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广州市每天有近100万t的工业废水排入珠江，废水中含有对人体危害严重的汞、福、铅、砷、铜、六价铬等重金属化合物，含有挥发酚、苯环系列及多环芳烃系列可疑致癌助癌物质;广州市内有14条较大的河涌通往珠江，这些河涌每天将100万t以上的城市生活污水排入珠江，且排放量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其中含有种类繁多的有机污染物质，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广州市郊的养殖业特别是养猪业日排放污水总量超过500万t，汇入珠江成为广州水体环境主要有机污染源之一，造成水体(划D、BOD、氮、磷的超标;尚无法统计的是江上行船的污染物，四面八方农业用水中残余的化肥、农药也汇入了珠江。由于管理上的问题，珠江为广州人向下游输送130万t/d左右的城市综合垃圾。事实已经证明，今日的珠江已经负荷深重，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污染。珠江水的溶解氧浓度下降到了3.2mg/1，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和砷化物等出现超标现象。80年代初期，石门等水厂水质可达2一3类标准，80年代后期水质仍有3一4类标准;进入90年代只能达到4一5类水质标准，珠江水质的恶化已严重影响芳村、河南、石溪、员村、黄埔等自来水厂的供水，有时甚至波及到广州最大的日产100万t的西村水厂。
水体污染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首先是降低了水体使用功能，使原来的取水点不符合取水要求，此时要么增加水处理设施，增大药耗和运行费用;要么将取水点向上游迁移，增加工程投入和输水费用。其二，直接影啊工农业生产，污染的水体造成工业产品不合格，农业减产。污染成分停留在工业产品内或被农作物所吸收，再通过工业品，“米袋子”、“菜蓝子”波及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进入人体，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其三，水污染造成城市惶恐，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毫无疑问，珠江水被加重污染将会阻碍广州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广州市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进程。因此，必须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从广州市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整治珠江水污染。
珠江流域污染控制是一次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流域、区域和污染源治理的三个层次上协调整治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在流域层次上强调宏观调控，在区域(城市)层次上强调在流域调控指导下的水污染控制规划，在污染源治理的技术层次上强调清洁工艺和革新替代技术的应用。
2推行清洁生产，实现污染物的最少化，走经济和环境持续发展的道路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要考虑到自然生态环境的长期承载能力，使环境和资源既能满足经济发展目标的需要，又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既满足当代人的现实需要，又足以支持后代人的潜在需要。与此同时，对环境保护工作，也要充分考虑到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下的经济支持能力，采取积极可行的环境政策，配合和推进经济发展进程。也就是说，走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清洁生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措施，也是实现环境一经济协调发展的最根本的措施。广州市企业的现状是:国营企业、合资企业、集体企业同步发展，新、老企业，大中小型企业并存，多层次产业和平共处，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其中，相当多的企业技术水平比较落后，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的状况依然存在，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水平低，物料流失现象严重，既浪费了资源、又增加了污染。因此，针对广州市企业的现状，逐步地全面地推行清洁生产是缓解珠江水质污染的一条切实可行的措施。我国一些地区的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工作，通过清洁生产审计，说明企业源头治理的潜力很大，仅仅依靠加强管理和生产技术上的革新，就可使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0%一50%。事实证明，通过清洁生产削减污染物的费用大大低于末端处理费用。为此，我们建议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在广州市企业范围内全面开展清洁生产教育，企业领导要接受清洁生产培训，掌握清洁生产技术原则。然后广泛开展全民宣传教育活动，争取企业各部门和广大职工的支持，使清洁生产审计、实施工作顺利进行并取得更大的成效。
清洁生产要从污染大户入手。广州绢麻厂、广州氮肥厂、广州造纸厂、广州紫泥糖厂、人民制革厂、广州味精厂等12家大型企业，工业废水排放量占全市排放量的47%，是珠江广州河段的水污染大户。政府应当在政策上鼓励这些企业优先推行清洁生产，在企业改造的过程中加大技术投入，摒弃传统落后的工艺，确立清洁生产的目标，如日能耗、日排放量、吨产品能耗、吨产品排放量、原料转化率、综合利用率等，建立统计制度，全面提高生产管理水平。
3有步骤地调整工业布局，使产业结构合理化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比如产业政策，要把节约资源、能源的无废少废技术和清洁生产作为广州市未来企业发展的指导原则，这意味着广州市需向节水型经济的战略方向转移。位于市区或水厂取水点附近的污染型企业必须有计划地迁移到工业区，便于废水集中处理，或者通过改变产品结构降低废水的排放量。广州市内对一些资源利用效益不高、经济效益不好、环境效益差的产业、行业、企业坚持实施“关、停、并、转”的措施;对资源利用效益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效益亦有利的产业、行业、企业，坚决给予支持和扶植，鼓励其发展;对资源利用效益高、经济效益较好或出口创汇，但生产过程中排出一定的兰废污染物的产业、行业、企业，则给予相应的环境治理投资，扶植其发展。
通过调查研究与分析，制定相对完善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调整规划，并向社会广泛宣传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调整的科学依据，使投资者、生产者、管理者取得共识，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实施产业结构性综合治理，改善广州河段的环境现状，从而导致“资源一经济一环境”系统的良性发展。在深化城市改革的同时，调整好工业布局，使产业结构合理化，有规划地将污染企业集中，排废得到更加有效地治理。根据水质功能区和水质目标的要求合理地布设排污口，从而减轻广州河段的污染负荷，恢复水体自净功能。
4控制面源污染，城市排污有序化
广州市所辖范围数千平方公里面积，每日排出巧150一180万t的生活污水，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没有纳入城市下水道而是分布在四面八方，无序地通过各种渠道流向珠江，每逢大雨来临，情况尤为严重，形成了无法控制、无法集中治理的面源污染。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的城市下水道建设不完善，历史上欠帐太多。西方发达城市人均占有下水道长度超过20m，而广州只有2一3m，相距甚远。这也是考核广州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指标。
面源污染来源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①城市雨水污染负荷;②农田、草原和林地径流中的肥料和农药;③人的尿和禽、畜的粪便的流失;④降雨和空气中颗料物干沉降带来的污染物;⑤其它交通运输、矿山、卫生填埋场的渗漏液。由非点源带入的BOD、氮、磷是点源的5一6倍，氮占受纳水体的80%，磷占50%，不亚于点源污染。因此，珠江水N氏一N普遍超标与来自农业的面源污染有关，为此建议:①推广科学施肥方法，调整施肥成分的比例，增大钾肥和磷肥的施用量，减少氮肥用量;②提倡生态农业，充分利用人和禽畜粪尿产生沼气和制作有机肥料。
面源污染的控制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结合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提前考虑，必须投入资金逐步完善城市下水道的建设，使绝大部分的污水得到集中处理，有计划地排入珠江，在城市扩容建设中注意保护土壤植被原有的生态平衡，从根本上解决珠江水污染的问题。
5大胆创新，改造河涌为多功能污水处理设施
广州市内有14条大的河涌通向珠江，每日输送数万吨的各种污水。河涌不仅仅是向珠江输送污水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广州市市容市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为现在的河涌水污染严重，河涌恶臭扰民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成为广州人的一块心病。我们对改造河涌的初步构想是:在理顺河道的同时于河涌内分段建设氧化沟好氧处理设施;上游段建设生化处理系统，作为污水进入城市综合污水处理设施的初期处理;下游段以利用生长期长，除磷脱氮功能较强的水生植物的栽培实现根系植物处理系统;在河涌附近修造土地渗滤设施，进一步处理经好氧处理后的污水，实现地表水达4一5类水质的标准。将仅作为输送污水功能使用的河涌改造为多功能的污水处理设施，加上河涌两侧的绿化造林，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征地和污水处理设施费用，而且有可能发展成为美化城市的观赏胜地，一举两得。关于这方面，建议组织有关专家对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掌握河涌水流规律或称水力学特性，先行试点研究，再行示范工程，在稳妥、可靠、科学的前提下推广。
6增加资金投人，建好管好城市综合污水处理设施
