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制度伦理；制度中心论；伦理中心论；制度伦理论
Abstract：ThetransformationofChinesesocietyboostedthedevelopmentofsystemicethics，fortheethicalappealofsysteminteractswiththesystemicconstructionofethics，promotingtheimprovementofsystemandthemoralreconstruction.Systemicethicsconstructionnotonlyfitsandpromotesthedevelopmentofmarketeconomy，buthasalsobecomethekeyandabreakthroughtomoralconstruction.Itcanonlyberealizedthroughmultipleways.Ontheotherhand，systemicethicsmustbeconstructedwithindividualmoralityassystemethicsconstructionfocusesonitsulteriornormalization.
Keywords：systemicethics；systemcentrism；ethicscentrism；theoryofsystemicethics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既处于“黄金发展期”，也到了“矛盾凸显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两大问题日益突现：如何完善制度?如何重建道德?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使其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疏通、调整和解决，根本上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制度伦理正因兼有制度与道德的双重功能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伦理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
一、制度伦理的内涵
当前学界对制度伦理内涵的界定仍未达成一致，总的来说，有3种不同理解，分别是“伦理中心论”、“制度中心论”和“制度伦理论”。
在持“伦理中心论”的学者看来，制度伦理就是制度蕴涵的伦理价值、道德原则，也可以称为“制度中的伦理”；或者指制度的合道德性，也就是对制度的伦理评价，即“制度的伦理”。此类看法是从制度的设立要依据特定的伦理原则、道德要求和人们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两个方面来考察制度伦理的内容的。它以道德为参照系，强调制度的建设问题。“从概念上分析，制度伦理不外乎两种：制度的伦理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和制度中的伦理制度本身内蕴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1]虽然学者们对具体的概念表述有所不同，如“制度伦理”、“制度德性”、“制度的道德”、“制度性伦理道德”、“体制伦理”、“体制的道德性”等等，但其实质都是以伦理为中心的制度伦理。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万俊人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所谓制度伦理，主要是指以社会基本制度、结构和秩序的伦理维度为中心主题的社会性伦理文化、伦理规范和公民道德体系，如制度正义、社会公平、社会信用体系、公民道德自律等等”[2]。除此以外，持“伦理中心论”的学者在剖析制度时从伦理的视角来考察制度伦理时认为：“制度伦理包括制度设计伦理与制度运行伦理。制度设计伦理就是人们在设计和建立制度时对伦理的考虑，它既指制度建立的伦理观基础，又指制度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3]；“制度伦理是对社会性正式组织为主体的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内在联系的伦理思考和要求。它既包括对制度主体的伦理要求，也包括对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伦理安排，既包括对制度本身的道德要求，也包括对制度运行中一系列环节的道德评判和价值判断”[4]。“伦理中心说”的制度伦理认识到并主要强调伦理在制度中的积极意义。
在“制度中心论”的学者那里，他们主张制度伦理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道德规范和原则，亦即伦理道德的制度化。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把制度伦理称之为伦理制度，并把它作为与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相并列的独立的制度体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以制度为参照系，强调当前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途径问题。“制度伦理就是指：作为与政治法律制度相并存的、且借助于这些制度力量所形成的‘道德法庭’，即针对全社会个体与群体行为所采取的道德约束、监督及激励机制”[5]；“就是着重从制度方面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问题研究的规则”[6]；“道德需要制度的伦理关怀。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使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得到正当解决，这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7]。
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是前两种看法的综合，可以称为“制度伦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制度伦理是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与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的辩证统一。换而言之，制度伦理既包含制度的合乎伦理道德性，又包含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它凝结了制度评价和道德实现两个问题，体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看来，前两种观点即“制度中心观”和“伦理中心观”各自都有片面性，两者的结合可谓之为“制度伦理观”或曰“两者统一论”。有代表性的观点如龚天平先生所提出的：“制度伦理是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与人们把一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即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8]
虽然学者们对制度伦理内涵的具体理解各不相同，但这种争议恰恰促进了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和理解。综合上述3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制度伦理的共识：一是就“制度伦理”的本质意义说，可以概括其二重性内容：一方面对制度的道德评价与约束，即关于任何一个制度本身是否合乎公正、正义的伦理原则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道德规范本身的制度化建设与操作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抽象、神圣和不确定的道德情感、理想和现存的各种具体社会制度相结合，使其“物化”成为普遍的、强制的、约束人们行为的现实制度力量。二是就“制度伦理”的特征来说，主要可以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个人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角度来加以把握，相比较前者，制度伦理具有普适性、外在强制性和客观性等特征。
二、制度伦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制度伦理研究都越来越成为热点，其背后则是整个社会制度化强化的发展趋势。如开篇所述，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制度伦理或许正能适应当前的需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伦理支撑。
首先，制度伦理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伦理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指向和基本判断问题，即市场经济是中性的，还是利己的?由于市场的价值设计是“经济人”，因而市场经济应当承认利己性。既然市场经济是利己的，那么对市场经济的利己性就要予以尊重。如果利己性要得到尊重，那么能否任其发展?市场经济运行几百年的实践表明，“经济人”是有理性的，但只是有限的理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对自我利益的始终关心，对货币的直接追求，容易形成个人中心主义和拜金主义，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又极易使人们不择手段，忽视伦理道德。同时，由于种种原因，遵守道德在一定情况下往往是直接利益的损失，从而更容易诱使背离道德原则情况的发生。“经济人”在其经济活动中，既可能是在主观追求私利的同时，客观上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又会纯粹以损人利己的手段来谋利，甚至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干有损他人、有损社会的勾当。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趋利活动，追逐利润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所以在现实中“经济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为一旦某种经济行为导致效益递减，“经济人”就会自动终止这种行为，而转向能带来更大效益的行为。所以，“经济人”的道德理性只有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才有其现实可能性，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必须是在完善的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和政策)和非正式制度(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之上才有可能。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必须是一种制度经济，制度的背后，则是需要何种制度支撑，制度伦理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其次，制度伦理是解决当前价值支撑缺位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传统伦理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人性的过高设计，要求人人都做君子、圣人。不做君子，就是小人。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人人可以为尧舜”，荀子则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也曾坚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诸多思想家都从人性善的立场上努力阐述每个人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并希望现实中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这种高估人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相结合，更获得了极大的宣扬。因为计划体制的思想特点就是通过道德激励，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几十年的道德实践中，我们看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是因为：第一，人性本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从自然属性上来说，趋利避害，自我保全乃是应有之意；从人的本质来说“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在劳动尚且只是个人谋生手段的现阶段，让每个人做圣人是不现实的，反而会导致“双重人格”；第二，高调伦理讲多了，在现实中反倒会忽视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建设，使道德建设无从着落。虽然目前对道德现状存在着“滑坡”与“爬坡”的争论，但不管是“滑坡论”还是“爬坡论”，其背后的原因是相同的：一方面，传统伦理文化不能有效因应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尚未引起市场主体的完全认同和社会的完全确认。这种原因致使社会生活作为存在的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位、或者缺失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而制度伦理从承认人性的弱点出发，它要求从制度上来防范人性的弱点，通过制度规范来建构和保障道德，因而能有效地为现代社会提供价值支撑。
最后，制度伦理可以有效应对制度设计的挑战。当前，制度设计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方面，我国当前政治体制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制度的设计如何因应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其必要条件就是必须进行伦理的考量；另一方面，政治领域中权力腐败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实践证明，教育引导不是万能的，靠法律约束也是不够的。现实迫使我们从更本源的问题上来思考问题，这就是制度和体制问题”[10]。邓小平也曾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1]“制度是影响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存的重要资源，是支配现代社会的根本而又优先的力量。”[12]但不论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还是就我国现状来说，制度化并不一定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些制度能引导社会向善，有些制度可能是无济于事，有些制度甚至是胁迫人们从恶。制度的双刃剑作用表明，制度在设置、安排以及运行过程中必须进行伦理考量，而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要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制度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些正是制度伦理研究的任务。
三、制度伦理建设的途径
综合前面关于制度伦理内涵和现实必要性的探讨来看，制度伦理研究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制度安排、制度设计如何体现其道德性、合理性?第二，道德伦理要求如何规范化、制度化?第三，制度及其运行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什么影响?由这些问题出发，制度伦理建设应该遵循如下路径。
首先，关于制度伦理建设路径的选择，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制度本身入手。“制度设计体现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反映一种分工和理性，一种制度安排给人以一种价值导向”，“必须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第一，制度设计时，要考虑怎样处理伦理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第二，制度安排时，以什么伦理价值观作为参照系；第三，制度设计时，有一个是社会本位，还是个体本位问题。如果是个体本位，还有一个是强者本位，还是弱者本位的问题”[10]。具体来说，第一，一个社会的任何制度选择与安排都应该体现正义的伦理道德价值(关于“正义”本身的伦理道德内涵，不是此处讨论的范围)。如果说个人负有支持制度的义务，那么制度首先应是正义、公平、公正的。如果制度的结构不合理，甚至不道德，个人的道德行为就不可能起到多大的社会作用，而只能作为独善其身的手段，甚或造成“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境况。美国学者萨拜因认为“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13]。人是在制度中生活的，大量事实说明，社会道德要求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并转化为多数人的行为规范，首先取决于制度标志着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并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了基本道德原则。所以制度本身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制度伦理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根本问题之一。
其次是伦理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设，即把社会基本道德上升为法律、制度，同时在贯彻其基本制度的过程中宣传渗透其道德观和价值观。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管理社会、提高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一种必要而有效的手段。把相对抽象的伦理要求、道德命令具体化为群体成员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和制度而形成的伦理制度，有助于监督人们遵循由伦理制度化所滋生的道德行为准则和规范。例如前面提过的“道德立法”，就是要求以社会的名义把道德的基本要求从法律、制度角度予以确认。这对切实保证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执行有重要作用。这也或许可以说明我国所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契合。
