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校;“西方文化概论”;史料;历史学
“西方文化概论”在国内高校中大多被列为文科，尤其是历史、中文、哲学等学科门类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这门课程内容庞杂，涉及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无论是授课还是听课都有相当难度。为了避免通史性以及梳理性的授课思路，笔者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中具有显著特色的部分作为代表来讲解，通过以小见大的案例分析方式，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门课程作为选修课，根据课程学时的安排，共分为12个主题，分别是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希腊罗马的婚姻与家庭、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美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运动、图像与历史、美国电影与美国文化、欧美国家的慈善事业与基督教文化、结语。在国内的很多高校中，这门课程的授课工作大多是由文学、哲学学科背景出身的教师来承担。由于笔者是史学背景出身，同时授课对象是历史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因此希望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突出史学色彩，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论著及论文等史料的引入，在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发展的同时提高历史学专业学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以及史料应用水平。同时，通过研读这些材料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一、课程中文献资料的引入
文献资料向来是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大量引入当时人的著述及法典等文献资料，可以令学生正确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同时期的特点等内容。尤其在了解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文化过程中，文献资料的应用尤为重要。在进行“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专题的讲解过程中，笔者尝试引入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文献。在“绪论”中，引用了一段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描述，“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1］239。由此，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何为西方”。通过希罗多德的描述，让学生了解到最早划分出东方与西方的是其著作中所描绘的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在“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这两大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大量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的条文。在讲授罗马法之时，笔者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中两段有关女性地位及财产的条文，“如果任何人与一个女孩订立婚约并且未能在两年内实现这一婚约的话，并且如果女孩在这一时间已经过去后改而嫁给其他人的话，不应由于加速她的婚姻而归罪于她诈骗，并且也不能允许她的婚姻誓言归于无效”［2］67。“如果一个女儿从其家父处接受了一笔嫁资并随后结婚的话，如果其家父未立遗嘱而去世的话，如果她希望与其兄弟一同继承的话，她应被要求将其嫁资与其家父的田产合并，然后她就能成为共同继承人与其兄弟分割遗产。”［2］82通过这两段法典条文的引入，让学生了解到罗马法对于女性权益较为保护，同时也较为强调对本家族遗产的保护。在“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等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则引入了但丁的《新生》、薄伽丘的《痴情的菲亚美达》《爱情十三问》《十日谈》。笔者在讲到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典雅爱情观念的时候，引入了薄伽丘作品中的一段话:“夫人啊，您是我唯一的欢乐与幸福!如果说这话不中我的下怀，那我准是在说谎。如此自猜自想真令人心花怒放，我不由得从内心发出一声甜美的:您是属于我的。”［3］9这段话隐喻了作者第一次看到菲亚美达的情景。从《痴情的菲亚美达》的内容来看，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士”对于心爱的贵妇人的爱，一种平等的、女性稍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具备婚外恋性质的单恋，一种与中世纪骑士精神中的典雅爱情一脉相承的爱情观。我们发现，但丁、薄伽丘等文学巨匠笔下的女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发诗意灵感的源泉，通过巨匠的名作化为不朽。引入这些相关的重要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让学生更为准确且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西方文化所体现的特征，同时对于历史学本科学生而言，有利于提高其运用史料的意识和能力。
二、课程中论著及论文的引入
