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论语》;传统科技文化;科技观;知识观;求是精神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5-0101-05
作者简介：孙保学（1986-），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
在人类科技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大多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其实，先秦诸子百家对中国科技文化的奠基作用并不逊于古希腊的先哲们。冯友兰曾说：“我们若把中国的历史和若干世纪前欧洲的历史加以比较，比方说，和文艺复兴以前比较，就看出它们虽然不同类，然而是在一个水平上。”[1]81李约瑟通过详尽地考证和发掘证明：至少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中国古代科技在许多领域要领先于西方。贝尔纳也指出：“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在技术上的贡献――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我确信，中国过去对技术的这样伟大贡献，将为其将来的贡献所超过。”[2]中文版序先秦时期作为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在科学起点上其实并不输于其他文明，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和其他社会因素才使中国渐渐落后于西方。这样看来，中国科技文化发展并非先天不足。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3]因此，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复兴与崛起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自然主义的科技观、“志于道”的求是精神、“博学务本”科研方法和“以德摄知”的知识观等几个方面切入，分析《论语》蕴藏着的丰富传统科技文化元素。
一、自然主义的科技观
在很多人看来，孔子是一个相信并且顺从“天命”的保守主义者。尤其是他倡导“尊周礼”“倡礼乐”的政治主张，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倾向。但是，这种解读并未整体地展现其思想全貌。其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着更为积极的面向。按照李约瑟的解读，孔子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理性看法。对此，他曾做出这样的评价：“儒家思想基本上是重理性的，反对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倾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无视非人类的现象。”[4]12当代科技哲学视域中，对自然主义的定义各式各样，但总体上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本体论上不预设超自然的存在物，认为物理世界即是自然世界的全部，除此之外不存在超验的神灵世界;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排斥神秘主义，主张运用经验的方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在《论语》中都鲜明地呈现。
《论语》中的自然主义态度集中表现在对鬼神和生死的看法上。譬如，“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又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从这里，有人看到孔子着眼于现实的生活态度，也有人解读出他对自然事理以及生命的看法。从自然主义视角分析，我们会看到：首先，孔子不去追问到底有没有鬼神，而是说活着人都还照顾不过来，哪有功夫伺候鬼神！这里，他先在地预设了活人要比死人更重要，而且我们只有先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才能论及其他。倘若有鬼神存在，那也是现实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之后的事情;倘若没有鬼神的存在，侍奉它们只会是枉然不得。其次，孔子在“生死”问题的谈论中，强调了“生”的重要性。对于“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人死后究竟会怎样，这些问题最好不要去追问。在他看来，我们连“生”的道理都尚未深入理解，何谈弄明白“死”呢！在此，同样存在一个进阶的问题：“生”的问题是“死”的问题的必经阶段，明白了前者才有可能去探索后者。对于那些超出我们当前认知能力的问题，考虑它们只能是徒费心力。其实，即使生活在科技如此发达今天，我们对于死亡、灵魂、鬼神的科学认知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另外，《论语》中提到的“天命”多是指宇宙与人生的运行规律。不能依据字面意思简单地推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观点。譬如，“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讲的“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不同与西方的“上帝”或“神”。他告诉人们，一定要透过自然现象来理解大自然内在的运行规律，对其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之后，可以藉此阐释对社会及人生的理解和体悟。其实，这里包含一种隐喻，一种将自然界、社会发展和人生际遇相互统一的和谐图景。我们只有真正将三者统一起来，才能深刻理解宇宙人生的规律，通达自然、社会与人生，使得“人与天地相参”。这样，我们便能理解孔子持有“天命”观却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宿命论者。
这种自然主义的科技观有助于引导人们挣脱对神话的迷信和对宗教的执着，走向理性、澄明的现实世界。“儒家思想偏爱甚至强调传统的礼仪，但也坚决地怀疑和反对任何一种超自然主义。这是有利于科学世界观发展的因素。”[4]1420世纪初，唯物主义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为最广泛的中国人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所内在的这种自然主义取向不无关系，它最大程度地塑造着人们对待周遭世界的科学态度，对生产和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二、“志于道”的求是精神
任何一项人类事业的发展都需要特定的精神或信念的支撑。科学事业也不例外，科学之为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古希腊先哲追问“世界的本原”和探究“万物的构成”;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人们转向探究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及其性质等问题，从而诞生了经典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等近代科学体系;在当代，科学更是将探索触角伸得更广，宏观上大至宇宙，微观上小至夸克，不仅探索物理世界，而且也探究心灵世界的认知奥秘。这些活动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求知精神，这是矢志不渝的追问自然和探究万物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最基本地反映着人们从事科技活动的态度、品格和气质。
一般认为，科学精神既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即“求真”精神;也包括面对现实，探索规律的精神，即“求实”精神。[5]按照这种理解，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能够肯定，那种主张“人本主义的极度发达必然导致科学精神的颓弱”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并非先天地缺乏这些科学基因。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是后来的继承者们逐流于世事的更迭，逐渐放弃了科技向度，并非儒家文化本身存在缺陷。
竺可桢曾总结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近代科学巨匠的事迹，归纳出科学精神应包括三个方面：“（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依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则不屈不挠，只是问是非，不畏，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专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6]这里，他将近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贯通起来。其实，丰富的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具有这种“求是”品格。但是，“由于把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看作了‘科学’本身，作为求知活动的科学以及它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却恰恰在‘科学’的名义下被忽视了。”[7]其实，在《论语》中积淀着丰富的先人们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气质和不懈不屈的坚毅品格。
孔子提醒我们要做到以下四点：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做事不能固执己见，走极端，要虚怀若谷，祛除偏见。“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他提醒门人要保持怀疑的学问态度，如果只读书而不加怀疑和思考就很容易受骗，但如果只是空想或思考问题而不加学习则会缺乏信心，难成定见。在评价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时，他曾谈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在他看来，“违”其实并非大不敬，对权威和定见的质疑是智慧的一种表现。孔子是反对盲从与附和的，对颜回的表面顺从他曾表达过些许的不满意，认为他“非助我者也”。但是，通过对其私下与其他弟子的交流却发现，颜回还是有很多发挥的，能够“闻一以知十”，举一反三。“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怀疑精神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表现在它能够刺激人们去追问，有利于思想的创新。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即大家厌恶的东西，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爱的东西也一定要去考察。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其原因，科学活动就是探究隐藏于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培养创新精神第一步就是要大胆怀疑，不畏权威。
而且，孔子提倡弟子要“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甚至要为了“仁”的实现而献身，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的观点。在他看来，“仁”是人道的最高真理，一旦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就要据理力争，就算面对老师也不能有所谦让。相比于生命，真理的价值更高。为求真理，不畏生死，敢于抛弃一切，是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纵观科学史，受到政治或宗教等外在压迫而仍然坚持科学研究、记录各种天文现象、扎实地收集各种数据的科学家比比皆是。在坚持和捍卫真理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科技工作者是一致的。
《论语》的微言大义能对治国安邦和为人处世提供指南和启发，殊不知，这些思想也同样体现着求是精神。首先，孔子告诫读书人要有志于真理。那种以吃粗茶淡饭穿破旧衣服为耻的人，不值得同他商议和交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其次，物质条件的匮乏不能阻碍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做学问搞研究要有这种甘于平淡、甘于贫穷的境界才能真正有所发现和创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知识分子应该有颜回的精神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第三，追求真理任重而道远，需要刚强的意志和坚毅的品格。正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敢于担当，为求真理和道义而不畏生死。正所谓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并且，在追求真理和道义的过程中务必做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第四，求真之路还需要有实干精神，不能只想不做、只说不做。“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不能说的多，而做的少，应该少说多做，这样才能积累实力，不断进步。做真学问不能图慕虚名，“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要时刻牢记言语谨慎，工作勤劳敏捷。在学术共同体内，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研究是不是为人所知，要更多地想着我对别人的研究了解多少，我的研究和别人的差距在哪？对比之中找出差距，然后努力补足，提升自己能力才是关键。“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做事情要有一技之长才不至于为没有合适的职位而发愁，不断完善自身实力锻炼本领自然会为人知晓，以此来被共同体所接纳。是谓“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科研活动要尊重知识产权，讲究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范和科研道德。一切研究和论证都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反对任何形式的投机取巧、沽名钓誉和弄虚作假行为。这些观点，在《论语》里随处可见。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诚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誉，就像车子没有了轴承，可见诚信对一个人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如何做到诚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守约定、遵守规范，不做任性而为之事。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因为对自己节制、约束而犯过失的，这种事情总不会多。规范对于学问是必要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因为不端行为大多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作祟。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做研究不能只求快，更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做不出真学问。