最后，在制度伦理建设的具体手段上，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做起：第一，从职业道德入手。目前我国的道德建设包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相比较而言，职业道德建设更具有外显性和操作性，我们要根据基本道德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制定和完善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准则与规范并强化落实和实践，从而提高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水平，进而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第二，从法制建设入手。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大环境里，加强道德立法，改变传统文化中对法律本质的工具化解释，建立新的法律观念，使广大社会成员能自觉地将法当作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来看待。第三，多管齐下，强化监督管理。比如社会呼声很高的“诚信制度”的建设，就是主要从经济约束的角度强化道德责任；另外，新闻媒体作为当代的“第四种权力”，有着不可推卸的“铁肩担道义”的道德责任，可以通过其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为制度伦理建设提供外在的监督监控；此外，还可以建立权威的评价机构，而不只是停留在泛泛的群众监督的水平上。
四、制度伦理的限度
从制度伦理含义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谈伦理，还是从伦理的角度讨论制度，亦或是持综合论，他们的最终目的都决不是取消道德的作用，而是使道德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制度伦理有着自身的限度。
第一，就道德建设而言，我们应该克服两种片面性：一是片面迷信道德教育，二是走向反面，片面依赖规范约束。事实上，就道德建设来说，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缺一不可，也就是德性伦理和制度伦理不能片面强调一方，忽视另一方。从现实中我们看到，道德建设如果单纯注重说教而缺乏制度的伦理性和制度化的道德措施，实际上很难有成效，既不能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也很难使基本制度所规定的伦理原则转化为现实社会的道德行为；但另一方面，决不可忽视个人内在自觉性即德性伦理的重要作用。制度缺陷固然是造成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道德水准下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某些人不具备与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精神品质，不理解制度所展示的伦理意义和精神价值，从而不能把外在的规范约束内化为人的某种需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一个社会中，良好的精神面貌(这是社会成员德性伦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制度能健康运作并有效发挥作用的粘合剂。德性伦理强调个体的内在性和自律性，缺少了德性伦理，制度伦理在执行和运作时便不能得到有效贯彻。
第二，从制度本身来说，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也是靠人来实施，并且是为人服务的。在这里，人的主体性不仅不能被消解，反而应是更加地突显。所以制度伦理不能代替伦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伦理都制度化。“人的道德生活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综合性系统，这一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终极信仰层次、社会交往层次和个人心性修养层次，具体到伦理学的理论结构来说，应该是‘信仰伦理’、‘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制度伦理是以社会规范伦理为基本理论维度的，它虽然必须结合信仰伦理和美德伦理来发挥作用，因为信仰伦理对于社会规范伦理具有某种导向作用，同时规范伦理也只有为道德个体所普遍接受才具有真实的社会意义，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信仰伦理和美德伦理都制度化。在这一点上明确了道德和制度的根本性区别。”[14]
第三，自律是道德的基础，更是道德的根本特征，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绝不只是停留在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和外在约束上。传统的道德教育以及道德修养其重点在于培养人们的道德自觉，提高道德自律意识，但制度伦理立足于否定性的人性把握方式，依靠外在他律起作用。我们不能因制度伦理的出现而否认自律这一伦理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必须认识到制度伦理只是我们在当今社会条件下进行伦理建设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道德建设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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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关于制度伦理的研究，着眼点多在以制度来整合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从而提高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平，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将制度的伦理要求规范化、条例化，如何堵塞制度漏洞、健全制度的约束机制等方面，企图通过明示的伦理准则和可操作的奖惩措施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我认为这种研究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也不利于我国当前的道德建设。这种片面性的产生在于对制度伦理的片面性理解。制度伦理应该包括关于制度的伦理和关于伦理的制度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的。无论是就理论研究本身而言，还是就我国现实的道德建设而言，都要求我们对制度伦理作全面的把握。
一、关于制度的伦理
所谓关于制度的伦理，是指制度赖以产生和演变的伦理，即制度的伦理底蕴和依据。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一定的制度总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但是，生产力并不会自动产生制度，就社会的基本制度而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只是规定了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从而规定了与这一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石器时代不可能产生文明的社会制度，同样，青铜器时代也不可能有民主体制。“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2页。）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手推磨自然产生的，蒸汽磨也不可能“磨”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从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到现实的制度产生，是一个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经批判蒲鲁东不懂人们创造历史的辩证法：“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38-539页。）作为物质生产之产物的社会关系，刚开始只是作为一种自在之物而存在的。它对人的行为的要求，对人的实践的制约，只是一种纯粹的客观性。然而，由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社会关系又成了人们的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于是，实践着的主体就用自己在实践中形成的观念和范畴对自己所面对的社会关系进行理解、把握、组织和安排，以扬弃其纯粹的客观性，使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即扬弃社会关系对主体说来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将人们认为合理的社会关系及利益关系固定化、秩序化，使之具有某种稳定的形式和结构，这就是制度。
可见，一定的制度并不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然结果，而必须经过受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人的伦理精神的观照。所谓伦理精神，是指当下实践主体对自己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作的“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伦理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成分，对制度的形成和安排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制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使实践主体避免实践的随意性、盲目性和实践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即表达了主体对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的“应该如何”的判断和要求。因此，任何制度都要以一定的价值认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为前提，都要以一定的伦理精神为底蕴。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以实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要想使人们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应该如此”的精神需求（如公正、平等、人道、秩序等）变为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就必须用制度的形式将这种精神需求实体化和结构化。列宁也有类似的思想，他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对黑格尔“善”的概念进行了提炼和改造，认为：“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性(2)。”（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9页。）“要求”指一定时代的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某种价值趋向和精神需求；“外部现实性”则是指实践主体将这种价值趋向和精神需求变为客观现实的行动，使对客观世界的精神把握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把握，而制度在由精神向现实的转化过程中起着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除了制度的产生和制度的创新外，伦理精神在制度的具体安排和组织形式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制度一般有三个维度：社会关系、制度形式、伦理精神。社会关系是制度的客观内容，也是制度调节和处理的对象。虽然社会关系是一定实践的必然产物，但只有当主体用精神观照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并得出“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时，社会关系才成为制度的现实内容，也才成为其现实的调节和处理对象。如果主体对社会关系“应该如何”作出了错误判断，是不可能有健全的制度的。制度形式指制度的具体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虽然制度形式客观上必须适应社会关系的要求，但现实的制度总是主体对社会关系进行精神观照的产物。不同的精神品质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是不同的，如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是我们今天所不能接受的，但在我国封建社会，它不仅是社会秩序的需要，而且被认为是公正的。因此，在社会关系和制度形式这两维中，都离不开伦理精神的作用。
这样，我们可以把制度和伦理精神的关系作这样的概括：第一，一定的伦理精神是一定的制度得以产生的观念先导，是某种制度赖以产生的价值理念。每一个时代的制度都主要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伦理精神含于其中）的体现。第二，每一制度的具体安排都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的支配，制度不过是一定伦理观念的实体化和具体化，是结构化、程序化了伦理精神。第三，制度的变迁或制度的创新直接源于伦理观念的变化和伦理精神的更新。
二、关于伦理的制度：制度的伦理功能及其整合德性的方式
将某种伦理精神和伦理观念制度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关于伦理的制度。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用制度默示某种伦理目标，二是指将某种伦理要求规范化、条例化，从而通过明示的伦理准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伦理的制度化其实就是制度所承担的伦理功能，这些功能一般有：凝聚功能——通过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使制度中所内涵的伦理精神对社会大众产生感召力，从而使制度产生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演示功能——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实际上是某种伦理观念的演示过程，如公平、正义、人道等观念都可能在制度的运行中具体体现出来，从而对民众起到倡导这些观念的作用；调节功能——按制度所遵循的伦理精神来调节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使之达到某种默契和和谐；规范功能——将制度所要达到的伦理目标用规范明示出来，使民众具有制度所认可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境界。制度的这些伦理功能都通过两种基本方式发生作用：明示和默示。明示是指制度通过规范公开昭示某种伦理要求，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各种行政法规以及职业道德中的章程、守则、承诺等；默示是指制度所内涵的伦理精神通过组织形式、运作程序以及基本的权利、义务安排等方式来默示某种价值准则，给社会成员展示一条基本的行为之“道”，使民众因受此“道”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有所“得”，从而形成符合制度要求的德行。这是制度发挥其伦理功能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真正健全的制度应该是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默示是比明示更起作用的方式。明示
可能会使“民免而”，默示则能使人做到“有耻且格”。
默示之所以能更有效地整合人们的德性，是因为它主要靠制度中所隐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整合人们的行为，更新人们的精神面貌。制度将某种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结构化、实体化，实际上是向生活在该制度下的人们默示某种它所要求的“道”。依此“道”而行，就是当时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这样，制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它所规定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又直接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马克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地产资本化后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封建地产纳入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必然要遵循资本的运作规律。因此，“稳定的垄断必然变成动荡的、不稳定的垄断，即变成竞争，而对他人血汗成果的悠闲享受必然变成对他人血汗成果的忙碌交易。”与此同时，原来联系人们之间关系的感情和个性因素都消失了，“把人和地块连接在一起的便不再是人的性格、人的个性，而仅仅是人的钱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85、84页。）这一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得更为充分：“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4-275页。）如果此时还有人怀着“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那就是与这一制度所展示的“道”相违的，不需要强制性规范来纠正你的偏差，生活本身就会告诉你该怎样去谋求生存和发展，该怎样更新自己的观念。于是，在制度所展示的“道”中有所“得”，就是社会成员之“德”。
由此可见，制度伦理整合社会大众的德性，实际上是某种时代精神内化为个体道德意识的过程。尽管明示的伦理规范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如果社会大众不是真正从内心体认其中的精神价值，这种整合是难以真正奏效的。如果没有行为主体对制度的价值认同以及与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精神品质，制度只是一个空壳。因此，企图依靠制度的强制性规范“强迫”人们提高德性水平是不现实的。
