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1.1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范祚军等［3］运用1994—2010年人民币双边汇率、人均国民收入等年度数据，分别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对东盟10国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可以改善我国对其中7国的贸易收支。张慧等［4］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助于改善我国贸易收支。韩斌等［5］以1994—2011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季度数据为基础，探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对贸易伙伴国贸易收支的关系，指出人民币汇率贬值使我国贸易收支得到改善。而以下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汇率贬值不能改善贸易收支。Taufiq等［6］根据1974—1998年美国分别对日本、加拿大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汇率的波动对贸易收支会产生负面影响。张晓月等［7］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总的净效应为我国贸易顺差的减少。何建奎等［8］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贸易收支的关系，发现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为负。第二种观点认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Wilson［9］的分析表明，新加坡、马来西亚货币的实际汇率变动与它们贸易收支之间的显著影响关系不存在。SilvanaT［10］基于名义汇率的角度，探讨了其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发现名义汇率变动不引起贸易收支变化。Wilson［11］采用1970—2004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韩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多边贸易，得到实际汇率的变动不会显著影响韩美和韩日之间的贸易收支的结论。曹永福［12］对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进行了测算，算得两者绝对值之和为0.3079(0.611)，小于马歇尔—勒纳条件临界值，说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很小。刘林［13］通过构建非线性MS-VAR模型，选择1994—2010年的季度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与升值分别对一般贸易收支和加工贸易收支的影响，指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不会影响总的贸易收支。左晓慧等［14］以2005年1月至2012年8月的月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进出口额的关系，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额的影响不显著，人民币升值不能使我国贸易顺差得到根本改变。冯宗宪等［15］构建了中美两国TV-FA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进行了探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不是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1.2文献评述
既有研究对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时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样本、数据选取等的不同，尚未得出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统一结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理论推导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影响的模型。鉴于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准确反映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故而运用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2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收支影响的机制分析
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由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可知，用不同货币计价的某种商品，折算成同一种货币后价格应相等，即:P=eP*。其中，P为一国某种商品的国内价格，P*为该国这种商品的国外价格，e是用直接标价法表示的汇率。在满足不同地区该商品价格相同且同质的前提下，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作用机制可表现为汇率变动首先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动，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化后使进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发生变化，而进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发生变化后又会使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发生变化，最终使贸易收支发生变化［16］。
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3.1模型推导
首先根据不完全替论，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模型。该理论假定: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进出口的商品与国内生产的商品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不完全替论对于我国来说是适用的［17］。本文参照国内学者厉以宁等采用C-D函数的形式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即Xt=A(et)α(GNP*t)β。其中:t为时间，Xt表示我国历年出口额，et表示历年人民币名义汇率，α是出口的汇率弹性，β是出口的收入弹性，GNP*t表示我国贸易伙伴国的国民收入水平。两边取自然对数后设定模型为lnXt=λ+αln(et)+βln(GNP*t)+μ(1)同理，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贸易影响时也采用C-D函数形式，即Mt=A0(et)α0(GNPt)β0。其中，t为时间，Mt为我国历年进口额，et为历年人民币名义汇率，α0为进口的汇率弹性，β0为进口的收入弹性，GNPt表示我国国民收入水平。两边取自然对数后设定模型为lnMt=λ0+α0ln(et)+β0ln(GNPt)+μ0。(2)式(1)－式(2)，并化简得到贸易收支模型lnXt－lnMt=c+γln(et)+βln(GNP*t)+δln(GNPt)+μt，令lnTBt=lnXt－lnMt，分别用人民币实际汇率RERt替代et、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t替代GNPt、外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t替代GNP*t，上式变为lnTBt=c+γlnRERt+δlnGDP1t+βlnGDP2t+μt。(3)其中:μt为随机扰动项，即为本文的贸易收支模型。
3.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贸易收支(TB)。与大多数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文献不同，本文选取出口额与进口额比值(X/M)指标来衡量我国的贸易收支水平。实际汇率水平(RER)。考虑到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准确反映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故本文采用人民币实际汇率。当人民币汇率贬值时，即RER上升，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国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增加，使该商品出口量上升;而以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价格上升，从而抑制对国外商品的进口，贸易收支增加。因此，预期γ的符合为正。我国国民收入水平(GDP1)。有很多指标可以反映我国国民收入水平，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本文选取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衡量我国国民收入水平。当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即GDP1增加，我国居民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增加，进口增加，贸易收支减少，预期δ的符号为负。外国国民收入水平(GDP2)。我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很大的比重，故本文以美国国民收入水平代表外国国民收入水平。同上，选取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美国国民收入水平。当外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即GDP2增加，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出口增加，贸易收支增加，预期β的符号为正。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94—2010年的年度数据。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人民币名义汇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我国CPI、美国CPI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原始数据为名义数据，为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以1994年为基期(1994=100)，对我国CPI、美国CPI进行调整，由此算出我国实际进出口贸易额、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消除数据的异方差，对上述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即lnX、lnM、lnRER、lnGDP1、lnGDP2。根据lnTB=lnX－lnM算出贸易收支的对数值。
