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辜鸿铭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系统比较:“今夫新学也、自由也、进步也，西人所欲输入吾国者，皆战争之原也。我国之文明与欧洲之文明异:欧洲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中国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孟子曰:‘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列强以竞利之故，互相吞噬，穷极其残暴不仁之武力。”［1］(P212)在《中西文明异同论》中，他从个人生活、教育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文明五个方面对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加以细化梳理，归纳为西方的社会是一种金钱关系，崇尚强权，西方重物质，搞“群氓”崇拜，“用法律取代道德标准”，［2］(P126)“如今的欧洲文明则是一种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任何精神的元素”;［2］(P144)东方社会则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把一种公认的道德责任感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中国的社会制度为维护这种道德责任感而服务，以儒家学说的“名分大义”“君子之道”为主的“中国人的精神”，是“极富想象力的理性”，是“如今欧洲人民的现代精神因素”。［2］(P33)“欧洲文明的目的只是制作出更先进的机器，而东方文明的目的则是教育出更优秀的人。”［2］(P144)而造成中西如此不同的原因，究根结底是中西的教育体制不同。中国的儒家是教育人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良民，西方的基督教则是教育人们如何成为一个公民。辜鸿铭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使西方社会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相信道德力量的虔诚耶稣教士，一种是一点也不相信道德力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他们崇尚纯粹的自然力量，信奉“强权就是真理”，政治无道德，“充满了对武器的崇拜”，“这种耶稣会教义与无政府的军国主义正是现在这种灾难性变故出现的真正原因”，“基督教的这种含糊不明、缺失、无用，正是导致今日欧洲可怕灾难的道德力量的根源”。［3］(P570)而制止这种政治罪恶的儒教办法是“用中国的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对付西方枪炮的霹雳雷鸣”。在《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中，他写道:“是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诚实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我以为，这就是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唯一可赖的力量，要想将其古老的文明从现代欧洲民族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之破坏力中挽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存在于这种古老的文明之中。”［1］(P50)但是值得说明的是，辜鸿铭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攘夷”者或者，他肯定西方的现代文明，“欧美人在现代科学上的进步的确是值得让称道的”，“我讨厌的并非是现代的西方文明，而是现代的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现代文明中的利器这一方面”。［2］(P125)“欧洲人曾经犯过至今仍旧在犯的错误在于，他们将道德秩序抛在一旁而去追求进步。”［2］(P177)在《中西文明异同论》中，他也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了辩护，“实际上，我既非一个攘夷论者，也非那种排外的思想家。我只是希望东西方的有点可以结合在一块，从而让东西界限消除，并且将其作为我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
二、尊孔复古、张扬个性的新解读
对于他的尊孔复古，时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认为其只是为了标新立异，追求自我的特殊性。“他的孔子学说，他的君主主义，和他的辫子，无非是用来装饰一下消耗在纯粹享乐上的生活。”“正如一个花花公子日日夜夜注意自己的服装一样，辜鸿铭也是煞费苦心以求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别人判若鸿沟。”［1］(P235)若细究之，则不难发现，辜氏的尊孔复古绝非是什么“标新立异”，而是其所持有的传统文化观之使然。且归结起来，辜氏的传统文化观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只有忠于传统文化，才能保存中国文明。他说:“只有走忠义一条路，才可以振兴中国的政教，保存中国的文明。”［1］(P236)他尊重孔子，崇尚儒学，认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抢救文明的设计图纸”，取代周公礼法所建立的家庭信仰与西方社会的，使“中国人有了真正的国家观念”，［2］(P13)“提供了一个社会的或者说是国家的信仰”，［2］(P15)孔子提倡的“春秋大义”“名教之大纲”是“东方文明之根本”。［2］(P173)其二，只有忠于君主制，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辜氏在北大任教期间曾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1］(P38)甚至认为，民主制和君主制并不冲突，他以古罗马为例，在国家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候，“罗马的市民便像扔破鞋一样将共和政体抛弃，毫不犹豫地将一切权利献给当时的执政官。由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在民主制度下为了维持权力的稳定就一定要有君主的存在”。［2］(P119)其三，忠于传统文化，忠于君主制，而非忠于朝廷或君主个人。他曾解释自己对清政府的“忠诚”，“吾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清室，而是忠于中国之政教，亦即忠于中国之文明。”