三、我国当前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
根据上面的思路，我认为，我国当前的道德建设应当通过以下基本途径进行：认真领会当前的时代精神和伦理精神以此伦理精神为依据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使伦理精神得到真正体现通过制度的默示和明示来整合社会大众的德性、更新民众的精神风貌以民众之“新德”与“新貌”作为制度运作的精神支撑，并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
这一途径的基本点，仍然是上述关于制度伦理的两个基本方面。因此，这需要对我国的制度伦理建设的这两个基本方面作深入的检讨，以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制度伦理建设。
关于制度的伦理在这里是指我国目前制度创新的伦理底蕴和价值观依据。正如笔者在前面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任何制度创新都需要以伦理精神和思想观念更新为先导，都要受一定价值观念的内在驱动。我们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不是单纯的制度转变，而是一次思想解放和精神升华。作为党的智慧结晶的邓小平理论，代表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精神，其基本之点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这就是说，我国目前关于制度的伦理的基本精神已经确立，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将这种伦理精神制度化，这就涉及到“关于伦理的制度”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首先，制度缺位。所谓制度缺位，是指制度中内涵的伦理精神没有充分地在制度的安排中体现出来，致使制度的某些伦理要求没有到位，形成制度的伦理盲区。例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三个代表”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根本指导思想的价值观念，如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使之真正纳入制度体系，并使之具有切实可靠的制度保障，目前还难尽人意；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既体现社会主义特征又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真正形成制度要素；作为制度基本要素和伦理关注的重点目标的社会公正，如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安排与分配，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体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利益分配制度等等，还没有真正在制度中结构化和程序化；在利益多元和受利益最大化驱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权利制衡机制，目前才刚刚起步；有些作为社会交往基本伦理要求的观念如诚实、信用等，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导向和约束。
其次，制度虚设。由于我国的制度创新在时间和逻辑上均优先于民众的观念更新，因而人们的观念变革和思想更新和制度创新相比显得相当滞后。这样，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会与新的体制发生冲突。人们想的不是如何去认同制度、服从制度，而是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人情、关系等去争取制度的“豁免权”。例如，浓烈的人情味使图章软化，顽固的官本位意识使监督走样，无原则的“贵和持中”使规则失去标准。这使得制度因缺乏社会成员精神品质的支持而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制度的规范和价值导向功能。
[摘要]一个现实社会的道德水准，主要不是由它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体系进步和完善与否来衡量，而是由其成员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所体现的道德风尚如何来确定。因此，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不仅需要有一套能够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规范体系，而且更需要有一个能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持和保障道德规范得到真正落实的制度伦理环境。[关键词]制度伦理环境道德建设基础工程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根本目的就是要全面提高公众的道德自觉性以形成整个社会的良好的道德风尚。如果一个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是高度文明和进步的，但是其公众的行为选择普遍是不道德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是不健康的，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不可能是成功的和有效的。因此，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必须有一个能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持和保障道德规范得到真正落实的制度伦理环境。一、道德建设优化制度伦理环境的必要性制度伦理环境就是指一定的制度建设或制度安排给社会成员所提供的道德养成和道德遵守的社会生活空间。它由一定的体制和制度所设定和规范，通过一系列由专门机关正式颁布的政策、法规、条例和非正式颁布的管理规章、社会公约等等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体现出来。制度伦理环境的内容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体制、制度、法规、政策、典章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导向，给社会成员提供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是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为制度乃至法律的规定，以强制性的力量保证社会成员对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制度伦理环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首先，制度伦理环境决定人们道德人格的养成。道德建设不是抽象的、纯粹理性的道德立法，而是现实的、与感性世界相联系的道德选择和道德人格的建构。一个人的道德人格的形成并非像康德所言，“仅仅遵循他自己给自己颁布的法则”。[1](P14)从早期以习惯、风俗、禁忌等形式表现的行为规范，到较为普遍的、取得自觉形态的准则系统，道德法则都与生活世界、历史过程具有内在的联系。如儒家所倡导的纲常礼教，无疑是一种比较自觉的规范系统，然而，它同时又是以宗法制度为其存在背景的，不可能、也没有离开具体的历史过程。即使在康德所举的不守诺言或说谎的例子中，同样可以看到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因为事实上，不说谎之成为一种道德规范，相应地在于它是信用关系及信用制度得以维护的必要条件，而并非仅仅由于它违反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或理性的先天形式。[2]道德理想的确立、道德意识的培养、道德人格的养成都是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的产物。在社会公共生活、家庭生活，特别是职业生活中，制度所规定的内容成为人们反复践履的行为要求，其中所包含的道德内容也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普遍的共识、认可和遵守，这样，一个社会的“道德立法”即道德责任和义务的确立才能成为可能。换言之，如果离开制度的伦理环境的熏陶，一个人就不可能真正养成现实社会所要求的良好品质和道德人格。其次，制度伦理环境决定道德践行的价值取向。按照麦金太尔的说法，当代人们的道德观念从总体上说是混乱的，不可能在价值层次的内容上取得共识，而寻求伦理之基础之所以这样困难，原因即在于仅凭理性并不能带来道德，至少不能带来具体的道德。他说：“现代道德哲学有三个根本特点，首先它表现为各种自觉；其次是理性概念的运用；最后即是在各种对立的道德判断之间处理问题的优先性方面的无能。”[3]因此，为了克服理性对于道德的无能，就需要在社会实践当中为道德建设寻找合理性的基础。其中，道德建设最直接、最有效的基础就是现实社会的制度伦理环境。因为制度伦理环境是按照行业、部门的特点把道德规范、道德目标化为工作的具体要求，它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和不该做什么、不该怎么做，使人们的行为从工作范围、标准、程度到工作态度、责任、义务都有明确的具体规定。这既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了道德价值的具体指向，同时也在理性之外为消解道德观念上的混乱和困惑找到了实践的钥匙。再次，制度伦理环境决定社会道德秩序的遵守。个体的道德自觉总是自律和他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尽管自律能使人独善其身，但是从道德社会化的大视角来看，他律对社会道德秩序的共同遵守更为重要。因为扬善必须抑恶，扶正需要祛邪，只有通过制度对恶的有效惩治才能弘扬道德正气。一个社会如果对那些严重缺德的行为或由于无德而引发的无序行为不给予及时的、有力的制裁，那么恶人和恶行就会因为缺乏约束而肆意横行，导致社会道德失范日趋严重和道德风气不断恶化。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制度的“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对制度的伦理评价，它既包括单项制度的“好”与“不好”，也包括若干制度所构成的制度环境的“好”与“不好”。显然，以制度建设为内容的制度伦理环境是维护一个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或者说它从根本上决定一个社会总体的道德水平和道德风貌。二、建设和完善制度伦理环境的规则与路径第一，要完善伦理的制度安排，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需要伦理的制度安排，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美国学者穆蒂莫·艾德勒对此曾作过精辟的阐述：“在经济领域里，正义的第一原则是，根据自然权利属于大家的东西还给他们自己。所有人都有一种自然权利去得到过好日子所需的经济物资，使他们不因某种程度的经济损失而贫困潦倒。”“在经济领域内，对正义的第二项原则的运用，我们可以这样说：把每个人生产的财富归还他本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按照每个人对大家协同生产创造财富所作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5]艾德勒这里讲的两个原则实际上就是机会平等的公平原则和结果平等的公平原则。按照机会平等原则，人人都应具有平等的劳动就业和谋求发展的参与权；按照结果平等原则，人人都应该拥有根据自己的劳动贡献获取物资财富的分配权，并保证获得起码的能够维持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毕竟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它的制度框架还很不健全，各种制度安排还很不到位，所能体现的公平与正义还十分有限。如就业制度不健全，导致社会就业存在大量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平等就业还存在诸多限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原有的户籍制度严重不适应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客观需要，导致人才流动难、农民进城就业难等等；又如分配制度不健全，使收入分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加上各种超额垄断利润的存在和一些权力参与分配，导致许多严重的分配不公；再如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许多下岗失业者和各种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福利的及时救济而面临生活水平不断恶化的趋势。所有这些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度伦理环境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制度安排不健全的问题。[1][2][][]第二，要加强道德法制化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的制度基础。一个社会的制度伦理环境是否是文明的、健康的，主要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要求是否具有社会进步性和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伦理精神。或者说，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所内含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要求，决定着其社会成员整体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所构成的现实状态，并反映其文明程度的高低。为此，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纳入制度建设的框架，把道德要求提升为制度要求，把主要依靠自我人格和良心的力量来维系的行为自律转化为主要依靠制度的强制力来保证的社会约束。从这个意义而言，道德法制化是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内容。纵观古今中外道德文明的发展历史，道德法制化是提高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自觉性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加强道德建设所走的一条成功路子。如当今欧美国家的法律都有许多规定人们道德行为的条款，对违反道德的行为科以严厉的刑罚处罚，以伸张社会正义。其中最典型的是新加坡，他们通过严密的道德立法和严格的执法，对不文明或破坏文明的行为，轻则罚款，重则，从而形成具有较高法治水平的制度伦理环境，为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后盾和制度支持，结果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使新加坡的社会文明水准得到长足的进步和提高。第三，要加大制度规约的执行力度，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制度遵守的权威。制度伦理环境是各项制度安排和制度执行的统一。任何制度都必须与关于制度执行的“实践意识”和“实践自觉”相结合，通过发挥对相对人的具体行为所产生的规范、引导和调节，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才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若制度仅仅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挂在口头上，不予执行，或不认真执行，那再好的制度安排也是无效的。如果被制度禁止、防范的行为在制度实施后照样大量发生，甚至有增无减，那么这种制度伦理环境是不起作用的。因此，加强制度执行的力度是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必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制度的执行来调整人们的行为习惯，为公民的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如果恶人和恶行得不到应有的制裁，恶行就会因为缺乏约束而横行无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经济秩序、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正如经济学家刘伟所说：“在这里，制度的建立、健全和严守尤为重要。只有在制度上使欺诈者必自欺，无信者必自损，才能够保证新的道德秩序的真正确立。”[6]因此，必须通过运用各种手段，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结合起来，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培养文明行为，抵制消极现象，才能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参考文献[1]GroundingfortheMetaphysicsofMorals，HackettPublishingCompany，1993[2]杨国荣，论道德自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2)[3]东方朔，自我概念之诠释及其冲突[M]，开放时代，2001(5)[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穆蒂莫·艾德勒，六大观念[M]，北京：三联书店，1991[6]刘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N]，光明日报，1996-4-5[][][1][2]
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建设，不能仅仅依靠道德自律或道德教化来影响公共事业组织成员的行为选择。道德自律或道德教化只是一种软性的约束机制，对于极少数具有道德操守的公共组织成员而言，也许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约束机制，但它却无法为整个公共事业组织行为的合理运作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日益严重的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失范现象表明，传统道德自律或道德教化对公共事业组织成员缺乏控制力。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的提升与重建必须通过制度化建设来实现。正如罗尔斯所言：“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的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的他律性、威慑性和强制性直接对行为主体自律品质的形成起到指导、监督和规范作用，制度化是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
