值得深思的。
三、管理会计路在何方
管理会计的现状已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忧虑,它将如何发展也引起了理论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因此在基于以上两个评价的基础上,重点解决以下两个方面问题,探索比较可行的出路。
1.清理思想,强化管理会计的“管理”理念,淡化管理会计的“会计”地位。本文从来不想否认在企业中,加强企业的内部核算和成本控制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在制造业和重工业加工业中,非常需要强化“成本管理”这一环节。实践也证明,凡是坚持强化“管理”理念的企业,凡是把“管理”提高到非常重要地位的企业,无论市场有多少困难,也无论企业面临多糟糕的环境,企业都能保持一种良好的运行状态和较好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强化“管理”这一理念。“在我国解决管理会计应用的问题,既不能停留在一般理论研究上,也不能满足于成功案例的推广上,更不是通过知识普及就能奏效的,而应从基本理念上提高管理会计应用实效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②在这里杨雄胜也特别强调“基本理念”,实际上也就是强调“管理”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就是强调要加强“成本管理”,例如像邯钢所推出的“市场模拟,成本否决”所贯穿的基本理念就是强化成本的全员“管理”和全面“管理”,可见“管理”二字非常重要。
结合我国冶金行业成本管理的实践,我们不难
看出,在成本管理的各种方法中,内核就是“计划”方法。包括标准(目标)成本的预测、制订以及控制,实际就是对成本计划的安排、执行和监督。像邯钢的成本管理方法就是把成本用计划指标方式分解到每个责任人头上。所以说在成本管理理念下,就是要用计划的方法组织企业活动,包括成本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改革以来,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予以深恶痛绝,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决不能否定“计划”这种科学管理方法。计划经济属于经济体制范畴,计划方法属于管理科学范畴,但是在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对“计划”两字讳莫如深。王斌同志最近在《企业预算管理及其模式》(会计研究1999年第11期)一文重提计划管理方法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在企业中要强化“管理”理念,也要重视“计划”方法,这样做肯定是一种正确抉择,肯定要比空谈“管理会计”是现代两大会计领域之一要有效果的多,肯定要比空谈提高管理会计的地位口号而缺少落实措施要有明显的效果。这也就是说要淡化管理会计的“会计”地位。
2.端正名分,管理会计就是成本管理。
现有的管理会计只所以给人们莫衷一是的感觉,主要在于它的名不正,言不顺,理不足。因此需要加大整合力度,对其内容体系彻底改造,使它回归到成本管理这个范畴内。把管理会计原有的内容体系,分解到财务管理和成本会计两个学科中去,把其有关职能落实到财务管理部门和成本核算部门去执行,从而解决管理会计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两个误区。分解的结果是让管理会计“名亡实存”,在学科上使财务管理和成本会计的内容体系更加系统化,在实践上解决管理会计有职能无机构、有任务无人员的虚置状态。
因此让成本会计去汲收成本管理相关内容,定名为“成本管理会计”或“成本会计与管理”,其研究对象就是“成本”,其研究内容就是成本核算、成本规划、成本控制,也就是在原有成本会计的基础上,汲收管理会计中所有与成本相关的内容,如成本习性、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标准成本、责任成本、成本控制。调整后的成本管理会计涵盖了成本事后核算、事中控制、事前规划这样一个连续完整的过程,由企业中的成本会计核算人员承担以上全部工作。
另外,把管理会计中出现与财务相关的内容分解到财务管理学科中去,如把管理会计中的资金预测分解到财务管理的“筹资管理”中去,管理会计的短期经营决策纳入流动资产“投资管理”中去,管理会计的长期投资决策纳入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资产(证券)“投资”中去,把预算控制纳入到“损益管理”中去消化,因为筹资、投资、损益的管理以及资金管理都是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这样既合情又合理,因为经过这样处理,就会使财务管理的筹资、投资、损益三大管理内容更加充实,更加系统。同时凡属“资金”范畴,凡属筹资、投资、资金分配的职能一律由财务人员承担。如此对管理会计的分解,就达到了正名分目的。首先解决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其次又克服了管理会计“空中楼阁”问题,解决了职能机构和人员配备的虚置状态,保证管理会计原有的职能在实务中得以延续和开展。对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向,是会计理论中迫切解决的问题,宜早不宜迟。如何解决固然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但是需要正本清源,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管理会计在理论和实务之间严重背离,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报刊的四种理论
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几乎与大众传播媒介同时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反控制的斗争。关于“媒介哲学”的一些基本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约翰.弥尔顿。在弥尔顿看来，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1]为此，他对当时英国的出版审查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