可见，他并不是对清政府一味的愚忠。他还不遗余力的抨击官僚政客，就其对袁世凯的抨击力度上来看，“在清末民初，像他那样执着大胆地向西方世界毫无顾忌地抨击袁世凯的人，实在是罕见的很”。［4］(P293)“袁世凯者，万代不可赦之罪人也。以政客欺百姓惑人心，以叛兵胁朝廷让国位，于是春秋大义亡”。［2］(P173)这其实表明袁世凯所复辟的帝制远非是他想象或理解的君主制，并归结为袁世凯一类的政客践踏了中国文明，使中国民众毫无文明可言，中国社会的腐败正是由袁世凯一类重利忘义的政客造成的。有了以上文化观的建构，辜氏对他为何留辫子做出了解释:“并非出于个人的爱好，而是出于对满清朝廷的忠贞。”［2］(P145)也对他为何赞美中国裹小脚的陋习，提出维护多妻制的“茶杯茶壶论”说明了原因:把三从四德作为中国的女性观念，同西方所喜欢的自己穿着华贵却不关心丈夫冷暖的茶花女相比，茶花女更是一种“虚伪”“徒有其表的文明”，［2］(P182)而男权社会里的纳妾，是因为中国妇女的无私精神使她不会对丈夫纳妾感到伤心。这些看似过分愚忠迂腐的奇谈怪论，如若放在他把君主制当作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维护的工具，把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作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把这些都当作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的文化观念下加以仔细审视，其极具个性张扬的言行似更具有了广阔的解读空间。
三、独自为营，中学西渐的推行者
【关键词】园林文化中西人与自然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是价值观念。园林,在中国称园、囿等,西方称之为Grden、Park、Landscape 。园林艺术是表达人与自然的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一种物质手段和精神创作。中西园林发展成各自的独立体系,均与其文化内涵的各方面存在相当的差异有关。
1从文化土壤看中西园林
西方园林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尼罗河沃土冲积,适宜于农业耕作,但因其每年泛滥,退水后需丈量耕地而发展了几何学。古埃及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用之于园林设计,是为世界上最早的规则式园林。萌芽时期的西方园林体现着人类为更好地生活而同自然界的恶劣环境进行斗争的精神,它来自于农业生产者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人定胜天”的观念、理性的追求已体现在西方园林之中。
中国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在几千年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出“中国园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园林体系。由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帝王的封禅活动,人们尚未建构完全自觉的审美意识。然而“师法自然”作为中国园林一脉继承的基本思想已扎下了根,它以自然为审美对象而非斗争对象。这一思想形成过程是基于人顺乎自然、复归自然的强大力量,这种朴素的行为环境意识是由稳定的文化固有思想决定的。
2 从文化特征看中西园林
哲学是中西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园林是人与自然对话的一种方式。要探求园林,就必须针对文化现象(即园林) 背后蕴涵着的文化精神及思想基础进行探讨。
2．1 思维方式
中西园林的迥异首先表现在中西方在思维逻辑上有很大差异。西方注重形式逻辑,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建筑、园林中,都体现得十分清楚。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较西方发达得多,这种思维方式注重总体观念和对立统一观点。儒道两家都注重从总体来观察事物,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老子、孔子都注重观察事物时的对立面及其相互转化。古代中国人把这种宇宙模式的观念渗透到园林活动中,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群体空间艺术。
2．2 价值观取向
中西园林的不同还可以在中西方各自的价值取向中找到原因。西方文化重视对自然“真”的探索并不断创新,是一种科学价值取向。这种理性的思维促使西方园林在各个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西方园林在更高水平上的发展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十七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法国古典主义园林,是唯理主义的一种表现,反映了资本主义向往更合乎“理性”的社会秩序,认为理性的东西才有价值,园林中提倡明析性、精确性和逻辑性,提倡“尊贵”和“雅洁”,强调人工美高于自然美。这是典型的古典主义美学价值观,它充分体现了西方人改造自然的创新价值。
中国的自然风导致造园艺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同样达到高潮,古代中国,道家思想具有特殊的品格。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下,人的价值赋予了自然,导致了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
2．3 人文思想
无论西方学者,还是中方学者,虽然在具体价值评判上有所不同。但仍一致认为,中西方的人文精神是造成中西园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农业种植及灌溉发展到古希腊整理自然、使其秩序化,都是人对于自然的强制性的约束。西方园林经过古罗马、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法国古典园林艺术风格,一直强调着人与自然的抗争。这是因为从思想上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世界观对西方人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同古希腊的原子论背道而驰的,所以古代中国就没有象希腊那样的自然观。在中国文化中,神本主义始终不占主导地位,恰恰相反,人本主义或者人文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基调。
3 中西园林的差异
3．1 造园思想