3.3实证结果分析
3.3.1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要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会出现“伪回归”。本文使用ADF检验法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按照ADF检验方法，运用Eviews6.0软件对lnTB、lnRER、lnGDP1、lnGDP2的原始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按照AIC和SC取值最小原则对滞后期进行选择。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中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可知各变量的原始序列即lnTB、lnRER、lnGDP1、lnGDP2均是非平稳序列。分别对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lnTB、lnRER、lnGDP1、lnGDP2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lnTB在5%的显著水平是平稳序列，lnRER、lnGDP1、lnGDP2在1%的显著水平都是平稳序列，则lnTB、lnRER、lnGDP1、lnGDP2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由于lnTB、lnRER、lnGDP1、lnGDP2是同阶单整序列，可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3.3.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用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检验和JJ检验。EG检验主要是针对2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JJ检验则可以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对lnTB、lnRER、lnGDP1、lnGDP2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如表2、表3所示。由表2和表3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看出，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我国国民收入即我国GDP、外国国民收入即美国GDP之间在5%显著水平上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仅存在一个协整方程。由Eviews6.0软件，得到下面的协整方程:lnTB=1.908lnGDP2－0.415lnGDP1+1.099lnRER+15.480(0.383)(0.088)(0.140)(3.360)协整方程括号内数字为各变量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根据协整方程可知，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与我国国民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外国国民收入增加1%，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908%;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1%，导致我国贸易收支下降0.415%。而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1%，我国贸易收支仅增加1.099%，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会对我国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但其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并不大。3.3．3Granger因果检验由前面的分析知，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以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lnGDP2、lnGDP1、lnRER与lnTB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不难看出，在10%显著性水平上，lnGDP2是lnTB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国国民收入的增加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在5%显著性水平上，lnGDP1是lnTB的格兰杰原因，即我国国民收入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贸易收支的变动。反之，也不成立。在10%显著性水平上，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贸易收支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第一，协整分析表明，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外国国民收入的变化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较大。外国国民收入每增加1%，会引起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908%;而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1%，只引起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099%，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因此，仅仅依靠对人民币汇率的调节来维持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平衡是不够的。第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的变化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化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贸易收支变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大，我国贸易收支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使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的升值态势。人民币在升值的同时，我国贸易收支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可以看出，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尽管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较小。
4.2建议
催生了大量的物流需求，推动物流业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作为进出口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一环，物流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速度，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一方面，随全球一体化呈爆炸式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对物流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现代物流业健康、高速发展已经成为进出口贸易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现代物流业的业务流程更加优化，服务水平较高，可以满足进出口贸易品类不断丰富、贸易量持续增长的要求，促进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具体来说，物流业的多样化发展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多品种、小批量发展；物流业的及时性和高效性也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综上所述，物流业的高效发展可以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2物流业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分析
一般来说，物流业与进出口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选取货物周转量指标代表华北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进出口总额代表华北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水平，并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弹性分析两种统计学分析方法，实证检验物流业对华北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
3.1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相关性分析对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进行相关性分析，其目的是验证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是否有积极的影响，如果有影响，影响程度的显著性如何。华北地区2003-2012年间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统计数据
