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是综合医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交叉学科，对于医学院校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1］；笔者在讲授《中国医学史》的过程中，运用汉、英两种语言，在教授医学史知识的同时，给学生们创造学习和使用英语的空间，培养他们使用英、汉双语思维并根据交际对象和工作环境的需要进行切换的能力，最终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树立跨文化意识。通过教学实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1双语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1.1培养学生双语思维能力
我们开展中国医学史双语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在更丰富的语言层面上扩大英语实践的时空，培养英语思维能力，同时使用汉、英两种语言进行思维，并能够根据工作环境和交际对象的不同进行语言转变；因而，笔者在课堂上运用英语、汉语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通过双语教与学，课下双语讨论、写文章，进行知识上的交流，使学生们在获得医学史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巩固了英语知识。
1.2激励学生
学好中国医学史，增强民族自信心，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树立跨文化意识中国医学史是研究中国医药学起源、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在历史的平台上科学地揭示出中国医学的发展轨迹和内在规律；是医学精神、医学思想的载体；是连接医学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纽带［2］。古往今来，一些杰出的中医学家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凝炼出博大精深的医学思想；众多医技高超之人以他们高尚的道德风范彪炳青史。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讲述前辈医家的光辉史实，如药王孙思邈、医圣张仲景、华佗、扁鹊等，并运用英语撰写评论；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中医药知识的勇气，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2教学的策略
2.1课堂设计重视学生的需要和兴趣
2001年召开的外语教学研讨会认为：EAP（EnglishforAcademicPurposes）教学能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提高他们学术方面的文化差异意识［3］。因此，在课堂设置上，笔者适当加大了EAP的内容，增强了听说能力的训练，为学生创造一个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
2.2帮助学生树立双语意识
注重双语思维的培养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文和英文的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有很大的不同，为了避免“中式英语”的出现，笔者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从听、说、读、写等方面培养学生运用外语思维、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以语言的应用能力为目标，使得学生能够掌握并应用英语。既强调医学史中的重点知识，又注重培养学生进行英语思维的能力和习惯，通过双语教学带来的医学史学习的趣味和英语语言文化带来的不同思维方式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2.3循序渐进地实施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的开展并不是在课堂上均衡地使用两种语言，而是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坚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让学生在逐渐积累中掌握使用英语学习医学史的方法。
首先，在教学中简单渗透医学史的英语专业术语，以中文为主讲解，必要时用英语解释医学史有的重要问题；比如讲述晋代王叔和的《脉经》时，在同学们对知识完全掌握的前提下，用英语解释“三部九候”。接着进入中英文并用阶段，加大了英语的使用程度，运用英语提问，鼓励学生用英语发言、做课堂笔记、完成作业等。最后，英文大量渗透到教学内容中，运用英语讲授大部分内容，培养学生形成英文的思维习惯。
2.4强调师生英语互动
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充分互动，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增强其自信心，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笔者在课堂上积极鼓励每一个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促使那些羞于开口的学生用英语回答问题；并根据各个章节的不同内容设计专题讨论，小组学习；开展群体课堂活动。如讲完金元四大家后安排同学们对其学术思想进行小组讨论。鼓励学生积极思考，用英语向老师提问，使得语言能力和中医学知识在各种活动中得到强化和提高。最后实现中医学术水平和英语运用能力的同步提高和有机统一。
2.5处理好专业英语与英语学习
双语之间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创建英语学习环境，又要使学生理解和接受专业课程知识，二者不可偏废。同时，要处理好汉语与英语的关系，在提高英语水平的同时，不能够忽视用中文对医学史知识的把握。对于一些重点、难点知识更是如此，医学发展各个时期重要医家的学术思想，医学著作的内容与意义，医学发展的标志性成就等。同学们只有在充分掌握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英语讲述。
3教学手段
3.1改善教学模式
由于双语教学属于非母语教学，学生或多或少存在语言障碍。同时，双语教学要求学生在掌握好医学史知识的同时，还要全面学习和应用英语知识，因此，双语教学除了教师下功夫备课外，学生的课前预习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培养学生形成“课前预习-课堂互动-课后实践”的模式。课前预习，学生能够对于所学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准备，笔者在授课的过程中鼓励学生紧跟老师思路，沿着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既有利于学生学习，也便于老师了解大家掌握的程度。课后通过多种实践方式巩固课堂学习的内容。
3.2采用循序渐进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由于双语教学还处于尝试阶段，我们采用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医学史教育是审美教育的依托［4］。比如，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体现出纠正前人错误的质疑美，众多医家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展示出的贡献美与道德风尚美等。因此，在讲课的过程中，我们采用渗透式双语授课，带领学生深入发掘教材中美的内容。刚开始的时候，重点攻克医学英语专业词汇，讲授重要的概念的时候，先用中文讲一遍，然后慢速用英语讲授，使学生多一些机会接触英语专业词汇，学会如何用英语表达中文内容。课程结束的时候用中英两种语言作简要总结。在讲课的过程中选用一些必要的教学手段，多媒体，图片、模型等均可以选用，将抽象的英汉语言描述转变成为生动的形式，如在讲述医药学的起源时，先给学生讲授重点、难点知识，而后向学生展示图片的同时用英语强调讲过的内容。必要时可以给学生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英汉文献。
3.3作业的布置
对于每一章节的作业，要求学生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完成，有助于学生掌握课程教学内容，同时锻炼英文写作能力。其次是英文文献资料的阅读，由老师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提供一定数量的英文参考文献，学生阅读并针对文献部分内容进行评论，以英文方式写成小论文，讲完每一章后鼓励学生将自己感兴趣的医家学术思想写成小的文章，通过专题讨论、课程小论文交流等互动形式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3.4采用灵活的考试方法
笔者认为：医学史考试采用双语方式较好，其中一些题目采用中文形式，另外一些题目用英文形式，既考察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考核学生专业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题目的设计可以灵活多样，设计一些开放性的题目，给学生以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讲药物学家李时珍时，可以让学生谈一下《本草纲目》在医药学中的贡献及其对自己的启发（Pleaserelatethecontributionofmedicinalherbsdetailedoutlineinthemedicalfieldandit''''sinspirationtoyou.），全程授课结束后可以了解一下学生对《中国医学史》的总体把握情况（What''''syourgain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alhistorylearning？）考试形式采用书面考试与口语考试相结合。在进行成绩分析时，应该把考试成绩、平时成绩、课堂表现和笔记记录情况全部考虑进去，使得学生在双语学习中所付出的努力与成绩才能够得到公正的反应，学生双语学习的积极性才能继续得以发挥。
3.5寓学于乐，激发学生兴趣
通过辩论培养学生们的勇气和自信心，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锻炼其口头表达能力，还可组织中国医学史相关的名词术语英译大赛，医学史英文作品比赛等。还可以指导学生充分利用internet来拓展视野。另外，还可以利用高质量的英文医学史书籍与杂志。最后，充分发挥学校中的外国留学生，就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开展中外学生学习经验交流会，增加学习兴趣，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4小结
总之，笔者在医学史双语教学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双语教学也同时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同一个教学班上的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没有适合双语教学的理想教材，有些同学对于双语教学的认识不够等。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会通过不断改善教学理念与模式，积极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师生密切配合等多种途径，进一步开创中国医学史双语教学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陈发俊.医学史教学方法之管见［J］.医学与社会,2003,12（16）:64.
［2］何宣化.中国医学史中优秀内涵的现实意义［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06，28（5）：4.
[关键词]医学史课程、高等医学教育、功能
医学史顾名思义是医学的历史，它是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人知道自己的历史；医学工作者与一般人的区别也就在于他们应该懂得医学的历史。医学史课程是医学生懂得医学历史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学史教育在高等医学教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医学史作为一门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史，它有典型的医学特征，但同时也具有一般历史科学的共同特点，因此，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能体现史学的一般功能。唐太宗《旧唐书》里对魏征有这样一句评价：“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其中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正是对历史的现实作用所作的高度概括。也有人指出“历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充满生机的科学，在现代学科丛林中，历史学对现实和人生的意义不是任何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①具体说来，历史的现实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博古通今”、“鉴往知来”，即在认识历史过程中，揭示历史的规律性，从而加深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测。二是“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即在认识历史过程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为现实服务。三是有利于人生的修养，即通过历史的教育使人“明是非、别善恶”，用前人的智慧和德行净化心灵、提升境界。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体现了上述功能。具体概括为：认识医学发展历程，把握医学发展规律，预测医学发展趋势；总结医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为推动现代医学发展服务；学习医学前辈的德行，明确自己的责任，从而提高自身修养。
一、认识医学发展过程，把握医学发展规律，预测医学发展趋势。
历史就是指过去的人类社会活动，故有了人类便有了历史。医疗行为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也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因此，医学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最初的人类，出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与疾病作斗争，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产生了原始的经验医学。又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低下，对大多数生命现象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普遍认为是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生死祸福。与这种认识水平相适应，禁忌、崇拜、巫术就成为当时医疗行为的主要形式。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从时间来看，占人类历史的99%以上。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奴隶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一些人开始对自然现象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念。人们开始把一些医疗经验知识上升为理论，并试图用哲学思想来解释医疗经验，于是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医学”。例如：在欧洲就有希腊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体液学说”，在中国就有“阴阳五行学说”，印度有“地、水、火、风”四元素理论等。这些医学理论虽然不能像今天的医学那样科学地解释人类的生命现象，但这却是在原始经验与神巫医学基础上的理性升华。西方社会的中世纪，被称为最黑暗的时代，神学渗透到一切知识领域，医学也由僧侣所掌握。他们为病人治病，也替病人祈祷，呈现出“僧侣医学”的特征，寺院即医院，僧侣即医生。这种笼罩在宗教神学阴影之下的医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逐渐受机械唯物主义影响，出现了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开始了寻找病灶的过程，听诊器、内窥镜等多种诊疗设备也随之发明并投入使用。这种以机械唯物论为基础的，以生物性的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被称为生物医学模式。此时，西方医学得到了迅猛发展。自20世纪中期以后，除生理因素之外，人们开始关注影响人类健康的心理和社会因素。l946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在其通过的中对健康这一概念作出了超越生物医学界限的解释，指出“健康除应在解剖生理上无病态表现以外，还必须在精神、心理上是健康的，并能够圆满地适应社会生活环境的要求”。l977年恩格尔教授根据现代医学的发展情况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而医学也跨入到现代医学阶段。
通过回顾医学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医学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
首先，从医学模式来看，医学模式的转变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本能、经验、巫术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几个阶段。其中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对于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以及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相对于原始的巫术医学模式在形式上都有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再现。例如现代医学模式中的“心理暗示”或“输导”与僧侣医学模式和巫术医学模式中“祷告”等在形式上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这种形式上的类似绝不是简单的复归。现代医学模式中的“心理暗示”与“心理输导”是在经历了生物医学长足发展之后的理性的心理治疗活动；中世纪僧侣医学模式中的“祈祷”比巫术医学模式也多了一些如希波克拉底、盖仑等“实证医学”理论与医学实践的合理成分。又如生物医学模式在其哲学基础上也是对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复归，两者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发生在人类对世界的本源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之后，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所发生的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十分肤浅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因此，生物医学模比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更加科学。医学模式的转变所体现出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医学的发展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理性升华。医学每前进一步，都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但又都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而是在不断地继承历史，同时又不断地超越历史和不断地创造历史。
