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霸权均势 亚太地区 国际体系 中国外交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124－05
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诸多国家都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怀有疑虑，这或多或少是传统的“霸权均势”思维的反映。在理论上，霸权和均势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然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霸权与均势不仅能长期并存，而且能相互支持。当前亚太地区就呈现霸权与均势并存的局面，并且有可能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倘若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得以形成，中国作为地区内的首要新兴大国，难免遭遇这种均势体系的制衡。因此，一旦均势思维主导亚太各国对华政策，甚至在地区内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将极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不过，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努力有助于亚太地区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从而避免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在地区内的形成。这种外交努力可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体现在三个方面：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打造亚太地区制度文化、推进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
一、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的共生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霸权和均势往往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两者似乎很难长期并存。汉斯・摩根索对均势的定义包括“大体均等的实力分配”。而霸权意味着单一拥有超强实力的国家支配着国际体系。霸权往往多见于单极体系，均势的出现则意味着多极体系的诞生。一般来说，单极霸权的崛起最终会导致多极均势的瓦解，而多极均势的持续则标志着单极霸权的终结。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如何得以共生?这里有必要提到“霸权均势”的概念。
根据霸权国在均势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有学者将均势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置身的均势”，如冷战时代的美国，自身成为被均势化的对象，为两极对抗格局所束缚。第二类是“游离的均势”，如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制造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领导地位。第二类均势在其他国家看来就是一种霸权，即“霸权均势”。“霸权均势”的核心在于，霸权国本身的实力居于优势地位，在其他国家之间推行均势战略。
人们通常把霸权和均势看作两种对立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策略。实际上，在外交实践中，霸权国可能通过其他国家间形成的均势来巩固自身霸权，霸权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间的均势也可能通过霸权国的居问制衡得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美国在全球的实力优势地位，二是欧亚大陆的均势得以维持。基辛格认为：“不管有没有冷战，单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的两个主要地区之一，仍然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美国也有学者就此指出：“在全球性框架内，地区性均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要求的。”冷战后的美国也被称作均势体系的主导者(dominant power)，这种均势体系呈宽底尖维立体结构，美国作为霸权国高居尖锥形的顶点，其他国家都居于尖锥形的底面。一旦底面的均势被破坏，高居顶点的霸权势必受到威胁。
国际关系学界对均势的生成机理有三种主要看法，分别是“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生成论”。事实上，这三种看法各有长处和不足，国内外学者对此已多有著述。正如没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国际关系现实一样，均势的三种生成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与均势有关的国际关系现实，均势体系的生成或瓦解往往存在多方面原因。不过，英尼斯・克劳德指出：“绝大多数沉迷于均势‘自动生成’的学者事实上都同意，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势主要是外交的产物。”均势的维持往往有赖于某一国家持续有意地奉行制衡战略，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平衡者”。霸权国即使不是多极均势体系中唯一的平衡者，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平衡者，比如19世纪的英国和冷战后的美国。
英国担当欧洲多极均势的平衡者，既有自身利益的主观需要，也有外部环境的客观便利。在19世纪的欧洲，英国这样的海洋强国与大陆强国在能力和利益上存在重大差异。英国的经济和海军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奠定了英国霸权的实力基础。然而，英国没有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因而无力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有效的政治、军事控制。当然，英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不需要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这种控制。可见，与大陆强国不同的是，英国的霸权并不对欧洲大陆国家构成重大威胁。欧洲的多极均势得以长期维持，英国作为霸权国长期担当平衡者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邱吉尔在1936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四百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向是反对大陆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最霸道的国家……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领导哪个国家。这样，我们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充满活力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成长。”
庞大的陆军力量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海军力量难以实现的方式来威胁其他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与19世纪的英国不同，当今的美国拥有庞大的陆军力量，而且军事力量远程投放能力远超当年的英国，但对亚太地区各国而言，地理上的距离仍然决定了美国的这种力量并非那种集结在一国边境或威胁要集结在一国边境甚至能集结在一国边境的庞大陆军力量。例如，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虽同时与美、苏交恶，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是部署在中苏陆地边境的百万苏联军队，而非美国在全球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与19世纪的英国极为相似的是，美国也侧重于巩固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和海权优势，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没有领土及其他纠纷，亚太地区有些国家甚至将美国视作防范邻国的最大保障。作为霸权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样兼具担当平衡者的主观需要和客观便利。
