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城镇文化是城镇的灵魂，显示着城镇人群整体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精神风貌以及城镇的气质和品位。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着力建设城镇文化。
关键词：
城镇文化;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教育和公共医疗服务水平极大提升。优化配置和提升城乡资源，使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城镇居民往往有产业“无生活”，文化气息缺乏，文化生活贫乏，居民邻里生活被高楼大厦所阻隔，逐渐出现人际隔膜和阶层隔膜，缺乏相互信任，拜金主义成为主导观念，社会普通公众信仰缺失。这些不良现象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来，是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城镇化建设的不良后果。文化是支撑和推动城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型城镇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是否形成了先进的、有强大生命力的城镇文化。只有形成了包含了丰富文化内涵的城镇文化的城镇，才会潜力无限，焕发城镇的魅力，才是“人”的城镇化。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与城镇文化
城镇，包括城市和城镇，意味着筑城守民，设市易货，置镇守边。古代的“城”“市”和“镇”基于全然不同思维逻辑而出现，功能上有显著差异,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演进，逐渐走向融合。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更大程度上体现为乡村城镇化，即同时包含“城”和“镇”两个发展模块。其中“城”代表城市，而“镇”则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是联结城市和乡村的重要环节，属于城市的范畴。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应当实现城市和乡村同步发展，而不能在发展城市的同时阻碍、牺牲农村的发展。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有了文化，城市才有了鲜活的生命和意义。城镇和人是城镇文化的两大要素，同时处理好城镇和人的关系，才能铸就健康、有意义的城镇文化。新型城镇化注重城镇建设的内涵和质量，在强调城镇建设数量、规模和速度等指标的同时，更关注城镇建设质量和文化内涵等指标。坚决摒弃传统粗放式扩张的发展思路，坚定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向转变。改变传统优先发展中心城市和以中心城市带动周围乡镇和农村发展的建设理念，转而实施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同步协调发展的建设方针，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不能牺牲乡村经济的改善和发展。以高收入、低消费等经济指标衡量城镇建设的同时，更关注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等发展目标。简单来讲，新型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本，“新”在彻底摒弃“土地城镇化”，真正实现人口或居民城镇化，“新”在努力实现大中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同步协调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摒弃陈旧发展思路、推行科学发展方式的线性过程，更是多方位、全方面“文化创新”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强化文化记忆，延续文化的传承。
二、城镇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城镇文化同时包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中物质文化代表物质方面的或者是有形的生活器物，如居民建筑、基础设施、公园和交通工具等；而非物质文化则代表居民的生活习俗、社会价值观念、宗教、法律等。城镇文化是城镇的灵魂，显示着城镇人群整体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精神风貌以及城镇的气质和品位。城镇文化是城镇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共同缔造的，主要由形态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方面构成。形态文化，主要指地理和生态方面的特征，城镇整体的布局和相关规划，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建筑风格，标志性建筑和文化遗产等,是有物质实体的、有形的文化事物，有可感知性，是城镇文化的外在方面的体现；经济文化，指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特色、经济资源优势、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代表了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体现了当地的现代化程度；社会文化，指所居住居民的族群结构和状态，整体社会所体现出的关系和结构，国家政治关系和法律制度等，社会文化体现的是居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以及该城镇中的社会团体和结构关系；精神文化，指哲学、宗教、道德、文艺和社会心理等，体现了当地居民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是城镇文化的核心部分。城镇文化具有以下特征：兼具开放包容的地域性。人类的出现是分地理区域的，因此伴随人类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文化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对城镇来讲，其形成也经过了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历练，地理位置可能发生变化，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最终经过不同阶段相对成熟的文化状态而形成特殊的城镇文化。地域差别对文化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地域性特征也确保了城镇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自然简易的传承性。另外，城镇对居民的吸纳本就体现出无差别性，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需寻求城镇的庇护，也因此随着多个民族和文化风俗的碰撞和交融逐渐形成新的种族和文化风俗，形成新的社会形态。这种开放包容的地域性特征实现了城镇文化的存异求同、多元共生。集聚性和辐射性。城镇文化是一种以城镇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因此城镇的部分特征自然便成为城镇文化的重要特征。城镇不仅为居民提供了安全的庇护场所，更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汇聚中心，集聚是城镇的突出特征。马克思曾指出城市本身便代表了人口、资本和生产工具以及各类需求的汇聚。城镇从诞生起便成为创造文化和传播、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城镇之中，物质财富、各类生产和生活信息、政治权力，甚至不同族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相互依存和碰撞，自然成为各类资源的汇聚中心。城镇的文化内容越来越多，所具备的凝聚力不断强大，相应的也造就了更加稳定和繁荣的文化沉淀。而同时，城镇的高度发展也必将通过发散传播的方式将地域优势与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先进的制度和政策辐射出去，带动周边城镇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城镇文化同时具备这种集聚性和辐射性。延续性。城镇的建设发展过程是历史的、渐进的，在历史的维度下，城镇的建设发展在漫长的过程中扬弃与继承了历史文化，留下了历史的印迹，沉淀出今天的城镇文化。顺着城镇文化的历史往上追溯，就可见一条清晰的文化发展脉络，这就是一个城镇的文脉，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传承与延续。
三、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着力建设城镇文化
党的十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其中，城镇化地位特殊、位置关键，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手段，成为“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发展潜力”。为进一步推进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加快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市委、市政府决定启动以县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各县选取1个乡镇为城镇化示范乡镇的“书记工程”，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临桂县六塘镇有幸被列为桂林市城镇化示范乡镇，我们觉得，不管是地域优势、工作基础，还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我们都应该先行一步，有所作为。为此，我们要主动思考，科学谋划，积极实践，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上进行大胆尝试和探索，确保完成示范镇建设任务。
一、突出龙头引领，科学编制城镇发展规划。规划是建设的龙头。没有高质量的城镇规划设计，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城镇建设。一要明确发展定位，彰显城镇特色。城镇的发展定位关系到城镇的未来发展方向。六塘镇紧邻桂林市区，桂梧高速、桂阳公路穿境而过，是桂北四大古镇之一，桂北传统的商品集散地，天坑、地热等资源丰富。便捷的交通、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旅游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六塘的发展方向，即着力建设宜居宜游宜商的商贸重镇、旅游强镇、文化大镇、生态名镇。二要完善配套设施，优化城镇功能。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城市规划中，把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结构、数量和形态作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特别是要统筹安排教育、卫生、文体、娱乐、市场、公厕等，把搞建设、造环境、聚人气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功能齐全、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改善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提高城镇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逐步形成人才、资金、产业集聚的洼地，更好地吸引人口、资本、项目等要素。三要突出人文特色，提升城镇品味。注重挖掘六塘资源优势，充分利用现有山水资源和历史文化特征，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坚持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努力把自然、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融入到城镇及街道空间，加大对明清驿站、湖南会馆、江西会馆、清真寺、观音庙等文物古迹、文化景观和古树名木等历史古迹的保护力度，注重生态环保效应，逐步形成城镇标志性地段和标志性建筑，彰显山水相依、文化深厚的特点，体现个性特色，提高城镇品位。今年我们实施的镇区三条主干道立面改造，在规划设计理念上充分融入了马头墙、飞檐、窗花等六塘历史文化元素，彰显“小青瓦、白粉墙、吊阳台、坡屋顶、木格窗”的桂北民居特色；在镇区观音山建造占地50亩的“市民公园”，依山布景，依园植绿，生态环保和文体休闲功能合为一体。两大项目的实施，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进展顺利。
