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京城市建筑文化阅读
作为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本文就以北京市为例，略谈一下城市建筑的文化内涵。
在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的象征符号，如“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再如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达八千万元之巨。它可能是一个标本，但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在北京城，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但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
三、当代城市建筑文化反思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屈从于房地产商。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的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情怀。充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热烈地相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头遍布的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在那里，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关键词：建筑文化建筑环境
一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落地生根，合天时，合地利，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的海南岛和岛，椰林茂密，气候炎热，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楼，通风、凉爽、轻盈、简洁，建起了热带雨林建筑。
在中亚、西亚，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人们用石块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避风、挡雪、保温、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青海、四川等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漠北戈壁，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人们利用山边、土坡挖洞筑房，建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土建筑。甘肃敦煌艺术陈列馆把建筑埋入山坡下，半开敞式入口，山坡挡墙甬道，生土式建筑特征十分明显。
在美国的东部，在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南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人们用木材、砖瓦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盖起了遮阳避雨、通风透气、造型别致的湿热地区建筑。
这些建筑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适宜于不同地区自然环境，与风景、林木、地形融为一体，形成了根植于自然环境的各种建筑文化。建筑既要根植于自然环境，又要服从于自然环境，这是建筑师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社会时空环境差异造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度不同，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也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居社会时空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建筑文化的时空性和多元性，因而产生了古代的或的中国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欧美建筑文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欧洲的古希腊建筑、北非的古埃及建筑、南亚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国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天主教、耶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到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也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地区建筑，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沿袭至今，既古老又博大，自古以来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等思想伦理的影响。特别是儒教统治中国2000多年，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把儒、道、佛、禅各种思想观念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光辉灿烂，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地域、民族性的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性建筑文化，国际性建筑文化也可吸收、融合新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在当今世界里，建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既包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也包含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融合。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补充，彼此影响，共同发展，只有保护和发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建筑文化，促进世界建筑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最终才能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三中外建筑文化的与交融
建筑文化处于全球“大文化”系统之中，各民族、各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此共生共荣，组成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响曲。全球化的进程给文化交流带来了碰撞与会合，冲突与交融。
