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古代虽没有“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但“士”这一集团，一直以社会批判、建言立论为己任。士人知识分子对社会发言的历史传统经过心理积淀成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意识。在对各自专业领域发言时，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而是努力获得对社会的发言权。
关键词：知识分子；士；文化传统
“知识分子”一词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俄国，这一群体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对社会作批判，使社会机制加以改进；其成员要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但“士”是与之相接近的一个集团，二者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第一次知识分子大论争。持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知识分子群体纷纷对社会体制建构抒发一己之见。儒家希望君主采取仁政，道家希望君主无为而治，法家更是与国家机制直接融合，为国君颁布法令。虽然诸子政见不同，但总体特性一致：介入社会；希望以自己的理论模式规划世界，建立起更好的国家机制，使百姓安定富足。他们对自身人格修养要求很高。孟子提出“我养吾浩然之气”是儒家君子的内在修养要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格表现。老、庄则在玄妙的哲学思考下指导人生境界，希望人能活得更本真，顺其自然，回归本性。诸子百家建构国家的社会理想，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严厉批判后提出来的。面对连年战乱、满目疮痍的现实社会，怎样才能让人们过上安定的生活，让国家稳定富强，这是诸子经过哲学思辩想要解答的问题。在奴隶社会渐趋衰亡，封建社会缓慢建立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纷纷游说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希望自己的社会建构理论能被统治者采纳，付诸实践。此时，由于社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知识分子以“立法者”姿态批判社会；而要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建构社会制度、国家机制，知识分子就必须与执政者联合起来。这一时期，教育体系并不发达，知识的传播媒介只是竹简、绢书，知识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掌握知识的人能参与国家管理机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掌握有绝对优势，在思想上认为自己是先进的，以一种权威姿态发言；而百姓因为自己掌握的知识太少，社会又极不稳定，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对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发言表现出依赖性。
孔子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确立了士人知识分子的权威地位。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传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血液中的一部分，并且衍生不止。士人知识分子除了参与政治的功能外，还有一部分进行文学创作，甚至二者互有融合。儒家知识分子做官的同时也进行文学创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不胜枚举。在魏文帝曹丕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文学创作的独立地位才得以确立。文学的独立由一位政治家提出来，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联系之密切。由于文学的自觉，文学理论也开始发展起来：晋陆机的《文赋》、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经典文论著作都成书于此时期，为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规划。这是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立法”阶段。这是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初步理论、规律总结和指导，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这一艺术样式自诞生之初就带有审美的自身诉求和社会批判功能。文学创作者一直追求在美的表现之中蕴涵社会批判意识。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采用儒家典籍考试来选拔官员，儒家思想在士人知识分子的系统学习中深入其心。进入统治阶级内部的士人知识分子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立身准则，心怀苍生，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愿为“帝王师”，希望帝王能采纳自己的治国方略；如果不被帝王欣赏，郁郁不得志，或是归隐，或是死谏，都会坚持自己的人文品格。他们直接与政治接轨。明末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古已有之。无论是否在统治集团内部，古代士人知识分子都希望能为国家大事发一己之言。
在儒家思想的不断愆衍中，各朝各代又有新的发展。宋朝的理学、明朝的心学都是在儒家思想内部向更深处发展。有的思想在流传过程中被误解，越来越趋于僵化。这时，从儒家思想内部产生出对立的因子，如明朝李贽以“童心说”对社会现状、儒家僵化理学思想的批判正是此种表现。这正是知识分子以批判精神看待社会及僵化知识的传承。
经过历史心理积淀，士人知识分子对社会发言的传统成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在专业领域内部发言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而是努力争取对社会的发言权。
在消费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呈现一种张力状态：他们天生坚守弱势群体立场，虽然处于边缘化位置仍不放弃对社会不合理现象发出批判的声音；他们越来越强调多元化思想并存，注重分析社会现实，从中作出对自身定位的判断，分析人们在当代快速生活的思想困境。
“知识分子”一词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俄国，这一群体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对社会作批判，使社会机制加以改进；其成员要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但“士”是与之相接近的一个集团，二者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论文联盟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第一次知识分子大论争。持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知识分子群体纷纷对社会体制建构抒发一己之见。儒家希望君主采取仁政，道家希望君主无为而治，法家更是与国家机制直接融合，为国君颁布法令。虽然诸子政见不同，但总体特性一致：介入社会；希望以自己的理论模式规划世界，建立起更好的国家机制，使百姓安定富足。他们对自身人格修养要求很高。孟子提出“我养吾浩然之气”是儒家君子的内在修养要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格表现。老、庄则在玄妙的哲学思考下指导人生境界，希望人能活得更本真，顺其自然，回归本性。诸子百家建构国家的社会理想，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严厉批判后提出来的。面对连年战乱、满目疮痍的现实社会，怎样才能让人们过上安定的生活，让国家稳定富强，这是诸子经过哲学思辩想要解答的问题。在奴隶社会渐趋衰亡，封建社会缓慢建立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纷纷游说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希望自己的社会建构理论能被统治者采纳，付诸实践。此时，由于社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知识分子以“立法者”姿态批判社会；而要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建构社会制度、国家机制，知识分子就必须与执政者联合起来。这一时期，教育体系并不发达，知识的传播媒介只是竹简、绢书，知识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掌握知识的人能参与国家管理机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掌握有绝对优势，在思想上认为自己是先进的，以一种权威姿态发言；而百姓因为自己掌握的知识太少，社会又极不稳定，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对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发言表现出依赖性。
