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新开工项目专项清理、国土资源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打非治违”、小产权房清理等专项工作，对违法用地、非法采矿等违法行为加大了查处力度，既查事又查人，取得了“查处一案，震慑一片”的良好效果，维护了全省良好的国土资源管理秩序。2013年,全省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859件，结案1832件；立案查处矿产违法案件387件，结案386件；给予行政处分11人，党纪处分4人，移送司法机关12人，司法机关予以刑罚7人。卫片检查成效明显，顺利完成了历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任务。全省违法占用地耕地面积与新增建设用地占耕地的比例逐年下降，多次得到部省肯定。
为了妥善解决问题，省国土资源厅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出台了《湖南省国土资源工作规定》、《湖南省处理农村土地征用突出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文件，建立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领导包案、情况通报、约谈、年度考评考核等制度。妥善解决突出问题，接访办信高效有序，及时办结重案要案，一大批钉子案、骨头案得到有效解决。如隆回县刘步文通过电视问政反映13年未办好土地证的问题，经市县两级联合调查，厅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处理意见，澄清事实真相，加强正面宣传，有效维护了国土资源部门形象。经过艰苦努力，实现了总量、越级访、非正常访、积案“四个指标”下降的良好态势，省厅连续6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工作先进单位”。
二、找准定位严格依法行政
在今年4月举行的全省国土资源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方先知对当前国土资源法治工作的形势做了全面的分析。从宏观上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对土地、矿产资源等基础资源的需求仍将十分旺盛，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的矛盾依然尖锐，违法违规行为将长期存在，地方政府、各类经济组织、人民群众在国土资源领域的利益诉求相互交织、冲突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压力依然巨大。从社会环境看，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明显增强，给国土资源管理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方先知表示：“严峻复杂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找准国土资源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定位，严格依法行政，确实做好“尽职尽责保护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尽心尽力维护群众权益”的各项工作。
据了解，国务院正在研究起草《关于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规划》，其中明确将法治政府概括为职能科学、权责法定、行为规范、公正公平、廉洁高效、守法诚信，并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衡量标准。而湖南省委省政府也正在强力推进机构改革，核心是建设法治政府，总的要求是按照职能整合、上下对应、统筹平衡、整体推进的原则，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优化机构设置，理顺职能职责，创新体制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层级间的关系，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1、存在问题
国土资源行政执法，对于一般土地违法案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面对地方政府或者某些单位违法，基层国土部门就显得既无奈又尴尬。个别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需要因不懂法或知法犯法，一切要为项目让步，而国土资源部门既要保护耕地红线又要保证当地经济项目落地，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就处在了尴尬的地位。因为国土资源部门实行双重管理，人事任免归上级国土资源部门，人员经费工资都归地方政府支出，这种管理体制造成了国土资源部门离不开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土资源管理影响很大，导致查处土地违法案件时受到重重阻力，最终政府和某些单位违法占地案件有始无终。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查处，必须严格按法律规定的程序与时限依法查处。一宗国土资源违法案件必须经过立案、调查、询问笔录、现场踏勘、送达停建通知书、处罚告知、听证通知、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等程序，复杂的程序、漫长的周期直接导致违法案件查处不可能及时到位。如遇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形，国土资源部门还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收到国土资源部门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已经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违法事实已成。人民法院是否强制执行一般要考虑个因素:一是的后果，二是的难度，三是的费用，四是的社会效应。特别是物权法颁布后，的难度更大了。申请强制执行的国土资源案件，基本上都没有实施，但由于各种原因处罚决定也难以执行，基本上都是收取罚款草草了事。
2、对策
必须加强国土资源执法队伍建设在国土资源执法中，引入公安执法机制。一是要把懂业务、能秉公执法的人员充实到执法监察队伍中去，充实到基层国土所，把执法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由于国土资源部门在查处违法案件过程中，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利，所以只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人民法院不及时下达强制执行通知书,或是执行不够彻底，就会使个别群众认为国土资源部门执法无力，对违法占地没有办法，个别人抱着侥幸心理不惜铤而走险，甚至出现公然抗法辱骂、殴打、威胁执法人员的行为。鉴于此，建议国土资源部门加大与法院、公安部门的协调力度，加快对已下达行政裁定和执行公告的土地违法案件的执行进度。加大违法占地查处力度，对违法占用耕地特别是占用基本农田的要从快、从严、从重查处，对违法占地的大案、要案及时向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和上级政府部门报告，选择几件典型案件公开处理,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法制水平，努力实现土地市场秩序良好的转变。
作者：马伟 单位：河北省藁城市国土资源局
关键词：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问题；研究；不足
中图分类号： D0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7）06-100-2
引言
国外研究学者指出，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总结出来的行政管理成果，若不经过本土化处理在其他社会文化环境中解决行政问题适用性较差，也就是说，在全新的环境体系下应当总结归纳属于其自身特点的行政学理论和规律，但是对于我国而言，有关公共行政学研究以西方行政学理论和公共问题为主，这样一来导致研究内容同我国公共实际情况出现偏差，同时对我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实践指导意义不大。基于这种情况，我国在今后公共行政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进行研究对象的调整，将重点向国内转移，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行政学理论研究，以为今后本土化行政问题的解决对策的制定提供参考资料。
1 公共行政学本土化概述
社会学科在新的环境下出现并应用必须进行本土化过程，这既是这一学科的特殊性要求，同时也是新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趋势。对于我国而言，本土化最初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中，尤其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基于此，对公共行政学进行本土化研究也是该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1.1 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内涵
现阶段，本土化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多方面概念。新事物本土化发展必须同社会环境、应用对象等相适应，同样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也需要一中国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学理论的本土化处理来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在这四部分内容中，尤以“本土化的过程”不确定性较高，因此也是今后我国关于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的重点和核心。从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本土化内涵：以我国历史文化背景为依托，汲取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公共行政学理论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构建以中国特色为主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创建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公共行政学科，为今后公共行政实践操作提供正确的指导。
1.2 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内容
从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内涵方面分析，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理论和概念、研究方式及工具、研究对象。站在研究对象角度分析，公共行政学的根本是本土化问题的解决，这就要求研究学者在进行国际公共行政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应当逐渐将重点向国内公共行政问题转变，但是并不是指公共行政学研究对象就是本土公共问题，选择的标准必须符合相关的要求。
2 探寻我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不足表现及原因
无论是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还是从实践指导应用方面，我国关于公共行政学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学科建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通过对公共行政学科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公共行政学关于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概念尚未形成，在对公共行政实践进行指导过程中经常出现偏差，指导作用不大，培养人才同社会需求不符，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证明了一个问题：我国还没有构建属于自己的公共行政学科，本土化问题还比较严峻。
2.1 本土公共行政学缺乏原创理论
基础理论是学术研究的核心，一旦核心缺失，那么问题的研究也就会停滞不前，同样对于公共行政学而言，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概念、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本土公共行政学后续研究的基石，是一切关于学科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我国关于公共行政学研究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理论为基础的，如古德诺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弗雷德里克新公共行政学、奥斯本新公共管理理论等。另外，学科的本土化可以从理论内容和语言表达来探寻，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公共行政学概念、理论、实践指导等分析可以发现，主要案例、理论表达等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学内容为基础的，从我国政府部门实践指导范例中很难发现属于中国特色的影子。
2.2 理论研究对本土化实践指导意义不大
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关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定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加上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等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另外受到复杂环境的影响，由突发性公共危机引发的公共问题时有发生，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主体在社会发展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亟需公共行政基础理论体系指导实践，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国公共行政本土化不足，在实践应用中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3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路径选择
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我国关于公共行政学本土化问题研究比较早，但是关于公共行政学本土化问题的反思和创新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纵观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都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尤其是本土化问题随着社会发展日趋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进行公共行政学本土化成为了当前学科研究的重点。
3.1 建立本土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
时至今日，我国传统形成思想对目前公共行政实践也存在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对现代人逻辑思维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影。因此要想从根本上了解和掌握我国公共行政文化内涵，必须从传统行政思想理论着手。有学者指出，我国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从传统资源中挖掘积极行政学内容对构建属于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对政府部门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应注意的是，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决之前的所有，而是以当下实际情况为基础，通过对行政文化和环境的认识和分析来进行创新，有关这一点可以从我国部分高校行政教学实践中发现，这一举措的实施将会为形成我国公共行政学原创理论提供基础。