第一次对“媒介哲学”作出比较全面、系统论述的专著是20世纪出版的。1956年，弗雷德.赛伯特（FredSiebert）、奥多.彼德森（TheodorePeterson）、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ichramm）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TheoriesofthePress,以下简称《四种理论》)试图对“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种类报刊背后的哲学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论”[2]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作者认为，集权主义理论最为古老，“当大众报刊出现时，大多数西欧政府都是建立在极权主义的原则上的，所以这些同样的原则也成为管理报刊的制度的基础”。[3]“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说，集权主义理论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理论，在较长的时期中，决定了公众通讯的方式”。[4]“集权主义理论，基于从柏拉图到马凯维利几百年来的独裁主义政治思想”。[5]自由主义理论是作为集权主义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四种理论》的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理论基于弥尔顿、洛克、米尔和启蒙运动“。[6]社会责任理论是《四种理论》竭力推崇的理论。它被认为是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替换”理论，是传统理论上的一个新思想的接枝。它的理论大前提是：自由主义是伴随着义务的；而享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承担当时社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某种主要职能”。[7]“社会责任理论基于通讯工具的革命及对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某些行为派的怀疑论点”。[8]前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被《四种理论》描述成集权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就像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一样。这种理论体系下的报刊和传统集权主义理论体系下的报刊一样，“是作为统治力量的工具进行活动的”，不同的是它们“系国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谋求利润的动机消除了，一个积极的自由概念代替了消极的自由概念”。[9]“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基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主义的”。[10]
为叙述简单明了期间，我们在对《四种理论》一书的有关情况大致介绍后，以表格的形式对这四种理论的哲学根据和重要主张作一个比较性介绍，表一反映各种理论的哲学依据、表二反映它们的重要主张。
表1.《报刊的四种理论》哲学根据比照表哲学根据/理论名称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理论苏联共产主义
人的本性邪恶，残忍，自私自利。善良、仁慈、人是理性动物，具有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利。人并非完全是理性的动物，人性善恶参半，并颇为自私。人先天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培养和教育。
社会（国家）的本质社会（国家）是一个有机体。是实体的存在，有着特定的目的。它的权力是通过一种还不能完全为人所理解的过程推论出来的，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国家）只不过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其每个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除此之外无任何目的。社会（国家）是个人的组合，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全人类的发展。社会（国家）是一个实体，有着特定的目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阶级彻底消灭后，国家也会自动消亡。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是社会的分子，不能独立存在；社会比个人重要，个人目标必须服从社会目标个人是独立的实体，其重要性超过社会（国家）；社会（国家）只是个人实现目标的手段或工具。虽然个人是独立的实体，有独立的意志和目的，但社会（国家）利益代表着整体或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应高于个人利益。个人是社会的分子，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有时还应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换取社会利益。
知识与真理的性质人类天赋智慧不同，知识和真理要通过智慧来发现，只有“聪明人”（统治者）才能发现知识和真理人类天赋智慧平等、每个人都有学习知识的能力；真理就在每个人心中，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发现它，因此，真理愈辩愈明。人类天赋智慧不同；知识需要努力学习；真理需要普及教育，并由优秀而负责任的媒介去发现并传播。人类智慧系后天教育培养出的结果；知识和真理需要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共产党人）去普及并传播。
《四种理论》出版40年来，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所说：“几乎所有谈论新闻哲学的文章和书籍都要提及该书，评述或援引其中的观点。”[11]