二、亚太地区的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
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其一是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具体表现形式为美日、美韩、美澳新三个同盟和美菲、美泰两个次同盟。其二为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的地区均势体系，这种均势体系虽然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但也在地区内各国间相互形成制衡。其三是以“10+3”机制为代表的地区多边体系，这一体系和前两者不同，目前尚未完全成型，但它代表了亚太地区未来的希望。由此可见，亚太地区目前呈现出单极霸
权和多极均势并存的格局。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各国相互缺乏信任，担忧自身安全受到别国威胁。为改善自身安全状况，各国竞相谋求实力上的优势地位。但这种竞争是互动且无止境的，一国的实力增长会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其他国家因而也会以赶超对方实力为目标来发展自身实力，结果加剧了最初的安全担忧。因此，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各国都将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措施，意味着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伴随安全困境而来的是均势思维。肯尼思・沃尔兹指出：“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循环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
亚太地区的国际体系仍旧呈现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亚太地区虽然有“10+3”合作、博鳌亚洲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但是并无北约、欧盟和欧安会那样能覆盖地区内大多数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的成熟的多边机制，安全领域尤其如此。在当代世界，亚太地区无疑是安全困境最广泛、最突出的区域。亚太地区既缺乏强有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又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导致安全困境普遍存在于区内各国之间。各国对彼此的力量是多疑的，均势思维难免影响各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虽然是亚太地区实力首屈一指的霸权国家，但与地区内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安全困境，其原因前文已有论述。因此，倘若均势思维在亚太地区大行其道而且进一步物化，形成的均势体系很可能是美国支配的“霸权均势”体系，其制衡对象当然是地区内的其他强国，美国最可能担当的角色是平衡者。
如前文所述，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三者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独立运行，而是犬牙交错、互动频繁。同盟不仅服务于霸权体系，在均势体系中也很普遍。“各国捍卫自身独立的同盟反对一个潜在征服者的斗争，是均势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格局。”同盟得以建立并维持的前提条件是结盟各国感觉自身面临共同的威胁。“从根本上说，均势体系中的同盟是外向型集团(extemally-oriented groupings)，它组织成员采取一致行动，目的是对付外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均势体系内，尽管同盟往往不公开指明具体的制衡对象，甚至对外宣称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制衡的对象总是比较清晰。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可以同时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均势战略。这些同盟无一例外地源于冷战时期，当初的公开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如今，冷战结束十几年后，这些同盟依然存在，有些甚至得到强化。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并未公开指明同盟针对的具体对象就是中国，并且反复强调同盟的宗旨在于保障地区局势稳定，但从权力均势的角度出发，作为均势体系平衡者的霸权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结盟，首当其冲的制衡对象自然是地区内实力增长最快、最可能改变力量对比的新兴大国。在当前亚太地区，谁是这样的新兴大国，各国可谓心照不宣。
中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可能成为均势体系制衡的首要对象，直接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远超地区内其他各国的庞大国家。鉴于中国实力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目前的实力优势地位，中美之间其实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这种困境也曾出现于以往的霸权国与新兴国之间。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呈缩小趋势。然而，倘若均势思维主导美国对华政策，作为均势体系的平衡者，美国很难免除对新兴者的担忧。而中国与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可能为平衡者制衡新兴者提供客观便利。
在亚太地区诸多安全困境中，中国处于其中的超过一半。换句话说，若不论其他因素，中国是亚太各国中未来安全境况几乎最成问题的一个国家。中日、中印、中韩及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或领土纠纷。此外，是亚太地区的一大热点，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此。中俄之间也远不能保证永不会出现孕育紧张甚而冲突的安全困境。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防范心态，甚至将中国视为潜在的主要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难免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
克劳德认为，均势体系的首要问题是“谁太强大了”，而非“谁侵略了”。权力均势强调的是对国家能力的不信任，而非对国家行为或意图的不信任，力量对比在均势体系中是备受关注的首要问题。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且不论中国是否具有威胁他国的意图，单是中国的实力发展就势必导致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增强中国威胁他国的能力。在中国与地区内各国或国家集团存在诸多安全困境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对中国实力的不信任正是均势体系下国家之间相互态度的一种具体表现。
三、超越“霸权均势”的中国外交
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在亚太地区即使并不确切存在，也至少很有可能出现。倘若这种均势体系得以形成，而中国又是其首要制衡对象，将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国要为自身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化解均势思维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避免遭遇以往均势体系中新兴国家面临的制衡。本文将中国近年来的这种外交努力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安全困境是孕育均势思维的土壤，这种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各国间相互缺乏信任、彼此猜疑。可见，安全困境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虽然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存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但要解决安全困境和均势思维带来的难题，观念因素的作用极为重要。这种观念因素分为两个层次。在单位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身形象。在体系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努力打造足以为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的地区制度文化。当然，物质因素并非无足轻重。中国也在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为超越“霸权均势”提供了物质支持。
