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列入省改革重点的有12户企业，其中，市液化气公司、市白鹅公司、市明胶公司、市一汽车配件厂、市第二汽车配件厂、市钻采厂、市制糖厂、市石油机械制造厂8户企业已实现了"双退"，彻底完成了改制任务。占12户企业的66.6%；
吉林省大安市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安广造纸厂并轨已结束，改制工作已进入破产程序预计10月末结束；
饲料公司并轨已结束，改制正在进行中；
烟叶公司，由于自身是事业单位，并轨与转制工作正在运作中。
二、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情况及进度
截止6月末，全市22个系统及单位共计160户国有企业，已有40户企业实现改制，退出国有序列，占企业总数33%；实现"并轨"职工身份退出的有134户，占企业总数的89%，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16114人，占职工总数2110人的80%。其中：
1、经贸系统
全系统所属国有工业企业13户，现已完成改制企业12户，占企业总数的93%，未完的一户企业是吉林大安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该企业改制已进入破产程序，预计10月末破产结束；"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13户企业全部结束，达到100%，2636人退出全民身份。
2、工业控股公司
全系统所属国有工业企业10户，现以完成改制企业9户，占企业总数的90%，剩下的一户织布厂，正在运作产权整体出售，预计7月末完成；"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10户企业全部结束，达到100%，2541人退出全民身份。
3、商贸系统
全系统所属国有商业企业15户，现以完成改制企业3户，占企业总数的20%。另外，有10户企业转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剩下百货公司、安北五商店两户企业无资产；"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15户企业全部结束，1903人退出全民身份，还有116人未解除劳动关系。
4、安广镇
所属18户国有工商企业，现以完成改制的企业只有安广饮食服务公司1户，占总数5.5%，安广造纸厂实施破产已进入破产程序，其它16户企业改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18户企业全部结束，达100%，2301人退出全民身份。
5、城建系统
所属国有企业14户，现以完成转制企业6户，占总数的43%，其余8户企业改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完成3户，占总数的21%，328人退出全民身份。
6、医药局系统
所属企业2户，现以全部完成改制任务。"并轨"转制工作也都全部完成，退出职工520人。
7、粮食系统
所属企业19户，企业改制工作由于受政策限制，目前只有饲料公司正在运作产权出售，其余企业改制工作等待省出台政策后进行；"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12户国有粮库按省有关政策规定全部办理结束，退出职工2190人，其余7户粮食加工企业因补偿标准问题上访不断，没有办理身份退出手续。
8、交通系统
所属国有企业两户，企业改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其中客运公司已完成改制前的资产评估，国资局确认方案制定、职工大会表决、内部公示等项准备工作，需主管市长审批后，上报国企改革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并轨"转换职工身份工作全部结束，退出职工374人。
9、水利系统
所属国有企业3户，企业改制工作未动，3户企业职工42人，参与"并轨"实际退出职工12人，还有30人滞留在企业。
10、供销社
所属企业34户，企业改制工作因拖欠职工工资，企业资产少，甚至个别单位无资产而无法进行。并轨工作34户企业退出职工1146，但仍有400多人没参保而未退出。
11、物资系统
所属企业10户，改制工作因多数企业无资产而无法进行改制；"并轨"转换职工身份工作只完成10户企业的1067人中的695人还有372人未退出。
12、芦苇局系统
所属企业5户，转制工作暂时没动；"并轨"转换职工身份工作，只完成5户企业99名职工中的47人，还有52名职工滞留在企业。
13、烟叶公司
所属企业4户，加上公司本身为5户。现在所属4户企业已全部关闭，占总数的80%，公司本身转制未结束。企业"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已完成2户，还有复烤厂，建筑装饰厂正在进行中。
14、白鹅公司
已完成"双退"任务。
15、外贸局
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企业转制未动，职工身份退出只完成115人，还有152人滞留在企业。
16、就业局
所属的油漆厂已完成"双退"任务。未进"并轨"试点的职工还有138人。
17开发区
所属的航运公司已完成"双退"任务，还有125人未退出仍滞留在企业。
18、农机局
所属的农业机械公司因历史包袱沉而未改制，并轨退出人员为132人，还有103人滞留在企业。
19、舍力镇
所属的农机修造厂改制未动，并轨只退出7人，还有17人滞留在企业。
20、乡企局
所属金属材料供应站改制工作尚未启动，"并轨"工作正在办理手纽。
21、水产局
所属水产公司"并轨"工作尚未完成，改制工作也没动。
我市列入省改革重点的有12户企业，其中，市液化气公司、市白鹅公司、市明胶公司、市一汽车配件厂、市第二汽车配件厂、市钻采厂、市制糖厂、市石油机械制造厂8户企业已实现了"双退"，彻底完成了改制任务。占12户企业的66.6%；
吉林省大安市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安广造纸厂并轨已结束，改制工作已进入破产程序预计10月末结束；
饲料公司并轨已结束，改制正在进行中；
烟叶公司，由于自身是事业单位，并轨与转制工作正在运作中。
二、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情况及进度
截止6月末，全市22个系统及单位共计160户国有企业，已有40户企业实现改制，退出国有序列，占企业总数33%；实现"并轨"职工身份退出的有134户，占企业总数的89%，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16114人，占职工总数2110人的80%。其中：
1、经贸系统
全系统所属国有工业企业13户，现已完成改制企业12户，占企业总数的93%，未完的一户企业是吉林大安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该企业改制已进入破产程序，预计10月末破产结束；"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13户企业全部结束，达到100%，2636人退出全民身份。
2、工业控股公司
全系统所属国有工业企业10户，现以完成改制企业9户，占企业总数的90%，剩下的一户织布厂，正在运作产权整体出售，预计7月末完成；"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10户企业全部结束，达到100%，2541人退出全民身份。
3、商贸系统
全系统所属国有商业企业15户，现以完成改制企业3户，占企业总数的20%。另外，有10户企业转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剩下百货公司、安北五商店两户企业无资产；"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15户企业全部结束，1903人退出全民身份，还有116人未解除劳动关系。
4、安广镇
所属18户国有工商企业，现以完成改制的企业只有安广饮食服务公司1户，占总数5.5%，安广造纸厂实施破产已进入破产程序，其它16户企业改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18户企业全部结束，达100%，2301人退出全民身份。
5、城建系统
所属国有企业14户，现以完成转制企业6户，占总数的43%，其余8户企业改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完成3户，占总数的21%，328人退出全民身份。
6、医药局系统
所属企业2户，现以全部完成改制任务。"并轨"转制工作也都全部完成，退出职工520人。
7、粮食系统
所属企业19户，企业改制工作由于受政策限制，目前只有饲料公司正在运作产权出售，其余企业改制工作等待省出台政策后进行；"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12户国有粮库按省有关政策规定全部办理结束，退出职工2190人，其余7户粮食加工企业因补偿标准问题上访不断，没有办理身份退出手续。
8、交通系统
所属国有企业两户，企业改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其中客运公司已完成改制前的资产评估，国资局确认方案制定、职工大会表决、内部公示等项准备工作，需主管市长审批后，上报国企改革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并轨"转换职工身份工作全部结束，退出职工374人。
9、水利系统
所属国有企业3户，企业改制工作未动，3户企业职工42人，参与"并轨"实际退出职工12人，还有30人滞留在企业。
10、供销社
所属企业34户，企业改制工作因拖欠职工工资，企业资产少，甚至个别单位无资产而无法进行。并轨工作34户企业退出职工1146，但仍有400多人没参保而未退出。
11、物资系统
所属企业10户，改制工作因多数企业无资产而无法进行改制；"并轨"转换职工身份工作只完成10户企业的1067人中的695人还有372人未退出。
12、芦苇局系统
所属企业5户，转制工作暂时没动；"并轨"转换职工身份工作，只完成5户企业99名职工中的47人，还有52名职工滞留在企业。
13、烟叶公司
所属企业4户，加上公司本身为5户。现在所属4户企业已全部关闭，占总数的80%，公司本身转制未结束。企业"并轨"职工身份转换工作已完成2户，还有复烤厂，建筑装饰厂正在进行中。
14、白鹅公司
已完成"双退"任务。
15、外贸局
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企业转制未动，职工身份退出只完成115人，还有152人滞留在企业。
16、就业局
所属的油漆厂已完成"双退"任务。未进"并轨"试点的职工还有138人。
17开发区
所属的航运公司已完成"双退"任务，还有125人未退出仍滞留在企业。
18、农机局
所属的农业机械公司因历史包袱沉而未改制，并轨退出人员为132人，还有103人滞留在企业。
19、舍力镇
所属的农机修造厂改制未动，并轨只退出7人，还有17人滞留在企业。
20、乡企局
所属金属材料供应站改制工作尚未启动，"并轨"工作正在办理手纽。
21、水产局