就我个人看，该书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该书的作者们坚持认为：“报刊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特别是报刊反映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的方式。”[12]因此，在考察各种报刊体系和报刊活动时，他们自觉地将这些体系和活动放入不同社会和政治结构中进行，并努力探寻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真正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再次，作者们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作了哲学根源上的探索。不论这种探索的结果怎样，探索本身就很有意义。它通过自身的研究提高了新闻学色理论层次，为以后的“媒介哲学”研究打下了较结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四种理论”模式一直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哲学”。下面我们将看到，此后提出的其他各种模式，绝大部分都直接间接地吸收了“四种理论”中的若干主要论点或观点。
第四，被美国和许多西方人津津乐道的“社会责任论”，事实上是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后才得以广泛传播。尽管这一理论不曾也不打算动摇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但它将自由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矛盾暴露无遗，部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的不满情绪。其中有些观点对我们也有启发作用。
但是，《四种理论》毕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正如有学者已经批评的，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模式将“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视为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是一种静止的僵化模式；“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报刊体系。正因为如此，一些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媒介哲学”模式。
二、朗温斯坦模式和梅里尔的“政治—报刊圈”：表2、〈报刊的四种理论〉重要观点比照表哲学根据/理论名称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论苏联共产主义
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独裁的统治者；经政府特许的个人资本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报刊从业人员。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
报刊的所有权政府；政府特许的个人资本家资本家；政府；社会团体。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
报刊的目的统一思想，消灭反对意见；保持现状，巩固政权。建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第四等级”。建立“意见的自由市场”；保障每个人的言论自由，而不是富人的自由。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促进社会的发展
报刊的功能传播统治者认定的“真理”；传达政令。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服务于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服务于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促进经济发展；提供高尚的娱乐。充当集体的宣传着、鼓动者和组织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管理方法特许出版制；新闻检查；煽动诽谤罪；“知识税”及津贴报纸；政府发行官报；贿赂记者以控制舆论。极端个人主义；完全放任自由竞争；反对任何干涉。实行报业专业化；成立报业评议会；政府发行报纸；政府制定法规，以保障新闻自由；提倡新闻自律。。报纸由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出版发行，各级党委宣传部负责管理同级报刊；上级对下级报刊实行批评监督。
资料来源：两表均根据〈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的基本观点编制
1971年，拉尔夫·朗温斯坦（RalphLowenstein）与约翰·梅里尔（JoinMerrill）合著了《媒介、讯息和人》（Media,MessagesandMen）.朗温斯坦在书中批评“四种理论”模式“僵化”，“不能适用于各种报刊体系”，并提出一种与所有制形式及其哲学相关联的“双层理论”（two—tieredapproach）。他认为，报刊所有制形式一般有三种：一是私人所有，靠广告和订阅费维持；二是政党所有，靠党费来津贴；三是政府所有，由国家拨款或营业费资助。关于报刊哲学，朗氏保留了“四种理论”中的“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概念及其主要思想观点，但把“苏联共产主义”改成了“社会集中主义”（socialcentralist）.作者认为，“共产主义”在西方人眼里本身就带有否定的价值色彩，应舍去；“社会集中主义”中的“社会”反映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社会优于个人的精神，“集中主义”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报刊思想中所包含的报刊是集体核心领导的本意。“社会责任论”被朗氏改成“社会自由主义”，以消除原概念与其内涵之间的模糊色彩，并能更加直接地反映出这一理论与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
表3、朗温斯坦模式报刊所有权
1、私人：个人或非组织法人拥有，主要靠广告或订阅维持。
2、政党：各竞争党派所有，有党的组织或成员提供帮助。
