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思想或观念的关系是怎样的?当我们这样提问时须警惕其中的预设，即预设两者是先在的存在物，实际上不然，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混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也就是说，思想、概念或观念等并不先在于语言，世界本来是混沌的，无论是声音还是思想，只有是区分之后才变得清晰，混沌是没有意义的，而有区分后意义才产生。这就像老子说的“无中生有”，因此索绪尔将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称为“可怕的”结合，可怕如斯。作为意义的系统，语言本身并没有实质的东西，承载它的声音实质并不曾改变什么，语言只是形式，即区分的形式。我们可以想象，波浪是由于空气和水相遇作用的结果，波浪没有增加实质性的东西，语言也如此，它只是一种形式。因此，意义并不是与外界的事物对应的，意义只与区分形式对应。可以说，事物从来没有进入语言之中，尽管语言必定指称事物。语言使混沌世界具备了形式，世界的实质没变，但语言使之具有了意义。比如，把自然界的花叫成紫荆花、杜鹃花、波斯菊……并不比叫1、2、3……高明，因为命名只是为了把一种花和其他花区分开来，说“紫荆花”并不对应于花的实质。再例如，在日常语言中，我们说“杯子”，仿佛有一种实质与杯子对应起来，其实是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已经忽略了这种区分过程，因为在长年累月的使用中早已把这种区分的结果固定下来了，使人仿佛觉得它有某种实质对应的错觉。其实我们说“杯子”，是因为在系统中有杯子、桌子、椅子、瓶子……等无限的区别，这个区别的格式是“不是什么”，除去桌子、椅子、瓶子……之后，剩下的就是“杯子”。所以索绪尔下断言“我们表示语言事实的一切不正确的方式，都是由认为语言现象中有实质这个不自觉的假设引起的”。
语言中各个要素之间都有连带关系，孤立的东西毫无意义。我们不能相信词典，词典其实是为日常交际服务的，词典中的义项都是在日常语言系统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概念，从我们二三岁时所掌握的语言情况看，我们的语言能力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区分能力，后来词典里写下的一个个概念在儿童大脑里不过是一个个相互区分的空位。那么如何解释“表达”?我们常说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工具，即思想产生在前，语言表达在后，并且除语言之外思想还有别的表达工具。然而如前所述，思想(观念)不可能预先在那里，是语言划开混沌，所以并没有一个预先要表达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试想，如果思想预先在那里的话，语言就不会变了，但语言却千变万化。表达不过是重复表达，即用日常语言系统的现成观念表达类似的观念，因此海德格尔会说“常人”从未说过一句真正的话，因为常人说的都是套话、重复的话。真正的语言是崭新的区分所带来的崭新的思想的呈现，这个呈现正是语言与思想共现。语言的意义是由价值所决定的，价值是最确切的特征，价值是系统中的区分带来的，某个语言要素的价值即它不是别的东西。意义依存于价值，没有价值，意义是不可能存在的。语言的本来状态就是系统中的区分，但在言语活动中，社会与交际使这些区分相对稳固，指称物逐渐占领了每个区分的格，形成日常语言。索绪尔从人们对语言的幻觉中恢复了语言的本来面貌，但他同时肯定这个幻觉的合理性，他的致命处在于用“社会”偷换“系统”，从而达到对日常语言系统的认可，并不再往前推进去理解文学语言对于语言的意义。
索绪尔为了避免人们忽视那个不出现的所指，或错误地把能指当作符号整体，而用专门的术语对它们进行区分，即符号、能指和所指，能指与所指并无先后，而像一张纸的两面，符号是可怕之物，可怕在它们的结合之神秘。我们无法探寻能指和所指是如何发生联系的，这种联系似乎只在人类世界里产生，并且无法知道是何时产生的，这一种“无中生有”是先天的符号能力，分享着神之创造力。索绪尔把在能指和所指层面上的区分叫做“差别”，它们把浑然之物区分开，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分称作“对立”，由此产生“概念”，这一不同区分之重大意义，学界仍认识不足。区分不是命名，命名是孤立的、有内容的，而区分只是形式，没有实质。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没有理据，是任意的，这或许是索绪尔的“可怕”意思之一。文学语言秉承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状态，意指活动远比日常语言活跃，将每个现有的语言单位都推入二次符号化过程之中。文学语言更接近于语言的本质，有两人的思想可提供支持，一是海德格尔，二是德里达，后者反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武器，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就是文学语言。