所属水产公司"并轨"工作尚未完成，改制工作也没动。
【关键词】 上市公司； 营运资本； 理论； 盈利水平
一、引言
投资者保护理论认为，营运能力是企业运用资金、运用各项资产以赚取利润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首先表现为各项资产周转率和周转额的贡献上，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良好的资本市场能带动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新疆与国内发达省份相比，其规模仍然偏小，上市公司总收入、资产、利润以及每股收益等主要指标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并且还存在整体资产质量不高、资产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本文借鉴国内外企业盈利能力与业绩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处于特定形式下的资本市场环境中，就新疆上市公司营运能力所涉及的各指标的周转率与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及总资产周转率与盈利能力的相关性，以及不同变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有利于新疆上市公司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通过研究各周转率在不同行业上市公司间的差异，有利于公司营运能力具体政策的制定，提高公司的权益报酬率，降低成本，更好地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希望能为新疆上市公司运营及监管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
二、文献回顾
随着投资者保护研究的深入，如何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的资产是一个投入的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只有不断进行循环与周转，增强企业资金的流动性，才能以尽量少的投入带来更多的收入，使得在同样的时间里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
早期，人们认为要维持正常的经营运转就必须有适量的营运资金，尽可能的将企业在流动资产上的投资额降到最低。因此，在西方企业中随之而出现“零营运资本管理”及“负营运资本管理”的理念逐渐趋于激进型投资管理。此观念认为，只要能够合理安排公司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并使他们能有效的运转，保持一种动态的盈利状态，就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从而为公司、为股东创造收益。其中，Smith（1980）最先指出权衡营运资金管理双重目标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一个公司的决策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很可能造成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不足；如果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流动性上，就会减弱公司潜在的获利能力。因此，高效的营运资金管理是要处理好流动性和盈利性之间的矛盾。
此外毛付根（1995）、袁光才（2006）也认为研究企业的营运资产的管理应结合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消长关系进行全面估量，通过研究二者之间的变动所引起的盈利与风险的关系有助于制定合理的营运资金政策，促进企业加强各项资产的管理。
虽然营运资金管理的效率与公司经营业绩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可，但是，二者的显著性在不同行业是有差异的。比如在制造业和零售业为代表的上市公司，虽然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及应付账款周转期均与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但用现金收款方式，只有较少的应收款项的零售业，使得应收账款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作用较小，因此应收账款的周转无法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影响①。营运能力的高低影响着公司的经营业绩，在分析时应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进行划分，从而得出比较规范的结论，进而有助于正确引导企业经营行为，帮助企业寻找经营差距，提高经济效益。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反映应收账款情况的指标，当周转次数多了，则企业收取应收账款的速度较快，发生坏账、呆账的机会较小。一般情况下，如果要保持较合理、较高的应收账款周转率，都会发生相应的应收账款管理成本；同时，由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又会加大其管理成本。那么企业就需要权衡得失，比较信用成本与信用收益，合理控制应收账款的管理成本，确定最佳信用政策，从而提高应收账款的管理水平。当企业信用政策、赊销政策处于最佳的情况下，多次对资金的循环使用能提高企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率讲的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从而大大增加企业的收益。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一：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
2.一般来说，衡量企业的存货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公司的营运能力，管理者必须掌握如何有效的配置存货水平和资本使用效率，减少投资与存货上的成本。而存货周转率是衡量存货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确定最优订货批量的情况下，存货周转率越高，存货的周转天数越短，说明存货周转的越快，其流动性越强。反之，说明存货周转的越不顺畅，存货的流动性越弱，存货占用资金越多，资金使用率越低。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二：存货周转率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
3.固定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有的比重较大，其生产能力关系到企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进而关系到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固定资产营运效率如何，对企业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当、结构合理的情况下，固定资产周转率越高，周转天数越短，说明固定资产周转的越快，其流动性越强。反之，说明固定资产周转的越不顺畅，流动性越弱。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三：固定资产周转率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
4.MM理论认为企业价值是由企业全部资产的营利能力决定的，总资产周转率是衡量企业营运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总资产周转天数越短，则企业所有资产周转的越快，其周转率越高，即同样的资产取得的收入越多，因而资产的管理水平越高。因此提出：
假设四：总资产周转率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
（二）样本及指标选取
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以2008—2012年的沪深新疆37家上市公司年末的数据为基础样本，研究期限为5年。相关的财务指标等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数据处理主要运用SPSS17.0软件。考虑到极端数据和特殊行业对结果的不利影响，并使研究结果更具有代表性，样本公司的选取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本文剔除财务状况异常的ST，*ST公司4家，分别是*ST香梨、*ST汇通、*ST中葡、ST天宏。二是由于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财务结构与其它类别的上市公司有较大差别，因此，剔除金融保险类（宏源证券）上市公司1家。通过筛选，最终获得了32家公司5年间的样本数据，共得到有效样本139个。达到一定标准，不会影响结论的合理性。
1.因变量：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指标来综合反映企业的盈利状况、财务状况和营运状况。该指标是企业经营管理业绩的最终反映，是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获利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企业财务活动效率和经营活动效率的综合体现。但必须注意的是，要分析企业的负债率，若企业负债率很高，则即使净资产收益率很高，也有面临债务危机的风险，因而应慎重选择。
2.自变量：营运能力衡量指标的选取
对企业营运能力的分析主要从资产的周转速度方面展开。为了分析透彻找到根源，本文选取应收账款周转率（ART）、存货周转率（IT）、总资产周转率（TAT）、固定资产周转率（FAT）来衡量企业营运能力。
3.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
在有关此方面的文献中，大部分学者将期末资产总额作为衡量公司规模和反映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但考虑到公司资产总额的数值较大，期末资产总额与其他指标存在较大量级的差异，有学者采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该组数据进行标准化，也有学者对其取自然对数以便减小公司之间资产总额的差距，本文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采取后者方法即对其取自然对数，以便使数据更接近正态分布。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建立的模型为：