三、“博学务本”的研究方法
李约瑟证明，通常认为的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的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8]对此，他提出被后人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疑问：“为什么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连同它对先进技术的一切影响，产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按照他的分析，近代科学从方法上区别于古代的是将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9]
有学者曾指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走的发展路径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在这方面走的发展路径都是互不相同的”。[10]好比说，我们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人领先”“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10]其实，“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11]几个主要文明的科学技术都沿着自己的轨道缓慢地发展着，这些多样的科技成就的取得不仅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科技精神，同样也受益于盛于其时的科技研究方法。
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著作加起来就是希腊人知识的概貌。其实，“述而不作”的孔子同样也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一点从《论语》中便可窥一斑。“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论语・子罕》）孔子自谦年少时“多能鄙事”，生活实践上的磨练，使他学会很多技艺。但是，他也指出不能耽溺于这些，所谓“君子不器”其实就是说人一定要全面发展才行，不能只有一种用处。所以，有人说孔子非常伟大，但是很难称他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他警示门人，要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多考虑当前的问题。“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后来，《中庸》发展了这种思想，将其提炼为一种方法论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完全符合认识过程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逻辑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12]但是，孔子也强调君子要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不能舍本逐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基础牢固地确立了，真理自然水到渠成。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孔子坚持的“博观约取”“务本生道”的方法论总纲。
具体来讲，《论语》中有如下的求知方法或原则：首先，要重视学思结合。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对此，孔子有着切身的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其次，勤学好问，虚心向别人请教。“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第三，温故知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第四，要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一种科学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常用方法，抓住事物的正反两方面或者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找到符合中庸之道的解决策略。第五，要学会举一反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科学研究内部道理都是相通的，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遇到问题即可“触类旁通”。第六，要见贤思齐，深刻内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善者”作为教训是反思自身行为的一面镜子，要随时检讨自己，以人为镜，向贤者学习优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不过，孔子也意识到，在做学问、搞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走弯路，误入歧途，这需要多加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学以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二，要杜绝固执己见，走极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三，学问要循序渐进，遵循进阶过程。“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论语・子张》）君子之道，哪些先传授，哪些后讲述，要像区分草木那样，做以区别和分类。第四，多闻多见，多交流，切忌闭门造车。“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说，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要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做，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去做，就能减少后悔。“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第五，态度端正，实事求是，不可马虎行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反复强调要“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事思敬”（《论语・季氏》）“执事敬”（《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敬就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13]最后，务必要做好基础工作，不要好高骛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四、“以德摄知”的知识观
有学者论证，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科学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本质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求真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前者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这被总结为“以德摄知”的传统。[3]在《论语》中我们能够看到言传身教在求善问题上的作用，也能读出“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3]孔子提出“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这种“以德摄知”传统的确立，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因此之故，做学问要有更高的追求，为学不仅是为了求真、求知，更是为了成为君子，而且为学是成为君子的唯一路径。“孔子肯定了人只有借助于为学才能成为君子，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完善”。[14]在孔子与学生之间的问答之中可以看出，“问答的发轫与完成，始终不在于知识的积累，而在于成就‘君子’的道德品行”。[15]这种“以德摄知”的知识观，要求研究者不断丰富见闻，提高综合素质。
孔子将“有教无类”和培养“博学通才之士”作为教育方针和目标，“对学生进行礼、乐、书、数、御、射‘六艺’教育。其中数即数学，乐和声学有关，御和力学有关，射和机械有关。”[12]墨子曾这样称赞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可见，孔子不仅具有较高的人文修养，其实也有着丰富的自然知识。孔子早年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对大自然和动植物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要求学生学习《诗经》，不仅学习其中反映出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要学习其中所包含的各种自然知识。“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苗而不秀，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这反映当时人们对有些苗木不开花、有些开花不结果生物现象早有洞察。
而且，孔子在谈到自然知识时，喜欢运用比喻，将其与一定的哲学道理联系起来。一般而言，我们只有对本体和喻体有了充分的理解之后才能做出恰当的比喻。孔子将自然知识、技术知识与政治哲理内在地打通，使之浑然一体。在《论语》中，不乏利用天文现象来进行道德和政治说教的例子。例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从《论语》受众的角度看，这段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日食和月食等自然现象的关注，能够根据对它的认识来理解社会现象。又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北辰”也就是北极星，在这里将其用作为政治比喻，不仅反映了他对天文、历法和气象的了解，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一些天文知识（譬如，北斗星围绕北极星周期性地旋转等）普及程度。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这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时间观念，不仅认识到时间的单向性或不可逆性，而且用它来诠释社会与人生的道理。
《论语》中还涉及一些技术知识。例如，“《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一般对这句话的寓意理解是，学习和研究务必要互相商量研究，学习长处，纠正缺点。其实，这能够反映出当时手工业水平。一般而言，切、磋、琢、磨是针对不同的材质所使用工艺技术的分类。古代把骨头加工成器物叫“切”，把象牙加工成器物叫“磋”，把玉加工成器物叫“琢”，把石头加工成器物叫“磨”。这些专门的技艺孔子了熟于心，能够信手拈来打比喻。我们知道，传统技术多是以自然认知为基础的，而且认知与评价是相互融合的。加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形态，“一方面促成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实用技术的发达，另一方面则造成对看似无用的‘奇技淫巧’的排斥或轻视，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理论理性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不过，在当下技术革命的新背景下，传统技术的这些认知特征以及相应的观念值得再次重视。”[16]
结语
综上所述，相比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先贤，称孔子为自然哲学家并不为过。而且，《论语》也有资格成为反映先秦时期我国传统科技文化发展的代表性著作，其作为一种古代知识分子的综合文化背景，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领先于西方一千多年亦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确，中国的传统科技文化缺乏兴起近代科学的一些必要元素，以致没能独自发展出近代科学体系。正如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人形成了不同的肤色和生活习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有着自己的本色、长处和优点”，[17]也因此发展出了不同的科技文化类型。李约瑟曾说，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使科学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也助长了科学萌芽。[4]12考察中国科技思想史会发现，像张衡、祖冲之、沈括、徐光启、李时珍等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其实未曾受到儒学体制的阻碍，在中国历史上也罕有屠杀科技发明者的现象。[18]而且，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最早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并将其积极地介绍给国人的也是儒士们。因此，企图割断历史，全盘否定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的做法并不可取。
