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亟需文化学反思
一般说来，文化学反思即从文化学视角的研究，而研究视角是指研究者研究研究对象时依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研究者的研究目的的需要所持有的一种总的研究方法。关于文化学视角，一般认为是用文化学的范式、基本原理、范畴作为分析研究对象的工具。[1]笔者认为，文化概念的理解本身就蕴涵着一种根本的认识方法或研究方法，而文化学视角的研究即这种根本的认识方法或研究方法的高度概括，理应属于研究的方法论的范畴，其基本要求是将研究对象的文化属性、文化类属、文化增生、文化创生、文化碰撞与交融等方面的问题统统纳入研究视野并依据对文化的理解来认识或研究研究对象的一种总的方法。文化学反思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属范畴的文化属性或准文化属性进行说明。这样的说明并非可有可无的，因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的一定的条件和范围。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文化学反思已被广泛用作理解与解决人类社会领域内许多现象与问题的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手段。在本来意义上，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属于典型的人类文化活动范畴，其主体的一切活动无不受其文化理念的影响，其教育内容也无不打上文化理念的烙印。从文化学视角对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进行透析有利于揭示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文化蕴涵，并找出解决其相关问题的文化策略与文化手段。
二、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文化学反思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文化自觉性渐趋弱化以至于几近丧失，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至今未能真正从成人学历补偿教育中走出来
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性质对于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科学定位与制定合适的培养目标、充分发挥其功能、保障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在正确方向上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但是，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生活着的多数人，甚至包括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中的多数人对此问题的理解并不到位甚至极其偏颇。迄今为止，将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看作学历教育的一种类型的认识仍然占居主流和主导地位，认为成人高等继续教育是由电大、夜大、函大、职大和自学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五大”)所实施的面向成人的高等学历教育。显然，无论从“应然”来看，还是从“实然”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和不符合实际的。这种观点对于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来说都是十分有害的。
随着1998年教育部把原成人教育司与职业教育司合并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绝大多数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也相继仿效实施了这种合并。事实上，这种机构调整是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的，因为成人教育的实施机构主体与受教育主体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都与职业教育的实施机构主体与受教育主体有着诸多的同一或交叉关系，合并后的机构更有利于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国家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成人教育的忽视。近年来，党和国家颁发的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文件都将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成人教育“要本着学用结合、按需施教和注重实效的原则，把大力开展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作为重点，重视从业人员的知识更新”。1998年12月，教育部颁发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初中级人才。”2004年2月教育部颁发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大力发展多样性的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其上一级标题即“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工程”。2005年3月5日，温家宝同志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职业教育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注重提高质量。”在部署2005年工作时指出，“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发展各类职业教育。”事实证明，党和国家高层决策层已把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看作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应更多地把力量放在职成人的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上。因此，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应该尽早从成人学历补偿教育中走出来，全面实施多样化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或培训，充分发挥成人高等教育主体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开拓更为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二)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主动开拓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自觉性严重缺乏
早在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按照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理论，我国已基本实现了由“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变。至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l%，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已居世界的首位，其中，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人数达435万人，约占20%。显然，中国成人高等教育对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面临着愈来愈多的困难与挑战，主要是生源的异化和匮乏问题。由于没有真正从学历补偿教育的误区中走出来，所以，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在解决生源异化和匮乏问题方面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有效的解决途径。
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主体更由于缺乏自主性和主体性，长期依赖于中央政府给政策的惯性思维，面对种种早已降临的成熟的发展机遇，时常是未能觉察，即使觉察也难以有行动，充分暴露出中国成人高等教育主体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养成的思维惰性。比如，至今仍未能为适应国家大力推进社区发展对高素质社区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而主动申报“社区成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终身教育与社区的关系愈益密切，终身教育的社区化逐渐凸显，表现出社区生活性的特征，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居民生活的需要，适应社区的发展，实现教育形式的灵活多样化，突出社区居民在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未来社区必将融正规与非正规或正式与非正式教育于一体，实现教育活动在时间、空间、设施、资源诸方面的有机融合，形成终身教育的支持和推动系统，满足学习化社会教育的终身性、开放性、整体性、连贯性、全民性、灵活性和生活性，使社区居民有可能获得终身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笔者曾在2008年撰文论证了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申报“社区成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理论依据、政策依据与实践基础，明确指出该专业学位申报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2]。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除了少数成人教育理论工作者明确表示支持并有意愿推动之外，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众多决策层主体和实施主体从来没有发出任何行动意愿的信号，更不要说有具体的实施行动计划与行动了。中国社区化的高水平发展乃是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的社区教育工作者作为社区工作的主力军。中国的社区发展实践急切呼唤与之相应的专业学位教育制度的出台。设立“社区成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国际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合乎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特色”未能形成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主要致力于甚至热衷于学历补偿教育，以致越来越远离了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持续性生源异化和匮乏。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否则，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生存与发展的困境。
所谓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地方特色”，是指一定区域内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状况与该区域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相适应的基本属性的一种综合性表征。这种基本属性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支持与宏观引导、社会公众与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成人高等继续教育机构的创造性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方产业性、文化性和区域性的特有属性。在促进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各成人高等继续教育机构主体应在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根据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发展过程中内部与外部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不断调适自身的定位与行为，从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调整其教学内容、办学模式、课程模式、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为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强有力的人才与技术支持。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地方特色”是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彼此适应的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中国的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的深化，主要面向社会公众的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也必然会走出“象牙塔”，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真正实现其服务社会公众、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的价值。
