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它包括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本身有其时间、空间的运行规律，构成时间、空间的程序和内容，都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
施工合同是发包人与施工承包人通过法定的交易程序所选定，经双方协商一致而设定的经济法律关系。施工合同由缔约形成到合同的全部履行过程，包括：工程施工招投标、合同签订和履行。由此可见，施工合同管理包括缔约交易（招标投标）阶段管理和履约阶段管理。
按市场经济原则和我国合同法规定精神，当事人依法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行为，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当事人自我决策、管理、实施，以实现合同目的经济活动。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改革现状及建筑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的特点，政府对工程承发包交易活动及合同履行活动依法实行监督。
这是因为：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首先，政府管理体系改革正在逐步深化，强调政企分开，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等单位及机构都已基本脱钩，然而，不能否认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改革政企不分所造成的旧习惯、旧观念的影响还依然存在，以权代法、以情代法的思想观念远未消除；其二，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项目法人制度尚未完全实行，因此，凡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或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在主导地位投资建设的项目，政府对这些项目投入资金的有效使用、防止国有资金流失、充分的发挥投资效益等问题依法实施监管显得十分必要。
再从建设项目本身特点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作为一种特殊产品，一般具有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周期长，参与方多，涉及面广的特点，而且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所以，政府对这些项目的施工承发包合同依法实施监管，以利强化当事人的法制观念，使其在合同活动中能全面认真地贯彻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为此，国家对这类建设项目在承发包交易阶段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工程承发包招标投标制度，就意味着对合同缔约阶段的监督又进入法制轨道。国家《招标投标法》第三条从项目性质和投资主体两个方面做出规定：
（1）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2）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都必须用招标的方式，遵照招投标法定程序完成缔约过程，达成合同关系。显然，政府把施工合同监管的工作重点放在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项目上。《招标法》第七条又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除了要自觉执行招标投标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外，还要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招投标活动依法实施的行政监督，有关当事人应当服从与配合，包括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如实提供资料，接受依法进行的检查，对拒不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正确理解施工招标项目合同文件的基本概念
1、施工合同与招标文件及其相互关系
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方式：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订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合同本质是一种合意，使合同得以成立的合意是指当事人对合同必备条款（或者说实质性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合同订立过程即是当事人对合同内容协商一致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经过要约、承诺来完成的。采用招标投标方式进行工程承发包交易活动，就意味着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工程承发包交易全过程，完成这一过程主要包括：当事人（招标人）发出招标文件、投标人响应招标文件并且在规定期限内向招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招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按评标标准选择中标人应向中标的投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按当事人订立合同方式来描述这一过程即为：要约邀请、要约、承诺。也就是说，工程招标投标活动是通过要约邀请、要约承诺来完成的。
要约邀请：招标人向投标人发出招标文件的行为是一种要约邀请，招标人希望投标人能响应招标文件并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一般来说，要约邀请处于合同的准备阶段，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招标文件是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复杂的法律性文件，它不仅依法规定了完整的招标程序，而且还提出了各项具体的技术标准、交易条件、评标标准，规定了拟定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投标人准备投标文件和参加投标的依据，是招标人组织评标选择中标人的依据，也是招标人与中标人拟定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投标人准备投标文件和参加投标的依据，是招标人组织评标选择中标人的依据，也是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的基础性文件。因此，招标法对招标文件的编制及内容都提出了统一的规范性要求，对可能产生不公平竞争的内容做出了禁止性法律规定。
投标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招标人递送投标文件的行为是一种要约。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因为：
（1）投标文件是对招标人招标文件的响应，内容具体确定；
（2）表明了一旦接受要约招标人承诺，要约人即受意思表示约束。
招标人在投标有效期时限之内向中标的投标人发出中标通知的行为是承诺。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接受要约的全部条件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使合同成立的承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承诺必须由受履约人做出；
（2）承诺须向履约人做出；
（3）承诺的内容须与要约保持一致；
（4）承诺必须在履约的有效期内做出。
从以上论述可以不难了解，建设工程承发包交易实行招标投标制度引入公平、有序的竞争机制，当事人依法进行的招标投标活动，其本身就是缔约阶段的一种合同行为。
2、招标投标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
从合同法的一般理论来讲，合同自承诺生效时成立。但是，依据我国合同法第32条“当事人使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同时，《招标法》第46条又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所以，就建设工程合同而言，尽管有了投标书和中标函，但是产生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还必须有一个当事人双方签字、盖章的协议书。
按国际惯例，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合同文件的组成内容；
（2）承包人向发包人保证按照合同文件约定的承包内容进行施工，竣工并在法定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发包人向承包人保证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国家工商局、建设部的GF－99－020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示范性要求，除上述二项内容以外，还包括：工程概况、工程承包范围、合同工期、质量标准、合同价款等内容。
3、招投标工程施工合同文件组成
（1）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书及附件；
（4）合同专用条款、通用条款；
（5）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6）图纸；
（7）标价的工程量表；
（8）双方有关工程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
由此可见，工程施工招标合同文件中的实质性内容都是形成招标投标过程通过要约承诺的方式所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书面文件。所以，不论从合同活动或是招标投标活动的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对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管或是合同缔约过程的监管，本质上属同一个主题的两种不同的提法。
按《招投标法》第46条规定精神，在此应当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当事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如果允许当事人可以再行背离招标文件和中标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则明显违背了招标投标活动的初衷，整个招标投标过程也就失去了意义，对其他未中标的投标人来讲也是不公正的，忧乱了招投标（工程承发包市场）经济活动秩序，对于这类行为必须予以禁止，只有这样，才能使建设工程竞争易活动依法健康运行。
三、就当前工程承发包交易活动中，有必要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
1、仅注重程序合法，对交易过程中的制假行为的监管显得力度不够。
（1）表面程序合法，暗箱串通行为依然存在
《招投标法》第五条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有些项目当事人在交易活动中违背了这一竞争性缔约基本原则，表现在表面程序合法，又在场绕着中标条件等实质性内容暗箱操作，相互串通，少数项目中标单位投标书（合同文件）或者在签订工程合同的同时签订带有垫资内容的补充协议中出现许多垫资行为，很显然，经管理和审查备案的招标文件，在通常情况下至少在当前其内容不可能要求投标人做出垫资行为的响应，这是一种进行暗箱串通而违背公开、公正原则的行为，因为这种要求未在招标文件中对所有投标人提出，并将行为的结果带进了合同文件。作为合同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投标书出现垫资性条款，虽然，相关法律对这种行为未作强制性禁止，但是，国家有关政策又有明确规定，1996年4月国家计委、建设部、财政部以96/347＃了“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过程中带资承包”的通知，通知精神对建设单位要求承包商带资承包，对承包商把带资承包作为竞争手段承揽工程都作了相应的禁止性规定和行政处罚措施。
（2）表面程序合法，先签约后招标行为依然存在
