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主义对学校领导的消极影响
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关于学校领导理论是经过调查研究、实证分析以及严格的实验条件下获得的，因而具有预测性和普适性的特点，人们相信在任何领导情境中，学校领导者都可以运用这些理论，并且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学校领导中确实存在一些线性因素，但绝大部分都受非线性因素的制约，以教师激励为例，在某一时间阶段、某一情境下奖赏教师可能会提高其积极性，但是在另一时间阶段、另一情境下，同样的奖赏对教师可能会因其意义、价值不同而出现不同甚至相反的激励效果。由于科学主义学校领导观忽略和否认了学校领导实践中的非线性影响，学校领导和管理的低效便在情理之中了。
（二）对学校组织的性质的认识不全面
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事实上，科层组织并不是学校全部、唯一的属性。首先，作为学校的主体，教师是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具有较强的道德自觉性、职业使命感和自我领导能力，因而学校属于专业性组织、学术性组织。其次，学校也是一种道德的共同体，包括教师、学生、学校行政领导者在内的组织成员，基于一定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分享各种教育资源并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和理念，完成共同的任务。作为一种专业组织和道德共同体，学校不能仅仅通过一种事先详细制定好的规则来管理，需要通过树立目的进行领导，使人们透彻地理解学校组织的根本使命和目的。“我们必须能够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赋予意义，”“要让人们知晓学校正往何处去，为什么、怎样往该处行进。”从某种意义上，学校是松散结构的，单纯的规章制度等工具性控制在很多方面是难以达到的，比如教师在课堂的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等都是难以监督的，这需要学校领导提供一种共享的目标、价值观和使命感，进而唤醒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责任心，允许组织成员以各种有意义的方式做决定。
（三）学校领导体制固有的缺陷
建国以来，我国中小学校领导体制几多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委员会制，一是一长制。目前我国大多中小学校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学校的最高领导者，学校的权力集中于校长一人。校长为了便于领导和管理学校往往会制定规章制度来规范师生的行为，当这些规章制度和规范文件无法与师生实际联系的时候，就会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对抗。校长负责制受校长个人素质影响比较大，容易产生遇到专断式领导，致使民主议事机构形同虚设，不利于学校内部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同时也会使学校监督机构消极疲软，易造成权力膨胀、等恶果。
（四）我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们表现出服从的行为方式，被管理者自己也被这种“沉默文化”所淹没。对人的主体性、个性、创造性和独立性的压抑，滋生了人的依赖意识、服从意识和奴性意识。这种对人性的压抑和对领导者个体的强调，使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形成了“集权”管理意识。这种“集权”式管理，在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上表现为学校组织缺乏办学自，无法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和进行改革创新；在学校与教职员工关系上就是，教职员工没有民主参与管理的权力，被动接受着学校领导的管理。
二、对策与建议
（一）要正确理解学校组织的使命
遵循“对学生来说是好的”的决策对学校组织使命的正确理解，是做好学校管理与领导的前提。学校是培养人的场所，在管理决策中要把学生利益放在首位。在面临冲突的选择中，应当考虑学校本质上是一个育人机构，考虑学校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责任。学校最为重要的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致力于学生发展、身体、社会需要的一切事情，学校领导者对任何妨碍学生学习的环境，无论其缘起何物，都应被视为问题加以解决。
（二）充分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
领导应当尽可能是“去控制”式的教师是学校管理活动的主体。教育组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教育使命，即促进未来一代人全面成长发展的组织。但进一步说，作为一个专业组织，学校也是一个教师不断成长的地方。因此，学校领导要将学校工作目标与教师的自我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工作目标的实现和教师的自我实现看得同等重要。尊重教师的需要，让他们成为学校的主人，赋予教师一定的自主决定权并唤起其参与学校领导事务的责任和义务，以实现个体和学校的共同发展。学校作为一种松散组织更具备非线性结构的特征，表现为动态的环境、多元的目标、不确定的行动后果等，应当具有相对自，特别要由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和文化来支持的。这就要求学校应当是由愿景、理念和专业规范来引领的，应当是去控制式的。作为专业人员，出于对学校理念的信奉、对学校愿景的追随、对教与学一系列信仰的承诺，而不是遵守规章制度、物质激励等这些外部因素，教师会全力投入工作中去的。在学校领导实践中，校长应更多关注学校理念的建设，用理念去领导教师。
（三）完善学校领导体制
校长负责制的历史功绩是社会公认的，由于责、权、利的统一，增强了校长和学校管理人员的工作责任感，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能。但是，也存在不少弊病，比如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薄弱。此外，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有法律赋予的权力，但是对校长权力的范围并没有作具体规定。根据吴志宏等人（1999）的研究表明，校长仅在执行国家计划中对学校内部有比较大的决策权、指挥权，教师参与学校事务的机会不多，学校决策参与机会则更是微乎其微。这项研究同时指出：虽然我国的中小学校都有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但它们并没有在学校管理中起实质作用，只是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这些都说明，必须改革和完善校长负责制。领导应是学校所有成员承担的责任，而不是某人扮演的一个角色。
（四）营造良好的学校文化
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教学领导模式却备受批评。传统的教学领导概念强调教与学方面的领导，这种领导模式总是被理解为自上而下的和指令性的。它强调校长亲自领导，与教师一起工作，甚至在课堂上出现，通过实践观察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做教师的教学导师。虽然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理想形象，但这一模式对现今很多学校来说并不适合。首先，它不适合规模较大的学校。不管教学领导者的知识背景有多广泛，他们都很少有时间定期观察诸多教师的教学情况，或亲自指导课程与教学。其次，校长积极主动、躬亲实践的领导角色经常受到组织和环境的限制。再次，简单地将有效学校研究的教学领导模式推广到所有学校是不合适的。随着权力下放和问责制运动的兴起，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教育行政人员对教学领导产生了兴趣。一项由华莱士基金会委托的关于学校领导力的研究发现：学校领导者主要通过影响教师的工作动机和条件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影响。与对教师知识和技能的影响力相比，领导者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则微弱得多。因此，研究者提醒我们不能将教学领导的概念狭隘地定义为课堂教学〔3〕。
一些学者不再强调直接的教学领导行为，而是提出了聚焦于组织学习的共享式教学领导（sharedinstructionalleadership）新模型，建议校长通过分享教学领导建构学校的变革能力。共享式教学领导模型强调教学改进的组织管理而不是日常的教与学。它将变革型领导和教学领导的理论进行整合，管理者示范恰当的教学领导行为，邀请其他成员共同参与学校的变革。换句话说，共享式教学领导的概念超越了校长的角色，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学校变革能力的概念。贺灵杰（Hallinger，2003）提出了共享式教学领导的基本要点：较高期望的氛围、革新和教育改进；学校目标的共享感；反映学校使命的奖励结构，为教师和学生确立目标；旨在给教师提供智力刺激和持续性发展的一系列活动；教育学的知识和技能〔4〕。格拉索恩、博谢和怀特海（Glatthorn,Boschee&Whithead，2006）同意贺灵杰关于共享式教学领导的观点，并补充道：“在技术变革的时代，如果真的想引发未来的教育变革，有效的教育领导者就必须对当前的教育与课程理论以及变革型领导技能有一定的了解，这是非常关键的。”〔5〕斯坦福大学通过对美国东海岸、西海岸和中西部的三个大城市的学区的学校领导力进行了深度研究，共调查了800多位校长、1100位副校长以及32,000名教师，对校长进行了250全天的观察和综合访谈，结果发现：学生学业成就的进步更多地与校长是否是强有力的组织管理者有关。这些校长不符合传统教学领导者的定义，但他们符合最新的、包含组织管理扩展的教学领导的内涵。组织管理对于教学改进的意义在于用高质量的教师武装学校，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支持以及课堂成功所需要的资源。
二、共享式教学领导的特征
校长对于学校良好教学的发展和维持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学校的每个人都应该为教学的革新和发展作出努力。教学品质的提升是学校全体成员的共同责任，这是共享式教学领导的精神所在。
（一）共享式教学领导的主体构成是领导者共同体
