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92是ISO组织下设的200多个技术委员会（TC）之一，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消防安全。其工作主要涉及安全、健康和环境问题。意在通过消防安全工程技术，使其制订的标准利于降低人员和财产损失，并使设计更经济有效。TC92下设4个分技术委员会。SC1主要研究火灾发生和增长；SC2研究火灾控制技术；SC3研究火灾对人和环境的威胁；SC4研究消防安全工程。2009年10月在美国举行的TC92全会上，TC92开始修订其未来工作计划，各分委会也开始根据TC92的工作计划制定自己的工作目标和未来发展规划。因为SC4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消防安全工程，其主要工作目标也是围绕消防安全工程开展，主要包括：（1）为消防安全工程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提供必要的文件，为性能化设计和评估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2）开发新的工程设计和评价方法，用于验证是否达到了合理的消防安全目标；（3）将消防安全工程中应用比较成熟的技术和评估方法标准化，包括确定其准确性和局限性；（4）为性能化消防设计和评估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标准。对于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初步确定为如下几项：（1）消防安全工程程序；（2）风险评估模型的应用，又分为“为风险和危害的量化评估制定指南”以及“研究与不同活动、系统类型和目标有关的设计火灾场景”；（3）可接受工程方法的应用，包括为消防安全工程中不同类型计算方法和工具的验证程序提供案例；（4）消防安全工程方法，包括“不同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结构性能的影响”和“消防安全工程的操作性标准—消防法规与性能化设计的衔接以及主动、被动消防系统的联合”等；（5）消防安全工程方法输入数据，包括“每个SC4工作组以及TC92的其他分委会应确定其领域内的必要数据以及获取途径”、“确定疏散过程中所需数据”、“相关计算方法”和“计算模型验证的相关数据”等。
2消防安全工程系列国际标准体系及现状
SC4目前共有7个工作组和1个顾问组，负责9个主要标准文件的制修订工作以及十多个案例的编写工作。消防安全工程系列标准不是9个标准（ISO16730～ISO16738）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该体系中，除了这9个主要标准外，还有一个起统领作用的《消防安全工程—总则》ISO23932和其他辅助配套文件，从而提高各标准的可操作性，确保标准的科学实施。该系列标准与总则和其他相关辅助配套文件的关系见图1。消防安全工程系列国际标准ISO16730～ISO16738发展阶段现状见表1。该系列标准除PWI16731外，其他几项标准都已出版或者正在修订中。为了更好地推动该系列标准的应用，各标准负责小组正为其主要文件开发应用案例，指导其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这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该系列标准的主要研究内容。其中，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为国际标准《消防安全工程—火灾条件下结构的性能》ISO24679承担了案例编写任务，目前已经完成征求意见稿，正在转换成ISO标准的编写格式。
3标准转化时应注意的问题
该系列标准是由二三十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编制完成的，体现了消防安全工程的国际发展水平。将该系列标准转化为国内标准，必然为我国的性能化设计提供科学、统一的法规性指导文件，使我国的性能化设计和评估走上科学、规范的发展道路。但是，这些标准是某几个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并且是用英文编写，因此，在将该系列标准转化为国内标准时，应注意如下问题：（1）语言翻译和编排问题ISO标准有英语、法语两个版本。无论我们从哪个版本转化过来，都存在翻译和理解问题。因此，应做到：1）对每个术语、句子、段落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和总体的把握，然后用准确的汉语将意思表达出来。语言应符合汉语表述习惯，应意译而非直译；2）标准中术语翻译要跟国内大家熟悉而常用的名称术语相对应，且该系列标准中不同子标准间术语和相关表述应一致；3）ISO标准的特点是解释性语言较多，很多国家都反应不像是标准语言。在转化为我国标准时，应把每章、节、段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提取其要表达的精髓内容。然后根据中国标准语言的特点，将其精髓内容用标准语言表述出来。如有必要，可适当调整其条文编排顺序。（2）及时更新和修订该系列标准的相关内容该系列标准中，有些标准已经作为ISO标准出版发行，而有些则仅为技术标准（TS）（如ISO/TS16732和ISO/TR16733）或技术报告（TR）（如ISO/TR16738）的形式出版。这些文件会随着其技术的成熟而逐步得到修订，然后上升为国际标准。其中有些已的国际标准，如ISO16734、ISO16735和ISO16736，则正在修订过程中。因此，在将这些国际标准转化为我国标准之后，还应继续密切关注该系列标准的最新动态，及时对我国的相关标准作出修订和更新。（3）慎重考虑该系列标准是否适合我国的国情符合我国有关法律和法规，保障国家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是我国采标的原则之一。该系列标准是国外性能化设计比较发达的几个国家经验的总结，其某些标准、标准中的某些条款以及所涉及的某些计算方法和技术很有可能不适合我国的实际应用情况。在将这些标准进行转化为我国标准时需要进行全面考虑。
4结论
国防产生于国家形成之后，是国家为抵御外来侵略与颠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奉行不同政策的国家，其国防具有不同的特性。当代霸权主义国家的国防，无不具有侵略、扩张的性质。中国则一如既往地坚持国防的防卫性质，并不断加可是国防现代建设，以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历来与国防息息相关。生存与发展构成国家的两大基本利益，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生存是人类繁衍延续的第一需要，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途径，是生存的条件。中外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完全统一和稳定。无论是确保国家的内政不涉、不被侵犯、领土不被分裂和占领，还是实现祖国统一，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都不能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华民族素有重视国防的传统。但是，自近代以来，主要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力日衰，铸成了近代百年“有国无防”的屈辱历史，使得炎黄子孙无不因此而感到切肤之痛。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过中国，迫使中国先后签订了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或协定，致使中华民族国土沦丧、任人宰割，人民惨遭蹂躏、备受欺侮。国家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不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当代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同样包括国防力量的竞争。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综合国力竞争，集中体现着当代条件下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国强要以国富作基础，但国富并不等于国强。一个国家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无强大的国防力量，就不可能取得应有的国际地位，也难以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甚至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受制于人。当今世界，尽管各国的社会性质，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地位及国家利益目标不尽相同，但都在致力于增强包括国防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以谋求新世纪的战略主动。中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解决中国现阶段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所有问题，关键是要把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建设及其发展状况，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一个大局问题。