二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也离不开关系这个基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中各要素的关系和差别都在两个跟心理活动类似的范围中展开。这是一种有机关系，简单而又无法穷尽，与生命的特征相似，它们是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联想关系有两个特征:一是通过某种共同点，人在记忆中把那些语言单位联合起来;二是心理联想还能抓住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特定场合或语境，其实它提示的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确定的系统范围，那么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联想系列。但是，联想关系永远不在场，只是潜在的记忆系列(记忆系列只是潜在的，是因为不同的言语者就有不同的记忆条件，不同时空中的同一言语者，记忆系列也不全相同)。线性表达是语言的命定特征，出现在线性位置上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句段关系，具有连续的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而联想关系相反，没有确定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然而各个要素都只是从联想关系中选择出来的，或者说语言表达就是联想关系向句段关系的投射。
联想到的东西形成了一个有区分关系的聚合，每个人头脑中都有独特的区分系统，对于一个诗人而言，看到一个杯子，他也许会想到父辈贫苦的生活，想到一段旧情，想到圣杯……这与大众所用的日常语言区分系统是不同的，在诗人那里，他的区分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诗人如何让人知道自己心内隐藏的聚合系统(聚合才是系统，在术语上，“联想关系”“句段关系”后分别为“聚合关系”“组合关系”所替代，)呢?这就要通过组合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使人理解，比如“杯子”、“苦难”、“父亲”……的聚合系统，这些语言单位的单纯罗列也是一种句段表现，但一般不能使人理解，句段关系来自于民族语言的共同规则，否则他人是无法理解的。组合的可能性很多，组合的可伸缩性也很大。例如:天空、大衣、耗子、肺病，如果这是一个可能的聚合系统，彼此之间的关系、差别与对立，就必须靠组合来呈现了，由于聚合系统的独特，组合的句段关系即使为说该语言的人所熟习，在语义上也依然会觉得不寻常。严格地说，句段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索绪尔及以后的结构主义者所描述的形式关系，一种是语义语法中的义素搭配规则。在日常语言中，不仅是组合中的形式关系是确定的，并且语义搭配规则也是确定的;在文学语言中，组合的形式关系或者与日常语言完全一样，或者有一定程度的扭曲，而语义搭配上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是普遍特征，原因正是出于诗人、作家的联想关系或聚合系统之独特。诗人在玩味内心聚合系统的时候也在不断变换句段关系的表达，以形成组合对聚合最大程度的涵盖。
所以读文学语言不能只读字面的，要从字面中读出其他尽可能多的意味，如果只读字面的意义就等于没读。读出了可能性意义那是读者的本领，作者有没有能力写诗做文，跟读者无关。但这里有个概率问题，对于一个语言作品而言，1000个人中只有1个人将它读成诗，那它不一定是诗，如果再多一些人也读成诗，那就一定是诗，读不懂的人很可能是文学素质问题。作者无意，读者有意，读出诗来;作者没有能力写成诗的，读者也能读出非诗，恰恰说明读者是诗人，作者不一定是，作者不能想着凭运气蒙出一个伟大的作品来。作者写出诗来，而读者读不出(根据前面的概率)，这是读者没有读文学语言的能力。
三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语言观是对立于日常语言的，我们为了强调对待语言的非工具态度而沿用其术语，而实际上如前所述，文学语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与语言本性是一致的，反而是日常语言，语言的本性被遮蔽在实用的重复中，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在本质上并不对立，更不存在哪些语言单位实体属于文学语言。将“陌生化”作为区别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标志，显然有误，它虽然揭示了文学语言的部分特征，充其量是从读者角度所看到的一种语言风格上的效果，但多数情况下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在能指层面并无二致，这又怎么解释呢?我们须回到语言本身去谈论，看看语言本身给文学提供了怎样的空间。
为什么说文学语言更接近语言的本性?因为它更显著地呈现了语言生命的本来状态———区分和可能性，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却将可能性变成了一种———惯用的那种，日常语言的意义空间是扁的，总是迅速穿过能指到达所指，理论上说所指并不能到达，但日常语言的所指停留在实用的层面就够了;日常用语中少有前因后果，基本上都是脱口而出，而文学中语言都是有“安排”的，必须把包含该要素的空间都展现出来，于是诗歌中的“杯子”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杯子”，而是另有所指，甚至是多重所指，保存了饱满的可能性。文学中的语言空间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特意的安排所呈现出的要素之间关系的空间，一种是单一要素的多义可能性所呈现的意义空间。文学语言中使用“陌生化”技巧的好处，就在于它至少可以打破日常语言的扁平性，形成一个形式与意义上的双重语言空间，即在形式上与日常语言拉开距离，在意义上又产生变化的可能性。