其次，从病理学的发展过程看，也可发现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综合到分析的过程，这也是医学发展的规律。在前生物医学时代，病人被视为一个整体，因而“整体观”是前生物医学模式中共有的观念。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在医学中的应用，这种整体观开始走向了分化。例如十八世纪意大利病理学家莫干尼(Morgagni)创立的“器官病理学”，就把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推向器官水平。法国医生比沙(Bichat)把莫干尼的工作又推近一步，建立了组织的概念，认为器官由组织构成，并近一步描述了患病时器官和组织的形态学改变，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由器官深入到了组织层次。十九世纪50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Virchow)创立了细胞病理学，从而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深入到了细胞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剑桥结构学派克里克(Crick，H．C)和美国信息学派沃森(Watson，J．n)通力合作，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表明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已深入到分子水平。
此外，医学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横向交叉或延伸，出现了医理、医文、医工交叉的多个学科群。这也表明医学的发展经历着由综合到分析，再由分析到综合的发展过程,这也是医学发展的规律。
上述规律只是几个典型例子，事实上在医学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出其发展的规律。揭示事物规律本身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其最终目的在于透过规律来预测未来。因此，通过对医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其最终目的在于预测医学发展的趋势。人们根据医学发展的规律，预测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医学的目的和任务，将从传统的治病救人,延长病人的生命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维护和增强健康、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主；医学工作范围，将从现在的出生到死亡，扩展到生前到死后；分子生物学将成为医学的带头学科，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将成为医学的主导技术，高科技向医学领域渗透将使医学理论和医学技术的面貌发生改观；21世纪医学将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将更加趋于完善；基因组医学的发展将会成为新世纪人类医学的主流等等。
二、总结医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推动现代医学发展。
纵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医学每前进一步，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学习医学史，有助于医学生了解前人在推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失误，并从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从而为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经验积累是医学发展的最初行为方式。正如鲁迅所言“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就是针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积累下去。乃有草药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的这句话道出了经验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又如，在巫医混杂时代，人们在征服左右人的生死祸福的超自然力量时就经历了从“禁忌”到“崇拜”再到“巫术”的过程，这就是经验作用的结果。早期人类对一些不可理解的现象感到奇怪和恐怖，因此不敢接触这些事物，从而产生了各种“禁忌”，即“远而避之”。例如当时人们由于对“死”的恐惧，因此把与死人有密切接触的人视为禁忌对象。菲律宾群岛的阿古泰诺族妇女，在丈夫死后七八日之内，就只许晚上出门，并且走一步路必须敲一下手杖以警告走近的人。然而，这种禁忌的方法往往并不能阻止灾祸的降临，于是人们就会对这些禁忌的对象产生敬畏心理，希望通过祈祷、祭祀或占卜的办法祈祷宽赦，这就是“崇拜”，即“崇而敬之”。然而，当这种崇拜的办法也无法阻止灾祸降临时，人们就开始另一种新的尝试，即对鬼神之类进行“驱而除之”，以保护自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巫术”随之产生了。人类对自然界中的不可知物，由禁忌到崇拜，再发展到巫术，虽然不能真正征服自然，但这应该说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是在经验的推动下产生的。
再如，通过对近代医学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考察，也可发现经验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坚实基石。从解剖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罗马时代，被尊为解剖学之父的盖仑（Galen）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通过对动物的解剖，来认识生命体的结构，积累一定的解剖学经验。但由于他把对动物的形态学认识强加到人体，因而难免有许多错误。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意大利的达·芬奇(L．davinci)在对盖仑的经验进行继承和对其谬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解剖学研究，使人体解剖学进一步走向成熟。十六世纪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Vesalius)也是在对前人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解剖研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写就了《人体的构造》一书，从而奠定了近代解剖学的基础。从化学治疗学的发展历程看。德国细菌学家爱尔利希(Ehrlich)提出了“化学疗法”的概念。他在对结核杆菌染色时发现该菌对某一染料有特殊亲合力，由此他推测某些化学物质对病原微生物也有亲合力，决定研制只伤害微生物，不伤害人体的药物。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明了能消灭螺旋体、治疗梅毒和回归热等疾病的化合物“606”(Salvarsan)，从而开辟了化学疗法的道路，为抗生素类药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继埃尔利希之后，1928年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在这一经验的启示下发现了青霉素，成为二十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创举。1932年德国人多马克用同样的经验发现磺胺药的抑菌作用，解决了一些常见感染的特效治疗问题。从医学模式的转变看。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并且促进了医学道德的转变。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在其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困惑或者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都为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或教训。比如，生物医学模式并不能真正完全解决病症问题；生物医学模式片面的思维习惯，也对医学的发展有消极的影响；生物医学模式也导致医患关系疏远，如医患关系物化的趋势，医患关系被分解的趋势，病人与疾病分离的趋势等。通过对生物医学模式的科学合理的成分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充分的认识，就可以总结和利用生物医学模式时代的经验教训，从而促使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并使其逐渐趋于完善。
上述例子说明经验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医学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人积累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这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特点，因为个人的生命和能力是有限的，而文明却不因个人的逝去而中断，而是在“继承”、“创新”、“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学习前人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不断创新。
三、学习前人的德行，明确自己的责任，提高自身修养。
大学教育应当做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结合，医学教育更应当如此，因为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科学。所以，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何谓医学人文精神？人文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精神是指人的人格、气质、修养。医学人文精神则是指医学工作者所具备的人格、气质和修养。人文是外在的，人文精神是内在的。因此，医学人文教育就是把外在的“人文”化为医学工作者内在的“人文精神”的过程。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医学史是最重要的素材。因为“历史学是各门学科之母”③，医学史从多方面记述了人类与医学有关的活动，是最全面的教材。医学史可以为医学生的人格塑造、气质培养、修养提高提供借鉴。
首先，可以使医学生接受人道主义精神的熏陶。人道主义精神是人文精神的内核，它是一个人面对他人、面对人类的一种情感或态度。对医学工作者而言，其人道主义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如何面对病人，如何面对人类方面。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誓词》中就强调了医疗行为的目的是为病人服务，把恢复病人的健康视为医生的最高职责。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胡费兰德（Hufeland）在其医德十二箴中也写道：“医生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是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要追求名誉和个人利益，而要用忘我的工作去救活别人，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不应怀有别的目的。”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医学人文教育就是要秉承医学人文精神。
其次，可以培养医学生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在医学发展史上，许多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情感、健康、乃至生命。例如，比利时医生、伟大的生物学家安德烈．维萨里（A．Vesalius），在欧洲社会还笼罩在神学权威的氛围中大胆进行科学实验，纠正了盖仑解剖学的许多错误并揭穿了神学关于人体的谬误，完成了《人体的构造》的伟大著作，奠定了近代解剖学的基础。然而，维萨里与哥白尼一样，为了捍卫科学真理，遭教会迫害。又如，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米凯尔.塞尔维特(M.Servetus)，通过解剖观察，提出了肺循环学说，为血液循环学说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违反了教义，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就于1553年10月27日被统治阶级活活烧
死在日内瓦。此外，还有许多的科学家，他们的献身精神无不启迪着后人。例如巴斯德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疫区研究传染病的病原体，为揭开传染病的奥秘作出了贡献。琴纳首先在自己儿子身上接种牛痘苗，然后又把天花病人身上的脓汁接种到儿子身上。这种献身精神是今天的医学工作者应当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关于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赞颂居里夫人时就说：“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她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要大”。
再次，可以培养医学生的创新思维。医学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不一定都是通过理性的推理、论证或研究的结果，而是偶然的思想火花所致。例如，叩诊法的发明就是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把儿时的经验（常看见父亲用手指上下敲酒桶的木盖从木制酒桶发出的声音来判断酒桶内有多少酒）迁移到医疗行为中的结果。又如，英国医生李斯特从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关于有机物腐败和发酵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认为伤口化脓是由于细菌作怪，于是决定采取碳酸消毒，无菌手术获得成功。李斯特就是这样移植巴斯德的研究成果，发展了外科手术的消毒法。再如，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实验时发现，意外落在培养基上的霉菌斑点能够杀死引起葡萄球菌败血症的细菌，从而发现了青霉素，其后又发现了许多的抗生素。使许多另人束手无策的疾病得以治愈。这些例子表明医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与科学家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有关的。通过对医学史上这些事例的学习，可以引导医学生的有意识地培养其创新思维。超级秘书网
此外，通过学习医学的历史，还可以培养医学生对医学专业的感情。只有爱医学，才有可能为医学而献身。即通过学习医学史，了解医学发展的艰辛，看到医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体味其中的乐趣与奥妙，从而产生对医学的热爱。通常所说的“知之愈深，爱之愈切”就是这个道理。
论述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功能，目的在于唤起高等医学教育的主体（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者）对医学史课程的重视。目前，由于受“重科学轻人文”的传统的影响，大多数高等医学院校对医学史课程不够重视，仅少数院校开设医学史课程，且多为选修课，因此医学史课程的上述功能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这有悖于高等医学教育的目标。这就要求高等医学院校采取有力措施，例如把医学史作为必修课，增加医学史方面的图书资料，提高医学史教师的水平等，从而使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编史学
中图文献号：R-092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1.005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作为全国医药卫生重要研究领域，其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此前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很多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医学史研究唯一的专业刊物，在杂志出版发行的60年中，成果累累，刊载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以该期刊1980-2010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出发，讨论这一时间段的我国中医史研究的整体走向和趋势，总结出其研究特点。
1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中医史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据统计，《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期间共31卷85期，2787篇，其中关于中医史研究的文章为2139篇，西医史540篇，中西医结合的文章109篇。就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医学史、西方医学史、少数民族医学史、地方医学史、外国医学史、中外医学交流史及比较史等领域。
就医学史研究路径而言，人物研究、治疗方法、药物研究、基础理论这四个方面可谓“内史研究”的经典路径。为了更直观地体现《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涉及的中医史研究状况，本文首先尝试从横向角度按照类别对关于中医史研究的2139篇文章进行统计（表1）。其次，为了体现出《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来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布，本文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分为6个时间段，进行统计（表2）。
表2是关于《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中医史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统计情况，从出可以看出中医史研究不同类别在这六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总体趋势上，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研究发展平稳，波动不大，这和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为中医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史的发展概况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这一阶段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上述四个方面状况分别如下：
2.1 医史人物研究
医学史人物的研究作为医学史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内容，近现代以来在研究工作中一直受到重视。仅《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刊载的有关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医学史人物研究文章达199篇，占总量的14%，是各类别文章中最多的，并且杂志从第24卷开始特设“医学人物”栏目，为人物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中华医史杂志》有关中医史人物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研究著名的医学家生平及主要医学思想、围绕其专著论述其医学思想，结合医学家所处时代分析其思想渊源等。