目前，广州市环保设施与城市的高速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偌大的广州市只有一座日处理量为15万t的大坦沙综合污水处理厂在运行，历史上欠帐太多，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加资金投入，拿出广州市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以上作为污染治理投资，力争在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在广州市内每个区建设一座以上的较大型综合的污水处理厂。目前应分几条腿走路，即作为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建设大型的综合污水处理厂筹集资金，同时加强建设区域(或生活小区)集中式的污水处理站，对污染大户亦要求单独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逐步由分散走向统一，每年均确保资金的投入。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要根据城市排污的分布特点而设置。在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提高水处理技术水平，建好、管理好，高效率运行。
7完善环境立法，提高排污收费标准，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企业领导应该站在维护国家法律的高度上把环境责任纳入生产的全部过程，视环境指标与经济指标同等重要，这是前提。在此基础上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建立污染物排放总量与浓度双控制和颁发排污许可证的法律制度，配套收费，所征收的排污费要略高于由排污单位自己治理污染所需费用，从而实现节约用水，大家治理的目标。广州市应当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制定出适合于本市使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使保护珠江的工作有法可依。
8领导重视，管理跟上，紧紧依靠科技进步
领导重视指的是省、市、部属领导有专人抓环保工作，企业领导有专人负责，环保部门密切配合行动。建立珠江流域水管理机构，完善职能，在流域范围内实施用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确定合理的水质功能区和水质目标，同时，通过应用现代化的高科技信息系统进行水质变化过程的监测和预测，及时反馈，预防污染事故的发生。珠江的综合治理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优先选用革新替代技术。末端处理要从单纯的净化处理转向尽可能回收利用和再循环使用，要打破行业框框，吸收先进、实用、有效的技术，以最低的资金投入来实现最好的环境效益。
9结语
珠江是我国的四大水系之一，以她丰沛的水量而养育着两岸千千万万的人民，改革开放以来，流域的经济在高速发展，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广州河段显得最为严重。结合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特点，极早规划，综合整治已是势在必行，避免因生态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通过治理，还碧水于珠江，造福子孙后代，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义务。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论文摘要:英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城市河流污染，主要因为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和社会认识尚不能承载工业化带来的全面影响，加之国家治污力度多受掣肘及科技水平的制约，河流污染的状况在19世纪没能得到显著改善，引发生态环境恶化及流行病侵害等不良后果。后发国家应以英国工业化的得失为镜，实现工业化的科学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不列颠最早叩开了现代化的大门。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与经济:荣和城市发展相伴的还有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其中，城IIJ河流污染尤为严重。英国，在摘取了一个工业化先行者JPG该摘取的最优惠成果的同时，也尝到了工业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对尚未实现工业化及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规避和整治“迈达斯的灾祸”有所裨益2=16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故本文不揣浅陋，愿就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点等问题予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状况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类早期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大都被排人大气或弃置于水中，古时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规章控制污染的尝试。在古希腊，只有获得特殊允许才能设立制革厂;古罗马也有规章规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设立在没有居民点的台伯河对岸。但是，早期的污染仅限于十分狭窄的范围。
上百年来，英国的毛纺业等传统工业无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质，但是，严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纪工业化时期才真正发生。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不断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国的许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纪，城市河流污染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恩格斯对当时河流污染的描述颇为详尽。例如，流经利兹的艾尔河，“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人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流经曼彻斯特的两条小河—艾尔克河与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状况亦十分严重，“停滞的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
此外，流经西赖丁约克的卡尔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终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员会已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流经西赖丁约克的，与其说是河水，不如说是墨汁。艾尔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也被工业化的浪潮熏染得通体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将它点燃”，俨然是一条随时喷发的黑龙。
泰晤士河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英国人习惯地称之为“老父亲泰晤士”。19世纪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举世闻名的鱿鱼产地，诗人蒲柏在1728年将其描绘为“银色的洪流”。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沿途城市居民的剧增以及大量工厂的建立，各种污染物源源不断地进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质急剧恶化，泰晤士河成为一条污浊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学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报》:“整条河变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气味很臭……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道阴沟。可见，英国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纪中期已经相当严重。
二、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为何诸多河流在一个世纪里都变了色、变了味，这么严重的污染是怎样产生的呢?无疑，工业废水和公共废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布局和工业类型又是产生大量工业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业化初期，主要的机械动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机，工厂不得不设在大流量的急流旁边”。因此，英国的第一批近代工厂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国工业的发源地和中心—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穿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这既解决了动力问题，又方便了废水处理，河流也成了废水排放的理想场所。蒸汽机发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机械、依河而建的工厂逐渐转移到城市中，但工厂对那些流经城市的河流的依赖并没有减轻。因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数工业生产部门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较洁净的水。水作为冷却剂是蒸汽机不可或缺的，一些工业部门如毛纺业、印染业、造纸业的生产过程也离不开水，还有酿酒、洗煤，没有水更寸步难行。同时，水路为工业主提供了廉价的运输途径。因此，一条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厂，例如艾尔克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这些废水中往往含有铅、碱、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质大大降低，造成严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公共废水。公共废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涤剂。公共废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加上市政建设滞后，遂使水污染加剧。