某建设单位在法定交易之前就已经选定了施工承包商并签订了施工承发包合同（在此，称作阴合同），当事人为了履行法定的招投标程序，通过监管进行了所谓的“招标”，结果中标单位仍为先前所定的施工承包单位，双方签订了“招标工程施工合同”（在此，称作阳合同），据了解，这一违规过程有关监管部门并不知道，在工程实施和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因阴、阳合同的约定的实质性条款发生冲突，阴合同的计价方式为平方米包干，阳合同的计价方式为总价下浮率，两者计价结果相差甚远，直接影响着双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为此，合同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讼。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对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依法实施行政监管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在监管工作中仅注意程序监管还不够，还必须十分重视依法对交易过程中的制假行为的监管，一旦发现制假行为，要认真调查，在查清事实的前提下依法做出行政处罚，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以利贯彻招投标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2、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为规范建筑市场交易行为，全面贯彻执行招标投标法，坚持建设工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首先，有必要依法规范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的行为。因为，一项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是否能公正、公平地依法运行，其中招标文件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如果招标文件中使用或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不当，提出显失公平的交易条件，忽视程序中关键性的时间要素等，那么，对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或者说竞争性合同缔约活动依法健康运行将产生负面影响。
（1）招标文件中引用的法律、法规、规章不当现象时有发生，主要反映在：
A、《合同法》自99年10月1日起施行（《经济合同法》已同时废止），但至今还在沿用《经济合同法》；
B、《招标投标法》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还在沿用过去且与现行法律有抵触的部门和地方规章。
C、国务院2000年279号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自2000年1月30日施行，本条例第六章对建设工程质量实行保修制度中做出了最低保修期限的强制性规定。但是，在一些招标文件中还有沿用93年就已经废止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分别于84年、87年的：建设工程保修办法（试行）和建筑工程质量责任暂行规定，有的沿用建设部93年29号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显然上述三部规章中有关工程保修期限的规定与国务院2000年279号令均存在明显的抵触。
（2）招标文件中引用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不当现象时有发生，99年12月建设部、国家工商局以（99）313号文通知推行使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99－0201）示范文本》，原施工合同（GF－91－0201）停止使用，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一些招标单位还在沿用GF－91－0201文本。当然，是否使用示范文本，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如果参照使用示范文本，就不能使用又停止使用的文本，因为GF－91－0201中的部分示范文本内容不符合现行相关法律规定，比如，原文本中第30条争议。对“有管辖权的经济合同仲裁机关”的提法及仲裁两种解决争议的方式同时采用都与国家仲裁法的规定有抵触。
3、应当注意增强交易时效意识，严格交易时限规则
工程承发包交易活动是当事人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判定行为是否有效，行为时效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及行为时效在国际工程交易规则中重要。但是，在当前工程承发包交易过程中，有些当事人仅注重从招标文件发出至中标这一过程的时间安排，而对投标书发出后时效要求，签约时限要求等问题没有引起重视。
a、投标有效期：从招标截止日至中标通知发出所延续的时间区域称之为投标有效期。有些招标人因评、决标工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能按期（即投标有效期之内）发出中标通知，那么就应当在中标通知发出之前，以书面形式函告所有投标人，以说明投标有效期的延长，因为，当业主提出有效期延长，投标人将可能做出两种选择：
（1）投标人同意延长期，投标书在延长期内继续有效。
（2）投标人有权拒绝延长期，退出投标，为此招标人不得没收其招标保证金。其实，投标有效期的规定，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加以明确。
b、签约时限：招投标法第46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发出之日起30日内订立的书面合同，当事人不能依照法定的时限要求签订合同，从法律意义上说已属违法，承发包双方未能按法定时间规定签约，应当将原因、责任等情况向监管部门书面报告，一些当事人对这一法律规定没有引起重视，因而，有些招标项目在中标通知发出后，超过法律规定时限二－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不在少数。
4、必须坚持法定的交易运作程序，以体现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
一项工程的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运作程序进行，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目前市场存在的一些违背程序原则的现象，虽然是极少数，但是，有必要引起重视。
中标通知未发出，就订立合同。这是市场中存在的一种不规范行为。一些合同当事人认为已经决定了，就可以订立合同。这种操作思路明显不符合法律要求，因为，中标通知发出以前，谁为中标人，仍属保密状态，同时，中标人在未接到招标人书面中标通知以前，按《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标人确定及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凡采用招标交易方式订立合同的，在程序上的必要条件是中标人收到招标人做出书面承诺的中标通知，再从合同法的意义上讲，招投标活动，中标人在接到招标人发出的中标通知前，就签订合同，也违背了要约承诺的订立合同的程序。
四、设想和几点建议：
1、研究制订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采用合同示范文本是国际工程承发包市场通行的习惯做法。它的明显优点是能既规范又合理的平衡有关各方之间的要求和利益，尤其能公平地在合同各方之间分配风险和责任以利达到技术方面和管理方面的标准化要求。如试行所颁布的各种合同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制订的FIDIC合同文本等，这些文本的共性是将建设工程招标的程序、招标文件的编制、合同文件的组成等作为一个整体，一并纳入示范文本的范围。国家工商局、建设部根据相关法律，总结了近年来（GF－91－0201）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推行的情况及借鉴国际上一些通行的合同示范文本的基础上编制了（GF－99－0201）并于2000年出台推行，从推行的实践分析，特别是按照国家《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要求，考虑我国即将加入WT0与国际建筑市场接轨等因素，现行（GF－99－0201）示范文本显然不够全面，未完善工程招标投标程序，招标文件编制、合同文件的组成等。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从建设工程招标开始直至施工合同签订，在示范文本中都应当有一个全方位、科学性、系统性的规范运行要求。
2、完善和强化中介机制在规范当事人交易行为的作用。
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是一项较复杂的系统性很强的工作。有完整的运行程序，环节多，经济、技术、法律等专业性强，组织工作繁杂等特点。招标机构专门从事招标投标活动，在专业人员的综合智力、市场信息、招标实践经验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招标机构为当事人所提供的优良服务，对贯彻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规范运行对工程承发包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完善的作用。但是，在招标活动中，有些事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1）招标人和招标机制之间在法律上是一种委托关系，有时存在过于迁就招标人的利益，主要反映在所编写的招标文件中显示的权利义务失衡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委托人应当向被人宣传和坚持公平、公正的思想理念，以保证工程施工招标活动依法、平衡运行的效果。
（2）一部分招标机构对工程竞争性承发包交易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等，研究之明显不够。因此，招标机构在人员组成和知识面上应当精选一个技术、经济、法律的三维知识结精空间的智力服务体系，以适应法制经济前提下的高质量服务要求。
（3）进一步树立规范到位规定。目前，有一些机构服务范围只限于到中标通知发出为止，忽视了签约生效阶段的智力。因此，反映在一些合同约定的实质性内容与招标文件、中标单位、投标书不一致或相互抵触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一部分机构，在招标活动中解决好程序性与实体之间的关系，按《招标法》规定精神，实体应当延伸落实到交易缔约依法生效的合同上。
3、建立严格的施工合同备案制度
审计监督是国家审计机关为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财政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依法独立进行的监督活动。
依法行政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项基本标志，它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利；二是司法机关依法约束行政行为。依法行政的关键在于真正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行政管理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均成为行政机关走上被告席的种种因素。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行政执法机关的审计部门，以“法”治“审”，依法审计，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首要任务。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既不失职，又不越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其实质是对行政权力加以规范和约束。一切政府机关都要严格按规则办事、按程序办事，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审计监督工作必须依照国家法律来进行，即用法律法规来约束自身的行为，这是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监督的基本要求。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框架是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基础。审计法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行政监督执法部门，我们高度重视“法”的建设，将全面落实审计法，推进依法治国作为近五年审计机关的奋斗目标，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
审计监督工作必须依照国家法律来进行，用法律法规来约束自身的行为。其基本要求表现在：