二、拓展融资渠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建设转变为依靠政策，向市场、向社会要资金，逐步建立起财政、集体、民间资本共同建设小城镇的多元投资体制。去年，我们多方筹措资金700多万元用于镇区基础设施建设，新建第三期商贸街，修建占地7亩的停车场，完成西水街等6条老街的硬化改造，新建1座中型垃圾焚烧处理场，完善镇区主干道排水、排污设施，大力推进“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镇区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今年，我们将全面推进以“市民公园”、“四星级农贸市场”、“镇区主干道立面改造”为重点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超过3000万元。资金从何而来，我们想到了“五个一点”：一是土地“生”一点，对规划区内的土地实行“一级垄断、二级开放、总量控制”,采取级差地租，有偿使用、分类供应方式，盘活镇区闲置土地，以地生财；二是财政“挤”一点，镇财政加大投入力度，引导、支持小城镇建设，如收取的土地出让金留存部分全部用于城镇建设；三是上级“拔”一点，争取政策性资金，通过向上争取项目，完善镇区道路交通、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向外“引”一点，改革小城镇建设方式，由建设小城镇转向经营小城镇，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完善集中供水管网、电力通讯线路、幼儿园、加油站等公共设施建设；五是民间“聚”一点，鼓励民间资金的投入，通过以地折价入股，商户融资合作的模式，建设临街门面房、农贸市场。特别是在小城镇建设土地征用过程中，我们打破常规，创新方法，结合当地居民想发
展商贸的愿望，以“土地换门面”的方式征用居民用地，既保持了居民长久的经济来源，减少了征地阻力；又盘活了土地，节约征地成本，通过以地生财、以财兴镇，实现政府和居民在城镇发展中的“共建双赢”。今年六塘在新建农贸市场征地过程中，69户涉地居民100%签字同意，实现土地征收“零阻力”。
三、强化产业支撑，壮大镇域经济总体实力。小城镇规划建设，必须要以经济为基础，以产业为依托，通过产业化带动城镇化，为镇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一是做大做优农贸市场。按照“统一规划、综合设计、成片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投资600万元新建一个占地21亩、广西一流的全封闭、超市化的四星级农贸市场，同时要完成老市场的拆旧建新任务，以“市”兴镇，大力发展商业网点，不断增加从事餐饮、运输、家政等务工人员，有效带动镇区周边居民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二是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以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为契机，加快发展旅游业以及金融服务、商贸流通、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发挥旅游业在引领产业发展中的驱动作用。依托桂北古镇、战将李天佑故乡、清真寺、观音庙、湖南会馆、江西会馆、斗鸡表演、麻布制作、枫林、天坑、地热等旅游资源，兴建一批星级宾馆，挖掘“古镇文化、生态家园、度假休闲”三大旅游项目潜力，精心打造“明清古建筑人文游”、“观光农业生态游”、“岚岩枫林天坑徒步探险游”、“地热温泉休闲度假游”等精品旅游线路，把六塘打造成“桂林—阳朔”黄金旅游线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促进旅游业带动城镇化；不断提升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业，加快发展交通、通讯、金融、物流、信息、家政等现代服务业，把特色文化旅游与地方特色餐馆、休闲、工艺等紧密结合起来，促进服务业带动城镇化。三是稳步发展现代农业。围绕粮食、畜牧、蔬菜、林果等主导产业，建好畜牧、蔬菜、葡萄、沙塘橘等特色产业种养基地，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坚持“面向市场、优化结构、突出特色、富民增收”为宗旨，通过农业产业化、休闲化、科技化、旅游化，建设好桂林市的菜篮子生产服务产业化基地。积极培育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深化“公司+基地+农户”合作关系，发挥农产品龙头企业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鼓励和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带资金、技术和项目回乡创业，丰富家乡经济产业，壮大城镇经济实力。
我国是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起步晚、总体水平低、发展滞后、城镇人口比重大。
1、我国城镇发展滞后主要体现在：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与产业结构变化相比，城镇化也滞后于我国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与我国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城镇化也大大地落后了，例如1949年我国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相差不多，仅为1.93个百分点，而到1998年，差距就加大为11.8个百分点，而最高的时候为13.43个百分点：另外，我国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落后，跟不上时展的脚步。
2、国城镇化水平滞后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起步太晚，发展时间短而且波动较大，期间工业现代化又持续增长，导致城镇化延后；其次，在其发展过程中，粮食的供应紧张制约了城镇人口的增长，重工业导向战略使城镇人口的扩张力减弱，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城镇化的行政干预以及户籍管理制度的坚冰难以突破。
3、国城镇化水平滞后的后果——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滞后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轧钢内，阻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妨碍了农业产业化进程，阻碍了城镇建设和城市中心功能的发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它还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影响用地的集约利用和城乡生态建设。
二、建国以来我国成镇化的发展过程：
1、起步阶段（1949年—1959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城镇化的酝酿阶段，此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农轻重比例不协调，偏向重型化。而且由于是建国初期，国家更多地注重高强度的积累方式而忽视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2、动荡阶段（1958年—1965年）
由于此时国家政策的不稳定以及农业上诸多失误，城镇发展也进入一个动荡的阶段，基本上还在原地踏步甚至有所倒退。
3、萧条阶段（1966年—1976年）
此时正是我国十年浩劫的“”，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生产停滞；城镇化水平倒退（1965年为17.9%，到1976年只有17.4%）；工业布局分散、管理完全停摆；城乡分割进一步加剧，非但农民无法向城市迁移，反而有2000万城镇干部和青年被下放。
4、发展阶段（1977年到现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和机遇。此后，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居民消费上升。由于知青返城和经济结构变化及就业扩张，我国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也迅速上升，到1992年上升为27.63%。同时这阶段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的隐性失业变为显性，而逼使着农民不得不想办法谋出路。而且此时城镇化布局有了重大调整，由内地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并集中，因而造成了国内城镇化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但是在城镇化动力和途径多元化的趋势下，它正朝着良性的发展方向前进。
三、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城镇建设需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如果大力发展城镇与中国国情不符，必将加剧人与土地、水等资源的矛盾，动摇农业发展的基础地位。第二，城镇规模太小，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差。第三，在管理体制方面，城镇的发展基本上被纳入农村发展的范畴，是实现农村城镇的主要途径，但是缺乏统一完善的布局和规划。第四，城镇因缺乏支撑产业，进城农民易出现城市和农村两边住的“两栖化”倾向，还是没有真正实现离农。第五，。由于城镇城市功能残缺，企业进城的成本较高，往往是非农企业不愿进城，城镇因缺乏支撑其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外来劳动力和人口难以进城立足，使城镇成为“空城”。第六，在城镇经济发展方面，各地片面强调发展工业，导致产业结构单一以及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第七，我国的滞后城镇化（又称低度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第八，当前城镇化水平滞后工业化约10个百分，低城镇化率愈发显现出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四、对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探讨：
90年代初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1990年到2001年11年期间，我国地级城市数量由188个增加到269个（除特别说明，本文数据指地级及地级以上城镇的市辖区数）。市区非农业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由31个增加到41个。城镇覆盖的面积达408.9万平方公里，比1990年增加了219.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42.6％。虽然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滞后工业化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但随着十六大的召开，中国城镇化建设正进入新阶段。