孔子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确立了士人知识分子的权威地位。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传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血液中的一部分，并且衍生不止。士人知识分子除了参与政治的功能外，还有一部分进行文学创作，甚至二者互有融合。儒家知识分子做官的同时也进行文学创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不胜枚举。在魏文帝曹丕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文学创作的独立地位才得以确立。文学的独立由一位政治家提出来，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联系之密切。由于文学的自觉，文学理论也开始发展起来：晋陆机的《文赋》、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经典文论著作都成书于此时期，为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规划。这是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立法”阶段。这是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初步理论、规律总结和指导，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这一艺术样式自诞生之初就带有审美的自身诉求和社会批判功能。文学创作者一直追求在美的表现之中蕴涵社会批判意识。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采用儒家典籍考试来选拔官员，儒家思想在士人知识分子的系统学习中深入其心。进入统治阶级内部的士人知识分子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立身准则，心怀苍生，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愿为“帝王师”，希望帝王能采纳自己的治国方略；如果不被帝王欣赏，郁郁不得志，或是归隐，或是死谏，都会坚持自己的人文品格。他们直接与政治接轨。明末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古已有之。无论是否在统治集团内部，古代士人知识分子都希望能为国家大事发一己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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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的不断愆衍中，各朝各代又有新的发展。宋朝的理学、明朝的心学都是在儒家思想内部向更深处发展。有的思想在流传过程中被误解，越来越趋于僵化。这时，从儒家思想内部产生出对立的因子，如明朝李贽以“童心说”对社会现状、儒家僵化理学思想的批判正是此种表现。这正是知识分子以批判精神看待社会及僵化知识的传承。
经过历史心理积淀，士人知识分子对社会发言的传统成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在专业领域内部发言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而是努力争取对社会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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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第一次知识分子大论争。持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知识分子群体纷纷对社会体制建构抒发一己之见。儒家希望君主采取仁政，道家希望君主无为而治，法家更是与国家机制直接融合，为国君颁布法令。虽然诸子政见不同，但总体特性一致：介入社会；希望以自己的理论模式规划世界，建立起更好的国家机制，使百姓安定富足。他们对自身人格修养要求很高。孟子提出“我养吾浩然之气”是儒家君子的内在修养要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格表现。老、庄则在玄妙的哲学思考下指导人生境界，希望人能活得更本真，顺其自然，回归本性。诸子百家建构国家的社会理想，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严厉批判后提出来的。面对连年战乱、满目疮痍的现实社会，怎样才能让人们过上安定的生活，让国家稳定富强，这是诸子经过哲学思辩想要解答的问题。在奴隶社会渐趋衰亡，封建社会缓慢建立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纷纷游说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希望自己的社会建构理论能被统治者采纳，付诸实践。此时，由于社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知识分子以“立法者”姿态批判社会；而要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建构社会制度、国家机制，知识分子就必须与执政者联合起来。这一时期，教育体系并不发达，知识的传播媒介只是竹简、绢书，知识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掌握知识的人能参与国家管理机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掌握有绝对优势，在思想上认为自己是先进的，以一种权威姿态发言；而百姓因为自己掌握的知识太少，社会又极不稳定，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对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发言表现出依赖性。
孔子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确立了士人知识分子的权威地位。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传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血液中的一部分，并且衍生不止。士人知识分子除了参与政治的功能外，还有一部分进行文学创作，甚至二者互有融合。儒家知识分子做官的同时也进行文学创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不胜枚举。在魏文帝曹丕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文学创作的独立地位才得以确立。文学的独立由一位政治家提出来，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联系之密切。由于文学的自觉，文学理论也开始发展起来：晋陆机的《文赋》、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经典文论著作都成书于此时期，为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规划。这是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立法”阶段。这是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初步理论、规律总结和指导，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这一艺术样式自诞生之初就带有审美的自身诉求和社会批判功能。文学创作者一直追求在美的表现之中蕴涵社会批判意识。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采用儒家典籍考试来选拔官员，儒家思想在士人知识分子的系统学习中深入其心。进入统治阶级内部的士人知识分子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立身准则，心怀苍生，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愿为“帝王师”，希望帝王能采纳自己的治国方略；如果不被帝王欣赏，郁郁不得志，或是归隐，或是死谏，都会坚持自己的人文品格。他们直接与政治接轨。明末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古已有之。无论是否在统治集团内部，古代士人知识分子都希望能为国家大事发一己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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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的不断愆衍中，各朝各代又有新的发展。宋朝的理学、明朝的心学都是在儒家思想内部向更深处发展。有的思想在流传过程中被误解，越来越趋于僵化。这时，从儒家思想内部产生出对立的因子，如明朝李贽以“童心说”对社会现状、儒家僵化理学思想的批判正是此种表现。这正是知识分子以批判精神看待社会及僵化知识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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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知识系统 知识分类 文献分类法 知识系统转型
[分类号]G250
1 引言
传统图书分类至明清已形成以四部分类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四部分类的作用不只限于整理图书，对于传统学术研究也具有明确的导向性，使得经、史成为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中心和重点，学术思想多以解经方式提出。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东渐，动摇了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时代的发展和传统学术体系的转型，强烈要求图书分类突破四部法的窠臼，特别是《杜威十进分类法》传人中国后，出现了近代图书分类法编制的热潮。
本文着重研究文献分类法和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关系，目的是为了厘清分类法在这一个多世纪中的演变对应着怎样的学术轨迹，它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其中的内在理路是什么?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对于图书分类法有哪些认识上的差异?