一方面，与工业化相伴的是，英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镇人口增长急剧。势如潮涌的人口，被压缩到很小的拥挤不堪的中心点上。从增长数量上看，大约在1800年，英国只有一个大城市—伦敦，人口约100万，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等(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万之间)。1850年伦敦人口增至2,360,000人，另有9个城市在10万人以上，18个城市在5万到10万之间。1910年英国有46个城市超过10万，伦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万。从增长率看，兰开夏在1700年至1801年间人口差不多增加两倍，曼彻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间也增加了两倍。到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过农村。城市的扩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资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卫生日益恶化，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构成了那时英国许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国城市化虽快，但城市化水平较低，市政建设滞后。“所有的市镇，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面临着公共卫生的严峻问题,工业化早期，英国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扫垃圾的制度，垃圾粪便随意堆放，人们甚至因厕所太少不得不随地大小便。特别是贫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们称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在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狭窄的房屋区，这类建筑物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厕所少且前后无遮无盖。到1831年，即使是已拥有14万以上居民的曼彻斯特市区仍没有铺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条例。非但如此在曼彻斯特新城(又叫爱尔兰城，theIrishtown),“街道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大量垃圾、粪便、洗涤用水还有从街道屠宰场排出的水染上深红色的兽血，经过公用阴沟和露天排水沟通往小河、水坞，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综上所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社会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剧的促因。
首先，英国人将“自由放任”思想奉为圭泉，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中心人口膨胀、城市污染和公共卫生等问题尽量不干预;其次，社会以追逐财富为价值取向，对“污染”则漠不关心。英国贵族通过经营追求财富早已成为惯例，社会中下层又有着一股“向上看”的风气，于是上行下效，社会形成了以谋求利润为荣的风气。
难怪连外国观光者都不禁要惊呼:“英国的城市纯粹是工作和挣钱的地方，而绝非休息和享受的乐园，那种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还没有出现。
三、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点
随着河流污染状况的不断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害，人们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对污染予以遏制，但长期似来，社会的反应并不积极。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流行病的多发，城市才开始实行系统的卫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应和道路清洁等。同时，社会对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视，各项治理措施逐渐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将结合英国在这一时期的防治措施，对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点进行探讨。
(一)各群体和多渠道的广泛参与。生态学家和卫生学家最先向社会发出正视污染的呼声，他们是治污的先行者。部分生产者组成志愿协会，呼吁减少废物排放、倡议革新生产技术，为政府的积极治理建言献策。议会和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领导水污染的治理。这样，河流污染的防治得到了议会、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各群体的参与和支持。
(二)议会立法和政府作为是治理污染的主导力量。一方面，从议会来说。1848年霍乱发生后，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并成立卫生部，虽不是专为治理水污染而设，但它规定在传染流行区域设立地方性卫生委员会，负责处理当地污水问题。由于习惯法提供的防御河流污染的措施起不到明显效果，1855年，议会颁布了《有害物质去除法》，试图对那些以工业废水污染河道的制造商处以罚款1865年和1868年，议会又先后两次委任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河流污染的状况并寻求行之有效的治理途径叫即。在第一届委员会提交初次报告后十年，议会通过了《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水环境防治法规。法案不仅对禁止排放的各类污水和违法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工业废液、颗状和悬浮状污染物、下水道污水排放等)，还任命专家担任审查官，向工作部门提供实施建议，并通过监督技术改进以控制河流污染。这是一部具有“框架性”意义的法案，它关于防治河流污染的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1951年。
另一方面，从政府作为来看，主要是加强市政的排污系统建设。例如，1858年伦敦市政当局修建的“伦敦下水干道”，以及1863年秋动工的泰晤士河河堤，就是政府治污的工程举措，通过建立下水道网络将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转移到下游地区，为减少伦敦水生疾病的发病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19世纪，尤其是下半叶，英国议会和政府在治理河流污染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
(三)专家治理充当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1842年查德威克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发表，揭示出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尤其是“飘着恶臭的厕所、污水沟和被污染的饮用水”是引发霍乱的根源。麻醉医师约翰·斯诺也提出同样的观点，1849年，他发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文，指出被病菌污染的水源是霍乱传播的主要渠道”。他的这些结论有力地说明了治理水污染的必要性，也坚定了全社会的治水决心。1848年，约翰·西蒙医生被任命为伦敦城区的保健医官，“这一职务不仅在争取城市制定供水、排水、贫民窟的清洁规划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确保有关建筑和人口过分拥挤的规章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议会在第一部河流污染防治法制定之前委任了两届皇家委员会，委员会全都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如第二届皇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皇家工程院德尼森爵士、化学家弗兰克兰德和农学专家默顿等人。他们通过调查取证，亲自实验，向议会递交调查报告，同时，专家们还对肆意向河流排放废水的行业进行严厉谴责，同时建议政府设立限制废水排放的详细标准，为国家制定水污染防治法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碍于诸多阻挠因素，《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19世纪末，英国主要河流受污染的糟糕状况没有显著改善。1898年，英国又一次委任多名专家组成皇家委员会，调查污染来源和督查河流防治的进度。与德尼森爵士等前辈不同的是，此次委员会的专家们更加务实。他们注意综合考虑多方利益，设法调动工厂主的治污积极性，待之以宽，不求速变，先制定适度可行的治污标准，再随污染状况的改善而逐年将标准提高。在这种务实精神的倡导和促进下，产生了一系列减轻水污染的新方法。首先，也是最简捷的方法—一些滨海城市(如利物浦、霍恩、布里斯托尔等)将部分污水注入大海，通过污水转移以缓解河流的吸纳压力。其次，建立“污水农场”，将污水引到离城镇不远的农场用以灌溉作物，既廉价、无害，又不影响丰产，到19世纪末，像伦敦、曼彻斯特和诺丁汉等地附近已有不少这类农场。此外，多种净化剂得以应用，如动物骨灰、焦炭和页岩等，都能起到过滤和净化污水的效果。可以说，这些成效凝聚着诸多专家的汗水和智慧。
治污成效虽不显著，但仍在困境中渐进19世纪特别是下半叶，英国人治理河流污染的努力有目共睹，可惜收效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河流污染的防治过程中尚存在诸多阻力。
其一，政府治污不坚决。一方面，英国在19世纪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诸多紧迫问题，相形之下，河流的防治事宜尚不够急切;另一方面，对工业与贸易利益的关切使行政当局不愿对工矿企业的污染行径和搪塞应付过于苛责，这势必影响政策法规的贯彻力度。其二，工厂主和矿主不诚心。革新生产技术、减少污水排放意味着投入的必然增加，显而易见，这种增加成本和损耗利润的要求是无法让各行业的污染大户欣然接受的。其三，民众不觉悟。“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对健康的实际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还不为公众所认识。168公众对皇家委员会提出的防治措施或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更有甚者对一些协会付出的反污染的努力嗤之以鼻，将其讥为理论家的空谈。其四，科技不过关。19世纪中后期的科学对水污染特征、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水的净化问题上缺乏明确认识，科学家不能准确找到河流中有毒物质的来源，而关于污染治理的技术开发又不够成熟，要改善大规模的污染状况自然是力不从心。因此，有人总结道:“河流污染的治理必定被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公共卫生史中令人最不满意的一章。尽管如此，英国人在防治河流污染过程中取得的积极成效还是不能抹煞的。超级秘书网
