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较强的使用性质和较弱的理论色彩是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范围广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活动中都贯穿这传播学，传播问题散发在各个学科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管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在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学术活动中已很难区分，或者说区分的必要性已经很小。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五、研究的热门话题
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本文由收集整理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较强的使用性质和较弱的理论色彩是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范围广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活动中都贯穿这传播学，传播问题散发在各个学科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管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在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学术活动中已很难区分，或者说区分的必要性已经很小。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五、研究的热门话题
关键词 《中国新闻史》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一、《中国新闻史》教学的历史回顾与现状
《中国新闻史》教学的历史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报学系之时设立的《新闻学历史与原理》课程，当时正是中国新闻史教学的初创时期，在随后许多高校成立的报学系科或新闻系科中都设有这一课程，但其名称一般是《中国报学史》或《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报刊发展史的著作，也是戈公振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它为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由此可见，《中国新闻史》课程的开设是伴随着高校新闻系科(或称报学系科)的创建而开始的，历史久远。目前作为新闻院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它主要分析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新闻事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学习中国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与优良传统，探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课程从历史的视野学习专业理论与知识，其重点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性思辨意识，它在整个新闻教育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日本新闻传播学开山鼻祖、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首任所长小野秀雄所说：任何科目在新闻或传播学院的学科设置中都可以增加或削减，但有三个科目却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伦理教育。
然而，目前《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现状与课程地位却让人堪忧。对此，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吴廷俊教授和顾建明教授曾经这样总结：“一是著述上探究微观有余，着眼宏观不足；二是讲授知识有余，剖析规律不足；三是讲授媒体宣传内容有余，描述媒体自身发展不足；四是讲授近现代有余，追叙古代不足；五是讲授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有余，但讲授民族资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不足，未能反映整个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
在与新闻学科的其他课程的比较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新闻史教学既不像采写编评课程那样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也不像新闻理论课程那样讲求学理。尤其在与新闻实践的关系上，很多学生感觉新闻史课程对现实的指导价值不大，而我们学习新闻史的目的就是要从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中获取对当今时代有用的知识，以便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与现实生活应该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以为这种矛盾是目前新闻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学生对于新闻史课程的认识，也使得从事新闻史教学的老师经常陷入教学与实践脱节的尴尬境地，从而造成新闻史课程在实际的新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被动摇。甚至在有些新闻院系的教学计划中，新闻实践课程被放到了主要的位置，而新闻史教学已显现出边缘化的危机，这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问题分析
第一，从教学内容上看，框架陈旧，且教学重点不够突出，无法更好地体现出专业特色。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史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教学内容和框架上，却一直缺乏创新，仍然较多地受到“革命范式”的影响，使中国新闻史长期依附于中国政治史、革命运动史和党史等，授课内容也以新闻宣传领域的斗争、新闻宣传内容和介绍中国共产党党报活动为主，较少涉及到新闻事业和报刊本身业务的研究，非党报刊活动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这样不仅很难再现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更在定定程度上削弱了新闻史教学鲜明的专业特色。
例如，一些著名的商业报纸《申报》、《新闻报》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发行量都超过了15万份，但教学内容上也只是简单概括为“大报企业化”。这些教学内容上的偏颇违背了新闻史教学的全局意识，也缺乏对新闻事业本体规律发展的探究，这势必影响到学生对新闻事业发展历史全貌的把握和理解。
第二，从教学思想上看，“就史论史”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难以达到新闻史教学的真正目的。