3.2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弹性分析以上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验证了华北地区物流业发展对其进出口贸易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但无法计算出影响程度有多大。本部分研究以经济学原理中的弹性理论为依据，力求定量分析出华北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变化引起进出口贸易变化的幅度有多大。
3结论现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交往也日益增加。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需要一种更隐蔽，更高级的形式来代替，绿色壁垒就产生了。本文在分析绿色壁垒的含义、表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和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揭示了绿色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质。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实质上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纲，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建立繁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税、实行环境构想制度，以及保证环境进口税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绿色贸易壁垒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另一类是非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进口附加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准、绿色市场准入制度、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将环保措施纳入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目标，是环境保护发展的大趋势。由于西方国家的公众和政治家对环境的关注，环境保护逐渐成为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一种武器，而且成为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环境保护与贸易保护的契合决定着绿色壁垒的应用较为广泛，涉及到的不仅包括制成品，还包括中间产品；不仅包括产品的质量，也包括产品的加工生产方法以及产品的设计和消费处理过程。绿色壁垒应用的广泛性，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1.绿色关税制度
发达国家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2.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采取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事实上导致发展中国家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绿色环境标志制度
绿色环境标志又称绿色标签或环境标签，是环保产品的证明性商标。发展中国家产品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绿色环境标志。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并趋向于协调一致，相互承认，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障碍。
4.绿色包装制度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造成危害，结构不合理的包装容器可能损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但某些过于严格的绿色包装措施，则可能事实上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引发贸易争端。
5.绿色补贴制度
发达国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采用比较宽松的环境标准，这些国家的产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与本国产品竞争时就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实质是政府在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所以进口国基于环境保护和本国的利益而有权征收反补贴税。
6.绿色卫生检疫制度
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施全面的严格检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影响最大的产品是药品和食品，为保障食品安全，许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检疫制度，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检疫标准和措施，形成了实质上的贸易保护。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对环保的标准和认识往往超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运用绿色保护来实施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我国处在发展阶段，绿色保护对我国产品出口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有：(1)缩小出口产品市场范围；(2)增加出口产品成本；(3)引发出口贸易摩擦；(4)高污染产业的转移。
三、应对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其发展较早在环境方面的标准和措施远远超越了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形成了歧视性，并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出口贸易。1.正确认识绿色贸易壁垒
要对绿色贸易壁垒有一个客观认识。绿色贸易壁垒存在着有利于市场发展和国际贸易一面，也有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一面。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的绿色壁垒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也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使这些产业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2.加大对绿色产业资金投入
要使我国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增强我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绿色产品和技术走出国门，离不开财政金融部门的扶植。财政部门应给予绿色产业以优惠的鼓励政策，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资金投放。金融部门应在信贷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3.实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出口不仅要追求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4.发展环保产业，推行绿色管理
以环保产业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政府应制定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把环保产业培育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设立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为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提供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对我国的出口企业而言，应积极推行绿色管理。绿色管理是指将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这一思想可概括为“5R”原则，即研究(Research)，将环保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中，重视研究企业的环境对策；消减(Reduce)，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再开发(Reuse)，变传统产品为环保产品，积极采取环保标志；循环(Recycle)，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保护(Rescue)，积极参与社区内的环境整洁活动，对员工和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树立环保企业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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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芳.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必要性[J].晋阳学刊，2002，(6).
[3]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J].南开经济研究，2003，(5).
[4]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M].上海：上海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5]黄立新.绿色壁垒及我国的应对策略[J].外向经济，2000，(1).
[6]胡蓉.试论GATT/WTO贸易与环境保护条款[J].当代法学，2002，(5).
