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市化;城乡结合部;特征;城乡体系;第三空间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5-0075-04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村改社区’组织建设研究”（TJSR11-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于莉（1976-），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曹丽莉（1978-），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一、从二元空间到一体化发展
一直以来，城市与乡村被视为人类社区的两个基本类型，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城与乡的划分很难有明确的界限，[1]但城与乡的差异一直客观存在且为研究者所关注。
在我国，对城乡二元隔离与对立的研究被视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研究者普遍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采取“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全民、轻集体”的发展战略，导致了城乡发展的差异化，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化结构。[2]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和城市成为两个相互隔离的封闭系统，各自孤立发展。农村单一搞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城市则发展工业;农村经济以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为主，城市经济则主要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国家计划和投资的重点都放在全民所有制，形成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道路;同时，统购统销制度利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保证城市的生活供给和城市工商业利润，不仅造成了农村的贫困，也严重破坏了小集镇和集市贸易的发展。[3]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差异越来越大，而行政手段人为的将城市和乡村割裂和封锁起来的方法，又进一步造成城乡之间的恶性循环和新的城乡对立。[4]
城与乡的分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城乡融合的趋势逐渐呈现出来。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与理论探讨始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改革开放。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出售农产品的自;农村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可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恢复发展农村集镇贸易，推动小城镇的建设，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鼓励城市设备、人才、科学、技术和资金向农村流动;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建立完善市场机制。[3]由此深刻改变了我国原有的城乡关系，农村打破单一的产业格局，乡镇企业得以发展，小集镇和集市贸易得以恢复，逐渐有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城乡壁垒开始松动，城乡关系呈现新的一体化发展趋势。
城乡一体化理论认为城与乡是相互依存的，二者互相促进，成为一个统一体。城与乡通过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自由流动，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功能，从而实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的协调发展”。[5]而城乡结合部正是城市化成果辐射到乡村的桥梁，是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渡，也是城乡之间资源流动的枢纽，作为城乡社会消除隔离、缓冲差异、交流沟通、包容发展的中介，城乡结合部日益成为城乡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城乡体系中的城乡结合部
城与乡的融合与一体化是城市化深入发展过程中不可抗拒的趋势。曾经界限分明的地域空间和物质景观，是否会在一体化进程中消失了彼此的区别;曾经迥然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是否会在一体化发展中模糊了彼此的特征？从而，人类生活空间中城不再是城，乡也不再是乡，又或者，城亦是乡，乡亦是城？从现实来看，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辨别出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社区空间的存在。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城乡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并不是让城市变成乡村，也不是让城市取代乡村，这种发展所实现的是城与乡不再是彼此封闭与隔离的地域空间，而是在交流互动、优势互补中，形成协调发展的一体化的社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城与乡的某些属性特征仍然差异鲜明，而另一些特征则会趋于一致。城与乡的界限不再如楚汉分界般清晰鲜明，同时，在城与乡融合过渡的地带，日益呈现出一个亦城亦乡而又非城非乡的第三空间。随着城乡社会融合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推进，这一空间不断扩展，其独特的物理景观与经济社会特性也日益鲜明，并在城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功能，这个被我们视为“第三空间”的地域就是城乡结合部。
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路易斯首次提出“城市边缘区”，[6]这一概念指称的是城市与乡村的交接过渡地带。此后城市边缘区在城市学、地理学、规划学等学科中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对城乡结合部的研究，研究者在探讨中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称谓，如“郊区”“城乡交错带”“城乡过渡带”“城市边缘区”等等，虽然概念表述不同，但它们所界定的具体地域范围通常是相同或者重叠的。[7]
在我国，城乡结合部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由国土规划部门提出的，用于指称城市市区的边缘及其与郊区交错分布的区域，它是构成城市区域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城市向近域扩张的表现。[8]本研究鉴于城乡结合部概念在我国行政管理、城市规划和主流话语中经常被使用，并获得广泛的接受和理解，因此使用“城乡结合部”概念界定研究的地域空间。
研究者较为普遍地认为城乡结合部地处城市的边缘，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同时，城乡结合部在时空分布上具有动态性和向外扩张性的特征，它以城市市区为中心，“以圈层扩展的形式，随着城市建成区的扩张而向外扩展”。[9]在地域空间上，城乡结合部是城乡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处于城市扩张的前沿，并具备毗邻城市的地理区位，城乡结合部以其独特的空间优势，发挥着其不同于乡村和中心城市的特有的地域功能：[9]首先，城乡结合部成为中心城市的外际空间，为中心城市集聚资源、能源和设施。一些不适合布局在中心城市的设施和生产力要素逐渐外移到城乡结合部，如热电厂、变电站、石油天然气储运站、自来水厂、污水和垃圾处理厂等，均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城乡结合部转移的趋势。其次，由于毗邻中心城市，具备交通、信息、科技等多种空间优势，城乡结合部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再加上城乡结合部所具备的土地资源优势，很多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建到城乡结合部，大型工厂、物流中心、储运中心也转移到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成为聚集城市工业、贸易的重要地域。再次，城乡结合部成为城市生态调节与环境改善的缓冲地带。许多大型湿地、公园、水域等景区建在城乡结合部，成为环绕城市的绿化隔离带，同时也控制着城市中心区的过渡扩张。
三、城乡结合部的属性特征
第一，城乡结合部的经济特征。城乡结合部“是城市经济扩散的主要空间载体”。[10]在接收城市原有产业向外迁移的同时，城乡结合部也成为城市新兴产业和各类新型开发区的落户地带。此外城乡结合部原有的乡村经济也部分的保留下来。由此构成城乡结合部传统乡村经济、传统工业产业与现代城市产业多元发展的特征。农业与非农业、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并存共生，形成城乡结合部独具特色的“混合经济形态”。[10]
首先，城乡结合部的传统乡村经济被城市经济形态所替代。许多工业园、开发区落户城乡结合部，在城市招商引资中发挥前沿作用。由于产业聚集，具有较强的发展活力，且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城乡结合部成为工业产业的新基地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城市工业产业经济形态逐渐成为城乡结合部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经济形态并非完全被取代，相反，农业产业园区和生态园区的建设和规模化经营，带动城乡结合部传统农业经济得到全面提升和发展。
其次，城乡结合部“既是城市边缘区，又是城市的开发新区”，[10]表现在经济类型上，具有高端与低端并存的经济特征。制造业、能源与资源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传统产业是城乡结合部的经济主体，批发、租赁、零售等低端服务业是城乡结合部服务业的主体，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园区在城乡结合部的落户，也带来了新兴产业形式，并逐渐扩大其比重。
再次，违法违规经济活动的存在是城乡结合部经济结构的又一特征。城乡结合部往往是一些违法违规经济活动的存身之地，无照经营、制假卖假、违章建房租赁等现象常出现在城乡结合部。
此外，城乡结合部的经济要素构成十分复杂。具体体现在：其一，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二者交错分布，带来了规划与管理的困难;其二，集体资产比例较高，长期积累的集体资产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集体土地收益，使城乡结合部的集体资产规模大，数量多。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具有自身独特特征，大部分集体资产集中在传统产业、低端产业，尤其是租赁行业，对城乡结合部经济形态和发展效率均产生较大影响。
第二，城乡结合部的人口特征。城乡结合部的人口结构往往呈现出“人户分离、农居混居特征”。[11]
首先，由于城乡结合部在经济功能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大量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储运中心座落于城乡结合部，这同时也意味着城乡结合部具有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再加上相对于中心城市而言，城乡结合部的居住成本较低，因此城乡结合部往往成为外来人口的聚集区。由于我国特有的户籍属地管理制度，使得外来人口的户籍无法转移到居住地，因此存在大量“人户分离”的外来人口，他们虽然在城乡结合部工作、居住，但并不具备本地户籍，也因此无法归属本地社区管理，更无法获得本地的社会保障，成为长期居住在本地的外来人。