从老庄哲学开始, 理想失落的士大夫阶层不是顺应外界的变化而积极地调整心理结构, 而是无视外界变化, 在内心里顽强地保持着感情与心理平衡的稳定状态。与这种人生哲学相关的审美情趣, 则是追求一种文人所特有的恬静淡雅。不能时时遨游名山大川, 藏身山林, 便在市井中辟园林, 理水叠石, 作山林之想。园林的创作原则即山水画论中的“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所谓外师造化, 即以自然山水作为创作的楷模; 而中得心源, 则是指并非刻板地照搬照抄自然山水, 而是要经过艺术加工使自然升华。艺术处理上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 进而达到情感、精神的超脱。像西方那种“几何审美”观在中国古代绘画和园林中几乎是全然不见的, 与之恰成对比的则是倾心于自然美的追求。
在西方,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就认为艺术美来源于数的协调, 不管在什么种类的艺术中, 只要调整好了数量比例, 就能产生出美的效果。在这种“唯理”美学思想的影响下, 西方园林追求传达一种秩序和控制的意识, 有时与园林之外自然界那明显的“杂乱无序”或“难以驾驭”形成对照;有时与园林之外城镇或都市的骚乱相关联; 有时则与同花园相接的住宅生活的繁忙和紧张有关。这就是规则式花园的由来。通常, 这类园林可包含花木、喷泉、精心制作的雕塑等要素, 以传述一种快乐、华美或奢侈的附加意识, 与环境特征―― 自然界、城市或家庭形成对照。路易十四( 1680 年) 的园林中有一种对规整性的极度要求, 20 世纪的“波兰次曼”园林中则有对华美的强求。
3．2 造园材料
由于造园艺术的全部内容是靠物质材料( 自然材料和人工材料) 来体现的, 是一种物化了的艺术形式, 因而, 中、西方造园艺术的差异比之其他艺术门类无疑会有更多的更直接的物质方面的原因。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有众多的名山, 这是造园家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中国也是盛产石材的国家, 造园家利用不同形状、色彩、纹理、质感的天然石, 在园林中塑造成具有峰、岩、壑、洞和风格各异的假山, 唤起人们对于崇山峻岭的联想, 使人们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群山之中。因而, 假山成为中国古代园林中最富表现力和最有特点的形象。西方的自然地理条件则为西方规则式园林的起源提供了造园的物质基础。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公元前3000 多年, 古埃及在北非建立奴隶制国家。尼罗河沃土冲积, 适宜于农事耕作, 但国土的其余部分都是沙漠地带。对于沙漠居民来说, 在一片炎热荒漠的环境里有水和遮荫树木的“绿洲”乃是最可珍贵的地方, 因此, 古埃及人的园林即以“绿洲”作为摹拟的对象。尼罗河每年泛滥, 退水之后需要丈量耕地因而发展了几何学。于是, 古埃及人也把几何的概念用之于园林设计。水渠和水池的形状方整规则, 房屋和树木亦按几何规矩加以安排,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规整式园林。
3．3 建筑物在园林中的地位
在法国, 建筑统率着园林。不但建筑物在布局里占着主导地位, 而且它迫使园林服从建筑的构图原则, 使它“建筑化”。黑格尔在阐述西方古典园林时说:“……最彻底地运用建筑原则于园林艺术的是法国的园子, 它们照例接近高大的宫殿, 树木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 形成林荫大道, 修剪得很整齐, 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笆来造成的。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为一座露天的广厦”。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西方古典园林无论在情趣上或是构图上和其他各类建筑所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原则。不但花园, 甚至连林园都建筑化了, 道路、水池和小建筑物把几何格律带进了林园。在花园里, 人们并不欣赏树木花草本身的美, 它们只不过是有各种颜色和表质的材料, 用来铺砌成平面的图案, 或者修剪成圆锥形、长方形、球形等等绿色的几何体。花园的美, 是这种图案和几何体的建筑美。在中国, 建筑并不一定统率园林, 尽管江南私家园林中建筑物占有较大的比重, 但在园林里面, 还是园林的构图规则统率着建筑, 建筑物只起点缀风景, 或供游客驻足赏景、小憩娱乐之用; 自然本身还随着湖石、竹树、流水等等渗透到建筑物里去, 迫使建筑“园林化”, 随高就低, 打散体形, 并且向自然敞开。人们欣赏的是树木花草本身的美, 不但欣赏它们的自然形态, 还欣赏它们的生命和“人格”。
一、中西方文化发展的过程
与中西方文化冲突相对应的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如果文化冲突是不同质的文化相遇后所发生的排斥现象的话，那么文化的融合则是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整合的过程。交流与交融是相互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线索包含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西学东渐”）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学西传”）两个方面。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主要是从近代17世纪开始的。在17世纪以前，中西方文化各自独立的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发展来看，经历了17世纪“好奇”、18世纪“赞美”和19世纪“不屑”的过程。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则经历了17世纪“礼遇”、18世纪“淡漠”和19世纪“震惊”的过程。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主要经历了启蒙时期：科技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进入；探索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苏联文化影响；曲折时期：封闭与半封闭、中断与悬搁；开放时期：复苏与传播、冲突与重构、借鉴与创新。而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主要经历了文明西传：如道德文化、科举文化、文学艺术等；思想西进：如儒家思想、道教哲学、中国禅宗等；方法论西渐：如整体思维、古代兵法、阴阳思想等过程。
二、中西方文化发展的趋势