通过分析我们也能够看到，科技观、科学精神、科研方法等并非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盲点。中国科技史上璀璨的科学成就也能证明我们并不缺乏这些“文化软实力”。在中华文化走向复兴的21世纪要开启现代化的“中国模式”，[19]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仍然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承继和发扬。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研究古代科技思想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任意框定议题，也不能因此苛求古人拥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科学。传统科技知识和思想可能大多较为零散、直观，明显不同于当今的大科学那样体系缜密、结构严谨。但站在历史的视角来看，发展科学毕竟不是那个时代最迫切的任务。我们从对古典文献的重新理解和诠释中挖掘并继承先人的智慧，从而对当下的科研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才是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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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J].孔子研究，2014， （5）.
任何一项人类事业的发展都需要特定的精神或信念的支撑。科学事业也不例外，科学之为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古希腊先哲追问“世界的本原”和探究“万物的构成”;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人们转向探究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及其性质等问题，从而诞生了经典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等近代科学体系;在当代，科学更是将探索触角伸得更广，宏观上大至宇宙，微观上小至夸克，不仅探索物理世界，而且也探究心灵世界的认知奥秘。这些活动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求知精神，这是矢志不渝的追问自然和探究万物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最基本地反映着人们从事科技活动的态度、品格和气质。一般认为，科学精神既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即“求真”精神;也包括面对现实，探索规律的精神，即“求实”精神。［5］按照这种理解，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能够肯定，那种主张“人本主义的极度发达必然导致科学精神的颓弱”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并非先天地缺乏这些科学基因。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是后来的继承者们逐流于世事的更迭，逐渐放弃了科技向度，并非儒家文化本身存在缺陷。
竺可桢曾总结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近代科学巨匠的事迹，归纳出科学精神应包括三个方面:“(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依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则不屈不挠，只是问是非，不畏，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专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6］这里，他将近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贯通起来。其实，丰富的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具有这种“求是”品格。但是，“由于把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看作了‘科学’本身，作为求知活动的科学以及它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却恰恰在‘科学’的名义下被忽视了。”［7］其实，在《论语》中积淀着丰富的先人们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气质和不懈不屈的坚毅品格。孔子提醒我们要做到以下四点: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做事不能固执己见，走极端，要虚怀若谷，祛除偏见。“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他提醒门人要保持怀疑的学问态度，如果只读书而不加怀疑和思考就很容易受骗，但如果只是空想或思考问题而不加学习则会缺乏信心，难成定见。在评价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时，他曾谈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在他看来，“违”其实并非大不敬，对权威和定见的质疑是智慧的一种表现。孔子是反对盲从与附和的，对颜回的表面顺从他曾表达过些许的不满意，认为他“非助我者也”。但是，通过对其私下与其他弟子的交流却发现，颜回还是有很多发挥的，能够“闻一以知十”，举一反三。“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怀疑精神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表现在它能够刺激人们去追问，有利于思想的创新。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即大家厌恶的东西，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爱的东西也一定要去考察。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其原因，科学活动就是探究隐藏于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培养创新精神第一步就是要大胆怀疑，不畏权威。
而且，孔子提倡弟子要“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甚至要为了“仁”的实现而献身，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观点。在他看来，“仁”是人道的最高真理，一旦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就要据理力争，就算面对老师也不能有所谦让。相比于生命，真理的价值更高。为求真理，不畏生死，敢于抛弃一切，是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纵观科学史，受到政治或宗教等外在压迫而仍然坚持科学研究、记录各种天文现象、扎实地收集各种数据的科学家比比皆是。在坚持和捍卫真理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科技工作者是一致的。《论语》的微言大义能对治国安邦和为人处世提供指南和启发，殊不知，这些思想也同样体现着求是精神。首先，孔子告诫读书人要有志于真理。那种以吃粗茶淡饭穿破旧衣服为耻的人，不值得同他商议和交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其次，物质条件的匮乏不能阻碍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做学问搞研究要有这种甘于平淡、甘于贫穷的境界才能真正有所发现和创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知识分子应该有颜回的精神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第三，追求真理任重而道远，需要刚强的意志和坚毅的品格。正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敢于担当，为求真理和道义而不畏生死。正所谓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并且，在追求真理和道义的过程中务必做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第四，求真之路还需要有实干精神，不能只想不做、只说不做。“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不能说的多，而做的少，应该少说多做，这样才能积累实力，不断进步。做真学问不能图慕虚名，“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要时刻牢记言语谨慎，工作勤劳敏捷。在学术共同体内，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研究是不是为人所知，要更多地想着我对别人的研究了解多少，我的研究和别人的差距在哪?对比之中找出差距，然后努力补足，提升自己能力才是关键。“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做事情要有一技之长才不至于为没有合适的职位而发愁，不断完善自身实力锻炼本领自然会为人知晓，以此来被共同体所接纳。是谓“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科研活动要尊重知识产权，讲究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范和科研道德。一切研究和论证都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反对任何形式的投机取巧、沽名钓誉和弄虚作假行为。这些观点，在《论语》里随处可见。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诚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誉，就像车子没有了轴承，可见诚信对一个人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如何做到诚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守约定、遵守规范，不做任性而为之事。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因为对自己节制、约束而犯过失的，这种事情总不会多。规范对于学问是必要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因为不端行为大多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作祟。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做研究不能只求快，更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做不出真学问。
二、“博学务本”的研究方法
李约瑟证明，通常认为的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的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8］对此，他提出被后人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疑问:“为什么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连同它对先进技术的一切影响，产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按照他的分析，近代科学从方法上区别于古代的是将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9］有学者曾指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走的发展路径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在这方面走的发展路径都是互不相同的”。［10］好比说，我们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人领先”“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10］其实，“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几个主要文明的科学技术都沿着自己的轨道缓慢地发展着，这些多样的科技成就的取得不仅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科技精神，同样也受益于盛于其时的科技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著作加起来就是希腊人知识的概貌。其实，“述而不作”的孔子同样也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一点从《论语》中便可窥一斑。“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论语•子罕》)孔子自谦年少时“多能鄙事”，生活实践上的磨练，使他学会很多技艺。但是，他也指出不能耽溺于这些，所谓“君子不器”其实就是说人一定要全面发展才行，不能只有一种用处。所以，有人说孔子非常伟大，但是很难称他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他警示门人，要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多考虑当前的问题。“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后来，《中庸》发展了这种思想，将其提炼为一种方法论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完全符合认识过程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逻辑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12］但是，孔子也强调君子要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不能舍本逐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基础牢固地确立了，真理自然水到渠成。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孔子坚持的“博观约取”“务本生道”的方法论总纲。具体来讲，《论语》中有如下的求知方法或原则:首先，要重视学思结合。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对此，孔子有着切身的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其次，勤学好问，虚心向别人请教。“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第三，温故知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第四，要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一种科学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常用方法，抓住事物的正反两方面或者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找到符合中庸之道的解决策略。