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锦州市农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这里所说的农业结构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指的是种植业。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水产养殖）。比较普遍的一个提法是大农业，实际上大农业是在广义农业的基础上，农业内涵的一种扩展和延伸，这里还要说明两个概念：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我认为，所谓传统农业，就是在传统生产观念、生产条件、生产技术、管理方法、管理体制下的农业生产模式。所谓现代农业，是指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和现代物质装备条件武装起来的，集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社会化诸多特性为一体的农业发展模式。
近年来，锦州市在稳定粮食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蔬菜、畜牧、林果、水产四大主导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效。2008年我市农业结构分布是：农业总产值236.09亿元，其中种植业：92.08亿元；林业：12377万元；畜牧：1150427万元；渔业：250328万元；服务业：26951万元。种植业总面积635.3万亩，粮食作物面积497.1万亩，其中，玉米：407.6万亩、小麦：1.23万亩、水稻：63万亩；经济作物：60.2万亩；菜田：13万亩；水果：116.4万亩；设施农业：130.58万亩。
从以上情况看，近年来，我市农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新的进展，效果是显著的。对现代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按照建设我市现代农业的总任务，还有相当的差距，
二、存在的问题
锦州市农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和先进地区相比尚有差距，特别是随着结构的调整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具体表现是：
1.农产品市场发育滞后，对市场的动态性、潜在性把握不够，产销脱节、种植业结构调整盲目性较大问题依然存在
2008锦州市粮食总产量210.62万吨，其中玉米：171.65万吨，小麦3.68万吨，水稻：35万吨；经济作物：11.25万吨；蔬菜：683.16万吨；设施农业：529.37万吨，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经营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盲目从事。具体表现一方面是农民跟风现象严重，从而盲目发展多种经营，弃粮转产，一些本来适宜种粮的也转了产，却不在精耕细作、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搞好加工转化上做文章。当前不少地方的多种经营，依然停留在“小而全”上。多种经营不等于经营多种，应根据自身优势和市场需要确定经营项目。
2.农业科技化、标准化意识不强，产业化、规模化水平较低
锦州市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农业教育培训体系、技术推广体系还有待完善；我市农业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农民标准化意识不强，质量标准体系、监测检验体系和质量认证体系，与先进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使得农业品牌的创建和特色农业的发展滞后，农产品出口创汇渠道不畅通；锦州市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程度还不够高，作为产业化、规模化载体的龙头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还不足，带动能力弱。
3.二、三产发展缓慢，剩余劳动力安置渠道不畅通，农民收入结构有待改善
锦州市农产品开发后劲不足，初级产品、普通产品依然占多，去年我市农业总产值236.09亿元，蔬菜产值71.12亿元，水果产值13亿元；设施农业产值63.87亿元。但是深加工产品、特色产品、高端产品少，利润空间有限，使得二、三产发展缓慢。
4.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不能充分有效的发挥平台作用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业新技术和国内、国际市场信息不能及时得到反馈，致使农民盲目赶行情，造成农产品滞销、低价现象严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机制有待调整完善，政府引导型产品的生产鼓励政策欠缺；“形象”，“面子”工程依然存在。
三、对锦州市农业结构调整的建议
1.农业结构调整应树立战略意识、市场意识、质量意识、科技意识、服务意识
一是树立战略意识。根据当前市场需求，要把农业结构调整放到整个经济发展的大局去考虑，看得远一些，想得深一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树立市场意识。坚持市场决定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尊重农民的自。把市场需要和本地的优势结合起来，注重发展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拳头产品。用政策和市场信息引导农民自主调整农业结构，抓好市场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对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三是强化质量意识。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是解决当前农产品缺乏竞争力、农业增产不增收问题的重要途径。四是强化人们的科技意识。结构调整的效果如何，关键要看是否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农业的增长能否真正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五是要从信息、技术、流通三个方面作文章，树立新的全面的服务意识，实实在在地为农民解决好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2.整合锦州市农业资源，大力实施科技兴农，加快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进程
一是要整合我市丰富的农产品、旅游等优势资源，大打科技牌，重点开发和推广优质高产高效技术，逐步建立具有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高效率、高效益的技术推广体系；二是要加大科技示范的力度，进一步搞好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更好地发挥示范园区的辐射、带动、示范作用，支持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发展。三是要进一步建立与完善农业标准体系，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纳入标准化管理轨道，实施品牌战略，扶持和培育优质农产品，提高我市龙头企业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用率，推动我市农业结构调整产业化、标准化建设，不断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场，实施农业品种更新换代