一、伦理失范问题日益凸显
国内学者普遍认同，在中国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五大类型社会组织中，公共事业组织应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公共事业组织具有合法性、广泛的社会服务性、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公共事业组织作为与政府(第一部门)和企业(第二部门)并驾齐驱的“第三部门”，以提供准公共物品、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和宗旨在社会诸多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共事业组织伦理是与其活动宗旨和服务性质相一致的，调整公共事业组织行为的道德规范和准则体系。一方面，它属于职业伦理的范畴，所关注的是教育、医疗、科技、文化、体育、慈善等职业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角色伦理，作为被规范的对象——公共事业组织，其非政府、非营利的双重特性决定了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差异于行政、企业伦理。公共事业组织提供服务的手段善和目的善的价值问题，是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的实质所在。
目前，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失范问题日益严重。公共事业组织成员往往难以抵御私欲的扩张，置其职业伦理规范于不顾，运用职权和信息优势满足私利，损害公众利益。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的失范不是个案现象，其覆盖面极其广泛，几乎涉及公共事业的各个领域。教育领域，江西省有272人因教育腐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40人被撤销校长职务，查处违规金额3464万元。在江苏115所高校中，检察机关查出有109所学校涉嫌130多起商业贿赂案，粗略估算：江苏省在校大学生约120万人，每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平均购买英语教材及相关书籍至少200元，这个市场就是2.4亿元，按照行业内通行的8.5折扣，这些灰色折扣款就高达3600万元。医疗领域，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天价住院费事件，患者住院67天费用竟高达550万元。齐齐哈尔假药事件，11名患者因使用“齐二药”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出现了肾功能急性衰竭的症状，其中5人不治死亡。科技领域，上海交大的“汉芯”造假案，以一块磨光的别人研制的芯片骗取国家上亿元经费。体育领域，各种体育赛事中的兴奋剂丑闻。慈善领域，胡曼莉事件，因“以孤儿名义聚敛钱财”，“中国妈妈”胡曼莉被美国妈妈联谊会告上法庭。
尽管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失范的表现形式各异，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即公共事业组织成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彻底违背了公共事业组织伦理规范，把应尽的伦理义务当作谋取私利的权利和手段，扭曲了公共事业组织“非营利”的本质属性，偏离了追求和实现社会公益的价值取向。公共事业与社会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其伦理失范产生的恶果比其他领域更为严重。它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侵害公众利益，而且会沉重打击公共事业组织的公信力，侵蚀组织的合法性基础。失范现象表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公共事业组织伦理规范的调控作用失效，对公共事业组织的行为缺乏制约力。因此，在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建设的过程中，应突破传统“宣传教化”的单维度视野，采用伦理制度化这一取向，将伦理上升为制度层面来强化对公共事业组织行为的约束，从而实现组织自律的最高境界。
二、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可行分析及推行意义
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是将公共事业领域中的伦理要求明文化、正规化、法律化，旨在通过制度规则的形式，把公平、正义、诚信的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目标定型化、标准化，形成一种稳定的规范体系，达成伦理自律与他律的有效结合。伦理制度化既涵摄伦理自觉的本质规定性，又被赋予制度的刚性外观，成为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建设一项强有力的对策性措施和有效途径。
(一)可行分析
理论上，伦理与制度具有同质性，都是关于权利与义务的规范，两者内容上相互渗透，功能上相互补充，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和目标取向。虽然伦理与制度的作用方式具有差异性，伦理是软约束，以自律性为特征，制度是硬约束，以强制性为特征，但两者有着共同最基本的调整对象，即利益关系。从历史上看，制度无不渗透和体现着伦理的意蕴，制度规范往往就是伦理规范，同时伦理具有制度性，它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并通行于社会制度之中，成为维系社会制度延续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伦理为制定和执行合乎德性的制度提供前提，而制度可以提高伦理的权威性和规范性，为伦理建设提供保障。作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伦理和制度共同发挥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共同追求社会稳定、和谐有序的目标。调控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二者在具体内容上的一致性。伦理所反对和许可的，往往也是制度禁止和允许的。可见，伦理功能部分外移，部分功能由法制替代，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实践上，古今中外都不乏将伦理制度化的成功先例。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那些被视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历史上中国著名的封建法典《唐律》将“三纲五常”的伦理蕴涵明确地加以规定，所谓唐律“一准乎礼”，“不敬”、“不孝”、“不睦”、“不义”这些不遵守伦理的人会受到法律制裁。中国现行的一些法律中也融入一些属于伦理范畴的规范，如《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对教师职业领域教师的伦理责任、道德要求已纳入法制轨道。《知识产权法》的颁布，使得侵犯别人的知识成果，已不仅是伦理问题，同时又是违法行为。国外亦有伦理制度化的成功经验。如美国的《从政道德法》、加拿大的《道德法典》、韩国的《生命伦理法》、日本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等，这些都是将职业伦理上升为法律，以此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
(二)推行意义
目前，中国已经步入“和谐社会”建设时期。和谐社会不仅是公平正义的制度期待，也是协调有序的伦理期待。。，自然，和谐社会离不开坚实的伦理支撑。公共事业作为社会的重要领域，它的健康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的调控功能日益弱化，公共责任缺失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转型期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的提升和重建必须通过制度化来实现。“制度化”已经成为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建设的普遍趋势和重要取向。
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有利于增强伦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伦理通过向组织成员昭示“不该如何”、“应该如何”来调整组织利益关系，但这“不该”和“应当”的规范往往缺少权威的确认。这种“先天”的权威性缺失，很容易导致公共事业组织成员对伦理作随意理解，或视伦理而不见，带来伦理实践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从而降低伦理调节约束的有效性。而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能够弥补伦理软约束的不足。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使抽象的伦理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准则，赋予属于公共事业组织伦理范畴的规范具有刚性的特点，对公共事业组织成员的价值目标确定与行为方式选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制度化了的伦理明确地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为公共事业组织成员提供一个明确的选择空间，从而实现组织行为的有序化。
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将伦理规范强制推行，其目的在于以他律促进和实现自律。公共事业组织伦理以组织自律为归属，但是自律不是自发形成的，它需要经历一个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化过程。事实已经证明，转型期单靠伦理驱动或教化不可能形成公共事业组织的自律。因此，社会应采取措施提供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生长的外部环境和动力，帮助公共事业组织成员实现职业伦理的内化，而伦理制度化是使这一内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制度化能将公共事业领域那些“应然”的伦理价值和观念通过自身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促使伦理范畴的结构发生新的整合，产生新的力量，有利于伦理自觉意识的养成。在惩恶奖善的制度安排下，公共事业组织成员会渐渐习惯于遵守职业伦理要求，把带有强制性的他律规范转化为自觉的自律行为，从而实现道德境界的升华。
三、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的路径分析
(一)树立伦理制度化的正确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推进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建设，首先应树立正确的理念。第一，要坚信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建设的制度化取向。伦理制度化无疑是转型期约束公共事业组织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为伦理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强力支撑，对恢复和维持公共事业管理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忽视或彻底否认伦理制度化的价值功能，是不可取的。第二，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建设要把握合理的“度”。伦理是内生性、自律性的社会规范，而法律制度是外生性、他律性的社会规范，这决定了伦理制度化的基本界限。。”如果过分夸大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的功能作用，以法律制度完全取代伦理，不仅会毁灭伦理，而且极大地限制甚或取消公共事业组织成员自由活动的广泛空间，从而损害组织成员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最终会动摇法律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这背离了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建设的初衷。因此，在强调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的必要性，借助于制度化的力量恢复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秩序之时，切不可盲目地、无限制地推进伦理制度化的进程，更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公共事业领域的一切伦理规范一统制度化。
(二)合理划分制度化的伦理层次
合理正确划分伦理层次，对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观分析，能够将公共事业组织伦理转化为法律制度的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组织成员“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二是组织成员“能够”达到的伦理准则。具体来讲，纳入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的是规范性伦理，而非信仰性伦理。在规范性伦理之中，最需要和最适宜于制度化的是“不应当”型的规范伦理，即公共事业职业的“底线伦理”。底线伦理向公共事业组织成员提出了“不应当做什么”的起码要求，既具有组织成员都必须遵守的普遍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和惩罚性。另外，纳入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的是“常人伦理”，而非“圣人伦理”、“精英伦理”。所谓常人伦理是公共事业组织成员能够达到的伦理准则，它具有普遍平等性和最低限度性，适宜于转化为制度化。对于公共事业的圣人伦理或精英伦理，即常人难以或不能达到的伦理要求，是不宜制度化的。换言之，即使可以将其制度化，也不会产生好的控制效果。
(三)构建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立法体系
伦理立法是伦理制度化的核心内容。应加快伦理立法进程，分层次、分步骤地来构建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立法体系。中国公共事业领域中的伦理立法基本上是空白的，为了更快地遏制伦理失范，加快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立法显得尤为紧迫。2006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强烈呼吁进行医疗职业伦理立法，这为推进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立法工作提供良好的契机。在公共事业组织伦理立法中，应注意分层次进行，避免“后法大于先法”的困惑。宏观层面上，公共事业领域各类组织在性质、服务宗旨、管理方式等方面是相同的，其所有成员有共同的底线伦理，所以应首先制定一部适用于所有公共事业组织成员的《公共事业组织伦理法》，明确规定公共事业基本的伦理原则、调整对象、规范内容、惩罚措施等。微观层面上，公共事业覆盖面之广，不同的领域又有其不同的特点和伦理要求，因此，在《公共事业组织伦理法》统一指导下，对公共事业的不同领域分别制定出下位法，如《教育职业伦理法》、《科技职业伦理法》、《医疗职业伦理法》等。
(四)强化事业伦理制度监督机制
任何制度确立之后，其贯彻、实施就成了关键问题，否则制度将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在中国的一些领域，往往不是缺乏法律制度，而是执法不严。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的贯彻执行是伦理制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i是克服伦理失范和实现他律转化自律的根本保证。为了确保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得到有效的执行和实施，需要强化预防、奖惩、评价等监督机制。成立相应的专门监督机构，对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的执行、遵守等情况进行严格的监察和督促，执行、遵守情况好的给予奖赏，否则给予相应的惩罚和制裁。同时应加大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的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值得一提的是，公共事业组织伦理制度化不是短期行为，其相应的法律制度需要在监督评价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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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导与纠错：道德养成需要制度的伦理关怀
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根本目的就是要全面提高公众的道德自觉性以形成整个社会的良好的道德风尚。衡量道德建设成败的关键主要不在于订立了多少道德规范以及这些规范的内容达到了何等程度的进步水平，而在于社会公众是否都遵守了一个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准则，是否普遍地养成了文明的道德习惯。如果一个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是高度文明和进步的，但是其公众的行为选择普遍是不道德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是不健康的，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不可能是成功的和有效的。因此，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必须着眼于如何增进社会公众的道德意识的养成和道德行为的自觉。