共享式教学领导反对以正式职位与领导关系的线性思维来判定教学领导，它以参与式领导的理念为基础，将教学领导视为一种集体行为。参与式领导的理论假设是组织中的很多成员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拥有独特的价值和有见解的信息，在组织决策上倾向于分权和决策共享是有效领导者的重要特征。持共享式教学领导观的领导者认为，每一个成员都有潜能和权力成为教学领导者，领导者和教师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他们相互学习、一起合作，共同探讨教学改进的策略和方法。共享式教学领导强调领导力的分布性特征，教学领导不是校长的专属管辖范围，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所好的学校是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共同分担责任的地方，他们共同影响学校的事务。在这种类型的学校里，所有的教育决策，无论是课程的修订，还是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的制定，都不是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智慧的结晶。学校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校长需要教师这样的得力助手协助他完成领导的职责。“校长的第一要务并不是直接改进课堂教学和学生的表现，而是树立目的、培育文化、发展具有共享价值观的学习共同体，然后通过分布于组织中各个工作团队的领导‘流’（flow），改进课堂教学和学生的表现。”〔6〕从这个意义上看，校长不一定要称为直接的教学领导者，更重要的是创设良好的环境培育更多的教学领导者。校长要发挥作为核心教学领导者的功能，努力做好教学领导者的激励者、培育者，在学校内部打造更多的教学领导力量，采取各种活动和措施引领、支持和服务学校的教学活动。校长所打造的教学领导者不仅仅包括教研组长和中层领导，更重要的是挖掘一线教师的教学领导潜能，他们的专业能力、素质和水平才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教师是教学改进的实践主体，校长必须将部分教学领导权下放给教师，让他们主动地承担起教学改进的责任，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和良好的专业素养改进学校的教学实践。
（二）共享式教学领导是一个积极的领导过程
共享式教学领导作为一个积极的领导过程，强调校长在了解组织性质和特征的基础上，积极地预测行动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回应组织的需要。这并不是让校长干预和指导教师的课堂教学，而是强调校长能够在系统分析学校具体特征的基础上作出有针对性的决策。学校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组织，校长必须参照具体的学校场景开展教学领导。学校场景不仅仅是一种约束或限制，更是各种资源和机会的来源。为了进行有效领导，校长必须能够将学校场景中的各种变量转化为促进教师成长和教学改进的资源。校长所感兴趣的场景变量包括学生背景、社区类型、组织结构、学校规模、学校组织的科层和劳动特征〔7〕。持共享式教学领导观的校长认为，并不是坐在教师课堂的后面听课就能改进教学，而是要成为强有力的组织管理者，以一个持续的过程确立教学领导的角色，建构组织内部的变革和学习能力。积极的教学领导者要了解、尊重、欣赏和理解他人，而不是简单地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要具备理解组织中他人的能力。真正的教学领导必须源于一种改进学校教与学的强大的内在和持续的承诺，能够敏锐地识别教师的需要。教师参与决策的方式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是有关系的，而积极主动的教学领导者会将这些信息考虑在内。面对问题时，领导者应该整体地看待他们的责任。有效的、积极的教学领导者必须具有一种全面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对谁产生影响”以及“可能的结果是什么”的理解能力。可见，共享式教学领导是一个组织或个人朝更好方向努力的过程。
（三）共享式教学领导的方式是变革型领导
变革型领导是由美国著名领导学专家伯恩斯（Burns，1978）提出的。他认为，领导是一种互动关系，领导者和追随者在为共同的目标努力时就产生了互动。根据互动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交易型领导（transactionalleadership）和变革型领导（transform-ingleadership）。交易型领导是一种契约型领导，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在一定的体制内不断地进行交换，领导者的资源奖励和被领导者的服从是交换产生的条件，双方在契约的约束下实现利益的交换，虽然产生了领导行为，但追随者心中并没有产生积极和认可的感情，一旦利益关系不存在，领导行为就会消失。持久而有效的领导必须涉及到情感和道德的层面，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必须为了共同的愿景而共同合作、相互支持。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必须创造一种能提高双方动力和道德层次的情境，让彼此间产生一种交互性的影响，这就是变革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强调领导者要做好自身行为表率、关心下属的需求、激发追随者的积极性，通过各种措施优化组织内的成员互动。变革型领导者具有强烈的价值观和理想，注重激发追随者超越个人利益，满足他们的愿望、动机和情感，并为了团队的目标满怀热情地相互合作、共同奋斗。变革型领导主张领导者通过生成理想化影响力（促使他人产生信任、崇拜和跟随的行为）、鼓舞性激励（向下属表达对他们的高期望值）、智力激发（鼓励下属创新、挑战自我）和个性化关怀，激发下属对组织的承诺感和对工作的效能感，充分发挥道德和伦理因素的作用。领导者和追随者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关系，推动共同需要、期望和价值观念的情感关系的形成，才是变革型领导的精髓。马克斯和佩蒂（MarksH.&PrintyS.,2003）对共享式教学领导进行的研究表明，“校长强有力的变革型领导对于支持教师的承诺至关重要。因为教师自身可能成为教师领导力发展的阻碍，需要变革型校长邀请教师一同分担领导职能。当教师认为校长表现出合适的教学领导行为时，他们的承诺、专业发展就会增长，也愿意进行革新。因此，教学领导本身是变革型的”〔8〕。
三、校长要成为有效的共享式教学领导者
在当前发起迅速变革的氛围下，学校领导者面临的任务更加复杂、多样，要求校长超越传统的行政领导角色，成为积极主动的共享式教学领导者，为教师和学生创建一个更有意义的学习环境。
（一）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校长应该成为教学领导者具备自信地开展实践的能力。校长的教学领导行为受制于领导与管理、课程、教学以及与学习有关的知识。要成为有效的共享式教学领导者，校长首先必须具备关于学习与教学的知识以及作为共享式教学领导者的技能。校长需要不断地更新四个领域的知识：课程、教学、评价以及组织管理。校长不仅要了解课程的概念和资源、教育哲学和信念、几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及理论依据，还需要理解以改进学生学习为目标的评价，同时，还必须具备关于组织、管理知识，包括如何看待学校组织、增强组织的学习能力、如何建立学习共同体等。只有当校长理解了这些理论与知识时，他们才可能成为改进教学效能的资源。当然，校长还必须掌握基本的技能，才能履行共享式教学领导者的职责，如人际沟通、规划、教学观察、研究和评价等。只有当校长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时，才能够察觉和修正学校管理的不匹配之处。未来研究的重要目标是识别开展有效教学领导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而学校场景塑造领导的行为，关键是如何在具体的场景中去实践这些知识和技能。有效的领导者需要对情景的变化作出回应。因此，校长需要寻找一种综合的解决方案将领导力与学校的场景建立联系，根据情境的变化灵活改变领导行为。学校改进是一个旅程，有些领导行为适合某一个阶段的旅程，而有时候会在另一阶段中成为一种限制性或对抗性的力量。处在危险之中的学校可能需要聚焦于教学改进的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领导，而已发展成熟的学校则更需要领导者愿景和使命的引领，带领学校组织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
（二）与教师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领导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组织或机构中展现领导力的人员所具有的特征是能够影响他人，从而推动团体或组织不断地向目标前进。这种与领导力有关的特定类型的影响力建立在追随者对职位权威的接受和领导者个性特征认可的基础上。变革组织惯例和常规是非常困难的，而学校就更加困难。这就要求校长建立一种影响力，激励和支持教师努力学习和变革他们的教学实践，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学习机会。这些领导努力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校长必须努力与教师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信任关系的水映了成员履行与他们角色相对应的期望和责任的程度。鉴于不同角色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信任对于需要持续的集体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成就不断增加的信任可以带来更好、更高质量的合作和更多的社会支持，相互的义务感更强烈，将教师、校长和家长的努力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有效的教学领导需要知识渊博的领导者，他们知道如何使管理的程序和过程与重要的学习结果获得一致，要熟练地使用他们的知识来解决学与教改进过程中所浮现出来的大量问题，使用他们的知识、问题解决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建立一种信任关系营造学校共同体。”
（三）成为强有力的组织管理者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实践哲学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20世纪初意大利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梳理出了实践哲学框架，其“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包含着有关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闪烁观点。安东尼奥·葛兰西于189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撒丁岛。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影响，他积极从事工人运动，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后，葛兰西在精神、肉体备受折磨的情况下，形成了著名的《狱中书信》和《狱中札记》。葛兰西把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因此，在狱中，他围绕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理论研究，涉及领域诸如历史唯物主义和其他的哲学问题，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等等问题。