第一，我国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协调发展，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镇体系。适度积极地发展大中城市，合理地发展小城镇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大战略。小城镇建设的重点要放在现有的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不能遍地开花，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繁荣小城镇经济是小城镇发展的基础，要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形成符合当地特点的支柱产业。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进城务工经商是农村城镇化必然要经历的程，要正确认识农民工问题，善待农民工。对进城农民工要“减负、服务、留退路（不要急于收回承包地）”，以降低农民城镇化的成本，减少社会稳定的风险。
第二，从我国耕地资源状况出发，为了应对加入WTO的挑战，保持农业生产稳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国城镇化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实现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充分转移。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镇也已成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的地。繁荣农村经济和加快城镇化进程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积极推进城镇化，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第三，订立城乡一体化战略，从着眼城镇竞争力角度来看，首先要放开户籍制度，把能人吸引到城镇里来，这样能够带动很多就业，而担心放开导致城镇膨胀没有必要。近几年来，我国城镇全面实施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放宽了城镇化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进城落户的条件，有些地方还推行了投资、买房可落户的政策，确立了以居住地和就业为原则，实行以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落户基本条件的户口准迁制度。城镇基础设施的更新、吸纳能力的增强，使得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成为可能，也为城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后备支援。
第四，城镇要成为经济增长点战略。要依托特色产业，形成生产要素聚集，增强带动周边地区的能力。
第五，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城镇化新体制。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要抓好城镇规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平衡。其次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要将基础设施企业化，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和改革户籍制度。同时也要合理调节城镇产业结构和人口容量，提高城镇的消费水平。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乘着十六大的东风，我们的城镇化道路会走得更好。
2012年10月，上海市最早期的石库门样板被，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地区，问题同样严重，以致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直言，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昆明大拆大建的方式拆除了许多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文化街区，这对昆明历史文化是毁灭性的打击¨9J。随着有形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消失，附着其上、以其为土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逐渐变了味道，众多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外衣的项目逐渐退变为表演节目抑或博物馆收藏，原本植根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无形要素渐渐被淡化。然而，与上述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及丽江、平遥等古城旅游开发经济效益的凸显，各地纷纷效仿，重视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打造，开始了各种以恢复该地历史上最辉煌的或最具代表的以文化为主题的建设活动，各种被重金打造的文化景观纷纷见诸报端。山西省大同市从2008年开始，历时五年，耗资百亿再造大同古城；河南省开封市从2012年开始，预计在4年内花费千亿打造北宋时期的“汴京”盛景¨；昆明市晋宁县在2012年10月26日破土动工了投资220亿元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城”，昆明市宣布要确保3年时间再造一个古滇国。在这些超大规模的文化复建背后隐藏的是堂而皇之的经济发展目标，传统文化被当成了生产资料，此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倒不是二元对立的了，也体现出了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对待文化遗产的乱象，即在凝聚了历史文化内涵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遭遇着不断被破坏的命运的同时，各地政府却忙不迭地耗巨资打造着“假古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主席在考察完我国之后便警示到，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建设有趋同的倾向，希望中国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要尊重城市原有的特色，尊重中国传统文化¨。30年问，我们经历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经济突飞猛进，作为城市内涵的文化特色却在逐渐消失，城市的历史文脉被割裂。文化遗产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城镇再造中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究竟应该处在什么位置，与其大肆新建历史文化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在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惯用的拆旧建新路线调整的合理性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并迫切解决的问题。
二、新型城镇化下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命题，是我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然而，近30年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两个极端的后果，即城镇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城镇面貌的快速趋同。工业的标准化被嫁接到城镇发展的必然后果是千城一面，无论产业结构抑或建筑形态是什么，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可以量化的物质形态的关注远大于其赖以发展的内化灵魂——文化。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通过多年对全球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跟踪调查发现，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人们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移，这一价值观转移的过程是以同时代“老一辈”和“新生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呈现出来的，即“代际价值观转移”。相较于过于追求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看中人的自我实现和情感归属。“中国尚未发展到其多数人口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视生存为不成问题的阶段”儿，也就意味着现阶段我们在物质生产资料上过分追求的合理性，同时也为我们指明，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现阶段所奉行的价值观是要被重估的。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城镇化。当宽敞的住房、明亮的厂房、便捷的交通、现代的通讯等物质需求的满足一应俱全时，代际价值观的转移是必然的结果，“后物质主义”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心理满足。这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并不妨碍我们用可持续的态度进行城镇化，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不能让这一历史时期努力追求的发展目标成为下一历史时期强力革除的现实对象，发展的目标要有前瞻性及延续性。后城镇时期，城市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哪里，城市内居民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是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割裂传统的大拆大建并不是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是最早走上城镇化道路的国家。工业革命的直接成就是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后农民生产力的大大解放，与此同时，工业工厂的建设又进一步消化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城市人口增加，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之后，英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90％。在此过程中，英国的文化遗产并未经受破坏，相反，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城镇被完整保存，剑桥、牛津、约克、切斯特等城镇各具特色，巴斯、索尔泰尔、爱丁堡甚至被列为世界遗产，这些历史城镇不仅保留了遗产的物质形态，更延续了传统的生活，历史艺术在这里交汇，文化传统在这里延续，这些文化遗产成为后工业化时代英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英国人新的骄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拉动和刺激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商品流动和文化形态对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各民族都在寻求自己的文化认同，试图在文化上重新定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全民族、全地域的文化内涵与形态存续，中华文明的认同与发扬才会有根基与动力，因而，必须调整拆旧建新的城镇化路径。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价值效用分析