从聚合系统的空间到组合的线性之间是有张力的，那么什么样的张力是合适的呢?这就需要调，就像调校琴弦一样，要调到合适的张力，过小、过大音准都不对，理论上说调试也是无止境的。在语言上尤其如此，因为日常语言也在无限变动之中，文学活动相对于常规的语言活动而呈现张力，就只能是动态的。但对这张力空间的呈现有一定的方法与规律，这个就叫做空间语法。如何运用空间语法，使语言保持其诗歌的本性，才是文学语言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聚合系统是空间性质的，线性的组合是时间性质的，从语言的运作看，空间必须时间化才得以被理解(这跟我们在语言经验中体会到的时间概念常通过空间隐喻来表示的情况不同，这里并不是要使空间概念时间化，而指时间是使空间可理解的条件)，语法是对语言要素线性组织关系的理解与解释，这种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大致有三个角度，即结构的、认知的和功能的。空间的时间化有二，一是语言单位的形式组织，二是语义上的逻辑组织。从西方中世纪时期的语法理论看，这两者联系紧密，语法几乎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但逻辑研究是独立于语法研究的，中世纪“七艺”中有逻辑学和语法学，并且把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合称“三艺”，把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合称“四艺”。这两部分的划分恐怕跟前三艺的共性有关，即都是以语言为对象或基础的学科。
现在我们来看，逻辑和语法侧重于对语言的时间特征的阐释，修辞则侧重于对语言的空间特征的阐释，因为修辞学是研究选择之学问，选择是以聚合空间的呈现为前提的。我们对语言空间的时间化图示如下：竖轴及虚线椭圆为日常语言空间轴，横线及实线圆为文学语言空间轴，空间越小越向日常语言靠近，反之越向文学语言靠近，但设这个空间的最大张力为+1，也就是说，这是文学语言的最佳状态，大于+1，就转向相反的－1，如镜面反映，或如弓箭，拉力过大致弦断，箭反而射不出去，所以弓箭手的拉力都只是逼近+1而已，越好的弓箭手越靠近+1，同样好的文学语言亦然。文学语言空间轴的张力以形式上可连接(或逻辑上可理解)为弦，日常语言有弦无力。
我们既不要讲修辞格又要讲修辞格，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传统的修辞格学问纳入空间语法，讲修辞格时勿忘它是空间语法的一部分，修辞格的魅力在于它们是打开语言空间的技法。修辞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是没有地位的，但纳入空间语法后就可以与线性语法抗衡而取得它应有的地位了。
空间语法与线性语法是并列的，也是相互依存的，线性结构上的变化也是造成语言空间的手段，而语言的空间必须得到线性结构的展现，空间是欲望，线性结构是欲望的抒写。古诗在线性结构上的变化很灵活，最典型的是回文诗，有“通体回文”、“就句回文”、“双句回文”、“本篇回文”、“环复回文”等，如民间广为流传的秦少游、苏小妹和坡三人所作的回文诗，其他两人都是仿秦少游而作，秦诗如下:静思伊久阻归期，久阻归期忆别离；忆别离时闻漏转，时闻漏转静思伊。
这是一首叠字回文诗，首尾回文形成圆形空间结构，中间以顶针形成梯形空间。古诗断句不同所呈现的形式空间如杜牧《清明》一诗，这首诗的断句有许多可能性，如可以断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断句其实也同炼字一样，是一种调试。断句、炼字的背后是个形式空间，不同的形式并不像回文同时呈现出来，但合格的读诗者应该能够读得出来这一隐藏的空间，对于诗作者来说，他是要体会哪一个空间是最合适的、最美的，这时，修辞格就决不是一种技术了。有人说，近体诗的格律是对诗意的束缚。从形式上说，这个断言大谬，它恰恰是解放、展现语言的诗意，它在古汉语形式空间的造就上是完美的，很难再有比近体诗更好的音顿节奏、平仄和押韵之模式。
之所以是束缚，一是因为汉语的结构特征变了，格律渐成僵死的模式，二是形式空间与语义空间的矛盾和不一致日趋严重，语义空间扁平，单靠形式空间不足为诗。我们可以依据语言空间类型把传统修辞格分为形式空间手段和语义空间手段，押韵、对仗、回文等语音、语法方面的修辞格属于前者，而比喻、夸张、比拟、移就等语义方面的修辞格属于后者。“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中“光”与“霜”的押韵都是打开空间的因素，但如果从单句来看，其实就是日常中的大白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举头”和“低头”的联系和对应也打开了一个意义的空间，值得玩味。
语言中各个要素之间都有连带关系,孤立的东西毫无意义。我们不能相信词典,词典其实是为日常交际服务的,词典中的义项都是在日常语言系统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概念,从我们二三岁时所掌握的语言情况看,我们的语言能力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区分能力,后来词典里写下的一个个概念在儿童大脑里不过是一个个相互区分的空位。那么如何解释“表达”?我们常说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工具,即思想产生在前,语言表达在后,并且除语言之外思想还有别的表达工具。然而如前所述,思想(观念)不可能预先在那里,是语言划开混沌,所以并没有一个预先要表达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试想,如果思想预先在那里的话,语言就不会变了,但语言却千变万化。表达不过是重复表达,即用日常语言系统的现成观念表达类似的观念,因此海德格尔会说“常人”从未说过一句真正的话,因为常人说的都是套话、重复的话。真正的语言是崭新的区分所带来的崭新的思想的呈现,这个呈现正是语言与思想共现。语言的意义是由价值所决定的,价值是最确切的特征,价值是系统中的区分带来的,某个语言要素的价值即它不是别的东西。意义依存于价值,没有价值,意义是不可能存在的。语言的本来状态就是系统中的区分,但在言语活动中,社会与交际使这些区分相对稳固,指称物逐渐占领了每个区分的格,形成日常语言。索绪尔从人们对语言的幻觉中恢复了语言的本来面貌,但他同时肯定这个幻觉的合理性,他的致命处在于用“社会”偷换“系统”,从而达到对日常语言系统的认可,并不再往前推进去理解文学语言对于语言的意义。