3、政府：政府或执政党所有，主要靠政府拨款或收受营业执照费资助。
报刊哲学
1、集权主义：政府压制批评、并为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实行特许制和检查制。
2、社会集权主义：政府和执政党控制报刊，报刊归政府和执政党所有，目的是实现其经济和哲学的目标。
3、自由主义：为保证意见自由市场和自主过程的运行实施，政府不加控制（法律规定的有限的诽谤、侮辱罪除外）。
4、社会自由主义：为保证传播渠道畅通无阻和自由主义精神的贯彻，政府进行有限度的干预。
5、社会集中主义：为保证自由主义精神的贯彻执行，政府或公众掌握部分传播渠道（将部分媒介归为政府或公共所有）。
资料来源：JohnC.MerrillandRalphL.Lowenstein,Media,Messages,andMen,NewYork;Longman,1979,P.164
1979年，当〈媒介、讯息、人〉再版时，朗温斯坦重新修订了自己的模式（见表3），在重新修订的模式里，“社会集中主义”成了现在的“社会集权主义”（socialauthoritarian）,其目的无非是想强调这种报刊思想与传统集权主义之间的联系；新模式中的“社会集中主义”被解释为与先前那个同样术语不同的概念。这里的“社会集中主义”要求媒介部分地归国家或公众掌握，并认为这是保障自由主义精神全面贯彻的必要条件。1990年，朗温斯坦在自己的另一部新著中对这个模式作了较全面的解释，个别地方还作了改动，但总体框架和思想都没有变。[13]
朗温斯坦的合作者，约翰·梅里尔教授首先对上述模式作出评价。1974年，梅里尔出版〈自由的律令〉（TheImperativeofFreedom）一书，书中认为，朗温斯坦模式比“四种模式”“更成熟、更符合实际”；同时，他指出了该模式的两大缺陷。第一，梅里尔认为，朗氏的“社会自由主义”概念本身是矛盾的，因为“社会的”包含着“集体”“集中”“指令”等意思，一个个哲学概念不能同时表述自由和集中两层意思。第二，在梅里尔看来，朗温斯坦模式和“四种理论”模式一样，都是把集权主义作为一极而把自由主义作为另一极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在这种体系里，各种理论成了一个个被人为隔开的笼子。梅里尔称这种方法为“鸽笼式”的建构方法，提出“它实际上假定各种媒介体系间相互排斥、彼此独立”，显得有些僵化。为此，梅氏在书中提出一个“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这是一种将自由主义置于一个闭合圆圈的上端，而将集权主义置于下端的动态模式（见图1）。
在该模式中，“四种理论”实际上被弱化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趋势和自由主义趋势。它们在观念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彼此经由“国家主义”而相通的路径：从自由主义方面看，朝“左”，通往社会主义，向“右”则通往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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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哈切登的“五种理论”模式：
从严格意义上说，朗温斯坦模式也好，梅里尔的“政治-报刊圈”也罢，都只是“四种理论”模式的部分修改或者发挥，它们总体上并没有摆脱塞伯特，彼德森和施拉姆的思想窠臼。真正对“报刊四种理论”作出重大改造的人应首推威廉哈切登（williamhachten）。1981年，哈切登在其著作《世界新闻面面观》（Theworldnewsprism）中首次提出他自己的报刊五种理论模式。该模式在“四种理论”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保留了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理论，而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合并为“西方理论”（Westernconcept），并增加了两种新的理论：革命（revolutionary）理论和发展（develepment）理论（见表4）类型控制政策实例
集权主义相对国家而言，公众和个人都是次要的。媒介的运作以不批评政府，不持反对意见为前提；隐蔽的或公开的检查制度。几个世纪前的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现代专制国家。
西方理论（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报刊的私人所有；私人和公共广播系统。强调或突出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但也重视履行道德和法律责任。美国、英国、西欧、日本。
共产主义共产党和政府掌握媒介，不允许私人拥有。强调官方观点和政策的传播，动员并要求媒介支持国家的发展进步。9前0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古巴、中国。
革命理论非法或带有颠覆性质的媒介；不受政府控制。地下媒介，常出自境外国外；企图政府。战时沦陷区地下媒介；非洲、印度部分地区的殖民报刊。
发展理论所有媒介受政府（或）执政党控制，接受其领导要求媒介为国家发展目标服务；政策一体化；开展反贫穷，除疾病，扫文盲运动第三世界的非工业化年、非共产党国家。
资料来源：根据威廉哈切登《世界新闻面面观》（Ames：LowaStateUniversitypress，1981）编制。
哈切登认为，亚当斯和托马斯潘恩是美国历史上革命新闻工作代表；而1912年发行的《真理报》则是“革命理论的很好范例”，当时，列宁提出利用合法报纸来履行革命组织的使命。哈切登把藿梅尼的支持者利用广播、图片所从事的伊朗国王的活动，作为当代革命理论的事例。