其次，城乡结合部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农居混居”的特征。所谓“农居混居”是指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业户籍人口的混居。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大量土地房屋被征收改建，很多农民失去耕种的土地和居住的村落，他们被安置在新建小区之中，由于不愿放弃村籍利益，很多被征地农民虽然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迁居到新建的城镇化社区，但他们依然保留农业户籍和“村民”身份。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重建改造，使许多城市居民在拆迁后被安置到城乡结合部的新建商品房社区之中，同时，许多开发商也利用城乡结合部毗邻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开发建设商品房项目，吸引城市居民买房定居。从而形成了城乡结合部农业户籍居民与非农业户籍居民混居的特征。
此外，还存在一些农业户籍居民在征地拆迁后，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将农业户籍转变为非农业户籍;一些城市居民虽然从中心城市迁移到城乡结合部，但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将户籍转变过来等等现象，使得城乡结合部“人户分离、农居混居”的特征呈现多样化。
四、有针对性地解决城乡结合部的独特问题
正是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独特空间特征，导致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具有独特性。由于城乡结合部是城市扩张和城市化变迁影响最为显著的地带，迅猛的社会变迁在给城乡结合部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也为城乡结合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它们成为城乡结合部稳定发展的隐患，需要予以关注，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和解决。
第一，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外际空间的新型功能地域，成为政府规划征地的首选区域，大量土地被征收，用于建设工业开发区、住宅小区和公共设施。通常认为“法律和社会所接受的是符合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12]因此，各国都严格按照“土地用途是否为公共用途或具有公共利益”[13]来判断土地征用的合法性。但是，由于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经营性开发用地，其回报率大大提高，使得土地功能的转变带来巨大的收益，由此产生了非法占地、不合理补偿等问题。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实现“以地生财”的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对于土地补偿、征地安置等环节的权益问题日益关注，围绕征地和拆迁，利益矛盾和冲突比比皆是，被征地农民的不满甚至抗争也是此起彼伏。征地和拆迁既是城市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正在经历的重要现实，也是关系被征地农民利益和城乡结合部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处理好征地补偿和拆迁安置，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应有权益，获得被征地农民对征地和拆迁的积极评价，这样才有利于被征地农民自身的身份转换，有利于城乡结合部社会的顺利转型和稳定发展。
第二，由于城乡结合部成为中心城市设施、生产力要素、经济发展实体外移的载体，因此，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这也带来了城乡结合部土地资源和耕地减少等生态问题。此外，许多城市设施和工业厂房向城乡结合部的外移，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流失等问题。显然，在城乡结合部成为支持城市发展的重要空间和城市经济贸易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的同时，要注重维护城乡结合部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和生态为代价，换取城市的发展。
第三，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十分显著。农业经济需要集约化和现代化发展;工业经济需要调整传统和现代产业结构，改变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不合理结构;第三产业需要高端化发展，实现资产的高效使用。在城市化的冲击下，城乡结合部所面临的问题最为复杂和突出。城乡结合部的产业结构复杂，层次高低差异显著;经济活动多样，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并存;资本构成多样，集体资本地位突出，运营效率低下;劳动力构成复杂，弱势群体集中，无业、失业比率高;多元管理主体并存，经济管理交叉矛盾……这些问题都成为城乡结合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障碍，需要加大力量促进经济要素的整合提升，协调经济结构的均衡发展，发挥高端产业力量的带动作用，从而推进城乡结合部经济的健康转型和快速发展。
第四，城乡结合部较为复杂的“人户分离、农居混居”的现象，不仅带来了人口身份差异和待遇区别，造成人口隔离、社会距离等现象，而且也带来人口管理的困难。由于很多社会管理工作，例如安置就业、申请低保、婚育证明等，都需要通过户籍所在地的证明和审批，而人户分离情况的增加，带来了户籍所在地人口管理工作的困难。同时，无户籍居民也无法在其居住地获得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此外，由于农居居民享有不同的待遇，例如农业户籍的生育政策、村籍福利不同于非农户籍居民，非农户籍居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也不同于农业户籍居民，这也造成了人口管理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方式，分别管理农居居民，但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农居居民在社区生活中的隔离，也造成社区资源和人力的浪费。因此，必须改革和创新户籍与人口管理制度，推动城乡结合部的人口城市化发展与融合。
第五，城乡结合部是城乡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相对集中的地带。由于空间开发不平衡，社会结构不稳定，城乡结合部常常存在社会管理与防控的失调失控。[14]首先，城乡结合部人口来源广泛，流动性强，结构复杂，管理困难，导致违法违规行为有了可乘之机;其次，城乡结合部房屋出租量大且管理不规范，地域宽广且交通便利，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集散和藏匿地;再次，城乡结合部的监管制度尚不健全，导致非正当行业、特种行业和非法行业的集中。以上种种，造成城乡结合部治安问题和犯罪隐患较为突出，威胁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因此，需要加强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与综合治理，完善城乡结合部的管理体系，为城乡结合部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第六，城乡结合部公共管理与公共设施滞后。城乡结合部往往存在公共物品提供不足，公共环境、卫生、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15]首先，城乡结合部的很多地区并没有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存在政府投入不足、管理不完善的情况;其次，由于城乡结合部存在城乡管理体制并存的情况，造成多个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既可能交叉重复，又可能推诿扯皮，从而导致一些公共问题和公共死角的出现。因此城乡结合部公共设施和公共管理的问题，需要政府更多的关注，不仅要增加投入，而且要规范、创新管理体制和提升管理标准，以促进城乡结合部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
结语
有研究者认为城乡结合部是兼具城市与乡村双重特性的区域，是从城市向乡村的过渡地带，它一方面会逐渐被中心城市吞噬，一方面又会不断向外扩展，侵入更广阔的农村地区，所以它是具有变动性和过渡性的地带。然而，本研究认为，城乡结合部确实具有变动性，但它在变动中存在相对的稳定性。中心城市不会无限扩展，人口可以向外迁移、交通线可以向外延伸、住宅区域可以向外扩展、工业贸易功能可以向外转移、城市基础设施也可以向外搬迁，但中心城市并不需要无限的扩张，现代城市规划也会限制这种不必要的扩张。城市的扩张并非大规模拓展中心城市的区域面积，而是要在中心城市的功能、要素外移过程中，构造出一个具有独特功能与特征的地带，它的面积不断扩展，在功能上与中心城市和农村连为一体，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一方面它将城市辐射与带动的影响传递给乡村，另一方面它将乡村的功能和作用传递给中心城市。城乡结合部的存在有其独立的景观、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和独有的功能，它作为第三空间的特征日益明显，它连接城市与乡村、消除城乡二元隔离的功能也越来越显著。因此，不应将城乡结合部简单视为从乡村转变为城市的暂时过渡，而应将其界定为具有独立特征的第三空间。广义上可以认为城乡结合部是城市的一部分，但如果从狭义上看，城乡结合部的未来不是转变为中心城市，它将是中心城市的空间，是城乡交流、功能传递的中间地带，还是城市影响辐射乡村的传送地带。也正因为如此，针对城乡结合部的问题，不能简单照搬中心城市的经验方法，而要采用独立视角，在城乡关联中审视城乡结合部的独特环境、元素和功能。城乡结合部的未来不是转变为中心城市，而是日益形成具有现代性和城镇化特征的独立的第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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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