(一)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
20世纪80年代，斯蒂芬・瓦特提出了“威胁均势理论”(balance of threat theory)。他认为，各国寻找盟国不仅是为了平衡“权力”，而且是为了平衡“威胁”。根据这种理论，威胁是受制衡的对象。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中国的实力增速远超其他国家，势必破坏均势。而从威胁均势的视角出发，只要这种实力增长不构成威胁的增大，并不一定需要加以制衡。因此，中国虽不能为维持现状而放慢自身实力增长速度，但可以在实力增长的同时避免其他国家的受威胁感同步增长。
尽管权力均势理论更重视实力而非行为或意图，但一般来说，同样是实力迅速增长的新兴大国，在均势体系中持现状修正者姿态远比持现状维持者姿态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威胁感要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与美国就分别是两类新兴国的典型代表。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不论德、美两国的行为和意图如何，两国的崛起本身就
是改变了现状，最后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种改变。但两国的主观姿态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在当时国际体系中受到的不同待遇，由此可见威胁均势理论的合理性。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撰文指出：“中国仍对亚太地区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并非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而是一个希望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改变亚洲均势的强国。仅此一点就使其成为‘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政府所称的‘战略伙伴’。”可见，通过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让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认识到中国的主观姿态和客观利益都在于维持现状，会大大有助于中国免遭均势制衡。1997年以后，中国公开宣称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开始表现出现状维持者的姿态。此后，中国在、朝鲜核问题、安理会改革等诸多问题上都更为强调自身的现状维持者身份，这有助于减轻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受威胁感。
(二)地区制度文化的心理保障
自我形象的塑造会对其他国家的观念产生重大影响，但仅靠形象的塑造并不足以超越“霸权均势”。追根溯源，只要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必然导致安全困境，只要安全困境存在，就必然为均势思维提供活动空间。国际制度可以弥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消除地区安全困境，关键在于地区国际制度的确立。地区制度文化的形成是确立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文化是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变量。温特对文化的定义是“社会共有知识”(socially shared knowledge)，而“知识”(knowledge)由“信念”(belief)和“意愿”(desire)组成。可见，文化在这里主要是一个观念层次的概念。亚太地区的多边国际制度尚未成型，目前还停留在观念层次，充分物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本文认为亚太地区的多边制度目前只是一种“制度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各国对构建地区国际制度的共同信念和意愿。倘若这种制度文化能成为一种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即使成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尚未形成，仍能“提供一种塑造期望的框架。允许人们相信不会发生战争。拉长未来的影像、缓解安全困境”。在地区国际体系内，中国外交正努力以合作型的制度文化取代竞争型的均势文化。作为地区内实力增长最迅速的新兴大国，中国大力倡导地区制度文化，可以给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淡化安全困境造成的消极影响。
中国与东盟国家于2002年11月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个政治承诺，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至少表达了各国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并且为将来解决争端提供了框架，各国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合作，从长远来看，《宣言》的积极性不容置疑。此外，中国于2003年10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同样是政治象征性大于实质约束力，但至少有助于在东南亚地区塑造一种友好合作的氛围。类似的还有上海合作组织，与以往均势体系中的同盟不同，它的重心不是组织内部各国联合制衡外部居于优势的国家。而是努力在内部各国间构建多边国际制度，从而增进内部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海合作组织都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但它们都有助于打造合作型的地区制度文化，“创造了一种气氛，对稳定与和平的期望在这种气氛中逐步形成”。
(三)复合相互依赖的物质支持
与国家形象和地区制度文化不同，复合相互依赖是一个物质层次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各国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不容否认，经济相互依赖对政治关系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仅仅经济相互依赖对均势思维的制约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均势思维主导各国外交政策，制衡乃至战争的经济代价往往会被忽视。相比之下，虽然仅凭复合相互依赖也不足以让各国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但各国间复合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势必大幅增加均势体系内制衡行为的物质成本。相对经济相互依赖而言，复合相互依赖能为各国摆脱均势思维影响提供更加可靠的物质支持，从物质层次制约均势思维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16-05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 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 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 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 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 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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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3]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2007，(1).
