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期刊发表文章查重率不达标。职称论文的有着严格的查重过程。这代表着你的能力是否匹配你要评审的职称。一般的查重率控制在百分之三十以内，就是可以的。如果等级越高，要求就会越严格。
2、期刊发表文章字数少。一般大多数的单位要求职称论文必须是2000字符以上。例如，山东省会计职称政策中就有明确要求，文章字数要在2000字以上才有效。因为大部分的期刊排版方式，单版面字符数都在2500左右。所以，发表一个版面的文章在很多地区都是认可的。但是，还有部分地区要求文章字数必须在3000字以上。而大部分期刊单版面字数都很难超过3000字。所以，这些地区的作者必须在1.5个版面以上。以免造成发表的论文在职称评审中不被认可。也因为此，很多期刊是要求1.5个版面起发的。另外，有部分的杂志允许刊登短文(通常低于1500字的文章，都可以称为短文)。
3、期刊发表文章类型不认可。在各地的职称要求中，论文一项有要求是“必须发表本专业的学术论文或作品”。所以，对于一些作者发表非本专业的论文，在职称评审中也不被认可。例如：数学教师发表的英语论文，就可能不被认可。因为这无法代表数学岗位上的学术成果，所以职称也难以获得。还有一些教师发表的论文是社会管理方面的，这也不代表所在专业的学术成果。也常会不被认可。此类不被认可的情况，还有环保单位作者发表了非环保相关的科技类论文；外科医生发表了非本科室的论文等等。所以，我们建议，，写论文，还是从自身行业入手比较稳妥。
1、查重率不达标。职称论文的有着严格的查重过程。这代表着你的能力是否匹配你要评审的职称。一般的查重率控制在百分之三十以内，就是可以的。如果等级越高，要求就会越严格。
2、论文字数少。一般大多数的单位要求职称论文必须是2000字符以上。例如，山东省会计职称政策中就有明确要求，文章字数要在2000字以上才有效。因为大部分的期刊排版方式，单版面字符数都在2500左右。所以，发表一个版面的文章在很多地区都是认可的。但是，还有部分地区要求文章字数必须在3000字以上。而大部分期刊单版面字数都很难超过3000字。所以，这些地区的作者必须在1.5个版面以上。以免造成发表的论文在职称评审中不被认可。也因为此，很多期刊是要求1.5个版面起发的。另外，有部分的杂志允许刊登短文(通常低于1500字的文章，都可以称为短文)。
3、类型不认可。在各地的职称要求中，论文一项有要求是“必须发表本专业的学术论文或作品”。所以，对于一些作者发表非本专业的论文，在职称评审中也不被认可。例如：数学教师发表的英语论文，就可能不被认可。因为这无法代表数学岗位上的学术成果，所以职称也难以获得。还有一些教师发表的论文是社会管理方面的，这也不代表所在专业的学术成果。也常会不被认可。此类不被认可的情况，还有环保单位作者发表了非环保相关的科技类论文；外科医生发表了非本科室的论文等等。所以，我们建议，，写论文，还是从自身行业入手比较稳妥。
比如要申报正高级职称，是要求申报人在副高级职称以来，由本人独立撰写或者第一作者撰写，在国家权威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也就是核心期刊或者SCI或者EI论文，学术期刊级别尽量要是核心类的，普刊作用就不太大，当然也不能是增刊、副刊、专刊、专辑等不被认可的假刊。
而申报副高职称，要求申报人在中级职称以来，由本人独立撰写或者第一作者身份撰写，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也就是省级期刊、部级期刊都行，当然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也是可以的，但是增刊、副刊、专刊、论文集是不能用的。
作者要申报中级职称，可能也是第一次，可能对于刊物要求就不那么高，只要是国内CN期刊上正规出版发行的就行，不需要太高的级别，一般是省级刊物论文1-2篇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有国内国际双刊号，增刊、副刊、专刊、专辑是不受认可的。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名称；概念；本质
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这场争论跨越整整一个多世纪，历时一百多年。今天，基于职业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对“什么是职业教育”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要求，职业教育名称问题再次成为职教界关注的学术话语。
一、“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
职业教育是一个舶来品，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耦合的产物。在我国，“职业教育”这一名称正式出现之前，曾有过多种多样的名称。例如实学、农工商学、艺学、专门学校等，但后来较集中地称“实业教育”。从制度层面上看，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将实业教育制度作为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一般认为实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正式开端。
然而，就在《癸卯学制》颁布的当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就把实业教育称为职业教育。姚文栋在《添聘普通教习文》中写道：“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就目前文献资料看，这是“职业教育”这一名词的最早出现。之后相继有许多学者使用“职业教育”这一称呼，为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名称之争埋下了伏笔。
实业教育制度创立者所抱的是“教育救国”的梦想，但实业教育制度的实施并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事实上，在当时混乱的政局和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任何先进的教育也无法创造奇迹。但是，沉浸在“教育救国”迷梦中的近代先驱们，却寄希望一种更加完美的教育制度来改变“民生凋敝”的现实。他们把矛头纷纷指向实业教育所谓的“弊端”。1915年，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考察了美国教育，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积极宣传提倡“美式”职业教育。1917年5月，黄炎培等48名教育界和实业界人士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实业教育”正式改名为“职业教育”。从此。“职业教育”成为教育界多数人接受的通用名称，并一直沿用到1949年。