四、关于英国城市河流污染及治理的几点启示
作为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经历和治理得失值得后发国家借鉴。
第一，正确认识河流污染的危害，重视水污染的防治。河流污染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而且直接威胁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命安全。鱿鱼是深受英国人喜爱的食物，可在1836年，泰晤士河的鲤鱼已几乎绝迹，而在塞文河、特伦特河与埃文河，也变得越来越稀少。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不得不向加拿大和挪威大量进口蛙鱼，以稳定在比灵斯门鱼市的价格1858年，奇臭的泰晤士河令在河畔开会的议员们不堪忍受，被迫将会议延后一周举行19世纪霍乱频发，仅1832年一次，就“大约使3100英国人丧生”。放眼全球，因河流污染而引发生态恶化和危害人们健康的事例不胜枚举，有的触目惊心，所以污染防治关系重大，不容轻视。
看了汪部长在水利学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学术报告“水环境承载能力分析与调控”，颇有感触，认为报告语言朴实、思路广阔、内容实在、目的明确，将问题及治理方向论述得很透彻，让人感到明朗、广阔、深远、清透，对前景一目了然。报告明确指出水污染治理是将来面临的最严重、难度最大的问题，比解决洪涝灾害、水资源不足更困难，一语中的、确实如此。
难忘7月13日，那是我们中华民族大激动的日子，我们自豪的获取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治理环境，迎接奥运”从此成为北京市的一项急迫而重要的任务，北环水系就是重点治理对象之一。
北环水系是一条小河，东西走向，横贯北京闹市区，是中南海的水源地，也是未来奥运村的水源地。目前，北环水系水流不畅，污染严重，水质不断恶化，严重影响北京形象，与首都地位极不协调。它虽然尺度不大，但因为作用重要，所以当之无愧地被市政府列为重点治理对象。
很荣幸，作者参与了北环水系治理的前期工作，近期对水系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沿线访问了数以百计的居民及河道管理者、旅游业者、公园管理者，对水环境现状及污染源特征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总的感觉是，水系虽然规模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污染严重，污染源花样繁多，治理难度很大。
本文对北环水系的水环境现状、污染源特征、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描述，对治理工程进行了简介，对如何治理污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笔者认为，北环水系只是一个特例，它具有普遍性，代表了城市水系环境污染所共有的特征。本文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充分了解城市水系污染的特征，了解因污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了解城市治污的艰巨性，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
一、何谓北环水系
1.1北环水系是什么？
北环水系位于北京市市区偏北侧，横贯东西，自西至东跨越海淀、西城、东城、朝阳四区，由长河、北护城河、亮马河等组成，全长约20km，河道宽度约15～40m，水源来自于京密引水渠。
历史上，北环水系连同相连的湖泊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然而，在60～70年代的城市建设中，水系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河湖被填平或被改为暗沟，使得北环水系支离破碎，难以全线贯通。
1.2与水系相连的湖泊有哪些？
与北环水系相连的湖泊甚多，从西到东有紫竹院湖、动物园湖、展览馆后湖、市中心区的“六海”、筒子河、金水河，还有北郊的人定湖、青年湖、土城沟遗址公园，东郊的工人体育场、水碓湖、红领巾湖等共有16处之多。“六海”是由六个湖泊串联组成的水域，位于北京市正中心，总面积约150万m2，上游至下游依次是西海、后海、前海、北海、中海、南海，其中，北海是著名的公园，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地，都是很重要的水面。筒子河是环绕故宫的河道，金水河是从天安门脚下流过的河。可见北环水系对北京城区的生态环境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规划设计中的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北京北部，开辟有一定面积的水面，其水源也来自北环水系。因此北环水系是城市由西向北、向东发展园林建设、美化环境的重要条件，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3水系的功能、作用是什么？
北环水系的基本功能是：城市泄洪；为湖泊和工、农业输水；美化城市环境；供旅游、休闲、观赏。此外还有改善区域小气候、补充涵养地下水等功能。
根据规划，治理后的北环水系为风景观赏河道，将成为重要的城市景观走廊，规划还赋予其旅游通航的功能。
1.4水系沿线城市建设情况怎么样？
北护城河南侧是繁忙的交通主干道—北二环路，河道北侧高楼大厦一栋接一栋，主要是高层住宅楼、高档写字楼、办公楼，也有少部分高楼正在建设中，此外还有几处漂亮的公园。
亮马河沿线是重要的商业、居住、办公、使馆区。北侧有渔洋饭店、京城大厦、昆仑饭店、燕莎商城、光明公寓等；南侧有大量的高层居民楼、写字楼，还有十几家大使馆在这里一字摆开。象胡家园小区、东苑公寓等都是高级住宅小区。
二、北环水系水环境存在哪些问题?
北环水系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环境问题，然而，水环境污染依然是最大的问题。根据2001年夏、秋两个节的水质监测结果，按《地表水环境评价标准》(GHZB1-1999)评价，位于上游的长河水质较好，夏秋两季都为Ⅲ类水，满足水域功能划分要求；北护城河水质较差，夏季CODMn超标严重，为V类水，不能满足IV类的水域功能要求；亮马河下游不管是夏季还是秋季，CODMn超标严重，为V类水，不能满足水域功能要求；中南海为IV类水，勉强满足要求。
从水质参数来看，北环水系的污染很严重，然而，水环境污染隐含的问题是水质参数所不能表述的。
2.1形形的污染源
根据调查，水系主要污染源仍是生活污水，沿线部分住户（特别是平房住户）污/雨不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尤其是亮马河最为严重，沿线可以看到黑洞洞的排污口直通河道，密密麻麻、数不胜数，阵阵浊流涌入河中，令人心寒。
此外还有河道淤泥、工地弃渣弃污、餐馆弃污，行人、小吃经营者投入垃圾，垃圾车、大粪车倾倒等。春天的大风将尘土、垃圾扬起抛入河道，夏天的雨水将四面八方的泥沙、垃圾冲入河道，还有行人将河沿当厕所。污染源形形、种类繁多，防不胜防。小小的河流显得多么脆弱，似乎人类及大自然都敌视它的存在，故意与它为敌，想尽千方百计要把它搞脏搞臭。
2.2秋风扫落叶—富有诗情画意的污染源
北京的秋天美不胜收，沿河高大的垂柳在微风中摇摆，树叶黄了，令人心旷神怡。寒流来了，在强风中，树叶纷纷扬扬、飘飘洒洒，落在水面，厚厚的一层将水面覆盖。这秋风扫落叶的景色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然而，为大自然的美丽做过贡献的树叶们一旦落入水体就会变成污染物。树叶在水面飘浮数日后就会沉入水底，逐渐腐烂发酵，变黑形成有机底泥，营养物质释放于水中。
2.3环卫工人有“黑客”
北护城河及亮马河附近不少居民反映，个别环卫工人为了偷懒，不原将垃圾、粪便运至远处，竟将垃圾车、抽粪车中的污物偷偷倾入河道，造成水质严重污染，充当了河水污染的“黑客”。
2.4污染源也搞游击战
偷弃污者神出鬼没自不必说，污染“游击战”有许多方式。北护城河及亮马河有若干雨水管流入河道，从这些雨水管中不时地有生活污水流入，时有时无，难以查证这些污水来自何处。考察时还发现，北护河水深褐色里呈现淡淡的乳白色，散发着刺激味道，可以判断肯定有工业污水流入，但管理人员也搞不清除来自何处，据说这种现象也不是总有。看来，污染源也搞游击战。
高粱桥与下游的北护城河之间是一段暗管，长约1km。附近北下关一带有约1000户平房居民。该居民区雨/污不分、直通暗管，平日的生活污水全部流入暗管。当河水不流动时，污水全部积蓄、隐藏在暗管内，好像在积蓄力量，等待着一举成名的那一天。当水闸开启，河水开始流动时，隐藏在暗管内的污水夹带着各类垃圾会一古脑儿地涌出来，争先恐后地流入北护城河，颇有千军万马的气势。北护城河顿时浊流滚滚、垃圾遍布。
只有亮马河的排污口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潺潺流淌的污水似乎有着不可撼动的背景，似乎理直气壮地在说:“我就这样，你能耐我何？”。其实，污水排放者也是污染受害者，他们也很痛心，要求治理的愿望很强烈，只是无奈罢了，生活污水总需要有一个去处。
2.5中央领导的关注
2001年夏天，北环水系及市中“六海”水质严重恶化，水体发黑发臭，表层漂浮着一层脏物，藻类大量繁殖，水草横生。据说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目睹此景后大为震惊，亲自打电话给北京市水利部门，要求进行治理。为了改善中南海水质，可以说用尽了招数，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施用大量水质净化剂，放水稀释冲刷，人工打捞飘浮物，从上海调用了水质净化船（持有专利技术）等等。治理后，中南海水质有所改善，水利部门也算是向中央领导交了差，但笔者去现场调查时发现水体呈现墨绿色，水质状况仍然不能令人乐观。
“六海”的水是从北护城河流入，调查时发现，最北部的西海沿岸有一些高档饭馆经营，这些饭馆在酒足饭饱之后，严重污染着“六海”水质。
2.6污染源也有靠山
在亮马河、西海、前海，有一些沿餐馆及水上游乐城，经营者用污染公共水域的代价为自己挣来了大把钞票，附近居民对此很有意见，一再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情况，然而居民的努力总是白费，餐馆照样营业，污水照样排放，雷打不动，稳如泰山。很明显，这些餐馆有靠山，背后有支持者，如果这些餐馆、游乐城关闭了，支持者们的财源就减少了。
据亮马河使馆区的居民反映，附近一家部队单位办了一个路边洗车场，出租给外地打工人员经营，单位收取费用。洗车场占用道路，搞的污水横流，污染河道水质，居民对此意见很大，要求有关部门查封，但是，地方政府管不了部队，只好眼睁睁看着它存在下去。
污染源有靠山，这是污染治理中最麻烦、最头痛、最难办的事情。
2.7不幸的胡家园小区
亮马河东直门外斜街～工体西侧路河段约有400m，紧靠河边南岸就是胡家园小区。胡家园小区是北京市著名的模范小区，几十栋楼房高低错落，各抱地势，十分亮丽。小区内道路平整、干净，绿草如茵，树木鲜花错落有致、配置合理，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小区，管理的井井有条，一丝不乱，胡家园小区的居民是幸福的。据说，这里还住着几个说话很管用的地方干部，显然，当初规划者是抱着“靠水而居的”心态在这里建设一个现代化小区的。然而，胡家园小区的居民也是不幸的，不幸也是因为它紧靠亮马河。这里是整个北环水系污染最严重的地方，程度之甚令人触目惊心。笔者数次来此考察，和当地居民及居委会进行了交谈。在现场看到，河内水体是全黑色，呈现粘稠状，水不流动，是死水，水面漂浮着密集的粪便块、手纸、塑料袋等垃圾，散发出臭气，水底不时有大团气体翻腾上冒。据当地居民介绍，沿河几家饭馆向河内随意仍垃圾，有别处饭店半夜将垃圾、粪便倾入河道，更有大量生活污水流入。夏天这里空气充满恶臭，蚊蝇满天飞，住在十几层高的楼上都不敢开窗子，有的住户要用很多农药灭蚊蝇，讨厌极了。居民怨气冲天，感到很无助，只好不停地向政府反映情况。居民一直不停地向市、区政府各部门，向电视、报纸新闻媒体呼吁，也不时地招来一些官员、记者来此了解情况，然而视察着最终都是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后悻悻地离去。区政府也几次投资进行过治理，但状况始终没有改变。再往后，居民打烂了电话也没人敢到这里视察了。