一、研究现状
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国内对此也有诸多研究。其研究多是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分析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产生渊源；二是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内涵；三是结合我国实际，探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对我国目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意义。刘怀光、酒海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制度性思考》指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中蕴含着制度性思考，认为“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从巩固既有统治阶级统治秩序和先进阶级夺取权力的双重维度上，研究了作为实践体系的意识形态构成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包含了一个相对全面的制度性思考，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的制度性构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1］吴瑞、彭剑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现实意义》指出：“‘市民社会’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前提”“‘有机知识分子’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力量”“‘阵地战’是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2］吕敏、苏百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指出：“葛兰西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基础上，结合欧洲革命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核心概念”，指出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是指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内宣传符合该阶级利益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价值体系，最终让民众自觉认同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达到顺理成章地控制被统治者的目的。”［3］朱芳菡、孙寿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指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列宁的领导权思想，批判性吸收了克罗齐的伦理哲学。”［4］高庆涛《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途径探索———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中国语境解读》指出，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置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可以挖掘出一些有益启示，葛兰西的“阵地战”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5］。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阵地战”策略
在葛兰西的政治革命思想中，阵地战是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里发动的先于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形式夺取国家政权运动战的革命，这是在对比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与中、俄社会现状中得出的结论。在分析东西方革命的不同命运中，葛兰西比较俄国十月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结果，分析出两种命运不同的根源所在，即源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国家属性的差异。他认为俄国市民社会尚未成熟，国家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缺少市民社会这一中介，所以是由国家主导一切，因而不存在文化领导权问题。只要通过暴力专制统治，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改变社会结构，革命也就可以成功，以俄国十月革命论证这一点。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由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构成，单纯依靠暴力革命国家机器不能完全取得革命成功，因为市民社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导致文化领导权依旧支撑着国家。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革命完全胜利，并且他认为这影响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在分析东西方革命不同命运的根源问题，葛兰西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提出“阵地战”策略，指出“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6］194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文化领导权。原因在于西方市民社会拥有文化领导权，所以传统的运动战策略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暴力革命不能像在东方那样一经成功就可完全取得胜利。“阵地战”策略就是指逐步在市民社会中取得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进而服务于国家领导权的获得。
（二）有机知识分子问题
关于“阵地战”的执行力量，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意义知识分子的“有机知识分子”，即作为组织和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新型知识分子，并定义和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标准以及培养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正是葛兰西实践哲学在文化领导权中所体现的部分。葛兰西通过社会关系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认为“因此，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6］4，知识分子不能仅仅是知识或思想的生产者，更主要的是一个实践者、革命者，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建设者、组织者。有机知识分子代表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隶属于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全面的统治，政党要造就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并在知识分子的培养上发挥作用。在培育新型知识分子以夺取文化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也强调了政党的革命性，这与他强调的知识分子具有的实践性是一致的。他认为政党同领导权的形成有巨大联系，是培养领导艺术的便利手段：“政党是完整的、全面的知识分子的培育人”［6］246，同时政党应着重把自身的干部教育为知识分子：“政党之完成这个职能，依赖于自己的基本职能，这个职能归结起来就是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的社会集团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6］10这里的教育不是一般的学校教育，更广泛意义上来说应该是起到文化启蒙的功能的不断地教育和改造，创造“新人”，进而实现人民的思想解放。
（三）文化领导权“同意”问题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建立的前提是群众自发而非强制地接受共产主义。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实践这一过程中逐渐建立文化领导权，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同意”问题。为了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引导与带动作用。有机知识分子可以通过传播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整合其他阶级知识分子来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为获得各个阶层的支持，制定的道德标准要与各个阶层的实际契合，在满足其需求中引导其接受无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在学习内化中认可无产阶级的地位与合法性。“同意”问题的核心是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获得依靠暴力手段是行不通的，是一个从“受影响”到“去捍卫”的过程。并且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工人阶级运动无法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通过这种方式，领导权的概念解开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继续存在之链”［6］194。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实践哲学