（一）要求审计机关全面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防止发生失职行为。国家审计的主要职责是依照审计法的要求所确立的，包括与收集、管理和使用国家财政资金有关的事项，与国有资产的占有、管理、使用相关的事项，以及其他政府职责范围事项的审计。审计法要求审计机关全面履行以上法律所规定的职责。
（二）要求审计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程序来进行审计监督工作，防止发生越权行为和随意行政行为。国家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其工作的性质是代表政府而进行的审计监督活动，职责范围也就不能超越政府的职责范围。任何超越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程序而进行的审计监督工作，就是越权行为和随意行政行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依法行政。
（三）要求审计机关建立和不断完善自身的工作标准，通过制订和颁布审计准则、职业道德、质量标准等部门规章来建立起自身的约束机制。审计机关及其审计人员只有严格按照审计准则、职业道德、质量标准等部门规章来约束自身的行为，才能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从而降低审计风险；也才能充分发挥审计监督所具有的促进财政经济活动依法开展，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的作用。
（四）要求审计机关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限外，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迫使其严格依法审计，严格执业标准，不断提高工作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确定有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违法行使审计职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审计机关及审计人员的执法违法行为，对审计机关及审计人员自觉依法审计，依法行政打下了基础。
（五）要求审计机关在做出审计评价和审计结论，进行审计处理处罚时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审计程序性规范。审计机关及审计人员只有依照审计程序性规范的要求，认真履行审计职责的基本程序，防止审计监督者克服主观随意性，也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好务，推动审计工作逐步实现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能，防止审计监督的随意性
审计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卫士，是领导决策和民众的眼睛。审计工作十分重要，是政府监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机关成立二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坚持以真实性审计为基础，在财经领域打假治乱，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大对财经领域各种伪造票据和提供虚假会计报告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取得了明显成绩。
二是坚持突出审计重点，揭露和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有力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
三是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加强财政专项资金和预算执行的审计，加强金融审计。预算执行审计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人大加强预算管理与监督的重要依据，审计工作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是认真进行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有效地促进了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五是不断完善审计制度，提高了审计质量。审计机关从2000年起实行审计经费自理，严格执行“八不准”审计纪律，切断了与被审计单位的经济联系，维护了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促进了审计机关的廉政建设。广大审计人员忠诚审计事业，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客观公正，廉洁奉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但是，由于我国的依法行政的监督体系和机制尚未完备，人治传统的影响还很深，计划经济年代行政权力至高无上的惯性还很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为了部门利益、单位利益、地区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等而肆意践踏法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执法不严，处理处罚随意性很大；执法监督不严，对其他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违法现象常做淡化处理，特别是涉及政府行为时，更是漠然处之。甚至于协助被审计单位做假，出具假证明。凡此种种，严重影响了审计监督的权威性，影响了当地经济改革和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作用，防止错用、滥用权力的现象频频发生，我们应该努力提高审计工作水平，就是要以促进体制改革为目标，以促进各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为内容，加大对重大案件和重要问题揭露、查处、分析的力度，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审计质量，实现我们的审计目标。各级审计机关从维护法律尊严和推进依法“治审”的高度，紧紧围绕经济工作中心，以规范审计行为、提高审计质量为中心，加强审计法制建设，抓好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各项审计准则的落实，以增强审计人员法制观念，确保审计工作质量。
三、坚持和实行依法审计，需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坚持和实行依法审计，推进审计工作的法制化，就是要在审计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坚持和实行依法管理，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是要依靠法制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保护被审计单位的合法权益。
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浪潮中，作为国家审计执法人员，应当严格依法行政，公正文明执法，切实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一）要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树立起正确的执法观念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作为国家审计执法人员，要有很强的法制观念，要依法办事，依法保护被审计单位的合法权益，决不能搞各种违法乱纪活动。同时，还要强化服务观念，提高服务质量，决不能处处以管理者自居，耍特权，抖威风，。
（二）要进一步健全执法责任制度，建立执法标准体系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要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度，把执法任务、目标、要求、权责分解到各个执法岗位上，实现执法权责明确，责任到人。要制定明确的、操作性强的执法标准和执法程序，
对执法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减少执法工作中的随意性，防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等现象的发生，要不断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实现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建立审计复核制和审计执法责任制，有效减少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主观随意、等现象的发生，使审计质量和依法审计的水平稳步提高。
（三）要大力提高审计执法人员的素质当前审计执法工作中之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审计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执法能力不强所致。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使之与承担的岗位执法任务相适应，对于经过培训考核仍不合格的人员，要进行调整或者辞退，对于有违法乱纪行为的害群之马，要坚决清除。
我国审计机关把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完善审计法制建设、实现审计工作手段和技术方法现代化（简称“人、法、技”建设）作为推动审计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审计干部队伍政治素质。实行年度整训和领导干部轮训制度，加强理论学习，拓展审计干部的知识面。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审计队伍的业务素质。实行了全员岗位资格培训和考试制度，即实行了从事审计工作的“准入证”制度。深入开展审计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审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审计水平。
（四）要加强监督法制建设，严格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对于审计监督工作中发现的执法过错，要坚决予以纠正，并依法追究造成执法过错的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把监督工作落到实处。
（五）以改进审计工作和改善审计手段为重点，加强审计基础工作坚持依法审计，实事求是。牢固树立敢于执法，善于执法的业务指导思想，既要切实履行国家赋予的审计监督权，又要按照“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区别各种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依法审计与实事求是结合好，提高审计处理水平。
1、加强对审计意见、决定和移交问题落实情况的跟踪。建立审计意见制订落实情况的回访制度，检查督促审计决定的整改落实情况和采纳审计意见的情况，每年向同级政府专题报告审计决定和审计移送问题的落实整改情况。
2、强化对审计质量的制约监督，提高审计报告水平。要提高审计质量，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李金华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工作方针、六项审计措施、一个工作基础的要求，即“1161工程”，其中六项措施都是很重要的基础工作，这些工作做好了，审计工作的质量将会有明显的提高。基础工作包括全面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加强培训工作，提高计算机审计的水平，使审计人员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审计工作中，要将“全面审计、突出重点”落到实处，特别是要突出重点，通过突出重点提高审计成果的影响。要加强财务收支审计与审计调查的结合。通过审计调查，有利于发现行业和重点资金使用中存在的具有普遍性问题，有利于提出着眼宏观的高质量的建议，还可以为效益审计奠定基础。贯彻审计准则，完善复核审理制度。建立完善审计执法责任制。加强审前调查和审计方案的编制、审核，减少随意性。充分运用审计调查手段，加强综合分析，提供有价值、高质量、综合性的审计信息，为领导决策和经济建设服务。