对于很多古代、中世纪以及近现代的文献资料，高校历史学本科学生把握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除了文献的引入外，笔者还引用了大量的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对相关主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尤以论著和论文为主，将它们作为补充。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布林顿的《西洋文化史》、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朱伟奇的《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彭小瑜的《中古西欧骑士文学和教会法里的爱情婚姻观》、李化成的《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1348—1350年)》等。以“典雅爱情”专题的讲授为例，笔者引入了布林顿在其著作《西洋文化史》中关于典雅爱情的定义:“衰退中的骑士精神培养出‘罗曼蒂克的爱情’，对一个理想的女人所产生的爱，一种做不到、非尘世的和精神上的爱。这个理想的女人是可以使崇拜者高贵起来……骑士精神也将的冲动升华作精神上的爱慕。”［4］186并且分析了这一定义中的两个重要词语“衰退”“高贵”。“衰退”指出了雅典爱情出现的时间，是在中世纪中后期;“使崇拜者高贵”是典雅爱情的作用。此外，笔者还引入了威尔•杜兰的一段话:“有两种影响力缓和骑士的野蛮作风———女人和基督教。女性的德行再度被发扬，以遏止英武男人好战的血气之勇。”［5］452同时，分析了威尔•杜兰这段话所指出的贵妇人在骑士精神特征转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引入和分析可以让学生在上课之初就了解到中世纪存在于贵妇人和骑士之间这一神秘爱情的基本情况。在“黑死病的文化影响”中，在讲述黑死病来源的不同说法时，笔者引用了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的看法:“在1252年蒙古军队从远征云南—缅甸的行动中撤回不久，鼠疫杆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啮齿动物群落，并逐渐转化成地方病。随后几年，随着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无意识地把杆菌传播到新的啮齿群落，而向西沿着大草原扩张。”［6］97通过这样的引入，让学生体会到从古至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都有交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播和交流。通过引入相关学者的论著及论文作为补充，为学生提供更多不同的了解西方文化的特点及内容的视角，同时，也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生动。
三、小结
除文献资料以及近现代学者的论著和论文外，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笔者还引入了部分考古证据、影像资料、印章等史料作为课程内容的重要支撑。在授课对象主要为历史学本科学生的课程中，进行大量史料的引用可起到良好的效果。事实上，在这门课程结束之后，从学生所提交的读书报告和小论文的情况看，这门课程所选择的十二个专题不仅激起了很多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同时他们也努力在对相关史料的研读与分析中，试图就其中的某个感兴趣的论题进行独立的分析并撰写论文。
参考文献:
［1］希罗多德．历史(上册)［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ClydePharr．TheTheodosianCodeandNovelsandTheSirmondianConstitution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2．
［3］薄伽丘．痴情的菲亚美达［M］．陈才宇，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4］赵林．神旨的召唤———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5］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第四卷)［M］．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文化对比教学理论的使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随教学内容、学生反馈和教学方法的不同而适当调整。总的来说常用的有教师直接对比法、按教学反馈对比法和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三种。
1教师直接对比法
比如在讲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一介绍柏拉图的生平、思想体系和对后世的影响就会显得枯燥乏味。笔者在谈论到这部分内容前会布置学生查询和阅读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资料，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介绍柏拉图，当遇到其经历或者观点上与孔子有契合处时会邀请学生讲解有关孔子的相关内容。譬如笔者提到柏拉图在早年时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开办学校向青年们传授他关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论，他所创办的“学园”成为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这时学生已通过前期准备了解到孔子的经历，他们能够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极大的一部分时间来周游列国，在从政失败，没能找到赏识他建议的君主后从事教育兴办私学，开创中国私学之首。学生们此时会惊异于东西方两位先哲在经历上惊人的相似，因此对了解柏拉图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教师这时由浅入深，在学生建立了对柏拉图初步了解后引入较为难理解的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笔者从两位先哲对人之本性的观点开始，学生通过提前阅读了解到孔子认为所有人本质上是善的，或者说经过教化后可以成为善的。笔者在此解释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迥异，柏拉图认为大多数人容易被暴君或贪欲欺骗，因此他们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权的人，即“护卫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强调的是广泛的人类行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种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达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观念［4］。而柏拉图则强调受过精心教育的统治阶层的行为。通过解释在人性看法上的差异，教师进一步扩展到他们各自对理想政府和社会规范等方面观点的不同，并和学生一起探讨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让学生在课堂讲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够加强他们对目标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力。课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改变了传统文化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孤立学习的方式，将死板的教师“一言堂”变为轻松活泼的“中西文化历史小型研讨会”。