3.2 以本土公共行政实践问题为基础开展理论研究
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实践为服务对象的，同样对于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也是以实践问题解决为目的的，一旦理论无法应用实践问题，那么理论体系构建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进行中国行政学本土化问题研究过程中，就需要从实践中积累。首先，中国公共行政学应当建立属于中国特色的价值导向。我国国情同英国、美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这一点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当提高认识。其次，以中国实践经验为指导。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前提是了解和掌握我国的实际情况，知晓我国公共行政学的本质，因此在探寻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应当对历史资料和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从而清晰我国公共行政过程，保证整个学科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提升公共行政学的应用范畴。另外在研究过程中还应当重视国际化问题和本土化问题。我国关于公共行政学研究一直以“国际学术前沿”自居，但是过程中应当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存在差异的”，因此要想保障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前瞻性前提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了本土化问题。
3.3 加强行政学研究方法训练
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确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关于学科研究方法同理论体系构建，学科研究深度和广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中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哲学层面和技术层面，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还应当对具体研究流程、相关标准等进行确定，并检验研究方法在实践应用中的效果体现。这就要求在今后关于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过程中，首先国家社科基金等应当加大对该项研究的资金投入，其次还需要我国权威公共行政学期刊等提供平台支持，以为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提供引导作用。
4 结论
综上所述，近年来，有关我国行政学本土化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内容也在不断加深，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我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研究还不成熟，在行政公共实践问题指导过程中应用价值还不高，还不具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还需加大力度。
参 考 文 献
〔关键词〕 公共行政;行政发展;本土化;科学发展观;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2-0075-05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行政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各级政府行政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和民主化,政府行政效能显著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社会风险蔓延和加剧、国内社会深层次矛盾凸显、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等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面临严峻考验,这同时也对我国行政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探索新时期行政发展的有效途径,实现公共行政本土化,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公共行政本土化问题的提出:基于社会发展与行政发展的分析
行政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行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发展又对行政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者具有历史的统一性。可以说,人类文明史的整个时期的社会发展都是在行政发展的推动下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步入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社会发展在多层面展开,同时,社会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在我国现行的社会体制框架下,政府仍然居于中心地位,政府对于社会发展仍具有根本性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我国社会发展对行政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强行政发展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对行政发展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本文认为,所谓行政发展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通过以官僚制为核心的政府行政体系在管理、政治和伦理上的完善和实现三者的逻辑统一,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的发展过程。社会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调整各种关系、化解各种矛盾与冲突,走向和谐的历史过程和现实形态。行政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行政发展就是要围绕这个根本目标,对以官僚制为核心的行政体系进行改革与调整,克服自身的问题、破解发展的困境,寻找新的政府治理理论与方法,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过程。概括来讲,行政发展主要在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体现:在实践上,行政发展表现为现实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和优化过程。通过调整与改革使行政管理体制更加规范合理、行政职能定位更加清晰准确、行政管理方法更加科学适用等等。在理论上,行政发展表现为公共行政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本国的行政管理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具有对行政管理现实更强的解释力和改造力。二者具有辩证统一性,即行政发展实践推动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对行政发展实践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既然行政发展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那么行政发展必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本土化理论体系既是我国行政发展的重要内容又对我国行政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国公共行政学科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公共行政理论体系和方法主要还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发展基础薄弱,虽然对我国行政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土化公共行政理论的形成。当前,公共行政理论同我国行政发展实际仍具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在我国公共行政理论对行政发展指导作用薄弱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术界所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行政活动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可以说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国家也就有了行政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治国经验,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同现代社会有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特征,必须对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经验进行现代性的总结,形成科学的理论,才能对行政管理现实起到具体的指导意义。因此,基于中国现实的行政发展要求,本文主要是从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与中国行政发展实际结合的角度来界定本土化的。
本土化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在社会科学领域,本土化是一种以本国社会实际、以他国理论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如何将他国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与本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创立自己学术体系的理论创新过程。〔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堪称世界奇迹。对于中国的发展,现有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还无法做出科学全面的解释,甚至一些西方的研究基于特定的目的,对中国发展做出了不科学甚至歪曲的解释。探索中国发展规律,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中国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必然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就需要我国学界从本土化的视角来对中国发展的各个层面做出科学系统的解释,将这些宝贵的经验理论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化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同世界各国同样面临诸多发展矛盾和困境,这些问题也是目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无法彻底说明和解决的,这更需要我们通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理论创新过程给予科学的理论指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提升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提供了良好契机。在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整体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情况下,基于中国发展现实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正是提升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行政需要通过本土化来实现公共行政的理论创新,从而服务于中国的行政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般来讲,公共行政本土化就是要使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科学合理成分与中国行政发展实际相结合,增进公共行政理论对中国行政发展的认识能力和对它的指导作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理论和方法体系。公共行政本土化具有很强的价值取向,其目的在于立足我国行政发展实践,在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扬弃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行政发展实际的公共行政理论和方法体系,推动中国行政发展。公共行政本土化就是理论构建和系统化的创新过程,需要方法论作为指导,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工具和基础,公共行政本土化是难以实现的,当前我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重要缺陷就是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二、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意蕴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2〕这一论述高度概况和评价了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普遍方法。只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品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就在于,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精髓,同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注意吸收人类社会现代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用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反映了当代世界最新的发展理念和方法。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不仅是我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理论凝练,其更重要价值还体现在其方法论意义上:一方面,是科学发展观本身所具有的方法论意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的方法论指导,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为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求真务实;〔3〕另一方面,是科学发展观在操作层面对于新时期我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和建设具体的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她明确了发展的本质、发展的目的、发展规律等根本问题,是关于发展的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都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三、科学发展观对公共行政本土化的方法论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与公共行政本土化的辩证关系