关键词：东亚安全；安全困境；安全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044-04
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世界安全理论体系。但是自二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安全的紧张形势并没有因为世界安全理论体系的建立而缓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东亚既有安全格局的解体使东亚地区陷入“安全困境”之中，这使得对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讨论与创新成了东亚安全研究领域的新方向。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给东亚安全增添了新的变数，而东亚地区持续升温的领土争端问题及朝鲜核问题使安全困境不断加深。为此，许多学者贯古通今、高瞻远瞩，从多个角度解读了东亚的安全形势，并提出了一些极富建设性的安全机制建设路径。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东亚安全形势研究”、“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四个方面对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
一、东亚安全形势研究
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的研究成果初见于苏联解体之后，东亚地区原有的安全格局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被打破，并涌现出新的安全问题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一）对东亚安全形势的综述
目前能够找到的对东亚安全形势最早的综述类文章刊载于1993年11月发行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田新建在他的文章《东亚安全的分析与展望》中对两极格局终结之初的东亚安全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展望。他认为，东亚地区的集团意识逐步削弱，自主观念和地区意识不断增强，对话和合作在解决地区性问题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在看到以上利好因素的同时，作者也观察到了在新格局下不断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朝鲜半岛核问题、北方四岛问题、美日与美韩的同盟体系和东亚地区的经济问题等。这些问题在后来的东亚安全形势发展中的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两极格局终结到9・11事件发生，东亚地区接连发生了几起危及地区安全的事件。朝鲜于1993年3月12日宣布推出《核不扩散条约》，而后在1998年夏季试射了“大浦洞”导弹，朝鲜半岛形势骤然紧张。美日两国于1997年6月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引入了“日本周边事态”的新概念[2]。东亚地区大面积的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甚至引发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动乱。面对这些影响，宋城在《世纪之交的变局――东亚安全形势综述》（刊载于1999年1月《亚非纵横》）中认为它们没有给东亚的安全形势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而东亚地区能够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金融危机在给个别国家的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从而使保障东亚安全的措施显著增多。此外作者还看到，虽然东亚地区的热点问题热度依旧不减，但是各国对这些热点问题的控制力增强，东亚安全形势总体向好[3]。同样对东亚安全形势发展持乐观态度的还有著名学者杨成绪，他在《东亚安全问题的分析》（刊载于1994年3月《国际问题研究》）一文中也详细阐述了当时东亚安全形势的利好因素[4]。
911事件之后的10年，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冷战后第二次重大调整，出现了一些新形势和新特点。东亚地区中韩等国经济持续崛起使全球的经济权力重心向东亚转移，各主要大国开始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中国与这些大国的战略竞争开始超越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明显扩展到海军力量、海洋影响力以及争夺海洋势力范围等一系列新领域。一些担心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危险的国家为了寻求安全保障，纷纷表现出对美国主导的东亚安全秩序的依赖[5]。
另外，朝鲜半岛局势在这10年间愈加复杂，朝韩之间的矛盾出现激化。朝鲜分别于2009年和2013年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2010年3月朝韩发生“天安舰”事件；2010年11月3日朝韩又发生了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鲜不断做出危险动作造成朝韩两国的多次摩擦使朝韩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半岛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为了回应朝鲜的行动，美韩两国在对朝进行制裁的同时调集军队开展军事演习，美国借军演之机扩大自己在东亚的存在给东亚安全增添了几分复杂性。
（二）对东亚安全困境的研究
“安全困境”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指国家行为体间因缺乏互信，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目的而扩充实力的国家行动。许多学者认为目前东亚安全形势的紧张与该地区陷入安全困境有关，东亚的安全困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亚地区多数国家的军费在冷战后连年增长，出现了开展军备竞赛的趋势。东亚地区国家的防务开支平均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军费开支增加最快的地区。日本借口与中俄韩的岛屿争端和防御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扩充自卫队的力量，加强夺岛能力和导弹防御能力。日本在2013年下水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最大满载排水量已经达到了2.75万吨，并且可以搭载F-35垂直起降战机，这种军舰实际已经完全超出了日本自卫的需要。台湾地区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统独之争”从美国购进大量先进武器，使台海地区的军备平衡维持在较弱的水平。东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势头虽然一度因为金融危机而放缓，但随着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东盟内部也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6]。
第二，东亚国家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冷战之后遗留下来的国家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仍然是建立国家间互信的最大障碍。美日韩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朝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鼓吹“中国”，并把朝鲜定义为“邪恶轴心”、“无赖国家”。日本不断做出损害中韩人民感情的事情，中日和韩日之间因为历史原因难以建立互信。中日关系的冷淡和韩日在美国主导军事同盟下的貌合神离严重影响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第三，美国主导东亚安全体系带来两方面作用。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拥有韩、日、菲、泰4个盟友。这5个盟国都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共同防御或集体防御的联盟，对维护东亚的安全稳定具有积极意义[7]。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在东亚地区制造事端，增加了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的难度。美国明确表示在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却宣称日本拥有对的行政管辖权和争端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纵容日本扩充军力解禁集体自卫权。东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局面并不是美国和几个盟友能够造就的，它需要东亚地区所有国家的合作。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损害了一些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样一来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不可避免。
二、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