文化遗产，是由前人创造、今人继承并传之后世的具有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等价值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根据所反映和代表的地区范围可分为地区、国家及世界级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最初的注重建筑本体发展到历史街区、城镇再到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出台，明确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为日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纲领性的参考及标准认定，也正是从此开始，文化遗产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采用与认可。现阶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沿袭的是固有的文物保护制度。138“文物”概念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对接始于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等项工作，使文化遗产的概念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普遍接受，并得到迅速普及。”l171¨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一次在红头文件的题目中用“文化遗产”一词，取代了我国使用了几十年的“文物”一词，这个转换具有深刻意义。从“文物”向“文化遗产”的转变绝不能局限于文字表述，更深层次的是与国际保护理念的接轨、与国际保护原则的统一以及对国际保护措施的践行。相较于“文物”，“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及范围更加宽泛，从建筑、遗址等物质遗存到节庆、工艺等非物质遗存，从楼阁、庙宇等静态遗产到运河、梯田等活态遗产，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前进的轨迹生动地诠释了多样的文化精粹所代表的不同文明形态对于全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保护并传承中华文明，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任何形态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如同生物学上的基因能够保证物种的延续一样，文化基因决定并确保了一种文化形态的发生、发展。文化基因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前提和基础，是使一种文化历经时间洗礼、岁月变迁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特质的根本原因。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气质，而这些都是由文化基因决定的。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基本单元，城市从其建设之初就在不断积聚着各种文化信息。不同时期的文化信息被记录在建筑、语言、行为模式之中，朝代的更迭、产业的更替或许会改变城市的面貌，但其文化基因被嵌入到某种介质，“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161舳，而众多储存了城市文明信息、城市发展轨迹、城市历史记忆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便构成了文化遗产的最重要内容。“文化发展的过程是日积月累的，是一项累积的过程”l17l(P卯，切断了历史发展脉络、损毁了文化基因延续的文化是偏颇与狭隘的。文化遗产是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无论是有形的建筑、遗址、街区，还是无形的语言、民俗、节庆。随着城市内一处处文化遗产的消失，凝聚着城市文明精粹的物证也随之不存，逐渐地，无从寻觅的不仅是各个城市的文明，更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城镇化建设不能以牺牲自己城市的文化基因为代价，发展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城市作为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有机整体，其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城市历史发展基础上的。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城市记忆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这些因素，城市未来的发展必将偏离故有的轨道。“工业发展的历史几乎完全是向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不受理性支配的人类行为所显示的并不是一种类似的进化过程”[18](P．2o5)，当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使我们的城市表现出越来越发达的演化态势时，不断消失的文化传统却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越来越彷徨与迷茫。尽管产值、GDP、城镇化率等各项具有能见度的经济指标节节攀升，但其带来的却是城市根本的丧失，而这恰恰是代际价值观转移的前提，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端的征兆。城镇化并非“发生于拆旧建新的过程，而首先应该以尊重城市历史、文化的科学方法确保城市文脉的连续性：在拥有集体记忆的‘旧城区’寻求城市和谐发展的轨迹，或许能让我们的城市保持各自的文化特征。”l193苏州之为江南水乡，在于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城市格局，在于其古典园林蕴含的风骨；南京之为六朝古都，在于其虎踞龙盘的形胜，在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追忆，在于乌衣秦淮的风雅，在于明之故宫城墙、民之府邸学堂的积淀；敦煌之为丝路明珠，在于莫高窟隐含的异域风情，彼时的春风不度，此时的朝圣所系；成都之为天府之国，在于其“水早从人，不知饥馑”的都江古堰之利；上海之海派风韵，在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在于石库门内的吴依软语，在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西交汇。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气质与个性，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灿烂多样、丰富多彩的根本。对于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我们有所畏惧，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我们有所忌惮，然而文化上的突变远比生物学的突变更可怕，文化上的突变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属性，足以摧毁一个民族的根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也决定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材料。”[2oJ(P由此，对于承载着文化基因的文化遗产的珍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遗产凝聚着城市发展的文脉，是城市发展演变的见证，是城市历史悠久，内蕴丰富的象征。如果一座城市失去了文化遗产，失去了承载其文化基因的文物、建筑、遗址，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迷茫是必然的，而丧失了文化认同的民族又是可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了文化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Et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㈣。美国用“三片”(影片、薯片、芯片)征服了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弗莱德曼高呼“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浪潮正抹平国与国之间的边缘，世界正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作为文化基因载体的文化遗产，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责任重大，对于防御文化的同质化与一元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取向，肆意的破坏必然使文化基因受损，使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同一致，而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则会对城市特色的保持与塑造产生根本的推动作用。保存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历史的连续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保证。城镇化进程中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对城市文脉的割裂，是城市文化基因突变的直接诱因，而加强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是文化基因得以传承的防线，是中华文明绵延赓续的保障。
(二)文化遗产是调节城市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要素