1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城市边缘区的概念有多种提法，如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nsprawl)、城乡结合部(citycountryfringe)、城市阴影区(urbanshadowarea)、城乡交错带(urbanruralfringe)等。现在国外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是由普内尔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虽然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表述和理解不是很一致，但城市边缘区确是城市地理的客观现实区域。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地带，是城市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在土地利用上则表现为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混合土地利用地带。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延的发展用地，是城市人的服务区，既是城市外延部分二、三产业的吸纳地，又是为城市提供大量农副产品的基地，它总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将社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农村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这些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城市边缘区农村社区是指在地理位置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社区，它具有部分城市特征，也保持了原有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应将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往往采取政府主导，依托原有的街道委员会进行。这是在城市建成区条件下的模式，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创新模式，满足各方面要求。总之，在城市边缘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中，利用创新社区规划模式可以对村容村貌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避免新农村社区成为城市社区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2．1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位置、建设情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且，城市的快速扩张促使城市边缘区里城中村与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普遍出现，这部分的建成环境出现了既有完全城市环境包围乡村，也有乡村包围城市住区，还有城市与乡村杂存的复杂情况。这部分的新农村社区具有了很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开放性。随着广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广州城市边缘区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尽管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仍然是农户，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愈益社会化，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
(2)流动性。当地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的外出务工经商。即使在本乡村务农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间在广州市或周边的城镇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3)异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在于其同质性社会，即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人群从事同样的职业，过着同样的生活。现在，由于村域内产业的兴起，外来人口的大量介入，农村社会正处于大分化之中，差异性愈来愈突出。产业分化造成不同产业人群、不同职业和身份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
(4)动态性。城市边缘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域范围也不断在变化。在这样环境中的新农村社区也不断的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有的仍是农村社区，有的虽然名义上是农村社区，实际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2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特征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具有以下的特征：
(1)自然环境优美。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人海口，边缘区农村大多位于珠江水系纵横的河道水网之间，一年四季植被茂盛，形成丰富的绿色景观。由于地域文化特点，有历史的旧村建设都会考虑一定的风水因素，因此，大多数城市边缘区的农村仍然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基础。番禺南村镇的八个村落都有水系河流，其中陈边村内还有几个小山分布其中，形成特色生态景观。
(2)新农村传统社区环境各具特色。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传统农村社区大部分具有较长的历史，在明清时代建村的较多，例如，番禺南村镇的南草堂村建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有的村落沿江而建，有的村落依山而起，有的村落自成体系，形态完整。例如，南村镇新基村传统社区环境形态受珠江支流小河的影响明显，呈线性发展。所有村落传统社区的街巷肌理自然有序，历史性建筑点缀其间。各个村落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既契合周边自然环境，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理念，从而各具特色，体现了岭南乡土文化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村落景观。
(3)现有村落空间架构呈现拼贴性特征。其中，历史旧村环境空间结构特征明显，广州城市边缘区的农村社区处于广府文化影响圈内，村落实体空间的生长反映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村落布局中，祠堂、宗庙成为核心节点，空间结构肌理具有岭南特色；而上个世纪末建设的村落格局则成格网状布局，每户宅基地面积一致，未考虑公共交通，各家住宅距离很近，整体村落呈现两种肌理的拼贴。南村镇市头村旧村肌理清晰，建筑与道路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中宗祠(公祠)众多，新旧共存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异质拼贴特性。
(4)村落环境需要改造。边缘区村落在发展中，实体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与村民生活需求脱节，表现在村内交通、聚居方式、交往空间、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村内交通无法满足村民开车出行的需要，防火通道不符合要求；聚居方式分散，土地利用存在浪费现象；交往空间较少，村落公共空间不支持村民活动；公共设施缺乏，防火、垃圾处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村落居民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与这样的生活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3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构想
基于上述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结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认识，提出新农村规划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地区属性界定标志
目前，对于地区属性的界定主要是通过单一的行政区划标准明确的，然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一个地区的属性往往与最初的定位发生了严重的分离，主要表现在经济水平、人员结构、空间功能等方面。因此，本文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属性应该是围绕社会经济特征并通过空间大小、人口和社会结构、经济文化水平、空间联接能力和作用范围（资金流、商流、人流，信息流）等多个方面综合反映和区别的。基于此，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加以明确：一是法律地位。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限定一个地区的司法权、中心职能以及在管理中的地位等因素，从而明确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之间的界限，这是最传统也最公认的标准，但却不能作为唯一标准。二是居民区的大小和人口密度。人口总数量和面积区域的相对比值差异是突出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的主要特点，可以通过人口总人口/总面积的算术密度、总人口/居住和生产面积的人口生理学密度、总人口/（农业用地面积×单位面积产值）的供养密度、总人口/总居住面积的居住密度、农业劳动力总数/农用地面积的农业密度、农业劳动力总数/（农用地面积×单位面积产值）的土地使用密度、农业经营者总数/农用地面积的人地比、住房总数/计划建筑用地面积的建筑密度来反映。三是就业密度。目前，我国城市化研究中尚不多见用就业密度反映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的区别，但实际上这是区域发展研究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因此，就业密度可以通过每平方米的就业人数来表示。一般城市空间到非城市空间的就业密度会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规律。四是农业份额。农业份额是标注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最传统和最基本的指标。高农业份额是农村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而高工业份额是城市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五是结构弱化。非城市空间也被称为结构弱化的地区。一般来说，结构弱化很难通过单一的指标来衡量，可以依照人口统计（人口密度、净迁移）与经济（地区产值、工农比例、税收）对比综合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数量、距离）构建一个指数反映非城市空间的结构差异。
2、农村和乡村的特点与差异
基于以上对非城市空间地区属性的综合测定，农村和乡村在其发展定位和功能上其实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首先，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而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人类活动，这就决定了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农村对空间的依赖性要远远超过城市，具有鲜明的地域标签。其次，在一般解释中，乡村与农村概念没有本质差异，或和村落、乡村聚落等概念相联系。本文认为，乡村是指居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农业产业相联系的农村概念相比，乡村更强调从文学性的角度表达空间概念，更具有人文情怀。总之，农业这个生产活动或产业部门是农村所指向的空间所依托的基础，而脱离了不论工业还是农业的产业依赖性的纯粹意义上的居民区才是乡村的实质。基于工业化的城市快速发展，为城市营造了楼房林立、车流不息、人流如织的外在繁荣形象，但也引发了厂房和烟囱浓烟滚滚、交通拥挤、秩序混乱等的斑斑病症，这些无不唤醒了人们对风景宜人、空气清新、民风淳朴的乡村的思念之情，催生了农业和乡村浪漫主义。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乡村的概念范畴创建的是一种与过度发展的城市景象完全不同的和谐理想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亲密而直接，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飞禽走兽是乡村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人之间打破城市钢筋混凝土的冰冷，以非常熟络的情感进行“家长里短”式的密切交往。可见，农村是一种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乡村所彰显的是与城市和传统农村都截然不同的理想生活方式。
二、新型城市化的定位