2按教学反馈对比法
除了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进程中和教师一起通过中西方对比探讨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外，教师还应该时刻密切关注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馈。当学生表露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发生表示不解时，教师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历史发展上造成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学生理解的障碍。笔者在开始讲授古罗马帝国时期时首先介绍古罗马在进入帝国时期后从公元一世纪后期到西罗马灭亡的三个多世纪内绝大多数皇是非正常死亡，这些贵为皇帝者的结局均十分悲惨，他们或被敌军杀死，或被自己人杀死，抑或因绝望于别无选择而自杀。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惊讶和不解。这时教师应适时指出学生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罗马皇帝与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的命运千差万别，因此文化教学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对比激发了学习者学习的兴趣。教师需要进一步对比说明古罗马帝王和中国皇帝主要的差别。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选不同。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禁卫军和军团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内战由此频仍爆发，国无宁日。政局混乱导致皇位的风雨飘摇，帝王如同走马灯似得更换。因此，对每一位罗马帝王来说时刻都是危机四伏、性命攸关［5］。而中国从夏朝的禹开始实行王位世袭制到秦朝时确立了延续整个封建时代的帝王世袭制，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虽然无法保障候选人有做明君的资质，但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皇位的平稳过渡和朝代的稳定［6］。因此与古罗马历史相比，因为争权夺位导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历史上是较少的。在解释完皇帝来源不同后，教师可扩展到皇帝权力方面，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古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比如把开创罗马帝国时代的屋大维和确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进行对比说明。通过教师及时的讲解和阐释引发学生对目标文化的反思，能够提升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客观分析能力。
3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
关键词：对外汉语专业 西方文化概论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056
西方文化概论课作为通识课开设，与作为基础主干课在对外汉语专业开设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由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在中外文化类的知识和能力中，与“外”相关的知识和能力的学习和培养其重要途径来源于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
1 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学生对西方历史知识的掌握古今不均衡，高中世界历史的学习内容主要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化概论课不是历史课，但是离不开历史知识的基础，学生对于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纪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较大缺口，造成教学效率较低；
第二，从上古时期到当下，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西”的概念指向多个民族国家，课程内容涉及的地域跨度大；“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又包括物质层面，知识体系庞大，教学内容涉及的知识面广，造成了教学内容的取舍困难；
第三，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不强，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和学习效果均不理想。
2 教学目标的确定
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目标是立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学生运用西方文化知识与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了解西方思维模式、文化特征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消除民族间的文化隔阂和差异，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