离开这个大局，社会主义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国防建设的根基就有崩溃的危险。因此，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在这个大局下行动，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同时，国防现代化建设是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国防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是保证国家安全需要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伟大事业。可以断定，今日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要想拥有重要的国际地位，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就是一句空话。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离开了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就不足以成为地国际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不足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足以振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始终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强后盾，是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宁的可靠保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的迫切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犯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正在兴起。增强国防力量是一个长期积累、持续渐进的过程。无论是武器装备的改善、军事理论的创新，还是部队官兵的训练、后备力量的组织和动员等等，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因此，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其根本利益的驱动下，充分利用相对和平时期的宝贵机遇，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不断加强国防建设，抢占新世纪的军事制高点。超级大国在两极格局解体后，仍然保持并继续加强着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需的扩张型军事力量，保持高强度的军事投入，以维护其军事上的超强地位。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大国，在积极发展综合国力的同时，不断增强国防实力，以便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处于更加有利的态势。即使一些并不富裕的中、小国家，在积聚国防力量方面也不敢稍有懈怠，把增强国防实力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以求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争取相应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防建设还存在着国防现代化水平与高技术战争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还难以满足国防建设的客观需求。如果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建设可以“自我保障，自我发展”；或者认为“经济发展了，国防就会自然而然地强大起来”；甚至认为反正大战打不起来，国防建设可以“缓一缓、放一放”等思想，都是十分有害的。不仅会导致国防建设停滞不前，进一步拉大同发达国家国防现代化水平的差距，而且会丧失经济建设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既是新形势下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又是促进和保障经济建设的关键所在。国防建设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个内在需求，可以而且必须同经济建设协调一致地发展起来。世纪之交，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大战和危及中国命运的全面战争可以避免。但是，中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国家领土和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还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面临着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威胁，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分裂、破坏稳定的挑战。由此决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我国生存与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正确的认识和抉择应该是：把国防现代化建设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历史进程之中，借助科学的国家总体战略布局，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相应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不断增强军队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和应急作战能力；遵循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探寻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时代特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
1.1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牵引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任务向广度拓展
当今时代，信息网络技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广泛运用，在给人类活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战争形态、样式、手段发生了深刻变化。电子战、情报战、心理战和计算机网络战不仅是战时的基本作战样式，在和平时期也不容忽视。2014年，广东、青岛等地国家安全机关破获多起境外间谍机关通过网络勾联策反境内人员，窃取我国军事秘密的案件。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网络泄密案件已占泄密事件总数的70%以上，而且呈高发之态。美情报部门认为，现在，很多极有价值的情报都可以从网上找到。美军方研究中国军情的权威文件《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中，有相当一部分信息获取来自中国军迷们的网络信息。这些事件表明，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作为和平时期网络战、信息战、情报战等信息攻防的生力军，其核心任务是确保国家各领域的信息安全。
1.2信息安全在各领域的深层次需求牵引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任务向深度拓展
当前，以计算机网络为主导的信息领域已经成为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技术垄断、思想渗透、意识传播、价值灌输、文化进攻、情报窃取、和和平演变的主战场、主渠道。“信息时代需要信息国防”，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飞速蔓延，信息时代的战场已经扩展到以网络技术为主导的多维空间，贯穿战时和平时整个过程，因此，确保信息安全成为国家战略性的大问题，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兴亡。周小平在《这就是一场文化冷战和新鸦片战争》中指出，“外国已经把网路信息战和文化战争作为国家策略来推动，力图通过网络文化思想渗透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方的人民，达到操纵舆论甚至影响政局的目的，特别是其灭偶像、毁信仰、反人类、唱衰中国、先亡其史、打击幸福感、散播政治鸦片等信息冷战新招数对我确保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深层次安全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深层次的需求也牵引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任务向深层次发展。”《孙子兵法》有言，“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要打赢这场涉及技术到意识、涵盖政治到文化的全领域、全时空的全面战争，科学运用“人民战争”的思想是制胜法宝之一，通过对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建设问题的研究，提高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打赢信息时代技术战争和思想领域“鸦片战争”的双重能力，在全社会建成信息时代“人民战争”的多维立体布局，通过进行国防信息安全潜力预置，掌握信息安全制权、形成打赢“人民信息战争”的态势和合力，既建设全时空、全领域的坚强信息国防，又具备多维时空领域的国防信息攻防能力，坚决打赢这场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信息持久战”。