众所周知，任何历史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历史也只有在为现实服务中才具有永恒的价值。这表明历史学习的对象虽然是过去，但其着眼点却是今天和未来。同样，新闻史教学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学生在了解新闻事业产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把握其中的规律，以期对新闻实践有借鉴指导作用。但今天的新闻史教学却未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很多学生对新闻史学习没有兴趣，认为学习新闻史对将来从事新闻工作用处不大，究其原因，教师简单的“就史论史”的教学思想是一个重要因素。新闻史课程教师的主要任务却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知识的简单传授上，而是应该设法引导学生在了解史料的基础上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从而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理性思辨能力，体现新闻史教学的实践作用。
例如，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是本着读者至上的服务精神，也恪守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准则的典范。教师在梳理完他的新闻活动之后，还应该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邹韬奋的新闻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新闻事业有何借鉴意义?传媒应当怎样赢得受众?那种“读者需要什么就刊登什么”的做法可不可取?这样，学生对“韬奋精神”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教材过于厚重，雷同现象严重，编纂方法缺乏新意。
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重要依据和参考，目前中国新闻史的教材主要有这样几种：《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史》(丁淦林)、《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吴廷俊)、《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黄瑚)、《中国新闻史》(方晓红)、《中国新闻通史》(刘家林)等，大多都比较厚重，知识点千头万绪，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量，也不利于重点知识的把握。并且，纵观各类教材，从章节安排到具体内容都大同小异，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在编纂方法上，虽然有些教材也尝试依据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来构建体系，但由于缺少对一些新的史学研究的成果的吸收借鉴，所以基本上还停留在以时间为框架的传统的历史编纂方法的层面上，这些都造成了新闻史教学很难有大的突破，课程枯燥乏味在所难免。
第四，教学方法保守老套，教学手段单一，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新闻史教学一般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教师讲述，学生听记，这种单向传授的教学方式似乎一直没有很大的改变。新闻史的教学还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历史教学，比如文学史，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大量的作品流传下来，而学生在学习新闻史的时候，接触较多的只是一些报刊的名称，或者再有几张简单的历史图片，很难形成具体而又深刻的感知印象。据笔者了解，虽然许多学校的新闻史课程都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实际上并未完全发挥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功用。比如，课件制作仍以文字材料为主，很多都只是把传统教学
中的板书内容稍加扩展制作成幻灯片，图片也不外乎是几张历史人物的照片和一些老报纸的资料图片。并且这些在教材中都有体现，所以收效甚微，根本无法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革新之路
首先，以“回归本体”的思想对新闻史教学内容进行重新梳理与充实，彰显专业特色。
《中国新闻史》是一门专业史课程，通过学习，学生应了解本专业即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它在社会上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形成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等。教师应突破原有的教学内容的框架与束缚，少讲一些一般性的历史背景与新闻宣传内容，重点讲述对新闻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事件、业务变化、管理经验、新闻思想等。加强新闻本体内容的教学不仅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还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例如从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前辈身上汲取专业精神、树立道德规范，从历史上一些媒介的兴衰掌握一定的媒介经营管理经验等。当然，这部分内容在教材中的体现可能很少，教师需要多方面地寻找材料，并在授课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加以注意。比如一些媒介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如张季鸾、成舍我、胡政之)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关于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等内容大部分的教材就没有涉及或介绍很少，脉络不清，需要充实与梳理，从而使新闻史课程彰显出专业特色。
其次，坚持“史论结合”，并力求体现新闻史教学的现实意义，培养思辩型新闻人才。
“史论结合”是新闻史课程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新闻理论需要揭示新闻活动的规律，这就离不开对历史的研究和总结。新闻实践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方略，也离不开对历史上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的借鉴，而这些丰富的理论观点就蕴含在大量的史实中。教师应坚持“史论结合”的教学思想，以史为本、论从史出，并力图从不同视角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解释与判断，时刻把历史当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引导学生联系实际深入思考，这样新闻史教学才落到了实处，学生也会真切地感受到学习新闻史的现实意义。此外，这种教学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培养思辩型新闻人才，即不仅应该掌握必要的业务技能，更应该具备较高的理论思维能力，这也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的必备的素质，体现了新闻史课程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再次，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上，大胆尝试，勇于创新。