（一）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松寒和王森就从这两个视角出发对东亚安全进行了分析。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运作的推动力是权力。东亚地区国家自然是处在一个“无政府”的环境下，都对权力的分配状况及其变化非常敏感。近年来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进行战略东移，符合现实主义中“权力平衡”政策的构想。在东亚地区不能出现一个权力过大的国家，必须有一方对这个国家的权力予以制衡。日本在地区事务上强行引入美国势力的做法明显是“霸权稳定论”的反映，认为美国有助于威胁各种潜在危险的发生[8]。
新自由主义也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下，但这种无政府状态不同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一切对外活动都受到国家利益的支配，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掌控权力。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对东亚安全的看法比现实主义乐观得多，它在看到各国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的同时也看到了各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可能性[8]。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在追求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开展军事行动的代价加大，因此东亚地区的国家应当更倾向于进行安全合作而不是军事对抗。
（二）建构主义
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大理论流派在解决东亚安全问题上存在一些漏洞，无法为东亚安全问题找到出路，如现实主义理论下的霸权稳定论认为美国势力的介入东亚地区会平衡地区力量，而现实却导致了东亚的安全困境。面对这些问题，有学者开始用建构主义理论来审视东亚安全问题。
建构主义并不认为东亚地区现存的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和事实，相反安全困境正是东亚地区国家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既然东亚国家可以建构起安全困境的状况，那么他们也可以建构起维护东亚安全的机制。在对地区形势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不同的规则可能产生不同的建构结果。东亚至今没有建立起能够有效维护地区安全机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欧洲式的硬机制性的安全合作途径，如共同的法律、条约、组织等机制[9]。
虽然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缓慢、文化和政治体质差异给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带来一定的阻碍，但一些东亚地区特有的优势也给未来建构这种机制带来可能。如东亚国家普遍崇尚“和”的观念、历史上合作维持地区安全的传统等。建构主义正欲利用这些优势来“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实现该地区的持久稳定和平。
三、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
东亚地区大国林立的特征加大了维护地区安全的难度，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着决定性影响。冷战后，东亚地区中俄美日四国之间的关系牵涉重要的安全利益，虽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剑拔弩张，但也没有对东亚安全合作产生太多的促进作用。由于东亚地区能够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只有美日两个国家，国内学者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
（一）美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美国不是一个东亚国家，但它在东亚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美国自二战结束后就很重视同日本的关系并与它结成了军事同盟。美日同盟在美国的主导下经历了几次变革：1951年美日两国签订允许美国在日驻军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66年美日签署了《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1978年美日又制定了《美日防务合作指针》，规定了“日本有事”时美日的分工；冷战结束后的1996年美日在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同时还签订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突破了美日同盟专守防卫的职能。日本从美国冷战时期的“桥头堡”，变成了21世纪遏制中俄的战略支点。
美日同盟在对东亚安全的维护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在日本境内驻扎大量的军队对日本构成了有效的监视，至少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美国对日本形成了有力的限制，这本身就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对于可能发生的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来说，美国也有强有力的管控手段，美国有能力制止日本与一些国家发生有损东亚地区局势的摩擦和冲突。
在奥巴马宣布“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国开始放纵日本在东亚地区挑起事端。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称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显然是默许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扩张，两国因为有强有力的同盟存在而降低了对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兴趣[10]。美国担心如果东亚地区建立起完整的区域安全机制，自己会被排除在机制之外而失去对东亚的控制。美国既然可以依靠在亚洲的若干军事同盟实现自己在东亚的利益，它们绝不会冒着被排挤出东亚的危险来支持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
（二）中美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特点是合作与冲突并存。进入21世纪之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安全领域的合作有了许多进展，两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解决朝核危机上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中美两军交流次数增多，中国还应邀参加了美国主导的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不过，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冲突令人们难以对中美未来安全合作的前景持乐观态度。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之间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这些冲突都曾经给中美关系造成很大的破坏，从这些冲突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远多于合作。
中美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东欧剧变让两国原有的为抵抗苏联霸权主义而建立的安全合作关系不复存在。中国一贯主张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与美国谋求东亚地区霸权的野心格格不入，除朝核问题外两国在各自的东亚安全战略上合作的空间很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美国感到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倍增，尽管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固有的冷战思维和根深蒂固的“国强必霸”观念还是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不仅鼓吹“中国”来强化与东亚地区盟友的关系，还野蛮干涉以为代表的中国内政，企图从内外两个方面削弱中国的实力。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中国的国家利益开始扩展到美日的传统利益区，中美之间会不会因为利益分歧引发新的摩擦还有待关注[11]。
（三）中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东亚安全形势关乎两国的切身利益。两国双边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决定性影响。但21世纪以来由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在上的错误立场和两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中日关系并没有为推动东亚安全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日本一直在宣扬“中国经济”和“中国军事”，近年来又在领土问题上不断逼近中国的底线，这使得两国安全合作陷入停滞，也成了阻碍东亚安全建设的最大障碍[12]。