21世纪来临时，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技术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各国政策法律相互协调，共同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国际市场竞争自由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在此浪潮之中，各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国界逐渐淡化，依赖性增强，共同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使得资本得以在国内及国际范围内更加有效地配置，促进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风险跨国传递的渠道和机会增多，因某一国家内部的金融振荡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之下 ，在金融领域内，各国对金融机构监管加强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尤其以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为代表。 1974年赫斯塔特银行倒闭事件，使得国际社会对跨国银行的监管合作从理论探讨转而进入实践层面。1975年，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主持下，以十国集团为核心的中央银行行长成立了“银行业监管实施委员会”，又称巴塞尔委员会。该委员会于同年发表了《对国外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简称《巴塞尔协议》，首先明确了对外资银行，东道国与母国共同负有监管责任。巴塞尔委员会于1983年对1975年的《巴塞尔协议》进行了修订，改变了1975年协议中东道国监管原则与母国监管原则并行、不分主次的做法，采纳了1978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综合管理法”，重新划分了东道国与母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责任，体现了“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的总体思路。此后，巴塞尔委员会推出的一系列协议或报告中，都进一步强调了母国监管的重要性，如1997年影响广泛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重申全球并表监管的重要性，强调母国监管为主，要求东道国从信息交流等方面配合母国实现有效监管。虽然“巴塞尔协议”的法律性质至今尚无定论，目前的主要观点是“国际惯例说”。⑴也有的学者认为“巴塞尔协议”属于软国际法，但是不论是“软法说”还是“惯例说”都承认了“巴塞尔协议”对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深刻影响及现时的指导意义，因此可以说“巴塞尔协议”所提出的“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反映了各国对外资银行监管总体趋势。 本文将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对外资银行监管合作的理论依据，即东道国与母国分别依据哪项国际法原则对外资银行享有管辖权，当双方管辖权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以求通过这样的探讨能更进一步地论证“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原则的合理性。 国家管辖权主要是涉及每一个国家对行为和事件后果加以调整的权利的范围。⑵那么如何确定一国对哪些行为与事件后果可以加以调整呢？“行使管辖权的权利决定于有关问题与行使管辖权的国家之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从而使该国有理由对该问题加以规定，而且也许也有理由超越其他国家的竞争性的权利。”⑶也就是说，一国只能对与其有紧密联系的事项主张管辖权，当多个国家对同一事项都具有某种联系时，以其中一国的管辖权为优先。那么现在的首要问题在于，东道国与母国分别与外资银行存在何种联系，从而对外资银行享有管辖权。 一、 东道国 外资银行实际上相对于东道国而言，即位于东道国境内但资本的全部或部分来自海外的银行。各国对外资银行在内国所允许开设的种类有不同的规定。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对外资银行的规定包括三类：外国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的分行、全资子银行、合资银行。但不论外资银行是何种类型，不论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何国国籍，该外资银行总是在东道国领域内从事日常营业活动，因此首要的，外资银行与东道国之间的联系在于外资银行在东道国领域内的存在，即属地性。其次，对于子行与合资银行，它们是在东道国境内成立的法人，如果东道国是依据成立地说确定法 人国籍，那么子行、合资银行与东道国之间的联系还具有属人性。但是，由于属地性是管辖权的首要根据，即属地管辖权优于属人管辖权，因此，一般地，东道国会依据属地原则对外资银行主张管辖权。 二、 母国 东道国对外资银行主张管辖权的依据是简单易见的，而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机构主张管辖权的依据较之前者则要复杂得多。国际法上，确定管辖权的依据有四项原则，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普遍原则。后两项原则一般适用于刑法领域，下文主要探讨母国是否能够依属地原则或是属人原则对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主张管辖权。 （一）属人原则 1.对于分行 分行是指外国银行在东道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是外国银行在东道国境内的延伸和组成部分。由于分行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实际上只是母行的一部分，从而通过母行与母国具有属人性的联系。即，母国可以主张对分行的属人管辖权。 2. 对于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 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都是在东道国境内，依据东道国法律，注册成立的独立于母行的法人实体。 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如何确定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的法人国籍？ 国际法上确定法人国籍的原则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本座说和成立地说。这两大主张在国际上影响最大，适用最广⑷。成立地说，即以法人注册登记地做为法人国籍国。本座说，对本座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本座是法人实际控制管理中心地；另一种理解是认为本座指营业中心地或开发中心地，由于营业中心可能分处几个国家，因此采用后一种理解的国家很少。而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法人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与其他标准相比，在某种意义上占有优先适用的地位，至少在国际税法上有这种实例。⑸如果以成立地为标准，那么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都具有东道国国籍；由于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由东道国占有绝大部分股分的合资银行除外）是完全或至少大部分受控于母行，因此若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标准确定法人国籍，那么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就具有母国国籍。二战后，国际上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主张和实行以成立地和本座地相结合作为确认法人的法律人格的标准。⑹因此，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就很有可能同时具有东道国国籍与母国国籍。 我国以成立地说作为确定内国法人国籍的标准，即在我国境内依据我国法律登记成立的法人具有中国国籍，同时对于外国法人在外国依据该国法律取得该国国籍予以承认，不论该国以何种标准确定法人国籍 .也就是说，我国并不排斥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同时享有东道国与母国国籍。可见对于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母国也可以主张属人管辖权。 （二）属地原则 更进一步，我们探讨一下母国是否可以依据属地原则对本国银行海外机构主张管辖权。属地原则是指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都有管辖权，其延伸包括主观属地原则和客观属地原则。即对管辖权的属地原则往往-特别是关于刑法的适用-采取一种推定解释，允许基本的属地原则有所谓主观和客观的适用。这项原则的主观适用允许对在国家内开始而不在那里完成的罪行有管辖权；客观属地管辖权允许对在国家内完成而即使不在那里开始的罪行有管辖权。⑺以客观属地原则为基础，美国首先在经济法的域外适用中提出了“效果原则”，也可称为“影响原则”。在1945年“合众国诉美国铝公司案” 中，法官怀特（Hand）认为：“任何国家均可就发生在其境外但又在其境内产生了受国家所谴责的后果的行为，甚至不对该国负有忠诚义务的人施加责任。”由此确立了效果原则，并从此成为西方国 家在反垄断法中主张域外管辖权的一种新理论。效果原则，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一国有权对发生在其领域之外但在其领域之内产生直接的，可预见的或实质上具有影响效果的行为实行管辖权的一种理论。⑻不论是分行、子行还是合资银行，它们经营的安全性都与母行息息相关。分行的对外负债，本身就是母行对外负债的一部分，而子行与合资银行倘若经营失败，也会使作为股东的母行血本无归，并且可能引发对母行的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对于银行业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更为重要的，母行可能利用海外机构，安排违规的资金调动，比如同时安排多个分支机构分别对同一贷款人贷款，从而绕过监管当局对银行贷款集中度的限制，或者利用海外分支机构违规从事其它高风险业务，从而将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比如1983年德国SMH银行危机⑼，以及前几年著名的巴林银行倒闭案⑽等。拥有多家海外分支机构的母行，往往被视为实力雄厚，享有良好的声誉，尤其在母国经常都占有显赫的位置，可想而之，这样的银行如果面临倒闭，那么不仅对于该行的存款人是致命的打击，甚至会危及该国银行业整体的稳定性。譬如在SMH银行危机中，原西德监管当局的任务就不仅是支持一个SMH，而是支持原西德的整个银行业；不是挽救一个SMH，而是挽救原西德的整个银行业⑾，因此它们不遗余力地组织了一次高度复杂的营救行动。可见，银行海外机构的违规行为必然波及母行经营安全与稳健，甚至进一步对母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那么是否母国可依此要求适用效果原则主张对海外机构的属地管辖权呢？ 我认为母国并不能就此要求适用效果原则主张对海外机构的属地管辖权。首先，效果原则还远未成为国际法上一项公认的原则，效果原则的合理性还受到广泛的置疑。第一，作为效果原则基础的客观属地原则是由国际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中确立的，而国际常设法院当时所要解决的是国际刑事管辖权问题，而不是其它。那么问题就在于，在刑事领域具有合理性的原则是否在经济领域也具有合理性呢？我们知道，刑事管辖权是国际法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如保护性管辖原则与普遍管辖原则都只适用于刑事领域而不适用于其它领域。第二，效果原则对客观属地原则的扩张解释是否具有合理性？客观属地原则要求，罪行在国内完成；但是，对于效果原则，“所依据的效果不是有关罪行的组成部分，而仅仅是所作行为的后果或反响，管辖权的属地原则的正当界限就被超越了”⑿。第三，效果原则的实际适用也存在难题，由于各国经济利益的不同，对于“不良效果”如何判定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其次，单纯以效果原则为依据主张管辖权，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并不多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和欧洲法院主张域外管辖权时，主要的原则是“履行地原则”，“效果原则”和“经济实体原则”。“履行地原则”要求反竞争行为的履行地在欧盟境内，实际上对“效果原则”进行了修订。而“经济实体原则”将子公司与母公司视为一个整体，则彻底避免了“效果原则”的适用。即使是美国在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场合，单纯依效果原则是极少也是最靠不住的，总是有当事人的国籍作为行使管辖的联结点。