在当时这场名称的更迭中，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实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两者无区别。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之一蒋维乔认为“我国实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不必再采美国的分科制。”另一种意见认为，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黄炎培等即持这种观点。在当时强调两者之异的是主流观点，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以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成为当时教育界多数人的共识，而要一事物取代另一事物，必定要强调它们的不同之处。然而，用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却不得不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即当时的少数派的意见。因为既然今天把实业教育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正式开端，就意味着它们两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种教育类型。
这场争论留给今天的疑问是：既然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没有实质的区别，为什么会出现名称上的更迭?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蕴涵在当时的教育和文化思潮里面。我国的近代教育，先是学习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后又学习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继而又学习美国。实业教育制度就是取之日本，而日本则是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制度却是取之美国。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实际上是德日模式与美国模式之争。因此，发生在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名称之争的实质是对不同外来文化的取舍，是学习对象国之争。
二、“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
实业教育没有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令人无奈的是，在批判实业教育基础上建立起的“职业教育”以同样的结局而告终。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波澜壮阔的思潮，历经曲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过如前所述，职业教育的称谓却一直保持到了1949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名称之争。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朱德、李立三、马寅初、黄炎培等领导人建议将发展职业教育写入《共同纲领》，但当时却以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苏联没有这类教育等理由遭到否决。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只在正规教育之外写入“注重技术教育”的内容。之后，开始称技术教育，没有再沿用职业教育的名称。直到1958年，在刘少奇“两条腿走路”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创办农业中学、工业中学、手工业中学，把城市的这些技术中学称为职业中学。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类教育被强加上资产阶级双轨制的帽子，遭到批判。职业教育的称谓销声匿迹。
由上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没有争论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政治完全取代了学术。因此，这场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实质是意识形态之争。
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复兴”，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出现了第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争，并形成了有名的赞同“职业教育”的北派和赞同“职业技术教育”的南派之分。两个名称都曾进入到官方文本，并进行了长期的较量。例如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提出国家兴办“职业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普通高等教育以外所有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以及其他城乡劳动者的学校和培训机构，统称职业技术教育。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采用“职业技术教育”名称。而1996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却采用“职业教育”名称，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官方地位。
1996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虽然对这场争论作了法律上的裁决，但却无法终止南北双方心理的对峙和对这场争论的刻骨铭心。当年“北派”的代表高奇教授是这样回顾那场争论的：
“‘体系研究’的课题是华东师大的黄克孝等同志搞的，他们提出，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职业教育……另一个是技术教育……我看了觉得不妥；中央教科所的同志也不赞同。我们认为和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相对应的这个教育类型就是职业教育……至于技术教育，它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场官司打得很凶，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要求为职业教育正名。后来一直打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那里，孙老也坚持叫职业教育。职教法出台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
黄炎培先生之子、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理事长黄大能先生对职业教育“正名”之事也非常认真。他在文章中写到：