第五，要学会举一反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科学研究内部道理都是相通的，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遇到问题即可“触类旁通”。第六，要见贤思齐，深刻内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善者”作为教训是反思自身行为的一面镜子，要随时检讨自己，以人为镜，向贤者学习优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过，孔子也意识到，在做学问、搞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走弯路，误入歧途，这需要多加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学以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二，要杜绝固执己见，走极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三，学问要循序渐进，遵循进阶过程。“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论语•子张》)君子之道，哪些先传授，哪些后讲述，要像区分草木那样，做以区别和分类。第四，多闻多见，多交流，切忌闭门造车。“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说，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要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做，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去做，就能减少后悔。“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第五，态度端正，实事求是，不可马虎行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反复强调要“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事思敬”(《论语•季氏》)“执事敬”(《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敬就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13］最后，务必要做好基础工作，不要好高骛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三、“以德摄知”的知识观
有学者论证，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科学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本质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求真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前者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这被总结为“以德摄知”的传统。［3］在《论语》中我们能够看到言传身教在求善问题上的作用，也能读出“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3］孔子提出“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这种“以德摄知”传统的确立，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因此之故，做学问要有更高的追求，为学不仅是为了求真、求知，更是为了成为君子，而且为学是成为君子的唯一路径。“孔子肯定了人只有借助于为学才能成为君子，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完善”。［14］在孔子与学生之间的问答之中可以看出，“问答的发轫与完成，始终不在于知识的积累，而在于成就‘君子’的道德品行”。［15］这种“以德摄知”的知识观，要求研究者不断丰富见闻，提高综合素质。孔子将“有教无类”和培养“博学通才之士”作为教育方针和目标，“对学生进行礼、乐、书、数、御、射‘六艺’教育。其中数即数学，乐和声学有关，御和力学有关，射和机械有关。”
墨子曾这样称赞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可见，孔子不仅具有较高的人文修养，其实也有着丰富的自然知识。孔子早年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对大自然和动植物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要求学生学习《诗经》，不仅学习其中反映出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要学习其中所包含的各种自然知识。“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苗而不秀，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这反映当时人们对有些苗木不开花、有些开花不结果生物现象早有洞察。而且，孔子在谈到自然知识时，喜欢运用比喻，将其与一定的哲学道理联系起来。一般而言，我们只有对本体和喻体有了充分的理解之后才能做出恰当的比喻。孔子将自然知识、技术知识与政治哲理内在地打通，使之浑然一体。在《论语》中，不乏利用天文现象来进行道德和政治说教的例子。例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从《论语》受众的角度看，这段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日食和月食等自然现象的关注，能够根据对它的认识来理解社会现象。又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北辰”也就是北极星，在这里将其用作为政治比喻，不仅反映了他对天文、历法和气象的了解，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一些天文知识(譬如，北斗星围绕北极星周期性地旋转等)普及程度。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这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时间观念，不仅认识到时间的单向性或不可逆性，而且用它来诠释社会与人生的道理。《论语》中还涉及一些技术知识。例如，“《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一般对这句话的寓意理解是，学习和研究务必要互相商量研究，学习长处，纠正缺点。其实，这能够反映出当时手工业水平。一般而言，切、磋、琢、磨是针对不同的材质所使用工艺技术的分类。古代把骨头加工成器物叫“切”，把象牙加工成器物叫“磋”，把玉加工成器物叫“琢”，把石头加工成器物叫“磨”。这些专门的技艺孔子了熟于心，能够信手拈来打比喻。我们知道，传统技术多是以自然认知为基础的，而且认知与评价是相互融合的。加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形态，“一方面促成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实用技术的发达，另一方面则造成对看似无用的‘奇技淫巧’的排斥或轻视，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理论理性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不过，在当下技术革命的新背景下，传统技术的这些认知特征以及相应的观念值得再次重视。”［16］结语综上所述，相比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先贤，称孔子为自然哲学家并不为过。而且，《论语》也有资格成为反映先秦时期我国传统科技文化发展的代表性著作，其作为一种古代知识分子的综合文化背景，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领先于西方一千多年亦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确，中国的传统科技文化缺乏兴起近代科学的一些必要元素，以致没能独自发展出近代科学体系。正如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人形成了不同的肤色和生活习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有着自己的本色、长处和优点”，也因此发展出了不同的科技文化类型。李约瑟曾说，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使科学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也助长了科学萌芽。考察中国科技思想史会发现，像张衡、祖冲之、沈括、徐光启、李时珍等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其实未曾受到儒学体制的阻碍，在中国历史上也罕有屠杀科技发明者的现象。而且，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最早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并将其积极地介绍给国人的也是儒士们。因此，企图割断历史，全盘否定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的做法并不可取。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历史，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理论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方法，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中国古代虽然有“曹冲称象”的典故，《墨经》、《考工记》等书关于力学现象的总结与记述，在数学方面公元前已出现《周髀》这样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类似于欧氏几何逻辑系统方向上，“中国古代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是连边都没沾上，……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所以欧几里德几何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更是大得不得了。”(4)
杨振宁在谈到中国的《周易》研究时指出：“有许多中国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现代的，他们既不懂《易经》，又不懂近代科学，到处胡讲一通，要么说《易经》里头有近代科学的种子，要么说《易经》引导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我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里头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而且这个萌芽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骗自己，‘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5)
三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杨振宁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结果如何，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启示更为关心。\
1993年，杨振宁到了澳门，当他站在澳门最高的一个炮台时，感慨万千，他想到了中西方两大文明数百年来的冲突、碰撞、融合的过程，想到了中国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转换领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纪之前，中国四大发明传到欧洲。这些发明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正如欧洲伟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术使文学改观，火药使战争改观，磁铁使航海术改观。可以说，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支宗教派别，没有任何伟人曾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大的力量和影响。”(6)
——15世纪开始三十多年间，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远征航队中最大的船只长440英尺。西方史学家曾存有疑惑， 认为当时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发现了一只船轴，直径1.25英尺，高达36英尺。从而使国际上一致认可15世纪初，中国科技仍领先于西方。
——15—17世纪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发生倒转。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大旗下，从思想领域、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导致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生。相反，中国在这两个世纪，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到17世纪初，原先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的地位已丧失殆尽。当时的中国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再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的天朝大门便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轰开。
在这个大转换前后，中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对彼此的科学技术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颇耐人寻味的态度：15世纪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从中国传入的许多重大发明，这些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 当以意大利人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 并带来一部分西方科学技术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杨振宁认为对中西双方的影响都非同寻常。这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西方结出了牛顿力学这么个大果子，传入中国也并不算晚，却只是无花果”。 (7)