方法论是在特定理念指引下的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理论体系,它指导着人们如何认识事物和获取知识,它不是具体的方法,而是制定和使用具体方法的元方法。科学发展观就是指导我们认识中国现实和推动中国发展的科学方法论。我国公共行政研究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最根本的是要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和科学方法,着眼于我国社会转型期新的发展实践和发展要求,在全面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的前提下,探讨其对于我国行政发展的方法论意义。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公共行政理论创新和方法论是处于互动关系状态的,从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到新制度主义,这些都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的,从而指导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只有不断创新公共行政的方法论才能实现公共行政理论的创新,从而指导行政发展实践。公共行政本土化是行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行政本土化就是公共行政理论的创新过程,需要科学的方法论作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具有科学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当代行政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对公共行政本土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公共行政本土化也是公共行政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实际行动,公共行政本土化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公共行政本土化
1.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公共行政本土化的立足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4〕可见,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建立在党和政府对我国国情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她客观地描述了中国社会现实形态、发展状态、发展困境和新的发展要求,深刻地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原理。这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同样,公共行政本土化作为一个以中国行政发展为指向的理论创新过程,也必须按照这一方法论要求进行。公共行政本土化的基本立足点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特别是当前的社会发展和行政发展实际。公共行政本土化的现实基础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的社会发展实际。公共行政的价值体现在其为社会发展的贡献上,行政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来进行。公共行政如果不立足于本国国情和发展要求,则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本土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明确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和存在的基本问题。其二,我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实际。公共行政本土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理论创新的过程。必须建立在对我国行政发展现状的反思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对我国行政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找不到行政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本土化无疑会如盲人摸象一样,失去了针对性,为本土化而本土化,只能是“表面化、片面化的本土化”。因此,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发展的现实和理论进行全面的反思与评估。
2.科学发展观指明了公共行政本土化的基本目标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当前,我国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发展问题。因此,公共行政本土化必须围绕发展这一基本目标展开,满足社会发展对于行政发展的要求。公共行政本土化实质就是要通过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和方法进行创新,来指导中国的行政发展实践。中国公共行政的特色就在于其“发展”特色。因此,公共行政本土化并非要建构一个宏大的公共行政学科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围绕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来建构,也就是说公共行政本土化要有问题意识,关注当前行政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症结问题,这样才能体现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特色。 3.科学发展观确立了公共行政本土化的价值取向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观,“以人为本”体现了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实现了从发展的真理性要求到发展的目的性自觉,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集中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诉求,代表了人们对生活现实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思想追求。科学的价值观是指导人类行为的内在持久动力,同时保证了行为的正确方向。只有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价值取向,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才能适应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公共行政的本土化理论创新才具有正确方向性和实践意义。“人的发展”是公共行政的终极价值,行政发展又是公共行政本土化研究的直接目标。行政价值追问的是行政发展的预设性、应然性目的, 即行政发展为什么的问题。〔5〕所以,公共行政本土化必须最终指向人的发展,以人为起点同时也为终点。在公共行政本土化的理论创新过程中,要紧紧围绕“人”来做文章。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也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有些人倡导中国要采取西方的某些价值观。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必然贯彻西方的基本价值观,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行政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组成部分,公共行政本土化作为一个理论创新过程必须具有科学的价值诉求,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公共行政本土化服务于中国发展实际的基本保证。
4.科学发展观廓清了公共行政本土化的基本内容
科学发展观全面论述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要处理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这些问题的处理都与政府行政管理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性发展困境的大背景下,政府的作用尤显重要。公共行政本土化就是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在理论上阐明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因此,必须对西方公共行政有关理论和方法进行创新和本土化改造,以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从而确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理论和方法。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公共行政本土化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第一,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新模式。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限度问题,即政府管制多一些还是市场和社会自发条件和自我管理多一些的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也是要处理好这个关系。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同西方社会有着重要差异,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关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理论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探索一个立足中国国情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模式。我们可以按照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来探索政府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以及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第二,党政关系的科学构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改革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党政关系作为中国基本的政治关系也是公共行政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经过20年的努力,虽然还没有达到党政分开的理想目标,但毕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打破了“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模式。〔6〕公共行政应该着重从行政管理体制和领导体制上研究我国的党政关系问题。第三,中国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确立。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也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状与理想状态还有很大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服务型政府理论是西方式的而不是本土式的,缺乏对我国行政管理现实的实证分析。第四,公共政策科学化。现代社会结构复杂,公共政策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意义。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目前的公共政策水平还有待提高。需要在决策体制、决策方法、政策执行过程、政策评估等方面做创新性研究。第五,转型期风险社会治理。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风险加剧,突发性事件增多,政府危机管理任务加重。然而,我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具有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全球化使得西方社会风险蔓延,形成全球社会风险,中国必然要应对这种社会风险;另一方面,我国转型期社会结构的调整导致的社会风险。这两类社会风险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式,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来治理。因此,探索中国社会风险的治理模式和方法是当前公共行政本土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总之,这些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西方的公共行政理论是难以实现的,在现阶段,公共行政本土化必须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同时处理好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
5.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公共行政本土化的科学精神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能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其根本原因在于她的科学性。科学的核心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认识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共行政本土化作为理论的创新过程,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首先,必须从西方的语境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科学系统反思,这就是客观的科学态度,这样,才能正确认识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这是本土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只是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片面了解,公共行政本土化是无从谈起的。其次,必须对当前中国的实际进行科学深入的考察,前文已述及,此不多论。
总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行政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行政本土化是当前我国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基本方法论指导,树立问题意识、本土意识、科学意识,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理论。
〔参考文献〕
〔1〕钱冰.中国公共管理的本土化问题〔J〕.教学与研究,2007,(3):42.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13.