ROEit=αit+β1ARTit+β2ITit+β3TATit+β4FATit
+β5SIZEit+μit
其中ROEit为第i家企业t时期的净资产收益率，ARTit、ITit、TATit、FATit、SIZEit分别为第i家企业t时期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期末资产总额的对数。随机扰动项μ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设。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样本特征
在分析前，首先对本文选取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对各个变量的最大、最小值、平均值以及标准差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统计结果表明，新疆上市公司在整体运营上具有下列特点：第一，样本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参差不齐，最高为0.45，最低为-0.28，平均为0.1033。第二，样本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相差较大，最高为193.89，最低为1.76，平均为26.8964，两者相差高达110倍之多。第三，样本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相差幅度也较大，最高为12.64，最低为0.26，平均为2.3172，两者相差48倍。第四，总资产周转率相差也较大，最高为1.91，最低为0.05，平均为0.6355，两者相差38倍。第五，存货周转率相差也较大，最高为22.39，最低为1.01，平均为4.8782，两者相差22倍。
（二）Pearson相关分析
表2列示了模型所有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由数据可以得出：（1）经营业绩指标净资产收益率与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资产总计，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2）除应收账款周转率与资产总计中度相关外，其余变量之间为高度相关；（3）在显著性检验方面可看出：各变量之间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此结论与本文的预期相符，表明加速对客户收款、加速存货周转以及加速总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周转都可以提高营运能力。经营业绩指标（净资产收益率）与控制变量资产总计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规模较大公司的营运能力较强，经营业绩较好，从而证实了有效的营运资本管理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但以上只是初步的分析，它们之间真实的关系还需要结合多元回归来进行判断。
（三）回归分析
从表3可看出，总体样本的相关系数为0.98，判定系数为0.961，非常接近1说明总体样本的拟合程度非常高。
表4列示了多元回归的统计结果，通过对整体的研究发现，所选取的各因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存货周转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所对应的Pearson相关系数的符号相反，表明所使用的回归模型中各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故本文将取各变量分别与净资产收益率进行一元回归。
除此之外，通过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以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究发现，四个变量均与净资产收益率存在着正的线性相关关系。但同时也发现：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相比，由标准化系数可得出，均是总资产周转率对净资产收益率影响大，但制造业排序：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非制造业排序：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各指标排序的前后决定了此指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程度的大小，越靠前说明影响程度越大。且制造业这四个指标对净资产周转率影响普遍比非制造业大。由于制造业存在物料品种规格多、生产不连续、生产制造过程复杂、管理过程复杂等特点，因此，制造业这四个指标对净资产周转率影响普遍比非制造业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新疆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样本数据的营运能力各指标与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与经营业绩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该结果与假设相符，并且，在四个指标中，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对净资产收益率影响较为显著。除此之外，此四个指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国有企业小于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小于制造业。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高应收账款、存货、总资产、固定资产的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并且也从不同方面证实了Shin和Soenen②、Deloof③等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同时，也证实了纪建悦和李姣（2011）、孔宁宁和张新民（2009）、宋艳等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这些结论对促进我国上市公司通过加强营运能力，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具有指导意义。
（二）政策建议
第一，企业不能只注重业务的发展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而忽视了对应收账款的管理。企业应结合自身的经营方式，通过建立信用体系、对业主方进行信用评价以及建立健全赊销申报制度，加速对资金的回笼，以避免过多的营运资金呆滞在应收账款上。从而为企业获得大量的现金支持，相对增加企业流动资产的投资收益。
第二，企业对于存货的管理，要提高库存的预算准确度。通常存货既不能储存过少，否则可能造成生产中断或销售紧张；又不能存储过多，而形成积压。因此可通过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分析合理的进货批次，使总库存成本最小，利润最大化。
第三，在企业的生产中，固定资产在企业的盈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流动资产也是生产经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想要持续盈利，流动资产必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因此，在考虑企业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企业要实现生产的累积增长，需要增加生产设备，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得当、结构合理时，就能充分发挥其效率，提供较多的生产成果，增强企业的营运能力。
第四，针对营运能力四个指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在国有企业远远小于非国有企业的状况，国有企业首先要明确产权关系，防止集权于一身的现象发生，明确权责，做到权责对等。其次，要加大监管力度，做好内部管理工作，建立并完善与企业自身特点相适应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贯彻落实到企业的生产经营中。
【参考文献】
[1] Soenen，Luc A. Cash Conversion Cycleand Corporate Profitabilit[J].Journal of Cash Management，2010.
[2] Deloof M. Does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ffect Profitability of Belgian Firms[J].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2011.
[3] Ioanis Lazaridis，Dimitrios Tryofonidis.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Profitabi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Athens Stock Exchange[J]. Journ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nalysis，2012.
[4] 纪建悦，李姣.营运能力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研究[J].新会计，2011（4）.
[5] 李秀英.企业营运能力分析体系[J].现代经济信息，2008（7）.
[6] 袁光才.电力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7] 徐文学，徐晓庆，徐瑜.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实证分析与评价 ——以江苏省为例[J].财会通讯，2010（4）.
[8] 李梓嘉.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的实证研究[J].中国证券期货，2011（2）.