2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点分析
2.1从广度上看，具有多领域、多区域的联动性特点
2.1.1多领域联动性
多领域联动性主要是在某一地域内政治、经济、新闻、宣传等体系的横向联动。这种联动既是在区域内形成合力的一种联动，也是全社会信息联动的基本单元。具体来说，就是区域范围内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的门户网站、核心交换机、信息存储器，成为联防联动的重点。这主要是根据当前行政体制、网络建设和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区域性编成。以市、县级区域为例（随着城市化进程，市、县两级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基层政治、经济、科技、信息的集散中心和体制单元，具备区域性的多种能力，既是基层核心管理机构，更是国家行政的重要执行机构）：行政区域内基本形成系统全面的基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国土、教育、公安、通信、科技等体系，因此，抓好这两级别的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建设是从国家整体层面来看最基础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初级任务区。
2.1.2多区域联动性
多区域联动性主要是根据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各领域的业务相对独立性来提出。以政府机关为例，从国家到省、市、县都有互联互通的行政专用网络，在提供政务信息和行政运行便利的同时，也容易出现薄弱节点被敌进行信息攻击和窃取。因此，加强领域内的纵向区域的联动合作，有利于避免短板效应，提高领域内的整体信息安全和防护能力。这是条块分割式的单领域区域性联防联动，主要依靠领域内的国家、省、市、县四级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联动来完成，这是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中级任务。
2.1.3多领域多区域联动性拓展
这是从国家整体信息安全层面考量，全国性、全领域、全区域的信息安全联防联动，是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高级任务，既包含地方各级单位、部门、企业的全领域、全区域，也包括与有关军事单位、机构的对接、互联、互通。
2.2从深度上看，兼具信息技术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融合性和延伸性特点
当前，信息安全已由单纯侧重信息技术安全向确保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安全进行深度融合和延伸，因此，确保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深度信息安全和思想意识信息攻防任务，成为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主要任务。
2.2.1信息人员的安全防护
信息人员的安全防护主要是指信息人员本身的安全防护。因为国防信息安全力量人员编成都是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银行、通信、媒体等各级各类部门、单位、团体的信息维护和具体操作、掌控人员，负责涵盖全社会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教育、文化、宣传等主流信息的防护、保密、维护等工作，因而，也将成为敌对势力对我进行策反、联连、窃取、破坏、攻击的重点。2015年1月2日报道我军工单位人员被国外策反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损失的事件也表明，确保国家主流信息体系人员的安全也成为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最主要、最核心的任务。
2.2.2信息的搜集获取
这是一个“知彼”的过程。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人员是各行业、各领域的信息技术高精尖人才，信息的搜集和获取将成为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重要的任务之一。通过对国外信息的搜集分析、正确研判，便于我们掌握国外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动向，既有助于为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需求和利益拓展提供必要的参考和情报印证，又为国家预见危机、克制威胁、消除矛盾提供助力。
2.2.3信息的筛选过滤
信息时代，各种信息成爆炸式发展，信息泛滥成为当前信息时代最显著的特点，信息自由，并不代表无序、无度，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要在信息网络各个节点、社会信息各个角落承担信息的筛选、过滤工作，什么信息该发、什么信息不该发都要有科学评判体系和严格审核制度。首先，确保自己的信息保密。近年来，一些单位为了显政绩、搞透明，把应该保密的内容也公之于众，造成自身泄密，需要高度重视和坚决杜绝。其次，确保信息网络空间的净化。当前大量虚假信息充斥网络，严重影响信息空间生态环境，一些高强度灌输性的信息重复和低效能的信息质量，也给民众造成的逆反心理和低信度接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和尽快解决的问题，以确保信息的执行力和实效力。
2.2.4信息的侦测监控
信息的侦测监控包括电视、电台、广播、网络、通信、广告、各大媒体等领域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安全信息的侦听监控，目的是杜绝有毒信息的流传。近年来，在互联网、微网络和一些非主流媒体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投放一些有毒信息，吸引人们的眼球、诋毁党和国家、误导人民的判断、造成一定的信息污染和社会危害。近年来，以手机为载体的微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传递覆盖全社会的角角落落，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要依靠自己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过硬技术，在各终端第一时间予以制止和打击，铲除这些流毒。
2.2.5信息的追踪反制
信息的追踪反制主要是对我国攻击信息和有毒信息源头的追踪和排查工作。主要有两点，从近些年一些有毒信息散布来看，一种是信息阵地战，就某些网络名人被策反和利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隐蔽性散布，打着拥护党、拥护祖国的旗号，散布深层次的精神鸦片，毒害人民思想；另一种是信息游击战，采取化名、境内外开设多个账号等方式进行散播。对这些有毒信息散播源一旦追踪到，立即抓人或封号，坚决打掉有毒信息策源及爪牙。
2.2.6信息的传播进攻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要想打赢信息时代的人民战争，既要打好信息阵地战、防守战，又要打好信息进攻战、运动战。针对敌对势力对我国发起的文化冷战新招数，要在一一化解的同时反其道而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总之，信息的传播也将是斗智斗勇的一场持久战，但是只要运用恰当，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3从时域上看，具备注重平时、贯穿始终、迅速快捷的特点
2.3.1注重平时
从当前的形式和任务来看，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任务具有注重平时的特点。因为心理战、网络战、情报战、舆论战随时都在发生，各种刺探、窃取、攻击下一秒就可能出现，因此，需要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严密关注、高度重视、迅速处置。
2.3.2贯穿始终
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防止的是百密一疏、应对的是每时每秒。这是时间、意志、技术、方法的考验，是持久战。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任务要贯穿信息时代的始终，就像应对随时发生的事故一样，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全时的警戒，不留半点差池。