关于葛兰西“实践哲学”的解读，有倾向于葛兰西是出于防止法西斯对自己书稿检查的目的而选择将实践哲学代指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研究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讨论，显然葛兰西将实践哲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并通过文化领导权中的实践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夺取文化领导权不是脱离于实践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首要任务。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并不独立于革命理论之外，而是直接针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他始终反对脱离现实的传统知识分子，也反对远离现实社会的抽象的哲学理论范畴，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例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强调了实践哲学的精神：“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而这正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哲学基础，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改变世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由此，葛兰西强调了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批判历史宿命论：“人就不是因为他自身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的，而是能动地，依靠劳动和技术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6］36强调实践是人能动的、创造性的本质活动，人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建立社会关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
葛兰西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虽然在看待实践问题上容易滑向唯意志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但其始终强调客观物质条件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具体模式上强调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他虽然强调实践的主体能动性方面，但是并没有忽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论述“集体意志”时指出“‘何时才能说唤醒和组织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的条件已经存在？’因此必须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从历史（经济）方面进行分析，并且‘戏剧地’表现多少世纪以来为了唤醒集体意志所采取的种种尝试及其相继失败的各种原因。”［6］94可以看出对待集体意志，葛兰西并没有脱离经济和历史，并要求从经济历史方面去分析，这与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是一致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辩证法，并且葛兰西在关于知识分子论述中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例如在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认识上，葛兰西强调了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依靠少数知识分子的，不可使得少数知识分子成为独立于大众之外的领导，提出促进全体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启蒙概念：“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的集团”［6］240，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群众史观。同时葛兰西关注人的本质和存在，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将思想解放作为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一条有效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新性发展的地方。
结语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基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侧重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通过“阵地战”策略、有机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市民社会群众的文化“同意”问题的实践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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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瑞，彭剑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现实意义［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1（2）：49．
［3］吕敏，苏百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长治学院学报，2020（5）：43－44．
［4］朱芳菡，孙寿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长江论坛，2020（3）：10．
［5］高庆涛．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途径探索：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中国语境解读［J］．甘肃理论学刊，2020（4）：31－35．
［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2016．
关键词：领导干部 文学修养 重要性
时间已进入21世纪，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而对不同职业的人们都提出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对领导干部更是首当其冲，每个历史时期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是不同的，所具备的本领和条件也不尽相同。当下，领导干部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一、什么是文学修养
（一）文W修养的含义
文学修养，是一个综合、全面、复杂的概念。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文学修养是人文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总和。“修养”一词，来自于孟子的“修身以养性”。古人说：“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切、磋、琢、磨”都是加工产品的工艺，所以我理解，“修”就是锻炼，引申为研究学习知识，增长能力才干的过程。文学修养是一个人听、说、读、写能力的综合体。对广大干部而言是提高人文素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
（二）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与文学修养
指出“凡是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特别是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推动科学发展，密切联系群众，加强道德修养，严守党的纪律方面，为广大党员做出表率。所谓党性修养，就是每个党员在党性方面的修身养性，这就要求广大党员牢记领带人的谆谆教诲，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警醒自己廉洁自律，用好手中的权利，时时事事出以公心。
在战争年代，领导干部多数是“大老粗”型，只要有一颗对党赤诚的心、肯干、勇于吃苦、甘于奉献即是好干部，到了建国和平建设时期，领导干部有少许文化知识即可。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切都在变化，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有一颗对党赤诚的心，还应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去锻炼自己，去提升自己。所谓德，就是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这是为官的首要一条，所谓能，就是领导工作能力，从客观上说就是执政能力；所谓勤绩廉，就是勤政，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正向所指出的那样“要扎紧制度的笼子，决不能牛栏关猫”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对党和人民尽职尽责。对领导干部不仅从以上几方面提出基本要求，还应具备相应程度的文化知识，人格影响力、感召力，也就是文学修养。
二、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的重要性
党的十首次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由此可见，当下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是多么重要。