内容摘要：目前研究者主要从企业的资本结构以及其资本成本的角度对企业价值进行分析，公司资产管理的效率与企业价值之间的量化关系未有定论。由于酿酒行业对于资产管理的效率有较高的要求，本研究选用酿酒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管理比率对企业价值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资产管理比率指标中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关系，并据此提出通过提高总资产周转率来提升企业价值的建议。
关键词：酿酒行业 企业价值 营运指标 实证分析
研究背景
酿酒行业作为食品饮料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酿酒产业存在集中度偏低、龙头企业的地位不稳定、消费者品牌忠诚度不高等诸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途径来提高酿酒企业的企业价值显得尤为必要。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企业价值影响因素研究基本包括资本结构，企业长期资本融资策略及现金流量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Young和O`Byme在其研究中确定了研发支出、销售增长、商誉和行业报酬等影响因素。
陈琳、王平心在对影响上市公司价值的因素分析中，得出公司自身的资本结构、盈利能力、资产规模、发展潜力、资产管理水平及所处行业的整体报酬等因素与企业价值具有正相关关系，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有微弱的负相关性，而存货管理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显著（Stephen A.Ross,2009）。但未明确指出在具体行业中，总资产管理水平及应收账款管理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陈前在对我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运营资金研究中，得出上市公司的营运资金能力与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公司运营管理能力、公司盈利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形成了营运能力评价指标及经验公式，可以用于评价上市公司的营运资金管理能力（潘勇辉，2006）。
以上文献并未找到酿酒行业企业价值与资产管理能力的显著关系，并且国内外学者偏向于关注企业价值评估与长期资本运营的管理，对于短期资金财务管理与企业价值的研究并不深入。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建立酿酒行业资产管理比率与企业价值（托宾Q值）的相关性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提出相关的建议，以期对我国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企业价值有所裨益。
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我国2010年12月31日前已上市的酿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于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具体选取的理由及方法如下：
1.样本的选取。为保持样本间的一致性，本文对所选定范围的样本做了以下筛选工作：第一，剔除同时发行B股股票、H股股票和在海外其他股票市场以发行股票方式进行筹资的上市公司。因为上述类型企业在确认收入和费用的会计政策上存在差异。第二，剔除同时发行债券和优先股的上市公司。由于这两类筹资工具的筹资成本既不同于股票和借款，又会因发行方式及信用等级等因素而异。第三，剔除连续发生重大亏损的上市公司，以避免因此而对总体统计结果产生偏差。第四，考虑到股票在各年的平均价格是影响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重要因素，所应剔除有重大违规行为操纵股票价格的上市公司。本文所选15只股票中不存在上述情况。
2.数据来源。根据研究的需要，所收集的数据主要是2010年样本公司年度报表中的总资产、销售额、应收账款、产品销售成本和存货。为了保障数据的客观性，本文对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大多采取简单的数学比例，希望通过直观的统计结果来说明问题，而未对任何样本数据进行修正。
（二）变量确定
1.样本数据处理。使用收集到的样本数据，即上市公司的总资产、销售额、应收账款、产品销售成本和存货的数值，计算得出每个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2.企业价值评价模型。在理论研究中，用于衡量公司价值的指标通常采用托宾Q 值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成本的比率。托宾Q值高意味着投资者相信公司将迅速成长，因而更愿意向该公司投资；反之，比率低则说明投资者对公司的发展前景没有信心。由于酿酒行业上市公司的重置成本难以获取，在计算中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末的总资产替代。公司的总市值等于流通市值加上非流通股份的价值。非流通股份的价值，采用非流通股份占年末净资产的金额计算。则托宾Q值计算如下：
Q=企业总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总资本的重置成本=（年末流通市值+非流通股份价值+长期负债合计+短期负债合计）/年末总资产。
其中，非流通股份价值=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份数；年末流通市值=年末市场价格×流通股份数。
（三）方法选择
因为对于样本中每个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存货周转率等三个解释变量和该企业的企业价值这一因变量都是度量测量，则应当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将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存货周转率对Q值进行回归分析，以便观察各解释变量对Q值的解释水平孰大孰小。
计算结果及分析
（一）初次回归分析
总资产周转率是考察企业资产管理效率的一项重要指标，体现了企业经营期间全部资产从投入到产出的流转速度，反映了企业全部资产的管理质量和利用效率。由此本人推断总资产周转率越高则企业价值也越大。同样的理论可推断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即推测出三个变量同企业价值呈线性关系。首先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选择反向清除的顺序添加和排除变量。回归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对企业价值的解释水平不显著，所以删除该因素。但是由于总资产周转率的标准化系数为1.838，T检验结果的相伴概率Sig.值为0.089，说明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总资产周转率与Q值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再次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上述变量之间为非线性关系，则将模型设为：y=Ax1x2x3。两边取对数，模型变为：lny=alnx1+blnx2+clnx3+d。其中，x1代表总资产周转率，x2代表应收账款周转率，x3代表存货周转率，y代表企业价值。经过变量替换，模型可转化为线性形式：y1=ax4+bx5+cx6+f。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得到回归系数（见表3）。通过表3可以看出，剩余变量x4的回归系数为0.348，T检验结果的相伴概率Sig.值为0.000，说明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的对数与企业价值的对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回归系数不为0，因此回归方程指出了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参数在个体和总体上都存在统计显著性差异。则模型可初步概括为：lny=0.348lnx1+ 0.601。
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结论一：酿酒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的对数与托宾Q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总资产周转率直接影响企业价值。
结论二：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均未通过检验，说明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均未显示出与企业价值显著的相关性关系。
从理论上讲，企业存货管理水平的高低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价值的大小，即，存货管理水平越高，Q值应当越大。不仅如此，应收账款理论上应与企业价值正相关。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首先，为了完成预期的利润目标或者取得银行贷款，公司会采取一些手段来操纵利润。公司通过选择存货计价方法来调节存货单价，通过选择存货盘点方式等调节存货数量，从而实现预期利润。其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主要是用期末存货成本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对比，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时主观操纵的可能性还是很大。上述两点都有可能影响公司存货与Q之间的相关关系，导致其不显著。同样，对于应收账款计量方法的多样性，企业在计提、确认以及冲销坏账准备金环节同样具有可操作空间。这样做有助于提高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但是并不能及时转化为现金，即使利润值上升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也许不充足，即企业价值不一定大。
（二）建议
根据总资产周转率与托宾Q值正相关的结论，表明酿酒行业总资产周转率高，该企业的产品销售对路、销售渠道完善且能使现有资产收益最大化，从而提升企业的价值。相反地，总资产周转率低的企业往往是由于没有对市场进行准确的定位，导致销售过低，从而影响了企业的价值。
综上所述，对于酿酒行业的投资者，可以利用此研究结果，通过总资产周转率的比较对企业价值进行大约评估，以利于他们选择企业价值较高的企业。而且对于酿酒企业来说，可以通过合适的市场定位和合理的定价模式来提高销售额，以相对提高总资产周转率，从而提高企业价值。
参考文献：
1.Stephen A.Ross .Corporate Finance[M].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2009
2.潘勇辉.外资并购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绩效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9）
3.刘现武.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并购动因及特点分析[J].中国农业科学院，2003（4）
4.贾俊平.统计学（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胡永宏.农业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研究[D].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艺术文库.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6.清科研究中心.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专题研究报告[M].清科研究中心出版，2010