2.3.3迅速快捷
信息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是迅猛的，信息在下一秒就可能会传遍地球的另一端，这就要求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有快速应急措施和迅速处置能力。
2.4从职能上看，具备防护为主、攻防结合的特点
2.4.1主导信息防护战
这是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自身基本任务，是确保本单位、本系统、本区域、本领域的信息安全和信息防护的重要环节。
2.4.2辅助信息攻击战
这是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辅任务，主要是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按照国家性、本单位、本系统、本区域、本领域的信息攻击部署和要求进行，是触发性、阶段性任务。
2.4.3信息技战术研究
信息技术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信息攻防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信息对抗的方式、方法在不断深化，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作为第一线的战斗员、操作者，是信息尖兵，要不断对信息攻防技术战术进行研究创新，这也是履行好职责的必然要求。
2.5从编成上看，具备军民融合、自建为主、吸纳人才等特点
2.5.1军民融合
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随着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人员、装备、器材都要向统一化、高精尖推进。军民融合，是高精尖技术的互通、是高精尖装备的互联、是军地高技术的互融，绝不是简单的东拼西凑、捉襟见肘。
2.5.2自建为主
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要突破当前的技术垄断、潜在威胁，走独立自主的精兵之路。当前，我们信息网络建设也进入一个深水区和攻坚期，要想走自己的制胜之路，就要割断大洋彼岸伸来的章鱼之手，不能仅依赖和沿用国外的技术软件，还要开发建设自己的系统体系，稳定打赢的基础。
2.5.3吸纳人才
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不仅是高精尖信息技术的聚集地、更是各领域高精尖信息人才的聚集地，既是一支队伍，更是一个吸收、吸纳、培养高精尖信息技术和人才的体制。因此，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如何甄选、吸收、吸纳、训练、管理、培养、运用高精尖技术和人才，是新形势下打赢信息战争的基本需要和重要任务。
3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的训练
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要适应多种任务的需求，必须通过加强训练提高自身能力。
3.1技术能力训练
技术能力训练是运用和掌控信息技术的能力，主要有3方面的训练：一是信息存储技术训练，主要指掌握存储器、磁盘、光盘、闪盘的等各种存储介质的信息安全存储技术、信息及系统的加密、解密、隐藏等技术；二是信息传输技术训练，主要训练信息传输过程的加密设密、鉴别校验、防窃防泄、防阻防截、防毒反侦、追踪测源、解码突入、隐蔽窃密等技术；三是系统维护技术训练，主要训练信息系统的软硬件防护技术，包括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新闻宣传、银行交通等所有有线、无线、网络以及电磁空间的信息系统的防护维护；四是信息处理技术训练，包括信息的制作、筛选、过滤、侦测、监控、删除、屏蔽、输出、导入、预置等技术性处理能力和意识性运用能力。
3.2素养能力训练
3.2.1信息制作和甄别素养能力的训练
信息制作和甄别素养能力的训练主要是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人员对信息所传递内容的鉴别力，特别是针对信息中掺杂的偏激、反动、有毒等内容的甄别、判定、消除，以及信息制作过程中，将我方意志的巧妙糅和与科学渗透，这是核心技术能力。要想克制和抵御当前的思想渗透、文化侵蚀、，信息鉴别和制造，是确保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的安全的重要信息攻防手段和能力训练方式。
3.2.2防间保密和渗透策反能力的训练
防间保密和渗透策反能力的训练主要是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成员自身的反间渗透、反策反诱能力训练，以及对敌方人员的渗透、策反能力训练。信息对抗的核心还是人的对抗，只有确保自己人员的安全和对敌方人员的拉拢，才能防止自己的“堡垒从内部被攻破”，并实现从内部攻破敌人堡垒的良好局面。
3.3体系能力训练
3.3.1分队能力训练
民兵信息分队是信息攻防能力的基本构成单元，是信息分队内各个专业、各种技术的综合运用、团队协作和能力聚合，是分队间各成员的技术耦合和能力配合，是建设分队核心能力和发挥整体效能的基础，分队训练要科学计划、合理统筹、确保实效。
3.3.2整体能力联合
整体能力联合是指各新型国防信息安全力量间的联合训练，是各个专业能力的区域性拓展和联动性融合，是形成全社会“人民信息战争”态势的联合性训练，主要侧重体制机制运行能力和整体效率、效能发挥的训练。
4结语
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是其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古语说“居安思危，长治久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唯物辩证法讲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讲矛盾转化，相反相成。矛盾转化是有条件的。人们要把握矛盾转化的主导权，要使自己的行动具有前瞻性，首先要看到发生对立面的可能，看到存在对立面的迹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面临丛生的荆棘、四伏的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看不到，就会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机发生了还不知道风险从何而来。虽然未必无法补救，但总会显得较为被动。中国又有一句古语说，“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道理同样也是讲，要依据发生对立面的可能，存在对立面的迹象，想对策，想应对措施，想如何创造条件使对立面发生有利于自己的转化，使自己站住脚，继续发展。“预”是“立”的前提，“不预则废”。作为如此庞大的超级大国，作为在经济、金融、军事、高科技诸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美国当局依然认为，它所处的安全环境动荡不定，充满许多可能变得更加致命的威胁和挑战。危机意识不是杞人忧天或者妄自菲薄，而是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主动性，防患于未然，变以后的被动为现在的主动，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至少减弱其危害程度，以求把握全局，总揽全局。
危机意识是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危机的预期。一个民族的危机意识有两大类，均涉及国家安全：一类是对内部发展构成潜伏危机的预期；一类是对国际环境可能引发的危机的预期。在这两类危机预期中，后一类更引起人们重视。就目前国际形势而言，尽管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仍潜伏着种种不确定因素，包括：
1.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过渡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历史上，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而今要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条件下实现，这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在充分认识国际格局可能和平转换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非和平转换的可能性，充分估计转换的复杂性、曲折性。导致转换复杂化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这些因素的作用。例如，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残余，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愿望转化为保守主义目标，因为这中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2.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要改变这种失衡，即使有最理想的条件，至少也得在半个世纪以后才能实现，在这期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凭着自己的优势，不会放弃建立全球等级体系的欲望。这当然与多极化趋势相背离。美国认为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对美国继续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威胁。美国要迎接挑战，要把可能出现的威胁消除在美国本土之外。由此带来的矛盾与对抗不能排除。NMD与TMD的建立将会大大加剧这种危险的现实性。