〔3〕韩喜平.从“ 四个维度” 理解科学发展观〔J〕.法制与社会法制,2007,(6):12.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课题与自然科学的“本土化”课题不同。自然科学，比如医学、生物、地质等学科的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是对象与议题的“本土化”问题，而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对象与议题的“本土化”，还有方法、概念和理论的“本土化”。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是要强调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王惠岩指出:“政治学研究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的现实需求，脱离了社会需求就会导致政治学研究的空洞化。”他接着指出，“有些学者热衷于西方理论研究，习惯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价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方向就是错误的”。朱光磊也表述过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政治学界在介绍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时，试图“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但在建构的过程中出现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简单地移植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倾向，而对中国的现实问题缺少关注。”可见，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所存在的缺陷，并积极地呼吁构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具体而言，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王浦劬指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结合时代精神，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进行贯通性的分析和研究，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形成的经验，加以认真总结，并把它们上升为政治观点和政治理论。”朱云汉认为政治学“本土化”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创新，还包括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王绍光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入手解决本土化的问题，他还指出对西方学界提出研究问题和基本预设的质疑。就政策科学而言，对于如何构建其“本土化”理论，徐湘林提出了三个层面的要求，他认为应在价值伦理的取向范围内，对政治实践进行经验性研究，进而提出方法与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对于政治学“本土化”理论构建的目标是什么?“华人政治学者如能在本土研究的理论的创设上，不局限于本土政治生活关系的解释，而能扩展至西方，对西方理论有所匡补，或是进行比较研究，并在同异的观察上获致具更高层次的理论解释，这对整体政治学的探究定会提供前所未见的卓越贡献。”这是胡佛对“本土化”理论构建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和期许，即不仅仅停留在对政治现象的本土观察层面，而且还包括比较研究，或更抽象意义的更高层次的理论贡献。除了经验层面的观察，在规范研究方面，萧高彦提出政治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在于以既有华人社会之公民意识为起点，建立一个可以与极端的民族国家论述相抗衡的民主理论。同时，理解现存之政治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的优缺点及其历史根源后，选取恰当的思想史资源，并提出规范性的政治理念或价值。”综上所述，政治学界的学者从学术研究的各个角度，如“本土化”构建的概念创新，对研究问题的辨析、理论假设的提出、分析框架的选定、研究方法的创新，“本土化”构建的逻辑层次及研究目标、要求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如何进行构建?或者说，中国政治科学理论构建的路径是什么?对此，学界尚未有专门的研究。这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本土化”概念溯源
“本土化”(localization)概念最早被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指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本土化的策略。“本土化”一词被用于社会科学之中，指的是在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运用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当地的现实情况，要充分考虑到理论的适用情况，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加以改变或修正，增加其解释力，甚至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框架和范式。我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可以溯源到“西学东渐”时期。作为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科学从西方引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相伴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实践中对西方理论体系的消化吸收并要求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可以认为，关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论题，在包括以及西方国家的华人社会学圈，己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讨论。如前所述，从整个社会科学学术史来看，“本土化”乃是一个用法极为多样的范畴，既可以用来指西方社会科学制度和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也可以指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理论在本土语境中的修正或者转化，还可以指那些本来就发自本土文化的社会研究和理论成果。关于“本土化”问题，既可以指理论层面上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倡导和思辨，又可以指那些实质性的有“本土”创新的社会研究。而在当前的学术界，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日渐强大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有更多的学者提出，要实现民族的文化自觉和独立，就应该注重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并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三、“本土化”的构建:范式的转移与四个发展阶段
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构建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范式转移的过程。联系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恢复学科建制后，在一段时期内，曾大量地引入和介绍西方的经典学术著作与理论观念，这段时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是在西方政治理论的范式下对中国问题进行讨论，可以看作是新范式的早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有学者开始进行关于中国本土政治现象与问题的理论构建，比如“群众路线”、“增量民主”、“干部公选”、“压力型体制”、“党内民主”等等本土的政治现象。还有学者从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区域研究的理论视角和通则式研究的理论视角对中国本土政治现象进行理论建构。总的来说，政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四个不同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层次，即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区域研究理论框架和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四个理论框架的层次并不是彼此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当然，有些理论的提出是涵盖了不同的层次。这既符合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化，也符合理论构建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发展规律。
(一)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
所谓“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通过对于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单个现象进行观察①。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个案研究可谓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对中国政治学理论进行本土化理论构建的尝试。“群众路线”、“增量民主”、“干部公选”、“压力型体制”、“党内民主”等这些都是本土的政治概念，都是对中国本土政治现象所做的分析与理论构建。对于“群众路线”的分析，余逊达主要将党的群众路线和党注重运用全球视野去整体性处理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他认为这对于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和当前实行的治国理政的思路，尤其是对于当前在全球化条件下理解党如何建构和发挥领导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俞可平对“增量民主”的研究分析了增量民主的意义、要点和目标。俞可平认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在观察“干部公选”这一政治现象时，陈家喜认为干部公选的出现不仅预示着干部选拔方式的重要转型，也意味着干部选拔标准的重大变化，分析干部公选的发生与演进，意义与缺失，有助于把握改革以来执政党对精英录用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背后执政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与调适。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政府运行，是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关注的焦点。“压力型体制”是尝试描绘这一问题的一个视角。杨雪冬认为“压力型体制试图描绘出中国各级政府在各种压力的驱动下运行，从上而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是其中最核心的压力，这种体制的成因是传统的动员体制在市场化、现代化新背景下的变形。”王长江探索了什么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如何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探寻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之路。上述学者对于中国本土政治中的特有现象进行分析和讨论，提出了对于这些现象的独特解释，同时，也指出了这些政治现象与整个中国政治改革的联系，这就是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构建本土政治理论框架的学术努力。
(二)比较研究理论框架