日本当今的安全战略目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日本想借美日同盟的力量拓展自己的安全空间，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日本也对美国企图称霸东亚的意图有所不满，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军事管控，日本想通过提高防卫独立性、自主性摆脱美国的限制[13]。为了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战略目标，日本必须不断为自己的军事膨胀寻找借口，于是日本在炒作“中国威胁”的同时还故意挑起与中俄韩的领土争议，以此裹挟美国寻求“松绑”。目前安倍内阁试图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提升自卫队夺岛攻击能力的做法增加了东亚地区擦枪走火的可能，这些做法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四、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深入分析东亚安全形势与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之后，对东亚安全合作的现状做出了如下总结：第一，东亚地区缺乏有效地安全合作机制，目前最早建立的东亚地区安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因为缺少大国的主导而作用甚微。第二，东亚地区难以找到安全利益的契合点，东亚地区有不少国家试图扩大现有的安全空间势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难以达成利益共识。第三，东亚地区军事同盟的存在让安全合作困难重重，东亚地区存在着以美国为主导的若干个军事同盟，同盟内的国家更愿意依靠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而不是地区安全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安全[14]。从这些现状来看，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成为了一个短期内难以破解的难题。
面对这个难题，许多学者对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构想。学者杨值珍在他的论文《东亚安全合作呼唤新安全观》提到了要缓解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必须从信任方面着手，在东亚地区推行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东亚国家应当减少对他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加强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抛弃传统的冷战思维，从依赖军事联盟维护自身安全转变为通过合作寻求地区安全的稳定。
一些学者还关注到了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机制。在东亚地区的若干安全机制中，东盟地区论坛是现有的最为成形的安全机制。在其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坚信东亚安全论坛会成为推动东亚安全的最有效机制。经过10多年的运行，东盟地区论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些问题无能为力。东南亚地区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主导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地区大国也不愿意把在论坛上取得成果付诸实践。另观其他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和香格里拉对话都存在和东盟地区论坛同样的问题，这种仅仅通过建立互信而保证地区安全的机制在东亚似乎并不奏效。
东亚地区大国的利益交织纷繁复杂，只有通过厘清国家利益，找到各国共同利益契合点的方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何突破现有的安全形势的束缚，在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安全机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东亚安全机制进行创新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未来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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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P126
[2]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80
[3]马纬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90,292
[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鲁毅、顾关福.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C].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7]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教育；困境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参考文献：
[1] [以]伊曼纽尔.安全共同体[M]. 阿德勒 孙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24.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5-0153-03
国家安全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90”后大学生是我国建设的新鲜血液，他们的国家安全意识状况对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笔者对“90”后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开展了调查与分析。
1概念界定
《国家安全学》对“国家安全”概念的解释：“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
而以国家安全意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讨的并不太多，不同学者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其中，罗迪对国家安全意识的概念如此界定：是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情感态度、认知以及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备的观念意识的总和，是世界观、道德观、政治观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综合这些文献资料，结合现实，本文笔者认为国家安全意识就是人们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态度与认知，及其责任意识、忧患意识、防范意识、行动意识、法律意识、学习意识的集合。国家安全意识的内涵很丰富，包括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概念理解、事实认知、形势判断、价值取向及主观预期等。
2调查对象与方法说明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问卷调查选取了西南科技大学、绵阳师范学院、重庆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川渝两地六所高校的800名“90”后大学生，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18份，有效问卷716份，有效回收率为8975%。调查对象中，男生487人，女生229人；党员105人，团员608人，群众3人。访谈调查选取了30位学生来进行。基于国家安全的内涵，多元文化背景与中日中美多方局势复杂化的现实，我们从大学生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对目前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对我国国家安全存在的威胁的认识，对维护国家安全影响因素的认识，对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防范意识、学习意识、法制意识、行动意识等方面来开展现实调查，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与当前严峻的政治局势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与探讨。
3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调查结果
3.1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知
调查中，96.79%的学生都选择了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有2.93%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要，有0.28%的学生认为只在战争年代重要，在和平年代无所谓，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3.2对国家安全的理解
学生对国家安全概念的理解，大部分学生认为就是国家完整，国家利益不受到侵犯。对于国家安全的内涵，有69%的学生认为国家安全包括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各个方面，可见，大部分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内涵有正确的认识，他们已经认识到在当今日益复杂、多元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国家安全内涵已不仅仅是政治与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涵盖到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同时，有31%的学生对其内涵的认识只针对其中的几个方面，认为国家安全只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环境安全等几个方面，这说明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内涵认识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对于国家安全内涵的各个要素哪个方面最重要，有25%的学生选择了军事安全，有21%的学生选择了政治安全，17%的学生选择了经济安全，有15%的学生选择了文化安全，有6%的学生选择了科技安全，8%的学生选择了信息安全，8%的学生选择了环境安全。
