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人文社科阶段。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迎来了大发展。人文社科也在中医药院校转型中的特殊地位不断凸显出来。实现中医药院校由单科性院校向多科性大学的发展，人文社科必须有现对独立的学术和学科地位，有自主发展的学术规模、空间，并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地位。各校开办了卫生事业管理、市场营销、英语、日语等本科专业以及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中医伦理学、中医保健体育等研究生学科专业。这些非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数占到各学校学生总数的2-3成以上。
二、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分析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以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为基础，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研究解决医学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医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与社会价值层面引发一系列争论，而这些超越技术本身的问题要通过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给出合理判断。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医而言，需要用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多种方式对中医进行解读，让公众了解中医知识，相信中医文化，传播中医理念。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具有良好的基础。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资源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时期勇担责任和使命，取得长足进步。中医药院校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文社科学科体系。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发展受到关注。在国家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受到了关注。教育部主导成立了全国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会，定期举办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三、中医药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和思路
《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中规定:“独立的中医学院校或在综合性大学以及医科大学中设置的中医学院(系)，必须得到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及其他自然学科的学术支持，应该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对中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努力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任务可以定位为三个层面，并逐步向最好层面努力:一是在最低层面上，使人文社科不拖和少拖学校发展布局和发展速度的后腿;二是在居中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达到与学校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水平;三是在较高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能够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作出更多贡献。在学科布局上，要通过建立人文社科来扩大学科覆盖面，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加快从单科性向多科性的转变和提升。在学科水平上，人文社科应有与学校其他学科相当的学术水准，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发展空间，使人文社科的地位由辅向基础性转变，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和人文品位。在社会地位和影响上，提升中医药院校在高教领域的地位和发言权，争取在人文社科主流学术圈中的话语权。在学术功能上，人文社科教师要走出单纯讲授公共课的区域，开展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争取在国内外所在学科中的学术地位。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思路是入主流、倡交叉、创特色。“入主流”就是要把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的人文社科来加以建设，以达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定水平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能够参与主流对话，参与学科中重大问题的研讨。“倡交叉”就是这些学科的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医药学科的发展中去，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之间寻求新的生长点和交叉点，达到良性的互动和互渗，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内生性学科，成为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创特色”就是要走特色之路，“特色”可以在与医学的交叉中产生，也可以在对某些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学科开发中产生。
四、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身的独特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在具体的研究中需要注意进行具体而慎重的分析。
（1）要正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决定作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不能独立于经济社会环境条件之外独立发展的。
（2）要明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促进和推动。
2.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作用是一个中性词汇，既包括积极作用也包括消极的负面作用。正如王永杰（2007）总结的那样，“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并不全然对社会具有积极作用，有时候它对社会也有消极影响，甚至还会发生‘开历史倒车’的现象……”。本文主要探讨间接的或者说是软性的，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间接作用。
首先，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市场主体的整体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高校通过具体的人文科学课程和社会科学课程设置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社会实践，将这些知识转化成个人的内在品质，带动社会经济活动的其他参与者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当高校学生迈入社会成为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时，就会自觉遵守所在行业的职业道德，这也会影响到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个人，这样就能直接促进高素质市场主体的培育，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有助于改进政府管理理念，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管理能力。重视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向政府部门输送更多高素质综合性的社会管理人才，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意识和监督能力。以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例，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中，政府习惯了用“运动式”管理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熏陶，政府管理者可以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进理念运用到具体的社会管理工作中，增强管理社会责任感和依法行政意识，减少违背情理法理的执法行为的发生。