3.多极化趋势未必等同于和平与稳定。从历史的经验看，多极化体系是极不稳定的国际体系。从现实来看，由于传统的“实力—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的存在，多极化过程也潜伏着负面效应。预计在21世纪将有近10个国家上升到大国、强国的地位。在这些国家中不能排除出现新的霸权国家的可能性。霸权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同样也不能排除。与此同时，据估计，世界上将有50—60个新的国家分裂出来。此起彼伏的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将长期困扰国际社会。
4.新科技革命所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无论是军事装备、作战方式、打击能力都是史无前例的。历史表明，军事革新总是意味着新的大规模战争。新的、巨大的打击能力对军事强国具有难以自制的诱惑力；仅作为一种威慑力而不投入实战，不仅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现实生活中也难以令人信服。
5.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但由于各自的起点不同、可资利用的机遇及其应对不同，加上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有关国家经济、金融的被动式风险大大增加。尽管国际社会驾驭市场的能力大大加强，但至今还不能免除危机的发生。而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对发达国家可能是伤“筋”，对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是动“骨”，将使它们倒退数十年，其对政治、安全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面对这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国际社会在寻求全球和地区稳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产生某些忧患意识或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将稳定国际社会的愿望变为现实的重要前提，也是预防外交赖以产生的重要前提。日益强烈的危机意识，使预防外交得以应运而生。
二、预防外交的战略功能及前景：以中、美为例
“刺激—反应”被认为是传统外交的基本模式。时至今日，这一基本模式未发生根本改变。不管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自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刺激，不管刺激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依据对刺激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制订对策作出反应，至今依然是外交部门的基本实务。作为对现实刺激作出反应的艺术，外交中的作为或不作为都是艺术性的。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被认为是积极的反应；投弃权票也未必不是积极的反应，它也可能是一种艺术，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策略性相结合的艺术。外交艺术的运用，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现代外交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战略层面、整体层面上的反应烈度大大加强。在做好微观领域反应的同时，注重宏观层面上的运筹帷幄，寻求棋局上的总体主动性、主导性和可控性，以便在走对一着棋的同时走活全盘棋。这正是预防外交的战略。
1955年，中国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在外交实务上，这是一种即时反应。但是，中方准备工作立意高，着眼于开拓新中国外交的全局；判断准，把握住日益增多的新独立国家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创意新，亮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外交旗帜。“万隆会议”上的胜利，为中国打开外交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在当时国际敌对势力的重重压制、封锁下，中国通过此次会议求同存异，广交朋友，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谊。因此，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依然风雨不动安如山。
1947年，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同样也是从一着棋入手走活全盘棋的典型外交案例。当时美国的16个西欧盟国，既遭到二战的严重破坏又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气息奄奄，濒临，一再呼吁美国给予经济援助。向其盟国提供经济援助，在美国外交实务上是一种即时反应。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因应措施，而是形成一项计划，作为战后美欧关系的起动器，立意在推进美欧之间的联系。该计划从1948年4月启动起到1951年1月实际结束，共使用100多亿美元。其中，赠予款额用于购入美国剩余农产品和救济物资，借款款额用于购入机械、车辆等生产物资，其结果既有助于美国走出战后经济过剩，又促进了西欧经济的恢复，并为后来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美国确立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美国从欧洲获得的巨大利益是以“马歇尔计划”为开端的。无怪乎有的西方学者会把“马歇尔计划”推崇为预防外交的经典之作。
这些成功案例所显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具有综合性收益。这些成功案例尽管没有摆脱“刺激—反应”的传统外交模式，但作出的“反应”却是非传统的，具有新的特征。现代外交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在战略层面上发挥“预防外交”的效果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些前景包括：
1.追求清晰的战略意图。实施预防外交，或者为了争取战略上、全局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或者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并为进一步发展展示新的前景，驾驭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马歇尔计划”后来成了美国对外援助的范例。2000年1月5日公布的一份白宫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对此推崇备至：“从以美国为首的动员到战后欧洲的重建，再到最近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经济成功事例，美国的对外援助帮助了新兴民主国家，促进了对人权和法制的尊重，扩大了自由市场，遏制了国际犯罪，抑制了对健康的主要威胁，改善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使人口增长放慢，缓和了人道主义危机。美国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了工人的权利、自愿计划生育、基本教育、环境保护、民主、法制、宗教自由，提高了公民的经济地位。通过这些计划，危机得到避免，美国的预防性外交得以积极的实施。”
2.追求“最小的代价”，使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带来滚动效应。外交是需要投入的，这是常识。外交投入包括实务开支、政治或经济上的承诺、某些问题上的妥协与让步。这都是外交的代价。而现代成功的外交却要求“代价”的最小化。这就要尽可能避免外交的静态操作而应追求动态操作，使外交态势始终具有一种动能，带来滚动收益。道理很简单，推动一块静止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是很累、很费力的。但若推动一块正在滚动的巨石走向预定目标，则仅需花很小的力气就可以实现。外交态势具有某种动能，是寻求“最小代价”的一个重要前提。“因势利导”，没有“势”便难以“利导”。试想，如果中国没有以亚非“万隆会议”为开端，在发展中国家中建立起动态效应，何以能在1971年10月出现把中国一举“抬进”联合国的局面。