索绪尔为了避免人们忽视那个不出现的所指,或错误地把能指当作符号整体,而用专门的术语对它们进行区分,即符号、能指和所指,能指与所指并无先后,而像一张纸的两面,符号是可怕之物,可怕在它们的结合之神秘。我们无法探寻能指和所指是如何发生联系的,这种联系似乎只在人类世界里产生,并且无法知道是何时产生的,这一种“无中生有”是先天的符号能力,分享着神之创造力。索绪尔把在能指和所指层面上的区分叫做“差别”,它们把浑然之物区分开,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分称作“对立”,由此产生“概念”,这一不同区分之重大意义,学界仍认识不足。区分不是命名,命名是孤立的、有内容的,而区分只是形式,没有实质。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没有理据,是任意的,这或许是索绪尔的“可怕”意思之一。文学语言秉承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状态,意指活动远比日常语言活跃,将每个现有的语言单位都推入二次符号化过程之中。文学语言更接近于语言的本质,有两人的思想可提供支持,一是海德格尔,二是德里达,后者反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武器,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就是文学语言。
二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也离不开关系这个基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中各要素的关系和差别都在两个跟心理活动类似的范围中展开。这是一种有机关系,简单而又无法穷尽,与生命的特征相似,它们是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联想关系有两个特征:一是通过某种共同点,人在记忆中把那些语言单位联合起来;二是心理联想还能抓住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特定场合或语境,其实它提示的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确定的系统范围,那么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联想系列。但是,联想关系永远不在场,只是潜在的记忆系列(记忆系列只是潜在的,是因为不同的言语者就有不同的记忆条件,不同时空中的同一言语者,记忆系列也不全相同)。线性表达是语言的命定特征,出现在线性位置上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句段关系,具有连续的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而联想关系相反,没有确定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然而各个要素都只是从联想关系中选择出来的,或者说语言表达就是联想关系向句段关系的投射。
联想到的东西形成了一个有区分关系的聚合,每个人头脑中都有独特的区分系统,对于一个诗人而言,看到一个杯子,他也许会想到父辈贫苦的生活,想到一段旧情,想到圣杯……这与大众所用的日常语言区分系统是不同的,在诗人那里,他的区分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诗人如何让人知道自己心内隐藏的聚合系统(聚合才是系统,在术语上,“联想关系”“句段关系”后分别为“聚合关系”“组合关系”所替代,)呢?这就要通过组合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使人理解,比如“杯子”、“苦难”、“父亲”……的聚合系统,这些语言单位的单纯罗列也是一种句段表现,但一般不能使人理解,句段关系来自于民族语言的共同规则,否则他人是无法理解的。组合的可能性很多,组合的可伸缩性也很大。例如:天空、大衣、耗子、肺病,如果这是一个可能的聚合系统,彼此之间的关系、差别与对立,就必须靠组合来呈现了,由于聚合系统的独特,组合的句段关系即使为说该语言的人所熟习,在语义上也依然会觉得不寻常。严格地说,句段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索绪尔及以后的结构主义者所描述的形式关系,一种是语义语法中的义素搭配规则。在日常语言中,不仅是组合中的形式关系是确定的,并且语义搭配规则也是确定的;在文学语言中,组合的形式关系或者与日常语言完全一样,或者有一定程度的扭曲,而语义搭配上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是普遍特征,原因正是出于诗人、作家的联想关系或聚合系统之独特。诗人在玩味内心聚合系统的时候也在不断变换句段关系的表达,以形成组合对聚合最大程度的涵盖。
所以读文学语言不能只读字面的,要从字面中读出其他尽可能多的意味,如果只读字面的意义就等于没读。读出了可能性意义那是读者的本领,作者有没有能力写诗做文,跟读者无关。但这里有个概率问题,对于一个语言作品而言,1000个人中只有1个人将它读成诗,那它不一定是诗,如果再多一些人也读成诗,那就一定是诗,读不懂的人很可能是文学素质问题。作者无意,读者有意,读出诗来;作者没有能力写成诗的,读者也能读出非诗,恰恰说明读者是诗人,作者不一定是,作者不能想着凭运气蒙出一个伟大的作品来。作者写出诗来,而读者读不出(根据前面的概率),这是读者没有读文学语言的能力。