生态，即生存状态，原是生物学上用以描述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术语。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影响作用势必要引入文化因素。基于此，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以解释“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之间的特殊文化特质与模式”_22j(P。文化生态学为描述对环境的适应如何导致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方法论，认为文化的发展演变与人们生存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环境密切相关，对于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必然导致文化的变迁。文化基因则使一种文明形态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保持其核心的相对稳定性，文化生态保证文化变迁的路径有迹可循。城镇化建设是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空间、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再造，再造的过程即是环境变化的过程。依据文化生态学理论，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文化生态的变迁。相对稳定的环境所引发的文化变迁是有限的，而大拆大建、面目全非的环境终将造成文化的迷失。这种文化迷失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随着大批文化遗产的损毁，城市内部原有的文化生境被全新的空间形态取代，剧变的外部环境对城市本身的文化生态造成冲击；在宏观层面，以趋同物质空间为单一导向的城镇化模式必然推演出城市问的文化向单一的生态模式变迁，进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呈现出一元化的文化生态图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生态大系统，维持文化大系统的平衡则需要各个要素的协同。城市的发展过程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信息汇集成文化遗产的过程，每一处文化遗产又是城市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经过时间的累积与沉淀，文化遗产成了城市中独特的文化景观。区别于单一的、同质化的现代建设标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信息的和谐共存是城市文化生态平衡的根本要义。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看，“旧建筑是不能随意取代的，这种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这种多样性需要的经济必要条件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只能继承，并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文化遗产在文化适应环境的变迁中对于文化生态平衡的维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表征。同样，文化多样性也是文化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多样的文化物种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在生态结构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塑造了完整的信息流通的管道，而信息传递和调节的能力，是保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生物多样性还是文化多样性，它们都是维持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因。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是城市发展内、外两个层面的需求。对内而言，文化多样性的实质是对人们个体需求多样化的满足。多样的文化可以满足不同教育背景、知识层次及工作领域的市民的多样化文化需求，是人的城镇化在文化层面的直接表现。对外而言，每座城市都需要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以确保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标识，不同层面的文化多样性需求便构成了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实质表达。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的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之问的真正对话”。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文化生态的多元化发展遭到了破坏，原本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景观随着成片文化遗产的消失、成片钢筋水泥的崛起变得愈加趋同，相应地，全国范围的文化生态也呈现出趋于单一的态势。平衡的文化生态是一座城市最为宝贵的资源与财富，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良好的文化生态物化表现为城市内不同时期文化遗产的并存，其常常被认为是城市的文脉之所系，保住了文化遗产，也就留住了城市的根。城市文化生态归根到底是关于人的生存环境的理论。正如沙里宁所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什么。”城市的文化生态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人们的行为改变了文化生态，反过来，文化生态也在塑造着人。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持城市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合目的性的内在要求，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城市内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三)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力量的根脉所系
如果说城镇化建设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建设的母题，那么世界经济发展的母题则是全球化。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发端，通过生产资料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与流动来实现，而通讯、交通的飞速发展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从表面看，它揭示的是全球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国别的人们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的状态，实质上，它是全球文化一体化的物质基础及决定要素。文化的全球化一方面体现为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加强；另一方面，文化在国际事物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文化已上升至战略地位成为国际竞争的着眼点。为了描述以文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竞争要素的重要性，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了“软力量”(SoftPower)一词，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包括军事、经济等硬力量，还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等软力量_(P。世界上正在发生硬力量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他们的传统权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在国际舞台上将具有绝对的话语权，“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利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因而，提升文化力将占据未来国家战略的首要地位。文化力量首先表现为文化生产力，直接体现就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选择，是后工业时期乃至后城镇化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世界范围发展越是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越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目前，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以好莱坞、迪斯尼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品充斥并主导着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作为一种产业形态，生产资料是决定其发展的根本因素。美国两百年的建国史并不足以为其提供可以深入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却为其提供了重要手段。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产业形态及技术手段等方面均已相当完备，并掌握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我们需要认清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激活文化生产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文化产业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支柱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创新思维的支撑，但创新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传承后的升华，是厚积薄发的灵感，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生发出的火花，“传统的信仰和传说在决定思维方式上具有重大意义”，，只有丰富的传统内蕴才能激发出点石成金的创意。良好的文化生态为城市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源泉与动力，城市内的多样文化遗产无疑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产信息，进而激发创新思维。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在全球的风靡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竞争力，但将这些文化要素推向世界的却是美国，这不禁让我们在片刻欢愉之后思考如何将自身资源打造成专属优势。