（一）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需要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灿烂辉煌，人文历史源远流长，如何使中华文明不断继承发扬下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要靠每个人为之努力，添砖加瓦，需要一代代人去奋斗，而领导干部就是其中一支重要的群体。因为这一群体，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起到不可欠缺的弘扬和引领的作用。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读史以明智、知古而鉴今，不断增强历史素养，同样是修身励志、谋事创业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全体领导干部增强弘扬的本领，除了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各项理论之外，就是要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学习文化知识，提升文学修修养。
（二）提升领导干部文学修养是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强烈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很多积淀从古至今的文化作品当中，从诗书、论语、大学、中庸、史记、楚辞到唐诗宋词，到明清时代的小说体，的新文学，再到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文化，这些无不起到潜移默化的催发的巨大作用，对于不同历史时代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正确的促推作用，诸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共产党人要始终要保持蓬勃的朝气。昂扬的锐气和浩然正气”，气从何而来，古人有之，夏明翰临行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些无不对后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
（三）提升文学修养是提升领导能力和水平的需要
领导干部就是有带领前行之意，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乃至一个民族缺少领导干部工作就不会前进，这个民族就会停滞不前，可见，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发挥的作用是其他群体不可替代的。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把学习理论学习文化当做自觉行动，只有多学习不断强化自己的头脑，才能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提升文学修养，从而也提高了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理解能力，更提高了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多看、多读、多写、多练，特别是要多读一些历史，多看一些文学理论，从中汲取养料。从文学修养对提高党性修养的作用来看，各级领导干部是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继承者，是改革开放各项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引领者，领导干部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学修养，也是干部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提升文学修养是领导干部彰显人格魅力和肩负领导文化建设重任的需要
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是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象的综合体，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人文学素质长期积淀的结果，一个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高低，影响力的大小与其人格魅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领导干部没有威信，说话不奏效，说话没人听，所以，培养选拔领导干部就要多个视角去考虑。唐朝文学家韩愈曾说过“先有伯乐然后再有千里马”。可见对国家对民族最重要的是推荐有才能的人，这就需要领导领导干部是全能型的人才，这样，各项工作就会有条不紊的开展。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文化自信是指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作为一种基因、血脉和传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四个自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文化自信是基础，是国家兴旺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关键词]科学领导观；领导文化；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3-0055-02
科学领导观文化意蕴的时代性
我们党的领导经验证明，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具体的文化模式，才能从根本路线上，调动和凝聚各方力量，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不断推进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科学发展观展示的文化模式从根本上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我们党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制定的总路线或基本路线，在党的整个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系统中都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关键的导向作用，是整个领导方式的灵魂，是具体领导文化模式的生动体现。如果搞不的根本路线(基本路线、总路线)与各具体方针、政策的内在联系，就很难从根本上把握全局，很难使领导方式正常运转，很难做一个清醒的领导者。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同志关于总路线的思想，提出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指导我国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路线。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揭示了新时期党的根本路线的科学内涵和文化意蕴，为新时期党的领导的实现指明了路径。虽说文化模式概念在本质上与领导方式概念相同，都是体现了有领导的特定联合体内在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取向，但是文化模式在反映文化的内在结构方面更灵活，在揭示领导过程阶段性方面更贴切。这里所说的文化模式，不是文化模式一般，而是特指领导文化的具体模式，也就是党的领导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展示的文化模式。如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路线，规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领导文化及其模式，那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文化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党的工作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这既揭示了领导的价值，又揭示了领导的本质“领导就是服务”，也展示了社会主义领导文化的独具特色。其实质既不同于统治性领导文化，又不同于管理性领导文化，是服务性领导文化。因此，领导文化的指引、导向、引领等功能，是为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服务的。这就是服务和引领的统一，从而使有领导的特定联合体的生存方式才能展示其自觉性、整体性、目的性的特质。也就是说，具有内在统一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文化主义，自觉选择了科学发展的路径。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的领导观，把科学领导观的文化意蕴提升到崭新的高度。把“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马克思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联系起来，在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上实现科学领导，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已”，这就是以人为本。只有这样，人将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然的主人。由此可见，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领导文化的最高价值取向。
正确认识和把握科学领导观的文化意蕴
首先，必须弄清领导与文化的关系。领导与文化的关系集中反映在领导的产生及其性质上。文化的旨意、指向、引领、调控等功能被人们所接受，或人们以其优秀成果和时代精神引领自己，使自己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那便是领导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领导的始起具有自我领导的意味，这无论对领导者、个人或集体(包括阶级、政党)都是适应的。领导主体在此基础上，得到认可，成为人们的榜样，并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引领人们实现共同的目标，这就是领导。因此，领导的性质是属于社会调控性的。但从本质上与外在的强制性社会控制不同，它是属于引领性、导向性社会调控。