三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语言观是对立于日常语言的,我们为了强调对待语言的非工具态度而沿用其术语,而实际上如前所述,文学语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与语言本性是一致的,反而是日常语言,语言的本性被遮蔽在实用的重复中,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在本质上并不对立,更不存在哪些语言单位实体属于文学语言。将“陌生化”作为区别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标志,显然有误,它虽然揭示了文学语言的部分特征,充其量是从读者角度所看到的一种语言风格上的效果,但多数情况下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在能指层面并无二致,这又怎么解释呢?我们须回到语言本身去谈论,看看语言本身给文学提供了怎样的空间。
为什么说文学语言更接近语言的本性?因为它更显着地呈现了语言生命的本来状态———区分和可能性,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却将可能性变成了一种———惯用的那种,日常语言的意义空间是扁的,总是迅速穿过能指到达所指,理论上说所指并不能到达,但日常语言的所指停留在实用的层面就够了;日常用语中少有前因后果,基本上都是脱口而出,而文学中语言都是有“安排”的,必须把包含该要素的空间都展现出来,于是诗歌中的“杯子”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杯子”,而是另有所指,甚至是多重所指,保存了饱满的可能性。文学中的语言空间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特意的安排所呈现出的要素之间关系的空间,一种是单一要素的多义可能性所呈现的意义空间。文学语言中使用“陌生化”技巧的好处,就在于它至少可以打破日常语言的扁平性,形成一个形式与意义上的双重语言空间,即在形式上与日常语言拉开距离,在意义上又产生变化的可能性。
从聚合系统的空间到组合的线性之间是有张力的,那么什么样的张力是合适的呢?这就需要调,就像调校琴弦一样,要调到合适的张力,过小、过大音准都不对,理论上说调试也是无止境的。在语言上尤其如此,因为日常语言也在无限变动之中,文学活动相对于常规的语言活动而呈现张力,就只能是动态的。但对这张力空间的呈现有一定的方法与规律,这个就叫做空间语法。如何运用空间语法,使语言保持其诗歌的本性,才是文学语言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首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首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20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下午好!
今天我首先要说的是英语的重要性。英语的重要性我想我不用说，各位在座的家长也应该知道吧!英语是国际语言，今后必将成为全球性的语言。在以后社会竞争中，你不会英语可能存步难行。现在无论什么考试都少不了英语。中考，高考，考研，出国都要英语。而对于我们现在的孩子学习英语应该存在这些难题：首先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没有现成的语言环境，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运用。其次，现在也不像各位家长那个时代，小学学的英语中学还要重学一遍，现在从小学到大学，英语的学习已经形成一个体系，是环环相扣的，是没有机会重学了。而且现在小学四年级的英语水平就相当原来初一，初二的，难度也加深了许多。“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地基打牢了，楼才能建得高。所以打好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四年级是英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和基础阶段，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英语的学习习惯是最最要的。这些好的学习习惯会让他们在英语学习的道路上受益匪浅。同时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让孩子树立学好英语的自信心还也是不能被我们忽视的。这些需要我们老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与配合。
作为一名年轻的新教师，我自认为我对这四个班的孩子是尽心尽责的。我每天早来晚走，一心扑在这四个班的英语教学上。四个班的好几套作业本，练习册，试卷等等我都认真的进行批改。有的时候还要带回家改。中午放弃午休时间义务的为一些相对较弱的孩子补课等等。我付出了许多，但是结果却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我分析后发现问题主要出在孩子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上。我发现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他们都有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
好的听课习惯。课堂是教学最重要的环节，紧紧抓住40分钟比课后补四个小时都有用。课堂上应该要集中注意力，跟着老师走。这样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知识点，才会学得全面。我发现有的同学在课堂上始终能保持注意力的集中，有的则是只能集中一段时间，还有一小部分是几乎没有多少时间是集中注意力的，手在下面动不停，老师点名的时候好一些，一转脸又不知道在干什么了。上课不听怎么可能学好英语呢?