关键词：慈善捐赠 财务能力 广西上市公司
一、引言
关于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视角多种多样，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所选择的研究样本大都是我国A股上市公司或者B股上市公司，针对具体某个省份或者地区研究相对较少。对于企业捐赠意愿来说，全国各地区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张其秀，2012），因此，针对某个省份或者地区范围内的企业进行研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鉴于此，本文选取了广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反映企业财务能力，包括周转能力、获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共8个指标实证研究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外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因素。Chwartz（1968）对1936-1961年共9个行业的企业捐赠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捐赠与企业收入或现金流显著正相关。McGuire，J.B.等（1988）通过实证检验也发现公司捐赠与以前财务业绩显著相关。Greene 和 McClelland （2001）研究结果显示税率变化对捐赠具有显著影响。在国内的研究中也有很多相关文献。许婷（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控股公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慈善捐赠；公司董事会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公司捐赠呈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捐赠支出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山立威、甘犁和郑涛（2008）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司业绩对总捐款和现金捐款的数量和占收入比例都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负债率高的公司，其总捐款占收入比例要明显高于其他公司，并认为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可能更依赖外部资本市场，因此希望通过捐款得到更好的社会声誉，更有利于从外部融资。杜兴强等（2010）也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代表委员政治联系对捐赠金额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方式影响了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钟宏武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慈善捐赠与企业各项绩效指标间呈正向关系，但不显著。
从上述文献回顾来看，企业是否为国有控股、董事会成员受教育情况、企业的政治关联性、税率变化、资产负债率等影响到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国内外研究均表明企业的财务绩效与慈善捐赠呈显著正相关性关系，可见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受多方因素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具备一定财务能力才是企业得以参与慈善捐赠的保证。企业财务能力是企业施加于财务可控资源的作用力，主要由财务管理能力、财务活动能力、财务关系能力、财务表现能力构成。财务表现能力是通过财务会计报表所体现出来的财务发展能力，主要包括企业周转能力、获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企业财务能力与企业慈善捐赠正相关；
H1：企业周转能力与企业慈善捐赠正相关；
H2：企业获利能力与企业慈善捐赠正相关；
H3：企业偿债能力与企业慈善捐赠正相关；
H4：企业发展能力与企业慈善捐赠正相关。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广西共有27家上市公司，剔除资本市场服务的国海证券1家公司，本文选取26家公司2009-2012年的数据，共获得了78组有效数据样本。对外捐赠数据由巨潮资讯网公布的公司年度报告中利润表附注中搜索而得，其他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的财务报表数据，经过整理计算而得。本文的数据分析借助于SPSS18.0统计软件和Excel完成。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的构建
本文选取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如下：
1.因变量。采用企业总捐赠支出（Y1）和相对捐赠支出（Y2）衡量企业捐赠水平。其中，企业捐赠支出属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表栏目的营业外支出项目所包括的捐赠支出、公益性捐赠支出等子项目，期间归属为本期，相对捐赠支出为企业总捐赠支出除以企业总资产。
2.其他变量。解释变量为企业周转能力、获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每个变量有两个衡量指标。选择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和总资产周转次数作为衡量企业周转能力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作为衡量企业获利能力的指标，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资产保值率作为衡量企业发展能力的指标。具体定义见表1变量的描述。
3.控制变量。本文以公司规模为控制变量，此外还以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为控制变量。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Y1=β+α1X11+α2X12+α3X21+α4X22+α5X31+α6X32+α7X41+α8X42+α9X5+α10X6+ε（1）
Y2=β+α1X11+α2X12+α3X21+α4X22+α5X31+α6X32+α7X41+α8X42+α9X5+α10X6+ε （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广西上市公司对外捐赠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本文搜索的数据统计，从对外捐赠支出总数看，2010-2012年26家样本企业对外捐赠总额分别为50 534 829.06元、65 410 017.12 元、86 854 247.08元，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捐赠为1 943 647.27元、2 515 769.89元、3 340 547.96元。由表2和图1显然可见，广西上市公司对外捐赠总支出的平均值逐年增多。此外，绝对捐赠支出总数的中值、极大值、极小值、标准差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广西上市公司对外捐赠意愿逐年增强，企业间捐赠总额的差距也越加明显。其中中恒集团三年里每年对外捐赠均为广西上市公司最多的企业。
从相对捐赠支出看，2010年到2012年相对捐赠支出均值分别为0.000905、0.000659、0.000797，并没有表现出与捐赠总支出的逐年递增的表现，而是2011年较前后两年都少（见图2），该年的极大值也为三年中较低的一年，但该年度其中位数却是最高的。从相对捐赠支出看，中恒集团仍是广西上市公司最为慷慨的企业。
2.广西上市公司财务能力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3可见，反映企业周转能力的指标X11（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均值为123.26，极大值与极小值的差距为4 444.75，X12（资产总额周转次数）均值为0.6519，极大极小值差距为2.1224，对获利能力指标、偿债能力指标、发展能力指标进行同样分析，通过分析可见广西上市公司的各方面财务能力有很大差距。
（二）相关性分析
在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时，从表4我们发现，企业对外捐赠支出总数与周转能力微弱负相关，与获利能力、发展能力微弱正相关，与偿债能力的指标流动比率微弱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微弱负相关，但由于资产负债率指标与偿债能力是负相关关系，因此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偿债能力微弱正相关。由此可见H1的假设没有通过检验，H2、H3、H4的假设初步得到验证。
通过分析Y2与企业财务能力的各个指标发现，企业相对捐赠支出与周转能力微弱负相关，H1的假设没有通过检验；与获利能力微弱正相关，H2的假设通过检验；与偿债能力的指标流动比率微弱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该指标值越大，说明偿债能力小）微弱负相关，H3假设得到验证；与发展能力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不相关、与资产保值率微弱正相关，H4的假设也初步通过假设。
综合来看，企业对外捐赠无论是捐赠支出总额还相对捐赠支出均与企业财务能力的获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三个方面有微弱的相关性，与周转能力微弱负相关，但相关性均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为了更加清楚了解哪方面的财务能力对企业捐赠有重要影响，下面我们将进行回归分析。
（三）回归分析
我们使用逐步回归分析，对影响企业对外捐赠的财务能力因素进行筛选。
1.全样本回归分析。以Y1为因变量，对全体样本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回归结果获得X22进入回归模型，其他变量均被移除。根据表6构建如下模型：
Y1=1 754 833.384+2.214E7X22+ε （3）
回归结果显示R值为0.36，模型（3）的拟合度较好，表5中，F=11.035，Sig.=0.001，可见该模型非常显著，变量X22的系数的t值为3.322，系数的显著性概率为Sig.=0.001（0.01），说明变量X22对因变量Y1有显著影响。
以Y2为因变量，回归过程同上，我们也获得X22进入回归模型，其他变量被排除，根据表7获得模型如下：
Y2=0.001+0.074X22+ε （4）
回归结果显示R值为0.355，模型（4）的拟合度较好，而F=10.672，Sig.=0.002，可见该模型非常显著，变量X22的系数的t值为3.267，系数的显著性概率为Sig.=0.002（0.01），说明变量X22对因变量Y2有显著影响。
2.分样本回归分析。以Y1为因变量，选择非国有控股企业进行逐步线性回归，结果发现变量X22显著影响Y1；选择国有控股企业进行逐步线性回归，结果发现变量X31首先进入模型，然后是变量X5，最后是X11，说明X31、X5、X11依次对因变量Y1产生显著影响。
以Y2为因变量，选择非国有控股企业进行逐步线性回归，结果发现变量X22显著影响Y2；选择国有控股企业进行逐步线性回归，结果发现变量X32首先进入模型，然后是变量X21，说明X32、X21依次对因变量Y2产生显著影响。
五、结论