从中国主要林化产品的出口结构来看，松香产品出口额占林化产品整体出口额的比重在1992～2012年期间基本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92年的80．75％下降到2012年的43．17％。活性炭产品出口额占林化产品整体出口额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从1992年的15．80％上升到2012年的53．53％。可以看出，尽管松香和活性炭的出口比重有所变化，但它们依然是林化产品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分别对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流量和流向进行分析。从1992～2012年松香产品出口贸易流量变化情况来看（图2），2004年之前，松香产品历年出口贸易额变化不大，基本在1．4亿美元上下波动。2005年以后松香产品出口贸易额有所增加，但出口波动剧烈，2009年松香出口额仅为1．8亿美元，2011年却高达5．9亿美元。从1992～2012年活性炭产品出口贸易流量变化情况来看（图2），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额有所减少外，基本上都是每年增加的趋势。从出口流向来看，2012年中国松香产品出口额为26834万美元，其出口市场以日本、葡萄牙等为主，表2还列出了松香产品出口流向前十位的其它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松香产品出口额占出口世界总额的83．46％。2012年中国活性炭产品出口额为33274万美元，其出口市场以日本、韩国等为主。表2还列出了活性炭产品出口流向前十位的其它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活性炭产品出口额占出口世界总额的72．64％。由此看来，不论是松香产品还是活性炭产品，其出口市场都相对比较集中。
二、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一）贸易引力模型及其扩展
贸易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到国际贸易领域，他们通过研究指出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规模与两国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这就是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之后许多学者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扩展，引入一些影响双边贸易流量与流向的其它因素，如Linnemann（1966）引入人口数量和贸易政策变量，Bergstrand（1985）用人均收入代替了人口数量，并引入汇率和是否同属一个经济组织等变量，AndersonandWincoop（2003）引入是否拥有共同边界变量，AndersonandMarcouiller（2002）引入一系列经济制度变量（如交易成本等），DeGroot等人（2004）引入政治稳定性、管制质量和腐败程度等制度变量。近几年，文化差异也被作为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因素引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Felbermayr，2010）。随着贸易引力模型的发展与应用，国内外不少学者运用该模型来预测某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Sohn，2005；Batra，2006；张英，2012）、检验某些国家的贸易格局（EvenettandKeller，2002）、分析影响某类产品对外贸易的因素（戴明辉，2010；张凤娟，2013）、估计两国双边贸易中可能存在的本地市场效应（刘磊，2013）等。这些研究为我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因此，本文拟建立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对林化产品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及出口潜力进行实证分析。根据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特点和出口实际，综合考虑本国供给、进口国需求、贸易成本等因素，在贸易引力模型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引入以下变量。
1．森林资源差异。
林化产品是以森林资源为基础，通过化学加工生产的产品。森林资源与林化产品之间有着直接联系，不同林化产品需要不同森林资源来支撑。因此本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时，引入贸易双方之间的森林资源差异这一变量。由于很难区分林化产品具体来源于那种森林资源，以及考虑到森林资源数据的可获取性，这里没有考虑生产不同林化产品的森林资源差异，而是用贸易双方之间的人均占有森林总面积差额的绝对值（DFAij）来反映他们之间的森林资源差异。计算方法为：DFAij＝｜FAiPi－FAjPj｜，其中FAi与FAj分别表示i国与j国的森林总面积，Pi与Pj分别表示i国与j国的总人口数，这样，FA／P就反映了各国森林资源的丰裕程度。
2．人均收入水平差异。
根据瑞典经济学家Linder提出的需求相似理论，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延伸，产品的出口结构、流向和贸易量的大小取决于两国需求偏好的相似程度，而某个国家的需求偏好又取决于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越小，需求偏好就越相似，两国之间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李国疆，2005）。因此，这里引入贸易双方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变量来反映他们之间的林化产品贸易需求偏好的相似程度。人均收入水平差异（DPCIij）用两国之间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差额的绝对值来反映，计算方法为：DPCIij＝｜PGNIi－PGNIj｜，其中PGNIi与PGNIj分别表示i国与j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3．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
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它的变动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的波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通过调整汇率达到调节贸易收支的作用（施伟，2008）。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导致出口贸易的减少，汇率的贬值则能够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所以，这里引入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这一变量，来观测汇率的变化是否会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有所影响。
4．其它变量。