几千年来，受外来文化的渊源流长。佛教文化本来发源于印度，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传经，佛教影响中国2000多年。但是，佛教的，佛祖的像貌，佛庙的形制与中国文化交融，形成和发展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建筑文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归国的建筑师，大多数是留美的学者，他们受当时西方学院派建筑文化观念和中国国粹主义建筑文化观念的双重影响，强调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重点在建筑风格上，第一次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批精品，开创了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新纪元。例如由第一批留美建筑大师吕彦植先生20年代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等等，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确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影响，推动了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进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政体、机制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具有俄罗斯建筑文化特征的建筑，形成和发展了中国50年代“社会主义”建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引入西方管理模式，模仿“欧陆风格”、港台建筑，后主义几乎风靡全国，形成和发展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建筑文化。不言而喻，世界各国的建筑文化均要受到当时当地体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的约束，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然而，什么样的交融和交流具有生命力，经受得起时空的考验？只有那些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精髓，融合为本民族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古今建筑文化交融的探索和追求
古今交融，古为今用，用什么？必须“古”与“今”在建筑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些质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工作方式、文化观念、建筑材料在建筑领域引发的必然结果。正如吴裕容先生在评价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艾菲尔设计的艾菲尔铁塔时指出的：“人们试图让每一种适应人类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所有的人类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所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古今交融探索的是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许多特点，如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因地制宜，富于变化；建筑造型，丰富多彩；空间分隔，灵活多样；室内装饰，讲究内涵；色彩运用，五彩缤纷；庭园绿化，更是含蓄活泼，变化万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创作现代建筑当中，当代建筑师应吸取古代建筑文化丰富的营养，按现代化多方面的要求，从分析各种矛盾中探索和追求适应人们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人们的建筑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艰难的转变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也是有赖于文化的转变。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演变轨迹是较为清晰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转变似乎显得非常复杂。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差异较大。
在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城市无疑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仅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而且也形成了各自的城市规划风格和建筑风格。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及文化的传入影响，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城市文化，开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国城市文化，也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的转型。
当今，在我国的建筑理论和创作活动中，人们喜欢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等一类建筑文化问题和现象进行比较和争论，这是必要的。但是争论这些问题应该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它应当促进一种文化的发展和建构，推动它的进步，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依据对这些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准确的描述。如：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时，许多人热衷于从风格、形式或技术等方面去争论它们的高下、文野，却不是从它们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联系上去探讨它们的意义。在讨论中西方建筑文化时，人们在对中西方空间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等进行详尽比较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中国人同西方人建筑观念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进而在创作和理论中充分强调和体现这种特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较少从人的存在状态的角度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做出更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于是，“传统”“现代”“继承”“革新”“中国”“西方”等等本身变成了目的。建筑文化的比较和争论因此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不可能导致建筑文化的真正进步。