风俗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传递着不同的风俗文化。例如，在中国，红色代表吉祥喜庆，好运胜利。“事业红火”“开门红”“走红运”“大红人”，在文学作品中“红”指年轻女性“，红颜”“红妆”。英语中“red”表示颜色，和汉语中的“红”不同。在英语中，“seered”是“大发雷霆”，“gointored”是“出现赤字”，“paintitred”“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此外，动作、表情、目光等交际途径，起着语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西法也有很大差别。例如，西方人朋友见面喜欢拥抱，在中国，人们见面时则习惯握手。在西方人们交际中眼光的接触是专注和信任，在中国，眼睛盯住对方被认为不礼貌。
二、中西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作品英汉翻译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观念。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影响着人们鉴赏和翻译优秀西方文学作品。翻译既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信息的传递。翻译的表层是语言的转换，翻译的实质是文化信息的传递。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和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我国当代翻译理论家中，王佐良先生提倡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指出“翻译理论的研究，包含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在翻译中要同时重视语言和文化，认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彩、影响等等都是相当的”。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研究，翻译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背景，就不能真正掌握语言。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本身的影响。文学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形式，文学作品翻译是对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西方文化，真正领悟西方文学作品的思想蕴涵。
三、英美文学作品英汉译策略
1、翻译最常用的策略是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概念，是一九九五年美国学者率先提出的，他的思想是受德国哲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的观点影响“，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葛校琴指出：“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归化和异化不是对立得的，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是不存在的。归化和异化是相对的，无论归化或异化，翻译方法都会出现相互的覆盖，归化和异化只是两种方向，他们的具体程度随着翻译方法不同所占的比重也不同，策略倾向不同。归化的手法是省译、替换、解释等，异化的手法是音译、直译和注释等。归化和异化不是对立的，他们相互补充，为不同的翻译目的服务。例如，张谷若先生对《德伯家的苔丝》的翻译，为了增进译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用直译的方法，又用脚注介绍了英国的风俗习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很多学者采用归化异化互补的多元译法，异化与归化在文化翻译过程中要适度。适度的归化增强译文的可读性，适度的异化增加读者对源语文化的了解，加强文化交流，文学翻译的关键是多元互补。
2、译文应当把读者反应放在第—位。
翻译要突出原文与译文在文化上的区别。在异化与归化问题上，区别对待语言和文化的翻译，在句式和语法上，英汉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英文文学作品的翻译，应避免词汇和句式的生硬，而尽可能地向读者介绍英美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因素，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英国翻译家有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文化是一个有机体，而语言是这个有机体的心脏，强调了文化和语言的不可分割，语言内容的翻译要采取归化手段，避免欧化，茅盾先生指出：“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语法和语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译者“以本国语言思索和想象”来理解原文，翻译遇到障碍时，尽可能摆脱原文结构的束缚，在保持原作内容的前提下，把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成祖国语言。英汉翻译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使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符合汉语习惯。
四、结语
毋庸置疑，东西方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中国的厨师将蛇、乌龟、熊掌制作成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西方的顾客们无不为中化民族的美食所惊叹。然而当被告知菜的配料时，他们吓得发抖并将许多配料丢掉。中国人视这种做法为奢侈浪费。
至于服饰，西方人那夸张大胆的衣服让东方人震惊。那种性的短裙，暴露的比基尼，在正统的中国人眼中太出格了。
有人争论说东西方相聚，使得我们能够在东西方中做出选择。然而我相信最美好的未来在于东西方世界的创造性的结合，我们可以变西方的观念，习俗，技术为已所有，为已所用；我们可以享受两个不同世界之精华。
而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会威胁到我们的民族特色吗？
历史让我们轻易相信――也许是过于轻意相信此说了。
在西方，一个人的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未经许可，不得入内。而在家中，各人有各人的领土，不同卧室的人切忌不请自入，更不能翻阅他人的文稿信件。美国为保护个人的隐私，很早就制定了隐私法，涉及个人财产、住宅、新闻报道、审讯、言论自由等。有人认为西方人这种个体主义价值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持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有人甚至认为采用西方习俗，比如新娘结婚要穿白色婚纱，是对外国介入的屈服，是对传统遗产的背叛，因为按中国传统，结婚新娘要穿红色的礼服，而白色恰恰代表哀掉。