综合上述实证分析可见，广西上市企业对外捐赠意愿逐年增强，企业间捐赠总额的多寡差距也不断拉大，企业四个方面的财务能力存在很大差距；企业对外捐赠支出与企业财务能力的各个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对广西上市公司总体而言，企业获利能力的营业利润率指标是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显著性影响的最为重要的财务能力因素，但在考虑企业是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控股企业时却是得一个有意思的结果：对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获利能力的营业利润率仍然是影响广西企业捐赠的重要因素，但是对国有企业而言却是偿债能力在获利能力之前，反映偿债能力的资产负债率、反映获利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影响国有企业对外捐赠支出总数的重要因素，反映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反映周转能力的应收账款周转次数是影响企业相对捐赠支出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出现这样的差异？可能的解释是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面对的生存压力不同，非国有控股企业面对的市场生存压力更大，企业没有利润将会被淘汰，因此只有实实在在的获得利润，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有一定的资源盈余才能考虑对外捐赠。
（注：本文系2013年度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K13LX485；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科研经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2XYYB010）
参考文献：
1.张其秀，周倩.地区效应与企业的捐赠意愿相关性研究――广义多层线性模型分析[J].新会计，2012，（10）.
2 .Schwartz，R. A.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Contributions[J].Journal of Finance，1968，（22）： 479-497.
3. McGuire， J. B. A. Sundgren and T.Schneewei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8，31（4）： 854-872.
4.Greene，P.and R. McClelland.The Affects of Federal Estate Tax Policy on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R]. Technical Paper Series，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01.
5.许婷.上市公司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市场周刊，2008，（12）.
自20世纪60年代从苏联引入总会计师制度以来，总会计师制度建设自始至终贯穿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经济建设过程，经久而不舍，然而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总会计师制度却未能做到历久而弥新。我国国有企业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关系国计民生等领域，国有企业的财务战略问题已经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国有企业发展目标不仅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及利润最大化，还要能够以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治理模式来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然而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为企业战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进行国际竞争战略决策等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现有企业总会计师的职权和能力范围，相比国际大型企业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强大的CFO、CEO管理团队，中国国有企业已经难以望其项背。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识总会计师和CFO到两者的差异，寻找差异产生的原因，适时适度地做出相应调整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不二之选。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人才规划纲要》）总体要求，财政部于2010年制定的《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以下简称《会计人才规划》），将总会计师定位于单位的主要管理人员，指出要以修订《总会计师条例》为契机，以建立总会计师资格认证制度为突破口，全面提升总会计师职能定位，优化总会计师专业结构，充分发挥总会计师在加强单位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的重要作用。
（一）外在表现：总会计师和CFO的聘用方式、角色定位、职责作用、目标导向各异
《总会计师条例》中明确予以规定：总会计师是单位领导成员，协助单位主要领导人工作，直接对单位主要领导人负责。总会计师作为单位财务会计的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财务会计管理和经济核算，参与本单位的重大经营决策活动，是单位主要领导人的得力参谋和助手。CFO（Chief Financial Officer），财务总监即首席财务官，是指由企业的所有者或全体所有者代表决定的，代表企业所有者利益，以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全面负责对企业的财务、会计活动进行全面监督与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
总会计师和CFO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但是两者的聘任方式、职责、地位、目标导向、任职资格等外在表现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也对企业管理的效果造成不同的影响。总会计师与CFO角色差异外在表现如表1所示。
通过外在表现的对比可以看出总会计师和CFO在企业中角色、地位、职责、目标等差异明显，从大的维度上看总会计师和CFO同为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但差异却如此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两者产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的差异，即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合一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公司治理模式，这一内在原因也是接下来要分析的内容。
（二）内在原因：总会计师和CFO根植于两种不同制度
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同为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产生与发展的环境不同造成了两者表现形式和作用效果不同。
1. 总会计师――源起于计划经济，现存于市场经济，有悖于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总会计师制度和总会计师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为了加强对国家资源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中设置总会计师一职参与管理和监督。所以究其本质，总会计师不是一种专业技术职务，也不是会计机构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人员，而是一种行政职务。相关规定中总会计师在企业中的地位较高，但在我国现代的企业治理结构中，企业总会计师在领导班子中的排名一直居于末尾，即使已享有领导班子成员待遇的党员总会计师，往往也不能成为党组成员，而且有的还把总会计师师置于副总经理的领导之下，造成总会计师地位的尴尬。在现代企业股东价值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管理理念下，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油田（炼化）企业总会计师在企业管理中显得有些“错位”――行政职能有余，专业职能不足，这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的历史遗留问题。
2. CFO――源起于市场经济，服务于现代公司治理模式
CFO制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随着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导致公司所有者需要有一个高效的监督机制来对职业经理人进行监督，而CFO制度就是营运而生的，CFO制度产生以后，公司内部就出现了董事会主导，CFO和总经理“双轨”运行的格局，这就大大加强了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督。CFO是现代企业制模式下的一种契约关系。
在现代企业经营模式下，CFO既能对企业进行专业化的财务管理，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同时也可以参与到企业的战略决策中，实现企业价值创造和维护股东利益。CFO在企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企业财务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有权调配企业的一切财务资源，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之一，是企业内部仅次于CEO的第二号人物，不仅是企业价值的主要创造者，还是企业战略的主要推动者。由此可以看出，现在公司治理结构下的CFO具有独立性强、专业水平高、决策权大的特点。
通过上述总会计师和CFO角色外在表现和内在原因的对比分析，结合现代经济环境、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国有企业特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经济环境变化要求公司治理结构及总会计师角色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我国国有企业需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对国际化挑战，在经营管理上与国际接轨，在企业治理上引入现代企业治理模式，更大程度上实行政企分开，保证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理性人行为。与此相适应的总会计师角色也应该相应调整，不仅要为为企业经营和管理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而且要更大程度上参与到企业战略决策中来。
（2）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是立足本国国情的转变，而非拿来主义的生搬硬套。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以及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遗留问题，使得我国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也具有中国特色。
（3）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策、制度从来都不是“慈眉善目”的东西，任何政策、制度的调整都是血淋淋的利益关系。各方利益的博弈和均衡将是角色转变的关键，但是从长远看，角色转变的结果将是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
二、立足现在：“道、法、术”三个层面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