长期以来，在建筑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西方城市建筑是历史传统，东方建筑是非历史传统。在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上刊有一幅“建筑之树”的插图，树的中心主干标明是希腊、罗马、罗蔓式，上端的6根主分枝分别是欧美一些国家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和近代建筑。却把埃及、印度、墨西哥、中国等都摆在下面一些纤弱的幼枝上，把美国放在这棵树的中心主干的顶端，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建筑“西方中心论”思想。无可否认，西方城市建筑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确实发展迅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科技和理论上、美学形态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无疑是有问题的，世界建筑历史的发展，决不只此西方而别无殿堂，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建筑文化史家的共识。①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理论家佛朗普顿认为：传统建筑特别是民俗建筑是在特定地点形成的建筑体系，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体因素，如通风、采光、保温等方面具有优良的特点。所以，不能简单否定依地点、体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文化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是为了在理论层面上开拓一条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之路。建筑文化学并不局限于解释各种建筑文化现象，它是要为建筑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因此，建筑文化应该是批判的与实践的。要提供价值导向，先要作出价值评判，所以必须树立一种价值观。不同的人类都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建筑事件也都有一定的建筑文化影子。然而文化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任何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即便是精华，也往往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条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既可能成为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扼杀现代人的创造潜能，也可以成为一座智慧的宝库，丰富我们的想象，扩大我们思维的尺度。
现实及未来生活的复杂要求，远非机械地搬用某一种传统方法、途径，就可以得到满足的，必须博采所长，取我所需。另外，对于本特色的创造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课题，需要结合具体地点、条件，对设计要求作具体分析。在创作方法上，采用“抽象继承、迁想妙得”的原则，可能会找到一条新途径。吴良镛提出所谓“抽象继承”是指从建筑传统中，将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并且把传统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予以新意，以启发当前设计创作形式美的创造。同时应当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搏，挖掘出传统建筑艺术的时间和空间内涵，首先是要重视和恢复建筑艺术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功能，不能只把建筑艺术作品当作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更不应当只抓其眼前的物质功能。这样的继承，并非形式的抄袭或旧零件的排列组合，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使设计既求神似，也不排斥某种程度、某一细节的形似，关键是根据地点、条件的需要。而“迁想妙得”，“迁想”是将自己的想象力深入到对象的形象中去，“妙得”是指把握对象的真正神情。②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建筑文化也是同样。我们应不仅从形式的角度，而且从文化的深度来理解传统，譬如：属于第一层面的，传统建筑中古典美的屋顶、斗拱、柱廊的造型特征，诗文、书画与工艺结合的装修形式，以及各式门窗菱格、装饰纹样；第二层面的，庭院式布局的空间韵律、自然与建筑互补的环境设计，诗情画意、充满人文精神的造园艺术，形、数、画、方位的表象与隐喻的象征手法；第三层面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注重环境效应的“风水”思想，阴阳对立、互动、相应的哲学思维和“身、心、气”合一的养生观，等等。它们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深邃的哲理和智慧。③这些都阐明，传统对现代的价值还需要我们在新建筑的创作中去发掘，去感知。
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去寻找传统的现代价值，在保存和发扬其传统精华的同时，摒弃其落后的，不适应现展的东西，寻求传统建筑文化和现展的结合点，体现传统建筑文化尊天地、重人本、讲亲和的唯物辩证思想。弘扬传统建筑文化还可从传统建筑的设计原理、空间组合、构图手法、意念表达等方面有所启迪、有所继承和运用、有所发展创新，不断探索传统建筑思维与现代建筑思维、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传统审美与现代审美意识的结合方式，把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结合到现代建筑文化之中。
注释
①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第142页
②吴良镛，广义建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第65—66页
③杨永生．建筑百家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第62页
文化资本一词最早可追溯到Baumol、Bowen（1966）《行为艺术：经济学困境》一书的出版问世。该书虽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资本的基本含义，但却论证了行为艺术等文化产品也像普通商品一样具有经济价值，并将给传统实体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法国学者布迪厄（1990）是文化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他首次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化资本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指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指基于文化交易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可赋予人们权力和地位象征的累积文化知识；文化资本通常具有三种形态：一是个人内嵌式的文化资本，即包含在个人之中的价值观、文化知识素养、等；二是实物附着式的文化资本，如书画艺术作品、建筑造型艺术等能够以物理形态作为资本交易；三是组织制度化式的文化资本，如各类学历学位证书、从业执照等。继布迪厄之后，澳大利亚学者思罗斯比（1998）则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论述了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功能，他认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基于文化表现出来的有形或无形财富的积累，可称之为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有形文化资本为物质文化遗产和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包括建筑、遗址、油画、雕塑、工艺品等；而无形文化资本包括民众的思想意识、实践信念和传统价值等。这两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均可以通过消费和服务的不断流动，如旅游、广告，激发艺术家、建筑师和音乐家的创造灵感等方式，获得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实现文化资本的增值。从上述关于文化资本的含义不难看出，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瑰宝的徽派建筑也一定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本。