长此以往，中国人就不是中国人了？
答案是：一个伟大自信和民族学习外面的世界易如反掌！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懂得，尊重他人隐私是高素质人格的表现；而人权得到保护，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体现。无论白衣还是黑衣，还是东西方异质文化的联姻，都给我们带来多姿多彩的生活。
从小品尝中华民族传统美食的我们，开始频频出入肯德基、麦当劳店；但却不会放弃自己的良好品味。热爱京剧的中国人，开始哼着蓝调的音乐；但京剧总让人想起自己是谁。
二十年前的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士乘机飞往纽约，尽管她看上去很自信，但是仍掩饰不住焦急和好奇。很快空中小姐送来饮料，并问这位年轻的女士要喝些什么。女士自己也不清楚应该要些什么，于是空中小姐给了她黑黑的冒着气泡的可口可乐。女士从未见过，便问到：“这是一种新茶吗？哪里出产的？”旁边的其他外国乘客听了很吃惊，开始窃窃私语，年轻的女士脸红了。
二十年后的12月24日，伴随着欢快祥和的圣诞歌曲，在中国随处可见挂满五彩缤纷礼物的圣诞树，白胡子圣诞老人微笑的头像问候每一个人。金色的风铃、白色雪绒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街头橱窗内的美丽风景。中国传统的大红“福”字也贴得满墙都是，镶着金边的小红“福”字成了圣诞树上的新装饰。21世纪的中国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欢度圣诞，品味中西文化的交融。
在过去，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语言知之甚少，甚至不明白什么是“韬光养晦”。在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学习汉字和中国历史文化。他们开始了解儒学、佛教；开始明白东方文化或多或少是儒学和佛学的共同产物，东方文化倡导改良个人，谦虚勤勉。西方人渐渐体会到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可贵之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友爱。现在不难看到许多的西方人坐在一张圆形的餐桌旁，手持筷子共同享用着桌上的每一道佳肴。他们开始学会对身边的人关心，乐于提供帮助。
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容忍可以治愈文化共存中的偏激、歧视、优越感和憎恨问题。莎士比亚笔下的绅士安东尼奥谴责夏洛克是个异教徒，也许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的种族偏见和优越感。夏洛克为了报复坚持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因为他心里充满了仇恨。
今天当我们去拜访朋友时，我们会发现心底里牢记着：“爱你的兄妹，理解他们的需要，尊重他们的习惯，容忍他们的不同。”我们的生活正随着不同文化越来越多的交流，发生深刻的改变。
众所周知，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特征。随着中西文化的交融，越来越多的异国文化特征体现在汉语和西方语言之中。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得Internet这个词，懂得互联网的神奇之处。中国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故事，也被西方人翻译成了许多版本，不过同样都是威风凛凛的美猴王。
香港、澳门是极具代表性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他们的回归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巨大力量。香港是个不折不扣的现代化都市国际大都会，但仍保留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英国殖民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巧妙地相互协调着。澳门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中西文化在这里得以并存并和谐发展，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每逢传统节日，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在澳门必定要举行相关的庆祝活动。
地球这个大家园正越变越小，不同民族的人们正紧密相连。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如何得以享受狄更斯、海明威的名著？我们可以欣赏贝多芬、莫扎特的宏伟交响乐？没有文化交流，西方人怎能享受中国的美味，他们怎能知道儒学有助于调整人际关系，怎会将《孙子兵法》应用于本国？
现在，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东西方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异族文化所影响。尽管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也不乏共同的品质：耐心、宽容及开放的意识。拥有了这些品质，我们就能够创造出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并存的世界。未来将是中西方文化进一步融合的时代，东方与西方之间会达成真正的了解。
（补白）
名牌大学生求职日趋理智
清华、北大两校毕业生招聘会，一直被认为是应届毕业生择业就业的风向标。不久前，清华、北大2005年毕业生招聘会相继举行，毕业生的从容和冷静让招聘者着实吃了一惊。也许是社会残酷的竞争让天之骄子放下了架子，踏踏实实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月薪能够达到2500元就行，成为大学生就业的底线。
北大今年有毕业生近8000名，除去保送、考研、出国之外，预计就业的就有近4000人。此次来北大进行招聘的企业共有150多家。一家外地报社的展台前，一女生表现出对媒体行业的极大热情。当招聘者开出不提供住房每月3000的条件后，该女生表现出很满足的样子。她说，其实我心里的预期薪水每月2500元就行。这位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说，自己并不想留在北京，也不奢望会有什么高薪，只要生活条件好一点就行，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关键词】警务英语培训；中西文化；差异