“那么，这个职业技术教育的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可以直率地讲，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对于职业两字的错误认识，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在计划经济中，社会不存在失业问题。所以前苏联也没有职业教育这个名称。解放初期，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就有了这方面的争论。最后，《共同纲领》中也就没有职业教育这个名称，似乎我们的国家将来不存在失业和就业问题，所以只需要职业技术教育而不需要职业教育。其二，当时有一个固执成见和狭隘推测，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几十年来‘霸占’了职业教育这一领域，要冲破这种‘霸占’，个别教育界领导认为，若把职业教育改成职业技术教育，就能冲破这一垄断。所以不惜置职业道德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于不顾，硬塞进‘技术’两字，成为‘职业技术教育’。其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把‘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列存在。于是有些人不顾逻辑上的不合理，把两个截然不同内涵的教育名称，合并成‘职业技术教育’。上述原因造成今天仍有不少单位和不少书刊的名称仍沿用‘职业技术教育’这一错误名称。即使国家已立了‘职业教育法’，统一了称谓，一时仍转变不过来。这看来似乎只是一个名称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实质上对职业教育含义是一个歪曲。无法正确下职业教育的定义，所以不解决这个问题，无法认为在我国已普遍统一了认识……我不能不再度提出统一正名问题……”
而对坚持“职业技术教育”名称的学者来说，对将“职业技术教育”“正名”为“职业教育”这一结果，也长久不能释怀。如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司首任司长盂广平先生生前曾提到：
“我国的人才结构不合理，技术型人才比例太小。问题由来已久，至今未得到根本解决，技术教育的发展自然也不顺利。在‘职业技术教育’改称‘职业教育’之后带来更多的不顺利……”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严雪怡先生也认为将“职业技术教育”改名为“职业教育”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
就在几年前，原国家教委职教司司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金土先生还惋惜道：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影响最大并引起此后许多歧义的名称变动是1994年把“职业技术教育”改称为“职业教育”。当时我还没有退休，曾经为不改名而据理力争，可是没有成功。”
与前两次名称之争相比，这场名称之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纯粹”的名称之争，因为这次名称之争并没有带来职业教育制度或学校形式的任何变化。“职业技术教育”一词最先从何而来尚有待考证，但一般认为一是来源于苏联，另一是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职业教育称谓(Technical and Voeatioilal EdHeation)的中文译名。Technical and Voeational Education直译成中文，应该是“技术和职业教育”，为照顾中文习惯，才译成了“职业技术教育”。
这场争论虽然以法律这样庄严的形式而中止，但却并没有中止得像法律条文一样干净，而是留下了众多的遗迹。如虽然国家通过法律确定了“职业教育”这一术语的官方地位，但在学术界多是采用“职业技术教育”，如中国关于职业教育的最高研究机构叫“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最高的学术团体叫“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各类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不叫“职业学校(院)”而叫“职业技术学校(院)”——《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的文件中把“各类职业学校统一规范为‘XX职业技术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逐步统一规范为‘XX职业技术学院’”。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职业技术教育”这一名称出现的频率和“职业教育”不差上下，而且在同一文本中两者经常交替出现。面对如此众多的“遗迹”，关于职业教育名称的异议就一直从未中断过，而且一直在暗暗凝聚力量。在杨金土先生的倡议下，《职教通讯》杂志2007年第6期组织职教界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和名称问题又开始进行新的讨论，就是最好的例证。
四、结语：历史的启示
人们之所以研究历史，是因为它能使我们更聪明地解决实际问题。中国职业教育史上为什么会存在如此频繁而又如此难以结束的名称之争?这些争论对今天有什么启示?我们该如何解决争论遗留下的问题?职业教育名称之争如何才能真正地结束呢?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回答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回顾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意义。
1、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语词应用的混乱，同时也是概念的混乱。因此，在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什么是职业教育”这一本质问题认识的模糊。相反，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概念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首先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是一个如何将VOCational edHoarion这样一个外来名称本土化或者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按照汉语的语言逻辑规则，使“职业教育”的概念意义和它的词语意义相和谐、相统一。
2、职业教育的名称虽然频繁更迭，但我国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从诞生之日起却从未因此而中断过。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名称问题影响到对历史的书写与判断。例如，如果单从“职业学校”数目的增减去看“文革”时期的职业教育，就会得出“职业教育遭到严重破坏”的结论。而从“大职业教育”的角度来看，文革时期普遍实行“开门办学”，则会得出“文革时期的整个教育出现了泛职业化”的结论。如何看待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需要我们具有“不为名称所蔽”的足够清醒的理智。
3、从第三次名称之争留下的众多“遗迹”来看，这场争论并没有因法律的仲裁而结束。事实上，职教法颁布后，在职业教育名称使用上形成了以下尴尬局面：官方文件和讲话都得用“职业教育”；学者写文章、讲课等都可随自己的主张来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政与学术、法律与世俗的张力?我们该如何填充这充满张力的场域?