第一，全面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识体系，包括体制的演变、宗教、科技、教育、哲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和特点；
第二，在了解西方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方法运用到汉语文化、汉语语言的教学中；
第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避免文化冲突，更好地传播中国语言和传统文化；
第四，掌握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中西文化对比和交流的基本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 教学内容的选择
目前，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总课时为3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实现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3.1 本体知识
搭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西方文化概论的知识体系，包括：西方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西方文化发展历史阶段的分期与发展进程；西方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状况、科学技术、教育、政治经济与国家制度、文学艺术等相关方面的分析；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揭示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精神；强调以理性分析的方式来把握西方文化变化的规律，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一学科基本原理的分析阐释方法。
3.2 能力
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对能力培养极其重视，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可以侧重从三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能力：第一，文化研究的能力，学生在对文化知识体系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度和敏锐度，能够从多个角度对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和探究，找寻其本质和规律。第二，文化教学的能力，语言教学即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学习，把握西方文化本质、西方思维特征的前提下，在今后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进行文化导入、文化渗透和文化传播。第三，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来实现，跨文化对比可以加深学生对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差异的理解，并激发他们去了解产生这一差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从而使他们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增强跨文化意识，便于中西交流和教学。
4 教学方式的改革
4.1 自主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
西方文化概论的本体知识教学要突破以往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学生自主性的发挥往往只是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单一方式来进行。教师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某些教学内容简单、学生熟悉的章节可以安排学生自学，教师只是指出该部分的知识要点、重点和难点，课上课下给予学生答疑。另外，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比如提供学生武汉大学西方文化概论的精品课程网站；针对每个章节，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提供课前预习知识；根据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情况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提供课下巩固和拓展知识。
4.2 开展专题介绍和讨论
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是遵循时间线索、分历史阶段来展开讲授的，突出的是阶段性特点，缺乏对宗教、科技、哲学等专门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纵向的总结和归纳，缺乏对各文化领域的横向对比；因此，教师可以开设西方宗教、西方科技、西方哲学、西方教育等多个专题，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各选一个专题进行研究，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总结，撰写报告，最后再全部展开讨论。
4.3 强调中西文化对比
对外汉语专业学习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知己知彼”，通过“知彼”更好地“知己”，从而减少和消除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隔阂和冲突，更有利地推动对外汉语语言和文化教学。在西方文化概论的课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将西方文化的知识点与相关的中国文化进行对比，鼓励学生从中发现规律和特点。
5 课程测试
本课程测试的重点是西方文化本体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上，考核方式可以把多种方式相结合，期末考试仍然以闭卷考试为主，通过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分析和论述等多种题型对学生基本知识点的识记和文化现象的分析能力进行考查，约占总评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30%，可以通过课程论文、调查报告、课堂表现等成绩来综合评定。