2 中国传统学术与典籍分类的关系剖析
春秋末年孔子六艺分科授学，并演变成“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是对先秦以来知识分类的一个总结。汉代《七略》将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辑略，构成秦汉时期的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刘国钧先生认为“这是最早运用学术性质上的差异来作为分类标准的分类法”。汉以后，官修、私撰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有所改进。西晋苟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由此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隋书・经籍志》开始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但这种划分是模糊的，经学中包含史学，子学又包括部分经学，“集”部则是不分科的“个人专辑”，体现出一种对综合修为的全面培养，四部内容互相涵盖，相互包纳，反映了传统学术注重“会通”的特征，与西方日见精细的分类思想相形见远。
历史上也曾有过对四部分类的质疑和探索。宋代郑樵曾作过十二类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类的创新。王重民先生认为，郑樵分类体系是“我国分类学史上的一大突进。可惜后人没有继续发展，直到西方的分类表输入，才建成了更完整的体系。但郑樵实际上已经进入那种完整体系的大门。
18世纪末，随着国家衰弱和西方文明侵入，中国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现代化过程，就其本质就是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进行学术转型的过程。以“四部”为框架的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向以“学科”为主的西方知识系统的转变，从表面上看是将“四部”分类体系下之典籍，归并到以杜威“十进法”为代表的图书分类体系中，但实质上是打破四部传统分类体系，转而采用以学科为分类标准的西方图书分类法，重新建构新的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
3 文献分类与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外来文化冲击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两次外来知识的传人，但其结果却并没有出现如晚清西方外来学术对四部体系稳定性的影响，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
3.1 东汉佛学传入
汉朝后期，长年战乱，民不聊生，佛教乘势传到中国。在经过中国文化的排拒、筛选后，终于被传统知识结构所同化。表现在图书分类方面，就是对释书的目录整理，如刘宋、王俭在《七志》中将道教、佛教经典附在第七部后，稍后，阮孝绪在《七录》中列外篇《佛法录》和《仙道录》两部。《隋书・经籍志》把佛、道作为附录置于四部之后，形成实际的四部六类，力图把这些佛教文化吸纳到自己的知识系统中来。从《隋志》至《四库总目》，释家类的设立基本是在子部，其排位历经反复，前后不定，反映出各朝代对佛教的不同看法。但不管如何变化，古代官修目录一直试图纳释书于传统知识体系中。
3.2 明末清初的西学传入
明末清初，西学在中国已露端倪，内容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舆地学、炮术、艺术、语言等领域。但当时西学并未突破中国传统的分类结构，反而被四部体系融贯、调适和同化了。如明艾儒略《职方外纪》、清南怀仁《坤舆图说》、《坤舆外纪》、《西方要纪》等被归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明利玛窦《乾坤体义》、熊三拔《表度说》、阳玛诺《天问略》、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新法算书》、《测盘法义》等均被归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熊三拔与徐光启合译的《泰西水法》等被归入《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
3.3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转型
上述两次外来知识的冲击，最终都把外来知识整合到原来的四部结构之中，形成一种修复性的知识制度变迁。但晚清时期所面临的局面要险恶得多。换言之，是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逼迫下进行的转型。洋务运动提出的“中体西用”原本目的就是为了修复和弥补旧的知识系统，使之能跟上时代的要求，但是这一尝试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并在甲午海战后彻底失灵，从而不得不采取颠覆性的知识系统的转型。
光绪24年(1898年)颁布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全部学科分为溥通学(基础课)和专门学(专业课)两大类。同年康有为刊印《日本书目志》，基本上是以学科为分类标准，分为15个门类，包括：生理、理学、宗教、政治、法律、农、工、商、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兵书等。这说明晚清学人不仅主观上接受了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而且已经落实于行动。1902年(光绪28年)清廷颁布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确立了具有西方意义的学科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分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农、工、商、医8科。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令》，改分7科(文、理、法、商、医、农、工)，在这一体系中，已经没有了经学的位置。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此中国传统学术从传统的“通人之学”，实现了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1930年，教育部设立了统一的大学科目表，至此，中国学人认识世界的知识基础，脱离了传统学术的经学传统，转换为具有西方意义的学科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
4 传统学术体系转型过程中图书分类法的编修尝试
1904年出版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开启了我国近代图书馆藏书目录的先例。它混合新旧图书为一编，分学、政两部、每部各分24类，共332个子目，这是创造新的图书分类体制的初步尝试。
1910年《杜威十进分类法》传人中国，随即出现了一批仿杜、辅杜以至混合中西的图书分类法。20世纪上半叶共编制了90余种文献分类法，仅1922―1936年，编制的文献分类法就达67部。著名的有沈祖荣、胡庆生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杜定友的《世界图
书分类法》，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何日章、袁涌进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皮高品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等。
这一时期的图书分类法，对于传统学术的转型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出现产生了极为深刻和深远的影响。采用近代学术分科体系及分类方法，重新审视“四部”范围之中国典籍，按照这些典籍所包涵之知识内容，拆散归并到新的图书分类体系中，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就如何将“四部”体系下之典籍及其包涵之知识门类，归并到近代图书分类及知识系统，早期图书馆学家在进行许多有益尝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疑问和困惑，其中的某些核心问题，如如何对待“国学经典”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划分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5 中国传统学术与近代文献分类法的冲突与矛盾
因此，有必要对近代著名的文献分类法以及目前仍在使用的分类法做深入的分析和阐明。本文选取了20世纪至今具有代表性的7部分类法进行比较分析，如表1所示：