在我国医学史上，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章太炎、黄遵宪、李涛、陈邦贤等人曾为医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也被医史学者研究的较多。如第21卷邢哲斌《张仲景对防治医源性疾病的贡献》、马堪温《我国医史科研教学的先驱者李涛教授》，第36卷段晓华在《章太炎在近代中医史上的地位及成就》一文中论述了章太炎融考据学、西医学、中医学为一体，以仲景学术为本，兼容唐宋，提出“融会中西，更造新医”，对我国近代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38卷杨杏林等人《一代名医祝味菊生平述要》详述了民国时期医学家祝味菊的从医经历以及中西医学融合的医学思想，第39卷李姝淳《刘昉生平及著作考》谈论了宋代医家刘昉及其著作在医学中的作用。类似的文章被多次刊载。另外，为了纪念老一辈的医史学家，《中华医史杂志》每逢重要医史学家诞辰会特出纪念专号，如特别出刊的纪念孙思邈逝世1300周年专辑（第13卷）、纪念医史学家李涛教授诞辰90周年（第21卷）等，从中可以体现出在医史研究工作中对老一辈医史学家的热爱与尊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医史人物的过程中，医史研究学者一直遵循对医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符合实际，所下的结论必须客观中肯的原则进行研究工作。在杂志第24卷李经纬的“论《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编写诸问题”一文中则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评价医史人物的以下几条原则：“（1）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更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回归文本在此基础上更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初步看法。（2）不要回避矛盾。（3）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4）予以历史的评价，一分为二，有褒有贬，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5）要抓住主流。（6）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等原则。从30余年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们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同时期其他期刊杂志也出现了不少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如《医学与哲学》也设有“医学人物”栏目，刊载了不少研究医史人物的文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医史人物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医史人物研究的专著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辞典》、刘仁远主编的《扁鹊汇考》、刘隽湘主编的《医学科学家汤飞凡》、钱超尘，温长路《王清任研究集成》等，这些专著内容广泛，资料丰富，对于中医学术之研究，医史知识之普及，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著名医学家的纪念活动，同时也有一些关于医学人物研究的课题项目开展，这些对医史人物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2 医史理论研究
医学史理论、基础研究较其他研究类别起步较早，近代时期，就已经有关于医学起源和医学分期问题的讨论，如余山岫、范行准等就提出过医学起源“源于经验积累”、“源于巫”的看法。这些讨论相对来说不够客观深入，随后就有学者对这一看法进行批判并提出了医学源于劳动的观点。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史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点又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1983年学者祝长坦、唐民浩等人也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探讨， 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活跃了学术空气， 这些论点为我们为综合考查这一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从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虽然理论研究起步早，但近代的研究仍处于薄弱环节。现代医学史在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对近代讨论的医学起源及医学分期问题有进一步的探讨外，也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的中医史理论研究为287篇，占13.4%。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医学起源与医学史分期问题：《中华医史杂志》杂志第11卷邱仁宗《医学巫源说和医学起源问题》、东人达《“巫医结合”的进步与反动——我国早期医学史及其与哲学的关系》、金德昭《不能把“劳动创造世界”作为医学起源研究的结论》，第21卷赵璞珊《对中国医学形成的一些看法》等文章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第10卷贾得道《试论中国医学史的分期问题》论述了医学史分期问题，第35卷李志平《20世纪下半叶中国医学发展史分期问题探讨》以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对象进行分期研究。
（2）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问题：有第18卷郑金生的《宋代政府对医药发展所起的作用》、张瑞贤的《试论北宋政府与医学的关系》探讨了国家政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第22卷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因素初探》、王三虎的《社会因素对中药文献的影响》等文则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医学、药学的影响，第23卷张知寒的《略论医儒关系》探讨了儒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出现的这些文章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医学发展与外部因素的紧密关联，学术界对此也重点关注。
（3）医学史学科的任务、研究重点方面：第21卷甄志亚的《关于我国医学史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着重阐述了医学史的社会功能是认识现实、预见未来，进行教育等，提出医史研究工作一定要从现实出发，沿着本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主动、积极地促进医史学向着更高层次发展。22卷吴云波的《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则认为，中医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就必须从以往的医家医籍的考证、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论述，转移和提高到以中医学术发展史为中心，深入分析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学术内部诸因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进入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理论性研究新阶段。
（4）医史理论与方法方面：第39卷第2、3期集中发表8位“专家笔谈”，讨论“医学史与医史学”，内容涉及医史科学的界定及其学术地位、医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中医史研究的理念、医学史研究的多元发展、医学史料的基础性作用、医史学者的学养与取长补短等。其中朱建平提出中医史研究的三个理念：第一，从内史到外史，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第二，从编写到创造，编写历史与创造历史相结合。第三，从历史到现实，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这次会谈讨论对于理清医学史和医史学的概念、学科划分、研究分野和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对于医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期，《医学与哲学》也刊载了医史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如林功铮的《论中国医学史研究范畴》、杨善发等的《中国古代医学家世系研究》等对医史理论研究颇有意义。
此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李经纬、鄢良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马伯英主编的《中国医学文化史》、程之范主编的《中外医学史》“绪论”部分等。
除了杂志以及专著的研究，也有医史学术会议对医史理论给予了关注。如1986年9月在黄山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医史学术会议等，对医学史理论研究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2.3 药物史研究
药物学的发展和研究近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的药物学研究发展进入正轨，从现有的《中华医史杂志》研究成果来看，共计97篇约占总数的4.5%，相对其他领域来说较薄弱。近些年，随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对于药学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的领域日益拓宽和深入，1984年《中华医史杂志》增设“药学史”栏目，为药物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好地交流平台。总的来说药物学史研究较偏重理论方面， 主要有古本草著作的研究、中药学史的研究， 少数民族药史， 药学考古， 药学人物研究等等。
（1）对古代本草著作的研究
有关药物学史研究，古代本草典籍是最重要，也是讨论最丰富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几部重要的综合性典籍尤为重要，《中华医史杂志》刊载了不少研究成果。第21卷王家葵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新证”、23卷梁茂新“《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的计量分析”两篇文章，独辟蹊径采用数学统计计量的方法研究古代本草著作，可谓新的研究亮点。关于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是古本草研究中最多的，因为李时珍在医药学界和世界科技史学界受到双重关注，《本草纲目》不仅仅促进医药学的进步，对其他科学的发展也曾起过重要作用。医学学术界对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曾出现过三次高潮1，讨论的问题包括，李时珍的生平以及学术医德思想，《本草纲目》的药物类别、译本、医药成就以及临床经验做了详致的分析讨论。三次高潮说明了现代以来我国在医学史研究上学术思想活跃，研究队伍愈渐扩大，研究日益深入。
（2）药物史进一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料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近些年多种医药资料的出土，为研究我国早期药学发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的新依据。第11卷马继兴的《马王堆古医书中有关采药、制药和藏药的记述》对马王堆医书中的药学资料及药材实物进行研究；少数民族药史研究起步较晚，自80年代以后研究者渐多，一般为文献学或通史研究以及人物传记等，相对来说研究的范围也不够广，主要集中在藏、蒙等几个民族。第17卷强巴赤烈的《藏医藏药学的形成与发展简述》与张兴乾的《藏医药的发展概况》等文章对藏医药发展的研究做了全面的论述。以及1990年5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是以研究少数民族药学史为主题，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药学史研究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关于药学教育和药史人物研究也取得了成果。
此外，随着对药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30余年药学史专著也层出不群。如俞慎初的《中国药学史纲》，薛愚等编《中国药学史料》，黄胜白等的《本草学》，尚志钧等的《历代中药文献精华》，陈新谦等《中国近代药学史》，张鸣皋《药学发展简史》，傅维康《中药学史》，陈新谦《中华药史纪年》，以及高晓山主编《本草文献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都是通过收集、积累和分析大量的史料、在前人基础上形成的一部部专著，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近现代以上的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概况。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山东中医药大学承担的973计划“中药药性理论相关基础问题研究”项目，将中药药性理论源流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使史学研究与现实紧密联系， 对药物学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药物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对传统药史研究较多，近现代药史和少数民族药史较少。
2.4 治疗方法研究
中医史研究中关于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医史研究中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近些年伴随着专科史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古今病名的变迁及中西医病名的差异，治疗方法的研究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困惑。尽管如此，医学史界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在理论建设方面从近代以来研究情况来看已经迈出良好的一步，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治疗方法是比较偏重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治疗方法的研究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中华医史杂志》统计情况来看较其他类别少，为66篇占总数的3.1%。这表明在促进医学理论和实践结合发展上还有较大的差距，仍需切实努力发掘与实践。
在《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治疗方法的研究主要涉及：
（1）论述治疗方法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以第11卷韦以宗《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16卷宋知行《中医儿科中温补治法源流谈》为代表，其中《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叙述了我国骨科诊疗方法的发展过程，在骨科治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2）考察疗法的史料文献，从史料分析角度对治疗方法进行研究论述，如黄健的《我国古代“蜡疗法”史料》一文；
（3）少数民族治疗方法的研究，如第25卷策.财吉拉胡《浅谈蒙医侵泡疗法之发展》和第35卷《论蒙古传统医学的安代疗法》等等，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医学治疗方法，分析了其特点以及发展状况；
（4）紧密结合现代医学出现的疾病论述其治疗史，以第32卷的张大庆《 现代医学头颈癌治疗史》一文为代表，这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
（5）治疗技术史方面的研究，近代以来治疗技术在医学史研究中已经有过探索，并且卓有成效。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相关方面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在《试论中国古代之外科手术》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一些先天性的纠正术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及科学性。傅芳“关于《五十二病方》的书名及其外科成就的讨论”通过对《五十二病方》的研究，探讨书中所记载的丰富详致的痔瘩治疗技术。
关于治疗方法相关的代表性专著有蔡景峰主编《中国医学史上的世界纪录》、陈泽霖《古今舌诊之研究》等，对治疗方法的研究做了系统的论述。
治疗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如医史人物、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但专注于此研究的医史学者也已对我国的医学史出现过的治疗方法从起源到成熟进行了历史的梳理，这也为今后医学史相关方面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 关于中医史研究现状的原因分析
根据《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30余年论文统计的情况，从横向看，这一时期中医史占到总数的76.7%，占据绝对优势，西医史研究为19.4%，中西医综合研究仅占3.9%。纵向角度看，近30年每五年为一阶段统计研究成果，大多数变化不明显，变化较明显的是2009、2010年这两年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预期杂志也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这些数字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现代医学史研究的总的趋势。在中国医学史所处的中西医结合的大背景下，中医史的研究成果始终遥遥领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研究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医学人物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药物史和治疗方法研究成果较少。西医史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占多数，药物史研究成果最少。并且西医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不及中医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较薄弱。对比中西医史研究发展趋势，可以分析原因如下。
3.1 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促使中医史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中医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中医发展的政策。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库，要认真挖掘。”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群。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很多高水平的中医史研究论著，科技史、医学史类期刊刊载的相关文章也大幅增加，诸多的医学科研立项课题也相继展开，国家给予资金以及设备的支持使得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批医学人才，这些客观条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我国医学史研究工作取得突破进展。
3.2 西医史的研究人员和机构较少是西医史研究较薄弱、成果较分散的主要原因
回顾近代医学史研究状况，西医史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当局政府对中医的打压与对西医的扶持等原因分不开。彼时中医的发展环境恰恰相反，曾几度面临生存问题，幸好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激烈的竞争中顽强的存活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中医史研究机构以及研究成员日益增多，中医史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西医史研究退居客位，西医史研究人员减少，再加上研究者需要系统的理论基础知识、学术功底以及深厚的西方文化的学术背景，专业人才可谓凤毛麟角，在研究成果上更无法与中医史研究相比。
3.3 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中医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30年余年《中华医史杂志》四个方面研究成果数量变化波动不大，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相对较稳定，科学技术各方面较之前飞速发展，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阶段。相应地，在中医史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上会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也大幅上升。