本文仅就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提出了一些较为浅显的认识，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断地实践和思考，不断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孙春颖.对外汉语专业现代汉语课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语言文字应用，2006，（4）：103-109.
1 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学生对西方历史知识的掌握古今不均衡,高中世界历史的学习内容主要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化概论课不是历史课,但是离不开历史知识的基础,学生对于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纪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较大缺口,造成教学效率较低;
第二,从上古时期到当下,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西”的概念指向多个民族国家,课程内容涉及的地域跨度大;“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又包括物质层面,知识体系庞大,教学内容涉及的知识面广,造成了教学内容的取舍困难;
第三,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不强,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和学习效果均不理想。
2 教学目标的确定
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目标是立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学生运用西方文化知识与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了解西方思维模式、文化特征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消除民族间的文化隔阂和差异,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
第一,全面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识体系,包括体制的演变、宗教、科技、教育、哲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和特点;
第二,在了解西方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方法运用到汉语文化、汉语语言的教学中;
第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避免文化冲突,更好地传播中国语言和传统文化;
第四,掌握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中西文化对比和交流的基本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 教学内容的选择
目前,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总课时为3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实现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3.1 本体知识
搭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西方文化概论的知识体系,包括:西方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西方文化发展历史阶段的分期与发展进程;西方的宗教信仰、社会生产与生活状况、科学技术、教育、政治经济与国家制度、文学艺术等相关方面的分析;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揭示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精神;强调以理性分析的方式来把握西方文化变化的规律,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一学科基本原理的分析阐释方法。
3.2 能力
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对能力培养极其重视,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可以侧重从三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能力:第一,文化研究的能力,学生在对文化知识体系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度和敏锐度,能够从多个角度对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和探究,找寻其本质和规律。第二,文化教学的能力,语言教学即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学习,把握西方文化本质、西方思维特征的前提下,在今后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进行文化导入、文化渗透和文化传播。第三,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来实现,跨文化对比可以加深学生对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差异的理解,并激发他们去了解产生这一差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从而使他们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增强跨文化意识,便于中西交流和教学。
4 教学方式的改革
4.1 自主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