毫无疑问，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首先是人们内心世界的活动。它是一种无形的、非程序化的精神力量，深藏于人们的品性、意向之中，内化为人的感情、意志和信念。某种价值观念要想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就必须以“征服”、“俘虏”人们的心灵，获得主观上的确认为前提。在道德建设中，道德教化（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或思想政治工作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不明是非对错、不辨善恶美丑的行为主体，是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性的，即使他并非故意作恶，但也有可能因无知而违背道德规范。因此，只有反复进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道德教化，帮助人们正确区分什么是是非对错，什么是美丑善恶，明确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个体逐步建立其所理解和追求的由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价值等意识和观念所构成的意义世界，一种普遍的、共同的社会道德自觉才会成为可能。
然而，道德意义世界的建构只是道德自觉的可能，还不等于道德自觉的现实。要使人们的道德意识真正转化为普遍的道德自觉，仅仅有道德教化是不够的。因为一方面道德教化总是以假定的、理想的人性和道德图景为前提，虽然可以陶冶人的主观世界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激励和引导现实的人们为实现超现实的理想目标和意义世界而努力，但它无法解决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只有理想的劝导不可能让每个人在现实的利益冲突面前保持崇高的道德。另一方面由于道德教化是通过传统习惯、社会舆论、思想劝导、榜样示范等柔性手段和途径来进行的，要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认可才起作用，它对那些有较高道德责任感和较坚定的道德信念者是有效的，特别对那些不明事理、不知如何行为的教育对象更有作用，但对那些道德建设的逃避者、违规者、破坏者，它除了给予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以外往往无能为力的，不能保证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保证社会道德意识得到普遍养成和社会道德规范得到共同遵守，就必须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规约，使社会公众的道德自觉得到制度的伦理关怀。
所谓制度的伦理关怀，就是为道德建设提供一种制度安排的伦理环境，使社会公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撑、调整和关怀。因为人的道德自律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在道德社会化过程中，道德规范的遵守是以自我本性的必要节制为前提的，而人的本性具有无限膨胀的自然特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力量作为他律进行控制和调节，光靠个体的良心是很难遏制自然本性的无限膨胀的。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认为，儿童是出于对“制定”道德律令的成人权威的敬畏才遵守道德规范的，而成人权威的确立又是以责罚为前提的——即信守道德才能避免各种不愉快的责罚（包括免受皮肉之苦）。儿童的道德成长过程其实也就是人的道德社会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如果我们把成人的权威看作是制度权威，把成人的责罚看作是制度责罚，那么皮亚杰的研究就使我们不难理解制度调节对道德社会化过程的意义。
制度伦理关怀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使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得到正当解决，这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P82)“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2](P166)社会道德终究要依附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伦理道德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内化为个人主观世界的道德秩序必须与现实生活中制度安排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秩序相统一。如果个人主观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判断得不到现实社会生活的制度支持，与现实生活的社会秩序是不协调的，甚至存在严重的冲突，那么原本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就会在不讲道义的利益纷争中消解。正如罗尔斯所说，离开制度的正当性来谈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完善，甚至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那只是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即使个人真诚地相信和努力遵奉这些要求，也可能只是一个好牧师而已。[3](P22)
制度的伦理关怀对个体道德自觉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报善——即它对个人的道德遵守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使其道德行为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和满足；二是惩恶——即它对个人违反道德的行为予以制度上的限制和制裁，使其为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付出代价。如果说报善是一种携带和引领的努力，其结果是把人们引向道德与文明的金光大道，那么惩恶就是一种制止和纠错的手段，其结果是阻止人们从被引领的大道上歧向逃逸。对于个体的道德自觉而言，这两种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制度不报善，则无人愿向善；如果制度不惩恶，则无人会弃恶。所以，没有制度的伦理关怀和范导，一个社会要形成普遍的道德自觉是很难想象的。
二、优化制度伦理环境：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
道德建设和制度安排是构成社会秩序的两个基本方面。人类要想过一种有意义、有秩序的理性生活，这两方面的建构工作缺一不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建设与制度安排呈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即道德建设与制度安排分别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子系统，互相补充，形成合力，各自以自身功能同时对社会母系统的进化产生推动，作出贡献。[4]但是，道德建设和制度安排对于社会进步的功能和作用并不是等价的，相对于道德建设而言，制度安排是绝对优先的。因为道德问题的最终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真正确立，都必须以现实社会中制度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合理解决为前提。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制定法律、政策和规章）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使惟利是图、巧取豪夺或“搭便车”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制止，使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都受到制度的有效调控，社会才能保持它的公平和正义，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才会出现，道德精神的力量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如果没有制度调节来奠定和保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基础，那么道德自律在利益冲突面前是很难维持和巩固的，整个社会将处于一种精神信仰混乱不堪的价值失范状态。显然，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及其结果，从根本上决定着道德建设的成败。所以，就道德建设而言，制度伦理环境的建设是一项必须先行的基础性工程。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社会文明学理论对我们理解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重要性是有帮助的。按照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社会文明学理论，文明是同人的本能欲望相对立的，不可能存在着非压抑性文明。人的本能表现为动物式的趋乐避苦的特性，它是人类机体的内驱力，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一种文明所不能给予的满足——即一种纯粹的、作为自在目的的满足。如果放任人的各种基本本能自由地追求其自然目标，就不可能有任何持久的结合或保存，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文明的产生。所以，社会文明（包括道德文明）都是人类对自己的本能欲望加以压抑并且得到升华的结果——即是“有条不紊地牺牲里比多并把他强行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上去”的结果。正如赫珀特·马尔库塞在阐释弗洛伊德的思想时说：“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抵触的，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弗洛伊德说：‘幸福决不是文化的价值标准。’幸福必须服从作为全日制职业的工作纪律，服从一夫一妻制生育的约束，服从现在的法律和现在的秩序制度。”[5](P18)弗洛伊德把人的本能看作是先天具有的本质，而且把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文明完全对立起来，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他从社会文明发生的心理机制角度规定了文明的本质并论证了压抑自己机体本能的禁令和限制系统是人类进步的前提，其思想是深刻的。[6](P44)弗洛伊德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在强调，制度环境建设对于道德建设所具有的优先意义——本能欲望所奉行的“快乐原则”必须受到以压抑为出发点的社会制度所规定的“现实原则”的限制，只不过他没有深入讨论制度本身的伦理性问题而已。
制度伦理环境就是指一定的制度建设或制度安排给社会成员所提供的道德养成和道德遵守的社会生活空间。它由一定的体制和制度所设定和规范，通过一系列由专门机关正式颁布的政策、法规、条例和非正式颁布的管理规章、社会公约等等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体现出来。制度伦理环境的内容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体制、制度、法规、政策、典章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导向，给社会成员提供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是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为制度乃至法律的规定，以强制性的力量保证社会成员对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制度伦理环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
首先，制度伦理环境决定人们道德人格的养成。道德建设不是抽象的、纯粹理性的道德立法，而是现实的、与感性世界相联系的道德选择和道德人格的建构。一个人的道德人格的形成并非像康德所言，“仅仅遵循他自己给自己颁布的法则”。[7](P14)从早期以习惯、风俗、禁忌等形式表现的行为规范，到较为普遍的、取得自觉形态的准则系统，道德法则都与生活世界、历史过程具有内在的联系。如儒家所倡导的纲常礼教，无疑是一种比较自觉的规范系统，然而，它同时又是以宗法制度为其存在背景的，不可能、也没有离开具体的历史过程。即使在康德所举的不守诺言或说谎的例子中，同样可以看到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因为事实上，不说谎之成为一种道德规范，相应地在于它是信用关系及信用制度得以维护的必要条件，而并非仅仅由于它违反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或理性的先天形式。[8]道德理想的确立、道德意识的培养、道德人格的养成都是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的产物。在社会公共生活、家庭生活，特别是职业生活中，制度所规定的内容成为人们反复践履的行为要求，其中所包含的道德内容也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普遍的共识、认可和遵守，这样，一个社会的“道德立法”——即道德责任和义务的确立才能成为可能。换言之，如果离开制度的伦理环境的熏陶，一个人就不可能真正养成现实社会所要求的良好品质和道德人格。
其次，制度伦理环境决定道德践行的价值取向。按照麦金太尔的说法，当代人们的道德观念从总体上说是混乱的，不可能在价值层次的内容上取得共识，而寻求伦理之基础之所以这样困难，原因即在于仅凭理性并不能带来道德，至少不能带来具体的道德。他说：“现代道德哲学有三个根本特点，首先它表现为各种自觉；其次是理性概念的运用；最后即是在各种对立的道德判断之间处理问题的优先性方面的无能。”[9]因此，为了克服理性对于道德的无能，就需要在社会实践当中为道德建设寻找合理性的基础。其中，道德建设最直接、最有效的基础就是现实社会的制度伦理环境。因为制度伦理环境是按照行业、部门的特点把道德规范、道德目标化为工作的具体要求，它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和不该做什么、不该怎么做，使人们的行为从工作范围、标准、程度到工作态度、责任、义务都有明确的具体规定。这既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了道德价值的具体指向，同时也在理性之外为消解道德观念上的混乱和困惑找到了实践的钥匙。
再次，制度伦理环境决定社会道德秩序的遵守。个体的道德自觉总是自律和他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尽管自律能使人独善其身，但是从道德社会化的大视角来看，他律对社会道德秩序的共同遵守更为重要。因为扬善必须抑恶，扶正需要祛邪，只有通过制度对恶的有效惩治才能弘扬道德正气。一个社会如果对那些严重缺德的行为或由于无德而引发的无序行为不给予及时的、有力的制裁，那么恶人和恶行就会因为缺乏约束而肆意横行，导致社会道德失范日趋严重和道德风气不断恶化。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0](P333)制度的“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对制度的伦理评价，它既包括单项制度的“好”与“不好”，也包括若干制度所构成的制度环境的“好”与“不好”。显然，以制度建设为内容的制度伦理环境是维护一个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或者说它从根本上决定一个社会总体的道德水平和道德风貌。
三、规则与路径：建设和完善制度伦理环境的对策分析
既然制度伦理环境对道德建设起着基础性作用，那么加强道德建设就必须重视制度伦理的建设与制度伦理环境的改造和完善。这是从以上理论分析得出的必然结论。事实上，社会制度本身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它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总是有缺陷的、需要不断改进的，并且有时好的制度还可能遭到破坏。所以，制度伦理环境的建设是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道德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分析，往往只停留在问题的表层，简单怪罪对道德教育重视不够，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底层研究其深刻的制度根源，这是不够的，也是有失偏颇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道德秩序之所以出现某种程度的无序和混乱，大量都是由于制度变革和体制转轨导致原有的制度伦理环境出现破损所导致的。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各种制度的调整和变革，特别是经济制度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度、财产分配制度、经济运行制度等等的调整和变革，导致经济社会生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无序、混乱和不适应，反映到思想道德领域必然是“新观念与旧观念不协调地混合在一起”[11]，并将造成一定程度的道德失范。这是转型时期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的道德矛盾，这靠纯粹的道德教育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它必须以新的经济社会秩序的重建为前提。因此，从这一意义而言，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伦理新环境的建设，充分发挥各项新制度对人们道德行为的约束、引导、示范、激励作用，是我们当前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失范问题的一项根本任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伦理环境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实现道德遵守和制度遵守的统一。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导向经济，所有的经济活动皆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它要获得健康的发展，一方面要同旧体制及其观念进行顽强的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起自身内在的道德精神和价值力量。如果市场经济没有树立其合理性的精神支柱和价值力量的话，那么它将无法获得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道德理性的支持。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经济使每一个“经济人”都试图以最小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收益。马克思也曾经深刻批判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那种追求利润的贪婪。他援引登宁的话说：“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2](P829)那么，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能否防止和克服利益驱动所带来的惟利是图和道德沦丧？这就要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具有一个能够合理分配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制度体系。只有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手段对“不合理的经济行为”（马克斯·韦伯语）实施有效的约束和制裁，把人们的行为限定在制度所要求的道德范围之内，切实地保障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不致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市场经济的道德精神和价值力量才能得到凸显和张扬。所以如果制度伦理环境建设不能实现道德遵守和制度遵守的统一与契合，那么市场经济运行本身就无法克服功利主义和价值理性的激烈冲突所带来的道德危机。