再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可以优化制度目标设计，节约制度变迁的成本。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优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节约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成本的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知识储备的增加，有利于节约寻找和设计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实际的政治体制的成本。第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增进有助于减低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利益摩擦。它可以从两个方面减低这种阻力，一是通过寻找一种利益摩擦较小的体制创新方案；二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认识方式，进而改变既得利益者的主观认识和感受。第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有助于消除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观念障碍。要消除这些旧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就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使人们接受新的非正式制度，这样经过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后，新的政治体制就会最终确立起来。
关键词：地方理工科高校;研究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高校研究生规模日益扩大，其培养质量日趋成为高等教育的焦点问题。研究生的专业认同直接影响其在校期间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专业学习投入行为，进而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因此，近年来，研究生专业认同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当前相关研究中，针对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众所周知，提高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对于地方理工科高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但可以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而且还能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推动地方理工科高校的科学健康发展。有鉴于此，调查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水平现状，探寻其专业认同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对于提高其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方法
1.问卷编制
为了解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现状，探寻专业认同影响因素，本研究围绕研究生专业认同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设计了“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调查问卷”。以专业认同现状、影响因素、改进措施等问题为主要切入点进行调查，其中专业认同现状调查题包含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和专业行为三个维度，该部分题目均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其专业认同水平越高，反之，得分越低说明其专业认同水平越低。
2.信度和效度分析
一是信度检验。“信度是指测量工具在测量它所测量的对象中的一致性。”[1]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法和分半法来鉴别问卷的信度，由表一可以看出，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和分半系数均在 0.57 以上，说明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作为测量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的工具是稳定可信的。
二是效度检验。效度“即一种测量手段达到测量目的的程度”，[2]可分为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初稿是经过大量查阅、梳理前人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访谈调查结果编制而成的。在问卷初步编制完成后，交由相关领域研究学者审阅，并在其指导下对问卷进行修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从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问卷良好的内容效度。此外，为保证较好的结构效度，各个因素之间应当呈中度相关。本研究专业认同各维度间及各维度与专业认同总分的相关系数如表二所示。可以看出，专业认同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在 0.249～0.622之间，呈低度和中度相关，说明问卷中专业认同各维度之间有一定的独立性。各维度与专业认同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556～0.883 之间，达到了中度和高度相关，说明问卷中专业认同的各个维度较好地反映了问卷所要测试的内容，问卷结构比较合理，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3.研究对象及问卷发放情况
本调查以G大学（地方理工科高校）为样本，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向人文社会学科相关专业研究生发放问卷160份，向理工科相关专业研究生发放问卷80份，共计240份。回收238份，有效问卷234份，有效回收率为97.5%。问卷调查所得数据采用SPSS18.0处理。样本分布情况如表三所示。
分析与结论
1.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水平低于理工科研究生
为说明地方理工科高校中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与理工科研究生专业认同水平的差异，本研究进行了分类比较分析。按专业进行分类，齐性检验sig值为0.953，证明两组之间同质，可进行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P值为0.020（P
为了更直观地显示不同专业研究生在专业认同总体及各个维度上的分布情况，按照数据分布将专业认同水平分为低、中、高三组。其中得分小于等于3分为低水平组，得分在3分～ 4分之间为中水平组，得分大于4分为高水平组。数据显示：不管是专业认同总体水平还是专业认同各个维度上，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在中低水平组的比例均高于理工科研究生，而在高水平组中，其比例低于理工科研究生，进一步说明了在地方理工科高校中，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水平比理工科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水平低。
2.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一是跨专业考生多，获得学历证明和缓解就业压力为主要读研动机。由统计数据可知，理工科研究生跨专业学生比例为25%，而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中跨专业学生比例高达53%，远远高于理工科。将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按照跨专业与否分成两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所得P值为0.033，说明两组之间专业认同水平差异显著（P
从攻读研究生和专业选择的动机方面看，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的专业认同问题较为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很多研究生在所学专业的选择上并非完全出于自身兴趣爱好，更多的是基于缓解就业压力等目的而作出的选择。这部分研究生更看重的是硕士研究生的学历证明，而不是所学专业。另外，与理工科专业相比，人文社会学科对报考者的专业背景要求相对较低，较容易考取，地方理工科高校中的人文社会学科因一般并非本校重点专业，竞争压力较师范院校或一些人文社会学科实力较强的综合性院校更小，也是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中跨专业考生较多且就读前对该专业了解程度低的原因之一。
二是对专业建设水平满意度一般，导师因素对研究生专业认同影响较大。将专业建设水平相关题目的选项按从低到高的顺序，分别赋值2分～ 5分，理论中值为3.5分。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对其所在专业建设水平评分的均值仅为3.56分，略高于理论中值，表明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对其所在专业的建设水平满意度一般，相关专业在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和教育教学及科研条件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将专业建设水平与专业认同水平做相关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P在0.01水平上的相关，说明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即如果研究生所在专业建设水平较高，则会对其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促使其提高专业认同，增加专业投入行为;如果研究生所学专业建设水平较低，则可能对其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从而使其学习热情减退，专业认同感降低。可见，专业建设水平是影响研究生专业认同的因素之一。