胡家园小区的对岸是小关村，是大片平房区，据说，原居民大都搬走了，房子租给了外来人员，其中有许多少数民族，这里是谁都不管的区域，也是河道严重的污染源。
2.8100%的污水
一般概念下，河道原本流淌着清水，只是由于污水的流入才使得整个水体变坏了，长江如此，太湖如此，淮河也是如此。然而亮马河下游（壅水闸~入坝河）并非如此，雍水闸关的很死，滴水不漏，沿岸大小28个排污口汇集着四面八方的污水，河底流淌着的是100%的污水。如果没有污水，河道将会是干底状态。污水“滋润”着亮马河。
2.9天堂与地狱
沿北环水系走过，你可以看到：两侧道路平整，桥梁、绿地、现代化居民社区、公园、写字楼、星级宾馆、高级商厦、外国使馆、国际机构等一个挨一个，环境显得美丽、干净、高档，具有现代化都市的风采。这体现了首都经济建设的成果，然而，再看河道里面确实大煞风景，水质污染严重、底泥淤积、气味难闻。河内河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个天上、一个地狱。本来应该为生态环境、为景观起重要作用的河道，反而起了负面作用。
2.10水资源匮乏—先天不足
由于北京市用水量增加，加上近几年降水量偏少，缺水严重，水资源越来越宝贵，向下游排放的环境用水量减少，水体更换周期变长，部分河段变成了死水，污物不能稀释，这也严重影响了水质。
三、北环水系治理与奥运会
奥运会申办成功，我国政府已向全世界庄严地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改善环境，为奥运会举办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这对于根治北环水系的污染问题无疑是一个最佳锲机，北京市政府下定决心，投巨资对北环水系进行彻底治理。
3.1治理任务
此次治理工程的主要任务是截污、清淤、绿化，并新建、改建一些建筑物（船闸、节制闸、橡胶坝、码头等），还计划建2处大型天然游泳场。治理的目标是：整治河道，提高防洪、排洪、蓄洪能力，彻底改善水环境，实现“水清、流畅、岸绿、通航”。治理后，水系沿线将新增绿地约40万m2，改善绿地面积8万m2；新增水面12.33万m2，改善水面面积20.6万m2。
3.2治理意义
北环水系综合治理可改善首都生态环境，提高北京的整体美，提高北京的国际形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2008年奥运会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为首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优美的水系与首都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城市地位相适应，对北京的防洪、供水、旅游等也有重要意义。
四、城市治污何其难—浅谈污染治理方略
显然，北环水系治理的意义是重大的，愿望是美好的，决心是坚强的，气魄是雄伟的。然而笔者根据调查认为，要达到治理目的，必须采取两手：一手硬，一手软。一手硬就是采取工程措施，投入资金进行治理；一手软就是提高管理水平，进行法制建设。城市治污是一项系统工程，仅靠工程措施并不能保证治理效果达到预期目的，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才能达到目的。
4.1资金、行政、法律保障措施
（1）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显然，资金支持是污染治理重要的条件之一，没有资金，一切治理措施就无法实施。
（2）政府的支持是后盾
城市水系污染治理涉及面很广，不但涉及到居民，还涉及到外地人员，涉及到部队系统，涉及到少数民族，也会涉及到权利持有者的利益。因此，单靠水利部门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即使再加上环保部门，力量依然是苍白无力的。需要市政府的强力支持，市政府也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没有一个强大政府的支持，许多强制性措施就难以行得通。
（3）污染治理需要法制
法律法规是人们共同遵守的准绳，北京市应制定保护城市水环境的地方性法律，让水系管理部门有法可依，依法行政，这样一些事情做起来会容易一些。
4.2工程保障措施
（1）必须实施彻底截污、污/雨分流
根据实地调查结果，生活污水是水系最严重的污染源，将生活污水完全截留是治污的根本。另外，由于雨水管经常被用作排污管，所以实施污/雨分流也是重要措施。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厂处理，雨水量不大的情况下则另找途径排出，洪水可以通过河道排放。
（2）对老平房区进行搬迁改造
一般来说，北京市新建居民区都有完备的下水道系统，都实施了污/雨分流。但是，老平房区房屋破旧，多数没有下水道系统，而且污/雨不分，是造成河流污染的主要来源。不管从污染治理的角度还是从城市建设的角度，都需要对老平房区进行搬迁改造。
4.3市政管理措施
（1）加强城市卫生综合管理
加强北京市的综合卫生管理，使街面保持干净，减少因风吹、雨水等因素将脏物带入河流。对自由市场、餐馆、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严格的卫生管理，对建设工地卫生实行严格监督，对产生污染的路边小生意、洗车点或进行环境改造、或取缔。
（2）环卫部门应提高管理水平
鉴于环卫部门职工向河道倾倒垃圾、大粪的情况客观存在，环卫部门应提高管理水平，严格要求职工遵守规矩，教育职工明确自己的责任，对不守规矩、擅自污染环境的职工给与相应的处罚。
（3）合理布置垃圾处理站点、公共厕所
应健全垃圾处理站点网络（尤其是公共场所），让人们垃圾有处可弃，减少因无垃圾站（箱）而导致的垃圾随意丢弃。应在沿河设置一些公共厕所，让在外活动的人们感到方便，减少因为没有厕所而将河沿当厕所的现象。
（4）拆除一切造成污染的违章建筑
对一切形成污染的沿河餐馆、水上游乐厅等应取缔。
4.4水系沿线环境管理、监督措施
（1）加强河道沿线环境监督
应成立河道环境执法监督队伍，依法行使职责，惩罚偷弃污者。
（2）加强河道保洁工作
加强河道的保洁工作，将河边的枯枝落叶、尘土、垃圾等及时清扫，将坡面进行及时护理，将飘浮在水面上的脏物、树叶等及时清出。
4.5水资源调控措施
（1）加强水源调配方面的研究
水资源不足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因素，河水不流，水质就会恶化。应加强水源调配方面的研究，如何既节约水源又保护水环境是必须研究的课题。此外，在奥运会之前，北京市计划建设一批污水处理厂，应加强处理水的应用，处理厂与输水管道应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将处理后的洁净水引入河道，这样既节约水资源又可保护水环境。
（2）加强水系协调管理
北环水系担负着向16处公园湖泊供水的任务，河流与湖泊的一体化调度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必须加强协调性。
（3）闸门群联合控制科学化
北环水系闸门过多，管理又不统一，为了达到河水“流畅”的目的，应制定闸门群的联合调度规则，设置信息化、自动化控制系统，成立联合调度指挥机构，运用科学的模式、先进的手段统一水流调度问题。
4.6公众参与措施
（1）让公众参与河道环境管理
河道管理部门应建立与沿线居民的沟通渠道，定期访问居民，公布举报电话，让居民有机会参与对污染源的监督，及时发现问题，进行处理。也可以实行“门前三包”等措施，目的是充分发挥群众保护水环境的巨大热情，对水环境实行有效的监督和保护。
（2）搞好大众教育
对大众加强保护水质的教育，沿河树立一些警示牌，呼吁人们注意保护水质。另外，新闻媒体继续对大众进行环境保护的教育。
“现代化摩天大楼的旁边流淌着一条臭水沟的”现象无法消除，美丽北京的一个污点就难以消除。
写在后面
水污染治理比防洪、抗旱难度更大，因为洪水的发生在时间上偶然性、在地域上有局限性，而水污染则是每时每地都存在。洪水、干旱是天灾，面对天灾，人类更能团结一致，更能吃苦耐劳，更能相互帮助，更能激起一股热情，1998年长江大水就是一个例证。水污染是人祸，是人引起的，治污会影响到部分人的利益，会涉及到社会中的方方面，因此，治污难度会更大。
与奔腾的长江、淮河及浩瀚的太湖相比，北环水系太藐小，太不值得一提，但是，面对如此“微不足道”的水系，拥有雄厚资金、先进技术的北京市竟然毫无办法，那么，长江、淮河、太湖的污染治理难度又会是如何？反复投入巨资治理而毫无效果就在情理之中了。
1.1科学的原则
我国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构建要在制度设立的程序、内容、技术上具有科学性。要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的保障机制，加强调查研究，避免因制度设立的主体多元化造成的制度上的重复与矛盾，使各项制度之间协调一致、相得益彰，实现制度的科学化、统一化。
1.2发展的原则
创建环境管理制度体系要坚持创新和发展的观点，实现管理制度与时俱进。管理制度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使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符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具有时代特征。它要求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既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又要符合我国中长期发展的未来状况，具有前瞻性和预期性的功能。
1.3个性原则
构建环境管理制度体系要从我国实际出发。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自然条件、经济科技水平不同，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特点也不相同，因而其环境管理制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避免生搬硬套国外的经验做法。
1.4效益原则
通过构建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促进我国环境管理水平，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的构建，从始至终都要体现效益的原则，要坚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通过环境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扭转我国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的局面，切实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2我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督管理制度的理论依据
2.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各项制度的产生，都来自于我国环境管理实践，又服务于我国环境管理实践。环境管理制度应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加以改进，使其具有中国的特色，为我国的环境保护服务。