总体看来，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家几乎都认同分类体系应该以学科分类为基础，也基本接受了西方自19世纪以来已经形成的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三分体系。这7部分类法，对于自然、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宗教、文学、历史、艺术等类目的设置，虽有重要性或设类思路上的不同，但对于自然、人文社科三分以及相应的类目设立是没有疑义的，体现出非常一致的共识。主要的差别集中在对传统中学的处理上，即“四部”的拆开与归并，以及如何拆开归并等问题。
其中，洪有丰、裘开明、刘国钧法与杜威法的差别最大。但刘国钧法与洪有丰、裘开明分类法又有着较大不同，洪有丰、裘开明两法重旧轻新，以新附旧，刘国钧法“则以近代资产阶级学术来统贯当时的‘新学’与‘旧学’，与皮(高品)、何(日章)诸人的企图是相同的”。这一区别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对于传统学术的两种不同认识和处理办法：①以洪有丰、裘开明为代表，认为经部应独立成为一大类不宜分散处理。理由是“经籍为我国学术之源”，故而不应轻易更改；②主张将经部拆开处理，按学术性质各入其类。但其主张在实践中其实很难妥善解决。因为中国传统学术的融通特质，使得文史哲基本不分，很难各入其类。王云五编制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用的虽是杜威体系，但为了解决经学典籍的人类，不得不特别创造了三个符号来类分中国图书，用特号表示的新增类目。
关于中国传统中学如何处理的讨论，并未因时间的流失而达成统一认识，其分歧和差别一直延续至今。的分类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分类和组织上的差别，恰好体现了三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态度的不同，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和实际处理上的不同。下面就对《汉和图书分类法》(美国)、《中国图书分类法》(中国台湾)、《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大陆)这3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分类法进行逐一分析：
・裘开明的《汉和图书分类法》。1943年《汉和图书分类法》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该分类法在全美各东方图书馆中广泛使用，包括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以及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等。
《汉和图书分类法》借鉴DDC分类方法，分为9大类，即：①经学，②哲学宗教，③史地，④社会科学，⑤语言文字，⑥美术，⑦自然科学，⑧农林工艺，⑨丛书目录。在学科分类上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分体系，但同时考虑到中国传统学问的特殊性，在类目设置上既考虑到新的学科，又照顾到我国古代旧经籍(包括古代日本汉籍)的特点，比较成功地将古今中外图书文献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形式上打破了过去中国历代各种分类法所采用的类目标引方法，代之以号码标记，但对中国古籍与现代图书采用标记区分，即将古籍用三位数字标引，其余图书用四位数字表示。
・刘国钧、赖永祥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年刘国钧编制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36年增订再版，是民国时期，使用最为广泛的分类法之一。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逐渐弃用，但在中国台湾地区使用依然。1964年台湾大学赖永祥先生重新修订，注明为“新订初版”，其后30年，先后修订7次。《中国图书分类法》揉合了中国传统四库法和DDC的所长，将中国古代经典与新近之学融合，独创了图书的九分法(总类、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史地、语文、美术)。对于中国传统典籍，将经部归入各类，“易”入先秦哲学，“四书”人先秦哲学儒家类，但通论群经的著作新辟类目，以090来统一。
赖永祥先生修订后的分类法对经籍部分更为重视，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通论群经者统一归于090，而将六艺等分入各类；第二种方法是将六艺等集中在群经之下，自成一体。各个图书馆可根据各自的习惯和需求选择不同做法，也解决了分类时集中与分散的矛盾。2001年赖永祥增订8版出版，并将《图书法》授权中国台湾“国家图书馆”“维持分类法之修订、解释与推动。”2007年，中国台湾图书馆经过6年的修订，终于推出了《中国图书分类法》2007版。
《中国图书分类法》2007版，继承和发扬了刘国钧先生的分类思想，保留了中国古籍处理的类目。在总类部分设立3个较大的类目，用于分类和收藏中国传统古籍：①001善本；②030国学；③090群经。特别是030类目，又细分为“古籍源流”“古籍读法与研究”、“各国汉学研究”、“汉学会议”、“汉学家传记”等类目，同时与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等作参见。目前中国古籍与国学研究再次成为显学，相关论著激增，如何分类，2007版可资参考。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中图法》1975年第1版，1999年第4版，是中国大陆最通用的综合性图书资料分类法。《中图法》将知识门类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学科”三大部分，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列于首位。在这一分类体系中，没有人文学科的位置，文史、艺术等齐齐划入了社会科学的范畴。此外，考虑到图书本身的特点和学科知识的综合性、复杂性，划出“综合性图书”，从而形成了《中图法》的五大基本部类。
对比两岸四地的分类法，可以发现有两点比较重大的不同：①在学科体系的划分方面，《中图法》中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是纳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的，这一点与国外以及台湾地区对于分类体系的认识存在较大不同；②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认识和处理，其重视程度远远落后于海外与台湾。《中图法》将传统古籍分散到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各类，既无集中，也无突出的类目，如对于“群经”的处理，仅在z大类设“Z126
旧经籍。
6 关于本土化的新的文献分类体系的思考
清末民初国家积弱，民族危亡，其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对本民族文化的失落和失败感，产生了以“科学”之名否定传统，盲目从外的倾向。在对外来文化和自身传统文化都未及做深入反思和评判的基础上，就已然得出了中学不如西学，旧不如新的结论，而后便是势如破竹的传统知识系统转型。近代虽也有过激烈的“科玄论战”，但从整体上说，知识界对于西方学术基本处于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丧失或缺失状态，把西学看成是“科学”的典范，从运用的概念，术语到讨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唯西方马首是瞻。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自身优良的学术传统的无知、偏见和，导致了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丰富内涵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中断。