3.4 《中华医史杂志》对古代医学史以及文献史料的重视为近现代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同样也可适用于医学史的研究。在《中华医史杂志》中，偏向于史料文献的研究占文章总数的四成左右，在医学史人物研究、理论基础研究、药物史研究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等类别中均有涉及，《中华医史杂志》特设“文献研究”专栏，对史料进行更深入充分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的基础研究。同时，在史料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对其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的挖掘和考证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后人的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这个过程也包括对前人工作的补充、质疑批判以及研究成果的考证等。如第26卷仝小林、崔勿骄《“神农秤”质疑》，第37卷纪征瀚“《宋以前医籍考》的编纂与传承”，沈华，赵怀舟“对太邑友文堂版《傅青主女科》刊刻年代的质疑”等文章。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医学史研究中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中华医史杂志》也为其研究提供了发挥的平台。
3.5 同时期科技史、医学相关期刊杂志以及专著的活跃也极大促进了医学史的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唯一的医史期刊，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刊载了丰富的医史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科技史期刊、医学类其它刊物对医学史的研究也有促进作用，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医史研究领域。如《科学》、《医学与哲学》、《中医杂志》、《中医药杂志》、《自然科学史研究》等重要期刊，也刊载了许多高水平的关于研究医学史的文章。如《医学与哲学》设有专门的“医学史研究”栏目，虽然文章数量不多，但大多对医学史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也有助于推动医学史的研究。一批专著力作同时也涌现在医学史研究的领域，如童光东等的《现代医学发展史略》、刘学礼的《生命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思考》，这些著作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医学史研究的深度。总之，《中华医史杂志》和其他科技史杂志、专著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活跃的平台，极大地丰富了医学史研究的领域。
注释：
1 关于李时珍相关研究的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83年9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大会，即首届全国药史学术会议暨药史学会成立大会，以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为主要议题，收到有关论文86篇；第二次是中医学会在薪春于1989年9月召开的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暨学术交流大会，交流的论文134篇；第三次是1993年10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的国际医药学术研讨会，有近200人参加，向会议提交论文298篇，审选交流论文212篇。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杂志》1980～2010年.
[2] 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11.
[3] 萧惠英，王吉民.伍连德与《中国医史》[J].中华医史杂志，2003 （2）：92.
[4] 萧惠英.王吉民与医史博物馆[J].医古文知识，2003（2）：31.
[5] 方鸣，金辉，杨慧林，唐建福.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6] 周晓虹.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J].历史研究，1997 （3）：77.
[7] 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J].近代史研究，2006（1）：8.
[8] 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1.
[9] 张平.浙江中医药文化博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
[10] 祝长坦.医学起源于动物本能，劳动创造了医学[J].医学与哲学，1983.
[11] 兰凤利.中医英译的历史回顾[J].中华医史杂志，2008（1）：28-32.
[12] （美）约翰.博纳姆：什么是医学史[M]， 颜宜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3] 耿婵.近代中国的医学史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2014.
[14] 任媛媛.民国时期科学启蒙背景下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以《科学》杂志为中心[D].上海：东华大学，2013.
[15] 聂菁葆.对中国医学史的哲学思考[J].湖北中医学院学报，1989（1）：18-20.
[16] 甄志亚.试论中国医学的文化背景、特点与趋势[J].中华医史杂志，1995（1）.
[17] （意）卡斯蒂谬尼.医学史[M]， 程之范，甄橙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
[18] 张大庆.医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3.
[19] 张大庆，和中浚.中外医学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
[20] 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86.
[21] 朱丹.<中华医史杂志>近10年刊载论文初步统计[J].中华医史杂志， 2008，38（2）.
（责任编辑：王保宁）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Hist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1980-2010）
BAI Yanhui ，YUAN 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1620）
由于医学社会史是社会史的分支学科，所以其对象应当包括在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之中。但在目前史学界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诸多的看法中，⑦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及医学社会史（或者类似学科）所应涉及的对象。而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如台湾学者杜正胜等人认为“生命的体认”（身体、医疗、命运、生命限度的突破）和“生命的追求”（人格风范、职业追求、人生意义、人与天地万物、今生与来世）属于身体史研究的范畴。虽然“身体史”并不等于“医学社会史”，但其对身体进行历史诠释时是以健康、疾病为切入点的。由于健康、疾病是医学的核心内容，所以杜正胜等人的观点已涉及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不管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否受到社会史学界的关注，那些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它们是社会史研究对象当中较特殊的一个部分。
又由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征，所以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也应如此。李大钊曾在1920年发表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哲学》中指出：“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以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10](p159)在这里，李大钊虽然是在探讨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的区别，前者强调历时性，后者强调共时性，但是作为历史与社会、历史学与社会学相融会贯通的社会史就应当同时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也就是说，社会史一方面要横向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的共时性结构，另一方面要纵向考察社会结构的历时性变迁。因此，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也应包括这两个维度：共时性的状态，即静态存在；历时性的变迁，即动态存在。
其一，共时性的对象。共时性的存在又被理解为空间状态，指某个历史时期医学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的结构。在不考虑历时性因素的前提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几乎等同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关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国与西方国家有所区别。1957年美国的斯特劳斯在《医学社会学的性质和状态》中认为医学社会学有两个领域：“医学中的社会学”和“医学的社会学”。[7](p3)医学中的社会学，是研究影响人的“生老病死”这一生命过程的各种社会因素，如探讨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态、种族和部落、教育水平、职业等因素与某些特定的健康障碍（或疾病）的产生和流行之间的关系。医学的社会学，则主要是研究医学认识和医学实践过程中的组织、角色关系、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以及信念等群体行为因素。在中国，前者被认为是社会医学研究的范畴，后者被认为是医学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中国对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医学研究对象的区别是按空间划分的，如果从历史角度看，这种空间划分就失去了意义。无论是医学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还是社会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即都应当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这些研究对象从类别上看，包括与人的生产、成长（健康与疾病）、死亡相关的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从层次上看，包括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精神）层面的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其结构可用下图表示：
上图中的每个黑点都代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医学社会活动或医学社会现象。其中A、B、C、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A包括行房受孕、妊娠安胎、难产处理、产后调理等，这些活动属于妇产医学和新生儿医学的范畴；B包括卫生保健、疾病防疫、疾病诊疗、药物研制与使用、病人护理等，这些活动属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药学的范畴；C包括生命抢救、临终关怀、死尸处置等，这些活动属于临终医学的范畴。A′、B′、C′是制度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由于制度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中介，因此在人们的健康、疾病、生死观念与医学实践活动之间必然还存在着一系列的规范人们言行以及明确各种关系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与身体及生命过程有关的各种规定、法律、伦理、道德等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其中A′包括对助产者的技能要求、生产及产后仪式及相关规定等；B′包括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疾病治疗规程、预防保健制度、公共卫生政策、社会保障立法等；C′包括丧葬仪式、以及如今关于安乐死的立法等。A″、B″、C″表示人们对生命过程的认识，常通过观念（心态）表现出来，包括生命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医学教育活动，以及对身体、生死、健康、疾病、治疗、生命价值的认识等。
在物质（技术）、制度、观念三个层面中，制度和观念的形态及变迁是医学社会史研究的重点，至于物质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是传统医学史关注的重点。当然，这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即使是纯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也都完全融入到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纯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或现象并不占主要地位，人们对身体及生命过程的认识和干预主要是通过技术以外的方式来实现的。正如杨念群所言：“在传统社会中，出生与死亡都是发生在特定时空的仪式行为”，“（收生）姥姥的社会功能大于医疗功能”，“接生的生理过程在整个出生典礼中只处于次要地位”[11](p133-140)。隋代的巢元方在《妇人杂病诸候》的“无子候”中也认为：妇人无子，或因坟墓不祀，或因夫妇年命相克，或因夫病妇疾。[12]（p419）他推断妇人无子时，最先考虑到的是“祖坟”、“年命”等非生理病理因素。德国学者罗梅君在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无子女是命运”，“生孩子和孩子的成活首先取决于时间和具体的时辰”，“均受星相监督”；“无子女是不幸福，是由恶势力引起”；“无子女或子孙满堂也决定性地取决于已去逝的家庭成员的欢心” [13](p8-13)等，因此求子的主要手段则是利用星相的力量、忏悔或祈福等。所以，在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中，上述三个层次的内容虽然可以有年侧重，但都不能被忽视。
其二，历时性的对象。历时性的存在又被理解为时间状态，指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随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迁。万事万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医疗技术在不断提高，医药卫生制度在不断完善，人们的生命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其结果是人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改善，平均寿命在逐步延长，人种也在不断进化。这一变化过程就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的过程。医学社会史的任务就在于探究导致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叙述这些变化发展的过程，并分析这些变化导致的后果。因此，医学社会史的历时性研究对象就包括这三个方面：医学社会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原因、变化的过程、变化的结果。例如，杨念群通过对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卫生实验区的建立对人们空间观念的改变的论述，提示了传统社会中“稳婆”和“阴阳先生”的公共形象和专业认同发生改变的过程及原因。[11](p134)李贞德通过对汉唐医药典籍的考察得出结论：自汉至唐，求子之责由男性（房中书的读者和房中术的施术者）逐步转向女性（经方所列各种汤药的服用者）。[12](p419)这些都是研究历时性医学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的范例。
四、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医学社会史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要求有新的研究方法与之相适应。但这并不是说要创造出一套与各传统学科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因为医学社会史是在传统学科（如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研究方法可以在对传统学科方法基础上通过“改造”而产生。这一改造主要包括：传统史学方法的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其他学科方法的史学化。
其一，传统史学方法现代化。医学社会史属于社会史的分支学科，社会史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医学社会史相对于传统的史学需要经历两次超越，即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对传统“精英政治史”的超越；作为专门社会史的医学社会史对一般社会史的超越。
中国社会史是在上个世纪初以传统旧史学的反叛形象“新史学”而出现的，同时也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理路，从而形成了以“自下而上看历史”、“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总体史的追求”为特征的理论和方法。[14](p95)这是社会史对传统史学的超越，作为社会史的医学社会史也必须经历这一超越。即在研究取向上必须改变传统旧史学只关注皇亲国戚等少数人的贵恙的倾向，转而关注人民大众的康乐与疾苦；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改变传统史学埋首钩沉、简单叙事的倾向，转而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全方位地诠释医学的历史；在史料运用方面，也必须转变只利用宫廷实录或档案的倾向，转而利用方志、家谱等地方史料。
就医学社会史而言，对传统史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医学史的超越。我国传统医学史研究多是停留于技术层面，且多属于“精英史”、“成就史”范畴。对此，施义慧曾指出 “伟大医生的传记、医学知识的进步、疾病的诊断和医疗技术的突破成了医学史书写的基本模式。这种过于简单的研究模式和编撰方式，忽视了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医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医学观念变化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处理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历史演变。”[15](p110)即使到了今天，“我国医学史研究仍然以传统的文献研究、典籍评述，人物考证等为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尚缺乏新的突破”[3](p39)。要实现作为科学技术史的医学史向作为社会史的医学史转变，必须在理论与方法上全面超越传统医学史。即研究取向不应只是少数医药界少数精英，还应包括推动医药事业发展的广大民众；研究的内容也不应只是医药科技的进步，还应当包括医事制度的完善、人们健康疾病观念的更新及健康状况的改善等；书写的不应只是成功的典范，还应包括失败的事例；史料运用也不应只局限于医药典籍或医案，还应当包括宫廷和地方史料以及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