2.2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各项制度的组成系统符合我国国情，是为实现我国的环境保护总体目标服务，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和法规的具体体现，适应了我国底子薄、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等实际情况。
2.3全局和整体效益最优理论
各项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把定性管理、工作目标与环境质量目标、点源单项治理与区域综合整治、宣传教育与法制约束、工作协调关系与环境管理责任等多方面的环境制约关系，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技术的和教育的综合手段加以科学地划分和组合，它符合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本规律，是环境的普遍规律与我国环境管理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它也符合控制论等科学理论，是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在环境管理工作上的运用。
3我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督管理制度的现实基础
3.1我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督管理制度的法律依据
（1）“三同时”制度；（2）排污收费制度；（3）限期治理制度；（4）排污申报登记制度；（5）设备和工艺限期淘汰制度；（6）环境管理现场检查制度；（7）污染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理制度；（8）排污许可证制度；（9）行政处罚基本制度；（10）行政复议制度；（11）民事赔偿责任制度；（12）污染物集中控制制度。
3.2我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督管理的行政制度
（1）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2）环境监察稽查制度；（3）环境污染、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制度；（4）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5）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6）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制度；（7）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8）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3.3我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监督管理的标准依据
防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环境保护规划的制定、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实施都需要以一些量化的指标为依据。环境标准就体现了这种技术性要求，是评价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法定依据，也是环境法制建设的基础。我国的环境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制定，并与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强制性的环境标准应视同为技术法规，具有法律强制效力。推荐性的环境标准作为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的指导，鼓励引导有条件的企业按照相关标准实施。纵观我国环境标准的制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低标准到严要求的一个过程，对控制污染保护环境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体系中包括水环境标准、大气环境标准等。水环境标准：水环境质量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检测规范、方法标准（水）。大气环境标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大气固定源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检测规范、方法标准（大气）。固废污染控制环境标准：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方法标准；固废其他标准。移动源排放标准：汽车污染排放标准；摩托车排放标准；农用车排放标准；机动船舶排放标准；其他相关标准。环境噪声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环境噪声监测标准；环境噪声基础标准。土壤环境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相关标准。放射性与电磁辐射环境标准：放射性环境标准；电磁辐射标准；相关监测方法标准。其他环境标准：生态保护标准；环境基础标准；建设项目监督管理标准；清洁生产标准；环境标志产品标准；环境工程技术规范；环保产品标准；循环经济生态工业标准；其他环境标准。
4结语
论文内容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理环境污染成为我国当下一个紧迫的问题。本文阐述了环境污染的现状，试图用经济手段为我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
环境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基本条件。在我国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环境资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和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类不仅是环境的产物，而且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需条件。主要表现在，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环境能够吸纳生产和生活所排出的废料（废气、废水、废渣）等；环境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空间场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发展的好与坏，快与慢是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人在环境面前也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之更加适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为了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量消耗环境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现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到当下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环境污染问题不改善和解决，就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环境污染的现状
所谓的环境污染，在经济学家看来，是指环境的变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有害和不合需要的因素。现今的环境污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气污染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大气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物质消费的迅速增长，使大量的废物进入大气，远远超过了大气自然的扩散能力，从而使空气质量不断下降，严重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温室效应”的出现，使得南北极的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威胁沿海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类似于印度洋海啸、沙尘暴、局部地区异常干旱缺雨等不正常的天气现象会更加频繁地发生。
（二）土地污染
目前，我国20％的耕地遭受污染，每年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相当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土地污染的危害不亚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但人们却远不像关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那样关注土地污染。土地污染最直接的危害是不利于植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乃至绝收，严重污染的土地可能寸草不生。土地污染的罪魁祸首是来自工矿业废水的灌溉。我国每年由于污染水、污染农用地造成的损失达90亿元。不科学的开采和利用重金属、开办造纸厂、重化工厂等高污染企业，在短时期内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甚至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是长期以来，这类企业严重污染了当地环境。大片土地寸草不生，不得不荒芜，迫使当地百姓背井离乡。
（三）草原退化
由于草原的过度放牧，导致草原退化严重。我国90%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严重退化草原近1.8亿公顷。草原退化的标志之一是产草量的下降。据调查，全国各类草原的牧草产量普遍比20世纪50～60年代下降30%～50%。全国退化草原的面积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扩张，天然草原面积每年减少约65～70万公顷。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方主要草原分布区产草量平均下降幅度为17.6%，下降幅度最大的荒漠草原达40%左右，典型草原的下降幅度在20%左右。草原退化的标志之二是牧草质量上的变化，可食性牧草减少，毒草和杂草增加，使牧场的使用价值下降。草原退化，植被疏落，导致气候恶化，许多地方的大风日数和沙暴次数逐渐增加。气候的恶化又促进了草原的退化和沙化过程。我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重的国家之一。我国北方地区沙漠化面积已近18万平方公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间，因沙漠化已丧失了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四）水体污染