所谓“比较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从比较视角对中外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理论建构②。中外政治现象比较研究，是这四种理论视角中最常见、成果最丰富的学术视角。两国之间的比较，尤其是最相似的比较设计，是比较研究中流行的研究视角。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比较。关海庭、刘莹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俄做了比较，认为虽然两国的政治发展都有确立和巩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共同特点，但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两国形成了完全迥异的民族性格，导致他们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不同，宗教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也不同，在此基础上形塑了各自的政治文化。其根源在于两国对待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根本差异，这也是两国在政治发展中选择不同模式的根本原因③。另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和欧洲做了历史的比较。王国斌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集体行动三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两个过程既是近代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两个过程，同时由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扩张，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性的过程。具体来说，王国斌不仅从经济发展的动力视角研究经济变化，也从欧洲武力威胁中国统一前后中国和欧洲政治的历史环境的变化来分析国家的形成，还从政治与民众反抗的视角分析集体行动，并对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的内在逻辑与环境展开分析。从上述文献中，我们可知，关海庭与刘莹从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入手，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比较，认为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性造成了中俄两国社会转型的不同模式。这种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对于我们思考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如何从传统政治文化中吸取有益成分，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地推进和深化社会转型等重大问题有重要的启迪。王国斌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对中国与欧洲经济、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做了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希望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他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或者说，依照西欧的历史变化规律来观察中国的有关变化，由此来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比较研究。
(三)区域研究理论框架
“区域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通过区域研究的视角，对中国与区域内的不同国家进行观察，比较这些国家政治现象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从而进行理论构建。与中国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区域研究是东亚模式②。很多政治学学者对此展开分析。杜维明等人都认为，由于儒家思想包含着有益的成分，因此他们完全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并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霍夫亨兹等人认为，东亚社会在各个方面存在的相似性促进了东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学者赤松要等人甚至提出了“雁行发展模式”。从东亚地区的区域研究视角，我们可以找到其对中国问题的启示，也可以为构建中国模式的理论框架做出有益的贡献。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与其它国家相比，有什么样的相同点和独特性?中国在今后的“雁行发展模式”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从区域研究的视角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对中国政治发展问题所做的理论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
“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指的是尝试摆脱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的影响，建立一个既可以解释中国又可以解释其它国家，甚至包括西方国家的政治现象的理论框架。作为理论框架的最高阶段，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构建的一个层次。任何一个理论的内涵与外延都是存在张力的。对于通则式研究框架，学者需要有更高的学术研究视角和更远大的学术抱负才能构建。对于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的搭建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徐湘林关于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视为通则式理论构建阶段的一个研究实例。徐湘林从历史比较和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变化，指出国家治理是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来对社会实施控制与管理的过程。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是基于对中国政治实践的实证观察而建立的，同时，这种理论构建也可以用于解释其它国家的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可以视为是力图建立超越西方政治理论命题的通则式理论的尝试④。从上述可知，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的学者在观察中国政治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中国现实的政治理论。当然，对于“本土化”理论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分不同的阶段进行的。对于政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四个不同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层次，即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区域研究理论框架和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对“本土化”理论路径构建的一种探索和观察。
四、结论
一、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相关研究
对于抗战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一土地政策的实施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一直以来，减租减息政策为学术界所关注，其研究成果主要有：
1、关于中共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特点研究
何东、清庆瑞等将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分别同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进行对比，从而总结出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三个特点：第一，减租减息是在民族敌人深入我国国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纲领的形式、作为战略目标提出来的；第二，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策，它的目的是为了抗战；第三，减租减息政策虽是改良的办法，但它是抗战时期最革命的土地政策。[1]刘宁在文中对减租减息的特点是从“改良性”和“过渡性”两点分析和论述的。[2]李海新认为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的战略举措而非权宜之计，中共提出的减租减息政策具有简约通俗，易于操作的特点，它以调整土地所有关系的一般经济关系为突破口，循序渐进、平和务实的变革土地所有制，具有不完全性。[3]刘杰则认为减租减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思想等特点。[4]
2、关于中共减租减息的实施过程研究
多数学者都认为减租减息政运动在根据地的展开是曲折的，需要不断完善的。乌廷玉是最早将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分为了初步开展、限制打击地主破坏活动和减租减息深入发展阶段，查减阶段。[5]何东、清庆瑞、黄文真、王钦民等学者都认同这一说法。郭绪印从法律与群众的结合方面出发，在减租减息实施过程中，关键在于把政策交给群众，使减租减息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6]贾莉敏则将减租减息土地政策与共产党对于群众的宣传、组织、发动联合起来考察。[7]刘宁、李海新、刘杰等学者做出过相似的论述。
3、关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施行效果研究
学术界分别从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视角进行深度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实行效果多集中在农村阶级关系变化、土地占有关系变化、改善广大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等方面。李蓉分别从农村阶级关系变化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两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各个根据地认真贯彻和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使抗日民主根据地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两头减少，中间增大，原来的雇农、贫农和中农的地位上升；同时，根据地在坚持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即团结了愿意抗战的地主和开明绅士，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日情绪。[8]张永泉概况的说出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使农村的土地关系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为将来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创造了条件。[9]赵效民介绍了减租减息所引起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导致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书中根据五个地区的调查材料，说明了阶级结构发生的变化和再减租减息后，根据地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向，即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主经济的削弱和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10]牛崇辉在文中从区域性视角入手，讨论了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作为革命根据地，在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后，调整了农村阶级关系，改善了人民生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