以图书馆学为例，中国图书馆学基本是美国图书馆学的翻版，而中国具有独特内涵和优良传统的古典目录学则日渐边缘。早在1925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发表演讲时就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次年，在中华图书馆学会主办的《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上，梁启超再次表明中国图书馆学者在计划吸收西方图书馆学时须结合中国传统的文献收藏传统和学术，“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苟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所留下的成绩，如各史之《艺文经籍志》，如陈振孙、晁公武一流之《提要学》，以至近代之《四库全目》，如佛教之几十种《经录》，如明清以来各私家藏书目录，如其他之目录学专家之题跋和札记，都能供给我们以很丰富的资料和很复杂的方法。我们相信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很有根底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加以深造和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给中国图书馆学实现这一理想的环境和契机。抗日战争以及随后的内战，使得几乎所有的图书馆学家都不得不停止或放慢了研究工作。1949年后又遭遇了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分类法的研究存在着重政治轻技术，立类和列类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时期所有分类法中基本达成共识的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应用科学这样以西方知识系统为母本的学科体系，在《中图法》中消失了；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悠久的古代文化也未加重视，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在《中图法》基本被消解了。至此，1949年之后国内编制的分类法表现出与国外的知识系统以及20世纪以来经过清末民初学人反复试错和讨论形成的近代知识体系都不一致，从而和西方知识系统以及中国古代传统知识系统都拉开了差距。
春秋左氏传 B 国语 C 史记 D 资治通鉴
．先秦诸子中，法家本着历史进化的观念，提出了（ B ）等规范社会生活和行为准则的观念。
仁、礼 B 法、术、势 C 兼爱 D 无为
．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第一次将（ C ）摆到最为重要的地位。
家族观念 B 忠君观念 C 个体人格 D 社会群体
．清代时，清儒推尊汉儒，而攻击宋学家空疏解经，呼其学为（ D ），以示与汉学区别。
理学 B 道学 C 考据学 D 宋学
．在儒学中，作为天人共通契合点的，是（ A ）
德 B 道 C 君子 D 仁
．中国封建时代运用
先秦 B 秦 C 西汉 C 东汉
．
（A ）为本的。
阴 B 阳 C 阴阳互动 D 阳胜于阴
．中国封 建 社 会 之所以能如此稳定地延续二千多年，与（ B ）的哲学思想渗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是密切相关的。
天人合一 B 中庸 C 阴阳 D 无为
．《史记》中所记秦汉时期的游侠之士，多为 （ A ）
违 法 犯 禁之徒 B 循规蹈矩之士
好学谦虚之人 D 仁慈善良之辈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剑文化中的灵异色彩不断增加，但剑文化内涵始终是（ B ）的象征。
仁义、忠诚 B 正义、正气 C 万物有灵 D 驱邪逐怪
．统一的清王朝实施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加强了中央在民族事务上的管理。这有利于中央对 蒙 古、新 疆、西 南 少 数 民 族及（ B ）等地 区的统1治。
台湾 B.西藏 C.云南 D.青海
．最初提出
郑关应 B.冯桂芬 C.薛福成 D.魏源
．下列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中，（ A ）不仅有哲 学上的沉 思，还积极参与到探索 改 革社会途径，直言不讳议政的实践中去。
梁漱溟 B.熊十力 C.冯友兰 D.马一浮
．历史上最体现法 制 特 色的王朝是（ A ）
秦 B 西汉 C 东汉 D 唐
．明代市民文学的主体象征--小说，发源于（ D ）
唐诗 B 宋词 C 元曲 D 宋元话本
6．殷商时期的文化是神本文化，下列不是殷商时期文化特征的是（ D ）
宗天 B 尚鬼 C 嗜酒 D 以蓍草占吉凶
．下列诸子人物中，不是军事家的是（ C ）
吴起 B 孙武 C 苏秦 D 孙膑
．西汉时的司马谈将
儒、墨、道、法 B 儒、墨、道、名
儒、道、法、阴阳 D 儒、道、墨、阴阳 ．第一个在吸取诸子学说精华的基础上对原始儒学进行全面清理和升华的儒学大师是（ C ）
荀卿 B 孟轲 C 董仲舒 D 韩愈
．被后人称为
《诗经》 B 《春秋左氏传》 C 《史记》 D 《庄子》
1、古代从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转变，有几方面的表现。下面所列有一个不是这一转变的表现，它是：（ A ）
A 从铁器的出现可以看出
B 从卜筮的方法可以看出
C 从周人重
D 从周代的宗法制度可以看出。
2、战国时期，我国士文化首度崛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属于这种原因是 （ D ）
A 当时的经济基础出现了大的变化。
B 教育从巫那里下放，出现了私学。
C 当时诸侯为求富国强兵，纷纷延纳贤士。
D 征伐战争使得原来的奴隶获得人身自由，成为士。
3、先秦文化终至统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 C ）
A 诸子学术逐渐消亡 B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
C 政治上的大一统 D 汉武帝独尊儒术
4、道教的出现是在 （ D ）
A 先秦时期 B 秦汉之际
C 西汉时期 D 两汉之际
5、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D）
A 先秦时期 B 秦汉之际
C 西汉时期 D 两汉之际
6、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其所谓
A 《论语》 B 《老子》 C 《庄子》 D 《周易》
7、唐代寒士崛起在制度文化上的保证是 （ B ）
A 太宗对道教的崇奉 D 科举制的实施
C 武则天的圆融三教 D 韩愈的排佛
8、唐代吸收外来文化最集中的地方是（ D ）
A 敦煌 B 洛阳 C 河北 D 长安
9、唐代文化高度发达，代表性的种类也很多，下面所列不能代表唐代文化的是( B )
A 诗歌 B 钟鼎 C 书法 D 舞蹈
10、
A 印度 B 西藏 C 中国 D 南亚
11、我国历史上文化南移经过了几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是（ B ）
A 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兴起 B 唐代的
C 永嘉之乱 D 靖康之难
12、宋型文化格调雅，神韵超然体现在（ D ）
A 宋画的淡远 B 宋诗的浅易 C 宋词的俚俗 D 宋文纡徐委备
13、元朝灭亡南宋，导致了（ C ）
A 东部文化的西移 B 西部文化的东移
C 江南文化的大量北移 D 北方文化的南移
14、体现元杂剧抒情性特征的手段是（ A ）
A 唱 B 念 C 做 D 打
15、与宋代绘画相比，元代绘画显示出的特征是（ B ）
A 更加浓墨重彩 B 更重意趣与心境
C 更显富丽堂皇 D 以人物素描为主
16、从整个封建社会发展历史看，明清时代可以称之为（ C ）
A 轴心时代 B 黄金时代 C 蜕变时代 D 鼎盛时代
17、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对西学的态度出现差异，其中较为科学的是（ B ）
A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全面接受
B 以方以智为代表主张以冷静的态度对待西学，吸取优点弃其伪妄
C 以儒学为本兼取西学中的神学部分
D 只取西学中的神学部分
18、安史之乱造成文化的南移，其结果是（ A ）
A 南方经济远远超过北方，为文化南移埋下伏笔
B 南方经济与北方经济持平
C 南方成为政治中心 D 南方文化远远超过北方
19、《四库全书》的修订是有深层的历史背景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B ）
A 清王室急于向历史学习，以便掌握汉人的统治之术
B 由明入清的知识分子有反清言论，借修书以毁书
C 用修书的办法表示清统治者已经完全汉化
D 为了跟明代的《永乐大典》比较，显示清廷的强大
20、在崇实尚性的思想大潮影响下，清代学术思想表现出对宋代以来的性理之学的怀疑，在学术思想上呈现出（ A ）
A 汉代朴学的倾向 B 明代王阳明心学倾向
C 佛学化的倾向 D 道教化的的倾向
1、关于我国古代的法制，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B ）
历朝统治者都建立了健全的法制 B 古代中国从没有实现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封建法律只针对百姓而不对官吏
封建法制是相当严密的，只是与现在相比显得落后了。
．关于老子
什么也不用做 B 不生事扰民就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状况
不做什么也就等于什么都做了 D 做尽所有的事也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做
．佛教在中国民间流行起来的时间是（ B ）
两汉之际 B 东汉末年 C 魏晋时期 D 隋唐时期
．琴在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根本性的原因是（ D ） 古代只有琴这样一种乐器 B 古代帝王对琴有特别的喜爱
琴作为原始图腾代表着上天的意志