⒀再次，效果原则是对“产生直接的，可预见的或实质上具有影响效果的行为”实行管辖权，也就是说，依据效果原则所主张的管辖是一种事后管辖，而在银行监管中，很特殊的，它的管辖更强调的是一种事前管辖，保护性监管，而不是等待已经造成消极影响后才主动加以调整。因此，在银行监管方面主张管辖权以效果原则为依据也并不妥当。 综上所述，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只能依据属人原则主张属人管辖权。 三、 东道国与母国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如上文所论述，东道国对外资银行行使属地管辖权，而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则行使属人管辖权。根据国际法原理，属地管辖权优先于属人管辖权。那么问题就在于，属地管辖权的优先性是否就必然否定，在外资银行监管中所采取的“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的原则呢？ 首先，当属人管辖权与属地管辖权相冲突时，母国受到的限制来自于东道国 ，但是东道国并非有义务进行限制，而是有权利加以限制。问题就在于为了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东道国是否有需要对母国的属人管辖权加以限制。 因此，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是，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是什么？金融业与其它行业的不同就在于它的高风险性，而一国金融市场的振荡极易引发该国甚至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最近的事例就来自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把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作为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如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管理，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制定本条例。” 其次，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论证为了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东道国所能采取的最佳手段是什么？由于分支机构与母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母行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为贯彻特定的经营意图，而进行巧妙的资金调配，这种资金调配，可能从单个分支机构来看都是合法的，但如果将母行与各分支机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就可能发现其中资金流动的违法性。一方面，在跨国银行的结构日益复杂化，体系日益庞大的今日，即使东道国监管当局能够严厉控制其境内的外资银行，但却不可能对外国母行以及外国母行在其它国家的分支机构进行监管，然而所有这些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银行却是在同一个经营意图下运作，有着唇亡齿寒息息相关的命运，如果母行或其它分支机构出现问题，东道国监管当局也无法求得其境内外资银行的稳健运行，因此为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最佳途径是从全球范围内对母行与各分支机构实行并表监管。而有能力承担并表监管重任的非母国监管当局莫属。另一方面，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进行监管的目标也是维护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与对其它跨国公司的监管不同，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利益是共同的，它们的监管目标是相同的。对其它跨国公司的监管，东道国与母国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交易的安全性，但是各国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交易的安全性并不相互关联，比如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在破产前将资产转移到母公司，这将损害中国国内的债权人的利益，但是这不会对母国有什么消极影响，此时东道国与母国没有共同的监管目标，同样，如果在母国的母公司在破产前将资产转移到中国境内的子公司名下，道理也是相同的。但是对于跨国银行，情况就不同了，因为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依赖性日渐增强，任何一国金融市场的振荡都可能引发金融业特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其它国家。综上所述，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东道国与母国有相同的监管目标，共同的监管利益，而同时为了实现对跨国银行的有效监管应当采取母国并表监管的方法。即对于东道国而言，其主要任务是积极控制境内分支机构运作，向银行母国提供有用的监管信息，协助母国完成成功监管。⒁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在对外资银行监管中，“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并且这也是东道国与母国利益相互协调的结果。
21世纪来临时，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技术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各国政策法律相互协调，共同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国际市场竞争自由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在此浪潮之中，各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国界逐渐淡化，依赖性增强，共同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使得资本得以在国内及国际范围内更加有效地配置，促进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风险跨国传递的渠道和机会增多，因某一国家内部的金融振荡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之下 ，在金融领域内，各国对金融机构监管加强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尤其以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为代表。 1974年赫斯塔特银行倒闭事件，使得国际社会对跨国银行的监管合作从理论探讨转而进入实践层面。1975年，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主持下，以十国集团为核心的中央银行行长成立了“银行业监管实施委员会”，又称巴塞尔委员会。该委员会于同年发表了《对国外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简称《巴塞尔协议》，首先明确了对外资银行，东道国与母国共同负有监管责任。巴塞尔委员会于1983年对1975年的《巴塞尔协议》进行了修订，改变了1975年协议中东道国监管原则与母国监管原则并行、不分主次的做法，采纳了1978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综合管理法”，重新划分了东道国与母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责任，体现了“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的总体思路。此后，巴塞尔委员会推出的一系列协议或报告中，都进一步强调了母国监管的重要性，如1997年影响广泛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重申全球并表监管的重要性，强调母国监管为主，要求东道国从信息交流等方面配合母国实现有效监管。虽然“巴塞尔协议”的法律性质至今尚无定论，目前的主要观点是“国际惯例说”。⑴也有的学者认为“巴塞尔协议”属于软国际法，但是不论是“软法说”还是“惯例说”都承认了“巴塞尔协议”对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深刻影响及现时的指导意义，因此可以说“巴塞尔协议”所提出的“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反映了各国对外资银行监管总体趋势。 本文将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对外资银行监管合作的理论依据，即东道国与母国分别依据哪项国际法原则对外资银行享有管辖权，当双方管辖权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以求通过这样的探讨能更进一步地论证“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原则的合理性。 国家管辖权主要是涉及每一个国家对行为和事件后果加以调整的权利的范围。⑵那么如何确定一国对哪些行为与事件后果可以加以调整呢？“行使管辖权的权利决定于有关问题与行使管辖权的国家之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从而使该国有理由对该问题加以规定，而且也许也有理由超越其他国家的竞争性的权利。”⑶也就是说，一国只能对与其有紧密联系的事项主张管辖权，当多个国家对同一事项都具有某种联系时，以其中一国的管辖权为优先。那么现在的首要问题在于，东道国与母国分别与外资银行存在何种联系，从而对外资银行享有管辖权。 一、 东道国 外资银行实际上相对于东道国而言，即位于东道国境内但资本的全部或部分来自海外的银行。各国对外资银行在内国所允许开设的种类有不同的规定。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对外资银行的规定包括三类：外国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的分行、全资子银行、合资银行。但不论外资银行是何种类型，不论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何国国籍，该外资银行总是在东道国领域内从事日常营业活动，因此首要的，外资银行与东道国之间的联系在于外资银行在东道国领域内的存在，即属地性。其次，对于子行与合资银行，它们是在东道国境内成立的法人，如果东道国是依据成立地说确定法 人国籍，那么子行、合资银行与东道国之间的联系还具有属人性。但是，由于属地性是管辖权的首要根据，即属地管辖权优于属人管辖权，因此，一般地，东道国会依据属地原则对外资银行主张管辖权。 二、 母国 东道国对外资银行主张管辖权的依据是简单易见的，而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机构主张管辖权的依据较之前者则要复杂得多。国际法上，确定管辖权的依据有四项原则，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普遍原则。后两项原则一般适用于刑法领域，下文主要探讨母国是否能够依属地原则或是属人原则对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主张管辖权。 （一）属人原则 1.对于分行 分行是指外国银行在东道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是外国银行在东道国境内的延伸和组成部分。由于分行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实际上只是母行的一部分，从而通过母行与母国具有属人性的联系。即，母国可以主张对分行的属人管辖权。 2. 对于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 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都是在东道国境内，依据东道国法律，注册成立的独立于母行的法人实体。 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如何确定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的法人国籍？ 国际法上确定法人国籍的原则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本座说和成立地说。这两大主张在国际上影响最大，适用最广⑷。成立地说，即以法人注册登记地做为法人国籍国。