又由于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故其研究方法也有别于一般社会史。对研究者而言，除了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力之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在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方面，一般社会史多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而医学社会史除了借鉴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处还必须借鉴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医学、生理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在史料运用方面，一般社会史以宫廷史料、地方志、族谱等为重点，而医学社会史还必须查阅浩如烟海的医药典籍和医案。
其二，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中国社会史的勃兴，与西方新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不无关系。同样，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深受西方影响。
由于西方学者较早涉足医学社会史领域，不仅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形成了较成熟的医学社会史理论和方法。如西格里斯、施赖奥克、罗森、Edwin Clarke、Annales、福柯、波特等曾对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做过较早的探讨。[3](p36-39)随着诸多医学社会史中译本的出版，⑧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断传入中国。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还通过台湾学者的“中转”传入中国。⑨此外，近年来中西学者的交流与互访，也加速了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交流。西方医学社会史研究有一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历史叙事揭示医学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即医学的进展只是其叙事的工具，真正要表达的却是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文化内涵。与之相对照，中国传统医学史却与西方20世纪以前的医学史一样，以记述性医学史为主，且多围绕医学人物、医药典籍、医学事件展开，没有深入地探究这些历史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因此，借鉴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医学社会史兴起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然而，与一般历史学一样，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也应当摆脱西方术语（概念）及研究范式的束缚，中国是一个传统史学和传统医学都很发达的国度，关于中国医学的历史解释自然应当有自己的方法和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史学界在借鉴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时，要实现对它的超越，即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本土化，张广智曾指出“对于一种域外的史学理论，即使在输出国被证明是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但它若不与输入国的历史学实际相结合，并且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其生命力，其最终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与教训启示我们，对外来史学理论，中国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者应确立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总之要为我所用”[16](p62)。他的这段话表明，对待外域史学理论首先要辨别真伪并有选择性的吸收，其次要求在吸收外域史学理论时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即不仅应结合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而且要结合当前的史学实践。这不仅是针对西史学理论研究者而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为运用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者而提出的要求。中国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当然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以及中国传统医学自身的特点是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时务必“中国化”的原因。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的国度，传统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化而日臻完善，而西方古代文明却因战乱几经中断，其传统文明虽然于现代文明中有所体现但已不是其主体了。这就决定了站在今天的地平线上看历史，东西方有不同的视角，也有不同的方式。西方常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历史遗物的分析来证实历史，中国却是透过现实来反观历史、通过文献来解读历史。即科学实证的方法在西方史学界运用较多，而中国仍以考据、解读文献为主。也说是说，中国史学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能弃置中国传统史学于不顾。就医学而言，虽然东西方医学的产生都源于共同的目的也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其发展却经历着不同的轨迹。“在亚洲医学基本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它的古老传统，尊重古代的经典文献之时，今天的西方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自己的传统，走向了新的方向”[17](p3)。当中国传统医学还保持着归纳综合的宏观传统时，西医学在分析还原论指引下已不断走向微观；当中国传统医学关注的还是病人时，西方医学已把重心转移到疾病；当中国传统医学研究的对象还是整体的人时，西方医学对生命的认识已深入到细胞、分子层面；当中国传统医学仍奉古代文献为经典时，西方医学却抛弃传统典籍。虽然今天的人类医学已相互渗透导致东西方医学的界限已不那么明显，但历史视野下的东西方医学之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差异也就决定了东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不同。例如，中国医药典籍浩如烟海，这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即使西方学者以中国医学史为研究对象，也会因为文字障碍而不能得其要领。因此，以考据、文献解读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中的角色是无法被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所取代的。这就要求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者在广泛吸纳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时，不能忽视中国社会、中国医学、中国史学的特点，要尽可能地使二者结合从而实现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化。
其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史学化。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新社会史的典型特征，也是学科交叉发展的要求。医学社会史是新社会史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因此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是其本质要求。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以及8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都与广泛吸纳西方新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密切的关联。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不仅拓宽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从而使中国社会史的兴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百年变革与发展的主旋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只能是对原有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补充，绝对不能完全取代历史学固有的理论与方法。因为历史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与众不同之处。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中论述十分详细，本文不再赘述。实践证明，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然而，社会史要保持其应有的特色以及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还必须守住其“史学的边界”。[18]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时，一方面不要抛弃史学的传统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必须使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史学服务，即“史学化”。
医学社会史作为专门的社会史，其兴起与一般社会史一样，也得益于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当然其发展也应与一般社会史一样遵循同样的原则，即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史学化”。此外，又由于医学社会史是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所以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也是其本质特性。要弄清历史上人们的医药活动，除了借助上述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外，还必须借助医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对历史上某次瘟疫的研究为例，要对瘟疫发生的原因进行追究就需要考察当时的制度、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方式等；要对瘟疫发展的过程进行研究就需要考察政府措施、民众的心态、医药防治手段等；要对瘟疫的影响进行研究就需要考察死亡人数、医药手段的改进、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等。事实上，无论用什么方法研究上述问题，其出发点和归宿只有一个，那就是弄清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规律，为现实提供历史的经验等。这一共同的“史学目的”也就决定了医学社会史研究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时也必须“史学化”。
五、医学社会史的价值判断
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是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医学社会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为历史学科，医学社会史是一个崭新的成员，它有别于传统的历史，但它却更接近历史的本真。无论什么历史，其研究的对象归根到底是“人”，然而传统的历史研究却忽视了这一点，即使是医学史，也大多为医学技术的历史或者医学家的传记，很少有关于大众康乐或病痛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的一大遗憾。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史才以其“关注民众”、“关注社会生活”的姿态、以“旧史学的叛逆者”的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从而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随着社会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历史上直接关乎人们生老病死的医药社会活动以及医学社会关系开始得到史学界的关注，医学社会史也就悄然兴起。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不仅丰富了社会史的内涵，而且促使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对象和价值，这正是其学术价值的体现。
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也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医学的对象是“人”，传统医学一直没有脱离这一根本的追求，然而技术化与商业化的现代医学却丧失了这一传统，不再把病人当人，而是当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实施的对象，或者被看成是消费的主体，是尽可能赚钱的机会。这就使本来富有温情的医学失去了生命感，变得冰冷而面目可憎。改变这种日益偏狭的医学的呼声日渐高涨。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就批评了近代以来的只强调技术而忽视病人的生物医学模式，并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指出：“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达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型必须考虑到病人，病人在其生活中的环境以及由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包括病人和病，也包括环境”[19]（p10）。这一医学模式要求把病人看着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完整的人，对病人的诊断与治疗也应当充分考虑生理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因而，社会环境、社会行为、社会心理、社会结构、社会变动、社会评价等因素对医学的影响以及医学对社会、人们的健康状况、人们的观念的影响等都应当被纳入现代医学的范畴。与之相关的学科，诸如医学社会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卫生经济学、医学史、医学社会史等学科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科学合理的现代医学的学科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医学社会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医学社会史是以历史上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社会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是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考察人类历史上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和干预的一切活动，从而揭示医学发展的规律，为健全现代医学模式提供历史的经验，最终为认识人的生命现象的本质、增进体质、保卫健康、防治疾病、延长寿命服务。这正是医学社会史的社会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0]常建华．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A]．周积明、宋德金．中国社会史论（上卷）[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1] 杨念群．民国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与空间转换[A]．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2]（台）李贞德．唐代的性别与医疗[A]．邓小南．唐宋女性与社会[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13] [德]罗梅君．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4] 毕苑．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1，（4）．
[15] 施义慧．罗杰库特的医学社会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3，（1）．
[16] 张广智．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刍议[J]．史学理论研究，2000，（4）．
[17] [美]罗伊.波特．剑桥医学史[M]．沈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8] 张小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N]．中华读书报，2002 09 04．
[19] 冀中、高德馨、张鸿铸、王大鹏．医学模式[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1．
⑦ 见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67－74页。该文提到了国内外学者包括霍布斯鲍姆、韦耶列娃、阿萨.勃里格斯、龚书铎、乔志强、冯尔康、常建华、张静如、刘志强、黄宽重、柳立言、哈罗德.珀金、罗炳绵、杜正胜、孟彦弘等学者关于社会史研究范畴的各种观点。
一、萌芽时期
这一时期，从周秦到中唐，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875年。大量的医药史实，被分散地收载于甲骨卜辞和各类典籍之中，为医学史的创立，准备了丰硕的史料基础。司马迁的《扁鹊仓公列传》是为医学家传记之滥觞。
中医药学，从“神农尝百草”的年代，发展到周秦之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造就了不少着名医家，撰述了不少医学着作，医学也有了初步的分科，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客观上已为医学史的修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但是，限于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各个学科之间还缺乏明确的界定。因此，在非医学的着作中，记述着不少医学的内容。在商周的甲骨卜辞中，有关疾病的卜辞，就记述了当时的病名和治疗的内容，以及原始病历的史料。_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记述了近卯种-药用植物的产地、形状、采集，以及防病治病等内容，瑢科学与神话于一炉的奇书《山海经》，记载了140种药物，其中植物药59种，动物药83种,矿物药4种。还提了两种可供避孕的药物，可以说是最早的避孕药记载。《周礼?天官》中记载着医事制度等内容。曹植的《说疫气》记述了东汉建安22年疫病流行的情况。还有文集、笔记等，或多或小，都有有关医药内容的记载。
这些大量的医学史科的积累，和医家传记的收载，理应导致医学史学科的创立。但是，中国医学史学科，却以艰难的步履，迈过千百年的岁月，几经沉浮，始告创立。这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传统思想不无关系。千百年来，人们在思想上，只知道尊孔读经，热心仕途，而轻视科学技术，视医学为末技，把医家列为百工之列，称为“医工”。不屑于为末技医工修史立传。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在正史中无传，.就是一个例证。不少医药史实，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湮没，难以查考。有如扁鹤.的祖籍，.千百年来争论不定。然而，中医学毕竟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休戚相关。因此，史官修史不得不收载一二。文人着述，多有记述。其目的，或为自身文体的需要，或为表示作者见闻的广博。但是，在客观上，却为医学史的研究保留下了大量的可贵的医药史料.