3.追求某种协调机制。尽管许多人对90年代后半期国际关系中的种种“伙伴关系”不以为然，但是这些“伙伴关系”的出现却反映了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对国家间关系形成某种机制的追求。传统的国际安全靠均势、靠力量均衡；但在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一政策的实施变得越来越困难。各主要国家在追求力量均衡的同时，外交重点越来越倾向于形成某种机制。“热线”，“透明度”，从频繁的首脑会晤到高密集度的不同级别、层次的交流，信任措施，……凡此种种，显示了各种机制的“生命”运动。机制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但牵挂着各方的利益需要；机制并不是解决争端的裁判，但却可以提供解决争端的机会；机制并不是利益的天平，但却有助于找到利益的汇合点。机制是各方利益补偿代谢的生命体，只要有关各方都愿意从这里找到获取利益的机会，机制的生命力便不会凋谢。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承担世界责任方面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战略层面上实施预防性安排。有许多机会可以发挥中国的作用，诸如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和构想，提出解决热点问题的方案，供国际社会选择。充分发挥诸如此类的建设性作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重要领域。有所作为才有世界上的地位。这样做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预防外交中进行危机预期的方法
预防外交可作广义理解，涉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国际体系及其机制可能面临的障碍、战略态势变动等；也可作狭义理解，诸如对付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紧急情况，对付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对付可能出现的某项争端、对付安全方面的某种紧急状态等。国际社会所以对“预防外交”产生极大兴趣，主要看中其狭义理解所显示的功能。然而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预防，难就难在如何及时捕捉到突发事件的前兆。但现代社会的经验也证明，危机、冲突、风险在爆发前是有迹象可以看到的，是可以预测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国际关系中，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潜伏的风险迹象，可以看到潜伏危机中的冲突迹象。问题是如何应对，如何建立必要的危机评估、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及制订各种方案的制度。
对预防外交，无论是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其预防的仅仅是一种危机预期。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预期必须尽可能准确可靠，这是基本的前提，否则就失去预防的意义。为了寻求根据现实动态作出合理延伸的预期，通常所使用的方法有：
1.背景推理法。领土、宗教、民族或种族的历史纠纷和怨恨，资源(包括水资源)和能源争夺的历史记录，战争遗留的历史问题处置，等等，都可以成为背景推理的依据。在这些因素中，有的可能已经随着历史岁月的延伸而沉寂下来，有的可能仍有这样或那样的纠葛，但都有可能在新的特定条件下成为爆发冲突、引发危机的“导火线”。在这里，注意“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是关键。一种“新的特定条件”的生成往往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欧亚结合部一下子爆发了众多的冲突，至今还未完全平息。又如，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民主”、“人权”，引发了非洲一系列部落、种族和民族的权力争斗，其结果导致惨不忍睹的“灭绝性大屠杀”。
2.过程推理法。任何矛盾、冲突的激化都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过程是分为不同阶段的，从前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是有条件的，其中关键性条件居于主导地位。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数十万大军向海湾地区集结。当时国际社会对美国下一步动作有两种判断：一种认为美国企图以兵临城下、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屈服；一种认为美军向伊拉克发动武装攻击势在必行。事实证明后一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居主导性的条件是，苏联不可能因伊拉克与美国直接对抗，而美国要以高科技军事打击能力证明谁也不能违抗它的意志，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任何事情的发展过程都有它自己合理的逻辑延伸，但却以条件为转移，在这种条件下会向这个方面延伸，在那种条件下会向那个方向延伸，关键是要搞清楚条件是什么。
3.利益平衡推理法。国家的对外行为都是为了追求本国利益，但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却受不同层次的利益制约。科索沃停战协议签订后，俄罗斯抢先占领了科索沃首府机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为数不多、孤立无援的俄罗斯军队赶走，这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一种是容忍俄罗斯的行动。美国选择了后者，因为，前者虽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但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具有更大的利益。美国曾多次企图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摧毁朝鲜的重大军事装备基地。但它会遭致朝鲜对韩国的报复性军事打击，而汉城地区集中了韩国大部分重要的经济设施，它们都在朝鲜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内。韩国成了朝鲜阻止美国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抵押品”和“人质”。所以，美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首先遭到韩国的反对，韩国难以用民众大量死伤、经济倒退数十年的代价，来接受美国对朝鲜军事打击的胜利。当然，韩国是美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前沿基地，韩国受到巨大破坏在根本上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基于这种利益掂量，美国不得不接受韩国对朝鲜的“阳光政策”。现在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联在一起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善于把各种利益结合起来综合平衡，是寻求合理的危机预期的重要方法。
4.实力对比推理法。实力对比依然是影响国际矛盾、冲突的基本因素。实力的不对称性往往决定了过程、结果的不对称性。仅仅凭南联盟非常有限的军事实力对抗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打击，难度之大完全在意料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是绝对的。但是，在拥有的实力与可使用的实力、可使用的实力与可使用的限度这个意义上说，实力对比又是相对的。2000年年初，俄罗斯颁布新军事学说，不仅继续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作承诺，而且明确宣布“在俄罗斯及其盟友遭到侵略、以及在依靠常规手段无法制止俄罗斯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主体和国家消亡的情况下，俄罗斯将被迫使用核武器”。面对其对手的步步紧逼、挤压，俄罗斯的这种宣示无疑使其对手在可使用的实力与实力可使用的限度方面大打折扣。尽管在观念上，其对手可以认为俄罗斯没有什么优势，但在行动上却不得不想想自己的难处。这种反差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与其对手关系的走势，影响潜在危机的发展趋向。就此而言，研究对立双方实力对比的相对态势，对研究危机的预期具有重要价值。
四、预防外交的“刚柔相济”
应付危机、冲突的迹象或预兆，在传统上由于迂回——回旋的余地、可使用的手段有限，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几乎没有(或者很小)，所以通常使用刚性应对，诸如使用外交交涉、军事威胁，并往往在事实上用最终手段(战争)解决问题。一部国际关系史，实际上是一部战争史。剖析战争爆发的原因，展示战前外交合纵连横的全景，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战争过程中的外交往来，战争结果的处置，诸如此类的往复，充斥着历史的大部分篇章。中国历史上尽管有“预防外交”的先例，诸如采用“和亲”政策、睦邻政策，向对方施以“皇恩”，但边界战争依然不断。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教训，以及二战后多次热战的结果，都表明完全刚性应对无助于把危机、冲突在迹象显露、预兆出现时期得到控制或化解，并没有真正起到预防作用，必须另辟蹊径。