学习英语主要就是操练句子，要说英语，学了要能说出来才是会了。课堂上我们留有大量的时间让孩子们朗读，表演。所以在英语课上积极发言就显得更加重要。我问那些不爱发言的孩子为什么不举手，他们说害怕错。我都是跟他们说：“即使错了也没关系，这样可以让老师发现你的问题在哪里并及时纠正。”作为家长也应该这样去鼓励他们，要他们抓住每次发言的机会。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巩固，作业完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知识掌握的牢固程度。好的作业完成习惯包括按时完成作业和按时交作业，按老师的要求认真的，字迹清晰的正确的完成作业。虽然只有这几点，但真正做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特别他们还是孩子，孩子总有不自觉和管不住自己的时候，所以家长应该在这方面多下点工夫。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对于做作业习惯较好的学生，家长只需要在他完成作业之后检查一下就可以了。但对于习惯相对较差的孩子来说，作为家长你可能就要多花点时间陪着他写了。我们也能理解家长工作的繁忙，但是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孩子的成材才是你们作为家长真正的成功!好的学习习惯对于他们的成材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好的习惯不管他今后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
这学期我们的学习内容就是书上的十个单元，其中有两个复习单元，主要的就是这八个单元。一学期掌握八个单元的单词，句子和课文其实并不多，只要扎扎实实地学好了这八个单元，本学期的英语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教科书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教与学的资源，其他的辅导资料都是次要的。以书为本，扎扎实实地学好书上的知识，每个单元和每个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我还是主张孩子多学一点，多做一点，这样对于孩子眼界的开阔以及他以后的升学都会有帮助的。
这学期，我希望我们老师和家长能相互配合、共同努力。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他的英语成绩。
我希望家长做到的是，每天根据孩子的英语作业进行检查是否完成，完成的质量如何。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四(4)班苏子涵和施展的家长在老师没有说一定要签字的情况下每天都在作业本上签字，这点很让我感动，至少他们是在关心孩子，是在和老师共同努力的。还有我们每天的英语作业都不是很多，一般在半小时内就能完成，有的孩子还是不能完成。家长说语文数学作业太多了，没有时间写。我想问语文数学作业多难道就不用写英语作业了吗?英语还是要学的。所以家长可以帮孩子想想办法，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做作业的顺序，可以先做英语啊!口头作业晚了没时间做，并不是可以说就可以不做。相反的学习语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练说，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跟磁带读书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好多课文句子就是在读读背背中记住的。学英语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读，背，练!你可以让孩子提前一刻钟起床，读读英语在去上学，效果会很好的。不要想孩子起不来，孩子太辛苦了。学习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现在不辛苦，以后会比现在更辛苦。你要让孩子明白这个道理。
关键词：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
1.前言
由于日本与我国属于近邻关系，所以两国文化发展底蕴较为深厚，共同点较为广泛。日本文化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期影响与熏染下，遗留有我们很多历史文化符号与印记。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西方国家掀起的资本主义思想潮流使日本文化受到严重冲击，西方文化印记也十分明显。所以，日本社会文化在我国历史文化和西方国家现代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碰撞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语言文学成为我国各个高职院校日语专业学生必修课程。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主题思想、发展规律及特点进行有效分析，能够掌握日语语言文学蕴含着的主流意识及其形态，使我国日语语言文学体系更加的完善。
2.分析日语语言文学及其特点
从日语语言文学历史发展进程角度来看，远古时期，日语语言文学长期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影响下，遗留由我国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与鲜明的文化烙印。进入二十世纪而后，日本国家挣脱了“闭关锁国”的束缚，积极引进希望国家先进的思想文化，对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带来了巨大影响。日语语言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语言文学时代标记较为显著
我国汉语发音、拼写与日语有着很大差异，所以日语语言文学有着鲜明且独特的时代标记。例如，在抒情诗歌创造上，公元时期，日语抒情诗歌主要由三十一个音节组合而成，并通过短歌形式展现出来，而十七世纪，日本抒情诗歌从原来的三十一个音节缩短为十七个音节，使得骈句表现力变得更强。由此可知，日本语言文学主要是新形势与旧形式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下形成的。