其次，必须弄清领导的科学属性和文化属性。领导的科学属性和文化属性不是截然分开的，尤其是从科学领导观的实现状况或路径而言，科学领导观的威力或魅力不仅表现于它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及其知识体系，而且表现于它展示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领导文化包括领导活动的信仰、价值追求、思维、活动方式以至生活习俗等，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可以触摸，可以体味，可以时刻呼吸的精神氛围，具有感召力、号召力。历史经验证明，成功的领导既要靠知识的力量，更要靠信仰、境界等精神的力量。领导文化及其模式的本质是有领导的社会特定联合体的内在精神和价值追求。当前，关键是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文化及其模式。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导向性、服务性领导文化提升到全新的历史高度，树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文化的全新模式。其特点是突出人的主体性，注重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改变用外在的强制的办法实施领导的陈旧观念，在人生观、价值观的统一上激励人们，凝聚力量，实现领导目标。
再次，弄清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把握文化功能或文化精神。文化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在此，只从领导文化的视角，探讨文化精神对领导方式的决定性影响。人性就是社会性这一科学命题，既回答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又回答了社会控制产生的必然性和领导文化产生的必然性。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领导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基本是按照两种路向过来的：一是统治性领导文化和管理性领导文化，都是属于其主体控制被统治、被管理的一方，其特点是外在的强制方式拓展文化功能；二是导向性领导文化，由于其共同的社会主体，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该联合体的运转是以其核心的引力所始起的自控性运转。其特点，领导主体的引力本质上是服务性的，这才是形成统一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取向的关键。引力性和服务性的统一深刻揭示了科学领导观的基本路向，划清了统治性领导文化和管理性领导文化与服务性领导(也叫导向性)文化的界限，明确了科学领导观的实质是自我领导，是自我调控的路向。
应当指出，当今世界范围，多种领导文化空前广泛地交流、交锋、交融；国内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文化，既扬弃中国传统文化以封建伦理为精神基础，也摒弃西方文化以宗教为精神基础。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的领导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领导文化善于在全社会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坚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并使之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占据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领导文化自身绝不能多元化，绝不能淡化马克思主义，绝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领导文化的观念，开启了从文化的视角去理解或把握领导的思路，这对全面理解科学领导观的深刻内涵，提高我们领导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指导下，贯穿于我们党的领导观的基本文化精神，至少可概括为三条：实事求是、自力更生、以人为本。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又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过程，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理念，是贯穿于我们党的科学领导观的活的灵魂。很难设想，一个人不是社会主义者，能够领导好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同志在晚年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关键在人”。“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老祖宗不能丢啊”，“领导班子还是要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正因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尖锐地批评一些干部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当作首要任务，号召全党干部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的人格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文化的根本理念，如果不能人格化，那么，它就成为空洞无用的教条。
大力弘扬科学领导观的文化意蕴，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大力弘扬科学领导观的文化意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是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文化素养，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素养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一个没有文化素养或文化素养不高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文化素养包括知识文化素养、道德素养和身心素养。它集中反映和体现在文化价值观或人格价值观上，而文化价值观说到底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力弘扬科学领导观的文化意蕴，就是要求领导干部要确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即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三观”我们讲了几十年，但事实上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情况下，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价值观发生碰撞，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反映在领导干部身上就是文化价值危机，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失衡，以至于有些人产生了迷惘，失去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出现了过分追求物质欲望的价值取向。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对人格自我完善的追求，必须牢记共产党的宗旨和党的领导干部的神圣使命，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关键词：党的建设；科学发展观；领导文化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1-0050-03
贯彻科学发展观，应当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科学发展观与领导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科学 发展观对进一步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提出了要求，只有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才能落实科学 发展观。本文特对此进行论述。
一、科学发展观与领导文化的内在联系
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同、邓小平和同志关于发展的 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的理念， 科学发展观也是我们党对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进行总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 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因此，它对于指导社会全面发展具有 十 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 设的规律和共产党执政的规律。
科学发展观和领导文化的关系，总的来说，两者是融为一体的，我们特定的领导文化产生了 科学发展观，而科学发展观又使得我们必须进一步建设符合社会发展的先进的领导文化。 从现实来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三个 代 表"重要思想要求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而领导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进一步建设先进的领 导文化。
科学发展观为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确定方向。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不同阶级的领导集团，有 着不同的领导文化，科学发展观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那么，我们的领导文化必须体 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就是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一步建设我们的领导文化
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思想和理论保证，只有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 ，各级领导干部才能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上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才能把思想统一到科 学发展观上，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要求上，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 指导各项工作。