除了以上影响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因素外，这里也考虑了多数研究者考虑的出口国人口数、出口对象国人口数、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是否属于同一贸易组织等变量。一般而言，出口国人口越多，国内市场需求规模越大，出口贸易量就越少，出口对象国人口越多，国际市场需求规模越大，进口贸易量就越多。当贸易双方拥有共同边界时，贸易成本将会下降，贸易量因而会增加，这里拥有共同边界指的是与中国陆地上接壤和海上相邻的国家。当贸易双方属于同一贸易组织时，由于优惠性贸易的安排，会使双方间的贸易量增加，考虑到中国林化产品出口对象国中APEC成员占大部分，所以这里引入是否属于APEC成员这一虚拟变量。引入以上变量后，适当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为：LnTij＝c＋α1Ln（GDPi×GDPj）＋α2Ln（POPi×POPj）＋α3LnDij＋α4LnDFAij＋α5LnDPCIij＋α6LnEij＋α7BORDER＋α8APEC其中，Tij表示某年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国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其它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对被解释变量的理论预期符号见表3。
（二）样本确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2002～2011年中国对其主要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国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这样可以避免横截面数据的偶然性。回归方程中的变量，除了虚拟变量，都做了对数化处理，这样有利于消除异方差，同时方便解释说明。具体选择的是2012年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排名前30位的日本、比利时等国家（地区）。2012年中国对这30个国家（地区）的林化产品整体出口额约为565．95百万美元，占出口世界总额的91．04％，因此，这些国家（地区）的选取能够反映中国林化产品的主要出口贸易状况。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流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各国GDP、总人口数、人均GNI、汇率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国与各贸易国之间的距离数据来源于http：／／www．timeanddate．com，这里计算的是北京到各贸易国家首都之间的理论空中距离。关于各个贸易国家的森林总面积数据，由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全球森林资源评估周期为5年，只有逢尾数为5和0年份的国家森林总面积数据，所以样本期内其它年份的数据只能通过森林面积年度变化率来间接计算。
（三）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首先利用整理后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对该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拒绝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又考虑到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个数相对较多，而面板数据中时间序列个数相对较少，横截面数据相对较多，不适合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因而这里选择混合模型进行估计。由于面板数据具有两个维度的特性，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时，容易产生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而且文中横截面个数大于时间序列的个数，所以本文使用PanelEGLS方法，先后对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做截面加权回归（Cross－SectionWeights）、时期加权回归（PeriodWeights）和时期似不相关回归（PeriodSUR），这些估计方法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处理复杂的面板误差结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从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三种方法的模型回归估计中，所有变量系数符号都与预期符号一致，大部分变量的系数估计通过5％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整体方程也通过1％显著性水平下的F检验，调整可决系数（分别为0．859672、0．582569、0．561207）较为理想，这说明构建的贸易引力扩展模型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但是，进一步观察DW值可以发现，模型一与模型二的DW值较小，分别为0．49、0．22。根据经验，DW值接近于0时，模型存在自相关。由此，前两种模型存在严重的序列自相关，可能会导致模型存在谬误回归。所以，这里选择模型三，但是模型三中的变量Ln（DPCIij）和APEC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因此剔除这些变量后对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即模型四。最后，确定模型四中的方程为表达中国林化产品整体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
（四）基于回归结果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林化产品整体出口贸易额与两国经济总量的乘积成正相关，与两国人口数量的乘积成负相关，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负相关，与两国森林资源的差异成正相关，与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成负相关，与两国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成正相关。具体分析如下：
1．反映出口国供给效应的因素。
两国森林资源差异的弹性系数是0．1517，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出口对象国森林资源的差异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增加0．1517％。说明两国森林资源差异是影响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林化产品是以森林资源为原料来进行生产的，没有足够的资源，就不能保障林化产品的供给，进而影响出口贸易。因此，针对不同林化原料林资源，优化其结构、提高其质量，能够增强林化原料林资源的林化产品供给能力，将会推动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2．反映出口对象国需求效应的因素。
（1）经济规模的弹性系数是0．6110，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国i或出口对象国j的GDP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增加0．6110％。在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以松香、活性炭等为原料的深加工产品具有强劲的市场需求前景，为中国松香、活性炭等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2）人口数量的弹性系数是－0．1757，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国i或出口对象国j的人口数量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减少0．1757％。这一结果的合理解释是人口越多，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小，从而双边贸易流量也越小。（3）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这一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一因素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小。主要是由于影响两国之间林化产品贸易需求的因素多而复杂，人均收入差异难以很好的反映两国之间林化产品贸易需求的偏好。