从总体上说，制度伦理环境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的完善更是涉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但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伦理建设而言，要解决道德遵守和制度遵守的统一问题，应该采取以下的对策性措施；
第一，要完善伦理的制度安排，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需要伦理的制度安排，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美国学者穆蒂莫·艾德勒对此曾作过精辟的阐述：“在经济领域里，正义的第一原则是，根据自然权利属于大家的东西还给他们自己。所有人都有一种自然权利去得到过好日子所需的经济物资，使他们不因某种程度的经济损失而贫困潦倒。”“在经济领域内，对正义的第二项原则的运用，我们可以这样说：把每个人生产的财富归还他本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按照每个人对大家协同生产创造财富所作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13l(P182～183)艾德勒这里讲的两个原则实际上就是机会平等的公平原则和结果平等的公平原则。按照机会平等原则，人人都应具有平等的劳动就业和谋求发展的参与权；按照结果平等原则，人人都应该拥有根据自己的劳动贡献获取物资财富的分配权，并保证获得起码的能够维持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社会对人们平等地利用机会的权利加以限制，处处造成机会的不平等，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是公平的；如果社会不能让劳动者获得按照对创造财富的贡献获得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不能给弱者维持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这个社会也是不公平的。因此，一个道德的、文明的社会必须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为存在与发展的前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肯定了利益追求的合理性，打破了过去利益——特别是自身利益被否定的价值观念，人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义务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里，而是进入了一个义务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而且一般又以没有家庭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只有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可能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毕竟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它的制度框架还很不健全，各种制度安排还很不到位，所能体现的公平与正义还十分有限。如就业制度不健全，导致社会就业存在大量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平等就业还存在诸多限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原有的户籍制度严重不适应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客观需要，导致人才流动难、农民进城就业难等等；又如分配制度不健全，使收入分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加上各种超额垄断利润的存在和一些权力参与分配，导致许多严重的分配不公；再如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许多下岗失业者和各种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福利的及时救济而面临生活水平不断恶化的趋势。所有这些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度伦理环境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制度安排不健全的问题。
第二，要加强道德法制化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的制度基础。一个社会的制度伦理环境是否是文明的、健康的，主要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要求是否具有社会进步性和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伦理精神。或者说，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所内涵着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要求，决定着其社会成员整体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所构成的现实状态，并反映其文明程度的高低。为此，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纳入制度建设的框架，把道德要求提升为制度要求，把主要依靠自我人格和良心的力量来维系的行为自律转化为主要依靠制度的强制力来保证的社会约束。从这个意义而言，道德法制化是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内容。
道德法制化不是在法律体系之外另建立一套伦理化的制度，而是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法律制度的建设都必须体现伦理的道德精神和基本原则，使道德上的守信得到法律上守信的支撑，道德上的公平与平等得到法律上的公平与平等的肯定，并借助一整套带有强制作用的制度手段，对社会成员提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使坑蒙拐骗、制假贩假、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不道德行为不仅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纵观古今中外道德文明的发展历史，道德法制化是提高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自觉性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加强道德建设所走的一条成功路子。如当今欧美国家的法律都有许多规定人们道德行为的条款，对违反道德的行为科以严厉的刑罚处罚，以伸张社会正义。其中最典型的是新加坡，他们通过严密的道德立法和严格的执法，对不文明或破坏文明的行为，轻则罚款，重则，从而形成具有较高法治水平的制度伦理环境，为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后盾和制度支持，结果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使新加坡的社会文明水准得到长足的进步和提高。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同时又是道德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有必要学习和借鉴道德法制化的成功经验。要把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要求与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通过法律和制度的规定提升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准则，从而提高社会文明的道德底线，使公民的道德行为得到制度伦理环境的调控和支持。
第三，要加大制度规约的执行力度，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制度遵守的权威。制度伦理环境是各项制度安排和制度执行的统一。任何制度都必须与关于制度执行的“实践意识”和“实践自觉”相结合，通过发挥对相对人的具体行为所产生的规范、引导和调节，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才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若制度仅仅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挂在口头上，不予执行，或不认真执行，那再好的制度安排也是无效的。如果被制度禁止、防范的行为在制度实施后照样大量发生，甚至有增无减，那么这种制度伦理环境是不起作用的。因此，加强制度执行的力度是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必要手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制度的执行来调整人们的行为习惯，为公民的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如果恶人和恶行得不到应有的制裁，恶行就会因为缺乏约束而横行无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经济秩序、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正如经济学家刘伟所说：“在这里，制度的建立、健全和严守尤为重要。只有在制度上使欺诈者必自欺，无信者必自损，才能够保证新的道德秩序的真正确立。”[14]因此，必须通过运用各种手段，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结合起来，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培养文明行为，抵制消极现象，才能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应该说，制度供给已经是比较到位的，但制度执行是严重不到位的。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权毁约、偷税漏税、走私贩私、赖帐不还、贪污受贿等等行为，都可以在刑法、产品质量法、商标法、合同法、税法、行政法以及党纪政纪等制度当中找到处罚的有关条款，但为什么这些现象总是屡禁不止？在有些地方还十分猖獗？其中既有体制不健全的原因——有制度空场和制度冲突的空子存在；也有制度执行不力的原因——制度“硬”约束的惩戒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结果违规者就会因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而有恃无恐。因此，在继续完善制度供给的同时加大制度执行的力度，充分凸现制度的权威，已经成为制度伦理环境建设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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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公共行政伦理的出现是一个新时代的产物。鉴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公共行政伦理不能仅仅停留在规范论或美德论等的传统论域之中，须从制度基础层面做出澄清才能获得共识，从而保证公共行政伦理的有效进行，这正是目前中国公共行政的薄弱环节，也应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政伦理涉及的是行政活动的价值导向之类的根本问题，这样的价值导向一经确认就可以成为政府内全部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日常行为的整体价值目标，影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所做出的决策和行动。由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变在西方始于?.0世纪80年代，随之出现了公共行政伦理的吁求。与前者相比，公共行政伦理突出的是公共性、公众性和社会性，制度基础不再是传统的行政机关或政府官员，还扩展到市民社会、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更大的范围，它将行政的“统治”(8}’~})改造成“治理”(gover-~)，力图将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控制方式转向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双向互动。可以说，良好的制度设计和适宜的制度理念不仅构成了公共行政伦理的前提，其本身也成为公共行政伦理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依照行政学首创者威尔逊的设想，将政治与行政区分开可以保证行政队伍的稳定、行政活动的专业化以及行政程序的持续性，这是基于他对政治包含不同层面活动形式的深刻洞察。他认为民选的代表(政客)通过政治程序决定政府应采取何种方案，行政官员则负责具体执行这些方案。也就是说，将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划分成不同的类型，由两类人群分别去担当。所以，他主张，一旦一个机构的使命得到确立，立法机关通过了行政机关的预算，那么政治过程便结束了，行政过程也随之开始。(Wilson,1887)在他看来，行政活动的本质就是实施决策。不难看出，威尔逊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科学主义思潮的印记，简单地将行政活动当作纯粹技术化的活动，行政人员必须完全摈弃个人好恶，持价值中立立场进行工作。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几十年政治/行政二分的实践证明，完全无视价值和道德原则的行政人员是冷冰冰的行政工具，不仅无助于公众利益的实现，反而会伤害公众的利益。
公共行政兴起后，人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强调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价值信守的责任，否则，公权就容易沦为私利的手段，行政活动就会背离其初衷。而且行政活动决策，即政府公共决策是根本不同于私人决策的，其最大区别在于，私人决策的后果最终是私人自己来承担，但公共决策的后果最终却要由公众来承担。一个有钱的人如何支配他的钱只是一个私德问题，但政府官员如何支配财政预算就不能仅仅出于他个人的偏好，而必须服从公共意志。
如何明确公共意志，通过什么途径保证行政活动所追求的正是公共意志呢?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将之归于宪法，因宪法是根本大法，体现了国家理念和人民愿望，所有人的所有诉求只有经过宪法的检验才是恰当的，这就是理念。
思想的源头是近代启蒙思想，即对专制的警觉和对民权的张扬。当时的一些思想先行者意识到封建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公以及有权者对权力的任意支配，所以提出了“法治”(theruleoflaw)的思想。法治的鼓吹者主张法律必须合乎自然的普世原则，法律必须由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机构来制订。早在1215年英国约翰王为取得发动战争所需的征税权，不得不与领主们达成妥协而在《大》上签字，这一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法律文件，这一事件本身直接引申出的理念，因为它为王权(以后就扩展为行政权力和官员的权限等)的范围立下了界标，肯定了公民个人独立并受切实保护的法定权利，通过合约、协商的形式来表达最低限度的最广泛共识，对这种共识的尊重、服从就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可预期性，提供了“和平演变”、“权利斗争”之类政治进步和社会演进的全新方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西方许多学者在行政伦理研究方面做出了探索，提出了有关公共行政道德基础、清晰而简明的主张。例如，贝莱(Bailey,1965,p263)认为“公共组织中最基本的三个道德品质是乐观、勇气和仁慈的公平”。威尔伯(YorkWillbern,1984,p102)则考察了公共服务的道德性，提出“公共官员的道德水平可以划分出六个类型或六个层次”，它们是:忠诚和服从法律、调节利益冲突、坚持服务取向和程序公平、履行民主责任、信守公共决策制订的伦理规范、维持各集体和社会协调的伦理规范。库拍(TerryCooper,1987)则主张正义是公共行政实践中最核心的内在善，实现正义的过程伴随着广泛的自治、责任、正当程序、追求完善等要求。沃斯雷和格鲁特(WorthleyandGrurnet,1983)建议公共服务系统的价值包括法治、义务、效率、自主、责任、能力、客观和公平。无论如何，他们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理念，构成了西方公共行政伦理的制度基础。
中国现代行政可上溯到民国时期。此前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只有“家政”或“朝政”，而无行政。一方面因其事务主要局限于少数官宦和皇室成员，广大民众无缘接近，存在高度封闭性甚至神秘性;另一方面因其毫无章法或鲜有章法，或有政而不行，或行所非政，结果，因人设位，政因人出，随意性和偶然性太大，无法用理性预先推知朝廷或皇帝或官员的行为，同时他们的也不总是以追求效率化为目标。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无从产生。