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呈现出“无国界”特征，国际间交往活动的日益增多，使得警务工作者们有了更多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经济发展的连锁反应，引起全球犯罪率居高不下，犯罪手段也趋向高科技、智能化和国际化，这些情形都给我们的警务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我们警务英语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了解英美国家地域特点、风俗人情、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才能真正消除文化障碍，避免交流上的障碍，有效提高警务工作者的语言应用能力，使警务英语培训工作步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让警员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工作环境。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折射。一种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它不仅包含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还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1]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一种语言基本上植根于说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社会生活和习俗，不参照这些广泛的语境便难以正确理解该语言。”[2]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交流离不开文化背景，学习语言就必须要注重了解文化的差异。为了能更好地与外国人交流，避免一些语用失误现象，警务英语培训中应融入中西文化差异的教学内容，真正培养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下面，笔者就中西文化在言语交际环境、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习俗文化、宗教文化、非语言交际等方面的差异逐一进行阐述。
1. 言语交际环境的文化差异
开放的现代社会，跨文化的言语交际显得尤为重要，成为现代交际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随处可见，言语交际环境中的文化因素也受到普遍重视。下面是中西文化中十大常见差异。
1.1回答提问
中国人对别人的问话，总是以肯定或否定对方的话来确定用“对”或者“不对”；英语中，对别人的问话，总是依据事实结果的肯定或否定用“Yes”或者“No”。
1.2亲属称谓
西方国家的亲属以家庭为中心，一代人为一个称谓板块，只区别男性、女性，显示出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如：“grandparents，uncle，aunt”是通称。汉语重视配偶双方的关系以及不同的性别区分，则出现称谓的差异，如“外公、爷爷、叔叔、舅舅、姑妈、姨妈、堂兄、表妹”等不同称谓。
1.3考虑问题的主体
中国人喜欢以对方为中心，考虑对方的情感，如“您有什么事吗？” 。而英语中，往往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如“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
1.4问候用语
中国人打招呼，一般都以对方处境或动向为思维出发点，如“您去哪里？ ”“您吃了吗？” 而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纯属个人私事，不能随便问，他们见面打招呼总是说：“ Hi/Hello！ How are you？”或是谈论天气等其它事件，“ It's a lovely day.”
1.5面对恭维
中国人对别人的恭维和夸奖一般都是推辞，因为谦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如：“ 饭菜做得很好吃。” “过奖，过奖，做得不好，多包涵！” 西方人不会过分谦虚，对恭维和夸奖会欣然接受，并表示谢意，这是西方人自强自信的信念所决定的，如： “You can speak very good French.” “Thank you.”他们往往会将中国人的谦虚、推辞的表现看作是不礼貌，甚至是虚伪。
1.6电话用语
中国人打电话时的用语与平时讲话用语没有多少差异，“喂，您好。麻烦您让××接电话。”而西方人打电话与平时用语差别很大，接到电话一般都先报自己的号码或者工作单位的名称，如：“Hello，this is John speaking.”“Hello，52164768，this is Jim.”。
1.7接受礼物
中国人收到礼物时，一般会在确信客人走后，才打开礼物，在接受礼物时连声说：“哎呀，还送礼物干什么？下不为例啊。”“让您破费了。”西方人收到礼物时，一般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 “Very beautiful！Wow！” “What a wonderful gift it is！”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t.”
1.8称呼用语
中国人见面时喜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家庭等，而西方人很反感别人问及这些私事。西方人之间，如没有血缘关系，会对男子统称Mr.，对未婚女士统称Miss，对已婚女士统称Mrs.。而中国人重视家庭、亲情，认为血浓于水，在日常交际中为了表示礼貌和亲热程度，对陌生人也要以亲属关系称呼，如： “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大哥、大姐等”。
1.9体贴他人
在西方，向别人提供帮助、关心、同情等的方式和程度是根据接受方愿意接受的程度来定的；而中国人帮起忙来一般是热情洋溢，无微不至。比如，中国人为了表示真诚的关心，会建议患上感冒的人马上去看医生，而美国人对此不理解，会误认为自己好像已经病入膏肓了。因此，这种情形下，只要回答：“I'm sorry to hear that.”就够了。
1.10请客吃饭
中国人招待客人时，一般都准备了满桌美味佳肴，不断地劝客人享用，以主人为客人夹菜为礼，并谦虚说到：“没什么菜，吃顿便饭。薄酒一杯，不成敬意。”西方人会对此大惑不解，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行为。西方人请客吃饭，菜肴特别简单，经常以数量不多的蔬菜为可口的上等菜，席间劝客仅仅说：“Help yourself，please.”吃喝由客人自便自定。