本座说，对本座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本座是法人实际控制管理中心地；另一种理解是认为本座指营业中心地或开发中心地，由于营业中心可能分处几个国家，因此采用后一种理解的国家很少。而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法人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与其他标准相比，在某种意义上占有优先适用的地位，至少在国际税法上有这种实例。⑸如果以成立地为标准，那么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都具有东道国国籍；由于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由东道国占有绝大部分股分的合资银行除外）是完全或至少大部分受控于母行，因此若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标准确定法人国籍，那么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就具有母国国籍。二战后，国际上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主张和实行以成立地和本座地相结合作为确认法人的法律人格的标准。⑹因此，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就很有可能同时具有东道国国籍与母国国籍。 我国以成立地说作为确定内国法人国籍的标准，即在我国境内依据我国法律登记成立的法人具有中国国籍，同时对于外国法人在外国依据该国法律取得该国国籍予以承认，不论该国以何种标准确定法人国籍 .也就是说，我国并不排斥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同时享有东道国与母国国籍。可见对于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母国也可以主张属人管辖权。 （二）属地原则 更进一步，我们探讨一下母国是否可以依据属地原则对本国银行海外机构主张管辖权。属地原则是指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都有管辖权，其延伸包括主观属地原则和客观属地原则。即对管辖权的属地原则往往-特别是关于刑法的适用-采取一种推定解释，允许基本的属地原则有所谓主观和客观的适用。这项原则的主观适用允许对在国家内开始而不在那里完成的罪行有管辖权；客观属地管辖权允许对在国家内完成而即使不在那里开始的罪行有管辖权。⑺以客观属地原则为基础，美国首先在经济法的域外适用中提出了“效果原则”，也可称为“影响原则”。在1945年“合众国诉美国铝公司案” 中，法官怀特（Hand）认为：“任何国家均可就发生在其境外但又在其境内产生了受国家所谴责的后果的行为，甚至不对该国负有忠诚义务的人施加责任。”由此确立了效果原则，并从此成为西方国 家在反垄断法中主张域外管辖权的一种新理论。效果原则，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一国有权对发生在其领域之外但在其领域之内产生直接的，可预见的或实质上具有影响效果的行为实行管辖权的一种理论。⑻不论是分行、子行还是合资银行，它们经营的安全性都与母行息息相关。分行的对外负债，本身就是母行对外负债的一部分，而子行与合资银行倘若经营失败，也会使作为股东的母行血本无归，并且可能引发对母行的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对于银行业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更为重要的，母行可能利用海外机构，安排违规的资金调动，比如同时安排多个分支机构分别对同一贷款人贷款，从而绕过监管当局对银行贷款集中度的限制，或者利用海外分支机构违规从事其它高风险业务，从而将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比如1983年德国SMH银行危机⑼，以及前几年著名的巴林银行倒闭案⑽等。拥有多家海外分支机构的母行，往往被视为实力雄厚，享有良好的声誉，尤其在母国经常都占有显赫的位置，可想而之，这样的银行如果面临倒闭，那么不仅对于该行的存款人是致命的打击，甚至会危及该国银行业整体的稳定性。譬如在SMH银行危机中，原西德监管当局的任务就不仅是支持一个SMH，而是支持原西德的整个银行业；不是挽救一个SMH，而是挽救原西德的整个银行业⑾，因此它们不遗余力地组织了一次高度复杂的营救行动。可见，银行海外机构的违规行为必然波及母行经营安全与稳健，甚至进一步对母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那么是否母国可依此要求适用效果原则主张对海外机构的属地管辖权呢？ 我认为母国并不能就此要求适用效果原则主张对海外机构的属地管辖权。首先，效果原则还远未成为国际法上一项公认的原则，效果原则的合理性还受到广泛的置疑。第一，作为效果原则基础的客观属地原则是由国际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中确立的，而国际常设法院当时所要解决的是国际刑事管辖权问题，而不是其它。那么问题就在于，在刑事领域具有合理性的原则是否在经济领域也具有合理性呢？我们知道，刑事管辖权是国际法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如保护性管辖原则与普遍管辖原则都只适用于刑事领域而不适用于其它领域。第二，效果原则对客观属地原则的扩张解释是否具有合理性？客观属地原则要求，罪行在国内完成；但是，对于效果原则，“所依据的效果不是有关罪行的组成部分，而仅仅是所作行为的后果或反响，管辖权的属地原则的正当界限就被超越了”⑿。第三，效果原则的实际适用也存在难题，由于各国经济利益的不同，对于“不良效果”如何判定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其次，单纯以效果原则为依据主张管辖权，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并不多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和欧洲法院主张域外管辖权时，主要的原则是“履行地原则”，“效果原则”和“经济实体原则”。“履行地原则”要求反竞争行为的履行地在欧盟境内，实际上对“效果原则”进行了修订。而“经济实体原则”将子公司与母公司视为一个整体，则彻底避免了“效果原则”的适用。即使是美国在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场合，单纯依效果原则是极少也是最靠不住的，总是有当事人的国籍作为行使管辖的联结点。⒀再次，效果原则是对“产生直接的，可预见的或实质上具有影响效果的行为”实行管辖权，也就是说，依据效果原则所主张的管辖是一种事后管辖，而在银行监管中，很特殊的，它的管辖更强调的是一种事前管辖，保护性监管，而不是等待已经造成消极影响后才主动加以调整。因此，在银行监管方面主张管辖权以效果原则为依据也并不妥当。 综上所述，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只能依据属人原则主张属人管辖权。 三、 东道国与母国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如上文所论述，东道国对外资银行行使属地管辖权，而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则行使属人管辖权。根据国际法原理，属地管辖权优先于属人管辖权。那么问题就在于，属地管辖权的优先性是否就必然否定，在外资银行监管中所采取的“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的原则呢？ 首先，当属人管辖权与属地管辖权相冲突时，母国受到的限制来自于东道国 ，但是东道国并非有义务进行限制，而是有权利加以限制。问题就在于为了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东道国是否有需要对母国的属人管辖权加以限制。 因此，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是，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是什么？金融业与其它行业的不同就在于它的高风险性，而一国金融市场的振荡极易引发该国甚至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最近的事例就来自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把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作为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如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管理，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制定本条例。” 其次，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论证为了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东道国所能采取的最佳手段是什么？由于分支机构与母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母行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为贯彻特定的经营意图，而进行巧妙的资金调配，这种资金调配，可能从单个分支机构来看都是合法的，但如果将母行与各分支机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就可能发现其中资金流动的违法性。一方面，在跨国银行的结构日益复杂化，体系日益庞大的今日，即使东道国监管当局能够严厉控制其境内的外资银行，但却不可能对外国母行以及外国母行在其它国家的分支机构进行监管，然而所有这些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银行却是在同一个经营意图下运作，有着唇亡齿寒息息相关的命运，如果母行或其它分支机构出现问题，东道国监管当局也无法求得其境内外资银行的稳健运行，因此为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最佳途径是从全球范围内对母行与各分支机构实行并表监管。而有能力承担并表监管重任的非母国监管当局莫属。另一方面，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进行监管的目标也是维护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与对其它跨国公司的监管不同，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利益是共同的，它们的监管目标是相同的。对其它跨国公司的监管，东道国与母国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交易的安全性，但是各国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交易的安全性并不相互关联，比如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在破产前将资产转移到母公司，这将损害中国国内的债权人的利益，但是这不会对母国有什么消极影响，此时东道国与母国没有共同的监管目标，同样，如果在母国的母公司在破产前将资产转移到中国境内的子公司名下，道理也是相同的。但是对于跨国银行，情况就不同了，因为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依赖性日渐增强，任何一国金融市场的振荡都可能引发金融业特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其它国家。综上所述，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东道国与母国有相同的监管目标，共同的监管利益，而同时为了实现对跨国银行的有效监管应当采取母国并表监管的方法。即对于东道国而言，其主要任务是积极控制境内分支机构运作，向银行母国提供有用的监管信息，协助母国完成成功监管。⒁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在对外资银行监管中，“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并且这也是东道国与母国利益相互协调的结果。
现代经济实质上是市场经济、创新经济、法治经济。
第一，市场经济。现代经济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须进一步简政放权：向市场、企业、社会放权。三中全会决定通篇是放权，是可以、能够、允许，而不是禁止、不能、限制，充分调动企业、公民创新、创业、创造的积极性。今年3月开始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全面展开的，成效显著。截至9月底，新登记注册企业223.29万户，同比增长57.9%。
第二，创新经济。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创新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关键靠创新，需要激发市场、社会创新活力。第三，法治经济。现代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自然经济是人治经济，计划经济是权力经济，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法治经济。应把市场主体放出管制的“笼子”，放进法治的“池子”。