4、关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左”倾错误出现原因、纠正的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抗战期间，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将“耕者有其田”的宣传口号当作现行的具体行动纲领，变相没收分配地主土地。赵效民认为违反党的土地政策的左倾错误的出现绝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来自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下，干部和积极分子对减租减息政策认识不足，缺乏经验；一部分干部思想认识仍停留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和作法，对形势的变化缺乏认识。而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赵效民则从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颁布的指示方面进行解读。[12]董志凯、陈廷煊在其论著中也提到了相同的观点。
5、关于中共“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历史作用研究
一般学者认为，减租减息是顺应当时中国大背景下所实行的土地政策，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一项基本的政策。董志凯从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提高农民的觉悟；发动和组织了农民；削弱封建地主所有制；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创造丰富的历史经验这六点对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历史作用进行归纳和论述。[13]白宝莲在文中分别从削弱封建剥削力量、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统一战线这三方面对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历史所用进行论述。关翠霞则从全面抗战积极性出发，指出了该政策的颁布，调动了全民抗战的积极性，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其他阶级都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减租减息政策是当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困难共同抗日的唯一选择。张卫东、刘尊英等学者也有相似的论述。[15]温瑞在其文中首先表明了和史学界不同的观点，指出：抗日根据地内因贯彻实行新政策而发生的农村土地变革运动，实质上悄悄地形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使得“贫富都有发展的机会”，同时又避免了以往土地革命中农村生产常常出现的低落现象，有利于农村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这个政策不仅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发展。[16]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颁布的减租减息政策具有广泛和深度的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并没有独立的著作，但关于这方面论文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对减租减息的政策特点、推行过程、历史作用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论述。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土地政策进行了精心的梳理，为后期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以佐证的宝贵文献、科研资料。
二、关于国民党减租土地政策的研究
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国民党也提出了有关减租的战时土地政策，这个土地政策是否对国统区产生了影响，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其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点：
1、关于国民党减租土地政策特点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此政策为国民党为抗战时期所调整的土地政策，但多为空谈。郭德宏在文中指出，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土地政策中规定了政府限定私有耕地之耕作种类等一系列相关土地问题。但这个土地政策的条文是不切实际的、是一纸空文。金德群、姜爱林等学者在论文中也提出相似的观点。[17]薛暮桥在文中认为战时土地政策是具有实践性的特点，指出：战时土地政策在减租方面，虽然不能够在其他各省广泛推行，二五减租的原则，却始终被中国国民党所保持着。抗战不但帮助推行二五减租政策，而且能够帮助把土地问题部分解决。[18]
2、关于国民党土地政策收效情况研究
大多数学者都会用“收效甚微”来表述：陈诚从国民党减租政令下达后遭到破坏的地方进行分析，指出：地主将一分田亩匿名不报，意图是拆补减租的损失，佃户在地主的威胁之下，必须维护地主的利益，不敢依照规定减租。[19]萧铮在书中分别从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足够重视土地政策的颁行、战时土地政策在减租等内容方面也有极大的漏洞、政府缺乏实行的决心和能力三方面对战时土地政策收效甚微的原因进行分析。[20]益圃认为战时土地政策收效甚微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广大官僚盘踞在乡村政府，对减租的要求视而不见。[21]
3、关于战时减租土地政策历史意义的研究
学术界多认为是消极的，没有贯彻落实的。金德群指出：国民党在战时所颁布的土地政策是一种逃避现实、维护旧秩序的政策。[22]金德群在其论文中补充说明了国民党颁布的战时土地政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而根本没能力也没办法实行下去。[23]姜爱林，郭德宏等学者也在其论文中进行了相似的论述，台湾学者晋燃提出了与大陆学者相异的观点，指出：抗战期间，国民党以维护农场生产力的发展的立场上提出战时土地政策，对于战时土地问题的改革可谓意义深远。[24]
综上所述，相较于共产党，对国民党战时土地政策的研究并不全面。对于一手的史料查找还是相当有困难的。学者们对国民党土地政策的研究不够重视，只对其政策内容，部分国统区实施效果有研究，其他方面，比如积极意义的一面研究尚不多见。
三、存在的问题研究
1、关于中共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多数学者都集中在减租减息对抗战胜利的积极意义讨论上。减租减息政策对经济、社会、民众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文章较少。其次，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根据地研究的较多，而晋绥边区、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情况目前有待研究。最后，关于减租减息运动的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研究较少，缺少减租减息具体细节的研究与探索。同时，关于减租减息政策反思的文章较少，对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缺点探讨较少。
2、关于国民党战时减租土地政策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多数学者都集中在战时土地减租政策提出过程的宏观研究上。战时土地政策的推行过程、实际收效、对民众的影响等细节研究的文章较少；其次，对于各个国统区执行战时土地政策区域性研究较多，站在全国整体性的研究还较少；最后，学术界多站在批评的角度上对国民党战时土地政策进行分析，缺乏对战时土地政策有利方面的研究。
一、选题依据(选题的目的与意义，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附主要参考文献。)
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资源管理对珠海特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土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是推进土地资源信息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本人在参与周口市土地资源管理地理信息系统项目开发小组工作的基础上，对系统设计和实现作了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当前，我国城镇已进入快速建设阶段，城镇建设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土地有效开发与集约利用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镇土地利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之一，极其宝贵，土地合理利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土地资源尤为紧缺，因此要大力提倡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坚持土地的合理利用。但我国城镇的土地开发建设的现状不容乐观。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城镇土地开发建设在规模和结构上的迅速变化，产生了许多普遍问题，如土地利用无序、利用粗放、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偏低，建设用地与耕地的矛盾日益显著，土地破坏、污染、浪费严重等等，造成半城市化、生态恶化等严峻的问题。这是小城镇土地开发建设中的两难困境，它表现出一种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么地方政府、开发商与当地住民的矛盾。在目前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土地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对它的开发建设进行科学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资源信息种类繁多、数量巨大、涉及面广、管理利用相当复杂。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实现土地资源工作的现代化，在土地资源调查评价、政务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各个层面广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信息化带动土地资源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以信息化带动信息采集技术与分析技术的飞跃，以信息化促进政府工作方式由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型的转变。建立土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顺应资源、环境的全球性持续利用需求。土地资源数据标准化、信息共享、科学监督以及将这些信息快速反映到经济建设中去需要建立统一协调的土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用以管理海量数据，迅速处理文档、图件，提供准确可靠信息，从而将资料的大量积累、更新与经济快速增长联结起来，为综合利用土地资源信息进行宏观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土地信息产业的建立和地理数字化产品的发展，社会对土地资源管理的认识普通提高，对农村土地的认识逐渐加强，对其需求也大幅度提高。农村土地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成为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必备的重要系统，各国都大力开发自己的农村土地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并将先进的技术、方法应用到其中，如空间信息分析的新模型和方法，空间信息应用的新模型和方法:三维、四维数据结构和数据模型，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网络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技术等，来提高土地资源信息管理的技术含量，以更好的为土地管理服务。