2. 地域文化的差异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言语形式来表达。中国处于东半球，主要是温带大陆性气候；而英国处于西半球，主要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汉语中常用“西风”来表示“凄凉、萧萧”，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就表现那种秋风萧萧的凄凉场景；而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那脍炙人口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中曾有这样的千古佳句“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啊！西风，若是冬天已来临，那春天还会远吗？），这又表明“西风” 会给英伦三岛带来春天，故而有“西风报春”之说。又如，莎士比亚在赞美他的爱人时说：“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这句话中并不是说他的爱人热情如火，如夏日骄阳。由于英国海洋性气候，夏季温暖，气候宜人，莎翁以此作比，是为了表现他的爱人柔美温婉。[3]
另外，由于英国是个岛国，它以捕鱼和航海业为主。因此，众多英语词汇均与海洋、捕鱼、航海等有着关联。如：all at sea不知所措；the sea has fish for everyone机会人人有，全靠自己抓；miss the boat错过机会；see how the land lies观察形势；know the ropes懂得诀窍。而对中国这个内陆国而言，古代居民多以土地为生。所以，和徒弟有关的词比较多，如“土皇帝”、“土豪”等。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会用短语“spend money like water”来表示，而汉语则翻译为“挥土如金”。
3. 历史传统的差异
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使得他们所形成的历史传统也有所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导，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行为准则，以现实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社会的自我肯定；“中庸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观念，主张对己要“克己复礼、不喜形色”，处世要“不偏不倚、公正和谐”。一些俗语和民谚中反映了这一民族观念，如“吃亏是福”、“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西方传统文化是以“天人相分”的思想为核心，崇尚个人为中心，宣传个人主义至上，强调自我发展、自我表现，追崇独立、自主、自强、自立。比如说， individualism一词在英语中强调的是个人独立意识、个人自由与权利及实现自我价值的独立奋斗精神，而中文则认为是“个人主义”。 landlord（地主）、capitalist（资本家）等词在英语中往往有积极的涵义，但对中国人而言，这类词有着强烈的贬义。
4. 习俗文化的差异
习俗文化差异是指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当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形成的文化。以颜色为例，中西文化对它的理解和应用方式都存在差异。如“Mr. Green is very white man. He was looking rather green the other day. He has been feeling blue lately. When I saw him， he was in a brown study. I hope he’ll soon be the pink again.”（格林先生是个很忠诚可信之人。那天他脸上颇显病色。近来他总感闷闷不乐。当我见到他时，他处于忧郁之中。我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由此看来，white表示忠诚；green表示病态；blue表示郁闷；in a brown表示处于沉思、忧郁之中；pink则表健康。[4]
在中国，红色象征着喜庆、吉祥、幸福。新婚之时，新人要披红戴彩，满堂处处粘贴大红喜字。这表示婚姻幸福美满。在西方，人们却视红色为愤怒、权势的标志，同时暗示存在某种危险。中国在行葬之时会披麻戴孝，全身皆白，以示悲哀；在西方的婚礼上，往往看到新娘身穿白色婚纱，以表示纯洁、圣洁。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里，同一种颜色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以动物为例，同样能看出中西文化中的差异。如：like a key in a lion hide 狐假虎威；come in like a lion and go out like a lamb虎头蛇尾。中国人视老虎为百兽之一，而英国则将lion视为国家的象征，是勇猛、权威的象征。在英、美国家，人们特别喜欢狗，所以常从词中体现出对狗的忠爱之情。
5. 宗教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酒文化 中西 辨析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项目（YWHY12-17）阶段性成果
一、起源传说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民族的文化飘逸着酒香。在中国，酒至迟产生于夏。江统《酒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杜康造酒，正史典籍不记，却为民间普遍接受。许慎《说文解字・巾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张华《博物志》：“杜康善造酒。”宋高承《事物纪原》：“不知杜康何世人，而古今多言其始造酒也。”明谢肇《文海披沙》卷七“祭古人”条：“造酒者祭杜康。”“玉匣记”：“杜康：造酒祖师。”
西方果酒中的葡萄酒是主流酒类，多数史学家认为，人类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葡萄酒，早在七千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就开始酿造葡萄酒，公元前三、四千年埃及人已经会用葡萄酿酒。
二、传统习俗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记载，敬神祭祖是中华民族普遍遵行的礼法习俗，酒作为美好的东西，首先要奉献给神灵和祖先享用。《诗经》305篇，20多篇祭祀宴会乐歌，“陈馈八篇，酿酒有衍”，“有馆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酒”字共出现63次。屈原《九歌・东皇太一》中对祭祀的描写，也提及献给春神的贡品“桂酒”和“椒浆”。酒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颇高，人们酿酒以祭祀图腾、祖先或鬼神。酒使得中国无数历史和民间的美谈佳话津津乐道：曹操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贵妃醉酒……达官贵人、乡野村夫皆乐酒不疲。