改革的动力、红利实质上就是制度的动力、红利。
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看似条文不多（共25条），但是第一次通过建立企业信息公示制度来创新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对企业的信用约束，保障交易安全。这样既鼓励创新创业，激发市场活力，又加强了自律和监管，以一项具体制度撬动了整体市场活力，释放了改革红利，十分重要，作用也将很大。
二、重视“三项监管”
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不要监管，放松审批后更须加强监管。
第一，事前监管。之前，一讲事前监管就是审批，实际上事前监管不限于审批。当然，审批制度改革不是全盘否定审批，而是由于审批大多扩张了行政权力、窒息了市场活力，必须大幅削减。真正关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生产安全、食药安全、环境安全的还是应保留审批，但市场竞争机制可以调节的，公民、法人可以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可以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事后监管能够解决的，应坚决削减。同时，应善于运用标准等方式代替审批，不符合标准的依法处置。
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常规解释是融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经济低谷期，抵押物价格下降，此时，信息不对称表现在，即便融资方是具备盈利能力的项目，也难以满足必要的融资需求。一旦经济开始回暖，抵押物价格上升，融资方通过外部杠杆融资刺激经济繁荣乃至过热。所以，金融体系成为经济周期的金融加速器。ClaudioBorio，CraigFurfineandPhilipLow（e2001）认为，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主要源于市场参与者对随时间而变化的风险的不适当反应所致。而这些不适当的反应主要是由于风险随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无法有效测量。风险测量的困难往往导致风险在经济繁荣时被低估，在经济衰退时被高估。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信贷过快增长，抵押品价值膨胀，存贷息差被人为压低，金融机构持有相对较低的资本和拨备。在经济衰退时，风险和贷款违约率则被人为高估。从较长周期来观测风险有利于金融机构的稳健，并缓解金融对经济的强化作用。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法理依据
（一）金融创新过度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加大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提升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二是利用适度的银行体系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杠杆效应。但是，一旦金融创新超出金融体系的承受能力和监管主体的约束能力时，会出现创新过度的乱局。而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是把风险转移给有承受能力、承受意愿而且能够管理这些风险的合适的金融投资者。此时，过度创新就偏离金融创新的初衷，单个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者，只关心自身风险的转移，对“受让”风险的投资者或交易对手的风险承受能力并不做考察。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没有通过金融创新的原始功能得到降低，而是在金融产品链条中不断传递，并通过衍生品的杠杆效益放大风险，将风险“传染”给产品的所有参与方。当金融体系内的风险集聚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诱发危机，并系统性破坏金融体系。原来出售风险的金融机构和风险转移过程中的每一个承接方都会因此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而对实体经济而言，金融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在某些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金融系统性风险面前都难以维持原有的功能，经济产出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跌。因此，金融创新必须对应宏观审慎监管，在风险监测的基础上平缓金融风险的波动性。
（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源于金融市场的同质化金融市场具备合理流动性和稳定性的前提是拥有大量目标迥异且预期稳定的市场参与者，即市场中的异质性。而如今的金融市场却充满了严重的同质性。金融市场同质性的主要表现是，金融机构在资产利用和投资方向上主要集中于某个行业或产品。例如在2000年美国IT泡沫前期，金融资本积聚在互联网行业中；2008年次贷危机前期，金融资本的投向主要是次级抵押贷款的产品和房地产行业，换言之，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在泡沫形成期间逐渐过度集中于特定一个或多个行业或产品。一旦特定行业或产品因为经济环境影响出现不景气或贬值的现象，例如美国IT泡沫的破裂、次贷危机中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次级抵押贷款的折价抛售都对金融机构造成受到了严重的创伤。罗伯特•希勒认为交易市场一旦流动性过剩，将诱发非理，并受到自我增强的羊群效应和动量效应（momentumeffects）的影响，此时，金融机构作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会呈现趋同局面，最终将某一类金融资产的价格推高为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集聚高峰。所以，金融市场的同质化风险是指规模迥异的市场微观主体基于同一制度规模要求、按照相同或相近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模型预期而采取相同或类似的行为，这些行为在系统内的作用力方向基本一致，无法彼此抵消，所以形成了金融系统内部的正反馈环，从而强化了放大作用，在正的一面会催化金融泡沫的膨胀，并在负的一面加剧金融危机冲击的恶性循环，正负两方面都使系统缺乏收敛性，放大了金融系统的波动性。如果市场参与者均采取趋同投资行为，随着同质化风险的加剧，金融系统风险也在正反馈环的作用下不断放大。
（三）顺周期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波动顺周期性表现在，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动态作用，放大了实体经济周期的波动并引起或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现代金融体系中诸多因素对金融体系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影响，由于顺周期性具有内生特征，所以顺周期性成为金融机构可持续增长的最大威胁：其一，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在经济上行周期相对乐观，投资项目财务状况和信用评级都较为良好，资金投放会提升市场流动性；其二，经济下行期间金融机构的反向操作会加剧流动性欠缺的市场的紧缩性。
（四）影子银行系统的扩张与监管真空影子银行系统（ShadowBankingSystem）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ParallelBankingSystem），通常是从事放款、接受抵押、通过杠杆操作持有大量证券、债券和复杂金融工具的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系统多年来一直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通过高杠杆投资放大利润，刺激金融系统的信用扩张和风险承受，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五）多头监管诱发监管套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使得各类金融机构在业务上开展了激烈的竞争，金融需求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不同类别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相互交叉、渗透，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推出的理财产品同质性很高。在此情境下，单纯的机构监管开始突显不足，也就是纵向规制将导致不同机构开展的同种业受到差异化的监管。然而金融“混血”产品（hybridproduct）的不断涌现，突显了监管重叠（duplicateregulation）与监管真空（regulatorygap）等问题。监管重叠中，不同监管部门所的监管规定互相矛盾的情形并不鲜见，而且金融公司经常发现自己必须接受来自于不同监管者的重复监管。在次贷危机中，监管真空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金融衍生品到底由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是美联储来监管，难以从法律中寻找依据。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为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RegulatoryArbitrage）提供了空间，诱导金融机构选择监管宽松的监管者，形成了竞择监管者行为（Regulator-shop-ping）。
三、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理论
（一）监管成本以JulianR.Franks,StephenM.Schaefer,MichaelD.Staunton(1998)为代表将其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直接成本主要是由监管当局（政府及准政府机构）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措施过程中承担的雇员费用和日常运作费用，也即金融监管的行政成本。与直接成本相比，金融监管的执行成本则相对复杂，主要包括被监管者为监管所支付的成本。HowellE.Jackson(2005)在直接成本和执行成本基础上引入了罚金、酬金和交易费用（Sanctions,FeesandTransferPayments）的概念。国内的学者则习惯于将金融监管的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的间接成本。第一种是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都应归为直接成本，并且认为间接成本应该是由道德风险（MoralHazard）、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和社会经济福利的损失所构成的。第二种是将金融监管工作中所投入的硬件设施、组织运作以及监管人才的培训及培养归入直接成本；把由于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入，对被监管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的激励、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以及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等方面有所遏制，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失作为金融监管的间接成本。第三种将监管成本分为两类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包括监管机构执行监管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与被监管者因遵守监管条例而耗费的资源；隐性成本是指被监管者因为监管措施而改变原来行为方式造成的福利损失。
（二）监管收益监管收益通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金融监管提升被监管机构的盈利水平，金融监管的功能发挥与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成正相关关系；第二是金融监管提升金融体系的总收入，监管通过保护充分有效竞争、防止垄断和欺诈行为及避免系统性风险，以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收入；第三是金融监管提升社会总体福利。