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很早就意识到了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和稀缺性，对土地资源配置调控的研究较早，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土地地租理论、土地资源市场配置机制、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多个方面。
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轨经济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资源。在认识到拥有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资源有调控土地市场，维护公共福利，储备能源，调节生态平衡等功能后，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土地资源数量还有扩大的趋势。国有土地资源管理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虽然世界各国的国有土地资源管理体制多种多样，但国有土地资源管理体制的现状和发展存在共性，是有规律可循的。
土地资源配置调控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其调控结果是各种因素、各种手段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各种因素和手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共同影响调控结果。要达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土地资源的最大综合效益，需要调动市场、政府、社会等各种力量，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税收等多种手段，并且各种手段相互协调，互相促进。土地资源调控就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和措施，达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既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能同时兼顾社会和环境效益。
土地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经济转型以来,土地资源实行了由无偿无限期无流动,向有偿有限期有流动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十余年的改革,成效和缺陷并存。一方面,国有土地以地生财,为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的建设资金,从而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城市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偿使用的改革仍然采用的是政府审批模式,即要用地找市长的模式,从而影响了资配置的公平与效率,并成为长期 以来困绕改革深化的重大问题。经济发展史证明,实现土地资源和资产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是市场配置资源13%建立土地交易市场,是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的必然选择。当前,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市场,并进行 土地市场运作机制的观念创新。
贸规则强调行政主体一致原则、公平原则、透明原则、非歧视原则。在中国人世的大背景下思考建立土地市场新机制,首要的问题是要认清当前土地市场政府与市场的现状,找准和WTO规则存在的差距。土地市场新机制必须围绕政府与市场、监管与竞争、平台与服务等市场机制,开展全面而有针对性的深刻的行政革命, 实现计划经济观念向市场经济观念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确保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必须和 世贸规则所任。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活动对土地的使用展开竞争，以土地需求的市场价格变化和自身能从土地上获得的经济利益来决定各自活动的最佳区位，从而使商业、工业、住宅等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布局与地价之间得到祸合，推动了城市用地结构的调整，使城市空间结构发展变化，形成合理的土地资源空间布局(曹建海，2002)[22]，使得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呈同心圈层分布。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奥沙利文著苏晓燕等译，2003，城市经济学〔M]，中信出版社;
2.毕宝德，1991，土地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毕宝德，1994，中国地产市场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柴强，1993，各国(地区)土地制度和政策〔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5.柴强，2001，房地产制度[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6.曹建海，2002，中国城市土地高效利用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
7.陈顺清，2000，城市增长与土地增值M]，科学出版社;
8.董俊祥等，1994，土地管理理论与实践〔M]，中国经济出版社;
9.何银虎，1999，中国土地管理与开发经营全书〔M]，中国社会出版社;
10.浦东新区经济发展报告[Ml，1998，上海三联书店;
11.万曾炜等，1997，土地经济论[M]，上海远东出版社;
12.万曾炜等，2001，透视浦东思索浦东[M]，上海人民出版社;
13.许学强等，城市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14.邹兆平，1990，外国与港台土地管理制度[M，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 巧.施源，2002(ll)，规划导向型的土地开发供应计划[J]，城市规划;
16.周树志，1999(4)，论公共政策范畴[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7.刘溶沧，1999(l)，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公共政策的重新定位[J]，财贸经济;
18.马风光，2001(2)，市场经济中公共政策的角色定位lJ]，技术经济;
19.吴未，2003(3)，论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公众参与[J]，中国土地;
20.刘浩葛吉琦，2002(9)，城市化中的土地征用问题[J]，国土经济;
21.谭术魁彭补拙，2003(l)，对我国若干城市土地储备运作的比较[J]，中国房地产;
22.谭刚，2001(5)，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新突破一一《深圳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规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J]，特区理论与实践;
23.董坷，1999(3)，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下的城市土地利用[J]，城市规划汇刊;
24.张文彪，2002(8)，美国的土地管理及其借鉴[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5.魏景明，2002(11)，美国的土地管理与利用[J]，中国土地;
26.束雷，2002(2)，英国土地利用与管理[J]，中国土地;
27.王国强，2002(4)，中日土地利用管理比较研究[J1，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8.欧阳安蛟，2001(4)，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
29.万曾炜，1997(2)，论浦东新区土地滚动开发机制[J1，上海经济研究;
30.万曾炜，1997(l)，浦东新区土地滚动开发机制分析[J]，浦东开发;
31，徐永倡等，1997(8)，切实加强浦东新区土地的宏观管理[J]，浦东开发;
32，芒棘，1997(9)，完善新区土地市场体系浦东实施土地租赁办法[J1，浦东开发;
33.陶建强，1998(l)，土地开发模式与浦东新区的形成和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
34.钱芝平，1998(3)，加强浦东新区国有土地资产运营管理的建议[J1，浦东开发;
二、研究方案与技术路线
(一)研究内容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绪论。这部分首先分析了选题的背景与意义，指出文章研究的内容及研究意义，然后对国内外研究进行了综合介绍与简要评述。第二部分是介绍城市土地资源调控管理的理论基础及土地资源调控系统与手段。城市土地资源的调控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相关的理论基础有产权理论、地租地价理论、土地市场理论、土地资源配置理论、公共政策理论。土地资源调控系统主要包括市场机制、政府调控、公众参与三种手段。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国外经验的介绍及其经验总结。这一部分主要从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个方面介绍国外经验。其中，市场机制方面主要介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美、日、加等国土地交易的制度和做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政府调控主要从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征购储备制度两个方面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做法。最后，系统地总结了国外做法对我国城市土地资源调控管理的启示，即需要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调控系统。论文的第四、五、六章是文章的重点，第四章分析了周口地区土地资源利用的现状与特点，第五章在介绍周口地区土地调控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分析了周口土地资源管理调控存在的问题。在前面几章的基础上，第六章在构建周口地区上地资源调控管理模式，分析其构成要素、运作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地区土地资源管理的具体措施，最后根据周口地区的城市发展和功能定位提出了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与制度创新的几点探索性建议。
第一章 绪论
1.1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1.2研究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1.2.2国内研究综述
1.2.3国内外研究的简要评述
1.3论文的思路结构与创新之处
1.3.1论文的思路与结构
1.3.2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土地资源调控管理的理论基础及调控系统
2.1土地资源调控管理的理论基础
2.1.1产权理论
2.1.2地租地价理论
2.1.3土地市场理论
2.1.4土地资源配置理论
2.1.5公共政策理论
2.2土地资源调控管理系统及手段
2.2.1市场机制
2.2.2政府调控
2.2.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2.4公众参与
第三章土地资源调控管理的国际经验
3.1市场机制调控土地资源的国际经验
3.1.1国外实施市场机制调控土地资源的实践
3.1.2国外经验对我国建立土地市场调控机制的启示
3.2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国际经验.