“发展理论”在哈切登看来，是集权主义的变化形式，它强调大众传播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主要地位和作用。“发展新闻学”的倡导者们认为，应动员大众传播外发展经济、扫除文盲和政治教育服务；媒介必须维护政权，否则就会妨碍国家建设。出于同样的理由，国外记者在驻地国采写和新闻也必须服从该国权利机构的管辖。发展理论认为，既然信息是一个国家的资源，它就必须用来推动整个国家的事业，对于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事业来说，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也必然是相对次要的饿。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哈切登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合而为一。这样做不独为了简化形式，更重要的是指出两种理论根本上的一致性。即它们在一些基本哲学思想或理论前提上，在价值观念上，甚至在基本所有制形式上都没有本质性差别。一句话，“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时期新的发展，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反对动。把两者喝而为一合乎逻辑，也符合实际。哈切登做的第二个工作是增加了两种理论。这项工作无疑具有开拓意义。报刊的“革命理论”尽管适用面不那么广泛，但它毕竟是历史和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相对独立的传播体系，有时这种传播体系的实际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它在一个企图完整反映各种媒介体系的模式中，理应有一席之地。关于“发展新闻学”，则是站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崛起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在新闻学领域的反映。它的外延比较光、广，内涵则有些模糊，其中包含的思想错综复杂。但起影响广泛，而且显示出较强生命力。应该说，哈切登所做的工作是初步的。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的，但却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哈切登模式的知道思想并没有超越前人，他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塞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以及朗温斯坦、梅里尔都是一致的。真正对“报刊的四种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并独树一帜的理论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批判学派理论。该学派初兴于欧洲大陆，逐步传入美国，并产生一系列影响。
四、J赫伯特阿特修尔的批判模式
J赫伯特阿特修尔（JHerbertAltschul）是美国新闻学研究中批判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阿特修尔出版了自己积30年心血写成的《权利的媒介》（AdgentsofPower0“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较大反响，迄今已被译成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多种文字；学术界称此书为美国新闻界继《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论著作，对经典的《报刊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等等。“[14]阿特修尔在《权利的媒介》中”对新闻媒介持根本的批判立场“。他首先向被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的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的新闻自由开刀。通过严肃认真的分析，作者得出结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闻媒介都没有展现出独立行动的图景，而是为那些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提供服务。”[15]正因为作者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与一些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学者”不同，他所构筑的“媒介哲学”模式也与其他一些模式迥异。阿特修尔在分析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新闻媒介体系后，形象地把它们比作一部有不同主题、旋律和变奏的交响乐，进而把这部交响乐划分为三个乐章，“没每一乐章包含一个基本主题，而这个基本主题中又有不少变奏”。[16]在对各个乐章命名时，作者似乎颇费踌躇，他不愿简单地用第一、第二和第三这样的数字来命名，这不但过于简单，而且恰好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命名相吻合。他更不愿意用一些评价性的术语（如先前介绍的几位学者用过的那些）来给这三个乐章命名。他认为，这些术语既牵强附会，又容易妨碍正确理解。最后作者运用了“多少加以修饰过的经济状况划分三个乐章”，并将三个乐章分别命名为：“市场经济”乐章；“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乐章、“进步中世界“（发展中世界）乐章（见表5）。随后，作者仍小心翼翼地解释说：”当我们采用这些专门术语的时候，是完全认识到其局限性的。然而，如果我们能看到每一乐章中各种旋律变奏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效果，那么我们就能弥补这一缺陷。“[17]阿特修尔的“市场经济世界”大致上指的是发达或次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世界”是指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国家；“进步中世界”则大致等同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
表5、阿特修尔的批判模式观点/名称市场经济世界马克思主义世界进步中世界
关于新闻事业的目的追求真理寻求真理服务真理
尽社会责任尽社会责任尽社会责任
以非政治方式进行告知（或数育）（以政治方式）教育并争取盟友（以政治方式）进行教育
公正地为人民服务，并拥护资本主义学说通过要求拥护社会主度学说而人民服务通过寻求与政府合作人民服务，为各种有益的目的进行变革
作为昨日监督政府的工具统一观点，改变行为作为争取和平的工具
关于新闻事业的信条新闻媒体不受外界干涉新闻媒介有改变错误的意误，并教育工人使之具有阶段觉悟新闻媒体是一支取合力量，而不是一支破坏力理
新闻媒介为人民的知晓权服务新闻媒介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新闻媒介是有益于社会变革的工具