（三）成本—收益的理论的缺陷毋庸置疑，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难以量化。第一，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难以量化。这两种成本有三个特点：其一，具有明显的预算软约束的性质，与直接成本的预算硬约束性恰好相反；其二，由于隐性支付从而令人难以察觉，在具体计量上也存在巨大困难，特别是其中的机会成本和由于道德风险而引发的间接成本更难以估计；其三，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相比于直接成本而言可控性较差。第二，收益难以量化。衡量金融监管的收益比成本更为困难。因为不存在与金融监管直接成本相对应的直接收益，监管收益往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即便显现，也难以准确量化，譬如监管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保护投资者利益，需要一定周期方能显现效果，此时要去量化稳定和保护效果本身的收益，一方面难以衡量，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效果是由包括监管、市场主体自律、宏观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所以难以剔除其他变量。
四、金融监管的边界有效性理论
（一）成本-收益理论的改良鉴于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难以量化，可以通过评估监管目标的完成程度来测算其与成本支出之间的比例，若能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那么成本更低的方案当然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若在监管成本相同的前提下，目标的完成比例越高，监管有效性也就越高。所以，运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即“有效程度/成本”的最大值）来替代成本—收益理论中收益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即“收益/成本”的最大值）。监管的有效性，即目标的完成程度替代了收益分析，规避了收益测算中的关键难题。
【关键词】公众利益 “地沟油”产业链 监管 对策
我国对地沟油的监管机制尚未完善，各类“地沟油”上餐桌时间在全国各地蔓延，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安全和生活秩序，近年来，政府纷纷出台各项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从“地沟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着手，积极推进地沟油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本文从公众利益视角出发，构建“地沟油”产业链的监管框架，为加强地沟油产业链的监管机制提出具体的措施办法。
一、公众利益概念的界定
公众利益是指企业将社会公众利益置于首位，不断用实际行动增进公众受益，赢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信任企业，实现企业与社会、经济环境相互协调与共同发展，所以公众利益就是公众对社会基本利益的共享。公众利益理论的主要思想是：政府监管机构代表政府法规，执行政府职能，通过低成本、高效率运作来规范企业行为，从而实现社会公众对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共享。从公众利益根本点出发，政府相关监管部门针对不同市场失灵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
二、公众利益理论对“地沟油”产业链监管研究的适用性
首先，这一理论的主要思想是鼓励政府履行监管职能并增强政府在监管中的作用，并可以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惩治手段，打击违法行为，遏制“地沟油”在餐桌上蔓延；其次，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信息的获取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加大对“地沟油”的监管力度，保护公众利益，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再次，从公众利益理论角度出发，政府主要是依靠法律手段实现监管职能，从技术规范、行业规范、职业规范等方面对企业或经营者采取监管措施；最后，政府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使公众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经济市场上免受侵害。通过上述分析，本人认为应该遵循公众利益理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和制定“地沟油”产业链的监管机制，从而提高“地沟油”产业链监管的效率。上述的这些公众利益理论视角都与“地沟油”产业链监管的手段研究角度是一致的。
三、基于公众利益的“地沟油”产业链监管体系参与者及其分工
“地沟油”产业链监管体系是指为实现 “地沟油”产业链的规范经营秩序而对其实施有效监管的一整套机制和组织机构的总和，“地沟油”产业链监管体系主要包括监管体系参与者及监管分工两个内容。具体如下：
1.政府相关职能机构。各政府相关职能机构要认真做好职能工作，如质量检查部门要加强食品安全生产及加工的监督管理工作；工商部门要加强食用油流通环节的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监督餐饮单位切实执行食品原料采购的索证索票制度；商务部门要加强餐饮行业的管理工作，积极引导餐饮企业诚信合法经营；卫生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相关检测检验方法，加强对“地沟油”及食用油的科学监测等等。
2.行业协会。中国餐饮行业协会承担着协助政府管理餐饮市场的重要任务，依靠自身影响力和凝聚力唤起全行业的责任意识，切实加强自律，如完善行业准入标准，对使用地沟油的企业实行“一票否决制”；推荐物美价廉的品牌餐饮油，树立行业内使用餐饮业食用油的典范；制定《中国餐饮协会自律准则》等，对从事违法餐饮活动的会员，在自律的范畴内，予以制裁，通过行业内部点名通报、警告，严重者取消其会员资格等。
3.社会舆论监督。当前，我国存在行政和执法资源不足与违法地沟油企业分布区域广的矛盾，从国外的成功案例来看，通过社会舆论监管力量，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弥补有关部门资源不足的现状。社会各界对“地沟油”产业的舆论监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消费者对违法使用“地沟油”的组织或个人进行举报投诉；第二，新闻媒体对违法使用“地沟油”的舆论监督与曝光；第三，要定期公布违法违规使用“地沟油”餐饮企业和单位，并将其纳入企业的诚信记录名单；第四，消费者协会扮演者社会舆情与监督，并受理消费者对侵权行为的投诉。
4.立法司法机关。司法机关通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对“地沟油”产业链的经营活动，将“地沟油”整治作为食品安全整顿的重要内容，以集贸市场、批发市场等场所为重点，摸清“地沟油”原料来源和销售渠道，认真排查和取缔非法生产“地沟油”的黑窝点，严肃查处经营假冒伪劣和来源不明食用油的行为，依法追究民事甚至刑事法律责任。
5.“地沟油”产业链相关经营活动主体。地沟油产业链长且复杂，要加强对“地沟油”的回收监控，杜绝“地沟油”回流餐桌现象；强化食用油的生产和流通的索证管理，对证件不齐全或违法生产“地沟油”的企业要依法吊销生产经营执照。
四、基于公众利益的“地沟油”产业链监管框架构建
综上所述，在公众利益理论视角下，“地沟油”产业链的监管最终目的是依法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建立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具体有如下内容：
1.最终目标是保护公众利益。“地沟油”产业链监管要坚持以公众利益理论依据，实行以公众利益为本、以社会发展为本的监管思想，实现最广大公众和社会的根本利益。
2.不断创新监管的手段和方法。食用“地沟油”产业链主要有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和零售等六大环节，这一产业链冗长且关系网的复杂，使行政监管不力，使立法和司法成为盲区成为不争的事实；同时，经济市场的日益国际化，“地沟油”产业链经营运作模式也随着经济市场的诱导发生的重大变化，相关方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监管体制和措施。从监管体制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借鉴诸如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成功经验；共工商执法监管角度来说，要不断出台与时俱进、适应市场发展的监督依据和监督方法。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是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完善的机制，仅靠政府是无法完成监管使命的。
3.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基于公众利益理论视角下，建立社会和谐的有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监管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使地沟油流向合法化，推动和谐的社会关系，同时，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要和谐共处，此乃监管的最高境界；其次，监管活动的相关责任部门也要充分体现和谐，监管过程中，相关责任部门难免有工作衔接不到位，求各职能部门加强沟通和协调，监管的协调合作是监管成败的关键。
4.依法监管，保护公众利益。在公众利益理论视角下，监管“地沟油”产业链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监管，违法必究。行政机关能否依法办事，能否按照客观事实公平公正做出裁决，对公民的榜样作用也最强。对于各国家机关来说依法行政就是要按照法律法规，行使行政权力，处理行政事务。依法行政理念是对政府执法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和行使监管执法能力的考验。
根据以上分析，在公众利益视角下，“地沟油”产业链监管框架描述如图。
基于公众利益的“地沟油”产业链监管框架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地沟油”产业链监管框架可通过以下五类关系组成：
（1）政府职能部门监管机构与“地沟油”产业链的关系。政府职能部门监管机构包括工商部门、卫生部门、食品部门、质监部门等等；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使用何种策略监管，二是依法监管的具体行为方式，三是监管的绩效管理。
（2）行业协会与“地沟油”产业链的关系。行业协会包括餐饮协会、烹饪协会、商业协会、保健协会等等，行业协会一是要在行业内自律，二是要建立准则和执行标准。
（3）社会监督力量与“地沟油”产业链的关系。社会监督力量包括消费者个体、舆论媒体和消费者协会，社会监督力量通过社会曝光和舆论来宣传“地沟油”的相关不法行为，从而达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4）法律体系与“地沟油”产业链的关系。“地沟油”产业链活动主体的日常活动必须受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这些法律法规同时也是“地沟油”监管机构实施监管的政策、法律依据。
（5）“地沟油”产业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地沟油产业活动主体之间也存在着必然的关系链。对于监管来说，地沟油产业和食品餐饮公司实际上还承担着自律审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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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远辉（1982―），男，广西横县人，讲师、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工商管理、职业教育。
韦传亮，（1966―），男，广西南宁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工商管理、职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