“道、法、术”本是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简单的说来“道、法、术”分别代表“规律、规则和技巧”。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不仅仅是一种称呼的转变，也不是仅仅停留在工作量多少、职责轻重、权利大小上，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制度转变和升级，如若只是换汤不换药、治标不治本的隔靴搔痒那么将不能从根本上为企业治理和战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帮助。本文将“道、法、术”的思想应用于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问题上，自上而下从三个层次来解决这一问题。
顶层设计层面――道，是规则、自然法则，上乘，强调的是规律。规律是最上乘的艺术也是最根本的基石。经济发展和企业治理亦是如此，就具体国有企业而言应该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遵循市场规律，适应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的总会计师制度已经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那么就需要适时而动、因势利导，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首先，政企分开，改变原有行政干预经济的状态，还原企业经营的独立自主性，参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其次，建立契约理论下的企业，还原企业管理人员的独立性，以理性人的身份参与企业管理，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就维护了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也保全了国家利益。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政府对关系国家命脉的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但是不同于以往的直接干预，而是对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企业经济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只有在更大程度的政企分开，实施现代企业治理模式，才能使得总会计师角色向CFO的转变有法可依、有制可循。正所谓“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只有根基准确牢靠，大厦才能稳如泰山，这也是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的制度根基。
制度保障层面――法，方法、法理，中乘。具体到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就是设计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的方法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不是称呼的变化，而是参与企业管理的职能和作用的变化，而能够确保这一变化得以实现的基础是给总会计师名实相副的企业地位和决策权利。原有的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职能弱化、位置尴尬的原因就是总会计师在企业中既背负行政职位的枷锁又缺少名正言顺的地位。要想增强我国国有企业总会计师的作用，发挥其专业知识和才能就要使总会计师在企业中占据较高的地位，能够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决策，可以将财务知识和信息作为决策有用信息反映到公司战略决策中，在这一点国外CFO就是如此。《中央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暂行办法》也对其出资企业的总会计师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一是企业会计基础管理;二是财务管理与监督;三是财会内控机制建设;四是重大财务事项监管。四个方面的内容共涉及到总会计师履行职责的相应工作权限共计二十二项，归纳概括为四句话就是：对企业重大事项的参与权;对重大决策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对财会人员配备的人事建议权;对企业大额资金支出的联签权。其次，在其位谋其政。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之后，其地位、职责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需要总会计师自身做出相应的调整，站在企业整体的高度进行财务管理和战略决策，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对财务人员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并且要与CEO进行有效地沟通和配合，坚持股东利益，维护国家利益。最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的关键还是实施的过程，因此在转变方法和制度设计上也应考虑到实施的可行性。凡涉及到利益调整的实施都会有较大的难度，要保证实施的最好方法就是设计监督和奖惩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立法来支持总会计师角色向CFO的转变，并通过国有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监督确保实施，此外还要对总会计师职责的履行效果和国有企业治理效果进行绩效评价，设置管理层薪酬的奖惩机制。
操作实施层面――术，是技术、方式，下乘。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实施将会涉及到管理层、监督层以及企业相关人员等各方工作调整，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企业总会计师的角色胜任。在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中，总会计师不仅是企业财务和会计工作的最高主管，而且是企业全面运营、全面发展的最高策划者、决策者与组织者之一，是企业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成员。国有企业一直以来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是我国支柱产业的重要支撑，是抗衡跨国公司的主力军，但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面临着诸多国外企业的竞争，在资源、资金、技术、公关等多个方面都面临重大挑战，这也客观上增加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的难度，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中着力要做好企业战略规划、价值管理和信息化三方面的工作。关于企业战略规划：第一要素是领域，第二要素是发展路径，第三要素是差异化，第四要素是如何获取利润和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通过规模效应和资源共享实现成本最低，通过特别服务和产品的特性获取较丰厚的利润。关于价值管理：价值管理活动是一个由目标设计、预测、计划、监督、报告和分析等阶段组成的管理循环。在国有企业进行好的价值管理，要做到“三懂”，即懂事情、懂财情，懂人情。懂事情就是要求总会计师对所在企业的生产流程、产品类型以及生产周期有较为熟悉的了解，而不是简单的财务工作;懂财情就是要求国有企业总会计师对企业内部的经营状况、现金流量有充分的掌握，同时要了解资本市场上资金融通信息，及时调整企业的融资规模和结构;懂人情，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有企业在产业链和国际竞争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协调各方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背景下，有身处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职位，国有企业的总会计师更为不易，需要处理多方的关系，一是和政府各部位的关系。国有企业对外需要处理与财政部、发改委等与财务有关的国家部委的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与理解，有些问题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运行和形象。二是处理资本市场和海外监管机构的关系。要想拓宽海外市场，必须遵守国外的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恰当地回答他们对公司年报的疑问，加强市场监管。三是处理对内和管理层以及业务部门的关系。对内要与一把手和企业管理层成员进行有效沟通，使大家尽可能减少矛盾，形成合力;取得企业内部其他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是成功的关键。四是处理集团公司和基层企业之间的关系。要与基层企业积极沟通，掌握他们的境况、心理、动态、思想和困难，作为总部机关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关于信息化：新经济环境下，信息成了现代企业管理和内控体系的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及双手，管理信息化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转型后的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要与其他领导做好沟通，从企业的战略出发，关注内外部信息动向，敏锐地发现企业管理中最为紧迫的信息化需求，围绕企业战略来设计规划环境下企业的财务管理框架，进行财务管理模式创新，使企业财务和业务在业务层、控制层和决策层之间协调，提高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增值。
三、展望未来：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娄文妍、岳晓光（2012）提出用隐含语义统计模型结合的方法探讨企业资产结构和营运能力存在的相关性[5]。杜剑、刘洁（2013）以10家白酒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得出企业营运能力与盈利能力正相关，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的提升可以达到未来年度增加利润的目的[6]。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仅是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知识与知识的竞争。以知识为核心的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价值创造和绩效提升的战略性资源。学者南星恒（2013）认为智力资本是以个人智力资本为根源的、企业拥有的、能够创造价值的知识资本，这种知识资本是在企业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创造能力的组织知识[7]。同时，他将智力资本按三元论来进行划分，即将智力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并将结构资本进一步划分为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人力资本是员工知识与技能的总和，它凝结在个人体内，通过个人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使企业物质资本效用最大化。创新资本是企业投入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资本，它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动力，其价值的实现在于企业各项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的形成。