文化遗产资源是我国参与国际文化产业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支撑，是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获得持续、稳定、及时和精神地获取它的存在与发展所需的文化资源的状态和能力”，守护好不同城市的文化遗产，保证国家文化资源安全，才能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文化遗产不仅是城市、国家发展的软力量，更是发展的硬力量。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生产资料，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在人类所有的劳动和生产活动的成果形态中，只有文化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价值”，这种时间的累积直接促成了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进而使其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稀缺性生产要素。文化遗产独特的资源优势直接表现在其成为城镇独特的旅游吸引物，通过旅游开发，文化遗产对于促进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贡献。乌镇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江南古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乌镇并没有大拆大建，摒弃自己传统的民居建筑及民俗文化，而是着力将其打造成文化资源独特的旅游城市，成功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并行发展。乌镇的经验生动地诠释了城镇化过程中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产业成功转型，人们安居乐业，文化得以传承正是新型城镇化所追求的目标。城市的文化力量还体现在文化影响力上。曾几何时，万邦朝圣，中华文明世所景仰。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沧桑变迁至今繁盛，其强大的生命力及普适性为其他文明所不可比拟。凝聚了传统文化精华及各族人民智慧及创造力的文化遗产被视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资源。在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及完整性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城市、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不仅可以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文化遗产的互动交流可以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幸福指数，通过文化对人的化育，让外在的文化遗产内化为市民的文化素养，实现真正意义上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对中华文明精粹的珍视与呵护，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创造力、生命力是城市乃至国家文化力量得以提升的根脉所系，只有保护好各类文化遗产，提升各级文化生产力及影响力，才能使我国的文化神圣不可侵犯，进而保证我国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中具有竞争力及吸引力。
四、结语
（一）小城镇发展模式特点比较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小城镇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模式，其特点是行政指向性较强；另外一种是自下而上模式，市场主导发展是该模式最明显的特征。通过分析，目前京津冀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更多的是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的。在京津冀地区，政府对小城镇的干预程度比较强，“强政府、弱市场”依然是该地区小城镇发展的主要特点。与此不同，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时间较早，在集体经济、民资、外资带动下，一大批市场主导型发展特征明显的小城镇快速成长起来，随后，针对市场失灵产生的种种问题，两大地区政府逐渐重视发挥引导作用，采取措施促进小城镇发展，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小城镇融合发展模式形成。实践证明，这种“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小城镇发展模式效率非常高，是我国小城镇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
（二）重点小城镇发展特点比较
重点突出是三大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共同点。其中，京津冀地区着重发展新市镇、卫星城、中心镇；珠三角地区注重突出中心镇、专业镇的地位；长三角地区则高度重视中心镇、新市镇和镇级市。很明显，尽管三大地区重点小城镇层次有高有低，但中心镇是其共同培育对象。当然，在发展水平、层次、阶段上，三大地区中心镇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中心镇的发展水平、层次、阶段较高；珠三角地区中心镇的成长过程中，各级政府更注重突出其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地位，并采用了专业镇特色经济、产业集聚方式促进中心镇经济发展，从而实现了专业镇与中心镇两者间的优势互补，具有特色经济、产业集群的中心镇经济发展层次提高，真正成为带动周围乡镇、农村发展的增长极；此外，随着产业经济集聚辐射带动作用的增强，中心镇平衡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功能也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可见，在发展潜力方面，珠三角地区的中心镇更具优势。
（三）创新、合作发展道路特点比较
近两年，基于创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小城镇间的合作力度加大。珠三角地区小城镇合作的目标是提高小城镇技术创新效率，培育新的整体经济利益增长点；主体内容是技术创新专项合作。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合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整个区域小城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主体内容是依靠制度创新活力强、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小城镇带动周边城镇共同发展。从短期看，这种涉及面广、公平性强的合作行动收效不明显。因此，有必要调整短期合作战略，按照“重点项目突出、适度兼顾公平”的原则，推动各方力量向单项合作特别是产业技术创新合作方面倾斜，从而提高合作的整体有效性。
（四）破解资金难题战略特点比较
针对小城镇发展面临的资金困境，北京率先设立由市政府、国开金融公司、央企、京企、民企、海外共同出资的小城镇发展基金，放大基金引导作用，撬动社会参股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很好地解决了小城镇建设资金需求与社会资金供给对接不通畅的问题。对其他地区而言，这是一种可资借鉴的破解小城镇资金瓶颈的有效模式。相形之下，通过简政放权、扩权强镇改革，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整体经济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加；小城镇自我建设、发展的财政供给能力增强，自身“造血”机能逐渐完善，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真正的保障。事实证明，结合小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适度放开权限，对激活小城镇经济发展活力、消除资金障碍十分有利。
二、持续推进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继续突出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正确处理好内资与外资的关系
调查资料显示，内资与外资具有各自的优势。社会资本充足、根植性强是内资优势的突出表现；而外资则具有资金丰富、国际化管理等优势。可见，建立在不同资金来源基础上的内生拓展型、引进配套型发展模式并不矛盾，二者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为此，在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小城镇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推动内生拓展与引进配套相结合，充分发挥内资和外资的融合优势，形成新的激发点，促使小城镇取得更好的发展成绩。由于引进配套存在着较大的产业链区位替代等风险，小城镇应注意依据现有的产业链关系，确定招商引资的方向与重点。也应改变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的传统方式，以企业为主体，与外资大企业进行配套接轨。并促进跨国公司和名优企业本地化，增强植入环节的根植性，重点打造在某一环节或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使自身在国内、国际产业链分工和国内外市场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二）特色主导产业、产业集群是中心镇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特色主导产业是中心镇发展的基础。当中心镇形成的特色主导产业日渐繁荣时，这一产业会派生出新特色产业，新特色产业发展成繁荣的主导产业后，又会进一步派生出其他新特色产业，最终,这种累积、循环的产业发展过程会不断推动中心镇向前发展。因此，现有的中心镇应注重树立、强化特色经济新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依托当地特色资源、产业基础、技术优势，着力培育和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提升中心镇吸引力。另一方面，大量相关的企业、机构（如高校、行业协会等）及产业厂商、供应商、销售商在中心镇集结就会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但有利于完善中心镇产业类型、优化内部产业结构,而且对社会结构变迁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是：产业集群发展导致土地稀缺度上升，非农用地地价抬高，农用地增值预期增大，乡村组织推动农村人口迁移、提高集体土地利用率的积极性提高；产业集群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产生了转移农村人口的要求，在内外力推动下，大量农村居民向中心镇转移，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心镇社会结构逐渐完善。实际上，中心镇向上承接城市辖射、向下集聚村镇资源功能的实现必须以产业集群发展为基础。
（三）走技术创新型小城镇经济发展道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技术创新是促进科技、经济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只有一手抓技术创新，一手抓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科技“两张皮”问题，才能有效地确保小城镇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对此，小城镇政府应带头，把技术创新作为科技工作支持小城镇发展的切入点，制定向技术要效益、向创新要市场的小城镇发展战略蓝图。综合运用各种措施，因势利导，着重营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适宜环境。如：加大科技体制、投资体制等改革，建立科技资源系统化、协同化、集成化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激励与考核机制，为技术创新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出台财政、金融、税收等配套政策和措施，加强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扶持，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结合小城镇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创新能力不足现状，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广泛集聚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创新公共平台、创新载体建设，完善创新网络、人才交流等创新服务体系等。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具有自主性，这意味着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只能是服务者，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如果没有企业的积极参与，小城镇的技术创新工作不可能取得实际性的效果。所以政府应高度重视引导企业充分认识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小城镇企业也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主动担当起创新开路先锋的重任。