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完善的过程中，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对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会逐渐由潜性到显性、由片面到全面，最终实现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高度有机结合。在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地方特色”将表现得愈益明显。在我国现阶段，一些地方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已经由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向在职成人职业继续教育与培训的转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可以预测，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应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全方位进入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最终形成类似于美国的社区学院;另一方面，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与企业的有机联合。在此过程中，将形成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特色文化。
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服务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更应突出其实践性、应用性、职业性、技术性和技能性的特征。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是“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以应用性、职业性、技术性和技能性人才为其培养特色。继续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拓宽受教育者知识视野，“以保持他们知识结构的先进性，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技术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帮助他们消化、吸收先进科学技术、现代管理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大学后继续教育的内容应根据不同层次人员的知识基础和实际需要，注重实用性、针对性和先进性”。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应在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中国特色”，今天看来，这种“中国特色”还处于形成过程之中。
三、积极培育有中国特色的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文化学策略
(一)组织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科学研究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或科学研究共同体)是指遵守同一科学规范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群体，在同一科学规范的约束与自我认同下，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掌握大体相同的文献并接受大体相同的理论，有着共同的探索目标。科学共同体的任务是建立和发展科学家之间那种为获取可靠知识所必须的最佳关系。科学共同体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可以按照国籍、地区来划分，可以按照学科来划分，也可以其他标准来划分。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科学研究共同体是由具有坚实的理论研究素养、研究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有志于献身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事业的研究者所组成的研究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对于培育有中国特色的成人高等继续教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二)注重提升富有中国特色的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的研究范式
在文化学研究视域中，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研究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研究范式是该共同体的研究理念与行动的核心文化内涵。该研究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即该共同体的核心文化，它是研究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稳定的并为该共同体所共有的研究理念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该共同体的范式主导着共同体的研究理念与行动，具有一般文化所具有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交融性、传承性、变异性和选择性。可以说，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共同体的研究范式是该研究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研究共同体的内在的本质的根据。
科学研究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对共同体成员的研究理念、研究结构和研究模式都具有巨大的形成作用。正如戴安娜·克兰所说：“文化被赋予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角色，它塑造了特定社会群体的身份，作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冲突的主要场所而发挥作用。” 毋庸置疑，在上述意义上，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研究共同体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对该共同体成员具有强有力的文化自我约束力和自我认同作用的组织文化。
(三)加强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与现代产业体系的联系
中国成人高等继续教育要走出低谷、步入健康的和可持续的发展之路须臾也离不开中国高等继续教育的文化创新。综观中外一切重大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模式创新;等等)，可以发现：一切创新均可以由“文化创新”来催生。
[关键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
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这标志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以下简称“自学考试制度”)正式诞生。自学考试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适合我国国情，一经产生，便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自学考试制度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社会化开放高等教育，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然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自学考试制度还存在许多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而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本身还不成熟、不完善，其今后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试论述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内涵剖析
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指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与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对此，本文认为，“自学考试”(又称为自考)不是专指自学考试系统中的国家考试工作，而是指包括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在内的自学考试的全部活动。如果把自学考试看作是一个实体，围绕着自学考试活动，包括一定的实施机构、人员和制度，这样，自学考试教育就和其它的教育组织一样，是一个社会组织。
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近二十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其中不乏自学考试的功劳。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其独特的形式吸引了一大批学子，同时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
高等教育相比，自学考试具有开放性、灵活性、经济性等特点，使那些不能进入高等学校的人们，同样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自学考试吸引了社会公民广泛参与，经过25年的发展，自学考试制度己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社会化开放教育。截至到2005年底，自学经过25年的发展，自学考试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累计报名考生4300多万，毕业生累计达625万人；自学考试全国开考的专业有600多个，开考课程2000多门，涵盖了理、工、农、医、教育、政法、管理、语言等普通高校开设的所有学科；除台湾、澳门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均己设立了自学考试考点。自学考试如此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此外，自学考试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自学者的学习成就由国家统一考试认可，通过自学考试获得的学历证书社会认可度高。
2、节约了高等教育经费
高等教育是一项高投入的事业，在大众化进程中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经费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自学考试制度以其制度优势，充分整合了社会资源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自学考试制度调动了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积极性，参与到助学活动中来，同时吸引社会力量办学，带动民办高校的发展。自学考试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支持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十五”期间，国内著名教育经济学家靳希斌承担了一个自学考试制度效益分析的课题，课题研究报告指出：“从经济投入看，对自学考试学生的培养，国家公共教育投资仅占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的5%。以北京为例，一个普通高等院校培养一个学生，国家要投入10000多元，而自考生每人每年只有200多元，还不足5%。按此计算，25年来自学考试培养了625万多毕业生，已经为国家节省了公共教育投资1000多个亿”。
3、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自学考试制度优化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突出表现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经费来源、教育形式、课程标准等方面的多样化。如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得益于自学考试制度的发展。自学考试制度创立以后，由于自学考试具有权威性，社会声誉良好，因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吸引力，带动一批自学考试辅导班形式的民办高中后教育培训机构迅速发展；同时，自学考试的低廉考试费用，也使个人分担了一定的教育成本。自学考试制度推动了高等教育经费由政府、社会、个人共同投入的格局的形成，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实现经费筹措渠道的多样化；再次，自学考试制度促进了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样化。自学考试制度“以考促学”的基本运行机制是自学考试作为一种教育活动的根本特征，确立了自学考试制度是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以考促学”这种教育形式充满了活力，学习者可以参加普通的面授助学班接受助学，也可以通过音像材料接受助学，还可以借助计算机和网络参加“网上助学”，学习者能够按照个人情况接受助学辅导，充分满足了学习者的个性化要求。
三、目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看到自学考试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学考试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1、以学历教育为主