二、科学发展观对建设领导文化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体现了党的宗旨；全面， 就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推进经济、政治、 科学技术和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发展中的诸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各方面 关系；可持续，就是要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并取得发展的绩效。
由此可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复杂的领导活动，既然如此，领导在其中具有着重 要的作用，而领导的主导作用从一定角度来说，是由领导文化决定的。领导文化是与领导活 动紧密相关的一种文化，它的内涵由领导本质决定，领导文化的外延围绕领导本质而展开， 涉及到对领导权力本身的认识、权力运行方式的确定、领导的方法论和领导的价值观念等 等，是泛文化在领导活动中的特殊反映，是领导者开展领导活动的精神导向。
因此，科学发展观对领导文化提出了要求：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的领导文化应当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科学发展观是符合社会发展的 先进的领导观，是一种反映时代的潮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领导观，这就 决定了我们的领导文化应当是面向未来的领导文化，否则，就不能对科学发展观进行支持， 科学发展观就有落空的危险。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创造的领导观，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领导文化应当具备创造的本质。有了创 新的信念和行动，才会主动地去获取新的知识和经验，为创新作好准备，才会产生创新的气 魄和胆略，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将创新付诸实践，才会经得起前进中的挫折与失败，才能不 断进取，才能面向未来，从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科学发展观要求下的领导文化应当是 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文化。只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 这种领导文化才能发挥其作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才有群众基础；缺乏认同性的领导文化， 必将被社会淘汰，何谈发展？正因为如此，剥削阶级的领导被了，因为剥削阶级的领导 文化是愚弄人民、欺压人民的文化。一种领导文化如果被广大群众认同，就会产生巨大的作 用，就会产生共同愿景。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整个旧社会并率领人民前进，也正是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化被人民所认同、所接受，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
三、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落实科学发展观
首先，在充分体现领导本质中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既然领导文化对科学发展观起着支持的 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从而使科学发展观得到落实。建设先进的 领导文化是领导者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应当是建设的主体； 既然领导文化的内涵由领导本质决定，因此，为建设领导文化，我们必须坚持领导的本质。 笔者曾在1995年提出了领导的三级本质（见《领导科学》1995年5期）：领导的一级本 质是领导所具备的最基本的质的规定，就是对于团体的带动性；领导的二级本质即领导应 具备对群体的服务性；领导的三级本质就是为群体事业的开拓性与创新性。在此，将科学发 展观与领导的本质结合进行分析：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这就与领导的二级本 质紧密相关，为此，领导者应当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应当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具有不可取代性即唯一性；具有必然性和科学性，即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高层性 和全局性，是制订政策和检验政策的依据；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只有当我们坚持了这一宗 旨，体现了领导的二级本质的时候，科学发展观才能在根本上加以落实。从科学发展观的落 脚点来看，是为了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既然如此，就应当了解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为体现领导的二级本质，领导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服务群众。依靠群 众的实质是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 ，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 的 领导意见，这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选集》合订本第854、855页）领导者要紧 密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才能真正体现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 。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与领导的三级本质紧密联系的。只有体现领导三级 本质即开拓性与创新性的时候，才能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下去。改革开放的环境为领导者 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条件，领导者应当强化创新的自我意识，坚定创新的信念。具有创 新信念的领导者，善于朝令人不明白的方面想问题，乐于去思考令人棘手的问题，他们不习 惯对局面进行维持而是力图去改变它，他们不惧怕困难的束缚而是努力去战胜它。为此，必 须破除旧的思维定势，否则，所谓树立新的思维方式只是一句空话。为求发展，领导者要有 科学的发展的思维方式，要克服思维的惰性、刻板与僵化。科学的发展的思维方式是创造性 的基础，它突破常规的作法，是创造性的一种要求。所以说，没有科学的发展的思维方式就 没有创造性。从实际的领导活动来看，领导面临的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系统，在领导活动中 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领导者只有以科学的发展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一个思想僵滞的领导者是胜任不了领导工作的，更谈不上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其次，在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中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之所以要在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中建设 先进的领导文化，这是因为：其一，科学的发展观是全面、协调的发展观，这就必然与系 统、与战略相联系；其二，领导文化是一种高层文化，具有一种引导意义，这是由领导的率 领作用决定的，为此，领导文化与系统紧密相关，这也就决定了领导文化与战略的关系，因 此，为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领导者必须提高战略思维能力。领导者的战略思维能力直接关 系到对事物的驾驭能力。作为领导者，如果缺乏战略思维能力，是难以甚至无法胜任领导工 作的。无数领导活动中的实践说明，凡是具有战略思维能力的领导者，就能较好地推动系统 前进；凡是缺乏战略思维能力的领导者，就会给工作造成损失。因此，应当重视领导战略思 维能力的培养，这是领导者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素质和能力。如果缺乏战略思维能力，是不可 能坚持科学发展观的。
曾庆红在《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本领》中也指出：“要善于把握全局。不谋全局者不 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飞速发 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知识不断涌现，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的联系与互动越来越紧密，对 领导干部善于把握全局、精心谋划全局、自觉服从全局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要“以宏观 的战略思维分析全局"。
再次，在把握领导活动的规律中建设先进的领导文化。领导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支配着 领导文化的建设。领导活动有其自然属性，同时，具有其社会属性，因此，为探讨把握领导 活动的规律，不仅要研究其自然属性，更要研究其社会属性。应当说，以人为本，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就是领导活动的一个规律。我们既要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 要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只有在对规律的把握中才能建设先进的 领导文化。
关键词：领导者；哲学思维；特征；作用
领导作为一门系统科学，有其内在的规律，也凝聚着哲学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得益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善于运用哲学思维，应是领导者决策的显著特点。