3．反映两国贸易成本和制度安排的因素。
（1）两国之间距离的弹性系数是－0．8770，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出口对象国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减少0．8770％。由此看来，因为距离所带来的运输成本、通讯成本等因素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起阻碍作用。（2）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的弹性系数是－0．0626，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每升值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减少0．0626％。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的升值，将导致林化产品出口企业利润的下降，从而消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3）两国是否拥有共同边界的弹性系数是0．3315，表明拥有共同边界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产生正面的影响。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与中国距离较近，因而贸易成本较低，另外，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一般在语言、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对林化产品出口也有促进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中国林化产品出口市场一部分集中在周边国家，如2012年中国对周边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占出口世界总贸易额的43．33％。（4）两国是否同属于APEC组织这一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一因素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小。主要是由于目前中国已经与多数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因而APEC组织的影响作用较小。四、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潜力测算贸易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还可以用来测算中国与出口贸易国之间的出口贸易潜力。其原理是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模拟出的理论出口贸易额与实际出口贸易额进行比较，如果模拟贸易额超过了实际贸易额，说明“贸易不足”，如果模拟贸易额低于实际贸易额，说明“贸易过度”，把实际贸易额与模拟贸易额的比值称之为出口贸易潜力系数。刘青峰和姜书竹（2002）根据出口贸易潜力系数将贸易伙伴国分为三类，比值大于或等于1．2属于“潜力再造型”，比值在0．8到1．2之间属于“潜力开拓型”，比值小于或等于0．8属于“潜力巨大型”。根据上面估计出的贸易引力模型，推导出测算理论出口贸易额的方程：Tij＝e9．0790＋0．3315BORDER×（GDPi×GDPj）0．6110×（POPi×POPj）－0．1757×Dij－0．8770×DFAij0．1517×Eij－0．06262011年中国与样本国家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潜力的测算结果见表5。从测算结果来看，属于“潜力再造型”的国家有比利时、印度等13个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已经用完，对这些国家进行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出口贸易因素的同时，争取发展培育其它的新的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潜力开拓型”的国家有韩国、澳大利亚等4个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已初具规模，但还有扩大的空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进一步促进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属于“潜力巨大型”的国家有德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尚处于发展阶段，发展空间很大，应该充分发挥对这些国家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潜力。通过加强贸易谈判和重视开发新兴贸易市场，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2002到2011年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建立贸易引力扩展模型，对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发展潜力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与出口对象国的经济规模、森林资源的差异、共同边界等变量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与出口对象国的人口数量、两国之间的距离、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的汇率等变量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均收入差异、是否同属于APEC组织这两个变量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从回归系数来看，两国之间距离、两国的经济规模、共同边界等变量对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而森林资源差异、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等变量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2．中国对德国、新加坡、俄罗斯等13个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仍然具有巨大的出口潜力，应重视这类出口市场，进一步发挥对这些国家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潜力。而对比利时、印度、日本等传统市场，其出口贸易已趋于稳定，应在保持出口贸易稳定发展的同时，争取培育新的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
（二）对策建议
环境保护与贸易保护的契合决定着绿色壁垒的应用较为广泛，涉及到的不仅包括制成品，还包括中间产品；不仅包括产品的质量，也包括产品的加工生产方法以及产品的设计和消费处理过程。绿色壁垒应用的广泛性，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1.绿色关税制度
发达国家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2.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采取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事实上导致发展中国家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绿色环境标志制度