首先，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来看，它兼具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一是有形文化资本，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主体，包含了以徽州建筑本体为单元的文化资本，如古民居、牌坊、祠堂等古建筑，也包含了所有以徽派建筑符号为元素的其他建筑实体，如园林景观、工艺品、艺术创意作品等；二是无形文化资本，包含附着在建筑本体上的文化价值，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核心，是通过建筑形式表达出的民众共同认知的文化价值，如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教化功能等。其次，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分类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可移动实体型文化资本，主要是徽派建筑实体以及与徽派建筑实体相关联的徽州自然风光、地形风貌，这些都是徽派建筑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类不可移动实体型的文化资本可以用来旅游开发；二是可移动产品型文化资本，主要是根据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再创造出来的，能够像普通商品可以移动带有显著徽派建筑符号特征的文化艺术产品，包括图书、影视作品、摄影绘画等；三是意识形态型文化资本，是指那些依附在实体的徽州建筑文化资本之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历史传说等能够带来精神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本。最后，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本质特征来看，一是复杂多样性。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充满了生机盎然、形态各异的诸如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等文化价值，这庞大的文化价值子系统，使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具有结构复杂多层的特点。二是边际效应递增性。
经济学著名的戈森规律认为边际效用递减。然而，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和积累，而是大量的信息符号，它能够通过文化符号的创意使用不断生产出新的需求；同时还因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无形资本具有累积生长的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培育发展出新的符号与财富价值体系，因而它不像一般资本通常会边际效用递减，而是呈现独特的边际效应递增性。三是溢出效应强大性。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群体如拥有相同的道德观念、传统价值等文化资本时，会产生文化认识的趋同，这种文化的趋同会带来更广泛的带动和模仿效应，从而获得外部的收益。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文化价值所包含的道德观念、风水观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涵盖在建筑形式中的道德伦理诉求，这些均能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效仿力、凝聚力和传承繁衍力，从而获得不可估量的外部收益，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综上所述，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是指附着在徽派建筑之中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各种形式资本（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结构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部分，其中有形部分对应的是徽派建筑的不可移动实体型和可移动产品型的文化资本，无形部分则对应的是徽派建筑意识形态型的文化资本。因此，无论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还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及本质特征来看，徽派建筑文化资本除了具有一般资本的共性之外，还具有文化资本的特殊属性。
二、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构成要素
符号化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进化的结晶，是社会文化资本发展完善的根基。正如卡西尔（1944）所指出：符号化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社会文化的发展依赖于人类的符号化行为。索绪尔（1916）最早从语言符号的结构中提出了“符号化”理念，并指出任何符号化系统都是由“能指”和“所指”元素组成的：“能指”元素是指符号的形式，表现为可感性，而“所指”元素是符号传递的意义，表现为抽象和不可感性。皮尔斯（1873）则结合建筑文化符号的特点将建筑文化符号分为“图像”、“指示”和“象征”等三类符号，其中，图像符号是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图像相似性的符号；指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符号；而象征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符号。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出经过漫长历史演变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及其构成要素。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是其文化资本的有形部分，是由徽派建筑的本体构成的。诸如粉墙黛瓦、祠堂、牌坊、马头墙、水井等已成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标志性的能指元素符号，如表1所示。所指元素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无形部分，是附着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之中反映先民生活理想和愿景的符号要素（如表2所示），也是“器以载道”的典型代表，并通过谐音、联想、约定俗成的隐喻等，表达了先民们祈盼富足美满的意愿。综合表1和表2可勾勒出由各种能指和意指元素所构成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结构，具体如图2所示。
三、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