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近海总体未受到污染，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海洋污染、江河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到上世纪末，已有20万平方公里的近海岸和近海海域受到污染。
2005年，我国有317亿吨的污水排入大海，其中有50%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我国的环渤海领域每年吸收的工业排污量高达57亿吨，另外还有每年200万吨固体垃圾。重金属含量已经超出正常标准的2000倍，在排污口附近方圆几海里已经没有鱼类生存。据海洋专家测算，即使现在停止向渤海排污染物，恐怕需要至少200年的时间才能让渤海彻底恢复清洁。同样长江和黄河的污染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西部大开发，各地政府积极发展重化工企业，使得黄河上游污染极其严重，到了下游黄河水已经变成劣五类水质，无法饮用。由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的省份治理工业带来的污染，使得重污染企业纷纷转向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污染也随之侵入到长江中上游。现在，长江和黄河的污染已经是全流域的污染。
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措施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环境污染问题是外部负效应的典型表现。所谓的外部负效应，也称为外部成本、外部不经济，是指对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带来的在未来价格中得以反映的成本费用，或是说，是指某一产品的社会成本大于生产者私人成本的现象。
（一）押金——退款制
这是欧盟国家处理各种有毒垃圾（如硫酸瓶、铅酸电池等）的有效办法。按照这种制度规定，在制造商向零售商出售油漆时，要收取押金作为一种税，零售商将他们用过的油漆桶送到回收站后，就可以把押金收回。同样，回收站就可以从管理机构那里把押金收回。这种办法同样适用于电池生产企业，如果能有效地执行这一办法，将会大大减少土地污染问题。
（二）庇古税和庇古补贴
用征税或罚款的办法来解决外部负效应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也被称为“庇古税”。“庇古税”主张的是，对产生外部负效应的企业或个人，课征相当于它所造成的外部边际成本的税收，外部成本便成了当事企业或个人的内部成本，即实现外部负效应的内在化，从而迫使其考虑该成本，达到纠正外部负效应的目的。另一种手段就是对污染的企业征收排污费，即向污染物排放者根据排放量征收一定的费用。污染企业面对这些收费，一方面将缩减产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措施控制污染。
对于污染性的企业，政府除了对其征收税收和排污费之外，还可以向企业提出补贴，鼓励其扩大投入采取消除污染的措施，改进生产工艺，从而达到纠正负外部性的目的。原则上补贴额应该等于污染治理的边际社会收益。如果企业每减少一单位的污染物排放量，既可得到一份补贴，那么对企业来说，当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大于补贴时，他会选择放弃补贴而继续排污；而当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小于补贴时，他将选择接受补贴而减少排污。
庇古税和庇古补贴在解决环境污染方面是一种应用最广泛、最典型的方法。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污染者付费原则，OECD国家普遍实行了征收环境税的政策，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方面，征收排污费以及产品税等。比如，对于汽车燃料，依据有铅和无铅，几乎所有的OECD国家开征了有差别的税收。在日本，还对下水道排污量的多少进行征税，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开始绿化其税制体系，比如，开征新的生态税，实行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全面征税的政策。与前面的办法相比，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更加偏爱庇古税和庇古补贴，但是他们也存在较大的缺陷，要消除外部负效应，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其征税和补贴数额应该等于该企业造成的外部成本或收益。然而，在实际中，很难衡量和掌握各企业的外部成本或收益，而且也很难避免政府寻租的出现。
排污权交易许可证制度
排污权交易许可证制度是科斯定理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实际应用。科斯定理是美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提出的。科斯定理认为，只要明确界定并切实保护产权，随后产生的市场（产权）交易就能自然消除和解决外部性问题，使经济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可能实现污染的零排放，所以排污权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利用环境资源的问题。政府如何规定和限制排污权的大小以及如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这种权利，成为问题的关键。其实，政府在可接受的排污总量的限度内，将排污许可证分发给污染制造者，并允许排污量较低的企业将剩余的配额进行出售，也允许超标排放的企业从其他企业那里购买排放量。这一方法不仅没有超出规定的排污总量，而且在企业间实现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个人或企业改进控污技术，从而降低控污费用，最终达到减少污染改善环境的目的。利用市场机制，使得排污权交易许可证在企业之间实现最优配置，也会大大减少政府部门寻租的现象出现，最后实现双赢。
美国是这一制度的最早实践者。1979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开始试点实行一项新的政策——“气泡（Bubble）政策”。即把一个工厂当作一个气泡，只要该气泡向外界排出的污染物总量符合政府按环境要求计算的排污量，并保持不变，不危害周围的大气质量，则允许气泡内各排污源的自行调整。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推出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政策。该项政策实施的第四个年头，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二氧化硫排放消减量大大超过预定目标，许可证市场的价格远远低于预期水平，充分体现了排污权交易政策保护环境质量，降低交易费用的巨大优势。超级秘书网
我国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试点工作开始于1988年。首先考虑控制的是水污染物。1988年3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1988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确定在上海、北京、天津、沈阳等18个城市进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试点工作。1989年9月，在河南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1990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开始选择试行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的城市。1993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又在6个城市开始了大气排污交易政策的试点工作。到1996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普遍实行了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制度，共向42412个企业发放了41720个排污许可证。从1991年开始，包头、开远、柳州、太原、平顶山和贵阳等城市尝试大气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在满足大气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排污许可证的买卖，运用市场刺激手段，鼓励企业采用低费用、少污染的措施，并促使污染源的合理布局。
总之，环境污染问题是外部负效应的典型表现。我国应该结合国情，总结和借鉴外国治理环境污染的宝贵经验，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步骤、有措施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陶文达.发展经济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2.张培刚.发展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论文摘要:英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城市河流污染，主要因为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和社会认识尚不能承载工业化带来的全面影响，加之国家治污力度多受掣肘及科技水平的制约，河流污染的状况在19世纪没能得到显著改善，引发生态环境恶化及流行病侵害等不良后果。后发国家应以英国工业化的得失为镜，实现工业化的科学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不列颠最早叩开了现代化的大门。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与经济:荣和城市发展相伴的还有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其中，城IIJ河流污染尤为严重。英国，在摘取了一个工业化先行者JPG该摘取的最优惠成果的同时，也尝到了工业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对尚未实现工业化及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规避和整治“迈达斯的灾祸”有所裨益2=16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故本文不揣浅陋，愿就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点等问题予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状况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类早期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大都被排人大气或弃置于水中，古时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规章控制污染的尝试。在古希腊，只有获得特殊允许才能设立制革厂;古罗马也有规章规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设立在没有居民点的台伯河对岸。但是，早期的污染仅限于十分狭窄的范围。