同时，在调查中发现，导师因素对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水平影响较大。学生与导师的互动情况与学生专业认同之间为显著正相关，即学生与导师交流越频繁，参与导师课题并从中得到的指导越多，则其专业认同感越高。事实上，研究生导师的学术水平、对学生的关心程度、与学生的沟通交流都会对研究生的专业认同产生影响，导师的工作热情、其自身对专业的态度和对专业未来发展的信心等也均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另外，在研究生阶段，科研活动是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学生有较多的机会参加科研活动，并且能够在科研活动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得到导师的认同，则会增强研究生学习和探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专业认同感也会随之提高。对比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与理工科研究生参与导师课题并从中得到指导的情况可见，理工科研究生参与导师课题并从中得到收获的比例高达87%，而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仅为70%，说明相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理工科研究生参与导师课题更多，并从中得到了导师更多的指导，从而使其专业认同感也得到了提升。
三是校方对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有待提高。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专业在学校中的地位、受重视程度以及校方对该专业的支持行为与研究生专业认同水平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性（在0.01水平上），且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与理工科研究生两组间，在上述三个因素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从学校对专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总体水平（上述三个因素的平均值）上看，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水平与学校支持该专业发展的力度呈显著正相关。学校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支持水平均值为3.11分，低于理工科的均值3.88分，表明地方理工科高校对人文社会学科相关专业发展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于专业发展的支持水平不高，人文社会学科在地方理工科高校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这些因素也直接影响了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水平。情况严重可能会使研究生出现边缘化的倾向，对自我产生怀疑，自我效能感降低，对专业的认同感自然也随之降低。可见，在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问题上，学校环境因素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四是社会环境影响主要体现于该专业在国内同类专业中所处的水平和就业前景两个方面。将社会环境因素与专业认同水平做相关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可见，社会环境因素也是影响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而言，如果社会对该专业的评价较为积极正面，专业就业前景较好，则在校研究生也会受到鼓励，更积极主动地学习，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专业学习和相关实践上;如果社会对该专业的评价较为消极负面，专业就业前景堪忧，则会对在校研究生产生一些负面的心理影响，使其专业认同感降低，甚至厌弃自己的专业。从问卷所得数据来看，地方理工科高校中理工科相关专业发展在国内同类专业中处于中等以上水平的占52%，而人文社会学科相关专业仅为20%，远远低于理工科，表明地方理工科高校中人文社会学科相关专业在国内同类专业中排名较靠后，社会认可度较低。就业前景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中，认为其所在专业就业前景比较好的仅为17%，而理工科则高达55%，差距很大，表明地方理工科高校中人文社会学科相关专业的就业前景堪忧，社会认可水平低。
提升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提高研究生专业认同水平是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基于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度不高的现状，通过调查分析该群体专业认同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可操作性的建议，对于研究生个体的未来发展和地方理工科高校提高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1.完善课程结构，明确专业定位
针对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中跨专业学生较多的情况，在其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上，首先应确保开设能涵盖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必修课程，以保证该专业研究生全面学习专业基础知识，为后续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其次，合理完善选修课程结构，让研究生可以在全面掌握专业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选择感兴趣的方向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引导学生关注专业发展前沿动态，使学生全面加深对所学专业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其学习和探索行为的产生，提高专业认同感。同时，研究生导师可以通过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方向，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进行探索和研究，并及时给予学生指导。另外，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明确专业定位，让学生清楚地了解专业定位和未来职业前景，也有助于学生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和未来职业规划，从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意识地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提高专业认同。
2.扩大专业宣传，营造良好环境
环境是影响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专业认同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从社会环境方面考虑，目前社会上对于地方理工科高校中人文社会学科现状和发展的了解程度较低，对相关专业的认可程度有待提高。基于此，人文社会学科相关专业可采取扩大宣传的措施，及时通过各种渠道专业建设的信息，使社会对该专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可以给考生提供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盲目报考、错选专业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对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作出客观的评价，并给予更多的支持，从而对相关专业研究生的专业认同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从学校环境考虑，虽然地方理工科高校中理工科是强势专业，具有更深厚的历史积淀，但培养高质量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人才对于高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向综合性院校发展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校方可有意识地提高对人文社会学科各专业的重视程度，鼓励其快速发展，在各方面为其发展提供条件。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尤其是学校人文环境，对人文社会学科的进步和发展作出及时、正面的评价，是激励人文社会学科相关专业研究生努力学习、研究，提高其专业认同的有效途径。从研究生个体而言，也应多关注外界对自身所学专业的评价，客观看待各种评价，并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以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认同水平。
3.加强专业建设，紧密师生交流
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人才，促进人文社会学科相关专业的快速发展，获得积极正面的社会评价，得到社会和校内其他专业的认可，加强专业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是重中之重，专业实力水平是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从学校方面而言，学校应鼓励人文社会学科相关专业开展各种科研和实践活动，并在各方面予以支持和帮助，注重师资的引进。学校的支持是人文社会学科相关专业发展壮大的有力保障，也有利于其专业师生自我效能感的提升，避免边缘化倾向。从人文社会学科各专业教师方面而言，努力提高自身的科研实力，积极组织开展各种科研和教学实践活动，对专业研究抱有热情，也会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和参与科研活动的热情，增加学生的专业投入行为，使其产生专业归属感。另外，师生间良好的沟通能够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专业研究内容和进程。导师在了解学生学习和研究兴趣的基础上，给予学生适量的科研任务，在指导过程中逐步培养研究生对专业的兴趣和研究能力，也是提高研究生专业认同的有效途径。从学生层面来讲，积极与导师沟通，主动参加教学和专业科研活动，也可以在所学专业的建设方面发挥出自己的价值，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提升自我效能感，提高自身专业认同水平。