四百年后，利玛窦被中国人尊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他来到中国时所负有的重大“使命”是让这块广袤古老、具有久远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但是，他同时也带来了“三棱镜”、《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技术。
从三棱镜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当16世纪之前的西方人盛赞中国的陶瓷工艺时，他们制造玻璃的技术，已接近炉火纯青的水准。三棱镜对他们来说，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可是，最初看到它的中国人却交口称赞：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
更令当代学者感叹的是，也就在中国人首次见到三棱镜的几十年之后，牛顿通过这小小的三棱镜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将狭缝中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折射为斑澜的七色光谱，成为近代光学的一件厚礼。在中国此后的三百年间，三棱镜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艺”。\
无独有偶，就在西方技术无法发扬光大时，西方科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牛顿之前，由于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经典力学已在萌芽之中。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大定律及微积分后，经典力学实际上已宣告诞生。牛顿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杨振宁认为这本书出版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近代科技诞生的标志”。然而，这本书无论在思维形式上，还是逻辑上都得益于欧几里德的《初探》。“查看《数学原理》，就会发现古希腊几何学在牛顿身上的深远影响。《数学原理》全书的结构完全是以欧几里德的《初探》（Elements）为样本的：两本书都从定义开始，然后是公理，牛顿称其为‘普通意见’，再是引理、命题和证明等等。”(8) \
在牛顿《数学原理》一书出版约8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已将欧几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几何原本》。虽然这本书未能译完，可是徐光启已“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9) 并且已认识到“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10)徐光启一生还编著过《农政全书》及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
可惜的是，《几何原本》与徐光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响。《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A.Wylie 1815—1887）译出。
三棱镜、欧氏几何学在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命运，实质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杨振宁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他说：“1600年到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为什么？科学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举制度；文化传统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但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夷夏之辩’。满清康熙皇帝是一个极有心的君主，他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对付反抗，巩固统治，得显示自己是中国‘正统’的继承者，于是着意比‘正统’更‘正统’，排斥‘异端邪说’，与异质文化划清界限。种族冲突的时代，宗教不能不是个敏感问题，贬拒天主教，现代科学也就跟着倒霉了。”(11)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显示‘正统’，最终拒绝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玛窦来了，德国人汤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来了，传教士大批涌入，带来了“地球是圆的”的观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们坐不住了，开始顽强地抗拒异族文化。其中有一种“西学中源”之说：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这个“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几何即勾股也”，“谁知欧陆言，乃与周髀同”。杨振宁曾多次提到的另一个典型的反对传教士的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个顽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实上是一个“妄得敢言名”的“市侩之魁”。他有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曾不择手段地弹劾已做了钦天监掌印官的汤若望，在汤若望去世时，杨光先做了钦天监监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极端聪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学中源说，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12)
统治阶层的利益、文化传统的保守可以暂时关住天朝大门。但是，在炮舰的外交下，军事接连失败，不仅大门关不住了，还得赔款又割地，受尽后的古老而骄傲的民族终于认识到既要打开大门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来，还要走出去向人家学习。
四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杨振宁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50年。虽然这50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1949年才结束的解放战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动荡，生活不安，但是，从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开始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为标志开始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以理论物理学为例，从1927—1933年中国有三位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是王守竞（1904—1984）、周培源、吴大猷，也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到1948年，杨振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有中国血统的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中国人的理论物理学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从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也就是两代人的间隔，“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令我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纪后50年，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技术已在中国本土化，并且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培养出来，科技对经济的巨大贡献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贡献。
杨振宁还乐观地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为此，他提出了“将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四个条件：
第一、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猛进，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9％。相信中国在2010年左右变成世界工业大国之一。
杨振宁说，科技发展取决于上述四个条件，前三个中国现在已有了，最后一个到下世纪初也会具备。 因此， 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科技在21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杨振宁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有两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这个观点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也得到了认同。90年代中期开始，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管理学界和媒体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学者们通过对许多华人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同现代化美国的大部分商业原则迥然不同；华人家族企业同为数众多的、经过现代化管理科学改造的西方家族企业比较，也完全不同，但是结果却是华人家族企业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更快。更令学者们疑惑的是，这种冰山尖顶底下究竟隐蔽着多少宝藏呢？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都一致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课题，也是一个文化课题。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亚洲华人把家族资本、传统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
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却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经济进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约瑟文集》， 辽宁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2)(3)(4)(5)资料由杨振宁采访录音整理所得。
(6)转引自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载《明报》月刊，1993年10月号。
(7)(11)心远，“在碰撞中产生能量”，载《科技日报》， 1994年5月5日。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yannan.cn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yannan.cn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yannan.cn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关键词:传统武术;论文;科研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G85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09)06-00138-04
A Discuss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Scien tific Study Compared with Athletic Wushu
YING Juying
(Zhejiang Economic and Trade Polytechnic College, Hangzhou 3100 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505 papers ontraditional Wushu and athletic Wushu retrieved from CNKI from 1998 to 2007 are a nalyzed and contrasted in respect of the annual tendency of change, fields of re search and types of research.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quantity of papers o n both traditional Wushu and athletic Wushu tends to be fluctuating and unbalanc ed.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Wushu is obviously lagged to the bas ic research. It points out that highlighting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achievingscientific skill and training is the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Wus hu; Emphasis on the media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seeking an appropriatecompetition system as well as descending traditional Wushu by school should befocuses of Wushu research.