自古以来，乐教即被视为至神至妙的统治术，而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山水在古代文化中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 A ） 天人合一的思想 B 山水本身的秀丽
热爱祖国的情结 D 没有必然的联系，山水人文气息是近现代人加入的。
．古老的仙文化在后来跟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究其源头，却可从多个方面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别，下面所列，不正确的是（ C ）
先秦时期神仙之说就已广泛流行
仙文化与原始天文学有关
仙文化表现出万物有灵的思维，是道教所不具备的。
仙文化中有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的迹象，跟先秦道家学说很不一样。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酒文化的高峰是（ A ）
殷商时期 B 魏晋时期 C 隋唐时期 D 两宋时期
．从地域上讲，茶文化主要代表了哪个亚文化圈的文化现象（ C ）
东北亚文化圈 B 中原亚文化圈 C 南方亚文化圈 D 西北亚文化圈
．作为一个重统的国家，在文化层面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统系意识，那么，其中最根本的统系观念是（ A）
正统 B 道统 C 文统 D 佛统
．对
在善地停止下来 B 停下来即是至善
不可能到至善之境 ，因此永不能停止
到了至善之境就停止下来
．魏晋人艺术表现出来最大的特点是（ A ）
气韵生动 B 朴质浑厚 C 小巧精美 D 怪诞离奇
．宋学思想的核心内涵是（ C）
礼 B 义 C 理 D 法
．提出
魏源 B 冯桂芬 C 郑观应 D 孙中山
．下面关于
先秦诸子都坚持
道家对道的理解特别强调无为的思想
儒家对道的理解特别强调无为
宋代道学家的道学思想中杂有佛学因素
．
侍仆对主人的忠诚 B 大臣对皇帝的尽忠
江湖间人的一种气概 D 彼此间的一种信任
．
是古代一种变态的性意识 B 本质上是一种讲究卫生的思想
以贞洁为万物之始的思想 D 以女子童贞为吉祥的思想
．在隐逸文化中，所谓
远避于深山老林与世隔绝 B 出仕朝廷随波逐流
身在市朝却保持着隐退的情怀 D 因为隐居而出大名
．中国艺术追求意境，从根本上讲，意境是指（ D ）
是一种虚幻的图画景象 B 由创作主体心造之境
就是现实的物境 D 是经过创作主体之
．从本源上讲，炼丹是（ C ）的思想
道家 B 道教 C 神仙家 D 佛教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知识可视化 知识可视化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风貌和特质的民族文化，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遗憾的是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正在被人们一点一点地遗忘。究其原因，中国传统文化较为零散、单一、传统的信息呈现与传播方式，为其自身的传播与传承带来困难。那么“同时以视觉形式和语言形式呈现信息，能够增强记忆和识别”为理论基础的知识可视化理念与知识可视化设计，则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呈现、传播、传承。
一、知识可视化与知识可视化设计
知识可视化是指可以用来构建、传播和表示复杂知识的图形图像手段，除了传达事实信息之外，知识可视化的目标还在于传输人类知识，并帮助他人正确地重构、记忆和应用知识。知识可视化是在信息可视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领域，它应用视觉表征的手段促进群体知识的传播和创新。
知识可视化设计将围绕知识可视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图解”开展。就是将视觉与逻辑、心理等多方面的感知联系在一起，利用图形图像手段将那些复杂的知识和难以显性化的信息，转变成人们容易接受和认知的可视化的信息图表（图解），以促进知识的理解、记忆、传播和创新。怎样让知识信息通过视觉图像更易懂、更人性化地呈现，是知识可视化设计的目标。怎样运用准确的视觉图像构建信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是知识可视化设计的重点。知识可视化设计的难点在于“图解”，也就是视觉信息呈现的结果。
二、知识可视化设计的应用
生活中知识可视化的运用比比皆是，有信息知识的地方就有知识可视化设计的一席之地。例如：元素周期表，根据化学元素的原子序从小到大排列，准确地预测各种元素的特性及其之间的关系，在化学及其他科学范畴中被广泛使用。这个表格从一开始仅以黑白字符表示，演变到现在将各元素的特质用合理的视觉符号表现在相应的表格中，使元素信息表现既直观又易于理解，基于知识可视化设计的元素周期表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记忆。
知识可视化设计将遵循知识可视化的“双重编码理论”、视觉呈现方式、工具的逻辑合理性，进行更科学、更合理、更人性化的设计，使信息知识更好更快的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达到信息知识传播的最大化、普及化。
三、知识可视化设计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应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应用知识可视化设计的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信息知识种类繁杂，然而承载如此恢弘庞大信息知识的大多是长篇大论的文字，面对当今信息爆炸的“读图”时代而言，这样的视觉呈现方式显得较为死板和单一，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相比之下，国外对知识可视化、信息可视化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比中国早，运用也更为灵活。基于此，我们可以应用知识可视化设计，在传统文化的信息呈现中引入一定的视觉效果，利用图形图像手段将那些复杂的知识和难以显性化的信息变成人们容易接受和认知的可视化设计。运用知识可视化设计的多样性、广传性、易记性、人性化等特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创新。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可视化设计相结合
“族谱”，是中国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的表谱形式。我们可以将表谱的呈现与图像、影像、声音相结合进行知识可视化设计。如在一些人物的画像旁配文字，增加一些记录生活精彩瞬间的照片、影像、声音，抑或是写一段个人留给子孙的箴言、祝福等。这种图文并茂、声画结合、非线互的视觉呈现方式，能够使“族谱”的信息架构更直观、更易于理解和传承。又如2014年中央强调在中学进行中华文化传统教育，各大城市正着手编写“中小学国学教材”。为迎合媒体传播方式的普及和年轻人对媒介终端的依赖，我们可以将国学教材中的相关信息用视频、图画、动态、交互等可视化形式设计并呈现出来。
随着时代的进步，知识可视化设计的广泛应用，信息知识的传播方式与视觉呈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它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可以是二维的也可以是多维的，可以是符号化的也可以是图样化的，可以是单机的也可以是交互的。
结语
“信息就像一场连绵细雨，轻轻地落在每个人身上，人们却毫无察觉”。这是物理学家冯・拜耶尔（Hans Chrisitian von Baeyer）的著作《信息：科学新语言》（Information ： The New Language of Sicence，2005）的开篇语。这段话形象地比喻了当今信息知识纷繁复杂的真实状态。随着信息知识的膨胀，可视化设计将成为引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技术变革的重要力量。总之，知识可视化设计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呈现方式，一种可以帮助思考并解决问题的手段，能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呈现、传播、传承下去，对传播正能量，实现“中国梦”亦具有积极作用。
（注：本文为刘微主持的2014年辽宁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传统文化要素的可视化及在视觉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二十四节气为例》成果之一；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立项课题《关于提升学生创新实践和就业能力的教学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G13DB085）
参考文献：
[1]赵国庆.知识可视化2004定义的分析与修订[J].电化教育研究，2009（3）.
[2]赵国庆，黄荣怀，陈志坚.知识可视化的理论与方法 [J].开放教育研究，2005（2）.