从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地区属性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新型城市化包含两个过程，即外在的以人口机械迁移为特征的物理过程，以及内在的以人口迁移为载体的城农（乡）文化经过矛盾碰撞而融合、升华最终统一为新型城市文明的化学反应过程。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和农（乡）村两个空间肩负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一方面，农村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城市建设需要的物资和人员；另一方面，城市不断通过辐射带动作用将先进、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向农（乡）村渗透。伴随着物理迁移和化学融合，城市和农（乡）村矛盾不断得以调和，功能分工不断得以深化，从而逐渐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区域功能的不同需求，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划分。可见，一般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指标单一衡量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是存在问题的，城市化进程衡量的指标也不应该是人口从农（乡）村向城市迁移的简单等同，它涉及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和环境等的一系列紧密而复杂的关系变迁，甚至还会受到如自然灾害、历史变革等地方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城市体系的动态和特征在政府决策、法律法规、城市规划和管理作用下发生巨大变化。
三、新型城市化主导的非城市空间功能变迁
1、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农村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由于城市一直是政治中心，是权力者集中和政令形成的地方，城市和农村表现出明显的角色差异：城市是先进、文明的标志，城市人决定什么是社会发展应该提倡鼓励的文明趋势；农村则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是城市压制和征服的对象，农村人只能处于弱势被动接受城市的“游戏规则”。具体表现为：在城市生活的农村人被称为“乡下人”，传达出城市人对农村人行为和生活习惯的轻蔑与偏见情绪；如果要肯定农村人的诚实、质朴、深明大义，则对其作出“做派不像乡下人”的肯定，而“跟城市人一样”的评价则显现出农村人对城市人的极度羡慕。可见，城市人和农村人在相互评价和认同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然而随着“城市病”的爆发，农村人对城市人的羡慕在城市对农村的不断掠夺与歧视中逐渐被磨灭，农村人开始对城市人表示出排斥，甚至嘲讽和不满。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因素严重冲击了农村的传统等级观念、伦理价值，从而破坏了农村原有的秩序和农村人安然接受生活方式；并且，农村人积极向往先进文明城市的追求常常被城市人“不平常”或不对等的待遇而打破，而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钟摆式颠沛生活的初期让农村人羡慕的“走出农村的优秀农村人”失去得到的落差更是让其充满不平衡感。即便是现在，城市居民对“城市病”表现出的不满，往往归罪于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太多，破坏了城市良好的“规矩”，却忽略了城市管理和资源的优化问题。显然，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从工业文明和社会及产业分工中生发而出的新型文明以扬弃的方式取代了源自传统农业的价值伦理观念和社会规范。作为工业化派生物和经济发展集聚效应产物的城市化，决定了农业部门和农村对于工业和城市的意义。无论任何体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都带来了农业对工业无偿的资本积累贡献，而这种贡献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牺牲”，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出路也根本在于工业化。
2、后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乡村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与乡村的概念已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发生了质的改变。乡村成为城市重要的附属功能区之一，即通过农业专业化和机械化，乡村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农业逐渐脱离了依存关系。在此阶段，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到城乡差别已经基本消除的现代社会，城市和乡村在社会有机整体中肩负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至此，乡村成为了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生活方式城市化了的农村，是经过城市文化改造了的农村，即后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乡村。
3、农村到乡村的过渡
工业化进程呈现出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城市快速发展与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将农业劳动力不断挤出农业和农村呈现出以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同时下降的“农村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在此阶段，与农村相对应的区域空间概念是工业城市，也就是说，城市工业发展所主导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机械迁移的物理过程是该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点。其次，城市优越外壳铸造的“城市梦”导致城市规模效益下降乃至出现负效益，呈现出工业和人口向城市郊区迁移的逆城市化发展。在此阶段，农村受到各种城市因素不断地渗透，并与当地因素实现融合升华；农业渐渐脱离对农村空间的依赖，成为现代农场，工业渐渐退出城市而迁入城市近郊的工业聚集区。至此，城市与农村的功能发生重大转变，并逐渐形成差异化格局。上升为纯粹生活居住型社区的农村成为拥有与城市社区住房、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基本功能对等但拥有环境元素（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飞禽走兽）不同的乡村；从工业生产功能中解放出来的城市空间则逐渐成为商业、金融、娱乐休闲等服务业的中心。
四、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建议
从理论和国际发展经验上，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乡）村功能的不同要求造就了农村和乡村不同的特征。新型城市化打破了原有城市化的以造城运动、城市圈、城市带建设为典型特征的发展老路。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不再是城市与农（乡）村的相互割裂，而是通过明晰农（乡）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关系和发展方式，以农（乡）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城市化、以居住地为身份标签的身份认证打破为基本表征，实现城市与农（乡）村居民无差异价值认同的城农（乡）一体化，即城市与农（乡）村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这也就决定了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农（乡）村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保证了城市和农（乡）村同时具有充足的发展动力。
1、统筹城乡发展
无论何种体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都会对一国的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呈现出农业要素向城市的净流出；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形成小农破产、农村凋敝的“农村衰落”，最终出现城农（乡）两极分化。但无成本“城市养料”的供给地和“泛城市化”的无序之基都不是农（乡）村的长期发展定位，农业和农（乡）村需要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与城市统筹发展，并在宏观战略层面上重构户籍制度、调整土地制度、完善保障制度，在中观管理层面实现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城农（乡）均等化、微观操作层面创建农村社区，最终实现城农（乡）一体化。
2、注重功能分工次序
通过非城市空间功能的变迁，城市和农（乡）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有一定的优先次序，才能保证城市和农（乡）村的发展不会或重复发展。作为对农（乡）村人口同化和空间扩张的城市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农（乡）村的渗透和功能演变有着不同的要求，即农（乡）村担负的功能应该由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确定，农（乡）村建设的目标应该由城市发展的能力来定位。
3、脱离模式固化
城乡一体化可以理解为一个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市区和郊区、城市和农村达到协同发展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城乡协同作用日益加强的空间经济过程。城乡一体化目的是为了消除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使两者协调发展。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城市与农村从一体到分离,再从分离到一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被当代许多国家城乡关系的发展而证明的普遍规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原野集聚乡村定居孕育城市城乡分化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城乡融合就是城乡一体化。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1980年代末期,城乡一体化思想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对于城乡一体化主要形成以下几点认识:首先,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和“平均化”;其次,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是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再次,城乡统一市场的建立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最后,城乡一体化要从人的需要出发,即“以人为本”。
二、村镇与村镇空间结构演变理论
(一)村镇、村镇空间、村镇空间结构含义
本文所研究的村镇是指具有一定规模(主要指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主要由农业人口构成的位于乡村腹地且具有特定的经济、社会和自然景观特点的地域综合体。它主要包括基层村、中心村、一般集镇、中心镇及其所辖的周围空间。从世界范围看,村镇这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区域一般可分为原始型村镇、古代型村镇、近代型村镇和现代型村镇四个历史阶段。中国大多数村镇目前正处于近代型向现代型过渡的阶段。