高等教育自考创办的初衷是实施成人学历教育。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今天的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由于高校不断大规模扩招，招生年龄条件放宽，民办高校、成人高校增多，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人们有了选择的空间。与高校实施的学历教育相比，高教自考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在全社会都在积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化社会的大背景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仍局限于实施学历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面临生源减少、规模萎缩等严峻挑战。
2、“应试”教育倾向严重
由于高教自考是以自学为主的一种国家考试教育，国家考试在自考中处于核心地位。基于大规模考试运作因素的考虑，每个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经过精简，多则13、14门，少则10门，比同专业、同层次的其他教育形式要少6——8门课程。另一方面，由于深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教自考的实践性课程比较缺乏，实践环节一直很薄弱，还不能与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步运行，对实践能力的考核也存在着纸上写实验、背实验的现象。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围绕考试这一“指挥棒”转的现象。
3、缺乏制度优势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系统所依托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师资、设施及其它教育资源，将因高等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产业化运行机制的逐步形成和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而出现短缺或配置上的困难。其他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将进一步突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供给滞后，从而影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的持续稳定发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制度的供给滞后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缺乏特色；适合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教学特点和学生学习过程中认识规律的课程教材体制并未完全建立；有效地为学生提供自学和助学服务的体制，包括与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教材要求配套的相对稳定的技术培训、教学实践、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的机构和基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规范尚很不健全，造成自学考试有关专业教学实验、实践环节较为薄弱；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一教育产业的消费者—学员为中心的、周到而便捷的服务体制尚不完善；国家考试的方法单一、手段落后；缺乏对自学考试向薄弱地区广大农村发展的制度优势等等。
四、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面临的挑战
在发现自学考试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其目前面临的挑战。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在连续几年的扩招的基础上，招生规模大幅上升；成人高校、电视大学、网络学院、民办大学等多种教育形式发展迅速；同时，境外教育机构不断介入国内教育市场，出国留学持续升温，等等。新的形势使自学考试事业在发展中面临着新的挑战。
1、生源问题
由于高校扩招，原来20%-35%的自学考试生源不再需要通过自学考试来获得学历文凭，另外几种高等教育形式也与自学考试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众多的教育渠道形成了生源重新分流的格局。就全国近几年的情况而言，参加自学考试学历教育的人数在全国范围内呈现下降趋势。例如，2007年自学考试学历教育的报考人次数比2006年减少了370多万人次。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自学考试中来是自学考试事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2、生源结构问题
一直以来，自学考试以专科学历教育为主，随着新高职的发展，专科层次毕业生大量增加，本科教育需求相对不足，大量的专科层次毕业生参加自学考试来接受继续本科教育。部分本科生、特别是有些研究生为适应工作需求，也参加到自学考试队伍中来。据统计，2005年，自学考试考生中具有专科和专科以上学历的达到55%，江苏省就有几千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考生参加自学考试，全国参加自学考试的研究生超过10000名。天津市2006年4月份举行的自学考试中也有803名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员报考。生源结构的变化及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对自学考试事业发展提出了挑战。
五、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前景中的三个创新
在正确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后，让我们来正确地分析一下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发展前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要求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中央也提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同时，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岗位适应性成为劳动者面临的新问题。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转岗需求，为自学考试事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观念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的基础
对于自学考试而言，理念创新，就是指自学考试要按照新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按照社会的需求和应考者的正当意愿，对考试功能、考试内容、考试过程及方法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看法进行及时更新和转变。
第一、树立品牌观念。自学考试要面向学习化社会，树立品牌，要根据当前市场经济的需求，有必要把企业经营的战略思想和方法纳入到自学考试的运作管理上，要牢固树立竞争意识。一是要充分发挥自学考试自身固有的优势和特色。自学考试的灵活性、多样性、调整快、效益高、针对性强都是自学考试的固有优势，也是它的特色。发扬这些优势和特点，不仅可以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满足不同类型人员的需要，而且还可以解决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当今教育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没有特色的东西必将被淘汰，在开拓自学考试新领域、发展新专业等时一定要扬长避短。要根据自学考试的特点和优势，一些学术性很强的和实践性要求很高的专业，若缺乏必要的教学条件，就不要开设，如临床医学专业等。
第二、树立开放的教育观念。自学考试要发展成为终身教育的一个最大的教育考试平台。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就业岗位的频繁变动，各类继续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生产、工作技能过时成了普遍现象；随着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使人们更加注重提高生活质量，学习的愿望和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自学考试一是要发扬原先门类齐全、多样和灵活的优势，大力发展学历教育，但同时也要充分利用自学考试的开放性，利用国家考试的权威性，大力发展非学历证书考试，满足社会和人民的实际需求。
2、技术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的手段
技术是自学考试中的“软件”。为了适应学习化社会的要求，自学考试的技术创新也是其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具体而言，要加强对社会助学组织的指导、监督和服务，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调动高等学校、行业培训机构等各类教育组织参与助学的积极性。依托民办教育机构、职业院校等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教育资源，建立一批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形成自学考试学习服务联盟，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学习指导和实习训练基地，提高学习成功率。在符合条件的学习服务中心开展终结性考试和形成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试点。加强教材建设，建设符合自学考试教育规律的现代化、立体化教材体系。注重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手段，搭建覆盖全国的网络助学平台，建立自学考试“虚拟校园”，提供网络课件、远程答疑、网络讲座、电子图书等远程学习支持，为考生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的考生提供学习服务。
3、制度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的保障
制度建设是影响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新形势下，自学考试事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制度创新是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第一、明确自学考试制度的发展目标。目标使事物被理解，制度使事物可操作，目标和制度的意义统一于目标的实现。自学考试制度创新应首先明确制度的发展目标。《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完善自学考试制度，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的教育网络，为适应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需求开辟更为广阔的途径，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决定》明确了自学考试制度在构建我国终身学习体系中的作用，是指引新形势下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纲领。自学考试制度的发展目标应由“补偿”、“补充”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面向农村、等教育面向职业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实施结构调整；搭建继续教育平台，搭建高“立交桥”，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为公民提供充足的教育机会和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二、创设有利于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凡是与自学考试制度相关联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都可看作是自学考试的制度环境。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都有与自学考试制度相关的法律条文，在这方面可以说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当下急需的是，需要有一部《终身教育法》或《终身学习法》，还需要有一部经过修订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条例》。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持“大教育观”来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把自学考试制度纳入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体系，把自学考试制度的建设、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此外，教育行政部门要克服传统的观念，克服用“正规”、“非正规”的标准来区分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要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创设有利于自考生发展、有利于自学考试制度发展的环境，这也正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需求的。