预防外交在不排除“刚性应对”的前提下，更强调“刚柔相济”的作用，这不仅由于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日益达到不可分离的程度，而且由于人民的觉悟和对安定、富裕的追求，“刚柔相济”更有了施展的余地，诸如：
1.进行充分的具有亲近感的意见交流。充分地交换意见，这对矛盾双方没有任何害处，只会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只会有助于寻求矛盾的解决。现代交通、通讯的便捷，使相互交流意见、面对面地交换意见变得十分容易。首脑之间互通电话、工作会晤、信函往来以及较低级别外交官之间的穿梭往返，都已相当普遍。“第二管道”的出现更有新意。现在又有“第三管道”、“第四管道”之说，这表明广开交换意见的渠道具有极大的潜力。
2.扩大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多种形式的接触。现代国家间关系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侧面。特别尖锐化的矛盾与冲突仅仅是其中某个侧面，不以某个侧面发生障碍而阻断其它侧面的接触、联系与合作，已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样做不仅可以把某个侧面的矛盾冲突激化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还可以利用其它侧面的关系来制约正在激化的那个侧面，甚至作为一种补偿，使双方找到利益的接近点。
经济合作、国际援助、国际贸易日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预防外交手段。一个成功的国际援助计划，不仅使受援国得到实惠，而且可以给援助国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经验教训表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金融方面的依存度日益成为加强相互关系的纽带。通过国际援助发展经济合作，促进贸易、金融、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正成为各国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这也是避免危机和实施预防外交的条件和基础。
3.充分发挥影响对方公众情绪的能力。当今世界，一国的外交行为越来越受到公众情绪的驱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外交部门能获得的信息，普通的国内公众极大部分都能得到，情报信息的透明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此外，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公众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和能力大大加强。这种公众情绪转化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党派斗争，就会建立起影响政府外交行为的直接通道。如何影响对方国内的公众情绪，已成为现代外交不得不考虑的问题。10多年前，美国媒体一度几乎一无例外地充斥着对中国的谴责声，成篇累牍，无休无止。扭转美国媒体的态度，成了中国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影响美国媒体转向、降温。“取信于民”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要使民“信”，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媒体和因特网，充分利用对方的信息手段同国外公众和机构对话，宣传自己的原则和政策，提供充分的情报和信息，以增强自己的影响能力。为此，需要一大批忠诚于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评论家。他们具有良好的理论造诣和专业才能，了解对方的思维习惯和接受方式，及时地利用国外媒体和国际互联网络，向对方公众传递情报和信息，赢得对方公众的支持。现代外交表明，如果乙国不能影响甲国的公众情绪，将会最终失去对甲国政府的影响能力；如果乙国能迅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一旦爆发危机和紧急情况，就等于在对方公众层面上筑起一道阻止“事件”恶化的“防火墙”。也就是说，影响对方公众情绪是预防外交的重要手段。
五、预防外交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预防外交的成功与否，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般外交的功底。例如，为了成功地实现某项国际投票获得对己有利的稳定多数，事前对有关国家做工作可以算为预防外交，但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以往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能保证在关键时刻得到国际社会有益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具有预防。在关键时刻，能否得到国际社会有益支持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般外交功底是否扎实的标志。
但是预防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对付冲突和复杂的紧急情况。所以，除了依靠一般外交所积累的功底，在实施操作上需要更大的灵活性。
1.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在紧急情况下，各种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发生可能导致双方对峙的无端升级，加速形势的恶性化，造成不必要的、双方都不希望出现的损害。所以，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是避免误会、澄清情报信息的重要条件。
2.抓住适当时机或机会，及时进入官方层面或正式层面上的对话。对话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磋商、谈判总比不磋商、不谈判要好。不拒绝对话，是现代冲突双方通常都具有的基本立场。对话不一定能消除分歧，但它可以使沟通渠道正规化，并为冲突双方寻求共同点开辟新的起点。当然，在何种条件下进入对话，不仅因国而异，而且因事、因时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3.及时开辟“第二管道”。通过“第二管道”进行坦率的、建设性的交流，可以成为官方交流、对话的前奏与补充，缩小认知上的差距。由于“第二管道”是非官方层面，所以即使在非常紧急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宽松的气氛，非情绪化地讨论对双方都有益的问题。
4.动员“公众外交”的积极作用。及时透过适当的“管道”向国内民众与国外民众传送情报和信息，并将其转化成“公众外交”，转化成公民与组织对外国政府的影响能力，这既需要开放的心态，也需要很高的艺术。如果能把“公众外交”的积极性动员起来，就足以造成庞大的、没有编制的“外交”队伍。
5.巧妙的策略运用。与一般外交相类似，预防外交也需要巧妙的策略与综合动用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1)警示性：及时设置明确的底线，使对方明白这条底线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否则要承担难以承受的后果；(2)围堵法：造成对方在舆论上、外交上、经贸关系上的孤立状态；(3)诱导法：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所在，明白如何才能谋取这些利益；(4)抵押法：将对方的某部分重大利益作为抵押，让对方知道失去更巨大利益的可能；(5)边缘法：不惧怕进入边缘性状态，以显示自己的意志，让对方知道后果的预期。
俄罗斯每年都会在夏季和冬季举办“安全校园”活动，在这方面，共和国可谓是经验丰富。在过去的15年里，他们将活动规模从本地区扩大到了全俄范围内。该地区的第一场比赛举办于1998年，地点是在“曙光”促进儿童健康发展基地，在此之后，两支优秀的队伍就被派去参加了全俄范围内的比赛，并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从此开启了获胜的传统。2009年，在乌德穆尔和国举行了全俄少年救援人员比赛20周年大赛，来自16个联邦主体的20支参赛队伍参加了此次活动。但“安全校园”这一活动只是培养青少年生活安全意识的阶段之一，为完成这项工作，乌德穆尔和国制定了“幼儿园—中学—中专—大学”完整的培训体系。这个问题在三个涉及消防安全的针对性计划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基础阶段的安全行为教育主要由一些专业和学校的班组团体构成，其中包括依热夫斯克市第57中学、乌德穆尔和国沃特金斯克市海上救援队，以及少年消防队，少年消防员、少年救援者、少年水上救援人员小组等。通过这些专门设定的课程，孩子们不仅获得了应对紧急情况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接受了道德教育，随时愿意去帮助遇险的人们。