村镇空间主要指在村镇范围内,由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广场、绿化、水体、标志物等共同界定、合围而成的空间。村镇空间是村镇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各种活动的物质载体。
村镇空间结构即村镇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态及其关系。根据上述定义,曾菊新在《空间经济:系统与结构》一书中定义的农村空间结构基本模式可以理解为村镇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离散型。这种空间结构的中心是在一定规模的服务设施所在地,周围则是纯农业地区,大多数农村居民住宅分散在便利生活和生产的临水近路的农田附近。
条状型。这种空间结构的特点是乡村居民各家各户沿公路和沿江、河、湖岸居住,排成一线,农田呈细长条向两侧延伸。
集聚型。具有服务功能的中心集镇与乡村聚落较集中地分布,周围则是大片的农业用地。
(二)村镇空间结构演变理论
从绝对意义上说,国内外专门研究村镇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较少,一般都是以乡村空间演变为主题进行研究。
1、国外研究乡村空间结构演变理论
(1)有关乡村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研究
普朗特与罗吉斯对乡村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研究具有较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普朗特把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未中心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许多社区(村落或亲族群)之间出现互惠的交换活动,由于生产率水平极其低下,因此村民之间交换的范围有限,并没有形成定期的集市。
第二,没有乡村市集的中心化阶段。乡村中节点类型有从事农业的村落和集镇两种,集镇是满足乡村居民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供给地,但由于农民的收入太低,乡村需求密度低,交易费用高,市场交换没有形成固定的位置,可以在村庄,也可能在集镇,这一阶段大多发生于不够发达的乡土社会。
第三,乡村市集中心化阶段。这是交易中心固定化以后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高一级的交易中心(城镇)的固定和发展,形成多层次的结构,乡村已走出了乡土社会,具有相当的商品农业和城镇化的特色。
罗吉斯在《乡村社会变迁》一书中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农村聚落发展将典型的农村到典型的城市排列成一个连续谱,划分出了一条完整的城乡空间结构演变轨迹。
(2)有关乡村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的研究
加拿大学者麦吉(T・C・McGee)通过对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道路,也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差异,显示出特殊的发展形式。具体表现为,中国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未发生人口大量迁入大城市的现象,而是通过发展乡镇工业促使城市地带高速增长,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界限日渐模糊,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紧密联系,城市用地与乡村用地相互混杂的结构。麦吉以Desakota(desa即乡村,kota即城镇,都是印尼语)概念做理论框架,概括了这种空间经济转变模式。
2、国内研究乡村空间结构演变理论
(1)有关乡村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研究
在我国,学者曾菊新在《中国乡村空间发展研究》(1995)一文中指出了中国乡村空间发展的新趋势:空间过程上,小城镇大发展是城市化的新形式;空间行为上,经济因素对乡村经济活动的空间选择影响很大;空间关系上,区域城乡关系发生了改变;空间结构上,部分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开始走向联合和适度规模;空间差异上,乡村非农产业的差距趋于扩大。十余年来,乡村空间的发展验证了该趋势预测的正确性。
学者张小林的专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1999)系统研究了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村镇空间系统从封建时代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趋向就是乡村性逐渐减弱,城市性逐步增强;
第二,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伴随着空间结构的变动,乡村空间系统的演变则表现为城乡空间之间的矛盾运动;
第三,在城乡空间关系演变大趋势下,不同地域的乡村空间系统的演变则各有其独特性。
(2)有关村镇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的研究
在研究村镇空间演变特征方面,王跃在《苏州城郊村镇分布特征》(2005)中用遥感和GIS技术对苏州城郊村镇布局进行参数分析,概括出苏州城郊村镇分布具有明显的水乡特征。
(3)有关村镇空间结构演变动力机制的研究
在研究村镇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方面,赵立德在《中国村镇空间演进过程浅析》(2004)一文中通过对传统空间演进过程的分析,指出中国传统村镇空间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环境因素、民俗文化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
冯文勇(2002)通过实地考察晋中平原农村聚落扩展,指出聚落扩展主要动力是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
城乡结合部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特定的土地征收政策及二元户籍制度产生的特殊地理空间。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来看，城乡结合部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一种“正常”的生产生活空间。城乡结合部集结着大量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谋生的外来人口，但因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的缺乏，他们要么以临时工的身份在城市从事低端的、无多大技术含量的体力活，要么在城乡结合部租种本地居民的菜地谋生。他们收入不高，无力承担也不愿承担市区高额的房租；临时工的身份也使他们无法获得工厂、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他们只能选择城乡结合部廉价的租房。
而城乡结合部的本地居民在丧失耕地缺乏专业技术与其他谋生技能难以实现城市就业的情况下，将多余房间或原有农村宅基地上的老房子进行扩建和改造，出租给外来人口，自己“转变为收取租金的房东，仰赖房租而活”，形成一种新兴的“农民收租阶级”。⑥虽然这种出租房非常简陋，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但相较于“宿舍劳动体制”下的集体宿舍，显然给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宿舍劳动体制”是南中国工业区中普遍存在的利用宿舍安置外来劳动者的一种“工作一生活”一体化的另类社会空间形态。这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劳动控制与管理形态，把工人置于军营式的管束中，对工人的控制从劳动过程延伸到日常生活，严密的“宿舍管理”纪律置工人于“福柯式的‘全景敞式空间”’，没有任何个人隐私可藏。①与之相比，城乡结合部为进城农民提供的是一种“正常”地生产生活空间，在这简陋的空间里，他们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能在劳累之余享受家庭的温馨，实现了流动人口的“家居化”。二是缓解了城市化速度过陕与城市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比，就意味着有1500万左右的人从农村流人城市，同时将伴随着城市住房、道路、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钢铁、水泥的大量消耗。②但是我国城市化表现出明显的“快速化”特征，“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提供了强大的机遇和动力，同时也给节约资源、改善城镇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③由于其低廉的房租及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外来农民工大都选择在城乡结合部作为临时栖居之所，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压力。由于当前户籍制度的作用，外来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拥有在城市工厂中打工的自由，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的劳动人口；然而城市却拒绝(或者是无力)承担无产阶级化及其世代再生产的成本，它不允许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根，户籍制度连同劳动力控制一起，共同建构出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一方面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塑造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
换句话说，他们不拥有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下去的自由。由于城市政府不为这些临时居民提供住房、教育以及其他环境设施。”④城乡结合部恰恰弥补了城市政府这方面的缺陷，缓解了快速城市化和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拥有资源将最终决定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哪些地点。”⑤外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就在于希望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或体力获取比农作更高的收入，他们希望以最低的生活成本获取更高的回报，城乡结合部这一特殊地域空间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三是为本地居民顺利市民化提供了预演场所。城市化不仅仅是将郊区的农民纳入城市管辖范畴，也不仅仅是户籍的“非农化”，而是有内在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内涵，这就涉及到农民市民化问题。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是指“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居住场所的转换，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和城乡关系的重构过程”。⑥就城乡结合部的本地居民而言，土地被征占，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收入主要依靠房租和打临工，在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上实现了城市化，但离实际意义上的市民化相距甚远。经济生活层面，虽然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但在消费层面并未学会城市居民的理性化，很多失地农民拿到征地补偿款后很快挥霍一空；社会交往层面，城乡结合部的本地居民找不到满意的方式与城市市民群体相处，也瞧不起外来农民工，仅仅在本地居民之间，即原有的社会交往圈来往，依然保留原有“熟人社会”的生活逻辑；对城乡结合部的本地居民而言，身份认知是他们能否积极融入城市的关键，这意味着他们在城乡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要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城乡结合部特殊的社会样态为他们的市民化提供了预演场所。房租收入可使其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实力去学习城市生活技能；其接近城市的天然地域优势，使其可在较短时间内开辟新的社会交往圈，并重新进行自我身份定位。