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场，引进农业新品种15个，推广新技术18项，新品种花生和大根萝卜普及率超过90%，脱毒马铃薯达到4.4万亩。实施了农业品种更新换代工程，从2006年开始，市财政连续两年投入贴补资金140万元，引进花生和大根萝卜新品种，新品种花生种植面积达到10.3万亩，新品种大根萝卜种植面积达到2.5万亩，推广脱毒地瓜500亩。两年直接增加农民收入5000余万元。
更新农作物品种后，农产品品质大幅度提高。2006年，兴城市被列为省级油料作物生产基地和花生出口基地。“红崖子”牌花生获国家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证，“黄小鸭”牌花生获日本、美国、法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的有机农产品认证。为了提高花生产量和品质，从山东、河北两省引进了目前国内比较优良的花生新品种“鲁花12号”、“花育20号”等25.79万公斤，进行新品种繁育，共繁育新品种250万公斤，应用面积10.3万亩。新品种花生增产效果显著，平均亩增产75公斤，亩增收450元。花生作为主要油料经济作物，已成为兴城市的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占兴城市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0%左右，2007年种植面积达23.8万亩，年总产量5000万公斤左右。红崖子乡花生批发市场是东北第一大集花生生产、加工、销售的集散地，有花生加工、销售企业22家，已实现了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生产模式，花生出口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二、调整农业结构，逐步形成优势产业
土豆是兴城市特色产业之一，全市种植面积4.8万亩，近几年土豆增收明显。几年来，主管业务技术部门加强了对土豆种植的技术指导，在品种引进、管理技术的应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土豆的产量和品质大幅度提高，亩产土豆达到6000公斤，亩收入4800元。大寨乡是土豆种植生产专业乡，种植面积达到2.25万亩。大寨乡的土豆远近闻名，获得了 “关外土豆第一乡”的美誉。
果树生产向优质化方向发展，为了提高果品质量，近几年来很抓果树管理，强化果实套袋技术的推广，建设标准示范园，目前有科技示范园20处，其中省级1处，为南大乡后山村果园，市级标准园19处。加强东辛庄花卉小区、南大黄金梨小区、望海葡萄生产小区及三道苹果、梨生产小区建设。其中三道沟的果品基地已成规模，管理水平居葫芦岛果业生产先进行列。
玉米是兴城市的主要粮食作物。近几年，兴城市开始引进玉米精量播种机，经过示范、使用，收到良好的效果。2bqf-2型玉米精量播种机采用气吸式单粒点播，省种、省工，每亩可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30元，深受农民欢迎。2007年全市购进玉米精量播种机137台，年可为农民增加收入近百万元。
三、发展设施农业，建设日光温室设施小区
近年来，兴城市设施农业得到了较快发展，蔬菜大棚已发展到2.5万亩，纯大棚占地面积1万亩，各类蔬菜大棚达到1万多个。新建省级日光温室蔬菜小区107个。2007年协调贷款1000万元，支持海滨乡发展3个市级蔬菜设施小区。
建设设施蔬菜日光温室小区，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开展集约化高效种植业生产的最佳途径。设施蔬菜日光温室小区生产是适应旱作节水农业发展的需要。设施蔬菜反季节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
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农产品符合安全、优质、营养、生态的要求，才有市场竞争力。兴城市以实施农产品标准化为突破口，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生产，以此提高农产品核心竞争力。
一、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场，实施农业品种更新换代
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场，引进农业新品种15个，推广新技术18项，新品种花生和大根萝卜普及率超过90%，脱毒马铃薯达到4.4万亩。实施了农业品种更新换代工程，从2006年开始，市财政连续两年投入贴补资金140万元，引进花生和大根萝卜新品种，新品种花生种植面积达到10.3万亩，新品种大根萝卜种植面积达到2.5万亩，推广脱毒地瓜500亩。两年直接增加农民收入5000余万元。
更新农作物品种后，农产品品质大幅度提高。2006年，兴城市被列为省级油料作物生产基地和花生出口基地。“红崖子”牌花生获国家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证，“黄小鸭”牌花生获日本、美国、法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的有机农产品认证。为了提高花生产量和品质，从山东、河北两省引进了目前国内比较优良的花生新品种“鲁花12号”、“花育20号”等25.79万公斤，进行新品种繁育，共繁育新品种250万公斤，应用面积10.3万亩。新品种花生增产效果显著，平均亩增产75公斤，亩增收450元。花生作为主要油料经济作物，已成为兴城市的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占兴城市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0%左右，2007年种植面积达23.8万亩，年总产量5000万公斤左右。红崖子乡花生批发市场是东北第一大集花生生产、加工、销售的集散地，有花生加工、销售企业22家，已实现了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生产模式，花生出口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二、调整农业结构，逐步形成优势产业
土豆是兴城市特色产业之一，全市种植面积4.8万亩，近几年土豆增收明显。几年来，主管业务技术部门加强了对土豆种植的技术指导，在品种引进、管理技术的应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土豆的产量和品质大幅度提高，亩产土豆达到6000公斤，亩收入4800元。大寨乡是土豆种植生产专业乡，种植面积达到2.25万亩。大寨乡的土豆远近闻名，获得了 “关外土豆第一乡”的美誉。
果树生产向优质化方向发展，为了提高果品质量，近几年来很抓果树管理，强化果实套袋技术的推广，建设标准示范园，目前有科技示范园20处，其中省级1处，为南大乡后山村果园，市级标准园19处。加强东辛庄花卉小区、南大黄金梨小区、望海葡萄生产小区及三道苹果、梨生产小区建设。其中三道沟的果品基地已成规模，管理水平居葫芦岛果业生产先进行列。
玉米是兴城市的主要粮食作物。近几年，兴城市开始引进玉米精量播种机，经过示范、使用，收到良好的效果。2bqf-2型玉米精量播种机采用气吸式单粒点播，省种、省工，每亩可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30元，深受农民欢迎。2007年全市购进玉米精量播种机137台，年可为农民增加收入近百万元。