流程资本是企业投入用于维护企业内部良好运营，维持企业形象的资本。关系资本是企业为了保护其利益相关者（如客户、供应商、政府等）关系而投入的资本。马弗蒂斯（Marvidis，2004）以日本银行业为样本，研究智力资本与银行绩效的相关性，结果证明企业价值与物质资本有正相关性，但能够将智力资本良好运营的银行，其价值增值更为显著[8]。傅传锐（2007）选取2002～2004年A股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公司业绩的不断提高，两者的效应分别表现出逐步增强和减弱的相反的趋势，只有在运营较佳的公司中结构资本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9]。李冬伟、李建良（2011）以我国高科技企业为样本，采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以知识价值链为理论基础确定智力资本构成要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智力资本要素在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10]。纵观国内外有关营运能力与企业智力资本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致力于营运能力影响企业盈利能力、资产结构和企业绩效以及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发展能力关系的研究，鲜有探索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研究。因此本文从财务指标着手，考察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相关关系。本研究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智力资本与营运能力相关因素的关系，以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资产是指某一经济实体拥有或控制的、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全部资产。按照其流动性可将其分为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是企业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是企业进行盈利活动的主要工具。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一般是指企业资产转换为现金的能力。车嘉丽（2009）认为流动性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考虑，长期流动性或结构流动性表现为资产和资本的最佳构成，影响企业现金获取的能力；短期的或实际的流动性，影响企业即时支付能力[11]。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收益的增加，从而实现资本增值。优质的员工培训、良好的流程运营、可靠的客户关系及企业具有活力的创新活动，都可以使企业现金获取能力增加，及时支付能力变强，也就是使企业资产具有流动性。长期资产，或称非流动资产，是企业持有的、没有及时变现意图的资产，其主要作用是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企业生产的有序进行。长期资产周转的快慢，主要由企业非流动资产存量及当期收入的实现来决定的。而智力资本是企业长期投资累计得到的结果。企业智力的结晶形成了智力资产，其变现能力差。企业对智力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智力资产规模大小的同时，它又影响着企业其他长期资产的周转，企业内部流程的良好运营以及对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收入的实现，研发创新活动也可以提升企业营运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企业对智力资本投资影响企业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过程，也就是影响企业总资产的过程。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2：关系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3：创新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4：流程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针对以上假设，本文建立回归模型：TATit=α0+α1HCit+α2CCit+α3InCit+α4PCit+α5Size+α6Mperce+α7Bdiligent+α8Dposition+α9Committees+ε其中，it代表第i个样本第t期，IT表示存货周转率（InventoryTurnoverRatio），RT表示应收账款周转率（ReceivablesTurnoverRatio），CT表示流动资产周转率（CurrentAssetsTurnoverRatio），LT表示（LongTermAssetsTurnoverRatio），HC表示人力资本投入（HumanCapitalInvestment），CC表示关系资本投入（ClientCapitalInvestment），InC表示创新资本投入（InnovationCapitalInvestment），PC（Proce-dureCapitalInvestment）表示流程资本投入。此外，企业资产规模会影响规模效应、议价能力等，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导致绩效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选用企业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而公司治理的好坏，也决定了企业营运效率是否良好。因此，本文也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两职合一（Dposition）以及四委个数（Committees）作为控制变量，以提高回归方程拟合程度。其中，①企业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②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管理层成员持股数/总股数。③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Ln（1+董事会开会次数）。④两职合一（Dposition）：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为1，否则为0。⑤四委个数（Committees）：Ln（1+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立个数）。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
1.指标选择本文描述企业的营运能力，采用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衡量指标。其度量指标，本文采用销售收入/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初总资产余额）+（期末总资产余额）］÷2。针对智力资本的指标选取，本文支持学者南星恒（2013）的观点，智力资本的形成都是企业从设立以来长期不断积累的结果，是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7]。对于智力资本度量的指标选取上，进行如下改进：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替代应付职工薪酬来描述人力资本投入，原因是企业各期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不一定都以现金方式分配给职工，各期应付职工薪酬中存在一部分重复；用2007年无形资产总额与6年研发支出合计额替代无形资产来描述创新资本，原因是企业无形资产里包含有与企业创新活动无关的土地使用权等，其对无形资产的影响较大，同时，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对研发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研发支出为零，只用研发支出也无法完全反映出企业的创新资本；用管理费用代替各会计年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原因是现金流量表中的该项目包括捐赠现金支出、罚款支出、支付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现金支出、支付的保险费等，其他现金流出如价值较大的，应单列项目反映，这一项目并不能够全面反映企业良好的内部运行，对流程资本的描述欠妥。2.数据样本选择本文选取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2012年间所有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共1479家上市公司），并对样本公司按如下顺序进行筛选：（1）剔除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的公司；（2）剔除期间曾被ST、PT以及退市的上市公司；（3）剔除期间任一年度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CSRC）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版），选择了沪深两市1040家上市公司2007~2012年间连续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所有财务数据取自CS-MAR（国泰安）数据库。
（二）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从相关性分析表中可以看出：企业智力资本投入中，人力资本投入均值最大，流程资本投入次之，关系资本投入较少，而创新资本投入最小。关系资本标准差最大，流程资本标准差最小，总资产周转率均值为0.618，标准差为0.338。智力资本各要素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相关关系中，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在1%的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智力资本的投入对企业营运能力存在积极的推动效应。而与创新资本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的。控制变量与营运能力的相关性中，企业规模对总资产周转率、高管持股比例、两职合一、四委个数的相关性不显著，董事会勤勉度与总资产周转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负相关关系。2.回归分析通过回归系数表可以看出，模型R2和Adj.R2均大于0，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可用该回归直线解释。D-W值在2附近，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从其回归结果来看，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与其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都通过了T检验，这支持了假设1、假设2与假设4，说明企业对人力资源、客户关系、流程维护的投入，能够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而创新资本的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通过了T检验，拒绝了假设3，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内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另一方面由于无形资产中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致使对创新资本的度量不够精确。
四、结论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