新闻媒介力求获得真理并反映直理新闻媒介满足进实际变革新闻媒介是社会公开的工具
新闻媒介公开，客观地进行报道新闻媒介促进实际变革新闻媒介是旨在用来沟通记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交流
关于新闻自由的不同观点新闻自由意味着新闻记者不受外界控制新闻自由意味着全体人民的意见得以发表，不仅仅是富者的意见新闻自由意味着新闻工作者的心灵自由
新闻自由是指新闻媒介不屈从于权力，不受权力操纵新闻自由必须反对压迫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次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
新闻自由不需要国家新闻政策保证需要一项国家性的新闻政策，以便保证新闻自由采取正确的形式需要一项国家性的新闻政策来对自由提供合法保障
资料来源：根据J·赫伯特·阿特修尔《权利的媒介》（中译本）第十一章3份表格综合，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324页、332页。
阿特修尔不仅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考察了以上三种媒介的体系，还从不同的价值观或信仰考察了生活在三种不同体系中的新闻工作者。他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真诚而热烈地信奉自己的理论体系，以至于不去对那些理论作理智的思考和分析。例如，市场经济世界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坚信，新闻媒介的任务是超脱政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地报道消息。然而，阿特修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就这点而论，市场经济旋律的维护者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无论如何，新闻媒介都无法超脱政治。”[18]而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则认定报纸是教育工具，只有坚持马列主义观点才能有助于读者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阿特修尔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为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工作者所津津乐道的观点，那就是报纸是记者和读者之间双向交流或“对话”的工具。在市场经济世界，新闻工作者信息公众有知晓权，但却不去理会读者向新闻工作者表达他们想知道什么权力，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新闻工作者相信报纸可以通过读者来信与群众沟通，为人民服务。总之，阿特修尔认为：“在所有三种新闻模式中，彼此认为对方模式为离经叛道”。[19]
阿特修尔的分类不一定是最科学的分类，阿特修尔模式也不见得是最好的模式，但它确实对由《报刊的四种理论》所奠定的“经典”分类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而对以“四种理论”为代表的“经典”模式构成重大挑战。同时，阿特修尔还通过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以及较严密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方新闻工作者一些天真观点，这些新闻的工作者真诚地相信，他们可以客观、公正地反映现实世界，自由地追求真理，而别的世界新闻工作者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五、罗伯特·毕加德的综合模式
1985年，罗伯特·毕加德（RobertPicard）在《报刊与民主的衰落》（ThePressandtheDeclineofDemocracy）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带综合性质的模式。说它带有综合性质，是因为该模式保留了塞伯特—彼得森—施拉模、姆模式的全部四种理论以及哈切登“五种理论”中的“革命理论”和“发展理论”。同时，毕加德还吸收了哈切登把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归纳在“西方理论”中的做法。毕加德模式的新颖之处在于增加了“民主社会主义”（democrocysocialist）理论。这个世纪中期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概念在毕加德模式中，实际上成了报刊的“第七种理论”。
毕加德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一样，要求媒介有多种声音，发表不同意见，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或一部分人意见，目的是保护每个公民的民力，推进全社会民主发展。为了保证媒介做到这一点，国家可以介入媒介经济或所有权，但这种介入只是手段。毕加德还认为：“最终，这种体系下的媒介所有权将通过基金会、非盈利性社团、新闻从业人员联合会和其他集体组织归公所有，并不以营利为目的。”[20]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理论与与自由主义，甚至社会责任理论的不同之处。为了把这种理论与传统理论根本区别开，毕加德进一步写道：“在民族社会理论中，媒介被视为人民的工具，是公用事业；人民的呼声、愿望，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表扬和批评，都可以通过它得以广泛传播。”在这种思想体系中，“媒介的运行是为了公民的需要，为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21]