每年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都协同俄罗斯乌德穆尔和国紧急情况总局一起举办消防主题的儿童创作比赛、夏令营防火工作组织竞赛、少年安全人才节。还组织地区和跨地区“少年救援员”野外训练营，定期举办少年消防队消防应用运动会。经过培训孩子们不仅获得了实用的安全生活技能，而且对消防救援工作更加尊重，男女青年都愿意加入志愿消防队。在以М．Т．卡拉什尼科夫命名的伊热夫斯克技术大学还建立了名为“乌德穆尔和国教育机构志愿消防队”的社会机构。很多人在志愿消防员、救援人员、志愿者俱乐部学习。
如今在共和国已经有138个志愿队了，共计1675人。这些活动的开展卓有成效地离不开正确和良好的方法。为了引进创新工作方法和形式，乌德穆尔和国紧急情况总局和联邦国有机构“联邦消防总局乌共和国消防局第1消防大队”防火宣传和公共关系中心共同举办了研讨会。参与其中的还有另外两个部———教育与科学部和青年事务部，以及共和国儿童继续教育中心。培训班中有两门讨论课很受欢迎，一门是《为孩子和父母开展消防安全培训的方法与形式》，另一门是《第112中队》，这主要是为志愿消防队的领导者们开设的。
二、培训效果显著
电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手段，它的出现对传统技术进行了一次革新。白俄罗斯已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生命安全基础知识的培训体系中，紧急情况部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共和国的大力支持。俄罗斯2011—2015年国家创新发展计划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模拟紧急情况的安全创新教育中心》项目。并规划逐步建立一系列这样的培训中心，中小学生在那里可以接受紧急情况下行动技能和急救方法的培训。培训方法的基础是将学员置于最大限度模拟紧急情况的虚拟环境中，并通过感知模拟环境深入研究材料。考虑到学员人数，所有的培训都是以有趣的游戏形式进行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戏剧性的效果、对形势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都激起了学员的兴趣，并促使他们寻找逃离困境的方法。当前专家们正在致力于开发一种综合的培训方法，该方法基于以下的场景得以开展:居民住宅火灾、自然灾害和森林里的行为，从充满浓烟的房间撤离，在火场中进行呼救，向灾害救援人员寻求帮助以及如何进行急救护理(使用模拟练习器械)。
三、总结
互联网金融是依托互联网提供的金融服务与金融产品所形成的虚拟金融市场。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互联网业与金融业日渐融合,产生了互联网金融,并逐渐演变成一个新的金融行业。互联网融合、渗透金融领域已是大势所趋，传统金融界也纷纷利用互联网对自身渠道和营销模式进行整合，P2P、余额宝、网络金融社区和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等新型机构正在迅速崛起，互联网和金融业的相继加入、强强联合对传统运营模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我国互联网企业进军金融业，背后是民营资本对金融业的渗透。2004年第三方支付工具支付宝上线，2010年6月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司成立，2013年6月“余额宝”，2013年7月“东证资管—阿里巴巴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批，其客户端正式开通“余额宝”功能，在余额宝的带领下，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入金融行业。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分析
（一）法律风险由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立法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或比较落后，现有的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都是为传统金融业务，对于互联网金融不太适合。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电子合同有效性的确认、个人信息保护、交易者身份认证、资金监管、市场准入等尚未有明确规定。故在互联网金融的交易过程中容易出现交易主体间权利义务模糊，不利于互联网金融的稳定发展。
（二）系统性的风险
1.系统性安全风险，由于黑客攻击、互联网传输故障和计算机病毒等因素引起，这会造成互联网金融计算机系统瘫痪，从而造成技术风险。加密技术和密钥管理不完善、TCP/IP协议安全性差、病毒容易扩散。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在加密技术和密钥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下，黑客就很容易在客户机向服务器传送数据时进行攻击，危害互联网金融的发展；TCP/IP在传输数据的过程中比较注重信息沟通的流畅性，而很少考虑到安全性。这种情况容易使数据在传输时被截获和窥探，进而引起交易主体资金损失；通过网络计算机病毒可以很快地扩散并传染，一旦被传染则整个互联网金融的交易网络都会受到病毒的威胁。
2.技术支持风险，是由于互联网金融机构受技术所限或为了降低运营成本而以外部技术支持解决内部的管理难题或技术问题，在此过程中，可能由外部支持自身的原因而无法满足要求或中止提供服务，导致造成技术支持风险。
（三）交易主体和计算机系统的业务风险
1.操作风险，是由交易主体操作失误或有互联网金融的安全系统造成的。从交易主体操作失误方面来看，可能是由于交易主体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操作要求不太了解而造成的支付结算终端、资金流动性不足等操作性风险。从互联网金融安全系统方面来看，可能是由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账户授权使用系统、与客户交流信息的系统等的设计缺陷而引起的操作风险。
2.市场选择风险，是由信息不对称而使得客户面临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的业务风险，或者是使得互联网金融市场成为柠檬市场。互联网的虚拟性增加了交易者信用评价和身份的等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其在选择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还有可能使价格低但服务质量差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被客户接受，而高质量的机构被挤出市场。
3.信誉风险，是指互联网金融机构不能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导致其无法有序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互联网金融依托的是互联网技术，而互联网技术容易发生故障或系统容易被破坏，所以势必会引起不能满足客户预期需求，进而影响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誉，出现资金链断裂和客户流失等问题。
三、互联网背景下加强金融服务风险防范的建议
（一）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一是完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法律规范，加强对网络信贷、第三方支付等新型业务的约束，严厉处罚违法、违规现象。二是明确法律监管主体。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在于产品的重新组合和形式的改变，其本质就是传统的金融产品，建议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和产品进行重新梳理和界定，分类明确其监管主体，其他机构配合监管。三是制定全面的市场准入办法和管理制度。为保障网上交易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建议对申请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提出更高要求，严格审查其准入资格，从源头防范系统性风险。四是整合监管资源,完善监管机制。首先，监管手段可采用警示、整顿甚至取缔。增强行业透明度、标准化，坚持监管底线，不允许越过非法集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两个底线，完善监测手段和监管能力建设。尽快出台管理指导意见或暂行办法,如《网贷管理办法》。其次，建立信息安全维护机制。通过建立网络安全机制、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提高交易安全可靠性,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及资金风险。
（二）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在互联网理财时代，网络安全应该成为投资者风险意识的一部分。应该加强投资者教育，充分向投资者提示投资互联网金融产品可能面临的风险，且显著高于投资类的传统金融产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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