第一，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在新闻史教学中的作用。使用多媒体教学并不简单意味着把原来板书的内容制作成幻灯片，教师要学会利用多媒体强大的信息功能来进行教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存储工作。根据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师可以先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相关的历史资料，诸如人物传记、参考文献、新闻作品、历史图片、人物照片以及一些历史文献纪录片等，把它们分门别类地保存起来，形成一个教学资料库。当然在制作课件时，要挑选最典型、最需要展示的材料，这样才能给学生留下生动的感性的印象。优秀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是可以多感官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它对于活跃课堂气氛、唤起学生的学习欲望、提高教学效率都有很好的促动作用。
第二，教师还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授课技巧。使用多媒体教学并不排斥传统教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对历史上重要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讲述是教学的一个重点，也常常是最有生命力的内容。教师可以尝试使用“故事教学法”，即用讲故事的形式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真实、客观、立体形象地讲解。比如在讲到“苏报案”时，就可先从“苏报案起因”人手，通过“审判庭上”、“狱中斗争”等故事的介绍使学生明了整个“苏报案”的经过，并对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报人慷慨陈词、正义凛然的革命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还可以采用问题教学法、讨论教学法等，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总之，教师要避免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就要发挥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根据教学内容来选择最佳的教学方法。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关键词】新闻史 《大公报》 范式 《申报》 跨学科
一、新闻史研究历程
作为信息与舆论的传播媒介，新闻事业都从属于一定的社会阶级，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因此，对于中国历史的各项研究，最终都绕不开对于新闻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新闻史也隶属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是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史的研究，正式开始于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其中共经历了三个阶段①，1949年前属于新闻史研究的奠基阶段，主要集中在通史、报刊史以及新闻人物传记上；建国以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新闻史研究全面展开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显示出海峡两岸共同进步的特点；1978年以来则是新闻史研究的繁盛阶段，特别是重要刊物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纵观八十多年的研究历程，新闻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历史的报刊与报刊的历史等同起来，新闻史变成了报刊史。就像学者李彬在谈到中华民族新闻史的研究现状时所说的：新闻史研究缺乏叙事，少情寡趣。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流水帐，里面难以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满目多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②在其后的研究中，虽然有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内容加入，但新闻史研究的范式依旧如故，显现出严重的陈旧保守气息。除去新闻史本身编写的缺陷，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史料本身的研究，而轻视思想发展探析的倾向颇为严重。
新闻史作为一个基础学科，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与此同时，“古为今用”的思想却极难践行。对待新闻史研究，不是陷在史料的泥沼里，灰头土脸；就是束之高阁，敬而远之。就像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所指出的那样，新闻史的研究因为总是在固有的条条框框中打转而缺少了作为史的特点以及新闻这个学科的特点。
二、《大公报》与史学研究范式
在新闻史的漫长过程中，总有一些报纸和一些名记者绕不开跳不过。被密苏里新闻学院评为“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的《大公报》就是其中之一。在关于《大公报》的研究中，“范式”两个字似乎是其撇不开的核心。
如库恩所言，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一结构的模式就成为“范式”（Paradigm）③。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系统阐述道，范式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简单来讲，就是立足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前提。
80年代之前，《新华日报》将《大公报》定性为“小骂大帮忙”，之后在改版为《进步日报》时，发表宣言坦言前身“是一张反动的报纸”，是一张为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报纸，导致否定《大公报》成为舆论的主旋律。这种以是否具有先进的斗争性的评价基点，被称为革命化范式的逻辑。就是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归结为两大基本矛盾的演化，即封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由此构成革命化范式“不言自明的信念”或“共同前提和出发点”。这是新闻史研究长期以来的固有思想，以政治的眼光和史学的方式研究新闻史的发展路程。造成的局限在于，仅以党报和革命报刊为主，忽视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对新闻事件和任务的评价以阶级分析、革命判断为标准。可以说，在这种范式之下，我们确实走出了史学本身，却又陷在了政治的漩涡里。
直到80年代之后，方汉奇“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④，才开始扭转革命范式下的一边倒评价。这时候，现代化范式开始出现，史学开始以世界为主题构建中国近代史，将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称为一个从封闭、传统和落后的社会，一步步走向文明、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新闻史的研究中，加入了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观念，将新闻史的发展放到了整个社会当中，开始关注民营报刊和报人以及当时的社会。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⑤。民族国家范式出现并开始在研究中渗透，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历史。新闻史研究在这一范式的主导下，其核心思路变为追寻国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过程，突出的是认同感，强调的是经由媒介而建构的心理意象和感情认同。