西方文化概论的本体知识教学要突破以往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学生自主性的发挥往往只是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单一方式来进行。教师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某些教学内容简单、学生熟悉的章节可以安排学生自学,教师只是指出该部分的知识要点、重点和难点,课上课下给予学生答疑。另外,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比如提供学生武汉大学西方文化概论的精品课程网站;针对每个章节,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提供课前预习知识;根据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情况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提供课下巩固和拓展知识。
4.2 开展专题介绍和讨论
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是遵循时间线索、分历史阶段来展开讲授的,突出的是阶段性特点,缺乏对宗教、科技、哲学等专门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纵向的总结和归纳,缺乏对各文化领域的横向对比;因此,教师可以开设西方宗教、西方科技、西方哲学、西方教育等多个专题,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各选一个专题进行研究,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总结,撰写报告,最后再全部展开讨论。
4.3 强调中西文化对比
对外汉语专业学习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知己知彼”,通过“知彼”更好地“知己”,从而减少和消除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隔阂和冲突,更有利地推动对外汉语语言和文化教学。在西方文化概论的课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将西方文化的知识点与相关的中国文化进行对比,鼓励学生从中发现规律和特点。
5 课程测试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知识体系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化。知识与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在汲取西方知识体系的养分时，我们也侵染上其意识形态的毒素。因噎废食是不可行的，我们不能因为反对西方意识形态而拒绝其知识体系的价值，但如何将其意识形态的毒素从知识体系中剥离呢？这是我们讲授《西方文化概论》时遇到的首要难题。批判西方意识形态的最有力武器是其自身中相反相成的因素。发掘这些因素，并通过展现其间的张力而获得解释西方文化的不同路径，这些解释路径既能有效阐明西方文化的内涵，又相互制衡而揭露出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局限。在这些因素中，我们认为最具张力和全局性的有两个：一是哲学，二是史学。这两条解释路径，是我们系统批判西方意识形态的关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其庸俗化则是意识形态的说教。在《西方文化概论》中系统介绍西方哲学，有利于从根源处把握意识形态的言说逻辑和观念依据。例如，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前驱。如果泛泛而论，我们很容易陷入自由、平等、博爱等意识形态说教的陷阱。但若系统梳理启蒙观念的哲学基础，我们会看到唯名论和唯理论、怀疑论和教义学、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开明专制和共和政制等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些思想斗争反对铁板一块地理解启蒙运动，它们所揭示的启蒙思想的丰富和复杂性，成为击碎意识形态式之盾的最锐利的矛。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不如哲学，但它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有重要意义。思想是一回事，行动是另一回事。思想和行动两个世界的距离，往往是辩证彼此谬误的重要依据。例如，我们要探讨公元前四世纪晚期的希腊文化，如果单去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很容易得出一种倾向于禁欲和沉思的时代精神。但若能研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史书，再辅以戏剧、信札、演说词、铭文和其他考古材料，则很可以得出生气勃勃、躁动不安的时代精神。无疑，史学有利于矫正哲学的偏狭，而偏狭的哲学是近乎意识形态的。因此，在《西方文化概论》的教学中，我们以哲学和史学为支撑的两极。哲学的意义在于赋予时代一以贯之的思想。理解这种抽象思维，对于掌握其所引领文化诸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史学的意义是矫正和叙事。它除了矫正哲学思潮的偏狭外，更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视野和言说框架。它的优点是较符合人们的生活常识，但其弱点也在于此；因此，史学也需要哲学的诠释和升华。
二、体例的经和权：在案例分析中搭建知识框架
就系统传授知识而言，体例是至关重要的。《西方文化概论》既以哲学和史学为基本框架，在此框架内讨论文化诸方面，就使该课程具备了体例上的稳定性。但体例不仅有“经”，也有“权”的方面。体例的“权”体现为两方面：一是根据各时代精神变迁而调整讲授重点；二是设计综合性案例以构建具体而微的知识框架。我们先看第一方面。根据时代精神而调整讲授重点，这对于把握不同时代的文化变迁有着重要意义。例如，当我们讲解古罗马的文化时，不可避免要涉及它的法制和法学成就。但在稍早的古希腊时代，法制和法学是难以作为讲授重点的。此外，根据古罗马法制和法学的特点，对它的讲解不宜采用自然法学派式的概念推导，而应结合罗马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需求作历史解释。在《西方文化概论》中，这样的体例变通随处可见。它的依据是不断变化着的时代精神，以及集中体现了该时代精神的人类智识的特定方面。次看第二方面。通识教育要求较全面的知识普及。但知识的普及性和抽象性是成正比的。我们在普及知识的同时，要防止知识因抽象而变得无用。这就要在知识的普及和运用之间寻找平衡点。我们认为，在各时代的关节点设计综合性案例，是寻求平衡的有效办法。这种案例既应有较强的包容性，使反映时代精神的诸要素能在该案例中各就其位；又要足够地具体而微，将案例控制在相对具体的时空、人事和问题范围内，从而避免案例分析流于泛泛之谈。我们试举例说明。讲古希腊文化，一个重点问题是如何评价雅典民主。雅典民主的优点和弱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体现得最为充分。因此，在此时段内选取众议云集的关节点，就能对雅典民主进行有效的具体考察。我们以苏格拉底之死为案例。这个案例有较强的包容性。它至少可以牵出伯利克里、亚西比德的行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修昔底德、阿里斯多芬的著作，以及从智者转向古典哲学的一般思潮。此外它又能有效引导关于雅典民主的讨论，因为即使在当时，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也被认为是雅典民主趋于衰落的标志。基于体例的知识普及是基础，根据时代精神的内容调整是变通，通过综合性案例的知识活用则是目的。凭借知识框架而奠定分析案例的基本，通过案例分析而构建实用的知识框架，在这种互动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达到了通过案例分析搭建活的知识框架的目的。