3.2.1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国际经验
3.2.2土地征购储备制度的国际经验
3.2.3国际经验对我国城市政府调控土地资源的启示
第四章 周口地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4.1土地资源利用结构
4.2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
4.2.1农业用地迅速减少
4.2.2可预征地空间减小
4.2.3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很快
4.2.4土地闲置量较大...
4.2.5土地批租总量逐渐由粗放转向集约
4.2.6土地批租方式出现多样化
第五章 周口地区土地资源管理系统及其存在的问题
5.周口地区土地资源管理系统
5.1.1地区管理系统
5.1.2开发公司管理系统
5.2土地资源调控管理存在的问题.
5.2.1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不足
5.2.2土地调控管理制度、体制不完善
第六章 周口地区土地资源调控管理模式与措施
6.1构建周口地区土地资源调控优化管理模式
6.1.1周口地区土土地资源利用优化模型的选择
6.1.2周口地区土地资源调控管理目标函数
6.1.3周口地区土地资源调优化方案
6.2周口地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管理创新..
6.2.1确定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
6.2.2根据产业发展战略进行合理的土地功能分区
6.2.3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土地管理机制
6.2.4逐步实现全部土地有偿使用
参考文献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城镇建设及其土地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笔者从小城镇的概念入手，分析我国城镇化中选择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客观必然性，并回顾了伴随我国城镇发展历程中的土地问题的历史演进。论文结合我国城镇发展的现状，着重对我国小城镇建设中的重大土地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讨论了城镇建设中土地开发与管理的几种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概括了其特征，探讨了城镇土地开发与管理的原则与方向，并尝试对其成因作出论证。最后，文章立足土地管理实践，以土地增减挂钩管理为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土地管理的学理性对策建议。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l)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国外土地资源调控管理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包括市场机制调控的经验和政府调控管理的经验两个方面。
(2)针对周口地区土地利用和管理的现状与特点，系统地分析了周口地区土地利用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
(3)在总结各种土地资源调控手段的同时，构建了一个政府、市场、公众三方共同作用的周口地区土地资源调控管理模式，对这一模式的构成要素、运行机制等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观点，并在土地管理措施的优化与创新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4)由于本文是在课题研究成果上的深化，是基于周口地区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实践的分析，因此提出的土地调控管理措施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五)可行性分析
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轨经济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资源。在认识到拥有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资源有调控土地市场，维护公共福利，储备能源，调节生态平衡等功能后，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土地资源数量还有扩大的趋势。国有土地资源管理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虽然世界各国的国有土地资源管理体制多种多样，但国有土地资源管理体制的现状和发展存在共性，是有规律可循的。
土地资源是一切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是影响到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突出，如何分配有效的土地资源，使其在城市功能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整体环境的提升等方面发挥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但是土地资源作为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需要从经济、社会和环境多方面综合考虑其利用效益，实现土地资源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两种必要手段，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源的资产效应，实现优地优用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调控可以保证土地资源的利用符合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发展的需要，实现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公众参与是保障土地合理利用的一种有效机制，通过公众建议和意见反馈影响政府政策而修正市场失灵，促使土地资源利用效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但是目前我国土地资源调控体系还不完善，政府的调控力度不够，特别是在一级市场上没有实现垄断，无法有力地调控市场供需，同时各种管理制度还不完善，既无法保障政府政策、规划等的贯彻与落实，又无法有效地为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创造条件。并且公众参与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公众参与既没有在法律制度上得到明确和保障，也没有具体实施措施。因此，我国土地资源调控的优化还在于政府职能的完善，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的完善，既保障政府的调控，又为市场机制正常作用创造平台，最终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提出的周口新区土地资源调控系统是市场机制、政府调控、公众参与三种机制的有机结合。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把握三种机制的作用程度，使之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衡，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式能概括出来的，也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生搬硬套，需要根据实践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深化。并且，一个成熟的土地资源调控系统，主要还是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实现供需平衡，政府的各项政策只是其补充，并且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府政策的变动只是对市场的微调，不会引起市场较大波动。
目前，周口新区实行的是新区政府和开发公司二级土地管理系统，开发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形式土地基础开发和招商引资的职能。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级市场调控乏力，二级市场存量过大，土地管理措施和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的控制性作用，建立土地储备机制，加强土地市场建设，完善土地管理系统，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等具体措施，希望能对周口新区土地资源调控管理的优化具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
由于本人的研究水平和知识有限，论文对土地资源调控的具体措施的研究尚不深入，有的措施还缺乏可操作性，对各种调控要素的变化引起的土地市场的变化也缺乏系统的讨论。而且由于数据有限，周口新区还没有建立地价指数等原因，论文对土地资源调控优化的分析和提出的管理措施还仅限于定性的描述，没有进行定量分析，希望今后随着对实践的了解和知识的深化能够深入研究下去，弥补以上不足。
三、研究基础及进度安排
(一)研究基础
本人自1990年开始一直在河南省周口地区各乡镇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曾担周口市淮阳县的镇长和党委书记，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有过深入的研究，对农业区域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了解透彻，因而有能力完成该论文的研究工作。
(二)进度安排 论题前期准备30天。
相关文献资料论证查阅、国家和地方政府涉农政策、法律法规研究、借鉴、分析，制订出论题研究方案。
论题调研实施150天。
社会调研展开，调研资料、数据整理、分析、归类卡片制作、确立本论阐述内容构架构思。 论题写作形成150天。
调研报告―――提炼形成论题初稿―――立论观点、内容座谈考证修正、正式文本形成。
四、预期研究结果及本研究创新之处
土地资源调控管理是作者三年来一直在持续研究的重点内容，通过不断的学习、借鉴、总结与深化，形成了本文的一些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l)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国外土地资源调控管理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包括市场机制调控的经验和政府调控管理的经验两个方面。
(2)针对周口地区土地利用和管理的现状与特点，系统地分析了周口地区土地利用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