由图2可见，对于国家安全内涵的各个方面，学生关注度最高的依然是军事安全，其次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紧随其后，而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科技安全则相对靠后。
3.3对目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与认识
对目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有480人选择了B项“面临一定的威胁，但还是比较安全”，占总人数的67%，有122人选择“不太安全，形势复杂”，占总人数的17%，另外，分别有57人选择A和D，即“很安全，形势乐观”和“很不安全，时刻面临各种威胁”，各占总人数比例的8%，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
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形势能够做出客观、正确的判断，同时，对国家安全有一定的忧患意识，对我国所处的复杂形势和面临的威胁有一定担心，但也仍有少部分学生对安全形势过于乐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少部分学生对于安全形势缺乏必要的了解与思考，有个别学生表示：即使是在问题引发中日局势日渐紧张的阶段，我国国家安全也不必担心。
此外，在我国所处的安全威胁方面，问卷调查中该题目为多项选择题，调查结果如图4所示，在学生眼中所看到的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安全威胁，634名学生选择了军事安全，541名学生选择了政治安全，448名学生选择了经济安全，392名学生选择了环境安全。
而选择文化安全、科技安全和信息安全三种安全威胁的学生则相对较少，319人选择文化安全，256人选择科技安全，207人选择信息安全。这反映出大学生对于我国所面临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的安全威胁有着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在中日局势日益紧张的阶段，学生对军事安全威胁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在访谈中，不少学生都谈到，最关心也最担忧的是所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对于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这两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也较为关注，但是，对于文化安全、科技安全及信息安全威胁则关注度较低。
此外，“近年来在我国非常流行的日韩影视作品、服饰、饮食文化，对我国国家安全是否有影响”，有33%学生认为肯定有影响，有50%认为可能有一定影响，但不至于产生根本性的威胁，17%的学生认为完全不用担心，不会有影响。对于文化安全、科技安全及信息安全威胁的具体内容理解不够全面与深入。
3.4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3.4.1责任意识
在“大学生是否有责任主动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上，98.3%的学生都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为国家安全贡献绵薄之力，只有1.7%的学生认为维护国家安全离自己很遥远，维护国家安全应该是政府部门、国家安全机关的责任。这说明绝大部分学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
3.4.2忧患意识
从前面图3可知，92%的学生都认识到我国目前面临有安全威胁，绝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有一定的忧患意识，对我国所处的复杂形势和面临的威胁有一定担心。
3.4.3防范意识
调查中，有49.1%的学生认为自己身边并不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11.4%的学生认为身边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39.5%的学生表示不清楚，有可能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而有33.3%的学生在生活中曾经遇到过威胁国家安全的事件，事件集中在反日游行的事件、等组织发送的反动言论信件、势力的一些宣传等。41.67%的学生曾经通过网络、电话等途径收到过组织等敌对势力的反华言论，收到过这些言论宣传的学生，大部分对这些别有用心的言论持“看看并不会影响自己”的态度，并且，部分学生在此题目上表现出曾收到反动言论，但在上一题中却认为自己没有遇到过威胁国家安全的事件，说明警惕性不高。
对于这种言论的危害，有16.8%的学生认识到组织通过网络、电话等途径进行反华宣传等对我国国家安全会造成严重危害，有58.3%的学生认为可能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有16%的学生认为不会有危害，另有89%的学生则选择了“不清楚”。以上这些，表现出当前大学生对于我国国家安全的防范意识还较为欠缺，对身边可能存在的国家安全隐患，防范意识很不够。
3.4.4法制意识
我国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保障相对缺乏，只有《宪法》、《国防法》、《国家安全法》涉及国家安全。调查中，有28%的学生表示没听说过《国家安全法》，57%的学生表示只是听说过，但并不清楚这一法律的内容，这说明大学生对于相关法律规定的了解知之甚少，关于国家安全的法制意识薄弱。
3.4.5行动意识
关于“如果你遇到威胁国家安全的事件，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26%的学生选择了“应该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或公安机关报告”，21%的学生选择了“立即报告学校的思想政治辅导员”，39%的学生选择了“应该报告，但不知道怎么做，找谁报告”，13%的学生选择了“知道该报告，但怕被报复，所以就不敢报告”，1%的学生选择“找自己信任的人商量再做决定”。
对于“如果你遇到不明身份的人在公众场所（如公交车）进行反动言论宣传，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15%的学生选择了“立即站出来制止”，38%的学生选择了“报警，请公安部门处理”，25%的学生选择了“置之不理，自己离开”，22%的学生选择了“不知道怎么办，原地观望”。
由以上两项结果可见，大部分大学生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知道应该采取行动，具有一定的行动意识，但是对于具体行动方面则较为茫然。
3.4.6学习意识
关于目前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大学生有自己的认识与评价。87.5%的学生认为自己在国家安全知识及意识方面需要加强，愿意学习。25%的学生则认为目前所在高校没有开展国家安全意识教育，75%的学生表示目前自己所在高校的教育已经包含了国家安全意识教育。
而认为“学校教育已经包含国家安全意识教育”的学生对教育现状的评价，具体情况如图5所示。
由上图可见，仅有7%的学生认为已经做得很好，32%的学生选择良好，37%的学生选择一般，16%的学生选择较差，另有8%的学生则选择了极差。这反映出目前学生对高校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满意度较低。
此外，有66%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将国家安全意识教育专门开设课程来进行，25%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并且，学生对教育形式也提出了很多建议。
4结论
根据调查结果，笔者进行了分析总结，总的来讲，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也存在一些亟待重视并加以改善的问题。对于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现状，得出以下结论：
4.1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正确的认识，并有较强的责任意识
绝大部分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都有着正确的认识，能够将国家安全与国家、人民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并且，能够认识到在当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阶段，国家安全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同时，绝大部分大学生对于维护国家安全都表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愿意为维护国家安全贡献绵薄之力。
4.2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现阶段形势有着客观、正确的判断，同时有较强的忧患意识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国家安全形势基本上都有客观、正确的判断，但仍有少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局势盲目乐观，认识不够深入与全面。而且，大部分学生拥有较强的忧患意识。
4.3大学生对国家安全内涵及我国面临的各种威胁理解不够全面与深刻，欠缺必要的防范意识