医学发展史表明，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医学家的活动。因此，医学家传记的研究,，在医学史研究中最先得到注意和重视。《扁鹊仓公列传》的问世，就是明证。它虽然仅仅是两位医家的合传，还不足以称为医学史研究的专着，但是，它毕竟掲开了医学家传记研究的序幕，标志着以医学人物为中心的医学史研究的萌芽，形成了中国医学史研究的特点。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国医学史的研究。
二、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从晚唐到明?正德年间，公元875年至15订年。仍以医学家研究为主。但是，"E已从个别的列传，发展为众多医家的合传。其代表作有：唐?甘伯宗的《名医传》，明?李濂的《医史》。同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留意于专门史钭的总集。有如疾病史。
医家传记的研究。最早的专着应为唐?甘伯宗的《名医传》。甘氏生于中唐时期,《名医传》约成书于晚唐.，可惜早失。据范行准的考证，《名医传》最早着录于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11年），王尧臣撰的《崇文总目》中，载有“《名医传》一卷，甘伯宗撰。”《新唐书?艺文志》同，惟作七卷。_据熊宗立的《医学源流?自跋》称“唐甘宗撰历代名医自:三皇始而迄于唐代，绘列成图”?原书是图在文前，赞在文后，共载医家116人范氏认为在张旲《医说》中保存着《名医传》的原本，诚如郑樵所说“名亡实存”。这种有图有赞的文体，已较仅是记述而不评论的文体，在医学家传记研究中前进了一步。
《名医传》的问世，表明医家传记的研究，已从个别的列传，发展为众多的合传，标志着以医家传记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初步形成，并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医学史研究的进程。范行准曾对《名医传》的流变作了探讨，认为《名医传》，'曾改名为《历代名医录》，或改名为《名医大传》。飞历代名医录》后又改为《历代名医图》由其演变流传的约有四类。1.依仿《历代名医》之名的，有宋?党永年的《神秘名医录》。2.沿《历代名医》之称的，有宋张晃的《医说〉〉卷一《三皇历代名医》。宋*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求》二卷。元?陶宗仪的《辕耕录》卷二十四《历代医师》。明?熊宗立的《历代名医图姓氏》。3.据《历代名医录》而充医家姓氏的，有宋?许慎斋的《历代名医探源报本之图》。
明?熊宗立的《医学源流》。明?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卷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明?李梃的《医学入门》卷首《历代医学姓氏》。清?陈梦雷的《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此外，属于名医合传的范畴,还有宋?赵自化的《名医显佚传》，已佚。宋.魏了翁的《医学随笔》,收录历代医家，上自三皇的僦货季，下迄宋代的刘翰，计142人。所录医家仅有姓名而无事绩，但其人数超过二十四史的记载，可资研究历代医学发展的参考。
《医史》，明*李濂撰，十卷。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刊行。该书采录历代名医，自医和至自李杲，见于史传的55人，又采诸家文集所载，从宋代张扩至张养正，几十人6其中张机、王叔和、王冰、王履、载原礼、葛应雷六人。史无记载，李氏为之补传。毎传之后，各附论断。李氏自序称“医史者，佘辑前史所载方技列传，以为学医者之正宗也”，可见其编写的目的。李氏以《医史》命名，表明作者已认识到医学家与.医学史发展的关系，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启迪，而称为“学医者之正宗”。该书内容，虽然仍为医学家传记。但是，已能根据医学发展中的贡献而立传，不因袭前人。对于贡献大而又正史无传者，都为之补传，如张机等六人。各传之后，附有论断，均较前人为胜9标志着以医家传记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史学科的形成。并对后世医学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医学专题史料的搜集^李昉等修纂的《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它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类书，采用典籍1690种，还有不着目录的诗词文赋等，保留下桊汉以前部分佚书的内容，卷七百三十八至七百四十三，《疾病部》一至六卷，为有关疾病的论述，采撷广泛，内容丰富，.惜未加整理编次。但是，这部分有关疾病史料的总集，可以说是开创了后世疾病史研究的先河。
这一时期，甘伯宗《名医传》专着的问世，表明医学家传记的研究，再也不是史书、文集等附属的内容，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它促进了后世研究医学家传记的发展。同时扩大了研究范围，有了专题史料的搜集，突破了单纯研究医家传记的格局。李濂的《医史》，已将医学家传记的研究与中医学发展进程相结合，而且有述有评，形成了以医学家传记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史学科。
三、成熟时期
这一时期，从明.嘉靖（公元1521年）至193年。医学史的研究，已从单纯的医学家传记的研究，深入到探索中医学发展的规律，.如郑文焯的《医故》。.特别是第一部较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中国医学史》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史学科的成熟和确立。开展了专科史的研究，注意到介绍西洋医学史。凡此无不表明，中国医学史作为-门学科正在日见成熟，而且建立了组织，创办了刊物。
学术研究。郑文焯的《医故》，刊行于1891年，书分上下两卷。在《原医篇.》中，论述了医之定义、巫医关系、本草命名，探讨了本草、内经、难经等着作的版本源流，考订了古今剂量的异同，’提出了医之门户分于宋，考定了孙思邈的生卒年，凡此等等，已突破专事收载医学家传记的格局，涉及医学发展规律的考察。或考竟源流，或订正错讹，或直抒己见。无论是从撰写的体例，史料的选择和应用，史实的分析和议论，均较前人略胜一筹，表明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i因而，该书在中国医学史学科的创立过程中，是一部不能忽视的医史专着?
《中_度学卑》陈邦贤撰，1919年写稿。由上海医学书局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第二版，日本医史学家山本成之助将该书译成日文出版，改名为《支那医学史》。195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修订第三版。该书以朝代为纲，从各个历史时期，考察医学发展的历程、医学成就、医学人物、医学着作，以及西洋医学的传入、疾病史等。特刖是，收载了太平天国、北洋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医学医政史料，使该书成为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标志着中国医学史学科日见成熟。
专科史的研究。何霜梅的《中国药物学史纲》，为第一部药学专史。丁福保的《西洋医学史》，打开了学习西洋医学史的窗口。表明医史学界已认识到研究中国医学史必需了解西洋医学史，并加以相互比较研究。
这一时期的医学史专着，主要的还有：王宏翰的《古今医史》.（1697年），，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考证》(1723年)，.丁福保的《历代名医列传》（1909年〉，王吉民的《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I928年），许明斋的《历代名医传略》(1卩16年），王吉民、_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英文，1932年〉等。
建立组织。1935年秋，由壬吉民等发起组织“医史委员会”.，1936年2月宣告正式成立，1937年，更名为“中华医史学会”，会长王吉民。
创办刊物。I936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创办“医史专号”，共计9期，其中中文5期，英文4期。
四、发展时期
这一财期，自1M8年到现在。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1.初次繁荣。1的8?1S49年9月在医学史界前辈的驽力下，I947年,创办了《医史杂志》，
自1M7年至W48年，共刊行了3卷5册。召开了第二次学术会议，创建了第一个医学史专业博物馆。主要的着作t李涛的《医学史纲》，李延安的《中外医学史概论》范行准的.《明季西洋传入医学》、《中国医学预防思想史》等。由开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歧视、消灭中S的政策，使医学史的汽也举步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了党的中医政策，使中医事业得到新生和发展，医学史的研究也得到重视和复苏。随着《医史杂志》的复刊，各种中医杂志也多开医史拦目，活跃了学术空气，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探讨医学起源、医家评价等问题。医史专着日见增多。1950年，中央卫生部决定医学史作为医学院校的必修科目，举办了医史髙级师资进修班。各省市相继成立医学史分会，有北京、上海、广州等三个。
3.停滞不前。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中华大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浪潮，带来十年浩劫，造成学术界万马齐喑，医学史的研究也停滞不前。
中国医学有悠久的传统,而且为人类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及於朝鲜、日本等国家及东南亚地区,近年更逐渐形成西方医学系统以外另一个独立的、现代的医学体系。今後相信东西方的医学会朝着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和互相促进的方向发展,为人类谋求更大的褔祉。
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在1930年代已见成绩;而较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间的事。笔者曾撰写〈中国医学史研究述评〉,载《历史与文化》第1期(1998年);本文是在此基础上再作补充,务求更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着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着,不过基本上限於通论性撰述,专科专题的中医史着作为数甚多,相信遗漏在所不免,这是要请专家学者见谅的。
(二)二十世纪前期的研究概况
中国学界对医学史的注意,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不过早期出版的着作均属西方医学史范畴,并且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1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首推陈邦贤(字冶愚,1889 - 1976)。他所着的《中国医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医历史的着作。此书初由上海医学书局於1920年发行,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的医学,详於今而略於古,清代和民国时期占较大篇幅。着者对历代医政、名医、名着及所形成的新学说、新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在疾病史的论述上亦多创见。2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於1956年重印此书,但署中国医学研究会主编。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其後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於1937年出版,收入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自此更为学界所推重。修订本内容分为上古医学、中古医学、近世医学、现代医学、疾病史五篇,叙述中国医学的起源和演变、医术的发展、外国医学的传入等。论者指出,此书「改文言为白话,特别是近现代医学的论述,其引录多注出处,且对史料堆集之弊有了较明显的改变。3台湾商务印书馆曾於1958年据此版重印,所以流传较为广泛。
一批由中国人自着的医学史书籍都不约而同在1930年代出现,反映了有关方面的研究已经时机成熟。当中有的介绍西方医学史,4也有全面记叙世界各国医学发展历史的,如李涛(1901 - 1959)编着《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5此外,有的着作注重西医传进中国後的情形,6也有关於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史的。7
王吉民(1889 - 1972)、伍连德(1879 - 1960)着《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8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着。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时期(公元前2697 - 前1122年);二、黄金时期(公元前1121 - 前960年);三、争鸣时期(公元前961 - 公元1800年);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1801 - 1936年);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9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中国医史》,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
还可介绍的是两册中医中药辞典。首先,是谢观(字利恒,1880 - 1950)等撰着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从医学、身体、方名、药名、病名、医家、医书七个方面,选收了七万余条词目,凡三百五十万字。作者编写此辞典时,参考了二千余种书籍,取材较为广泛,内容也较丰富。此辞典在1949年前曾再版数次,其後台湾商务印书馆於1958年印行台湾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又於1995年影印出版,另外还有两种改编本。10
其次,是陈存仁(1908 - 1990)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上、下册,约成书於1935年,收录历代文献所载的各种药物！和药物内容,包括命名、定义、处方、同名、古籍制名、外国名称,以及学名、产地、形态、成分、效能等,近二百万字。此辞典取材广泛,解释也较详尽;但内容主要是罗列资料,兼收并蓄。学界指出其中有些论述不够确切,引述资料亦间有错误。11此辞典後来有香港上海印书馆重印本。
(三)二十世纪後期中国内地的研究进展
1949年後,中国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内地续有进展。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陈邦贤编着的《中国医学史》,195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12
1970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着作渐见增加,上海中医学院编《中医学基础》(香港:商务印书馆,1975年),是其中一种较容易入手的新编中医学教材。此书将原有的《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中医诊断学》四门课程精简为一,〈绪论〉且扼要介绍中国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医史专着中较具特色的着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辩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13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资料,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俞慎初着《中国医学简史》(褔州:褔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着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14
范行准着《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於民间 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
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着作,有:赵璞珊着《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经纬、李志东编着《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成圩主编的《医学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有关中国的部分很多。近年出版的中医史讲义渐多,15较新的一种是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此书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而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
史世勤主编《中医传日史略》(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介绍中医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概况,书中亦有日本着名汉医及汉方医籍的简介。潘桂娟、樊正伦编着《日本汉方医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是全面探讨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的专着。贾春华着《日本汉医古方派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年),则专门探究日本的古方派。至於中国医药传入朝鲜的历史,中文方面似乎未有专着出版,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反而日本医家曾作过较深入的探讨。16