第三、优化自学考试制度的组织结构。对于以社会性、开放性为主要特点，以“以考促学”为基本运行机制的自学考试来说，传统的教育组织结构方式不能适应事业的特点和发展，必须把社会中与自学考试事业利益相关的主要团体如行政组织、学术组织、服务组织、学习者组织、评估组织等都吸纳到统一组织中来。自学考试制度要建立和完善“自学考试专业建设委员会”、“自学考试教材建设委员会”、“自学考试教学督导委员会”、“自学考试文化建设委员会”、“主考校工作联席会”、“自学考试战略发展咨询委员会”等，建立考试研究单位，加强自学考试制度研究，保证自学考试科学健康发展。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自学考试活动中来，并处理好相互的关系，树立共生观念，消除种种隔阂。充分发挥行政、学术、市场、社会等各自的作用，使分散的力量合成为整体的力量。
总之，对于自学考试所存在的问题，要有效地克服，就必须对自学考试组织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学考试具有竞争力的特色，才能为自学考试的发展争取到更大的空间，使自学考试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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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济增长作用的研究使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教育对现代生产作用的程度，是衡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推动了现代教育的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是在完成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专业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高等教育经费是特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多少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发展教育事业的关键。因此，扩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拓展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渠道，就成为当今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国外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比较
美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是一直备受关注的，也是我们一直需要分析借鉴的对象。美国是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也是是美国一直在世界的前端的理由。90年各国大力开展教育事业，教育国之本，第一名美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58 033亿美元;第二名日本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30 522亿美元;第十名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3 878亿美元。2000年全世界GDP的排名第一名美国98 247亿美元;第二名日本47 661亿美元;第六名中国10 808亿美元;2012年全世界GDP排名情况第一名美国：15.83万亿美元，实际增长率为2.2%;第二名中国：8.3万亿美元，实际增长率为7.8%;第三名日本：5.3万亿美元，实际增长率为1.7%。
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主要包括：(1)学杂费。近几年学杂费都有大幅度的上升，美国的学杂费主要包括公立学杂费和私立学杂费。具体是指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2)政府。美国高等教育政府投入来自于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在近十年美国联邦政府对于教育投入有大幅度的削减。在1996年联邦政府投入占教育经费投入的14.4%在2000年下降到13.8%。在1996年联邦政府投入占教育经费投入的14.4%在1999年下降到13.8%。在1996年州政府投入占教育经费投入的2.1%在2000年下降到1.9%。在1996年地方政府投入占教育经费投入的0.6%在2000年上升到0.7%。(3)捐赠收入。捐赠收入是美国高等教育经费重要的来源。(4)销售和服务收入。主要包括教育活动收入，医院收入和铺助企业收入三部分。在美国，利用学校自身的有事，开展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不仅能为企业培养大批量的人才，也解决了学生实习等问题。美国大力开展实验室，促进了技术人员和知识人员的结合，也为学校提供了学习的素材[1]。
三、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现状分析
(一)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构成
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内教育经费和预算外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学费和学杂费，其他教育经费[2]。
1991—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情况：在1991年合计7 315 028万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617 286万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4 597 308万元，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628 209万元，学费和学杂费323 475万元，其他教育经费185 056万元。在1995年合计1 877 950万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14 115 233万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10 283 930万元，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203 671万元，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 628 414万元，学费和学杂费2 012 422万元，其他教育经费819 759万元。在1998年合计29 490 592万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20 324 526万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15 655 917万元，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480 314万元，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 418 537万元，学费和学杂费3 697 474万元，其他教育经费3 569 741万元。在2000年合计38 490 805万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25 626 055万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2 856 792万元，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848 537万元，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 139 556万元，学费和学杂费5 948 304万元，其他教育经费49 183 512万元;在2006年合计98 153 086万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63 483 647万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57 956 138万元，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5 490 583万元，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899 077万元，学费和学杂费15 523 301万元，其他教育经费12 756 477万元;在2010年合计195 618 470万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146 700 669万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134 895 628万元，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1 054 253万元，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 078 839万元，学费和学杂费30 155 593万元，其他教育经费16 629 115万元。
(二)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分析
中国近二十年教育经费的来源发生一些变化，出现以下几个特点：
从整个表的分析来看财政性支出所占比例在2010年前一直保持着递减的趋势，在2009年中国大力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比重也在增加。财政性支出还在整个教育经费里面起到重要位置。在1990年财政性支出所占教育经费比例是84.46%，在2005年下降为64.68%，在2009出现了上升趋势，上升为74.99%[3]。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在整个教育经费的比重越来越重，在逐年地上升，从1990年0上升到2009的 1 054 254万元。
学费和学杂费的上升也是在减轻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压力，在减轻政府的压力。学杂费的上升让学校可以有自己可以支配的资金帮助建设本学校的教育事业。在2009年学费和学杂费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这也说明了2009年中国受教育人数的上升，学校数量的上升，高等教育学校的上升。
(三)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存在的问题
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靠政府的拨款没有自主来源，这是限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政府投入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费在上升，但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2000年和2006出现了下滑，在2010年出现了上升，上升的速度也是十分缓慢的。在201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投入146 700 670万元，其中高等教育经费占29 653 206万元。同比2000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投入25 626 056万元，其中高等教育经费占5 637 055万元，十年外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增加了121 074 614万元，这个数目并不是小的数目，足够看出来十年间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于现在的高等教育市场。
中国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垄断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局面逐步被打破。特别是1985年，政府同于高校招收自费生后，学校自筹收入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政府拨款依然处于绝对重要的地位。这种状况的正在突破来自于高等教育持续扩张和1988年通货膨胀所导致的高等教育机制的财政危机。当时在许多学校，来自政府的拨款只能补偿2/3的运行开支，从其他来源寻求收入成为高校应对财政危机必不可少的方式，这成为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转折点[5]。
中国的财政性教育投入是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但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严重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在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2000)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然而由于缺乏种种细则在2013年这个目标才刚刚完成[6]。
四、启示
1.增加政府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的主要还是依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这个主导的地位不能更改，只有中央和地方的大力支持才能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2013年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 4%比重，4%并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的速度，中等国家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 5%左右。
2.增加捐赠收入。如何让慈善家们关注高校，关注高校的教育是首要任务。目前中国高校的捐赠来源于海外居多，9月25日，暨南大学百年校庆时，接受了来自港澳1 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捐赠。而美国大学之所以拥有如此高的捐赠数额，与其国民的公益意识是分不开的。