绿色环境标志又称绿色标签或环境标签，是环保产品的证明性商标。发展中国家产品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绿色环境标志。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并趋向于协调一致，相互承认，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障碍。
4.绿色包装制度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造成危害，结构不合理的包装容器可能损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但某些过于严格的绿色包装措施，则可能事实上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引发贸易争端。
5.绿色补贴制度
发达国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采用比较宽松的环境标准，这些国家的产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与本国产品竞争时就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实质是政府在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所以进口国基于环境保护和本国的利益而有权征收反补贴税。
6.绿色卫生检疫制度
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施全面的严格检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影响最大的产品是药品和食品，为保障食品安全，许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检疫制度，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检疫标准和措施，形成了实质上的贸易保护。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对环保的标准和认识往往超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运用绿色保护来实施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我国处在发展阶段，绿色保护对我国产品出口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有：(1)缩小出口产品市场范围；(2)增加出口产品成本；(3)引发出口贸易摩擦；(4)高污染产业的转移。
三、应对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其发展较早在环境方面的标准和措施远远超越了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形成了歧视性，并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1.正确认识绿色贸易壁垒
要对绿色贸易壁垒有一个客观认识。绿色贸易壁垒存在着有利于市场发展和国际贸易一面，也有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一面。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的绿色壁垒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也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使这些产业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2.加大对绿色产业资金投入
要使我国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增强我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绿色产品和技术走出国门，离不开财政金融部门的扶植。财政部门应给予绿色产业以优惠的鼓励政策，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资金投放。金融部门应在信贷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3.实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出口不仅要追求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4.发展环保产业，推行绿色管理
以环保产业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政府应制定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把环保产业培育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设立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为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提供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对我国的出口企业而言，应积极推行绿色管理。绿色管理是指将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这一思想可概括为“5R”原则，即研究(Research)，将环保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中，重视研究企业的环境对策；消减(Reduce)，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再开发(Reuse)，变传统产品为环保产品，积极采取环保标志；循环(Recycle)，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保护(Rescue)，积极参与社区内的环境整洁活动，对员工和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树立环保企业形象。
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N].经济研究，2004，(7).
[2]郭芳.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必要性[J].晋阳学刊，2002，(6).
[3]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J].南开经济研究，2003，(5).
[4]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M].上海：上海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5]黄立新.绿色壁垒及我国的应对策略[J].外向经济，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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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芳.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对策[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8]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J].南开经济研究，2003(5).