在这些范式的演变中，出现变化的是研究视角，就像史学研究开始关注文化史、社会史一样，新闻史也开始走出作为政党喉舌的政治视域，融入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的视角，这是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多学科方式渗入的过程。
就像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所说的：“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⑥
新闻史也不例外。在新闻史的研究中，要将新闻传播视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体现为三个融合，一是新闻与社会的融合，二是理论与历史的融合，三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将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打通，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将新闻理论与新闻历史打通，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将新闻学与传播学打通，以兼容新闻与传播的视角，透视新闻传播的纷繁图景，追索其脉络，描绘其状貌，解析其意义，探究其规律。
三、《申报》研究及史学跨学科视角
以上提到研究范式变迁，表现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跨学科对话，也就是“跨学科的史学研究”。“跨学科”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纽约，其最初含义大致相当于“合作研究”，而在我国最早采用的是“交叉学科”的概念。伴随着技术的融合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科学成为一项综合性事业，方法、路径多元化的需求，迅速推进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跨学科研究随着史学危机论的提出而兴起并渐成思潮，到20世纪末达到了一个顶峰。这种在研究具体的历史对象时吸收、借鉴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获取新的视角，拓展新的思路，以开阔视野，深化理解的方法在新闻史的研究中，也已经广泛使用。
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中，存在最久、影响范围最广的当属《申报》，她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在78年中，《申报》历经了清朝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又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阶段，记录了晚清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对于《申报》的研究，既可以归为个案研究，也可以看作区域研究的一部分。总的来说，《申报》研究主要包括报纸自身的发展研究、报纸与社会的研究以及报纸上社会呈现的研究。其已经突破了载体层面的研究，扩散到了其承载的内容、文化层面问题的研究，开始透析这些层面受到媒介形态的制约和推动所产生的变化。
从建国以来所有研究《申报》的论文来分析，可以发现重点已经集中在《申报》这个媒介与近代社会演变之关系以及对于社会的展示上，比如政治舆论建设、重要时期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引导等。不管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传递，女性形象构建和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是消费社会的形成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分析，都加入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分析，文本透视已经不再局限于新闻史本身，而是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路径来观察新闻史的一个演变过程，展现社会全貌。
《申报》本身包含了新闻史研究的诸多要素，比如名记者，比如副刊定位、经营理念、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同时又包含其他学科研究的素材，比如广告、装帧编排艺术、历史事件，这些都说明了新闻史研究可以寻求的视角和采用的方法，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社会学理论和人文思想的渗透。
不管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线性的还是循环往复的，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历史来关照社会，研究社会历程以及对当今的意义。在对《申报》的不同视角的研究当中，媒介的社会属性被不断深入展示。但也出现了一点偏向，我们开始过分关注学科之外的方式而忽略了自身理论的视角。在十年的《申报》研究中，关于新闻理论视角的论文少之又少，这同时在提醒我们，采用不同研究视角本身是为学科发展服务的，如果将学科的显著性抹杀，那么所有史学的研究就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启示。
结语
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新闻媒介作为承载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载体，自身所富含的史学意义、社会人文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对于新闻史的研究突破已有范式，采用不同的研究视域是获得新进展的必要路径。
新闻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路径受其影响和制约，其中跨学科的视角的提出，已经成为新闻史关照社会提供新的研究利器，学科观念与学科研究方法上的跨越重点还是落脚于采用怎样的视角来扩大新闻史的意义，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采用不同领域的方法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
参考文献
①方汉奇，《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首届中国新闻史学研讨会专题发言，1992-6
②李海若，《从叙事学视角看中华民族新闻史研究范式》[D].中央民族大学，2009：5
③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
④方汉奇，《为〈大公报〉辩诬—应该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J].《新闻大学》，2002（3）
⑤周少四，《论〈大公报〉的历史贡献和局限》[J].《现代商贸工业》，2009（16）
⑥乔志强、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J].《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