3.控制学费和学杂费的上升。随着高等学校扩招，大批的学子步入了高等学校，这样也大大提升了受教育的水平，但是近几年学费增加的速度比较快，已经达到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学费的增加已经超出居民的承受能力，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出现上学交不起学费的现象。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高等教育;意义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它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光辉灿烂，而且在当代也已经和正在受到亚洲乃至全世界日益众多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传统文化对于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文化、审美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视智慧、强调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素质的提高，在21世纪的人才培养中，应当认真地加以弘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等条件的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习惯和文化积淀。它既散见于经典文献、制度规章等程式化的客体形式之中，又存在子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主体形式之内，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这种文化积淀已深深地融进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新文化创造和发展之基点，当代大学生是21世纪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传承性，而要建设、创造和发展，首先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价值，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潜在的推动因素。当代大学生是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承担者，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他们的努力。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根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以传统文化为前提。只有把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赋现代化以民族特色，也只有这样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有活力的现代化。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保存传统最多的国家;即使在今天，日本的传统文化依然大量存在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所以，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现代化教育中，应当加人传统文化教育，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力度。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培养、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量化。而蕴含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民族历史愈悠久，传统文化愈丰富，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则越深邃，民族精神越强烈。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之主体。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这一辩证统一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诸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必须进行认真的整理、挖掘，用以武装当代大学生，从而重新树起民族文化的旗帜，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或者说是一种效益驰动的经济，与其它事物一样，它具有双重性: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平等观念和经济意识，但可能导致以拥有金钱、商品的多寡作为划分人们等级地位的标准和判断人们的价值尺度;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最高极限，也会导致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提高人们的自主意识，但一些人追求无限自由。产生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以企业甚至个人为经济运行主体，容易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劳动使相互服务意识增强，同时又使交换关系渗透到人际关系和权力结构之中。市场经济双重作用中的负效应，将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在教育大学生时赋予传统义利观以时代的内涵，则对于冰释滞存于大学生思想中的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会有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除了对大学生灌输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之外，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传统文化中的群众精神教育。千百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民族心理积淀:社会是一集合之整体，个体总是生活于群体之中，是民族、国家之一员，如果整体利益受侵害，则个体利益也难以保障，因此，个体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传统文化中这种社会成员服从群体、群体服从国家的集体精神，与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引发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在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继承、发扬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群体精神，通过分析与取舍，将群体精神注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之中，无疑会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点是强调“先义后利”、“义以为上”，认为在获取个人利益时，要看是否符合公正、公平和诚实原则。
二、寻找和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点.赋予它新的时代气息，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思想道德的规范
在大学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坎坷、动荡而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集体主义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孝敬父母、关爱兄弟是维护家庭整体;
“天下为公”是人类大同世界的最朴素想象，集体主义的具体内容因时代和社会的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就群体生活中个人需要顾及他人利益及大众利益这一点却是共同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精神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持久不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国家、杜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二者必须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大学生由于思想尚未成熟易走极端，崇尚绝对自由，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潜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教育大学生在继承传统文化整体精神时，应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而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一定要从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出发，上升到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
(二)发扬仁爱精神，加强热爱人民、尊师爱生教育。孔子把“仁”由西周时的“爱亲”扩展为“爱人”，由家族之爱推广为天下之爱，不但体现了由亲而疏的爱的变化而且包含着“泛爱众”的质的升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将心比心、以情交情、以诚求诚，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古今社会必然有种种差异，但以“仁爱”为总纲所提倡的礼让、保民、爱人、尊亲、团结、互助、谦虚、同情等，仍为年轻一代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现在一提“现代化”，人们往往就与竞争、紧张、高科技、高消费相联系，很少与“人情”挂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今天受益于现代文明，同时也受害于现代文明:一方面知识激增，科技发达;另一方面人口失控、战争不断;科技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现代化之进程，但同时却加深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经济的突飞猛进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却俗化了精神领域，淡化了人情关系。上述不良影响反映在大学生身上，集中表现为注重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甚至以金钱作为评判人生价值的标准，所以，我们应对大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仁爱”教育，使其热爱人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牢牢确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交际准则。
(三)倡导“重家庭”伦理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家庭观念教育。家庭是在原始社会氏族解体过程中产生，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至今仍存在和发展着的社会最基层组织。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家庭既是社会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社会婚姻的生活单位，它兼顾赔老扶幼、教育子女等众多的社会职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一直是伦理道德的核心。“齐家”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敬’，、“邻里和睦”等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在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西方不良文化观念也在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大学时期正是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时期，其思想品德可塑性很强，对事物的真假优劣辨别能力不够，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是当务之急。目前，有部分大学生对父母口出狂言，视为“保姆”，当作“包袱”，因此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重家庭”伦理道德，发扬中华民族特有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以及扶弱济贫、尊老爱幼这些传统美德，加强大学生品德修养，不仅能使千万个家庭和乐融融，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健康和谐，建设精神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主张慎言力行，发扬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言与行的关系间题上主张“懊言力行”。“慎言力行”这是古圣先贤务实品格的集中体现，这种品格对今天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是极为可贵的。年轻人富于理想，热情浪漫，年纪轻，阅历浅，往往誓言多于行动，好高，远，脱离实际。因此，教育大学生发扬务实精神，刻苦学习、精通学业、奋力拼搏、自强不息，这对他们将来建功立业，成长成才，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人类一切传统文化成果