符号消费理论是鲍德里亚具有颠覆传统经济学意义的理论，他在其著作《物体系》（1968）中指出符号消费是指消费对象由物的使用价值转向了物的符号价值，而符号价值其实就是物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李恩来(2014)则认为这些符号价值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目的，而是通过消费物品中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延伸的意义，满足人更高层次的欲望，比如旅游的目的已超越了仅仅欣赏风景名胜的功能，而是达到快乐、休闲的欲望。因此，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内涵丰富多彩的“能指”和“所指”元素所构成的符号化结构系统，不仅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精神欲望的需求，还可以通过多种符号化消费的途径产生巨大的文化资本价值功能。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挖掘开发的实践表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主要通过如下三大途径实现的：一是旅游消费。通过游客游览徽派建筑的历史遗址，使游客获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实体形态的直接消费体验，从而构成了对徽州建筑文化资本的消费，整个旅游体验过程其实就是对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过程，这种体验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符号意义。二是博物馆消费。如安徽省博物馆举办的由水口园林、牌坊、祠堂、建筑构件与装饰艺术等单元构成的“徽州古建筑陈列”，以及黄山市的“徽州三雕”博物馆、明清古民居建筑博物馆、徽商博物馆等。这些以展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符号为基调的博物馆正不断地吸引游客参观消费，使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得到传承和积累，极大地提高了徽派建筑文化软实力的经济价值。三是艺术设计消费。徽派建筑符号系统浓郁的地域风格使之成为独树一帜的民俗元素。众多设计师将徽派建筑符号的能指元素糅进园林景观、休闲度假村的设计当中，并成为显著的文化地标，如歙县新徽园、屯溪老街、黄山云谷山庄、合肥的三河镇等，而马怡西则运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将“四水归明堂，归水亦弘扬”的思想融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室内设计中，喻意良性循环，凝聚力与外向力的辩证统一，充分展示了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艺术符号。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其旨趣不在经济现象的量化，也无法在消费行为与其他因素间找出数字表示的函数关系，只能做主观的判断，以满足某种消费欲望的过程。因此，人们对徽派建筑中的无形文化资本所代表的意义进行消费，是以满足或表达对生活的某种祈盼和理解，其实质就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例如，大量的个体企业、门面商店、家庭装修等，采用徽派建筑装饰中的蝙蝠、荷花图、葡萄松鼠图等所指元素符号，以祈盼财源滚滚，祥和美好的生活愿景。又如以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为背景的影视、音乐、图书等文化产品（如纪录片《走进西递》、电视剧《红顶商人》等）都是将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所指元素的符号系统融入作品之中，从而满足民众的精神消费需求。
四、结束语
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的形式可以区分为民用、宗教、军事等建筑文化形式。他们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建筑文化形式。由于中国建筑材料多为木质的局限，具有悠久历史的建筑难以保存，目前保存较多的是明清建筑，大多存在于各大古镇老街。除此之外市区繁华都市中还隐藏着许多具有宗教军事意义的古建筑，如重庆天主教堂、解放碑能仁寺等。
（一）重庆古建筑的历史文化形式
1．民用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民用建筑文化分为民居和商铺。民居各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带有那个时期文化的影响，如安徽移民的迁移给重庆带来了安徽建筑的特点，湖广移民带来了湖广建筑模式的影响等。商铺的建筑结构和居居的房屋基本相同，区别在于门，商铺为了便于营业，门开得大，形成了重庆独特的梭板门。
2．宗教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宗教建筑有佛寺、道观、清真寺、教堂等。遍布于重庆的各大区县，尤其是集中在人口中心地带，建筑所展现的是宗教的特色，和中国传统建筑的母体相结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如佛教给建筑带来的是佛像石刻雕塑；伊斯兰斯给中国建筑带来的是他们的门邦克楼和礼拜大殿上丰富多样的伊斯兰装饰风格；基督教带来的罗马式、哥特式、拜占廷式的建筑原素融入到重庆建筑之中。
3．军事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军事建筑有市区的古城门、合川钓鱼城、丰盛古镇的碉楼、云阳的磐石城等。这些军事建筑大都依地势而建，用于防御。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利用峭壁，采用当地石材建古城门、城墙，又利用嘉陵江、涪江、渠江、长江等天然屏障构建防御措施。
4．其它建筑文化形式重庆除了上述提到的建筑文化形式之外，还有园林建筑、窑址和盐泉等。这些建筑文化形式都离不开重庆的地理资源，成为依托当地环境而形成并且与其它聚居建筑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具有生活功能的建筑。
（二）重庆古建筑的现状
通过作者调查走访，查看文献资料，重庆古建筑大多是明清时期修建。虽然有唐宋及更早的建筑，但大都在明清时期重修重建了。古镇老街的居民因其商业价值，或地理位置偏远而保存得最好，其次军事建筑的保存较好，原于它的石材的运用，除了由于城市建设的原因拆除了部分城墙，大多的古城门、古军事遗址保存较好。其余的建筑由于历史文化原因正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消失，多数改拆建，失去原有的味道。正在消失的古建筑区域有很多，包括十八梯、石板坡居民、江北古城、两路口老街等。
二、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内涵
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内涵与吊脚楼、移民潮、风水论、本地人方言性格等密不分开。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首先是吊脚楼与巴渝文化的关系，吊脚楼是巴渝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反映了巴渝人民居安思危、就地取材、巧妙利用地形的心态，体现了巴渝人民不向自然环境屈服的顽强意志。可以说没有巴渝文化就没有吊脚楼，他们是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其次是移民潮，引入其原地区建筑文化。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国家，重庆受到民族文化融合的影响，建筑元素相互结合，各地区历史文化相互影响渗透。如祠堂、各地会馆等。这些移民文化代表的是中国儒家思想及宗族制度，这些文化有力的表现形式就是在建筑上，高墙深宅大院，这是建筑典范。再次，我们要谈到的是宗教建筑为何由洞开始。由于重庆地理地形的原因，地势起伏大，山多平地少，用来建设建筑物的地方有限，蛮夷之地经济不发达，宗教机构受到的捐善较少，宗教传播者利用山多洞多的地貌来开展宗教传播不外乎是很好一个选择。如早期的华岩寺、老君洞等都是如此。