（四）创新投融资体制，拓展小城镇投融资渠道
创建城市文化时尚品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现代文化的新兴方式和模式给城市注入了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化血液及活力。广大人民群众尤其城镇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呈现出生活文化化，文化生活化的趋势。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看电视、电影和简单的旅游方式，而是喜欢通过更多的方式和渠道、层次和品位，来参与并体会个体文化情趣的爱好和享受，以此来陶冶文化艺术情操，提高现代生活品质。由于参与的群众性和广泛性，继而促进了社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团体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广场文化、群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使城市充满了时代生机和活力。很多城市不但依托多彩的文化活动增强广大市民的文化凝聚力，还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节和文化赛事吸引客商。吉林市的社区文化、社会团体文化特别是广场文化在全国打出了特色品牌，已经连年举办十五届的“松花江广场文化周”在全国范围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得到了开创性的赞誉，荣获了国家文化部颁发的群众文化最高奖“群星奖”。松花江十里长堤沿江文化风景线的群众性日常文化娱乐活动，给美丽的城市夜晚点亮了城镇化文化生活霓虹。具有国际规模的“中国.吉林市松花江河灯文化节”的成功举办，达到了文化聚友、文化会友、文化交友、共谋发展的目的，极大地繁荣了时代文化，创建了城市文化时尚品牌。
二、培育和提升文化生活
崇尚城市人文精神城镇化的文化生活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地培育和提升。城市人文精神是一种文明素养和道德理想的综合反映，是一种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确提炼，是一种生活信念和人生境界的高度升华，是城市市民认同的精神价值和共同追求。一座城市没有人文精神就等于没有灵魂。城市精神譬如一面旗帜，凝聚着一座城市的思想灵魂，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彰显着一座城市的特色风貌，引领着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培育和崇尚城市人文精神，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作用，是以文明教化、思想传承、历史保护、现代创新、节庆典礼、场所建设、行为示范等形式实现的。一座城市所有的文化行为，都是为了积极聚起这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城市的地域特色提供了自然与人文精神的个性特征，城市精神崛起于世世代代人们不断的努力与实践。吉林市依江而居，亘古不变、源远流长的松花江对城市人文精神有着诗意的象征，市中心广场的摇橹人城雕，也寓意了这个城市激流勇进的人文精神。
三、总结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过半。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执政党正面临“第二次进城”的考验。这一次进城，主要挑战来自城市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治理。就其难度和挑战的艰巨性而言，丝毫不亚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第一次进城”。
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中国有5亿人口迁入了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有统计表明，在目前的2.2亿农民工中，有1.3亿明确表示希望今后留在城市。到2030年，预计至少还有3亿人将放弃农耕，进入城市生活。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会占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城市，已经成为产业集聚、财富创造和人口聚集的中心，与此同时，它也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中心。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历来大部分和社会冲突包括阶级冲突，一直在农村地区发生，但近年来中国的已出现了向城镇地区转移的趋向，未来的社会冲突高发区将是城市。城市工作正凸显出新的重要意义。
在这样一个转换时刻，执政党需要唤起强烈的城市意识和城市自觉，努力学习和认识城市的性质和规律，逐步将执政的社会基础转移到复杂而多元的城市人群，建立起新的治理模式。
在这一新的城市管理视野中，城市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城市文化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可以说，执政党第二次进城将面临的主要考验，就是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城市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治理。这也是直面现行城镇化发展之弊。
城市文化缺失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得现行城镇化模式的社会和政治代价更加沉重。
在相似的城市面孔中，看不到历史和文化对城市性格的塑造。城市有产业而无生活，有生活而无品质；传统的共同体日益瓦解，邻里生活渐趋消失，进而导致人际隔膜、阶层隔膜、人心隔膜，社会信任难以建立；青年人缺乏信仰支撑，社会缺乏共同伦理。这些现象与工业化和市场化相伴而生，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副产品。
我们在追求和享受城市文明好处的同时，忽略了城市生活所蕴含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城市地区人口高度集中，产业高度集聚，是一个复杂的人工化系统，它无法仅仅依靠人们自发的调适，也无法简单靠法制和规则来规范，它必须依靠强大的文化力量来维持、来提升。缺失了城市文化的城市，是无灵魂的钢铁和水泥森林。
关注城镇化，不仅要关注产业增长，土地制度变迁，户籍制度改革，更要关注城市文化在城市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直面文化命题。因为说到底，人们聚集城市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而城市文化，则是一个城市能否赋予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
二、城市文化缘何缺失
城市文化的缺失，首先是源于中国尚无力创造与现代工业社会相伴生的文化和精神价值。仅仅30年，中国迅速由一个农业社会演进为一个工业社会，但是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的价值形态和文化形态并未确立，中国人仍在寻找工业化时代适合自身生存的文化形态和价值形态。这种矛盾，就深刻地反映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格局中。
与此同时，新工业革命又悄然袭来。在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的短短的时间内，信息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工业文明要求一个与之适应的城市文化，而带有后工业特点的新文明对城市文化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广大的城市人群自身，都在学习熟悉这一挑战。
若把视线放得更远，整个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课题就是不断消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这一文化传统无力回应西方挑战，只好转而习得西方的现代化以应对外部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工业和城市文明在内的现代体制都带有嫁接性，势必有一个将自己的文化传统简单化甚至妖魔化的过程。在传统格局被打破的情况下建设新文化，无疑困难重重。不单城市文化，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能看到中国融入现代世界这一特殊经历所带来的后遗症。
城市文化问题上的缺失，也跟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一些误区有关。这一思想源头上的误区，导致执政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片面强调将城市定位为工业和生产力工具，而忽视城市有其社会关系和文化的维度。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城市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集聚中心，是追求利润的物质生产场所，同时也是高度异化和扭曲的人际关系的聚合体。在这种理解下，城市是丑恶的。
中国共产党也承袭了马克思对城市的这一认识，对城市充满警惕和提防。党在夺取政权、接管城市之后，即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把城市看成一个生产场所，一个支持工业发展的平台，消费性和文化性的需求被抑制到基本水平，城市生活更多服从于早期工业化的无情压力。这一城市定位，也跟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模式有很大差异。在传统中国，农业是主导产业，城市主要是作为消费和政治中心而存在。而1949年以后，城市建设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着手的。如国家对城市人口尤其是大城市有着严格限定，服务业不发达，强调“先生产、后生活”。
这一对城市定位的偏差，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夕。之后，中国开始取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市场的力量以及全球一体化因素都加入进来。在此期间，市场力量凸显，成为塑造城市的重要力量。前后两个时期的城市发展策略差别明显，但中国在现代社会应走怎样的城市发展道路这一问题，仍没有最后答案。
在西方发达世界，现代化进程走在前列，现代性的弊端暴露得更为充分，对现代性的反思也更为深刻。在城市问题上，人们逐渐认识到，古典城市的内涵自有其价值，城市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人类共同生活家园的理想，重新得到确认；城市的美好不仅体现为一种物质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平等和参与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然而，西方对于城市文明的新认识并没有在我们这里得到及时回应。限于发展阶段，也囿于各种体制和利益格局，我们的城市化仍然沿着旧有的道路快速推进。问题的积累也越来越严重。