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政府时，洞悉中国传统封建王朝之弊端，力主采取欧美民主方式组建国民政府，与此同时，他也深刻意识到由于当时普通国人政治知识匾乏，不识民主为何物，甚至他们鲜有对公共事务、政治活动的兴趣，所以，需要采取渐进的方式，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三步走的方案。首先由革命的军人以武装手段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确立革命军人的统领地位。在训政阶段，则通过开展新式教育，在民众中传播先进理念，使民主深人人心。在民众习得民主、自由等新思维之后，时机成熟，便可实行“”。
然而，孙中山弹精竭虑，英年早逝，现代行政的实践成了未竟事业。后因军阀混乱，变异的“军政”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初衷。统一中国后，为控制各地军阀，不得不强化军政，对民众也不强调训政，迟迟不肯向迈进，终于酿成1931年前后由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民主大讨论。胡适等人明确提出推行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民众也在其间感受的影响。如果非要等条件成熟，民众完全开化，则遥遥无期也。他们迩不无深刻地指出，民国政府推迟的实质就是避而固守训政甚至退化至军政而已。
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行政实践，充分总结了中国历史教训以及政权的失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若干论述加以实践化运用，开始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革新，创造了新天地。例如颁布了若干法案、条例，将军队、党政、民生等活动纳人到依法而治的框架下;普及文化知识，提高识字率，增强民众参政能力;广开言路，吸纳民主人士的参与;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同时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推广活动，许多基层群众第一次被组织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全面执掌国家政权，并着手恢复国民经济。要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建立先进的工业国，不得不采取国家主义的体制。行政政权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抵达民众日常生活的全部领域。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最终确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党领导下的行政结构也得以正式形成，行政与政治高度融合，行政与党政密不可分，这一方面可以顺利地将政治理想、党政道德价值贯彻下去，另一方面又可以强化行政人员的队伍建设，为此，逐渐设置了相对排斥性的限制条件，从而导致行政活动“政治化”和行政队伍“精英化”。参与到政府机关的人们只是那些政治上可靠的人，他们经过了党的各级组织的考核，获得了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的信任，一些阶层的人群，如工农子弟、转业军人等更由于出身的优势和个人经历的“清白”而获得青睐。此外，为了有效地推动现代化进程，作为新中国行政的经济基础，国家又实行了农村贴补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模式，并由国家担当起组织生产、销售、分配等职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
在近30年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有关部门充分意识到了现存的行政体制对市场、对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不适应，进行了多次改组、重塑，并展开了较为深人的行政机构改革。然而，不可否认，成效远比预期的小。若做横向比较，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行政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究其根源在于缺乏为公共行政伦理设置切实可行且有足够稳定性的制度基础。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
其实，西方公共行政伦理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分赃制、寡头制、黑金政治等也曾困绕他们多年，但随着逐渐确立起理念的核心地位，公共行政伦理才走上了正轨。美国学者库拍就曾指出，作为一门有前景的学术事业同时也获得了学院研究认可的公共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不会早于20世纪70年代。迟至90年代才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他总结认为，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年间美国及西方行政伦理学的研究著述主要关心如下七个主题:公民身份和民主理论、德性、建国思想和宪法传统、行政组织的背景、伦理教育、哲学理论和运用、道德认知发展等。
公共行政人员的角色是其社会职能的体现，这样的社会职能又受制于不同的公共行政体系的制度安排。概括地说，公共行政人员的角色定位在当代有三种主要形式:(1)在党政一体的制度设计中，公共行政人员主要是政治的代言人;(2)在普遍民主的政体中，公共行政人员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者;(3)在代议制政府下，公共行政人员是各种利益的协调者。我国正在实施的包括政体分开的行政改革力图突破党政一体的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制度又要避免代议制政府的动荡，因此，行政改革的目标是确认普遍民主的政体，但在中国的公共行政活动中由于“委托人缺席”，不存在完备的委托关系，这就容易导致公共行政活动缺少制度激励，使得普遍民主的政治理念追求仅仅维系于公职人员的思想觉悟之上，必然变得非常脆弱。这就回到了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政府安排的问题上。
可以说，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伦理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行政人员的角色不明，这就意味着行政伦理的主体定位不清，也正是角色不明或错位才导致了公共行政活动中不道德现象的大量发生。
行政行为的最终依据是什么?这是一个难以有令人满意回答的问题。由于制度基础不明确、不切实，这就给行政活动留下了太大的伸缩空间，造成了行政活动的随意性。效益和功利这样的可视、易于量化的目标就受到各级政府和行政人员们的追捧。其实，关于行政行为的最终依据的问题在思想史上始终存在争论。目的论者认为，政绩是最主要的，而道义论者调符合道德原则或人类普遍认可的规则的行为才是有价值的。行为效果在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的价值谱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现代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主要支柱是其政绩，但若仅仅为了追求政绩，可能会驱使相当部分行政人员不择手段，这就根本背离了公务活动的初衷，所以必须对政绩进行价值引导，给出经过道德辨思的政绩观。
陪审制度在我国自解放区就有人民陪审制度。解放后，国家就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951年颁布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制，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了适用人民陪审的案件范围，即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把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原则。（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1956年7月10日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名额、任期、产生办法的指示》。1978年《宪法》在第四十一条同样对陪审制度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对重大反革命案和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提出处理意见。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重申了1951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有关陪审制度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由合议庭审理的一审案件都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由于这一规定僵化缺乏灵活性，导致陪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流于形式。于是1982年《宪法》便不再把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基本原则。同样在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将原来的内容改为“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也不再把人民陪审制度规定为审判原则。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第一审案件必须实行陪审制度，从而人民陪审制度成了一项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适用的一项审判组织形式。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定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决定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一）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赋予了当事人要求陪审员参加审判的选择权，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于2004年12月也通过了一个《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这个意见与人大的决定内容是一致的，那么，以上两个文件是否体现了作为政治文明标志的陪审制度的所应当体现的基本政治伦理呢？我在此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陪审制度与民主
托克维尔曾经对美国的陪审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种制度教导所有人尊重判决的事实，养成权利观念。它教导人们要做事公道，每个人在陪审邻人的时候，总会想到也会轮到邻人陪审自己。它教导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而别人也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没有这种气魄，任何政治道德都无从谈起。”“陪审制度以迫使人们去做与己无关的其他事情的办法去克服个人的自私自利，而这种自私自利则是社会的积垢。”“经常同上层阶级最有教养和最有知识的人士接触，学习运用法律的技术，并依靠律师的帮助、法官的指点、甚至两造的责问，而使自己精通了法律。我认为，美国人的政治常识和实践知识，主要是在长期运用民事陪审制度当中获得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6-317页。）陪审制度作为民主的产物，首先是为了反抗政府的暴政，在美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陪审团有权防止被告免受政府的压迫”（UnitedStatesvDatcher，830F.Supp.411（M.D.Tenn.1993））因而强调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除非他因为年龄、精神状态不能对事物有辨别和认识能力，或者有犯罪记录等特殊情况，否则社区的所有的人都应当有其代表。陪审团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它应当包括不同年龄（成年人）、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你代表社区，可以根据你的感觉确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即使政府已经证明了事实的存在。”“任何人有权从他的同伴的激情和智慧中获益”（Statev.Ragland，SuprenmeCourtofNewjesey，1986.105N.J189，519A.2d1361）陪审员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民意的代表，它反映立法所不能及时反应和不可能反映的社区道德观念。否则就不要陪审了，而直接由通过严格选拔产生的专业法官进行审理了。
我国最高法院也说“我国宪法赋予公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司法事务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实践”三个代表“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的重要方面”。（《最高院答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http：///chinese/law/649985.htm转最高人民法院网站2004年09月01日）。
但是我们看到《决定》和《实施意见》一方面规定“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应当注意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员，以体现人民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但是又人为的排除了一些特定阶层的人作为陪审员。根据《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执行该规定确有困难的地方，以及年龄较大、群众威望较高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在农村和城市，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并没有人作他们的代表。应当说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人达到大专，工人只有极少数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我们现在的规定，实际上与陪审制度的本意相去甚远，变成了精英群体的审判。也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并没有人在审判中代表。这样的陪审制度不仅达不到规定陪审制度的初衷，而且与专业法官要求代表全体人民的要求相反，变成了社会少数阶层的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的《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七条还说，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在征得本人同意后，以书面形式向当地基层人民法院推荐，也可以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对于被推荐和本人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公民，由基层人民法院依照《决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初步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后，将人选名单及相关材料送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征求意见。必要时，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到公民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进行调查。这种规定往往会使陪审员的选任在排除了没有学历的人以外，又排除了政治上和道德上与主流意识不相符合的人，是一次特殊的“政审”。这种作法与陪审制民主的本意已经是背道而驰了。
从要经过事实上的政审和“年龄较大、群众威望”的规定来看，现在的做法不仅不能体现民主，而且有可能为借助审判的政治压迫和不民主的审判提供表面上的群众基础。
另外，陪审制度也是防止司法腐败的一种方式，控辩或原被告双方都难以在此作弊。一个地方的法官、行政官员、有权势者毕竟是少数，目标集中，容易成为贿赂或拉拢的对象。特别是社会上有权势的人，或者是因为家庭的联姻和亲戚关系，或者是因为平时交往和互相利用的机会更多些，不可避免地会有形无形地相互护卫。但随机抽签所依据的公民名单则是成千上万，这样分散的目标的确不好贿赂。要事先贿赂，就要贿赂整个地区的公民，完全不可能。在挑选陪审员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都要回避，而成为陪审员以后便几乎与世隔绝。如果有人想对陪审员施加影响，或者进行威胁（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那的确很难，因为许多判决都要求全体一致，要想同时贿赂12个人或绝大多数人谈何容易。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将真相捅出来，行贿或施压者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有时候，普通公民还会有一种逆反心态，你越是用权势来压我，我越是不买帐。所以，陪审团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司法作弊很难奏效。但是，实施意见第八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查结果及本院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并由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这一规定事实上又使陪审员变成了另一个形式的固定的审判员，同样是当地的名人，是社会注意的对象，容易成为腐败的主体，难以体现其防止腐败的作用。