Key words: traditional Wushu; paper; pres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stu dy; analysis
新世纪,“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成为时展的强音,在体育领域,更多的学者 将研究的视角锁定在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武术上,特别是受西方体育影响较小的传统武术。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以来,武术界一些学者就开始涉猎有关传统武术的问题,关于如何看待 传统武术,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对待传统武术,传统武术的路应该如何去走等一系列问题逐渐 成为武术科研的重点。众所周知,20世纪是以竞技体育为主的西方体育在整个世界蓬勃发展 的一个世纪,传统的中国武术虽然与西方竞技体育具有迥然相异的文化特色,但是,这并不 妨碍从其发展轨迹之中寻找一些可以借鉴之处。武术领域,受西方体育影响较深的竞技武术 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模式,本文将以竞技武术的科研 为参照物分析传统武术的科研现状,总结其成就和不足,从而寻找传统武术科研的方向与重 点。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在美国科学指标统计体系中,科技成果一般可分为三类:学术论文(以及专利)、用价值量表 达的成果和教育培训成果,其中学术论文(以及专利)为直接成果[1],据此,本文 对传统武 术和竞技武术的科研情况的比较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选取了自1998年1月 到2007年12月10 a间有关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文章。具体方法是应用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清华同方CNKI数据库) ,在检索项“题名”栏中分别先后输入检索词“传统武 术”和“竞技武术”,采用精确匹配方式,在选择查询范围时采用中图分类法――总目录、 教育与科学、综合体育,共检索出有关传统武术的论文348篇,有关竞技武术的论文242篇, 共计630篇。对检索出的文章全部下载,并进行初审,剔除不属于学术论文的文献以及重复 性研究,筛选出符合本研究标准的武术论文505篇。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分析对所收集的论文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进行分析:通过纵向的时间轴对比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 的科研情况,以分析传统武术科研的发展趋向;通过横向的研究领域、科研性质对比竞技武 术与传统武术的科研情况,分别将二者的研究进行了归类统计,旨在客观呈现当前二者的科 研状况。
1.2.2 数理统计 对收集的论文按不同标准分别进行分类,并进 行统计处理。
1.2.3 逻辑分析 对不同标准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论证。
2 结果与分析
2.1 近10 a来有关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研究的期刊论文数量及走势对比近10 a有关传统武术的学术论文共285篇,有关竞技武术的学术论文共240篇,具体数量分布 见表1,总体趋势见图1、图2。
从表1和图1、图2可以看出,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期刊论文基本逐步增加,从2004年开始急 剧增加,竞技武术的论文研究在2006年到达高峰,继而又快速回落。而传统武术研究则基本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可以反映出当今武术科研的总体趋势,即:与社会大环境相适应, 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族文化特色较浓的传统武术,半个世纪以来竞技武术一枝独秀的局面 将被打破,传统武术将再次取得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为促使作为未来武术发展主流的传统 武术能够更好的发展,有必要对其目前的科研状况进行宏观分析,指出其成就与不足,从而 使更多的研究者整体把握其发展概况。
2.2 近10 a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期刊论文主要研究领域对比将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论文按研究的主要侧重点进行分类,论文数量由高到低排列,具体 数量见表2、表3,主要分布见图3、图4。
由上可知,对两者的发展问题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这说明整个武术的发展相对西方 体育仍处在弱势地位,因此,武术发展一直是关心民族武术的学者们倍加关注的焦点。另外 ,对于竞技武术研究,技战术训练研究高居之最,而对传统武术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十分薄弱 ,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是也是传统武术研究的重点。
2.3 近10 a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期刊论文科研性质对比分析按科研性质分类是各学科进行科研工作较为通用的一种分类方法,它便于明确研究课题的性 质,把握其研究成果的价值。按研究课题的性质,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关于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我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刘大椿教授认为,“基础研究这种科学活动的主 要目的在于分析事物的性质、结构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事物所遵循的基本规律。 ”[2]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是指依据基础研究的成果,寻求解决实际 问题的方 法或途径的研究。[3]将所选武术论文按科研性质进行统计与分析,具体数量如表4 ,分布如图5、图6。
由以上可知,有关竞技武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对比较平衡,而传统武术的应用研 究明显滞后于基础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传统武术的实质性发展。
3 讨 论
3.1 武术科研的重心开始转向传统武术研究,其中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由图1、图2中反映出来的传统武术研究逐年增多,竞技武术研究开始回落的趋势可知,传统 武术将逐步取代竞技武术在武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逐渐成为武术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关于 传统武术的文化和发展研究。传统武术的发展研究成为焦点,是因为长期以来,传统武术一 直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况,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传统武术的文化研究成为热点,是因为社会 大环境的使然。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华民族一败再败,政治、经济、军事的落后使很多人 开始怀疑我们的文化。面对连续惨败的事实,处于极度自卑状态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妄自菲 薄的心理,力图将中国发展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西学。“西化”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 展的特征性标志。从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到的“砸烂孔家店”,再到改革开放后 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等等,西学的历史印迹无处不见,直到20世纪末,在很多 人心目中还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东方的圆”。
中国体育的发展也走了同样的道路。在西方强势体育的冲击下,继承发展了几千年传统文化 的庞大民族传统体育体系逐渐分崩离析,源流有序、自成体系的上百个武术拳种逐渐付之东 流。从近代一直到今天,西方体育在中国已遍地开花,奥运会――一个包含极少数东方体育 项目的体育盛会,一直左右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它一方面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东方体育,使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被挤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不知所措地发展。[4]我们的全运会基本以奥运会为指 针运转, 除武术之外没有一个民族体育项目,即使武术也做了大规模的精简,进行了近似完全西化式 的发展。作为武术一小部分竞技武术也一直在为进入奥运会而四处奔波祷告,一再削足适履 。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定事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得以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奥运会之所以能最终发展成世界性体育盛会, 是因为内外因都具备了。传统的中国武术之所以在20世纪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是因为它们 无深邃价值,而是因为没有促使其发展推广的外部条件。[5]当外部条件具备了, 自然能够得到长足发展。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21世纪,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条件逐渐具备。20世纪 末,面对片面“西化”,强调“竞争”带来的种种弊端,很多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以自然、和 谐、统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经济落后并不代表文化落后。正如于均 刚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述:“现代普遍流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仅适合经济领域 ,不适合文化领域”[6]。西方的强大有其先进制度的原因,也有其到处烧杀抢掠 而奠定了 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的原因。我们不否认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模式,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自 身固有的先进文化。“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 的预言。进入21世纪以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传统武术的发展真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条件。