上百年来，英国的毛纺业等传统工业无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质，但是，严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纪工业化时期才真正发生。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不断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国的许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纪，城市河流污染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恩格斯对当时河流污染的描述颇为详尽。例如，流经利兹的艾尔河，“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人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流经曼彻斯特的两条小河—艾尔克河与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状况亦十分严重，“停滞的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
此外，流经西赖丁约克的卡尔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终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员会已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流经西赖丁约克的，与其说是河水，不如说是墨汁。艾尔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也被工业化的浪潮熏染得通体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将它点燃”，俨然是一条随时喷发的黑龙。
泰晤士河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英国人习惯地称之为“老父亲泰晤士”。19世纪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举世闻名的鱿鱼产地，诗人蒲柏在1728年将其描绘为“银色的洪流”。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沿途城市居民的剧增以及大量工厂的建立，各种污染物源源不断地进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质急剧恶化，泰晤士河成为一条污浊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学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报》:“整条河变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气味很臭……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道阴沟。可见，英国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纪中期已经相当严重。
二、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为何诸多河流在一个世纪里都变了色、变了味，这么严重的污染是怎样产生的呢?无疑，工业废水和公共废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布局和工业类型又是产生大量工业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业化初期，主要的机械动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机，工厂不得不设在大流量的急流旁边”。因此，英国的第一批近代工厂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国工业的发源地和中心—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穿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这既解决了动力问题，又方便了废水处理，河流也成了废水排放的理想场所。蒸汽机发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机械、依河而建的工厂逐渐转移到城市中，但工厂对那些流经城市的河流的依赖并没有减轻。因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数工业生产部门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较洁净的水。水作为冷却剂是蒸汽机不可或缺的，一些工业部门如毛纺业、印染业、造纸业的生产过程也离不开水，还有酿酒、洗煤，没有水更寸步难行。同时，水路为工业主提供了廉价的运输途径。因此，一条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厂，例如艾尔克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这些废水中往往含有铅、碱、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质大大降低，造成严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公共废水。公共废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涤剂。公共废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加上市政建设滞后，遂使水污染加剧。
一方面，与工业化相伴的是，英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镇人口增长急剧。势如潮涌的人口，被压缩到很小的拥挤不堪的中心点上。从增长数量上看，大约在1800年，英国只有一个大城市—伦敦，人口约100万，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等(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万之间)。1850年伦敦人口增至2,360,000人，另有9个城市在10万人以上，18个城市在5万到10万之间。1910年英国有46个城市超过10万，伦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万。从增长率看，兰开夏在1700年至1801年间人口差不多增加两倍，曼彻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间也增加了两倍。到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过农村。城市的扩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资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卫生日益恶化，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构成了那时英国许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国城市化虽快，但城市化水平较低，市政建设滞后。“所有的市镇，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面临着公共卫生的严峻问题,工业化早期，英国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扫垃圾的制度，垃圾粪便随意堆放，人们甚至因厕所太少不得不随地大小便。特别是贫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们称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在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狭窄的房屋区，这类建筑物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厕所少且前后无遮无盖。到1831年，即使是已拥有14万以上居民的曼彻斯特市区仍没有铺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条例。非但如此在曼彻斯特新城(又叫爱尔兰城，theIrishtown),“街道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大量垃圾、粪便、洗涤用水还有从街道屠宰场排出的水染上深红色的兽血，经过公用阴沟和露天排水沟通往小河、水坞，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综上所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社会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剧的促因。
首先，英国人将“自由放任”思想奉为圭泉，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中心人口膨胀、城市污染和公共卫生等问题尽量不干预;其次，社会以追逐财富为价值取向，对“污染”则漠不关心。英国贵族通过经营追求财富早已成为惯例，社会中下层又有着一股“向上看”的风气，于是上行下效，社会形成了以谋求利润为荣的风气。
难怪连外国观光者都不禁要惊呼:“英国的城市纯粹是工作和挣钱的地方，而绝非休息和享受的乐园，那种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还没有出现。超级秘书网
三、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点
随着河流污染状况的不断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害，人们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对污染予以遏制，但长期似来，社会的反应并不积极。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流行病的多发，城市才开始实行系统的卫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应和道路清洁等。同时，社会对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视，各项治理措施逐渐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将结合英国在这一时期的防治措施，对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点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