[3]Manuel Lima.视觉繁美：信息可视化方法与案例解析[M].杜明翰，陈楚君，
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8）.
作者吴甜甜系辽宁科技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本土性：授课教师：传统文化知识：补给
中国当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课程。它是新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发展阶段。时间范围从1949年起一直延伸到现在，经历了“十七年”文学、“”文学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三个重要阶段。从时间长度来讲，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经接近四十年，大大超出了“十七年”文学和“”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远远超越了“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这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重心必须转移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教学上；课程计划和课时分配也应该向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大大倾斜，教师的素质也必须更好适应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特点。可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主要有哪些特征呢？
一、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突出特点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特点，在当代文学的范畴里是相对于“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而言的。黄子平在论述“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时曾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其实，这不只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特点，也是当时“农村题材小说”和其他重要类型小说的特点。“十七年”文学，尤其是“”文学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们紧密配合当时政治活动，并为之服务，也就是说，它们都具有突出的政治意识形态性。
新时期伊始，国家“拨乱反正”，当时的文学还带着“十七年”文学的遗痕，和政治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徐徐拉开，文学很快摆脱了意识形态战车的捆缚，逐步回到了自我本位的立场上，追求文学的永恒价值。新时期以来文学突出个性的一面开始逐步显现。文学的本性是要求作家寻求生命体验的本真表达，在语言上往往表现为“陌生化”的灵动自由的、富于诗意的表达方式。这成为新时期以来文学区别于“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的重要特征。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西方性。囿于时代的封闭性，“十七年”文学和“”文学极大排斥和疏离了西方主流的文学形式。改革开放却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提供了与之结合的语境，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精神和艺术手法被大胆借鉴和吸收。这突出表现在新时期以淼摹暗谌代诗”、现代派文学、实验剧、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主义小说创作等方面。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第三个突出特点是本土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寻根文学”兴起，开始向儒释道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掘进，从民间文化撷取大量资源，逐渐形成了地域主义的文学创作流派。从整体上讲，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的地域文学还处在深受西方文学强大影响下的模仿性写作阶段，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作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备不足，尚处于知识储备期。大约是90年代中后期，文坛的主要作家已经对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烂熟于心，对自身的文化和生活的体认也都进入了一个深层次，外来的东西已经内化到成功表现自我文化传统和生命形式的地步。这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真正进入“自觉阶段”的表征。基于此，新世纪的文学创作获得了大丰收，本土化、中国化俨然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文学最为醒目的标识。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第四个突出特点是时代性。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再到90年代、新世纪初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一路跟进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宽广视野和沉实笔触表现着这个时代。它和探索的时代一起探索，有困惑、有曲折、有畅达、有欣悦，成为这个时代真诚的倾诉者。它所积累的文字成为人们感受这个时代、回望这个时代最可靠的依托，而它自身也成为我们民族步履铿锵走向复兴之路的一支重要力量。
可见，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突出的兼容性特点，它以文学为本位，兼采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表达对时代的体认和感悟。其中最重要的是和中国历史文化的血脉贯通了，于是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大量元素渗透进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赢来了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觉醒的自觉时代。既然如此，以新时期以来文学为主要讲授内容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就要适应它的这一特点。
二、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要重视传统文化知识的补给
因为新时期以来文学作为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以及它与西方文学的紧密关系，其西方性的特点是一直备受重视的，换句话说，以新时期以来文学作为重点内容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普遍比较重视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学习。可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对其向自身传统文学和文化学习的本土化倾向则比较轻视。然而，当高等院校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人员认真面对以新时期以来文学为重心的中国当代文学时，不得不空前重视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知识的补给这一问题了。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本土化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大量作品在题材选择、主题阐发和文化意蕴表达等方面的深厚传统联系。历史题材小说在这方面表现最为鲜明。以历史上某一人物为中心内容的重要作品有，杨书案的《孔子》《老子》《炎黄》《孙子》，穆陶的《屈原》《林则徐》，吴因易的《绝代天后》，熊召政的《张居正》，姚雪垠的《李白成》，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凌力的《少年天子》，颜廷瑞的《庄妃》等等。这类历史小说涉及到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中华始祖、思想家、文学家、帝王、将相、农民起义的领袖，还有后宫的嫔妃等，范围非常广。一些作品以某一朝代或某些历史事件为中心结撰，比如，孙皓晖的《大秦帝国》、杨书案的《隋炀帝遗事》《九月菊》《秦娥忆》，吴因易的《开元盛世》《绝代天后》，颜廷瑞的《汴京》，蒋和森的《风萧萧》《黄梅雨》，徐兴业的《金瓯缺》，刘斯奋的《白门柳》，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凌力的《星星草》《倾城倾国》《梦断关河》，穆陶的《红颜怨》《孽海情》《落日》，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等。这些都是在书写历史朝代或历史事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果把二三流的此类作品算在内，简直可以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串联起来。事实上还有新历史主义小说，比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尤风伟的《石门夜话》等，对历史事件做任意的虚构，也着意解构历史精神，呈现出中国历史的另一面目。历史题材小说构成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然而，新时期以来文学和历史的衔接与对话更普遍的方式是从现实社会人生出发，以民间视野沟通历史。比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纪实与虚构》，阿城的《棋王》，张炜的《古船》，高行健的《灵山》，张承志的《心灵史》，邓友梅的《那五》《烟壶》，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实的《白鹿原》，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酒国》《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废都》《高老庄》《秦腔》，杨炼的《大雁塔》《半坡》《敦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这些作品以各自的方式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或儒、或佛、或道、或法、或阴阳家、或禅宗、或饮食、或宗族文化，等等，往往兼而有之。
一些作品直接从传统民间文化角度观照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有张贤亮的《绿化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九月寓言》等等。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书写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有张承志的《黑骏马》，昌耀的青藏诗，杨炼的《诺日朗》，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隐秘的岁月》，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姜戎的《狼图腾》，范稳的“大地三部曲”，杨志军的《藏獒》等等。
新时期以来文学本土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是对中国古代文体的借鉴和使用，比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小说，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杨绛的《干校六记》，贾平凹的《太白山记》，韩少功的《史遗三录》等，它们被称为“新笔记体小说”，上承《世说新语》《容斋随笔》《阅微草堂笔记》、《浮生六记》等中国古记体小说形式，随笔而记，洗练、闲雅。贾平凹的《废都》吸纳了《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白话小说的特点，形成了含蓄、简约、富有韵味的格调。莫言的《檀香刑》结合地方戏曲“猫腔”，采用中国古代的“风头”“猪肚”“豹尾”形式结构小说；《生死疲劳》则以佛教的六道轮回结构作品，形式上采用古代的章回体小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采用了词典的形式。林那北的《浦之上》则穿插话本小说、方志、碑文、书摘、注等古代文体形式，而且不少形式超越了文学形式，采用了实用文体。刘恪的《城与市》也与之类似，杂糅文论、笔记、考证、图表等形式。阎连科的《风雅颂》则借用《诗经》结构文本。而孙惠芬的《上塘书》、阎连科的《炸裂志》采用方志体体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可谓在古代文体的借用上达到了文体互渗、文备众体的效果。