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着《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此外,还有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着《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及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着《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着《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医家传记有张志远主编《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孙文奇编着《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则介绍历代名医近千人。另一种值得推荐的小书,是黄仓、王旭东着《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严世芸主编《中医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踏入19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受到较大的重视,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17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着《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着作:其一,是马伯英着《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曦、洪中立着《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这两种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着,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後还会受到更大的重视,甚至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四)二十世纪後期港台地区的研究进展
香港方面,1949年前後有不少内地医家南来,中医界较前蓬勃,当中亦有一些医家致力於撰述,例如陈存仁着《中国医学史图监》(香港:香港上海印书馆,1968年),亦题《中国医学史》(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1969年)。此书的英文译本於1977年出版,亦可参考。18顺带一提,陈存仁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於旧上海生活的书,当中有不少关於医药界的轶闻。《银元时代生活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重刊,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史料看待。
此外,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讲义》(香港:医药卫生出版社,1968年)、吕尚志编写《中国古代医学家的发明和创造》(香港:上海书局,1971年),及上官良甫《中国医学发展史》(香港:新力出版发行公司,1974年)、任勉芝《中国医学史大纲》(香港:新亚医药出版社,1976年)。近年江润祥、关培生合着《杏林史话──中国医学史论文集》(香港:中大出版社,1990年),也有助於对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认识。谢永光编着《香港中医药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则是第一本探讨百多年来中医药在香港发展的着作。
台湾方面,1960年代初有一种英文的中医史出版,19此书附有中文翻译,题为《中国古今医药史纲与美苏医学进展鳞爪》,署徐学嵘原着、王吉人审校、王以文节译,在台中印刷,但无出版社及出版地。较早的中文出版物,有杜聪明(1893 - 1986)着《中西医学史略》(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杜聪明早年留学日本,其後赴欧美深造,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及医学院院长等职,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197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着作。最早的一种,当推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上、下册(台北:华冈出版部,1974年)。此书除导言外,共分十章,从医政制度、病名、疫病、药物、名医传、重要之医典、医药教育等方面,分述各时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在同类着作中,是比较详细的一种。论者指出,该书在论述西医传入後对中国医学发展,以及中国医学东传韩国、日本,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且给读者以新的启示。20其次,有陈胜昆着《中国传统医学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及《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980年代出版的中医史着作,有郑曼青、林品石编着《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着《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此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於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鍼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此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檃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後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炙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21此外,还有一些不着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1990年代初,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着《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近期出版的有二,一种是魏子孝、聂莉芳着《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4年),另一种是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魏子孝、聂莉芳均毕业於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中国中医研究院,其书共有九章,记载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医学发展。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之书,是由北京、上海、湖南、广州,黑龙江的中医学院教授合作撰写,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年),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
(五)有关中国医学史的外文着作
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史亦开始留意,不过他们的角度多不纯粹着眼於中医史本身的发展,而是注重医学思想、比较研究及当代情况等。22近年,我们还可以在国际互联电脑网页上看到有关中国医学及医学史的研究发展概况。23顺带一提,德文、法文方面,也有一些关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24
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京都:弘文社,1932年初版;东京:科学书院1981年重印本),是早期以日文写成的中医史着作。陈邦贤着、山本成之助译《支那医学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0年),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37年版译出。1990年代出版的有:石田秀美着《中国医学思想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吉田庄人着《中国名医列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小曾户洋着《中国医学古典与日本──书志与传承》(东京:塙书房,1996年),主要透过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学传到日本的情形。顺带一提,赤堀昭介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专文,是很有用的入门参考。25
日本方面称中医中药为「汉方药,近年则以「东洋医学之名作为「西洋医学的对称。所谓「东洋医学,就是指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医学而经日本修饰和补充的医疗体系。1972年成立的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东洋医学研究机关,该所所长大塚恭男着《东洋医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对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日本的东洋医学史、日本东洋医学与中国医学等问题均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六)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及其展望
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出版着作外,还要注意工具书的编纂和学术期刊的编印,这两方面已取得若干成绩。首先,有关中医中药的图录和工具书,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例如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庄兆祥、李宁汉主编《香港中草药》8辑(1978 - 2000年),又有萧培根等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2卷(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 - 1997年),这些都是科研成果的彩图纪录,为中医中草药研究奠下了更紮实的基础。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北京:人卫生出版社,1992年),收录文物图片二百六十种,从先秦到清代,供教学和参考之用。图文配合的出版形式,是新时代的一种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传统医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是目前有关中国医学史及相关知识最全面和完备的工具书。陈新谦编着《中华药史纪年》(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按年记载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数千年间在药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下迄1983年,亦方便参考。宋木文、刘杲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第1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医药、卫生卷,有中医、中药着作近二千种的介绍。不过,平心而论,适合时代需要的参考工具书仍然十分缺乏,有待努力和改进。
其次,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後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6至於二十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27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准参差不齐,影响所及,连带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也被人忽略,学界对此必须加以检讨。
随着大规模对中国医学知识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由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着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着作,综合了二十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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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所录,有:【英】马克斐(R.C. Macfie)着、【英】高葆真(W.A. Cornaby)译、曹曾涵校:《泰西医术奇谭》(上海:广学会,1911年);丁褔保译:《西洋医学史》(上海:医学书局,1914年)。较後出版的,有周云路译:《医术的浪漫史》(上海:广学会,1929年)等。
2. 参阅方鸣、金辉、杨慧林、唐建褔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陈邦贤编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3。
3. 同上注。关於陈邦贤的生平和贡献,可参李经纬〈中国着名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华医史杂志》16卷4期(北京:中华医学会,1986年),页193-198;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王致谱〈陈邦贤先生早期医史学研究工作〉及陈定闳〈医学史家陈邦贤教授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11-19。
4. 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相信是中国人自编关於西方医学史的最早着作。此外。有【日】石川光昭着、沐绍良译《医学史话》(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5.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李涛编着《医学史纲》〉条(蔡景峰撰),页1224。
6. 汪于冈、葛成慧着:《新医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0年),介绍西医输入中国以後发展情况。此外,还有鲍鉴清着:《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编辑部,1931年)及毕华德着:《我国西医眼科之起源及现状》(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社,1931年)等小册子。较後出版的,有江道源着:《十九世纪前中华基督教对於医学之贡献》(兖州:保禄印书馆,1942年),介绍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入华基督教教士在医药上的成绩;又有范行准撰、余云岫校:《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华医学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年)。
7. 如王吉民着:《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上海:新中医出版部,1930年)、陶炽孙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马允清编:《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天津:益世报馆,1934年)等。
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e Service, 1936; repr.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9.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着《中国医史》〉条(蔡景峰撰),页1223-1224。关於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着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17卷3期(1987年),页145-148。
10. 樊正伦、张年顺根据谢观[！]等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6年重印本加以整理,由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外,又有谢观主编《中华医学大辞典》上、下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可见这辞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国医学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11. 参阅施宣圆、王有为、丁凤麟、吴根梁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539。
12. 同注2。关於陈邦贤此书三个版本的异同,可参张慰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陈邦贤〉及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2-10。
1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条(傅芳撰),页1225。
14. 关於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可进一步参阅余瀛鳌的书评,载《中华医史杂志》14卷4期(1984年),页248-250。
15. 较重要的教材是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最初於1960年刊行,其後曾经修订;此外,有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及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三木荣着:《补订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阁出版,1991年),包括作者的《朝鲜医学史》和《朝鲜疾病史》两种专书,内容甚为详细,亦记述了中国医学与朝鲜的关系。
17. 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页1。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规模。
18. Hsu, Hong-yen, Peacher, William G., Chen’s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Hong Kong, 1977). 此书有台北新医药出版社版,署许鸿源、毕球?威廉编译。
19. Evan H. Shu,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and the 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in America and Russia, 1962.