二
城乡结合部的“村落终结”并不仅仅是城乡形态的简单转换，其城乡关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态”，“村落终结”已“远远不是简单的‘空间变迁’和一般意义的‘关系变动’，也不是农民群体单一的‘去农为工’，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总体变迁过程，其中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①而正是这一系列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构筑了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是村集体“三资”的收益与分配问题。村集体“三资”包括资产、资金和资源，这是理解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难题的关键所在，而资产又是“三资”中的重中之重。其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安置补助费的村集体提留、原集体机动地被征占后的土地补偿金以及村集体房产的出租所得和利用土地补偿金兴办的集体企业收益。城乡结合部的村集体往往拥有巨额资产。这份资产的财产关系并不明确，财务运作很不透明，围绕集体资产的收益和分配问题村集体和村民纠缠不休。矛盾症结就在于对“集体”概念的界定上。“集体”概念首先表现为“集体”代表的是村委会成员还是全体村民。由于村委会成员(主要指村支书和村长)掌握着政策信息的来源，垄断着上下级之间沟通渠道，在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和分配上更有主动权和垄断性，导致村干部的腐败贪污现象层出不穷。村干部在利用集体资产进行投资大都以失败告终，导致村集体资产的大量缩水；“全体村民”意义上的“集体”也有两层不同涵义，即“集体成员内部平等地享受土地利益的权利”和“非集体成员不享受集体土地的任何权利”。“集体对其内部成员的平等开放和对外部成员的不开放是合二为一的”。②
在城乡结合部，“非集体成员”包括外来农民工和“自理口粮”两大群体。由于群体特性外来农民工根本不可能具备村集体资产收益和分配的资格。自理口粮群体是一种市民和农民身份之外的“另类身份”群体。自1980年代开始，我国农村结束了集体化时代，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开始松动，一些“不安分”或者是不甘现状、善于把握形势和机会的农民开始向城市流动，他们或是进城做临时工，或是在城郊承包菜地。为解决这些人的户口问题，国务院于1984年10月13日颁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薄，统计为非农业人口。”这一户口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转人不转粮”，不享受国家供应粮，自己解决口粮的一种特殊的户口类型，是当时国务院为解决进城农民的实际困难采取的一种临时性户口政策。这一群体虽然在城乡结合部落户并长期在此生产生活，但“坐地户”们并不把他们纳入“集体成员”范畴。城乡结合部的村落对“集体成员”的资格认定取决于人“大帮哄”集体生产时期是否参与集体劳动，由此他们拒绝承认“自理口粮”群体的“村民身份”，更谈不上参与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和分配。“自理口粮”群体则围绕“村民身份”的认定及村集体资产收益和分配不断抗争，采取一系列诉求活动。概括来说，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集体资产方面的难题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村集体资产财产关系不明确及资产总额的大量缩水，村财政状况无法公开，而村落终结的前提则是村集体资产在村民之间的平等分配；二是城乡结合部的“坐地户”们依靠村集体资产收益每年能享受不少分红，他们亦不愿意进行村落终结；三是围绕集体资产各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坐地户”们与“自理口粮”身份群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导致政府和开发商轻易不敢介入。二是开发成本过高问题。开发成本包括行政成本和资金成本。城乡结合部的征地开发包括土地、宅基地和住房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不仅要与村委会谈判确定征地方案，在涉及到农户宅基地和住房拆迁方面如何进行拆迁和补偿，往往需要拆迁方与农户家庭单独谈判。由于个体意愿与需求的不同，加上拆迁方与农户之间利益或价码的不一致，导致这个过程极其复杂，也异常漫长和艰难，很容易出现拆迁补偿的不均而引发村民的不满，举措不当极易引发暴力冲突，导致城乡结合部终结过程中行政成本极高。城乡结合部的村民们在征地拆迁迹象出现之初，就开始着手准备拆迁征地的补偿问题。首先是在宅地基上大肆的混搭乱建，充分利用自家宅地基上的每寸空间。他们要么向高空发展，要么充分利用地面建造平房。
这些住房当然不可能获取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但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依然要赔付不低的补偿款，无疑增加了巨额资金成本。其次是村民在自家承包地上盖大棚或高密度种植经济作物。在拆迁补偿条例中，大棚和经济作物的补偿款大大高于农地和粮食作物。城乡结合部到处覆盖着简易大棚，有些仅仅简单的用砖头垒个。在这些简易大棚里，高密度地种植着诸如葡萄、蓝莓等经济作物，这就导致了城乡结合部征地拆迁的资金成本大大提高，开发商往往不愿意承担这些成本，常常绕过这一地带迂回向扩张，延缓了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进程。三是各大利益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利益纠葛。城乡结合部至少存在三大利益主体，包括城市政府、村委会与村民，由此产生三大矛盾：城市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城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以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矛盾主要是由于村委会希望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获取更大的土地级差收益。在开发过程中，城市政府往往需要与村委会谈判确定征地拆迁方案，村委会掌握着主动权和垄断权，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为村集体，甚至是个人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第二个矛盾是由于宅地基和住房属于村民私人所有，他们希望通过征地拆迁获取最大程度的补偿；第三个矛盾原因错综复杂。村干部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往往会扮演两面的角色，一方面村干部会鼓励农民团结起来以获取更多的土地补偿及更优惠的征地条件，一方面城市政府往往希望村干部来说服村民，并可能通过给村干部好处来收买村干部服务大局”，①村干部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可能会得到巨额好处，由此导致村民的猜忌和怀疑，引发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两大主体之间的矛盾还在于村委会对土地安置补助费的不合理分配和使用。征地拆迁的补偿款一般包括青苗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三个部分，其中安置补助费占绝大部分。青苗费和土地补偿费归属权在于村民毫无疑义，但安置补助费一般都是支付给村委会，构成村集体资产的主体，然后由村委会兴办集体企业安置村民，但由于村干部往往将这笔巨额补偿金用于不合理方面，甚至贪污，或者村干部在村集体资产收益分红方面存在不公，引起村民对村委会的极度不满。这三大利益主体之间的三对矛盾往往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集中爆发，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导致大规模。鉴于这些顾虑，城市政府轻易不敢启动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进程。四是从农村向城市转制及农民市民化的难题。
关键词：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S731文献标识码： A
1 美好乡村景观设计与城市设计
1.1关于美好乡村景观、美好乡村景观设计的基本认识
美好乡村景观区别于乡村景观，景观组成上应是侧重于乡村聚落形态空间以及与乡村聚落形态空间毗邻的生态山水格局、历史人文形态、农业生产景观在物质形态空间的整合；景观内涵上表现为集历史见证性、村庄特色、标志性风貌与品质于一身，展现生态之美和人文魅力的乡村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高度融合的景观综合体。
故，美好乡村景观是构成乡村形态和风貌特色的重要内容，也是使乡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特征与形象要素。关于美好乡村景观的设计，强调不仅注重乡村的自然生态、地理特征，还应体现乡村景观的历史文化内涵，在遵循审美性、地域特质性及历史文化传承性的基础上重点梳理美好乡村景观自然要素、人文要素的存在方式以及与乡村的空间、肌理关系。
1.2美好乡村景观设计与城市设计
在笔者看来，美好乡村景观设计在思想方法、整体目标的设定及价值取向上，与城市设计存在内在的空间关联。蕴含文化传统、历史肌理空间特征的美好乡村景观作为城市设计中关注的特质性所在，它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通过城市设计这一手段更好地得以维护和落实。
（1） 思想方法上
美好乡村景观设计，实质上是一个注重乡村自然地理特征，体现乡村景观历史文化的设计，强调在遵循审美性、地域特质性及历史文化继承性的基础上重点梳理场地内的美好乡村景观自然要素、人文要素的存在方式以及与乡村的空间、肌理关系。
城市设计是基于乡村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和现状相关问题把握基础上的乡村景观文化、艺术、审美的表达，它注重从村落意象关系的分析入手，把握乡村整体空间的历史文化性、美好乡村景观的特质性，从战略上来确立城市设计的基本命题，并以此指导空间形态设计。
（2） 价值取向与整体目标上
美好乡村景观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美好乡村景观历史文化内涵的表达和文化艺术审美品质的提升，价值取向是乡村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城市设计的整体目标与核心价值在于美好乡村形象特色的体现与美好乡村景观特质空间的生成与发展，强调乡村历史文脉的延续与传承。由此看来，美好乡村景观设计与城市设计在整体目标与价值取向上存在内在的空间契合。
2 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的基本观点
（1）美好乡村景观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实质上是一个基于美好乡村形象特色体现与美好乡村景观特质空间生成与发展下的城市设计问题。应在城市设计思想方法的指导下，把握乡村整体空间的历史文化性、美好乡村景观的特质性的同时，突出美好乡村景观形态空间的文化、艺术、审美。
（2）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其空间生成的特质是基于美好乡村景观历史信息的可读性。设计应从战略高度来审视把握“美好乡村景观特质性”与“特质性生成下的文化传承发展”间的相互关系。美好乡村景观特质性的审视需要以敏锐的认知力，对场地内的景观空间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寻找它们的形态结构、该结构形成原因以及与地域特征的关系；而特质性生成下的文化传承发展，不只是复古与怀旧，也不是对历史肌理空间地简单复制，而是要处理好文化传承与时展品质的关系。
（3）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应从战略与空间设计两个层面来展开：