三、内容的博与专：教学分工和因材施教
不合时宜。那个时候很多学者就想重新给予划分。明朝学者徐光启将它分成四种
（1）涵盖宗教和伦理方面的内容；
（2）涵盖哲学与科学方面的内容；
（3）涵盖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内容；
（4）涵盖技术方面的内容。
著名学者李之藻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将其分成“理编”与“器编”。且认为理编所研究的就是“形而上”，也就是和和别的社会科学内容;而器编所研究却是“形而下”，也就是和自然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而王徽却根据功用划分成“三资”，即“资耳目、手足与心”等之学。明清时期我国众多学者中对此划分最为详细明确的，就是学者李祖白了，李祖白编撰的《天学传概》一书中将已经翻译成汉语的西学分成经（即方面）、史（即历史内容）、超形性学（即神灵之内容）、修学（家庭道德伦理内容）以及天文立法等几类，不过对西学种类的划分不尽完善。
二、翻译西学的方法有变化，出现了很多“编译”类作品
意大利人利玛窦等早些时候来中国的耶稣教会人士从一开始他们的创作生涯，就一直运用此种方法。利玛窦曾经说“：我所编撰的书籍都不是新的作品，只是运用西方方法结合中国方法编撰中国的内容罢了。”以至于后来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运用这个方法。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首次翻译高潮时大都是佛教经典著作，没有发挥的空间。可是这次翻译的却是涵盖很多世俗内容，这样翻译的人就会有非常高的自由度，西方耶稣教会灵活多变的传教方法实际上推动了此方法的开展。此种全新形式可以划入到“翻译”这个宽泛的范畴之中，其和狭义“翻译”的基本区别就是没有和汉语几乎相对应的西方语言的原本。学者们对其命名时颇费周折。徐宗泽所编纂书籍，运用“译著”这个词语;而冯承钧则运用“译本”一词。且他还进一步解释说“：‘译本’就是指，某一国的作品适应另一国的翻译，也就是说，是种变换头面的翻译。”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合乃则运用了“改编与翻译”的语言。此外也有学者主张运用“编译”“、译著”之词语。
三、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儒生相互配合
共同开创翻译之事业传教士和中国儒生各自分工明晰，密切配合。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
（1）传教士翻译以后，中国的儒生提出一些修改建议；
（2）传教士翻译成初稿，中国的儒生然后继续修改；
（3）.传教士口头翻译.中国的儒生用笔记录，二者然后一同反复推敲然后最终定稿；
（4）传教士口头翻译，中国的儒生用笔记录，然后中国的儒生独自整理成稿；
（5）传教士传授知识，中国儒生认真学习，最后编撰成稿。
其中第三种比较常见也有很强的代表性，第二与第四种稍次，第一与第五种最少。大部分西方传教士对汉语“，口头说，还马马虎虎，但是用笔写成文，就显得很困难”。传教士“亲自来用汉语撰写著作”，是少而又少。徐光启则将第三种称作“对译”。徐光启认为，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儒生在对书籍的翻译上的贡献是一样重大。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我国学者在对外翻译书籍的过程中的地位，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的只是非主动的和辅佐性的。一般情况下是，在翻译工作开展之前，中外学者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多次在一起磋商，且在对即将要开展工作的内容有深刻了解的情况下，最终选定翻译内容。不过，这会深受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所随身携带书籍和所具有的专业知识特长以及是不是愿意翻译的制约。不过，中国的儒生有时也会积极主动学习研究关于西学方面的内容，在了解大致情况以后，马上请求西方传教士来翻译。对于《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很好的例子。中方翻译人员王微从小痴迷于科技知识，后来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一本简要介绍西方的书籍，他就对西方奇器非常稀奇。1617年冬天，王微和龙华民、汤若望等朝夕相处，有问题就请教他们，着意探询，或请教他们关于西方奇器制作的内容，有的让他们翻译成汉语，还最终确定了翻译这部书籍的基本原则。正是王徽本人孜孜不倦的坚持以及谋划，他才拥有了翻译这本书的主动权。翻译外文书籍的过程，中方人员自身的文字应用能力、学术水平、语言领会能力、学术研究观念等，这都对所梵音书籍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会事关翻译的成功与否。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众多西方传教士里面的汉语水准以及东方儒家学问的水平是首屈一指的。利玛窦一直想把《几何原本》翻译成汉语，可是一直没有满意的中方人员配合，翻译的时候很是艰难。若没有碰到徐光启，或许利玛窦也只能深深遗憾了。特别是第三种情况的翻译，二人面对面进行探讨，传教士想尽一切办法想把西方文化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中国儒生一边记一边询问，直到认为切实明白了传教士的意思以后，苦苦思索.寻找合适的汉语表达词语。.两个国家的学者这种严谨而又特殊且成功的相互交流方式，是比较少见的。翻译完成以后最后的文字润色与最终定稿基本是中国儒生来做。所以，在整个翻译工作中，就是因为中方学者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吃苦耐劳精神，才最终在引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四、在不长的时间内所获得的翻译成果非常多
关键词：法律，现代化