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沟通形成了这些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复杂的互文关系。比如，贾平凹《废都》与《金瓶梅》《红楼梦》等形成对话关系，《老生》与《山海经》等形成对话关系。刘恒的《伏羲伏羲》则在和中国文化的始源生殖文化对话。王安忆的《长恨歌》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形成互文。阎连科的《风雅颂》《四书》与“六经”中的《诗经》《四书》形成互文。刘震云的“故乡系列长篇小说”与三国文化形成互文；《我叫⒃窘》《我不是潘金莲》与《水浒传》等构成互文。海子的诗歌与屈原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体验和诗歌创作构成互文。萧开愚的诗歌《向杜甫致敬》明显和杜甫生平与诗歌创作形成对话。光的诗歌《西游记》则不禁让人联想到吴承恩的《西游记》。叶兆言的《夜泊秦淮》让人联想到与此相关的中国古代诗歌。其实远不止这些。可见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形成了宽广、悠长、深入的互文对话关系。
当然，“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也有民族性、本土化的特点，比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艺术形式的借用，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对地方民间文化资源的重视，欧阳山的《三家巷》对《红楼梦》艺术的借鉴，李季、阮章竞等人的诗歌创作对民间歌谣的借鉴，闻捷、公刘等对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等历史剧对历史人物的改写，杨朔散文对古文“诗境”的传承，秦牧散文对古往今来知识的化合，还有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八个样板戏”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利用，等等。因此，早有人指出，“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与传统文学和文化资源保持了深切联系。这实际深延了中国当代文学本土化的长度、也加重了中国当代文学本土化的历史分量。当然，由于“十七年”文学和“”文学深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严重影响着它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借鉴的广度、宽度和深度。中国当代文学自觉的本土化性质还是要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决定。
三、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急需更新观念，寻求补给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新途径
从上面的论述看，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突出的传统文学和文化意味。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寻根文学、地域文学的创作潮流赋予新时期以来文学厚实的民间性、传统性与古典性。这种传承是全方位的，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内容到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无不涉及。当然，它不是对这些文化的简单复写，而是作家从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出发，去搜寻、反思和汲取为现代人可资借鉴的东西。有时是作家从传统借用了现代人体验和思考当下生存境遇的方式，比如，新时期以来文学对传统文体的化用往往起到这种作用；但更多时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和内涵的审视与吸纳。这样一来，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传统文化和文学就不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可有可无加上去的佐料，而是构成其本体性的内容。既然这样，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就应该特别重视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知识的理解与传授。然而，在现实学科体系和教育背景下，高校教师应对这一问题却有相当的难度。
就一般情况而言，现在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高校教师在古代文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储备是不够的。这是由现代学科体系和培养机制造成的。担任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通常都出自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本科阶段，未来有可能做高校教师的学生的课程学习还是比较平衡的，基础课程一般都包括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如果四年时间充分用在学习上，还是会为以后的职业――无论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外国文学教学，还是现代文学教学，当代文学教学――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然而这对高校教师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从事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工作的人一般必须有研究生学历，最好是经过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这一阶段，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就会分出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多个二级学科。拿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教学来说，这个时候所学内容就专业化了、范围变狭窄了，一般开设的课程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研究等。当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讲，核心问题是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和毕业论文的圆满完成。而要出色完成此任务，往往会涉及社会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因此可能会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知识，但这不是普遍性的，就算涉及了，往往限于课题的具体性，涉及面也是较窄的。所以，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来说，这一阶段的学习基本在利用本科阶段所学的古代文学和文化知识，对它的深入了解则是相当有限的。可是，在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开始讲授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课程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如此具有传统性和本土化特征的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此时的捉襟见肘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这个时候应当通过各种渠道赶紧补课，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课。然而，数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经在许多人头脑里有了学科固化的思想：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人似乎不再需要古代文W和文化。学科的门户之见成为横亘在许多人面前的一道无形的墙。而且，对于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人来讲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五四”以来的文化歧化选择本身造就了一种观念，即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实际并非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问题，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当代，文学乃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实难断裂。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当代文学教学都应该时时顺流而下或者时时回溯向上。这是教学内容的性质和特点的必然要求。面对当代文学突出的传统性和本土化特征，就需要赶快补充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深层次知识。否则，要么工作平平、得过且过，要么虽然努力想把课程讲好，却又好像被什么死死拖住后腿，难以深化。
这个时候就迫切需要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突破自身的学科观念了。文学是一个全息产品，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学习是不得已的做法，但并不意味着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就可以故步自封、孤芳自赏。而且，我们又在面对传统性和本土化特点鲜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于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老师来讲，切实、到位的观念应该是这样的：一旦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干，对教师而言，传统文化的补给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简单补充，而是变成了职业之必需。也就是说，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老师要有以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作为其第二专业的意识。进一步说，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也成为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师的本位学科了。
既然这样，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具体教师应该怎样做呢？一是勤勉自学。经过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意味着已经获得了很强的自学能力。所以，可以通过具有高度紧迫感的深度系统自学来弥补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知识方面的不足。二是多参加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学术交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一般都会积极参加本专业的学术活动，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漠视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学术交流就是狭隘的表现了。三是博士后学习和访学可以选择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学、历史学等专业的学习。国家本来提倡博士后阶段所学内容要与原来专业有交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老师这样做正好符合国家设置博士后的初衷，当然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需要。访学也当如此。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