4.丰富实践活动，锻炼专业能力
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而言，理论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实践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环境背景下，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和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理论结合实践，在全面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才能做到真正的学以致用，实现自身价值。另外，参与专业实践活动也能帮助学生了解自身学习的不足，在学习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明确专业定位，有利于促使学生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学习规划和未来职业规划，进而提高学习热情和专业学习投入行为，促进专业认同感的提升。因此，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专业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不论对提高地方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相关专业实力水平，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还是对提高相关专业研究生的专业认同，进而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2013年度规划项目“首都高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13JYB008）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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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6、佛教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反思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澂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影响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学界关于佛教研究方法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历史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文献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目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理论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规律之外，它还要面对时代的现实问题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自然·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理学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中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数十个省级重点学科;有3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已经或正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哲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原理等多个学科已建成为特色学科。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五、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期刊建设成绩喜人。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关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二是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三是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和方法；四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责任和使命。
一、关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与会者认为，当今世界，西方的学术话语尤其是美国的话语霸权仍然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占居着主导地位。美国话语霸权的形成主要源自于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地位的形成。美国构建其话语霸权的经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构建了高度自觉的话语主体，形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二是美国具有高质量的话语内容。三是美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高效的话语平台。四是美国还拥有众多的高等研究机构与智库和高层次的研究人才。总体来说，与会者一致认为，西方话语体系在当代世界话语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并引领全球话语的潮流，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
二、关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与会者认为，由于西方话语长期主导国际话语权，而中国构建现代话语体系又时日尚浅，导致我们在话语体系构建中面临着逻辑上的悖论：进行自我表达，就太中国化；采用西式表达，又太他者化。这样的悖论导致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存在诸多困境：一是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存在着“话语逆差”，这是与会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但是，量多不能改变质低的状况。从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来看，其主流话语西方色彩浓厚，有的文章甚至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以西方思维方式为导向、以解决西方所遇到的问题为指向，不接中国地气，而中国原创性和本土性的研究严重缺失，这样的话语体系无法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是难以准确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从学术意义上来看，中国成为了西方学术的跑马场和殖民地，这种殖民化给中国学术带来了很大的误区，即无法用西方理论研究的方法和范式来解释中国飞速发展的现实。二是设置研究议题的能力不足。在理论上我们扮演着西方国家理论的追随者的角色，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处于劣势。在学术评价上有的搞权力学术，没有多少真知灼见，拿一些领导批示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三是中国学术话语的传播力不足。我们的学术智力供给不足，我们不能在国际层面上解释自己，就意味着被西方学术解释。
三、关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和方法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提升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前提，与会者对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和方法提出了如下观点：
其一，形成话语主体。要进一步增强中国学术界的主体意识，逐步彰显作风、中国气派与中国视角。学术话语要坚持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以自信作为学术研究基点。其二，搭建话语平台。要借助公众媒介、国际会议、对外交流、官方互访、议会交流等方式实现国际国内的交流和互动。其三，注重话语创新。要以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为基础，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要立足时代前沿，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回答时代课题，强化问题意识。特别要善于从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问题，不能把西方学术界的东西全盘照搬过来，没有我们自己的学术思考。其四，讲述中国故事。需要创新有助于增强中国话语传播效果的表达方式，挖掘新的研究支点，解读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与国际秩序和外交实践。
四、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责任和使命 与会者认为，在当前国际文化与学术交流日趋频繁的大背景下，必须加快学术期刊的建设，解决学术期刊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争取办出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期刊，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中争取话语权并掌握主动权提供坚实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