从统计结果看,近年来关于传统武术的文化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比重最多,占到整个传统武术 研究的60%。其中,关于传统武术发展的研究之所以高踞传统武术研究之最,正因为武术界 众多学者看到了传统武术的发展契机;这种契机正是因为东方文化的再次兴盛而致,所以有 关传统武术的文化研究仅次于发展研究,成为传统武术研究位居第二的研究热点。
3.2 传统武术的研究领域极不均衡,纯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偏多,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偏 少,这是目前关于传统武术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比较而言,竞技武术论文中,基础研究略高于应用研究,比例相对持平,而传统武术论文中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约为4:1,应用研究比重相对较少。应用研究的相对匮乏会使基 础研究始终停留在“认识世界”阶段,而不能在“改造世界”中发挥实际作用。只有加强传 统武术的应用研究,才能真正解决传统武术的具体实践问题,缩短传统武术科研的实践周期 ,加速传统武术科研的价值转化,加快传统武术的发展进程。
竞技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模式,从运动员体能锻炼、教练员素养 、技战术训练、规则竞赛、以及产业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理论模式,在这 种情况下,其技战术研究仍然高居之最,这说明竞技武术研究已经逐步细化到深层。而传统 武术的研究极不均衡,其技术战术的研究仅占7%,与竞技武术技战术训练的论文比重65%相 比相差近10倍,近60%的研究集中在文化发展研究上。“重文化研究,轻技术研究”成为当 前传统武术科研领域的普遍现象。
传统的武术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它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学者 的精辟论证已经将传统武术定位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另有些学者的研究仅限于低层 次的从文化到文化的文字游戏,这种转换式的重复研究可能是受当前评职称过分要求论文数 量的影响,甚至部分文章毫无根据地天马行空,漫无边际,使本来还比较清晰的传统武术云 雾缭绕,令读者不知所云。低水平重复研究对传统武术的发展极为不利,这不仅会增加读者 的阅读负担,而且给传统武术蒙上一层过于玄虚的外壳,使人们难以准确把握。
在研究武术文化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武术这个文化载体比较特殊,它毕竟是一门以 运动技术为表征的人体文化,其文化的发展传播绝不能脱离技术载体,只有逐步完善技术研 究,通过技术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完成文化传播。面对众多西方体育的普及,传统武术庞 大的技术体系有待于系统化、科学化,只有寻求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技术体系,加强应 用领域的研究,才能切实落实传统武术的发展。因此,文化热后,对传统武术研究在注重文 化研究的同时,更要落实到技术层面,传统武术技术才是传统武术得以推广的载体。
3.3 在巩固理论研究、文化研究的同时,加强技术研究、应用研究,为传统武术寻找切实 有效的途径,是今后武术科研的重点目前的传统武术科研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对已有的文化研究进行归纳梳理,去粗存精,去伪存 真,并逐步过渡到技术领域的研究。在怎样的文化框架下进行传统武术的技术传承和传播, 使传统武术在传播过程中真正发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实际作用,应该成为今后 研究的重点。例如,对于青少年应该选取怎样的技术才能真正起到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 精神的作用;对于中年人应该通过哪类传统武术的哪类运动形式进行锻炼,才能使其通过锻 炼体会人生,在武术的和谐中寓对抗,对抗中求和谐的技术中感悟人生过程;对于老年人应 该以哪些内容为主,以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进行锻炼,才能真正起到健身养生、延年益寿的目 的。只有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传统武术的发展才有实质性进展。
对于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说得再天花乱坠,若没有人学,没有人练,那也是徒劳 。要使更多的人喜欢传统武术,首先要让人们充分了解传统武术。在进行了上述技术的改革 研究后,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大力宣传,对传统武术发展会起到最直接的催化作用。有研 究表明:从2001年到2005年间,CCTV5对中国武术的关注程度极低,其所占份额还不足其总 量的1%,5年来对全国武术锦标赛的转播为0,作为普及教育的“跟我学”栏目对武术的传 播次数也为0。[7]凄凉的数字让我们震惊。人的观念要靠一种信息不断地、反复 地刺激人 的大脑才得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对中国武术的遗忘和搁置,对西方体育的呵护和 热衷,将必然导致西方体育的中国盛行和中国武术的大众遗忘。[8]加强对相关的 传统的中国武术赛事的直播、转播,加强对武术教育价值的宣传,以进一步配合传承民族文化,弘扬 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是当今媒体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特别是对于国家媒体和主流媒体。只 有让人们充分认识和了解武术,才真正使武术在当今的社会大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比赛与规则方面的研究,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论文的比重为2%和19%,巨大的悬殊应该 与竞技武术特有的竞赛功能有关,但竞赛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传统武术的开展中同样必不 可少。比赛是拉动发展的最好方法,没有比赛,传统武术很难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其发展 自然会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目前,有关传统武术竞赛的实践已经展开,比如很多省市举 办的世界传统武术节,但是应该采用怎样的竞赛方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竞赛仍然 基本采用竞技武术的竞赛方法,采用竞技武术套路的旧版本竞赛规则。如果按照这样的举办 方法进行下去,那么,随着比赛的逐步正规,参赛者水平的提高,这种竞赛将与现在的竞技 武术套路比赛无异,将无所谓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之分,而统统成为现代竞技武术。加 强传统武术的竞赛研究应该成为其发展研究的一个方向。
在学校开展传统武术教学是传统武术普及的必由之路。学校是体育的摇篮,是原始、次原始 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载体。欧美的各种球类活动和日本的柔道和韩国的 跆拳道,都是以学校教育为中介完成改造。传统武术历来追求的修德塑人的教育目标恰恰是 当今青少年学生所需。面对跆拳道在中国校园如火如荼地开展,传统武术诸多不可替代的价 值如何才能得以实现,众多基础研究成果的价值如何得以转化?寻求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切 实可行的推广模式,将特色的文化建设的全新理念注入当今武术发展规划,以科学的文化发 展观指导武术的实践发展,使武术的发展科学化、规范化,加强传统武术的应用研究,是真 正落实传统武术的发展的有效途径。
4 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统计结果及分析论证可知,武术科研的重心正在逐步转向传统武术研究,与社会大环 境相适应,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成为传统武术研究的热点,这是值得欣喜的。但是,传统武 术的研究领域极不均衡,纯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偏多,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偏少,从而导致 其研究成果难以完成科研价值的实践转化,这是目前关于传统武术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 。
针对目前传统武术科研存在的问题,加强技术领域的改革,研究适合传统武术的比赛模式, 以学校为中介完成传统武术的传承,并充分利用媒体对其进行有力的宣传,使人们更好地了 解传统武术,应该成为今后传统武术科研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沈新尹.引文计量与基础研究成果评价[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6, 17(1):5-7.