①职称的流程一般是什么？
提交稿件，编辑部审稿，编辑部审稿通过，下发用稿通知书，编辑部排版，印刷成书，上传至论文检索网站。
②职称结束后，自己如何查询？
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记住期刊刊号查询的流程和页面。对论文检索查询，请根据样书目录页面提供的网址查询，记清楚自己论文检索的流程和网址。因为在职称资料申报的时候会用到期刊刊号的查询页面和论文的检索页面。
③如何鉴别职称论文期刊？
期刊的真伪的鉴别，可以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输入期刊的名称进行查询检索。如果能查到期刊的相关信息，说明期刊的真的，如果查询不到那就是假期刊。
④哪种期刊加分多？
期刊的级别主要分为部级和省级期刊，部级期刊又包括部级核心期刊、部级优秀期刊、部级普通期刊。核心期刊，在部分区域内，加分的分值比非核心的要高一点。
期刊有电子期刊和常规期刊，电子期刊，一般发表后没有样书，作者发表结束以后，手里是没有书的，电子期刊和非电子期刊，在职称评审过程中加分都是一样的。
部级期刊一般加3-5分，省级期刊一般加1-3分，如果遇到价格相差不大的省级期刊和部级期刊，优先选择部级的。
4月18日凌晨，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方方在微博上发出长文，称收到湖北一位“T诗人”的短信恐吓，原因是在2013年10月湖北省作协的职称评定中，方方不同意其晋升正高二级。这一长篇质疑书还直指湖北省人社厅“在批复高职指标方面，粗糙而轻率，甚至可能存在暗箱操作”。其中一些细节，直指湖北省作协副主席、2007年鲁迅文学奖得主田禾，或有贿赂行为。田禾对记者说：“她这是诽谤人、污蔑人，我从来没有给人社厅的人打过一个电话，你们可以查我的通话记录。”双方各执一词。关于事件的真相现独立第三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其中对湖北省人社厅的质疑中前几条分别是：文学专业职称升级的条件是什么人、以什么样的准则制定出台的？有关省作协（或文学类）的职称升级在出台前有没有征求过文学专业人员意见？省作协高职定额指标的决定有什么样的标准？决定权是什么人？一个鲁迅文学奖，可以反复用来评职称，这个规定是谁制定的？
由一条微博引发的讨论
此微博一出，关于作家评“职称”的话题在众多媒体间展开了讨论。
《京华时报》题为《作家要职称有用吗？》一文中借以此事称公众衡量一位作家的作品标准主要是其文风、题材，而与职称关系不大；并举出很多优秀作家是没有职称的，比如王朔、郑渊洁，这些作家当中，不乏以自由写作者身份自豪的人；职称却可以特别鲜明地区分作家在体制内地位的高低，甚至为这些离开职称以后的作家活路做出担忧。显然，此文对作家评职称是持反对态度的。
腾讯文化网的评论一开始就将作家评职称论为“酸腐之事”。语言客观犀利，抛出讽刺现状：“当你称自己是几级作家时，何曾赢得过几许尊敬？报以“呵呵”已算客气了。”称除了作品本身、读者褒贬为标准之外，其他与数量、学历、经验、时间全无关系，职称制度只会进一步衍生文坛腐败。
《人民日报》报道著名作家“铁流”（著有中国第一部反映“城中村”农民生存问题的报告文学《支书与他的村庄》）真实的职称故事：12年来天天趴在电脑前备战职称考试，却屡战屡败。计算机和英语，就像是两道高不可逾的门槛，无情地把他挡在副高职称门外，因而占据了他大把的创作时间。但是看着同辈作家大多已经跻身一级作家（正高级职称）行列时，铁流依然只是中级职称――三级作家，心中难有不平。
“同样的例子，让人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当年范进连续考了多次，直到54岁才考中一个秀才。但相比之下，范进是幸运的，因为铁流能否跨过计算机和英语这两道门槛，成功获得副高职称，还是个未知数。”《福建日报》对于作家职称并没有完全否定：认为亟待解决的是对职称评定系统的改革、修改和完善，让它能够在对作家起到激励作用的同时，不耽误作家文学创作，耗费过多的时间精力。那样，无疑是本末倒置，失去了职称评定的本来意义。
同样，《北京晚报》也认为关于作家职称评定关键应改变职称评定制度。可以考虑在现有的基础上再适当增加其他的考核方式，比如实践能力测试的部分，即兴创作文章等，同时也要求评审人更加的公平、公正。
综上，各家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作家评职称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作家职称作什么用？
全世界范围内，职称都是某一特定领域内对专业技能水平的客观认证体系。一个领域内从业人员应获得何种等级的职称，通常取决于专业技能水准，当然也会参考从业时间、经验等等从属因素。通过职称大致可以判断其业务能力，以及他可以享受何种工资福利待遇。建立职称体系的另一个目的，是让一个专业团体减少内部摩擦，实现有序合作，不一定所有行业都适合评职称。单就文艺创作而言，给作家评定职称，是表明对其文学创作的肯定，象征身份和荣誉。