传统文化既是人类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继续前进的基础，又是一个可以阻止人们前进的包袱。因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就必须强调对一切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和选择，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抛弃其保守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糟粕，吸取其为时代需要的精华，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学校中的传统文化教育要和大学生日常生活行为规范联系起来，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相联系。只有从具体的小事人手，才能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要尽量避免呆板、说教式的方式，避免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
创新不仅是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实践改革的期盼与诉求。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具有自身的特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所面临的新问题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仅要引进和借鉴外国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吸收人类优秀的教育文明成果,更要立足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然而,当下的高等教育理论似乎难以解答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碰到的许多问题,往往只能借助于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因此,如何从本土化的视角反思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引领高等教育实践走出困境和突出重围,既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话题。
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内涵为何
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不是一个原创性提法,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彰显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品质,蕴涵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深意。同时,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又与高等教育本土化密切关联,但高等教育本土化比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范围广,即前者包含着后者。当然,仅仅如此解说,还不足以辨明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本质内涵。因此,有必要先从“本土化”自身说起。项贤明博士认为:“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织部分的过程。凡本地原有的文化,无论是源于历史的民族传统文化,还是源于现实的活的本土文化,都不存在什么本土-化.的问题。西方的-知识.,即便-通过翻译而变为本国的.,也仍然是西方的-知识.。”[1]可见,项贤明博士眼里的“本土化”是一个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与其说它是非西方文化的复兴,倒不如说西方真正开始了对非西方文化的侵淫。质言之,本土化是单向的,是一种“由外到内”的文化殖民过程。事实上,本土化涉及的问题复杂而多元,高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不但包括研究主题的选择,而且包括理论架构、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与工具的确立。同时,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路径应该是双向的:一是“由外到内”的本土化,即国外的高等教育理论在本土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土高等教育理论构成的过程,其核心和焦点在于如何对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省,对应的是“外来化”或“进口化”。二是“由内到外”的本土化,即“在本土、由本土人、就本土的问题、以本土的方式”[2]自主创新高等教育理论的过程,本质上表征为研究对象之时空的本土化与研究主题的本土化,对应的是“全球化”或“国际化”。后一条线路的本土化原本不应该受到质疑,因为既然是在本土,那么由本土人、以本土方式研究本土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也有人认为源自本土的东西或研究本土的东西,不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在一定的语境下是有道理的,但若在全球化或国际化的语境中,立足于本土文化与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的研究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研究,其产生的理论也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理论。
二、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何以必要
高等教育属于文化的和社会的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社会往往不同,因而全球普遍通用、历世普遍有效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高等教育理论都不可能存在。假如果真存在这样的高等教育模式或高等教育理论,那么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必然是静态的和整齐划一的。很显然,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高等教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或多或少存在差异,因而不可能存在永恒的和万能的高等教育理论。照此逻辑推理,地缘性的高等教育理论由此地向彼地输出或引进,必然需要一个选择、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过程,即本土化的过程。如果缺失或忽视了这些环节,其结果恐怕是难以避免的高等教育理论依附化或殖民化。因为“一个社会的学术体系,若是无中生有地从外移植进来,这个学术体系的发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就会产生亦步亦趋的移植性格。倘若该社会的学术界深具批判反省与原创动力的话,则此移植性才可能逐渐消失。但是,倘若社会缺乏产生自发性批判和反省的动力,那么,这种移植性格势必会一直延续下去,严重的将腐蚀学术的原创活力,终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学术风格。”[3]作为社会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高等教育理论的“移植”无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反观国内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近代的高等教育理论是一种“舶来品”,其发展历程表征为一种“抄”、“仿”、“搬”、“学”的过程,最初抄袭日本,后来模仿法国,然后照搬美国,最后学习前苏联。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概念性”和“诠释性”的倾向,要么是古代高等教育思想的诠释,要么是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注解,要么是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搬运,高等教育理论界普遍存在言必称美国、西欧的现象,美国化、欧洲化严重。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学术先辈们在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做过大量的本土化处理工作,但不可否认移植的色彩是昭著的。特别在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今天,许多学者将西方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的圣地,把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看成是高等教育理论的圣经,潜意识地以为西方的就是先进的、科学的,引进和借鉴成了高等教育理论界的基本理念和惯用手法,甚至连讨论的高等教育热点问题也美国化和西欧化了。尽管我们也经常批判西方的学术霸权和教育霸权,但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所患的“失语症”,忘却了自己一直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对别人的理论囫囵吞枣、食而不化。怎样才能走出这种两难困境,根本的路径何在?我们的回答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实践,以新的理念与方法去研究和反思本土的高等教育困境,解决本土的高等教育问题与矛盾,完善甚至重构现有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同时将它推向世界,完成高等教育理论由内向外的本土化过程,而不仅仅满足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简单引进与借鉴。总而言之,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既不是一个源于“本土化情结”的简单口号,也不是高等教育理论固守本土的文化与传统的教育思想,而是基于高等教育理论要引领高等教育实践走出困境和突出重围的内在要求。
三、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路径何在
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问题既是一个如何引进与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继承与弘扬本国的教育传统以及立足于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进行创新的问题。历史与现实地看,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既离不开与国际高等教育界的互动,也离不开本国高等教育界本土化的探索。因此,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仅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教育文明成果,也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创新精神,还要立足于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质言之,有效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路径是一条基于国际视野的“双向本土化”路径,尤其是在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我们“要像技术精巧的花匠一样,把外来高等教育的奇花异草巧妙地嫁接到本土文化的树桩上,使其成为本土家园中生长出来的一枝新芽”[4]。