最后，风水对重庆古建筑的影响。中国是重视风水论的国家，风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我们现在所讲的环境科学。从风水上来讲，在哪里修建建筑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关系到活着的人的生活，也影响着子孙后代将来的生活。因此中国人把风水看得非常的重要。重庆地区也不例外，庙宇城镇都需要选择一个便于生活的好地方。依山傍水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重庆多山多水的先天地理优势正好符合风水理论，如古镇村落等都选择靠水的地方，寺庙选择在山顶等，这些反映了重庆先民建造建筑的选址文化特点。码头文化对重庆建筑的影响。重庆靠两江，码头在重庆交通运输物质交流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码头附近建房，是方便广大群众的必要设施，所以沿江的吊脚楼为码头文化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重庆古建筑非常简单，建筑布局结构的随意性，不光是地理环境因素决定的，也是受到重庆人直爽、热情的性格形成的；方言音调平顺体现了重庆人向往更多平地的愿望。
建筑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艺术表现的主要形式之一。黑格尔就曾在《美学》中指出:“建筑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表现方式上都是地道的象征性艺术。”建筑就是这样一个集时空、自然、人文于一体化的综合性艺术表达空间。因不同地区、民族的建筑功能与审美的差异性，风格迥异的建筑遍布大江南北。建筑设计需要考虑的方面也就有很多:如物体的形状、平面场景的布置、框架结构造型、材料的长短比例、色彩的质感与空间感及建筑的装饰、雕刻、花纹等多样，且需要随时更新科学的技术与设备来保障实施安全，满足人体工程学的各项要求。艺术文化在建筑中的“文”与“质”，就如同《文心雕龙》中提到的一样:“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内在的实质往往需要外在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古今中外哪一类型的建筑，都很难形成内外的完美契合，将艺术文化的内涵深入到建筑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中，再由整体表达出来。建筑设计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将艺术文化完美的融合到设计理念中，达成建筑物内外合一的完美境界。
2建筑设计与艺术文化的发展渗透
2．1早期艺术文化的参与
在建筑的早期设计中，实际用途占据较大的比例，就像原始人寻求山洞的庇护，最初的建筑也是人类为了自身安全与舒适考虑而建造的居住活动场所。对于那一时期的建筑来说，实用性是最为主要的，审美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在物质基础不断满足中，对于情感的需求也随之上升了。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与建筑设计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艺术文化为建筑带来了视觉享受，也带来了建筑在造型、选材、构想方面的美学逻辑思维，甚至在一定的时期将建筑物作为某种信仰文化的代表，成为某类思想的识别标志。如我国北魏时期兴起的寺庙建筑，融合了中国特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功能，选用平面方形、南北中轴线布局、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的建筑群体，且根据所供奉的佛像的不同，大多数寺庙都有自己独特的装饰风格或布局，这些差别大多体现在大殿装饰、门窗雕花、寺庙院落布局等，还有一部分是根据当地的地形来修建，如山西省的恒山悬空寺，就是一座凌空架起的寺庙，上载危岩，下临深谷，处于金龙峡谷西侧绝壁的山腰上，造型与选址都十分具有特色。
2．2中期工艺结合
工业革命的兴起，为建筑的修建带来了新材料、新能源，也促使了建筑设计方向的转变。工艺美术运动的开展，为设计提供了“美与技术结合”的新标准，尝试用新方法来诠释设计与环境、自然、人文之间的关系。到20世纪初期，绘画艺术与雕刻艺术成为建筑设计实现理论创作的基础，将艺术活动中的文化内涵输入进来。反之，建筑设计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表现舞台。艺术文化与建筑设计已经逐步渗透，在工业革命后的新环境下逐渐的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环境亦或是生活方式。但就初期的经济状况来看，我国大多数民众对建筑设计要求还是停留在实用性要强的阶段，这是当时生活条件并不富裕所造成的，过分的追求建筑的功能作用，对审美方面的装饰物品却有着较为简单的要求。在建筑设计的工艺结合中偏向重视“工”的比例，增加物品的工业数量，实际是对物体本身的精神性的分离。
2．3现代新关系
从工业文明开始，建筑设计与艺术创作渐渐被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或领域，认为建筑设计中的科学性、严谨性与艺术创作的随意性、开放性是不能归为同类的。其实不然，建筑设计与艺术文化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建筑设计的造型、布局、装饰中需要考虑到美学规律，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建筑相关知识计算、测量，保障建筑的安全合理性。没有艺术构想参与的建筑设计是缺少真正核心力量的模仿品，只是冰冷的建筑，难以完成人的情感流通活动。而艺术文化也需要通过建筑设计来完成与时俱进的时代任务，从应用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对美的认识及表现手法，设计中的技术与艺术相互作用，在传承古代智慧结晶的同时也在供应着新鲜血液的流动。文明的发展推动着人们思想的进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技术、设计、艺术几者相互的关系，并了解到它们在内在本质中就是一个总体，是可以互通的。但需要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才能从中剖析出它们的共通之处。
3结语
建筑是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时空和地域性，各种环境、各种文化状况下的文脉和条件，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建筑中的反映，同时这种文化特征又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一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落地生根，合天时，合地利，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岛，椰林茂密，气候炎热，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楼，通风、凉爽、轻盈、简洁，建起了热带雨林建筑。
在中亚、西亚，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人们用石块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避风、挡雪、保温、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青海、四川等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漠北戈壁，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人们利用山边、土坡挖洞筑房，建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土建筑。甘肃敦煌艺术陈列馆把建筑埋入山坡下，半开敞式入口，山坡挡墙甬道，生土式建筑特征十分明显。
在美国的东部，在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南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人们用木材、砖瓦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盖起了遮阳避雨、通风透气、造型别致的湿热地区建筑。