城市文化的缺失，也是现有体制和力量格局的反映。城市文化受制于各种形塑力量的综合博弈。某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力量往往决定着城市文化的形态。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和行政力量占据主导。这个阶段的城市文化形态，也相应地带有强烈的行政主导和全能国家色彩。
改革开放打开了社会的活力，但首先得到最充分体现的是资本和商业的力量。这两股力量开始成为城市化的推动力量，并与行政权力合作，一起塑造了城市文化。目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就是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社会自身的力量仍处于发育阶段，其组织化的程度和自我治理的能力，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进一步发展。
很明显，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行政力量和资本力量的结合，由此造成的城市格局一定是不平衡的，城市文化也一定是扭曲的，不可能真正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要求。
三、如何涵养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归根到底是城市体系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城市文化的品格和定位，反过来又影响和塑造着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如此经济才能长期发展，社会才能和谐安定。一个好的城市，必有好的文化价值的支撑。
无疑，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形成，政府的规划能力非常重要，商业的创新能力、产业化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必须有社会力量的加入，没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城市，不是一个完成的构造，文化就缺乏创造力和生命力。
首先，发育社会力量，形成城市格局的均衡。显然，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不可能仅由行政命令规定。与此同时，这种城市的精神也不能仅由商业力量来表达和支配。它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参与。一座城市文化精神的最终形成，应该有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及互动的过程，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无法形成城市精神，靠市场的无形之手也无法建构健康的城市文化。可以说，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及其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协调，是城市文化塑造过程中的一个新命题，也是解决文化涵养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当前，社会力量的介入虽然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这股力量已经开始快速露头。四川地震中间，我们就看到了社会力量的爆发。这种力量现在仍然很乱，显得没有章法和秩序，但重要的是，社会力量的介入已经开始。而从各国城市化的经验来看，好的城市化进程的背后，一定是有较为均衡的力量格局，是政府、市场机制和社会三方博弈的结果。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未来，我们也应期待社会力量更广泛的参与，如此才有可能达成某种平衡与和谐。
这个平衡状态的到来，仍需假以时日。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仍然需要借重政府力量来对过分恣意的资本冲动加以制衡。资本无疑是今天城市化进程中的强势力量，它的活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但也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商业力量有时也会有自己的文化追求，但往往只是以文化作为包装，以便利其达成更高层次的整合资源。在社会力量未发育且尚未找到合适的参与渠道之前，应该善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制约资本力量，由此达成一个大体均衡的城市格局。
其次，政府要推动身份平等和流动。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产业积聚，同时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流动，成为磁力中心。目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涌入了过多的人口。外来人口为了在北京有一席之地，可以放弃基本的市民尊严。何以会出现这种畸形的人口流动？根本原因还是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而户口就是一种调节资源分配的方式，它的背后是不平等。
为应对这一局面，政府应致力于促进不同身份群体的自由和平等发展机会，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反映在资源配置上，就是注重发挥发达地区、大城市的辐射作用，而非汲取作用；把一些基础性社会资源，如教育、产业机会和环境资源等，适度分散。让人们可以留在当地，为自己的家乡作贡献，就近城市化。这样在地域间才能有一个基本的平衡。否则，像现在这样的不平衡发展，大城市只会越来越膨胀，而小城镇建设逐渐失去人才和动力，趋于萎缩。
再次，城市文化发育中最常被关注的两手——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发展文化产业。今天，人们在观念层面大都承认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普遍认识到离开了历史文化遗存及其附着其上的思想情感，也就割裂了历史记忆，城市文化将是虚无缥渺的。因为从哲学本质上说，人是生活在历史性的存在当中。
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成为问题，主要在于很多情况下它与城市化发展产生矛盾，并常常成为城市开发的牺牲品。一些城市在快速发展当中，将传统文化延续看作阻力，或者简单地将之作为商业项目加以开发，这都是错误的倾向。正是在这一思维的误导下，出现了城市发展中的“去历史、去文化”的现象，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悲剧。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学会把这些历史遗存和历史条件变成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随便抛弃。
发展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可用于闲暇、娱乐等文化享受的时间越来越多，即使是在传统的物质生产和消费领域，符号属性和精神附加值也越来越高。文化产业正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央倡导文化建设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更是获得了政治层面的推动。各地方普遍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点来培育，大量的民间资本也加入进来。
从政府的角度，在为文化产业发展积极塑造良好环境的同时，需要注意避免两个误区。一是不尊重文化产业的产业特点，仍然延续工业化模式对其加以规划和设计，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二是过度商业化。文化问题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除了努力做好公共文化服务，还应创造条件鼓励自发的、群众性的文化形式。
第四，注重场所的塑造。营造城市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公共场所的建立。场所是带有精神内涵的空间，造一个物理空间上的建筑容易，但是塑造一个有助于人们交往互动、能进行交流和精神沟通的场所，却非常难。
在之前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批的城市，但是大部分城市是没有场所的，只是居住类的工业产品。而传统文化也都在大拆大建之中丧失了。结果，很大程度上我们城市的空间和场所丧失了文化内涵，缺乏城市个性和特色。
有鉴于此，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从文化的拼贴变成场所的塑造。在未来的城市设计中，必须首先考虑人在怎么样的条件下生活，怎么样建立交往和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建筑设计除了要考虑自然的因素、体现美感，还应该重点思考怎么为居民的交往互动、思想交流创造便利条件。不能再延续现在的做法，在城市建设中把人民分割开，不考虑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存在。
城市场所和空间塑造需要多元智慧，需要经得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认同，任何单一取向的设计都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第五，将城市发展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现代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城市地区进行文化建设首先要面对的难题是，在一个大规模的开放社会里使陌生人再熟悉化。也就是说，在单位制瓦解之后，如何塑造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和载体，来满足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需要。这无疑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可以参考在传统社会里建立信任与合作的机制，比如乡约。一些条件具备的城市社区也可以在居住小区和邻里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社学、制定社约，居民互相交流、诵读经典。由此，城市人群可以摆脱去组织化的原子个体状态，而获得一种团体性的文化生活。再比如，风俗和节日是塑造和确认社会团结的一种有力形式，也可以多种形式发掘这些传统节日的意涵，使之融入现代都市生活。
这里的一个要点在于，这种文化建设是非商业化的，是立足于城市主体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一种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存在和维系的东西，它的核心是生活方式，和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价值观。遗憾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城市文化，我们会发现城市文化不仅发育不足，而且也过度商业化。如何在饱受资本和商业渗透的城市生活中找到一条可行的文化建设路径，将是城市文化发育的重要课题。这一工作也将和社会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多数场合下，两者可以说是统一的。
最后，大力锻造城市发展的动力机 “软件”——大众审美意识和文化自信的培养。城市文化的培育，不仅取决于体制安排这样的上层建筑，更决定于城市主体人群的素质和生活方式。在这中间，大众审美意识和文化自信的树立，尤其重要。这是塑造城市文化的软件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