[2] 刘大椿.科学活动论 互补方法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3] 郑旗.体育科研方法[M].北京:人们体育出版社,2006:19.
[4] 邱丕相,杨建营.从历史与现状探析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J].体育学刊,2008 ,(2):89-84.
[5] 杨建营.对比奥运竞技体育谈中国武术体系的未来发展[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 5,(1):50-53,77.
关键词：传统文化；近代科学；关系；发展
中图分类号：N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90-02
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成就，如四大发明，对东西方社会及整个人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其中无不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挑战的同时，与之又不断地融合，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不过从明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科技逐渐走向下滑。作为科学技术生长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进行反思。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区别
近代科学探求自然规律的方式跟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1][2]。其一，跟传统中国文化一样，近代科学采用归纳法求得这些规律。其二，近代科学另外有一套思维的方式，是用逻辑的方法来推演的，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没有的。
传统中国文化怎样进行归纳呢？那就是思考。比如有名的王阳明“格”竹子：坐在那儿，看着竹子，脑子不断思考，希望能够了解到这个竹子的“理”是什么。这跟西方的近代科学精神是不一样的。近代科学的精神，是要把归纳法跟推演法结合起来，为研究基本的现象，你需要做一些实验。从这些现象和实验中，在一个很广但很浅的领域里提炼出一些规律性东西。这些规律性理论跟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又是归纳的，又是推演的。因此，传统中国文化跟近代科学从精神上最主要的分别就在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为理，但缺少了推演和实验。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科学的益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代创造的文化的综合，它反映和代表了我们祖先的思想和智慧[3][4]。由于它已被中国社会长期认同，因此它对科学的影响全方位、多层次，同时也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然” “天人合一” “会通”等。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就是要人们“如实的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主观想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汉代王充的“天道自然”观。它并非要人们在自然面前无所事事，主张按照自然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去认识它，在不伤害自然的前提下向自然索取人类的生活资料，这些“自然”观，充满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密切关联，要客观地认识自然，然后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服务[5]。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点，主要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协调发展。世界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共同组成的矛盾统一体，两者辩证统一。人类如果能够恰当把握与自然的关系，就能不断取得改造自然的成果。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如果被破坏，那么遭受自然的报复也就难以避免。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人类曾一度滥用改变自然的能力，迫使资源枯竭，物种消失，这一切促使人类反思并选择理性发展道路，维护生态协调，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因此，“天人合一”对当代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明显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各族人民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的。在创造过程中并非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优点和长处，加以消化吸收丰富提高自己，这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宽容的气质。这即是“会通”精神的含义，这对科学的进步起着直接或间接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发展方面的弊端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政治伦理为本位，最为强调人伦。历代文人学士的“格物致知”，无不限于伦常之中，科举考试则更偏重于“为圣贤立言”的道德文章，远离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当古希腊科学家逐渐从哲学分化出来，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时，中国的科学则还游弋在伦常的海洋中。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修养，忽视自然科学研究，这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学非常重视直接观察和实际应用，但缺乏必要的科学实验。如李时珍为写《本草纲目》深入樵夫、猎人中间收集民间的药方，主要是直接的考察和现有经验的归集，但缺乏相应的科学实验和理论升华。即使有科学理论，也多进行描述性叙述，缺少严密的理论推理和论证，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内容多为记述形式，缺乏理论思考。
对经验的重视，是中国思想千古以来的传统。前人的经验和生活模式，便是后人生活的基础；前人的所言所行，便是后人立身处世的准则。人们习惯于从前人的言行中去寻找标准。《墨子・非命上》中说：“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可以看出其高度重视前人的经验和功利，轻视对知识的追求和探索。也正因为此，在代表西方演绎思维的《名理探》传入我国之后，数百年间，“习者盖寡”，影响甚微。“中国的经验长梦”虽然使其在一些实用型、技术型的学科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后来就停步不前了。因为，科学一旦走进理论的殿堂，“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由于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局限于经验材料的记录、整理，因此就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飞跃[6-11]。正如哲学史家罗斑所说，“东方的科学在它存在的许多世纪之中，甚而至于和希腊科学接触之后，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或对细微末节的好奇心，以提高到纯粹的思辩和决定原理的阶段。”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偏重于在宏观上把握世界，从总体上观察和描述自然界、社会及人生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又忽视了事物本身要素、结构、关系等方面的深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中还主张通过内心的情感体验来把握事物。这种思维方式把科学限定在人的自我体验的狭小范围，淡漠了对自然本身的深入探讨和验证。各个朝代都自诩中国是“天朝”大国唯我独尊。这种内省而不外求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对外部优秀科学文化的学习。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启示
在五千年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大潮的双重夹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碰撞和融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新时代的中国显然仍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思索、判断和选择。
一方面，现代科技的思想基础可以取法中国古代哲人的某些思想。李约瑟就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科学中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当代西方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已经把目光转向包括《道德经》《论语》和《周易》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上。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理论和思维方式在推动未来科技的发展中可能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
另一方面，在时代转折的新历史时期，要使未来科技不断发展，中国文化需要不断地开陈创新。新时期的中国不仅要引进科技成果， 更重要的是要吸取和消化科学精神、科学规范、科学方法。要吸取现代科学的优点，去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增强科学意识，构建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12]。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在创新中得到真正发展[13][14]。
李约瑟、卡普拉、普里高津等人都特别强调中国系统思想的现代科学价值， 中国的学者也越来越强调中国传统系统论思想对于当代科学整体化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发展规律，指导现实科技工作；而且其本身特有的理念和方法等也可以直接推动科技前沿的探索。我们应该重视并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优势， 大力加强优秀民族文化的教育，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升华， 促进传统哲学和科学思想的研究， 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规律， 在新的世纪中，实现中国科技的历史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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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