但在中国的现状下，职称也代表了社会地位，同时对应享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和福利待遇。比如评选中青年专家和享受国务院津贴，职称必须副高以上。职称上一个台阶，工资即福利待遇也跟着提升。
综观世界文坛，似乎只有中国大陆文坛有此制度，这与我国特殊的政体、国情是分不开的。
从本质上来讲，评职称要参加行政部门组织的职称考试，是一种行政许可，是人才管理、评价行政化的表现。它直接影响劳动者的资质，没有通过职称考试，就无法获得相应的中、高级职称，由此影响聘任。
在反思中前进的“作家职称”制
古往今来，多少传世名作被我们所钟爱。有多少传世名作是依靠职称写出来的？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职称之说。但是，却没有因为一部书的作者是朝廷官员而成为名著。能够流传开来的恰恰是草根作家书籍。蒲松龄一生多次应试，可是屡屡受挫。正是因为他的草根身份，才有了《聊斋志异》。没有身份的作家，没有名头所指望，他们不能与其他人比名气、比身份，能够比的也只是手中的笔。
恰恰是没有了很多可比性，才让他们的创作少了功名利禄的骚扰，没有了功名利禄的写作，才是真性情的写作，真性情的写作也就有了群众基础。
他们虽然不能像有身份的人那样刻印更多书籍，使用更好纸张，可是他们的书籍却都成了名著。说到这里，还不得不说写出了《西游记》的吴承恩。由于一生贫寒，他的书籍多散落民间，没有一次像样的刻版印刷，却比那些刻版印刷的豪华书籍还有受众。
现代职称体系非常精细，偏偏遇上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个三级作家又怎么会心服口服于跟一个二级作家存在一级差距？即使把此制度放在古代，估计也会有不少文人志士“就范”吧。何况中国人好面子，为了面子不择手段者不计其数，中国文人也不例外。现代的职称考试与岗位的实际要求以及人才的工作能力到底有没有必然关系，比如，当作家的应该由作品说话，与他能不能说英语，会不会计算机，有什么关系？一个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因为不能通过计算机考试，就不能评高级职称？该不该加入一些文章即兴创作之类的考量？这都是需要反思的地方。
整个文坛需要反思
此次事件中，方方指责T诗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评上高职二级（相当于二级教授）的职称，也不一定有说服力的。以作品本身之外的因素来评定是不靠谱的，一个人的学历水平与写作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低学历的人写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高学历的人写作才能很平庸，都是常事。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已派员赴湖南指导湖南检察机关查办该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一旦发现有人涉嫌构成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要严肃查办。
湖南高校职称评审前，评委明码标价、开房收钱的事件令人咋舌，然而并不是只有教师行业才有这种腐败潜规则。除了教师外，医生也是职称考试非常热火的行业之一，也同样有着不可告人，而又众所周知的黑色利益链。
像一块抹着蜜糖的鸡肋
“职称评定中的明码标价早已成为了大家心知肚明的‘显规则’。”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的田凯(应被采访者要求为化名)，同时还是北京一家医科大学的教授。这样的身份让他亲身经历了职称评定以及教学评定的不易。他向记者透露：“可以说，现在职称评定的不正之风，从硬件指标，申请科研课题要给课题评委送礼，要给学术期刊编辑、编委送礼，到了评审环节还要给评审评委送礼。”
“职称就像是一块抹着蜜糖的鸡肋。”采访中，田凯的朋友贾梅用这样的比喻表达了她对职称考试的看法。
目前已从北京一家中型医院退休的贾梅，也曾是职称考试大军中的一员，说起自己评定高级职称的历程，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是中专毕业，后来上了一个夜大，工作了十多年后也到了评定高级职称的阶段了。医生职业的职称评定需要年资、外语考试、论文以及最后的评审。英语考试我是连蒙带抄，论文也属于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写,只能四处托朋友和领导‘借论文’，然后再通过熟人找到期刊编辑‘送钱’来完成论文的硬性指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同单位因职称而上涨的工资额度不尽相同，一般月工资增加200元到700元不等。贾梅就告诉记者，按照一般医院的规定，工资是跟着职称走的，职称每提高一级，工资加千元左右，“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们医院大家对职称考试都十分在意。”