2.2语言文学社会特征较为强烈
从早期与近代日语语言文学典型著作中可以发现，其语言文学社会特征都较为强烈，是日语语言文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特点。尤其是近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著作，能够将日本国家某个时期社会状况进行充分揭露，并将国民对社会疑惑、对未来向往充分反映出来。由于日本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所以其国内语言文学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远古时期，日本语言文学著作开始向着城市化方向发展，京都作为日本经济、经济与文化较为集中地方，所以很多日语语言文学著作都将日本京都作为创作背景。江户时期，武士被当做为日本国家新延生的贵族，其中很多参与日语语言文学创作武士，使日语语言文学重心发生了转移，这个时期经典语言文学著作主要有《古今著闻集》与《今昔物语》，其中《今昔物语》由芥川龙之介所创作，其在日本古典语言文学熏染与影响下，以历史小说作为创作题材，以国民喜而乐见的社会故事作为创作原型，并利用借古喻今方式，能够将现实与人生充分反映出来。
2.3语言文学家园意识较为浓厚
从日本国家社会传统文化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日本国家非常注重家庭，认为家庭不仅是促进社会发展、稳定的基础，也是维系情感的纽带。所以，日本国家早期很多语言文学著作中，都具有浓厚的家园意识，尤其是以离愁、思乡作为思想主题的抒情诗歌，将人们对家庭思念、眷恋及向往充分表现出来。而从日本国家近代史来看，国民受到战争严重摧残，家园在战争中受到破坏，所以这个时期的日语语言文学，能够将日本国民对家园深深的眷恋之情充分表现出来。由此可知，日本很多语言文学著作中，都以家园作为创作题材，同时赋予了日语语言文学鲜明的创作特点。
3.分析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及其特点
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及其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可知家园是日语语言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题材，而本文也将从其创作题材出来，对语言文学家园意识进行分析与研究。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具有“安宁”的象征意义
从传统日语语言文学至近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很多日语语言文学家将家园塑造成具有“安宁”意义的象征。“安宁”不仅象征着人们安逸的生活，同时也象征着人们宁静的内心。从日本语言文学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其发展过程中并不顺利，自日本国家挣脱“闭关锁国”枷锁后，日本国家特有的农耕文化受到严重冲击，而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形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日本国家传承下来的农耕社会文化，能够给人带来安宁与安全感，当这份安宁感被破坏后，日本国家在给世界各国带去战争灾难的同时，也给国内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浩劫，这时日本国内民众对家园向往与渴望不断增长，从这个时期日语语言文学著作中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当世界二次战争结束之后，很多日本语言文学家创作的语言文学著作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家园悲剧色彩，由于残酷的战争，很多家庭骨肉分离，很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二战期间，日本国家涌现出很多女性文学家，如津岛佑子，通过细腻描述方式，将自己失去家园、失去亲人悲痛之情充分抒发出来，并对家园抱以新的向往与希望。《安魂曲》由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满彻所创作，将人们对家园安宁感的向往与渴望进行了描述。
3.2具有“缩小”的意识特点
“缩小意识”属于日语语言文学较为典型的一个特点。在日本国家，很多语言文学作家喜欢将大的认知、观念及事件缩小，即缩小至一个家园中，并采取以小见大表现手法，将其对社会感知，对人生领悟表达出来。通过这种表现方式，能够将日本国民社会生活映射出来，日本国民所向往的精致生活，从生活环境到院子布设、饮食文化，都能够将缩小条件下完美展现出来。在日本语言文学作家笔触下，能够将家庭缩小，并蕴含着浓厚的亲情，达到日本国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而很多现代学派的日本创作家，将家园庭院作为重点描述对象，而庭院也是现代化居住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庭院规划设计到整体布置，都能够将日本国民生活观念及文化观念集中展示出来。日本语言文学著作中都塑造了很多典型“庭院”，而庭院摆设物品也具有深刻的象征含义，都集中在庭院这个小小的环境中。所以，家园中的“缩小”意识，能够将日语语言文学与社会实践进行有效结合，使得语言文学更加的真实。
4.结语
家园意识作为日语语言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能够将日本国民对美好家园向往与追求充分体现出来。从中可以明确日语语言文学多以家园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将日本国民思乡之情作为创作主题思想，从而引发日本国民的共鸣。因此，我国在日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可以从其家园意识角度出来，对完善我国日语语言文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四川商务职业学院经济贸易系）
参考文献
[1] 王正鸿.论日语语言文学中的家园意识[J].时代教育，2013，8（17）：89-90.