可见新陪审制度没有能够摆脱威权政治和形式主义的影响，难以体现民主政治和平民司法的理念。一不小心，会使我国法官素质在不断提高、遂渐走向正轨的法官职业化趋势变成了既不能体现司法民主，又不能体现法官职业化的不伦不类的审判制度。正确的做法是，只要有选举权和没有犯罪记录，都有成为陪审员的权利。而且应当在基数广泛的不同社会结构的人群里随机抽取陪审员名单。
二、陪审制度与公正
陪审的公正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非职业法官对生活中自己身边发生的案件具有事实经验，比整天呆在法院的人更容易根据法庭展示的证据推断出案件事实，而不是为了说服当事人而形成所谓司法权威，如果说是为了这个目的，只能是不合理的裁判具有表面上的更加公正，反而使不公正的裁判具有了合法的外衣。二是陪审员的数量要比较大，在美国，陪审团的数理为6—12人。少于6人被认为是违背了宪法第6修正案的。多数人的裁判综合了大多数人的感觉和经验，不容易出错。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新的陪审制度都没有能够体现。《实施规定》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分析、判断，与法官形成思维互补，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保裁判公正。同时，通过人民陪审员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及时化解纠纷，提高司法工作效率。”这一规定没有能够体现陪审制在审判中的公正意义。
首先是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数量没有法律限制，在审判中，由于陪审员的数量较少，事实上最终可以由专业法官控制局面。陪审员还是可能是陪衬。
二是我们现在的陪审制度是建立在现行的合议庭人数较少，并进行简单多数裁决的基础之上。当一个案件的合议庭是3、5、7人时，只要过半数就可以进行裁判。意味着一个案件只要有三分子二、五分子三、七分子四的人同意就可以作出裁判。那么假设投反对票的人是百分之百的否定案件事实的成立，则意味着在只有67%、60%或者57%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就可以作出有罪甚至于处以死刑的判决，这连我们刑事诉讼法中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达不到，也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事实是，当陪审员的人数不影响法定多数的数量时，专业审判员可以对少数陪审员的意见置之不理。因此，应当对刑事审判引入美国的一致裁决制度。
第三，陪审员要公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陪审员不能参与适用法律而只能进行事实裁判。实施意见第十条至十二条规定，陪审员任命以后、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前必须经过培训。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本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计划，征求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意见后，由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机构具体承办。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应当符合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实际需要。培训内容包括法律基础知识、审判工作基本规则、审判职业道德和审判纪律等。陪审制度的本意是让“外行人”参加审判，以避免专业法官因为长期的专业习惯形成的成见，如果这种培训必要的话，那么还不如直接由法官进行审判，何况复杂的法律知识和审判规则（诉讼程序），连法律院校毕业的学生都要经过长期的实习和锻炼才能掌握，这种培训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公正的陪审制审判应当由数量较多的审判人员（包括未经培训的陪审员）对案件进行裁判，而且只能进行事实问题的裁判。
三、陪审制度与自由
托克维尔在肯定陪审制度的民主作用的同时，并不想夸大陪审制度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和作用并没有遏止“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所作的序言，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陪审容易导致民意审判和多数人的暴政，这一直是各国和我国学者反对陪审团制度的理由。我国新陪审制度没有限制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数量。也就是说，可能出现我上面提到的陪审员在合议庭中中的比例较少相反的情况，在3个、5个、7个审判人员中，极端的情况是陪审员中了2人、4人、6人，这时，专业审判员的作用就变得可有可无了。有人曾经举例说，在陪审制情况下，四川泸州的包二奶案中，审判的结果一定是通过审判剥夺二奶所生的子女的继承权，而这与我国的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权利相同的规定是不一致的。（因为“其实，这份遗产不是给我的，是给孩子的。如果老黄当时把财产送给孩子，也许不会是今天这样。”《二奶持遗嘱要分遗产引用道德断案的界限在哪里？》，《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18日）
对这个问题，历史上陪审制度的设计者不是没有考虑。能保障自由的陪审制度除了通过对抗制审判使当事人双方的意见都能够被听取这一无论在有无陪审员的情况下，都能充分展现各种人的主张和看法的方法保障个人自由之外，另外，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防止这一情况发生。
一是陪审团不能进行事实裁判，不能就法律上合法与否以及如何适用刑罚作出裁判，这是专业法官的事情。但这一点在参审制的情况下无法做到。因为陪审员与专业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力。这是参审制固有的缺陷。
二是所谓一致裁判，一致裁判能够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在多数票表决制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多数人的意见可能恰恰是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是多数票表决制意味着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了自己并不愿意接受的决定。而一致裁决能够克服这两方面的缺陷。也许有人会说，在审判中事实上很难达成一致裁决，因为只要有一定的人数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一致裁决岂不是使案件无法解决？但在美国要求一致裁决的情况下，达不成一致裁决而形成所谓悬案（hangingcase）而要求重新组成陪审团的只是占了所有案件的2%左右。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当一致裁决成为对审判人员的一种要求时，在评议的时候，陪审员会将彼此的意见进行妥协与折衷，各自放弃一部分己见，而形成一个中间的结果。如的是重罪，而当有一个人坚持认为重罪不能成立时，为了判此人有罪，所有的人可能能够接受一个较轻的罪，而这个坚持的人未必认为有轻罪，但是因为那么多人坚持，他有可能在无罪的意见上发生动摇，于是大家在彼此的说服与妥协中形成一个中间决定。当然，也不排除无法彼此说服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这时就只能通过重新组成审判组织进行审判。这一做法事实上能够防止所谓二奶案中可能出现的多数人暴政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在这一案件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持剥夺继承权的看法的，一人的坚持能够改变案件的命运。另外，在案件评议过程中，持少数意见者如果站在二奶的立场进行说服，大多数人可能改变原来的看法。
第三是确实出现了大家一致作出违背法律的裁决怎么办？这就是所谓陪审团废法（nullification）。这一做法在美国是被默许的，尽管美国国会在2002年否决了一个直接授权被告争议立法缺陷的宪法修正案建议（JoshuaDressler，Caseandmaterialsoncriminallaw，ThirdEdition，Thomsonwest，2003，p19），它是指所有陪审员都认为案件事实是成立的，但基于不同意法律的规定，一致认为这是恶法，而故意作出事实不成立的裁判。对于这种情况，尽管因为被认为违背了法制的统一而在美国的有些州规定为不合法。印第安那州和马里兰州的法律就规定，法官在陪审员进密室进行评议时会告诉他们“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本案陪审团，现在我花几分钟告诉你们的义务和责任，你们的责任是根据证据证据决定事实，你们是事实的法官，你们将听审证据，得出事实结论，作出裁决，适用我交给你们的法律，无论你是否同意这些法律。”但是问题是，不同意法律而作出事实不成立的陪审员们不会说他们是因为不同意法律而作出这一裁决的，只能是彼此心照不宣，但是制度给了他们这种权力，谁也无法追究其责任或者认为他们程序违法、超出了自己的权力而不接受这一决定。但我对这一情况是持赞成意见的，陪审员“也许想念被告人不应当是犯罪，也许认为警方虐待了被告人而判其无罪，也许苦于基于对被告人的同情”（JoshuaDressler，Caseandmaterialsoncriminallaw，ThirdEdition，Thomsonwest，2003，p19）它的价值在于通过这一做法能够避免政府借助恶法镇压人民，以克服立法的缺陷。“因为国会将是制定压迫人民立法的永远实体”（UnitedStatesvDatcher，830F.Supp.411（M.D.Tenn.1993））
因此，我认为应当改变现在我国简单多数进行裁决的做法，在立法中引入一致裁决制度以保障少数人的自由。
四、陪审制度与人道
所谓人道，也就是人之道，是人所当行之道，是人的一切规范总和。（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23页。）人道主义是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的思想体系，主张将一切人都当作人来善待。把人当人看、使人成为人即善待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是政治人道的原则。政治生活中除了正义和公平，强调权利和责任，还需要宽容和良心——政治中的“善”即人道，不人道、非人道则是无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而虐待人的行为，是残忍待人的行为，是把人不当人看的行为。就拿对待俘虏来说，如果首先把俘虏当作人来善待，其次当作俘虏对待，从而供其衣食、不予虐待，便叫做人道；反之，若将俘虏只当作俘虏不当作人，从而残忍地加以虐待，便叫做不人道、非人道，那么，如何实现政治人道呢？“给人自由”和“消除异化”是实行人道的两大原则。（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简单地说，人道是人作为人因为宽容与良心产生的对待人的态度和方式。
陪审制度的人道价值主要体现在死刑的适用上。从死刑存废之争看，正反两方的观点都从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的基本价值即是否具有效益、正义与人道这三方面来论证。
死刑的效益即其有用性产生于死刑的功能之上，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方法，其功能也表现在一般预防功能与特殊预防功能。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产生的阻止其犯罪的作用。而一般预又可具体分化为对被害人的功能和对社会的功能。具体而言，对被害人产生的是一种安抚功能，即满足被害人要求惩罚犯罪的强烈愿望，抚慰其受到的精神创伤，并使其尽快从犯罪所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对于死刑的安抚功能，我们无须做太多的论证，让杀人者偿命比什么都可以更好的安抚受害者家属的心灵创伤，很多人一辈子为了使犯罪者受到应当有的惩罚而四处奔波，如果沉冤未雪，被害人或者其家属不仅心灵难以安宁，生理上也会因此而短命，我想这一点任何人都能体会。对社会的功能即一种社会预防，也就是说以刑罚的严厉后果警告社会上的其他人，告诫他们不要去犯同样的罪，否则将受到刑罚的惩罚，从而产生防卫社会的功效。防卫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威慑效果。死刑的威慑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杀头不要紧”这只是一部人为了特殊的理想而可以做到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死刑的社会预防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特殊预防功能，亦称个别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刑罚，使其永远或一段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当人的生命被剥夺后，自然也不可能再去犯罪了。死刑的利益就是作为收益的死刑所实际保护的权益扣除作为成本的死刑所实际剥夺的权益后的剩余值。死刑适用于哪些罪才算是相当的，这也许在具体罪名上有争论，但一个人的生命与另类一个人的生命等值，因而“杀人偿命”始终是符合罪刑相当原则的。
刑罚的正义性是死刑对于犯罪是否具有该当性，从历史角度看，死刑存在的正当性很少受到质疑，哪怕是死刑废除论学者，也很少在论述其废除观点时对死刑存在的正当性进行发难，因此，死刑的正当性几乎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了。死刑是最原始的刑罚方法，是基于原始的“以命偿命”式的同态复仇的思想下产生的，其本身就是原始社会公正要求的产物。犯罪被认为是一种恶因，而死刑作为恶果表现形式之一，从而产生一种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是一种先验的、天然的正当。因此死刑存在的正当性是应当得到承认的。
认为“死刑不人道”者认为，正是由于生命作为人存在的唯一标准，以剥夺人生命的死刑必定不能达到刑罚的人道性要求，从而得出死刑不人道的结论。其理由便是死刑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权益——生命。刑罚人道性的本质内涵也要求，即使刑罚剥夺人的重要权益，但是同时也要把被剥夺权益人当人看。死刑在剥夺生命的同时意味着不再把人当人看待，而当成物。（胡云腾《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即使在我国首倡全面废除死刑的邱兴隆教授在论证死刑不人道时其唯一的理由是“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司法部建议增加设立长期刑以减少死刑适用》网易新闻中心，）“由生命的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中必然地得出了应该对人的生命予以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结论，对生命的认识是判断死刑是否符合人道性要求的决定因素。”（邱兴隆：《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引自中国死刑观察）我也相信，随着国际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民权运动的发展，人道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社会的等价观念也随着这种人道性的增强而在刑罚的公正性价值有所改变。可以设想，在人道性越来越重视的背后，死刑的公正性基础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死刑在将来的某天由于失去了人道价值而逐渐走向被所有的国家废除。死刑是一种具有效益性、公正性但不人道的刑罚。
但是问题是当这两类矛盾的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哪一种应当优先考虑呢？这就无法说明和论证。特别是公正和人道都来自于人们内心的一种感受，而感受的强烈程度是永远无法用逻辑和理性来衡量的。举例来说，一个人故意杀害了他人，被害人和社会民众有些认为不处死刑不能满足其要求正义的感觉，所以不值得同情；而在同样情况下，另一个案件中，被害人和社会民众却认为处死刑太残忍、不人道，因没关系不要求对被告人处以死刑。人道和正义感是天生的本能的一种感受，英国刑法教授、《英格兰刑法史》的作者史蒂芬认为正义感就象人为什么会有一样不需要论证，但是人的人道之心及其程度也象一样不需要论证，它们的大小是不能通过理性比较得出结论的（这一点我曾在邱兴隆教授演讲时曾与他当面作过探讨，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也就是说，因为发“杀人偿命”这一正义标准而保留死刑还是要因为人道标准而废除死刑，这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所以在国家还没有废除死刑时，不能说这个国家的死刑不正当，而对某一犯罪人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也即是以宽容为怀还是要“杀人偿命”（或者其他情况下处以死刑），也只能通过民意对具体案件进行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文明程度相差不大的国家，对死刑的态度相去甚远的原因，欧洲国家都废除了死刑，而文明程度并不低于欧洲国家的美国则保留了死刑。这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民族心理对于正义感与人道发生冲突时的取舍不同。
在美国的陪审制度中，虽然一般情况下陪审团只进行事实裁决，但是对于只否可以处死刑的问题上，必须由陪审团进行一致裁决。死刑被认为是“社会对被告人野蛮地侵害人类的报复”。（Harrisv.Alabama，513U.S.504，518（1995）（Stevens，J.，Dissenting））2002年以前，有两个州即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对死刑案件的判决适用的是所谓的“凌驾陪审团”（JURYOVERRIDE）的制度，即最终对被告处以终身监禁或死刑是由法官决定而不是陪审团。在定罪后，陪审团只有建议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的权力，而法官有最终的权力去凌驾于陪审团建议之上。200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瑞恩诉亚利桑那州案中裁定：一个审判法官不能妨害第六修正案赋予被告人的接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而单独决定关于判处死刑的加重或减轻事实的取舍。最高法院还裁定，陪审团必须做出加重被告人判决所需的事实裁决。在法官能单独做出判决的亚利桑那州，瑞恩规则了州死刑判决法律。（536U.S.584，607（2002）。）至此，美国所有的州都将具体案件中被告人是否应当处以死刑的问题交给民众去判断，这个判断的过程实际是就是民众在正义感和同情心（人道）之间作出平衡。我想如果有陪审团，我们就不会作出三位仅仅只有一次贩毒的花季少女（在18-20岁之间）在同一案件中都处以死刑这样明显残忍的判决了。（《三位花季少女因贩毒而被判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