这些建筑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适宜于不同地区自然环境，与风景、林木、地形融为一体，形成了根植于自然环境的各种建筑文化。建筑既要根植于自然环境，又要服从于自然环境，这是建筑师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社会时空环境差异造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度不同，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也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居社会时空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建筑文化的时空性和多元性，因而产生了古代的或现代的中国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欧美建筑文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欧洲的古希腊建筑、北非的古埃及建筑、南亚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国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天主教、耶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也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地区建筑，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沿袭至今，既古老又博大，自古以来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等思想伦理的影响。特别是儒教统治中国2000多年，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把儒、道、佛、禅各种思想观念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光辉灿烂，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地域、民族性的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性建筑文化，国际性建筑文化也可吸收、融合新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在当今世界里，建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既包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也包含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融合。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补充，彼此影响，共同发展，只有保护和发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建筑文化，促进世界建筑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最终才能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三中外建筑文化的发展与交融
建筑文化处于全球“大文化”系统之中，各民族、各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此共生共荣，组成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响曲。全球化的社会进程给文化交流带来了碰撞与会合，冲突与交融。
几千年来，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渊源流长。佛教文化本来发源于印度，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传经，佛教影响中国2000多年。但是，佛教的内容，佛祖的像貌，佛庙的形制与中国文化交融，形成和发展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建筑文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归国的建筑师，大多数是留美的学者，他们受当时西方学院派建筑文化观念和中国国粹主义建筑文化观念的双重影响，强调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重点在建筑风格上，第一次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批精品，开创了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新纪元。例如由第一批留美建筑大师吕彦植先生20年代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等等，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确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影响，推动了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进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政体、机制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具有俄罗斯建筑文化特征的建筑，形成和发展了中国50年代“社会主义”建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引入西方经济管理模式，模仿“欧陆风格”、港台建筑，后现代主义几乎风靡全国，形成和发展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建筑文化。不言而喻，世界各国的建筑文化均要受到当时当地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的约束，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然而，什么样的交融和交流具有生命力，经受得起时空的考验？只有那些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精髓，融合为本民族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古今建筑文化交融的探索和追求
古今交融，古为今用，用什么？必须分析“古”与“今”在建筑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些质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工作方式、文化观念、建筑材料在建筑领域引发的必然结果。正如吴裕容先生在评价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艾菲尔设计的艾菲尔铁塔时指出的：“人们试图让每一种艺术适应人类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所有的人类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所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古今交融探索的是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问题。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许多特点，如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因地制宜，富于变化；建筑造型，丰富多彩；空间分隔，灵活多样；室内装饰，讲究内涵；色彩运用，五彩缤纷；庭园绿化，更是含蓄活泼，变化万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创作现代建筑当中，当代建筑师应吸取古代建筑文化丰富的营养，按现代化多方面的要求，从分析各种矛盾中探索和追求适应人们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人们的建筑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