[2] 艾千又.从日本古典文学看日语文字的形成及其发展[J].华人时刊（中旬刊），2013，8（01）：76-78.
[3] 於国瑛.日本最大的说话集――“今昔物集”[J].日语知识，2011，9（11）：65-66.
【关键词】学前学习；双语教育；影响分析
语言环境的基本含义是指区域具体语言生活状况，语言环境代表着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和使用面貌。双语学习者教育工作不仅是教师的任务，同时也是家长的义务。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能力是指在科学合理应用语言的过程中加以形成的，学前语言能力的要点在于教育孩子喜欢表达、敢于表达和有语言表达欲望等。以下是对儿童学前双语教育受家庭语言环境影响的详细探讨。
一、家庭环境范围内其相关主观因素对学前双语教育的对应影响要点分析
此处以授课班级之间对比为例，对双语授课教育进行仔细比对，然后分析出家长主观因素对学前双语教育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最为常见的案例就是加拿大式学前双语教学，其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学生家长对学生的教育，大多数学生家长的双语基础较为良好，这就为儿童学前双语教育奠定了优良根基且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学生家长双语水平较高就会使其在儿童学前双语教育中起到的作用愈来愈大，但如果父母所掌握的双语知识略有欠缺就会达不到预期学前双语教育效果，此时家长应加大对儿童学习的监管力度。
1.学生家长可通过相应家庭教育投资以加强儿童学前双语教学支持力度
当学生加长进行家庭教育投资的过程中，应对儿童学前双学教学工作重视起来，实施双语教学班级设置操作时，以混合班为主、双语班为辅的教学策略。家庭教育投资主要是指家长为提高子女各方面素质而进行的对应促进活动并适时投入一定精力和物力。负责研究学前双语教育的许多专家和学者已提出过有关结论和看法，一个家庭的物质条件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自身发展的优劣。另外，从家庭环境基础观测量表中可以发现，学生家长通过书籍语言刺激方法和游戏语言刺激方法以及智力玩具语言刺激方法等均可起到意想不到的学前双语教育效果。较为正确的做法是，家庭内部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之后在此基础上改善家庭条件并为儿童语言能力提升打下坚实基础。这同时也就说明了家庭物质条件是儿童学前教育的基础。
2.家长支持力度对儿童学前双语教育的影响要点分析
在整个访谈和调查的过程中，家长对儿童学前双语教育工作大都持支持态度，这些家长也十分愿意在精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等对此项活动加以支持。家长为孩子提供多媒体设备的同时，也要及时与孩子进行语言交流，语言交流活动主要包括聊天活动和谈话活动等。大多数家长也表示愿意在此过程中对孩子进行相关汉语辅导。众所周知，电视已经成为孩子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孩子会通过电视节目中的生活用语进行对话，这对后期学前双语教育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儿童会用这些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予以表达。儿童会通过模仿电视语言学习较为正规的普通话，可以对方言进行自行修正。
二、家长对儿童双语教育力度逐渐加大且期望值不断提升
此条重点就是家长期望值升高会引导家长做出相应家庭教育改进，混合双语教育班家长期望值普遍偏高，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和文化水平高的家庭与收入较低的家庭相比，家长期望值自然要高出许多。学生家长期望值期望对学生学前双语教育有一定强化作用且此种强化作用极具隐蔽性。家长期望与孩子所受激励性成正比，期望值越高，学生所受激励性就睡不断增强，学生自信心一旦增强就会提升双语学习效率和双语学习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年龄小，学成怎么样都无所谓，很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此类消极思想衬托了家长期望值的低下。当发现孩子语言学习途径单一时，家长应主动且积极的协助孩子，家长应该对孩子双语学习进程进行准确记录，特定时间内应和教师之间加强语言交流和语言沟通，与教师进行电话沟通，密切关注孩子学习进度和学习成绩以及学习效果等。
三、家长对孩子学前双语教育的基本观念不同对学前双语教育的影响
将孩子进行幼儿园教育的人占少数，选择家长自行教育的占多数，这明显体现出了家长教学观念的不同。家长自身文化修养较高的话，其很容易受到外界积极教育环境的影响并能够意识到孩子学前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儿童家长若能够对学前双语教育进行准确认知和判断，就能够从直观行动上体现出来，使孩子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空间，这样便能够为学生后续入学教育提供强有力基础。
综上所述，儿童最初的语言活动是从家庭开始的。家庭语言环境不仅对子女掌握母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影响着子女的第二语言的学习。本文对初步家庭语言环境对学前幼儿双语学习的影响进行多面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参考文献：
[1]方富熹，方格著.儿童发展心理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