提到《资本论》，大概没有哪个人会认为，有一位叫马克思的德国人在为资本主义剥削做辩护。相反，人们会说，正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真实世界的描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应该批判和必然衰亡的东西。然而，提到法律西方化，至少有些中国人会大为紧张，认为这是有人为法律“全盘西化”做辩护。尽管他们了解中国近代的法律改革，大致也知道欧洲人在非洲等地的与法律的殖民统治，更知道当代许多中国家正在被迫地或是相对主动地参照西方国家的模式进行法律改革（中国算是一种主动改革的情况）。然而，他们忌讳“法律西方化”概念，总认为用法律借鉴、西方经验等词汇更舒服一些。其实，我在很长时间里也是认同这种想法的。然而，在讨论法律现代化问题时，我为什么首先要从“法律西方化”问题谈起呢？——是为了描述我们当前的和以往的真实的法律世界。
无论是回顾20世纪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历程，还是思考中国法律当今与未来的变革前景，西方法律的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是一个拥堵于心中又无合适词语表达的。在20世纪中国法律现代化主流的演变中，“法律西化”（法律西方化）最终蜕变成为一个较为情绪化的贬语，成为盲目照搬西方法律思想与制度的同义语，这既有学术语言变迁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是人们对于西方法律的矛盾心理和对法律现代化的主观期盼使然。然而，作为批判性语言的法律“西化”概念在有助于澄清人们的心理愿望的同时，却模糊了人们对法律现代化问题的事实；在有助于建构和表达人们对一国法律现代化的理想目标的同时，却忽视了对法律现代化的世界史背景和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历史考察。特别是在20世纪后期的一些关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理论中，对理想的主观追求经常代替了对现实的冷静分析，应该是什么的论证经常代替了现实是什么（或历史是什么）的讨论。这很难使人们看清楚什么是现实中或历史中存在的东西，很难使人们看清客观现实中的非理想性一面；很难使人们看清中国正处在何处，可能会向何处去，以及应该向何处去。
为此，本文希望区别出两种意义上的法律“西化”概念。一种是从价值主张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概念正是这样一种思路，胡适的“充分世界化”思想也有这样的影子。按照这样的思路，法律“西化”概念揭示的是人们想要追求的东西。另一种是从历史描述和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它所对应的典型历史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化时代。在理论上，马克思所说的“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和“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1）的思想，即揭示了这样一种历史描述与批判的思路，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种特殊文明被普遍化”的思想（注2）也是如此。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描述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法律“西化”概念也就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历史描述与批判的色彩。
从历史描述角度使用法律“西化”概念的根本目的，意在想借此从世界历史角度对法律现代化的内在展开逻辑做某种框架分析，描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一段屈辱历史及此段历史对后来的影响，描述中国社会目前正在发生着的法律现代化进程以及未来的可能走向。本文认为：法律西方化（西化），按我本文所给出的某种宽泛的理解，作为世界近代史总体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表现为法律殖民化还是强制性的法律西化，均构成了非西方国家法律现代化的起点，这是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一段屈辱史，也是人们不愿意承认却应该鼓足勇气承认的一段客观历史。确认法律西方化是非西方国家法律现代化的起点，本身并不能揭示出法律现代化的终点所在，非西方国家的法律演进道路如何走，还要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与国际环境。所以，在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法律西方化与法律现代化的现实关系是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对立或排拆关系。超过法律西方化，靠的不是某种主观愿望，而是要遵循和把握非西方国家法律现代化的内在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
一、“西化”概念与法律现代化
在中国的法律现代化理论里，“西化”概念是难以定义的。这不是就词语而言，而是就它的具体社会内容。同样，法律现代化与法律西化的关系问题也是难以澄清的，不是就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言，而是就它俩之间的真实关系。
20世纪早期（特别是30年代以前）的中国，“西化”概念指的就是后来的“现代化”概念，当时的“西化”概念基本上是积极的，反映了传统“夏夷之辩”的中国中心观解除之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态度。情况的复杂性出现在20世纪30年以后。在30年代学术界的讨论中，随着“现代化”概念的出现和陈序经“全盘西化”主张的被否定，“西化”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渐成了“全盘西化”的简称（注3）。“西化”概念内在地分裂了成了两部分，它的原有积极内容转换到了“现代化”概念之中，而原有消极内容留存在“西化”概念的壳里，“西化”渐成贬语。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由于现代化目标模式的转换，西化论主张彻底失去了社会基础，又由于“现代化”概念已经从“西化”概念中成功地剥离出来，就更无人从正面意义上继续使用“西化”概念。在后来的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学习西方的浪潮重新兴起，“西化”概念重新出现。不过，由于原有“西化”概念中的现代化含义内容已经获得了独立的语言表达，此时的“西化”概念的含义仍然等同于原有概念中的消极剩余物，即盲目照搬西方经验、主张全盘西化的代名词。由此，“西化”概念主要成为了一种批判性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