一、领导者的哲学思维
领导者的哲学思维，就是领导者的理论逻辑思维，是领导活动中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辨证思维活动。
（一）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的本质是辩证思维。辩证法的本意是在辩论中揭露对方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法。苏格拉底把辩证法当作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柏拉图则把辨证法看作通过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加以克服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意义上将之作为形成概念、下定义和检验定义是否正确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认定辩证法为揭露自身矛盾的思维方法，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维本质界定为在对立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辩证思维。它表现为从有限寻求无限，从暂时中寻求永恒，从相对中寻求绝对，从有条件中寻求无条件，最终形成对宇宙最高原理的把握，是在思维运动中从存在与思维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思维方法，是思维方法中的最高层次。
（二）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
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看，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如下：
1.领导要善于通过现象揭示本质，即把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坚持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即在深入实际进行调查、获取大量真实有效的感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矛盾分析和逻辑加工，实现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目的。
2.领导要善于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起来，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既善于全面地思考问题，又善于重点地对待问题；既善于研究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又善于找出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
3.领导要坚持以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为人民谋福祉为根本目的，一切思维和实践活动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原则。
4.领导要善于客观的体现矛盾的目的性即联系性。既体现矛盾的相互依存，又体现矛盾的相互贯通，不能忽视甚至割裂矛盾相互包含、相互排斥、相互转化的微妙动态关系。具体工作中，领导者首先要突破传统思维，追求内涵的创新性，根据单位的客观条件、基础和环境，客观全面分析；看到自身与他人条件的差异是基础，不迷信权威、不拘泥于传统、不盲目从众是关键。其次，领导要超越平常规矩，追求方法的非逻辑性。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超越即成现实，追求和实现理想的过程，也是一个超越常规的过程，更是领导者哲学思维价值厘定的过程。它注重事物的非逻辑的、甚至反逻辑的联系。再次，领导要能打破既定模式，追求角度的灵活性。
二、领导者的哲学思维的具体要求及特征
（一）广纳百家之长，根据情况发展对治之动。
广泛吸取哲学思维指导决策的成功经验不仅指“通古”，更蕴含着“纳今”。以古鉴今，不仅是文化复归的期求，也是与时展相契合的。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看，近些年来，有时代主题的转化，有中心任务的转化，这些转化有效的引领了我们国家的前进和发展。实践证明，不抓住时机适时“转化”，就会贻误大局。
（二）科学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秉持逻辑正态。
正确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帮助人们科学的推断，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恩格斯说：“不应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上天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如使用演绎方法，不能只注重一般原理知识，而忽视归纳，那样就难以发现现实中的特例而犯错误。黑格尔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存在了。”[2]如领导决策如果只讲综合而没有分析，则决策方案过于笼统，缺乏现实操作性，难以实施。当然，这并不否认使用分析与综合方法时，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一定问题上，两者各要有所侧重。（三）强调哲学思维指导领导决策的自觉性，重视实践的期求。
哲学思维与领导决策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加强接运用哲学思维的自觉性，须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认真学习和精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中的基本观点，如唯物论、联系与发展、对立与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认识与实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意识形态等，把握哲学思维的丰富内涵。其二，熟知领导学的基本理论，掌握领导决策的程序、方法、原则与特点等。其三，积极参与决策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概括、总结哲学思维运用于领导决策的经验与方法，使哲学思维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
三、领导者哲学思维的作用
（一）哲学思维是领导者制定正确决策的思想基础
调查研究是制定领导决策方案之基。首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情，包括世情、国情、党情、民情、z，才能找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其次，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客观依据，才能在多个方案中准确选优，始终坚持我们党把人民群众的情绪作为决策的第一信号，对民情的调查研究对于决策方案的选择尤为重要。再次，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把握整体上的齐全性。最后，通过调查研究还能识破假象、错觉。
客观实际是确立领导决策目标之本。决策的制定要做到“三个不能，一个必须”。“三个不能”指决策目标一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二不能从外国模式出发；三不能从本本出发。“一个必须”指决策目标的制定必须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
（二）哲学思维是领导决策成功实施的思想保证
客观规律是领导决策实施的基本前提。领导决策的实施是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受客观规律的制约。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再好的事先设计也难以为继。
根据和条件是领导决策实施的主要依据。可能性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根据和条件。根据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条件是指与某一事物相联系的，对该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作用的各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发展的外因。可能性则是根据与条件的辩证统一，无根据就无可能性，有根据但无条件是抽象可能性，只有既有根据又有条件才是现实的可能性。离开了根据和条件就无可能性。
整体与部分相关联是领导决策实施的重要原则。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整体与部分相互依存。整体由部分组成，整体是部分的合成，离开整体，部分不存在，黑格尔说：“割下来的手不是手”。其二，整体与部分相互包含。整体包含部分，部分中也包含整体。其三，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影响整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体的功能大于或小于部分功能简单相加之和，这取决于结构是否合理；二是整体的性质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部分的有机结合。这一思想原则，是领导决策实施中需把握的重点。超级秘书网
（三）哲学思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对领导决策来源和决策实施的检验以是否促进社会实践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为标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离不开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详细的调研，做到透过现象，分析本质，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方针，既通观全局，又洞察细节。这是领导者的当前工作任务，也是实现我们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徐桂林等，《的哲学思维与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J〕，河北北方学院报，2008年四月
[2]芦建英，张金萍《哲学思维方法与创新思维能力培养》〔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