既然职称与这么多的“好处”相关联,但论文、外语等关卡又难住了不少人，如何“突破”这些关卡就很有讲究了。记者了解到，在职称考试的背后,一条黑色利益链已经形成，论文的甚至到考试的替考，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着获利的可能性。
“一项职称考试可以说支撑着很多边缘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职称考试，后来又曾经受人请托帮助朋友“通过”职称考试的田凯，对于职称考试的利益链深有感触：“近年来，由于国家有关方面对于职称考试的‘硬件’要求越来越高，环节增多了，其中不公正的规则也就逐渐增多了，职称评审的真正意图就渐渐地歪了。”
“近两三年，北京很多三甲医院在评职称的时候增加了硬性指标——科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而这个科研项目给谁的大权，又掌握在本单位以及科研项目的立项资助方手中。为了‘争夺’项目,新一轮的‘厮杀’又开始了。”田凯不无感慨地说。
对于其中存在的人为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教育研究所所长秦惠民教授认为，这反映出我们社会在道德底线上的失守，和在行使公权力的职务行为中对职务行为人的监管问题，不仅是个体道德问题,应属于职务性犯罪，应该依法追究，绝不姑息。评职称是一种公权力的行使，不能把公权力私权化，把本应合法、合理、正当行使的公权力变成私下交易，这违背了公权力应合法合理、正当和规范行使的基本要求。
国外也有“”
2011年，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位为了职称评定发表文章而被非法期刊诈骗的北京医生。近日，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是高级职称，在教学领域也是教授级别了，终于“不用再折腾了”。
“近年来，因为医生行业的整体素养在上升,来了很多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导致这个职业的职称评定所要求的硬件上升了不少。现在论文不仅要求在中国的核心期刊刊登三篇左右，还要求在国外核心期刊发表。”上述医生向记者透露说，“难度的上升也为一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他向记者介绍说，目前已经有专门的公司为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进行运作，“只要写成个初稿，然后交给这类公司，从文章修改润色到寄到国外，然后专门有国外的人员与国外期刊进行沟通，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
“不过，总体来说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是很难的，在其他很多行业还是很少见的，所以更多的人把目光放在了国内期刊论文的发表上。”田凯说，论文抄袭之后甚至不改只言片语只是把自己的名字替换上的事情现在并不少见，“论文‘弄’好之后，就是找期刊编辑了。”
“如果要想约定在什么时间或者是尽快，还要另外付‘加急费’,这和一般要支付的版面费是分开另付的。”贾梅根据自己的经验向记者表示。
田凯向记者提出，由于近年来职称评定，尤其是高级职称评定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行业中的论文抄袭、申请科研项目和评审中的腐败现象在基层越来越严重，“这里面存在着人才分配不均，但职称评定要求一样的问题”。
“在当前的医疗运行和管理体制中，医生职称无疑直接关系到医生的经济待遇和发展前途。而依据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一名医生要想晋升为副主任或主任医师，在指定的医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已经成为一项硬性考核指标。然而，依据目前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指望基层医院的临床医生能够多出科研成果，显然不现实。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层医生评职称所需要的论文从哪里来?”田凯说，事实上，一般具有科研条件和能力的医生，大多数来自城市大医院，而中小基层医院的医生，即使有能力有时间也几乎没有条件进行科研。在如此背景之下，买论文或抄袭论文，就成了基层医生获取更高级别职称的最方便、最快捷且最有效的途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