20.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4。
21. 关於史仲序的《中国医学史》,可进一步参阅赵石麟的书评,载《中国医史杂志》19卷3期(1989人),页191-193。
22. 主要的着作有:
(1) Arthur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75);
(2) John Z. Bowers, William Hess, J., Nathan Sivin (eds.),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4) Nathan Sivin,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提要] 文章从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价值等方面对医学社会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医学社会史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考察来认识社会（文化）的形态及其变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变迁；其研究方法要求做到传统史学方法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本土化以及其他学科方法史学化；从学科价值上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社会史的内涵，而且可以促使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对象和价值。
A Theoretical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Key Words: medicine;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bstract: The article states the author’s opinion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light of its definition， researching targets and approaches， as well as subject values and subject situation. As a result， the author holds the belief that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s a branch of history which applies cross-discipline researching methods to the studies of human medical activities ever since， hence， recognize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vicissitudes.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history， this subject probes the medical activities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ill the present time. Its researching targets encompass the co-existing structures and changes in medical activities for all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As for researching approache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eans’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 ways’ civilization are required. Considering its subject values， not only can this research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history， but stimulate the historians to reconsider the targets and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医学社会史是20世纪初以来的“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在整个社会史大家族中，它可以说是较年轻且影响较小的成员，以至于在一些中国社会史学术回顾中几乎被忽略。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医学社会史是一门无足轻重的学科，也并不意味着它的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医学社会史是最贴近大众的历史，它不仅关注大众的生命健康，而且关注大众的社会生活，是最能解释人类本质属性（生物性与社会性统一）的历史，因而它理应从社会史的边缘渐入社会史的中心。正是基于它的重要地位和潜在价值，一些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后期就涉足该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果。②当然，这离医学社会史学科的成熟还有较大距离。从理论上看，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医学社会史理论体系，比如什么是医学社会史，其学科定位在哪，其研究对象是什么，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其价值何在等问题，史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从实践上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寥若晨星，且研究取向多陷入偏狭。正如冯尔康所言：“像人群生命史，处于试着做的态度，往哪里做，怎么做，都还在摸索之中。” [1](p93)这里的“人群生命史”可以看作是“医学社会史”相近的一种表达。这些问题正是制约医学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障碍，也是医学社会史未能在社会史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根源。因此，从学科（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医学社会史的定义
近年来史学界虽然频繁使用“医学社会史”之类的话语，但关于医学社会史的定义却没有明确的定论。究其原因有二：一则因为作为分支学科的医学社会史在其母学科“社会史”的定义仍有争议的情况下，③是很难有明确的定义的；二则因为长期以来关于医学的历史解释几乎被传统的纯技术层面的医学史所代替，人们很少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解释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因而没有明确的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也在情理之中。
可喜的是，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繁盛和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不仅为弄清医学社会史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且也为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一些学者已开始用社会史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建构医学社会史的理论框架。例如，余新忠博士就试图给“疾病医疗社会史”下一明确的定义。他指出“它应是指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历史上疾病、医疗及相关问题的分支学科，是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易见，这一研究关注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将疾病医疗作为一个切入点，藉此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它应该主要由历史学者承担。”[2](p97)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关于医学社会史较成熟的理论思考。然而，余文并没有把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整体地纳入到社会史的视野之中。从研究的切入点看，他选择的是人类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中最普遍最直观的“疾病”及“医疗”；在纷繁的疾病中，他选择的又是最普遍最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传染病：“瘟疫”。事实上，医学除了疾病及医疗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内涵，疾病除了瘟疫以外还有更复杂的体现，所以如果把“疾病医疗社会史”等同于“医学社会史”，就略嫌偏狭。这也正说明了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建构任重而道远。此外，杨念群、张大庆等学者也对医学社会史进行过理论探讨。杨念群通过揭示在西方医疗体系渗透下产生的卫生实验区对北京社区控制力和人们生死观念转变的影响，把一个纯粹的医学史问题转换成一个医学社会史问题。作为医学出身的学者张大庆却没有囿于传统医学史“由医生为医生所写的关于医生的事”（By doctors about doctors for doctors）的编撰模式，而是努力从社会因素入手来考察人类过去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他把医学社会史理解为“研究医学活动中医生和病人及其境遇”，研究“生与死、健康与疾病的观念及演化”，“更多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开展跨学科研究” [3](p37)等。以上学者的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建构。
在学科的理论建构中，弄清概念及定义是最基础的工作。关于医学社会史的概念，目前史学界也有多种表达，如身体史、疾病史、疾疫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生命医疗史、人群生命史等。④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无疑都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但是，它们并不一定都能代表医学社会史的全部，因此需要有一个包含上述诸方面的更全面更抽象的概念作为该学科的名称。通过比较各相关概念发现，“医学社会史”是这一学科领域最具概括性的概念，因为“医学活动”几乎包括了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的身体及生命过程的全部活动。
在对医学社会史的定义进行阐述之前，还必须弄清“医药活动”、“社会”、“医药社会活动”、“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社会史”、“医学社会史”这几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这些概念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医药活动”、“社会”、“医药社会活动”，这是客观存在社会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体现的各种关系。关于“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指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4](p27)也就是说，社会是指在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医药活动”是指保护和加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5](p23)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医药活动以及在其中产生的各种关系也就构成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可以命名为“医药社会活动”及“医药社会关系”。第二个层次包括“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学”，这是根据不同研究对象分类的学科。关于“社会学”，可简单认为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4](p5)。而“医学”则是以“医药活动”（包括主体、客体、工具及手段）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医学社会学”是以“医学中的社会学问题和社会学中的医学问题”[6](p1)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研究医药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医药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因此，医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第三个层次包括“医学史”、“社会史”、“医学社会史”，这是与上述学科相对应的历史学科。无论是社会学、医学，还是医学社会学，都是以研究共时性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的科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历时性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那就属于社会史、医学史及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了，它们不仅关注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静态表现而且关注其历时性的动态变迁。上述概念及相互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医药）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史
在纵观医学社会史研究成果以及分析医学社会史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本人自身的理解，对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作一个尝试性的解释：医学社会史，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考察来认识社会（文化）的形态及其变迁的学科，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它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上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的身体及生命过程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范畴，包括“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
二、医学社会史的学科定位
从理论上讲，弄清了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也就明确了其学科定位。即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是社会史，再其次是医学社会史。然而，要清晰地描绘医学社会史的准确位置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历史学科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各分支学科相互交错渗透，很难给某一学科准确的定位并划清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葛剑雄、周筱赟曾试图从时间系列、空间系列、内容系列、人物系列、另类历史等几个方面将当今历史学科进行分类，[7](p77)基本上囊括了历史学科的大多数成员，为人们解析历史学科提供了一种范式。受这一范式的启示，我们不妨根据历史的“时间、空间、人物活动”三大要素把各历史分支学科置于一个简单的三维笛卡尔坐标之中来分析。以时间为纵轴，以空间为横轴，以人物活动为立轴。从时间序列考察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阶段）史；从空间分布考察历史，可分为世界史、国别（地区）史；从人物活动考察历史，可分为总体史、专门史。在上述三维中，人物活动是核心，时间和空间只是人物活动的特定环境。正如汤因比所言“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可以说明问题的单位，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时代，而应该是一个社会”[8](p2)。柯林武德也指出：“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9](p19)。所以，我们可以只依据“人类活动”这一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来更为简单地把历史划分为总体史和专门史两类，而时间与空间只是作为“历史”的限制性定语。以“中国通史”、“明清江南经济史”为例，从时间上看，前者是通史，后者是断代史；从空间上看，前者是国家史，后者是区域史；从内容上看，前者是总体史，后者是专门史。故任何历史都不外乎是总体史或者专门史，其区别只是不同时空限定而已。⑤
要为医学社会史准确定位，还不得不对社会史有较准确的理解。社会史是专门史还是总体史？目前史学界仍存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社会”两字的不同理解。“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此社会史也有广义社会史和狭义社会史之别。广义的社会史应该是以人的一切活动为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如前所述的总体史；狭义的社会史是以除了人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外的其他社会活动为研究对象，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如前所述的专门史。作为医学社会史的母学科的社会史，应当是专门史范畴的社会史，因为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只是与“医”有关的特殊的人类活动。
如果把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置于历史视野中就变成了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同样，如果把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置于历史视野中也就变成了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它们是社会史研究对象中的特殊部分，故医学社会史就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会史存在广义社会史和狭义社会史之争，但医学社会史却不存在“广义医学社会史”与“狭义医学社会史”之别。历史上所有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都应当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当然，由于“医学”既不属于政治范畴，也不属于经济范畴，而是属于狭义的社会或文化范畴，所以医学社会史应当归属于狭义社会史，是狭义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
至此，通过向上“寻宗问祖”终于找到了医学社会史在历史学科体系中的位置。然而，对医学社会史的学科定位还必须有一个向下的“追波逐流”的过程。医学社会史由于自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可继续离析为若干子学科。如果考虑时间因素，医学社会史可分为古代医学社会史、近代医学社会史等；如果考虑空间因素，医学社会史可分为世界医学社会史、中国医学社会史等；如果把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人物活动”再进一步分解，医学社会史又可分为疾病医疗社会史、预防保障社会史、医学教育科研史、医药卫生制度史、健康疾病及生死观念史等。
参考文献：
[1]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A]．周积明、宋德金．中国社会史论（上卷）[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3).
[3]张大庆．医学编史学：问题与方法[J]．医学与哲学，1999，（11）．
[4]《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社会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5]胡怀明．社会医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8．
[6][美]H·P·恰范特、蔡勇美、[中]刘宗秀、阮芳赋．医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英]阿诺尔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9][英]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节选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①例如赵世瑜、邓庆平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中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从学术思想史的高度，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做了细致的爬梳。该文以时间（代）为经，以重点问题、研究者及其成果为纬，描绘了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长卷，然而，通览长卷却未发现一点有关医学社会史的“墨迹”。又如常建华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中勾勒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从模糊、宏观到清晰、微观的发展历程，并检讨了中国社会史“兴起、停滞、复兴”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该文叙述了复兴阶段的“新社会史”在外延（深入）式发展中产生的诸多研究领域，提及社会生活“衣食住行”诸领域，但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却只字未提。再如郭松义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中重点对80年代以来社会史“复兴”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复兴的动因等问题作了定性、定量分析，但该文也仅在探讨社会史研究方法时提及“医学”及疾病、死亡等有关生命的字眼。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回顾，都可谓史学界关于中国20世纪社会研究回顾的权威之作，然而其中却没有给“医学社会史”这一新成员予以适当的位置，这足以说明医学社会史在史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② 在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较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了专门的学术机构：医学社会史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在这个学会的支持下又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专门的医学社会史杂志（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并涌现了大批杰出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者，如罗伊.波特（Roy Porter）、克里斯托弗.劳伦斯（Cristopher Lawrence）、约翰.皮克斯通（John Pickstone）、威廉.拜纳姆（William Bynum）、罗杰.库特（Roger Cooter）等。国内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虽然在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兴起，但也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详细情况可参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余新忠的《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其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也是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典范之作。当然余新忠关于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的综述并没有穷尽国内所有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其实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的张大庆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杨念群等在我国医学社会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上述学术重镇以外，全国各院校和研究机构也有一大批医学社会史的学者，他们的工作对中国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与发展也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推动作用。
③ 如张国刚在《试论社会史研究的学科结构》（《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中所言：社会史究竟是什么？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其学科体系是什么？迄今为止，国内外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等相对的一门专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认为社会史是总体史，真正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目前比较时兴的一种看法认为，社会史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专史，而只是代表了历史研究中的新视角、新范式、新方法。
④ 余新忠在《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使用了“疾病医疗社会史”的概念，并提到了台湾学者杜正胜、李贞德等使用的“人群生命史”和“生命医疗史”概念，文中还提到了美国加州大学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等学者所关注的“身体史”概念；余新忠还在《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中使用了“疾疫社会史”的概念；冯尔康在《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中提到了法国年鉴学派代表莱高夫以及台湾学者郑智敏等学者使用的“人群生命史”、“身体史”的概念；张大庆在《医学编史学：问题与方法》（《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11期）中使用了“医学社会史”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