1.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可封闭保守,相反要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善于吸收世界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有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也有高等教育理论弱势国家,但无论是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还是高等教育理论弱势国家,都应该学会如何吸收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理论的合理内核,进而更便捷地实现本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诚然,引进与借鉴外国的高等教育理论,从中获取有益的养分,是一国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但它绝不是唯一的途径,更不是最好的途径。因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高等教育理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必然刻有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色彩,也印刻着特定的思维模式,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简单移植到其他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当我们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机械翻译和原版移植层面,要保持适当距离和谨慎态度,要有反省与批判意识,敢于怀疑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衍生的意识理路。况且,就算是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也并非所有的高等教育理论都是先进的,同样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理论输入国对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缺乏一种谨慎的和理性的鉴别与选择,一些业已证明欠科学甚至错误的高等教育理论,也可能被理论输入国再次选择,如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乃至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都经历过一个被动选择和模仿的过程,这种被动选择和模仿的痕迹至今依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高等教育的主体性和选择性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近乎完全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理论,选择的自主性严重缺失,模仿更是超越了常规意义上的模仿范畴。从2”世纪8”年代起,我国开始转而向美国学习,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改革中的许多做法均以美国为蓝本,但这种近乎模仿的学习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拥有不同的文化根基和教育传统,对美国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模仿或移植,只能产生“南橘北枳”的局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强势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建设过程。没有对英国和德国的大学组织体系和办学理念的吸取和借鉴,就不可能有今天美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与进步。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究竟如何处理,香港中文大学的杜祖贻教授对此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采用外来的学说,因为有着语言文化等不同的因素,所以本土的知识分子应全面了解一个理论的背景、本质、功能和限制,彻底探究一个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几项重要资料:(1)理论创建者的社会、文化与教育背景;(2)该理论的主要文献,包括原著及有关该理论的学术研究及评论;(3)该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的方式、过程及有关的环境因素;(4)理论创建者对他自己所建立的理论的评估(包括是否认为该理论具有普遍的功能与价值);(5)在建立的过程中,该理论有没有经过客观的检验?若有,其结果怎样?其后有没有做过重复试验?(6)该理论建立后,有没有被用来解释有关现象及解决问题?若有,其效果怎样?有没有旁证?(7)该理论应用于原产社会和应用于不同社会所得到的效果有何异同?如果有差别的话,能否查考出产生不同效果的原因?(8)理论创建者对该理论的应用方法有没有做过任何提示?有没有说过应用该理论时必须具备些什么条件才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5]与此相对照,我国高等教育界过去在对待一些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仓促的做法,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引进,就缺乏对该理论背景、本质、功能和限制条件等重要资料的准确把握,以致今天留下了不少原本可以避免的遗憾。
2.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离不开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需要走进高等教育现场,直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真实问题,从问题与矛盾的消解中获取创新的灵感。倘若某一高等教育理论根本不关注和直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真实问题,那么无论我们对它多么钟爱,也无论它以何种看似科学和严谨的逻辑、术语、方法和概念体系作为支撑,都属于诠释性的和概念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对鲜活的高等教育实践都将是苍白无力的。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因而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理应立足于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直面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特殊问题。否则,高等教育理论将因游离于高等教育实践之外,其价值和作用而大打折扣。从学理上讲,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都有其独有的制度性根基和教育传统,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绝不可直接照搬或简单移植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而应从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出发,创新高等教育理论。以私立高等教育为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始终把私立高等教育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不承认私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国家政策体系也很难为私立高等教育提供一个与公立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私立高等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提供了条件,但早期的私立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以捐资办学的形式出现的。今天,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已普遍以投资办学的形式出现,私立大学在性质上已发生裂变,尤其在西方国家以投资为主的私立大学逐步演变成营利性大学,而那些非营利性大学在性质上与公立大学越来越接近,同样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资助。我国虽没有对私立大学进行营利性大学与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分,但投资办学已成为私立高等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这种办学形式的转变再次使私立大学的合法性遭到质疑。从私立高等教育的地位看,国外的私立大学往往拥有国家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整个高等教育的龙头,占领着学术发展的制高点,统领着整个精英教育。而我国恰恰相反,公立大学垄断着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是整个高等教育的主体,统领着整个精英教育,私立大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仅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补充”。私立高等教育制度性根基与传统的不同,决定着主体不同的价值选择,同时也决定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难以简单模仿西方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
笔者在《理性捍卫大学：高等教育理论的责任》一文讨论高等教育理论与大学理性的关系中指出：大学经千百年的日臻完善和发展进化，从早期被动适应社会尤其是政治需要，经主动满足社会需要的阶段过渡，进入到了当今积极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变革需要的时期，已经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成熟的理性组织①。然而，大学的理性不仅源于高等教育本身是高度理性的社会活动这一内在规定性，而且源于人们对高等教育及大学活动及其规律的系统认识和把握。后者我们称之为高等教育研究获得的认识成果即高等教育理论，其价值在于建构大学的理性并指导大学按规律办学治校。然而，由于实施高等教育活动既是大学存在的手段更是大学存在的目的，高等教育活动与大学的这样一种彼此依存不能割裂的关系，则决定了高等教育事业亦不能离开高等教育理论的指导。其实，高等教育作为一项以人才培养和知识探索创新及其传播、应用以促进人类文明、服务社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事业，从其创生起就是人类社会高度理智的结果，而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作用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物。作为反映并标志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的理智产物，高等教育理应居于所处时代之思想前端，自觉担负着社会价值文化引领建构的使命。由此决定了在任何时代相对于其他社会活动，高等教育都是一项最成熟的事业，即高等教育是一项自觉接受理论指导并不断自我完善的事业。 正是高等教育活动的理性特征使以实施高等教育活动为目的的大学，必须自觉于探索及自律于遵循高等教育的规律办学治校，而这样一种对理论的高度自觉使大学区别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这无疑也是经典意义的大学自诞生以来，虽然历经千年沧海桑田、世事巨变，许许多多的组织生生灭灭已经不复存在的历史演进，但依旧能以同样的组织名称坚守同样的组织属性、担负同样的组织职能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基于上述立场，我们可以把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高等教育理论的关系作如下概括：一项事业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于她是否重视并自觉接受理论的指导，而高等教育事业已经成为高度成熟的制度化的一项社会事业，自觉于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指导是其必然；高等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复杂性，正是高等教育的复杂性使得探索和把握高等教育的规律尤为重要。高等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深刻认识高等教育及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以准确掌握高等教育活动及大学办学治校活动中的全部规律。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从“”重创后的满目疮痍，发展至今高等教育数量规模和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均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如果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的观点，把这30年划分为“以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为标志的大改革、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为标志的大发展、以注重本科教学质量为标志的大提高”三大阶段，不难看到，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每个阶段，高等教育理论对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均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其实也是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一种反映。 正因为高等教育理论对高等教育及大学发展如此重要，我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就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加以建设，并且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予以了世界罕见的重视以及人财物资源的投入。 亦是对高等教育发展有赖于高等教育理论指导的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担负起了组织、推动和引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以服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重任。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自1983年成立以来，就在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服务高等教育决策咨询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有目共睹的贡献。 而自2001年起每年一届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就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教授的组织推动下，旨在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实际，发动全国乃至海外学者以及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共同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现实问题，以致力于积极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变革，致力于积极推动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致力于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而举办的学术盛会。