1、战略层面上，基于乡村自然地理、历史人文整体意象感知的基础上，结合现状存在的问题，通过美好乡村景观空间特质的比较、筛选和提炼，进而确立具有功能、文化、艺术、审美的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命题。
2、空间设计层面上，应在传承与发展乡村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整体乡村景观品质的命题指引下，首先把握设计中的核心问题；进而对美好乡村景观空间进行空间构筑，梳理历史见证性场所空间与文化传承意义的文脉延续空间的内在有机关联，确立设计的具体内容；最后是具体形态空间设计，在具体形态空间设计中，应重点把握集地域特色，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于一体的美好乡村景观功能与形态空间的塑造。
3 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技术路线
4 案例分析――安徽东至元甲山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
4.1城市设计战略层面的把握
4.1.1 元甲山基本概况
元甲山村地处安徽省东至县泥溪镇，与江西彭泽浩山乡毗邻，坐落在皖赣交界新岭梅山脚下，村庄已有千年历史，三面环山，流水绕村，一万多亩生态天然林形成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源于该村千年古村落的历史渊源，又考虑到美好乡村建设的现代品质性需求，项目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把握元甲山乡村整体空间的历史文化性、美好乡村景观特质性的同时，突出美好乡村景观形态空间的文化、艺术、审美。
4.1.2 村落意境感知
（1）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元甲山庄地处东至县泥溪镇元潘村，三面环山，四面环水，自古有“峰峦叠翠、曲水环流”的美誉。一万多亩原始生态天然林，终年潺潺流水，四季鸟语花香，山庄有：“玉兰迎春、曲水环流；明山烟雨、双峰晚秀；新岭松涛、龟鲤争流；古杏似桅、虎啸群山”等自然景观。由此构成了山水聚落的优美生态景色。
（2）地域历史、文化意境感知
地域历史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它以有形的或无形的方式融入到乡村的各个部分，是乡村特色打造的源泉。元甲山地域历史文化包含独具特色的“船型”村落形态、饱经沧桑的历史遗存、风格古朴的传统民居，加之深厚的耕读文化、徽州文化，它们作为元甲山村庄历史发展的文化积淀，反映出乡村的地域文化内涵。
4.2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命题的确立
基于对元甲山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历史文化意境的感知，结合对乡村历史肌理的分析与美好乡村景观要素的审视与提取，将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命题确立为：营建集山水田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旅游文化与时代精神风貌的，独具文化特质与文化传媒形象品牌的当代中国美好乡村景观的城市设计。设计从解决村庄建设的现状主要问题与建设发展的核心问题入手，通过对美好乡村景观特质要素的挖掘与提取、历史见证性景观场所空间的营造和文化传承意义乡村建筑景观的建构，将城市设计与美好乡村景观设计、历史文化保护互为整合，以突出美好乡村景观形态空间的文化、艺术、审美。
4.3 美好乡村景观形态空间设计
4.3.1 整体景观空间构筑――山水田园意象的强化
源于对村落水系历史与时代品质、村落原真性体现等目标的把握，以及生产、生活水域在村落营建的历史发展中融入元甲山村民的情致――船与帆的村落历史形态空间的思考，整体景观空间建构应重点突出环村水系生态、田园、自然的品质，对部分节点空间，加强水口、水圳场所空间的构筑，努力建构“山水村落”的生态田园环境意象。
4.3.2 特质形态空间设计
（1）历史见证性景观场所空间的营建
1、自然景观场所空间的营造――百年玉兰场所空间
百年玉兰位于村东公园，也是东侧进入元甲山的第一界面，从现状来看，作为第一界面，相对来说缺乏标识性；村东公园内树木种植散乱，村口的百年玉兰处于其他树木的包围之中，位置并不凸显。
基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保留村口生态公园，在空间上凸显百年玉兰，并结合百年玉兰营造元甲山村口门景标志性场所空间。村口门景的打造是以元甲山历史文化内涵与历史建筑形象特质的特色形象建构为目标，运用元甲山传统民居建筑房屋内部结构与外部山墙形态的形式组合凸显“村”的意象；青条石肌理的踏步高台和百年玉兰隐喻“船态”、“桅杆”，从而突显元甲山村落“村在船上”的地域历史特质性。
2、人文景观场所空间的营造――王家花厅场所空间
源于王家花厅作为元甲山历史遗存建筑文化艺术的见证性空间，设计应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周边环境风貌的完整性和生活的延续性，凸显花厅地域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整体空间环境的文化、艺术和审美。
① 空间形态物化
24天井的花屋建筑群，如今只剩一方残垣断壁，保留那方残垣断壁，既体现出花厅的历史性、可读性，又展现其真实性。利用构架对墙体做加固性处理，同时以残垣断壁为背景，在其周边新建亭廊。通过亭与廊的结合、亭廊与水景的结合营造场所空间，并力求“残垣、断壁、亭、廊”的历史空间品质与整体空间外部环境的整合性与协调性。
② 场所空间景观环境营造
亭廊与水景的结合，形成庭院空间，同时两处圆雕的点缀，一人经商回家，一处女人带孩在家，使整个空间灵活有度，体现出徽商荣归与徽州民居的古韵风采。
（2）文化传承意义的文脉延续景观空间设计
元甲山的民居建筑设计整体风格在采用现代化功能布局、新形式、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基础上传承了地域文化特色：建筑形态上沿用了当地双坡屋顶与人字形山墙以及折线式马头墙的组合；雨棚形式以元甲山民居建筑山墙元素为母题；整体建筑色彩上传承了元甲山传统民居建筑的白色涂面搭配青砖墙面的立面色彩肌理；住宅主房与附属房的组合以及附属房之间的组合形式，亦是沿用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方式。
乡村民居建筑设计，是对地域性建筑肌理的传承与发展。设计从当地的传统建筑文化中提取元素，并加以总结、概括和提炼，从中引申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村民住宅。建筑形式方面，广大村民喜欢“现代化加乡土味”的建筑，即用现代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建造具有明显地方特质的建筑，因为现代化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乡土化”则可激起村民们对大自然，对他们所熟悉的当地环境、传统和历史文化的亲切感。
5 结语
探讨美好乡村景观设计的目的，就是保护美好乡村景观的完整性和文化特色，改善目前杂乱无章的美好乡村景观现状，挖掘乡村历史文化资源，体现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致力于美好乡村整体环境的文化、艺术、审美，这也是笔者行文的意义所在。可谓任重而道远，本文研究仅仅是漫长路途的一站，寄希望抛砖引玉，以期美好乡村景观设计问题的更多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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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心城市；乡村旅游；开发策略
中心城市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社会经济活动处于重要地位、具有综合功能或多种主导功能并发挥枢纽作用的城市。按其影响范围大小，分为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等级。
乡村旅游开发是中心城市旅游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行政区划的中心城市一般都存在城市与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许多中心城市都涵盖了大面积的城郊地区，不少中心城市的城郊面积甚至大大超过了中心城市主城区。从地域上看，中心城市的城市郊区是城市地域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假日经济的启动，旅游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专线旅游不断减少，短线旅游和城市周边旅游日益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起来。本文以地方性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地方性中心城市乡村旅游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地方性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策略。
一、地方性中心城市乡村旅游特征
(一)资源特征
1 圈层分布。地方性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资源呈现出圈层状的特征。一般由近郊非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中郊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和远郊生态型乡村旅游资源带3个圈层组成。(1)近郊非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近郊为紧邻城市市区的城乡结合部，既有城市设施和城市景观的延伸，也有交错分布的农村田园，呈半乡村景观。这个区域的乡村农业生产资源大多是以时令果蔬、花卉、苗木和药材等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加工为特色，这些经济作物的物产以及形成这些物产的条件和生产过程所具有的景观环境，构成了以经济物产资源为主的、城乡气息交融的非典型乡村旅游资源。(2)中郊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离城市稍远的“中郊”以乡村田园的农耕风貌为特色，以农民生产劳作和生活场景为主，形成优美的乡村田园农耕景观。田园风光结合乡村聚落、乡村民俗和人文风貌，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乡村生活的独特魅力。中郊乡村所具有的农耕文化和生活方式，通常是乡村旅游发展中开发利用最普遍的资源，也是最典型的乡村旅游资源。(3)远郊生态型乡村旅游资源带。在这一区域中，乡村旅游资源与大面积的山林、河和湖等自然资源相结合，并与颇具特色的乡村社区生活方式构成乡村旅游资源。远郊生态型乡村旅游资源的特点是乡村性和生态性互相交织。
2 同一圈层的乡村旅游资源差异不明显，呈现同质化的趋势。由于中心城市涵盖的城郊，在同一圈层中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十分相似，乡村旅游资源的生成条件大体一致，乡村旅游资源类型大致相同，本身没有太大的差异，呈现出外部相似的宏观特征和资源同质化的趋势。
(二)市场特征
中心城市既是旅游客源地又是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客源主要来自中心城市主城区的本地居民以及外地中心城市来的游客。
1 本地居民客源市场。中心城市基础设施较好，通常与城郊地区有通达的公路和便捷的班车往来，游客乘车方便，旅途时间短，城市居民周末出游具有便利的条件。中心城市的本地居民客源覆盖面很广，既包含城市里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高消费人群，也包含普通工薪阶层、离退休职工和学生等，尤以后者为众。旅游方式以散客和家庭式出游为主，团队旅游较少。旅游时间以一日游为主，过夜游客较少，其中假日客源最多，无明显淡旺季。由于距离近和交通方便，属大众化消费，重游率较高。
2 外地游客客源市场。外地游客是中心城市乡村旅游的潜在市场。中心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地，外地客源市场充足。同时，许多中心城市还是优秀旅游城市，每年有数以百千万计的外地客源。中心城市的光环效应会辐射到城郊的乡村旅游，中心城市巨大的客源优势也会影响城郊的乡村旅游，并由此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一般情况下，早期吸引外地游客的是少数典型的乡村旅游地，随着中心城市乡村旅游的不断开发，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愈渐明显，中心城市逐步成为城郊乡村旅游游客的中转站和疏散地。
(三)产品特征