“座上客常有，樽中酒不空”。自杜康造酒传说始，中国就是饮者的乐土，酒属于世俗大众，与人的日常生活结下不解之缘，中国人的各种节日宴会，酒都必不可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醉酒忘世”，高兴时“举杯欢庆”，朋友欢聚时“把酒言欢”，得意时“举杯畅饮”，失意时“借酒消愁”，结盟时“歃血饮酒”，概莫道出中国文人“有酒且长歌”的诗意，渗透着诗情醉意的翩然韵致。重大节日、交际庆典活动中，酒的应景助兴也是片刻不可或缺，林林总总，热闹非凡，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俗。
酒文化极富民族特色，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赋予其不同意象。西方酒文化一开始就和宗教牢牢联系在一起，葡萄酒是神造产物，圣经中有接近300节经文包含“酒”字，至少521次提及葡萄酒。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就说：“面包是我的肉，葡萄酒是我的血。”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欧洲，每年三月都要在雅典举行“大酒神节”，在筵席上为祭祝酒神狄奥尼索斯唱“酒神赞歌”祈祷丰收和庆祝丰收，“酒在流，泡沫溅飞，到处都抛撒着玫瑰……”
三、品鉴追求
“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礼仪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儒家讲究“酒德”、“酒礼”，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中国古代“酒德”指饮酒者要有德行，包括量力而饮、节制有度、饮酒不能强劝等，皆因中国人信奉“中庸”哲学，主张过犹不及，意图达到《易经》思想“和”、“中”和“天人合一”。 孔子饮酒讲究三不乱之一即谓“惟酒无量，不及乱”，就是说饮酒可不限量，以不醉为好。“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好酒不纵酒，贪杯而有度，纵然“一醉方休”，依旧含蓄内敛，陶醉，不及西方标准的醉。
对于西方人来说，酒为圣血，耶稣救世精神的化身，基督教认为一醉方能与上帝通灵，得到上帝的佑护。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就是从酒神狄俄索斯祭祀无节制的狂欢暴饮沉醉中衍生出来的。西方人喝酒主要是追求快乐，无法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奥妙，“借酒”，“饮必求醉”，狂饮只求一醉，进入“死亡的预兆――深沉的睡眠中”。狄奥尼索斯酒神文化是世俗的、如痴如醉的、狂欢暴饮的，是情绪的放纵，人性的原始欲望，是与上帝的通灵，是对人性真我的崇高褒扬和追寻。
四、精神内涵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感性主观思维，酒是媒介，承载人赋予的意义，为人服务。酒是人们表达情感、寄托理想、调节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孔融在《与曹操论酒禁书》中就提出：“屈原不馕酾曹，取困于楚。”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关系型人情社会，喝酒世俗功利的，关系礼节、面子和人际，家事、私事乃至国事、公事都往往在奥妙无穷和玄机深刻的酒桌上敲定。否则，嗜酒如李白，自是“酒中仙”也落得“月下独酌我独酌，对影成三人”的寂寥。正是中国人独特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赋予酒文化种种价值，承载着丰富复杂的文化蕴含，于中国酒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中国酒俗古而有之，凡俗人物的日常生活取代了大场面，人们见到更多的不再是历史的链条、规律，而是人性的复杂的表现，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改造的嬗变和传承。民国时期知名国学研究大师、古代文化史专家柳诒徵就提出：“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
酒对西方人来说，有一种神秘感。4世纪初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正式公开承认基督教，在弥撒中需要用葡萄酒，促成了葡萄树的大量栽种。“地理大发现”年代，即15世纪到17世纪，最终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后，传教士不知疲倦的播撒，才使拯救世界的圣血葡萄酒从神世界俗世化，并被赋予种种美好寓意，营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浪漫意境，以“葡萄”作为酒的代称，代表着味觉，人们充分享受味觉快乐，共享和平，用“葡萄”和“酒”来暗喻刻骨铭心的爱情。欧洲的18世纪，葡萄酒还被当做增进人际友情的圣物，当时的画家也喜欢在画布上呈现手持葡萄串的爱神，寓意“丰收与和平”。
西方思维“以物为本”，注重科学、理性，尊重事物本质。这种理性思维也在酒文化的嬗变中逐渐崭露――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颁布的《汉穆拉比法典》，世界上最早涉及葡萄酒的法典，也可算一佐证。酒神神话衍生的西方酒文化继承了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思想，逐渐发展成为共存、博爱、交流以及共商与欢乐交织气氛的同义语，与中国的茶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朋友相伴，美酒增趣，享受品味酒中风味的变化，是更纯粹的品酒文化，正如葡萄酒的一句不朽的谚语“Drink less but better”（饮少些，但要好）。酒于西方人更是充满魅力和生命的神圣艺术品，酒的不同特点、性质和味道都受到充分尊重。尊重自己的存在，同时也尊重别人的存在，喝酒自由，能喝则喝，不能喝则不喝，不劝酒、不划拳，西方人喝情绪，只在某些特定场合共同举杯庆祝健康、成功、友谊等，不需要像中国人喝酒那样敬来敬去。
五、总结
酒文化不如庙堂文化庄严与明快，多姿多彩却歧义丛生，貌似混沌却意味深长，中西方的酒俗文化都是同样的酣畅空灵，酒醉神通，历史的隐秘的思维模式与复杂的发展轨迹造就了中西方酒文化上的差异。中国酒文化香醇，醇馥幽郁，含蓄内敛，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融合；西方酒文化浓烈，激烈狂放，清爽随性，在狂歌醉舞中感受生命本我，忘情、投入，与上帝、世界融为一体，得到轻松自由的精神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