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基本正确，但部分学生表现出局限性与片面性。在中日局势日趋紧张的现阶段，学生对军事安全威胁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对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视程度高，而对于文化、科技、信息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重视程度不够，对于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认识不够全面与深刻。同时，由于“90”后大学生的特点，加之教育引导不够，大学生的国家安全防范意识相对欠缺。
4.4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法制意识较为薄弱，行动意识较模糊
大学生对于已有的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制度知之甚少，对于应有的法制建设缺乏思考，这说明他们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制意识薄弱。而他们有爱国热情，希望为维护国家安全贡献力量，有一定的行动意识，知道应该为维护安全努力，但在具体的行动内容上不知所措，行动意识较模糊。
4.5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及其维护的相关知识有较强的学习意识
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目前学习的途径单一，效果不好，他们支持专门开设课程开展学习，针对国家安全知识的教育方式提出了诸多建议，也希望从中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与能力，这说明他们对于国家安全及其维护的相关知识有较强的学习意识。
4.6高校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亟待加强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90”后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有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矛盾，也存在诸多的困惑。调查结果反映出目前高校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形势不容乐观，学生满意度低。这说明高校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亟待加强。
参考文献
[1]刘跃进.国家安全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 综合安全观 概括 重要意义 途径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入侵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市场频频暴光如瘦肉精、毒豆芽、塑化剂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纷纷侵扰我国领土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量是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开始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战乱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安宁、社会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而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接班人，他们的成长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恶性事件频频出现。如何教育大学生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大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大学生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高校担负着培养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任务，于是西方敌对势力将高校作为渗透和破坏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目标，与我们争夺青年学生。他们利用各种载体和渠道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试图在高校培养和扶持“内部势力”。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国内安全频频受到新矛盾的干扰。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校园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大学生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新形势下，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认真研究和探索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大学生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为国家安全和发展培养出具有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人才。
（三）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大学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大学生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以及全面发展的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倾向于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疏导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大学生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切实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生存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高校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中，增强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综合安全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国际战略新动态所作出的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所以我们要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实现综合安全观念进课堂、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念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亲和力，激发出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高校文化建设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发展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形成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高校宣传团队要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在校园内开展综合安全观念的教育，让广大学生置身于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念为大学生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引导大学生关注环境安全，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大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学生们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学生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大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深化大学生对综合安全观念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才能成长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多元化发展要求的新一代合格公民。以综合安全观念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给大学生客观而理性地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大学生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和后果，让大学生在实践中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树立远大理想同时代要求统一起来，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为报效祖国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刘从良多元化威胁要求中国军人树立新国家安全观[N]报，2008-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