与其它旅游产品相比，乡村旅游产品的主要特征是其所具有的乡村性和复合性。从乡村性特征来看，当前一部分乡村旅游产生于城市近郊，展示的是现代农村、农业的风貌，如农业高科技园游览等，但乡村旅游的主流产品仍然是具有原生态的乡村旅游产品。实践证明，成功的乡村旅游产品总是充满着浓厚的乡村性。从复合性特征来看，乡村旅游产品实现了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使农业资源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化。它将农事活动、自然风光、科技示范、休闲娱乐和环境保护等融为一体，生态、生产和生活相结合，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优势互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合社会效益三统一，是现代旅游业和农业实现双赢、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从产品开发的角度来看，一般旅游产品开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乡村旅游走的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和“示范点”示范相结合的道路。自2001年推荐国家工农业旅游示范候选点以来，各地都很注意示范点的建设，许多地方性中心城市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也都设有乡村旅游“示范点”。
由于各种原因，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产品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同质化倾向。由于乡村旅游是资源依托型的旅游产品，乡村旅游资源的同质化必然会影响乡村旅游产品的同质化，加上乡村旅游产品多为初级产品和服务，乡村旅游同质化相对比较严重，表现为产品定位模糊，有雷同趋向；活动内容简单，项目互相模仿；主题形象不鲜明，缺少营销策划；缺乏创新性的经营理念等。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的原因除了资源同质化、产品初级化以外，还与乡村旅游的开发道路有关。在资源同质、文化同源和地理位置邻近的背景下，首个开发成功的乡村旅游产品，在示范中树立起了榜样，但也有一些地方盲目仿效和跟风，乡村旅游产品的同质化现象由此加剧。
2 质量参差不齐。相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发展时间较短，乡村旅游所依托的旅游地一般地处经济欠发达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加上乡村一般缺乏发展旅游所需的现代服务业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旅游服务的质量。乡村旅游点大多面临着开发和保护不力、管理和服务水平落后等诸多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乡村旅游点，尤其是政府扶植的示范点发展迅速，在短时间内就开发了成效显著的旅游产品。例如，2009年厦
门市市、区两级政府投入了1200万元建设乡村旅游示范点，致力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环境综合治理、人员培训及宣传促销等。乡村旅游示范点五峰村于2009年6月28日正式启动，截至2010年2月，共接待游客9.2万人次，总收入达2000多万元，农民的直接收入达270多万元，同比增长480％，带动了五峰村周边劳动力107人就业，远远走在了同类旅游产品的前面。
3 空间分布以点状、轴带状不连续分布。许多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点，尤其是小规模的“农家乐”大多是自发形成的。它们在空间上以点状分布为特征，散落于各处。若有聚集，则大多与资源的自然禀赋有关，或者与交通线路相联系，在这种状况下，乡村旅游地就呈轴带状不连续分布，乡村旅游活动大多数以—地游或—线游(尤其是—地游)为主。
三、地方性中心城市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策略
(一)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充分利用各圈层资源的不同特色打造不同的乡村旅游产品，而对同一圈层的同质化旅游资源则要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错位开发，使各产品之间、各产品线之间存在横向或纵向的互补关系，而非同质关系。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首先要以科学的市场分析、资源调查以及合理的产品定位为基础，对开发地和开发项目进行开发适宜性评价，排除掉不适宜开发的项目。为了避免开发者盲目逐利或跟风开发某一种产品，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引导，如对有特色的产品提供优惠政策和专业支持渠道等。此外，制定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根据地域分布特点的不同，对乡村旅游的类型、结构和规模进行统一合理布局力避乡村旅游“一窝蜂”发展。在旅游产品和项目的设计开发中，要充分考虑客源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分别向不同的客源市场推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顾客价值和顾客满意度、忠诚度，总体上提高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二)构建环城游憩带
乡村旅游点主要分布在城郊，与其它景点一起环城形成不规则的游憩带，环城游憩带的形成与建设已经引起国内外许多中心城市的关注，但对大多数地方性中心城市而言，环城游憩带尚处于发展初期。
环城游憩带的建设可以将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置于整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背景上统筹考虑，使乡村旅游产品更好地与主城区目标客源市场的需求对接，在充分满足目标客源市场需求的同时，合理分工协作，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使各个乡村旅游点充分发挥乡村旅游效用，分享乡村旅游带来的效益。
构建环城游憩带首先要将环城游憩带的规划纳入到城市旅游发展规划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环城游憩带的规划和建设。通过环城游憩带的规划，以项目和资金两个手段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在统筹考虑的基础上确定开发重点，并在资金、土地、配套设施建设、宣传促销和乡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给予扶持。在此基础上，依据区域开发理论，优化乡村旅游的空间结构，实行“以重点景点为依托的据点式开发和以点穿线的开发相结合”，即以具有一定发展条件的重点旅游点为基础，建设和开发形成中心城市环城游憩带的旅游经济增长点，然后逐级扩散，开发次一级旅游区域，最终形成环城游憩带空间结构优化的点轴系统。
环城游憩带的构建在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同时，对城乡旅游一体化和提高区域中心城市的旅游综合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通过环城游憩带的构建，不但可以满足中心城市居民及中心城市游客的旅游需求，而且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城市中心旅游热点的环境压力。二是环城游游憩带的构建可以与城市旅游相辅相成，提升中心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三是环城游憩带上的各个片区根据自身资源的特点，区分不同的细分市场，进行差异化定位，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形成差异化的旅游产品，可以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市的旅游产品体系。
(三)推行乡村旅游标准化
标准化的思想是对基础标准、硬件设施、功能布局、安全卫生、生态保护和服务质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既可以维护乡村旅游者的利益，也可以规范乡村旅游经营者的行为，还可以有效解决乡村旅游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2004年，上海市率先了《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而后不少省市也相继出台有关规范，对经营“农家乐”和发展乡村旅游等提出明确的经营管理和服务质量要求，这些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在实践中有力地推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商务部《农家乐经营服务规范》，更是促使乡村旅游的管理深度得到有效拓展。但从总体上看，乡村旅游标准的针对性、体系化还必须加强，而且标准的颁布多用于衡量，指导作用尚未得到很好的发挥。
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要执行和参照执行各种乡村旅游的标准和规范，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要求和实施方案。制定新标准前应进行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并且要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修订完善。
做好乡村旅游标准化的实施与推行。大力加强对乡村社区的标准化宣传教育，发挥乡村旅游标准化先发地区和优秀经营户的示范效应，对乡村旅游标准化实施动态管理，大力推动优秀旅游乡村的发展，注重乡村社区的参与，加强参与人员的培训与管理等。通过乡村旅游标准化的实施，不断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
(四)发挥中心城市主导功能城乡统筹发展
地方性中心城市在区域旅游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主导作用。地方性中心城市往往既是区域旅游目的地，又是区域旅游客源地和旅游集散地，它承担着区域旅游经济的组织和协调活动。因此，应发挥中心城市主导功能，城乡统筹发展乡村旅游。
1 城乡旅游产品互补。市场需求多样化是当前旅游发展的一种趋势。旅游地为满足市场需求，必须开发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城乡旅游资源的差异性导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旅游产品各具特色，要在乡村旅游产品差异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划、打造城乡互补的区域旅游产品体系，满足不同类旅游者的需求和同类旅游者的不同层次需求。
2 城乡客源市场的互补与共享。城市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一级客源市场为中心城市居民，二级客源市场可以是来自中心城市旅游的分流客源。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分农村居民利用农闲时节，到邻近的中心城市旅游，构成城市旅游客源。鉴于此，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主导作用，促进城乡旅游市场的共同繁荣。另外，从大区域来看，城市旅游与乡村旅游同属中心城市旅游，可以构成一个整体。因此，应进行整体营销，进行统一的形象定位，共同开发中心城市以外的客源市场。
3 共享中心城市的旅游业资源。在城乡统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可通过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理念，统筹区域规划，整合资源，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环境综合治理、人员培训及宣传促销等，以促使乡村旅游的发展共享中心城市的旅游业资源，最终实现城乡旅游共同发展，提升整个区域的旅游发展水平。
注释：
①葛全胜、吴殿延《西部旅游开发战略的初步探讨》，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81期第21至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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