作为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的亲历者，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至少在以下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主题紧密结合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发展的实际，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对引领和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发展实践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如2001年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分析了21世纪初期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国际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形势和挑战，预测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2004年在广东珠海举办的“特色•个性•人才强国战略”论坛，研讨了高校如何办出特色、发展人才个性、优化教育结构、走人才强国之路等问题；2005年在上海举办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围绕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讨；2006年在天津举办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论坛，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不可代替的地位和作用，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及2007年在辽宁沈阳举办的“建设和谐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2008年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的“改革开放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2009年在浙江杭州举办的“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论坛，2011年将在重庆举办的“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论坛等，无不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其“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不仅敏感地、准确地把握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而且高瞻远瞩地抓住了近1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带有宏观性、全局性、超前性、战略性的重大难点和热点问题。尤其是，在周远清会长倡导和推动下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大研究课题提出并引起政府高层和高教界高度重视的“高等教育强国”的提出，带来了我国对高等教育价值认识和观念的一个飞跃。笔者坚信“高等教育强国”观念一旦全民化并转化为中央高层的决策意志，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春天将指日可待。因为，中国是最需要观念突破的国家。#p#分页标题#e# 2．“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不断强化高等教育组织及高等教育理论自身的责任意识，在倡导和推动高等教育理论自觉于高等教育规律的探索及大学组织自觉于遵循大学办学治校的规律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众所周知，大学作为担负实施高等教育使命和责任的组织，其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追求和传播真理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是最需要坚持理性的组织，高等教育理论作为理性的产物其意义亦在引导大学自我完善以按大学发展的规律办学、按人才成长的规律教学、按科学管理的规律治校。可以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成熟及引导大学遵循高等教育规律改革发展发挥了组织发动和思想引领的作用。 譬如，2002年在陕西杨凌举办的“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论坛，就“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关系、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实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途径和措施”等诸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从而在“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之教育理念上寻求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突破以改变人才培养质量不高问题，推动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的教育实践；2003年在北京举办的“加强教育科学研究促进高等教育创新”论坛，对“教育创新的意义、教育创新与加强教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的体制与政策创新、高等学校的办学创新、管理创新和发展、创新人才培养与人才培养创新”等诸多方面的讨论，使大学及其成员进一步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创新必须依赖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指导；尤其是2010年在江苏南京举办的“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论坛，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教育理念创新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关系深思熟虑后的一种高屋建瓴的把握。 笔者以为，就大学而言其内部办学治校的诸多积弊，其首要原因就在于大学理念的偏失和大学理性的背离。如果指导大学办学治校的思想不正确，欲期待其自觉按大学应有规律所作所为则不成可能。 回归大学理性的大学之治，首赖于大学理念的端正。将这个结论放大到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考察依然成立。教育思想是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如果高等教育需要改革、需要拯救，高等教育界存在的落后理念之痼疾必须先于革除，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若没有与之相吻合的教育理念创新，高等教育的现状就难以改变，更不要奢谈高等教育强国了。 3．“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作为我国云集海内外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教管理官员讨论高等教育问题的峰会，不仅已成为每年数百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热烈讨论高等教育热点、重点问题的高水平交流平台，而且为我国发现和培养高等教育理论后备人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为了巩固高等教育理论成果、保证高等教育理论界后继有人，自2003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每年一度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增设了博士生论坛，为高等教育青年理论工作者打开了一个学术交流、研讨学问的窗口，紧随其后又在2004年的论坛上评选表彰了首届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者及导师。 这不仅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高了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进一步激励了青年学者有志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使高等教育理论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中国理论发展经验时指出，“理论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是指导我们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 完全可以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组织团结全国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引领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理论发展以推动和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等方面，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而这就是我对“高等教育国际论坛”10年的最强烈的感悟。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方法论；逻辑起点；理论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2-0193-03
自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又译布鲁巴克、布鲁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中译版在中国发行以来，深受高等教育学界的推崇，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权威读本和争相研究的范本。布鲁贝克基于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写就《哲学》一书，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书中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对该书的基本认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比较突出，本文试图对该书的性质和方法进行简析，以及该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启示做出讨论。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来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成立，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高等院校、教师（教授）、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在这里，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见，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不是教育活动，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展开论述”，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连接着教师与学生，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蔡元培、胡适等；五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哲学》也不例外；三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对国内学者而言，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专著，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当时，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也就是说，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必须明确研究目的，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过于抽象，就是过于具体，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教授）、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在研究主体方面，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其间曾中断30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相关学会活动频繁，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对一些核心概念（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从根本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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