“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为毕加德模式增加了新意，但也给该模式带来了一些麻烦。毕加德在自己的综合模式里（见图2），把这个新加的概念与传统模自由主义和社会责理论一并归入“西方”名下；与此同时，他又将这个概念与“革命理论”和“发展理论”一起置于“平衡或不确定”拦中，并与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社会责任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区别开来。如果说毕加德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阐述还基本清楚的话，那么他在模式中的这种安排则不能不说有些令人费解。在我们看来，“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与另外两重种传统理论一起成为“西方理论”，主要不是由于它产生于西方国家，而在于这一理论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思想有着内在的根本联系；即如此，就很难说它在“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极间起“平衡”作用或具有“不确定”性。反之，如果抽去“民主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联系，给它以新的内涵，那么，就不能在把这一概念与社会责任理论和自由主义一样归入“西方理论”。集权主义倾向平衡或不确定自由主义倾向
集权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发展理论西方
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哈切登哈切登民主社会主义（毕加德）社会责任论自由主义
产生于20世纪的西欧，源于与典自由主义哲学相绪合的马克思主义，旨在提供多种渠管，使各种意见都能公开发表，以便在社会各个领域，推进民主建设，使所有公民具有享有媒介受集体管理部门和法律控制，禁止法干涉私人权力和其他为法律认可的社会利益，媒介归公众团体，非营利机构以及（在这时的）私人实体所有，与别的理论不同，媒介决不受政府，经济或社会利益的非法控。制）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
图2、毕加德的综合模式根据ThePressandtheDeclineofDemocracy,Westport,Creenwoodpress,1985改编
对毕加德模式中存在的上述逻辑矛盾，有学者提出了三种不同修改方法。第一，删掉模式中“集权主义倾向”、“自由主义倾向”和“平衡或不确定”三项分类内容，代之以两条方向相反的平行线：向左，趋向“集权主义”；向右，趋向“自由主义”。这种修改方法承认“民主社会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根本联系，从而使这一理论可以逻辑地归于“西方”名下。此外，它也部分克服了原模式的静止性和僵化色彩，使其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灵活性。第二，也可以考虑略去“西方”标题烂，使“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责任理论”和“自由主义”恢复到与另外四种理论同一层面。显然，这种改动意味着不去过多地考虑“民主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联系，但它起码在形式上克服了原模式存在的逻辑矛盾。最后，还可以干脆不考虑“民主社会主义”固有的哲学根源，把它提一格，使之处于同“发展理论”、“革命理论”相同的层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但确实也不失为一种调和矛盾的方法。
尽管毕加德模式存在一些编制上或逻辑上的瑕疵，但毕氏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无疑为“媒介哲学”增添了新的理论内容。从世界范围看，确实还存在一些其他各种理论都难以概括的报刊体系。如瑞典，尽管“下新闻足以理论在瑞典社会中倍受推崇”，但为帮助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小报度过经济难关生存下来，从而保证新闻媒介的多样化。“政府有选择地直接资助新闻媒介的政策已成为瑞典新闻管理体制中独具特色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22]还有前南斯拉夫的新闻事业，据说它“既不同于西方，又相异于东方，既不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又相异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既不是所谓权力结构中的第四阶层，又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23]我们很难说毕加德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完全适用于上述两种媒介体系或她们当中的某一种体系，但在我们介绍过的各种理论当中，还找不出一种更接近的理论来描述这两种报刊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加德的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1]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5页。
[2]韦尔伯·斯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2页。
[3]同[2]，9页。
[4]同[2]，8-9页。
[5]同[2]，7页。
[6]同[2]，85页。
[7]同[2]，7页。
[8]同[2]，6页。
[9]同[2]，7页。
[10]同[2]，7页。
[11]JohnC.Merrill,TheDialecticinJournalism;TowardaResprns:bleUseofPressFreeidom.BatomRouge;LouisianaStateUniversityPress,1989,pp.97-98;
[12]同[2]，1-2页。
[13]参阅RalphLowensteinandJohnMacromedia:Mission,Message,andMorality.WhitePlains,N.Y.:Longman,1990.
[14]见林珊为《权力的媒介》中译本写的“序”。
[15]赫伯特·阿特修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39页。
[16]同[15]，315页。
[17]同[15]，316页。
[18]同[15]，321页。
[19]同[15]，337页。
[20]RobertG.Picard,ThePressandtheDeclineofDemocracy.Westport,Come:GreenwoodPress,1985,p.67.
[21]同[20]，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