从理论上讲，在商品出口贸易中，商品价格和进口国的需求量是影响商品出口贸易量的主要因素。在假定货币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商品价格主要由该商品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以及进口国进口关税决定，即生产和运输成本、关税是价格因素的影响因子。为简化分析，本文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假定汇率和其他市场条件不变，将苹果价格和进口国的苹果需求量作为解释变量，引入非线性计量模型对中国苹果出口贸易进行分析：(1)Et表示一国某商品的出口数量；Pt是一国该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dt表示该国对该商品的总进口需求量；eλ为常数项，t为年份。对式(1)等式两边取对数，得到方程如下：(2)其中α为出口价格弹性系数；β为出口需求弹性系数。本文选取了1981～2011年FAO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运用Excel和Eviews6.0软件，采用OLS方法进行模型估计。根据FAO国际贸易统计，将苹果分为鲜苹果和苹果汁两类，分别从国际市场整体角度和中国主要出口国国别角度衡量价格和进口国需求对中国苹果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其中，出口国国别的选取是根据FAO数据库中2011年中国鲜苹果和苹果汁出口贸易国别数据，2011年中国鲜苹果最大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作为研究对象，苹果汁的主要出口国美国和俄罗斯作为研究对象。
2实证结果与分析
2.1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分析经回归分析所得方程和相关参数如下。式(3)为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整体回归结果，其中R2=0.913，SE=0.361，DW=0.989，SE=0.361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即在影响中国鲜苹果出口数量的众多因素中，91.3%可以由中国鲜苹果出口价格以及世界鲜苹果需求量来解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λ的t值都显著。利用所得方程可以估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鲜苹果价格保持不变时，总需求每增加1%将会带动中国出口增加4.553%；若世界总需求保持不变，价格每提高1%将会使中国出口减少1.150%。可见，世界鲜苹果的需求量变化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量的影响远远大于出口价格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量的影响。式(4)为中国鲜苹果出口印度尼西亚的回归结果，由于回归方程中常数项的t值不显著，因此取消常数项重新进行计算，回归结果显示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的t值都显著。由此可以估测，作为中国鲜苹果的最大出口国，印度尼西亚从中国进口鲜苹果的价格及其进口需求量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较高，并且中国鲜苹果出口量受价格因素的影响更大。式(5)为中国鲜苹果出口俄罗斯的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β与常数项λ的t值显著，但价格弹性系数α估计值的t值不显著，并且α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鲜苹果的价格与进口数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俄罗斯的进口需求量是中国鲜苹果出口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但需求弹性系数β只有0.803，表明俄罗斯鲜苹果的进口需求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量的拉动作用很小。
2.2中国苹果汁出口贸易分析经回归分析所得方程如下：式(6)为中国苹果汁出口贸易整体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λ的t值均显著。因而可以估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世界进口需求量每增加1%将使得中国出口量增加5.166%；价格每增加1%则将使得中国出口量减少2.319%。可见，世界苹果汁的进口需求量对中国出口影响更大。式(7)为中国苹果汁出口美国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β、λ的t值显著，而α的t值不显著，因而可以估测，中国向美国的苹果汁出口量基本不受价格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对中国出口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式(8)为中国苹果汁出口俄罗斯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λ的t值均显著。但价格弹性系数α为正，表明俄罗斯从中国进口苹果汁的平均价格的上升并没有抑制俄罗斯从中国进口苹果汁的数量，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俄罗斯从中国进口苹果汁的价格与数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结果与中国对俄罗斯的鲜苹果出口贸易分析结论相吻合。从需求弹性系数β值来看，俄罗斯苹果汁进口需求量增加1%将使得中国对俄罗斯苹果汁出口量增长1.862%，这一数值远远低于5.165%的国际市场平均进口需求弹性。其原因主要在于俄罗斯是世界苹果汁进口大国，也是波兰、美国等国的主要目标市场，在俄罗斯市场上，中国苹果汁的贸易竞争力较弱，欧美国家的消费理念与膳食结构不同于中国，国内本身地质及肥料成分因素致使高酸度果品原料供应不足，无法迎合欧美国家市场需求。
3结论及政策启示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各方程的拟合度均较高，说明价格和各国的进口需求量是影响中国苹果出口贸易量的主要因素；第二，从类别来看，世界市场上中国苹果汁的价格弹性系数和进口需求弹性系数均高于鲜苹果，说明中国苹果汁出口贸易的发展空间大于鲜苹果；第三，从中国苹果主要出口国的国别数据来看，除印度尼西亚之外，其他国家的进口价格对中国出口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目前所实行的低价竞争策略对出口的拉动作用不大。结合模型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应积极促进中国苹果汁加工产业发展。目前，世界苹果消费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特征，并正由低层次的直接消费向高层次的苹果加工品消费发展，消费者对苹果汁的偏好性消费需求稳步增长，苹果汁国际市场需求不断增大，果汁加工业发展空间较大。中国苹果加工业正处在加速增长期，出口是拉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通过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等财政手段以及信贷支持和利率优惠等金融手段，促进苹果汁加工产业发展，是实现中国苹果出口战略的重要途径。
第二，改变低价竞争策略，实施进口国消费偏好为导向的出口策略。在我国苹果出口市场上，价格对苹果出口的影响较低，盲目实行低价竞争策略只会降低出口企业利润水平和导致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对提高主要出口国的市场占有率意义不大。而且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作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对苹果的口感、农药残留量和加工程度等品质要求较高，中国的出口产品较难满足其需求，表现在美、俄的进口需求弹性均小于国际市场平均进口需求弹性。为此，要提高在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应改变低价竞争策略，以进口国消费偏好为导向，鼓励优质苹果种植，提高苹果汁的加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