三、发展设施农业，建设日光温室设施小区
近年来，兴城市设施农业得到了较快发展，蔬菜大棚已发展到2.5万亩，纯大棚占地面积1万亩，各类蔬菜大棚达到1万多个。新建省级日光温室蔬菜小区107个。2007年协调贷款1000万元，支持海滨乡发展3个市级蔬菜设施小区。
建设设施蔬菜日光温室小区，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开展集约化高效种植业生产的最佳途径。设施蔬菜日光温室小区生产是适应旱作节水农业发展的需要。设施蔬菜反季节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
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农产品符合安全、优质、营养、生态的要求，才有市场竞争力。兴城市以实施农产品标准化为突破口，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生产，以此提高农产品核心竞争力。
一、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场，实施农业品种更新换代
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场，引进农业新品种15个，推广新技术18项，新品种花生和大根萝卜普及率超过90%，脱毒马铃薯达到4.4万亩。实施了农业品种更新换代工程，从2006年开始，市财政连续两年投入贴补资金140万元，引进花生和大根萝卜新品种，新品种花生种植面积达到10.3万亩，新品种大根萝卜种植面积达到2.5万亩，推广脱毒地瓜500亩。两年直接增加农民收入5000余万元。
更新农作物品种后，农产品品质大幅度提高。2006年，兴城市被列为省级油料作物生产基地和花生出口基地。“红崖子”牌花生获国家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证，“黄小鸭”牌花生获日本、美国、法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的有机农产品认证。为了提高花生产量和品质，从山东、河北两省引进了目前国内比较优良的花生新品种“鲁花12号”、“花育20号”等25.79万公斤，进行新品种繁育，共繁育新品种250万公斤，应用面积10.3万亩。新品种花生增产效果显著，平均亩增产75公斤，亩增收450元。花生作为主要油料经济作物，已成为兴城市的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占兴城市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0%左右，2007年种植面积达23.8万亩，年总产量5000万公斤左右。红崖子乡花生批发市场是东北第一大集花生生产、加工、销售的集散地，有花生加工、销售企业22家，已实现了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生产模式，花生出口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二、调整农业结构，逐步形成优势产业
土豆是兴城市特色产业之一，全市种植面积4.8万亩，近几年土豆增收明显。几年来，主管业务技术部门加强了对土豆种植的技术指导，在品种引进、管理技术的应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土豆的产量和品质大幅度提高，亩产土豆达到6000公斤，亩收入4800元。大寨乡是土豆种植生产专业乡，种植面积达到2.25万亩。大寨乡的土豆远近闻名，获得了 “关外土豆第一乡”的美誉。
果树生产向优质化方向发展，为了提高果品质量，近几年来很抓果树管理，强化果实套袋技术的推广，建设标准示范园，目前有科技示范园20处，其中省级1处，为南大乡后山村果园，市级标准园19处。加强东辛庄花卉小区、南大黄金梨小区、望海葡萄生产小区及三道苹果、梨生产小区建设。其中三道沟的果品基地已成规模，管理水平居葫芦岛果业生产先进行列。
玉米是兴城市的主要粮食作物。近几年，兴城市开始引进玉米精量播种机，经过示范、使用，收到良好的效果。2BQF-2型玉米精量播种机采用气吸式单粒点播，省种、省工，每亩可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30元，深受农民欢迎。2007年全市购进玉米精量播种机137台，年可为农民增加收入近百万元。 转贴于
三、发展设施农业，建设日光温室设施小区
近年来，兴城市设施农业得到了较快发展，蔬菜大棚已发展到2.5万亩，纯大棚占地面积1万亩，各类蔬菜大棚达到1万多个。新建省级日光温室蔬菜小区107个。2007年协调贷款1000万元，支持海滨乡发展3个市级蔬菜设施小区。
建设设施蔬菜日光温室小区，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开展集约化高效种植业生产的最佳途径。设施蔬菜日光温室小区生产是适应旱作节水农业发展的需要。设施蔬菜反季节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
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农产品符合安全、优质、营养、生态的要求，才有市场竞争力。兴城市以实施农产品标准化为突破口，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生产，以此提高农产品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5-0088-04
一、引盲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人口规模与地域规模不断扩大的一种自然、社会历史过程…。农业现代化就是把建立在感性经验和手工工具基础上的传统农业转变成为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和现代管理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是指对各个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内部的构成和相互关系根据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合理的调配，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及就业结构的调整。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三农”问题亟待解决，内需不足，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与当前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而农业现代化正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着力点，产业结构调整是优化城乡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城镇化则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刘易斯(1954)提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他指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低收入劳动力，工业部门只需支付传统农业部门维持生存相应的工资便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使得农业劳动力不断地流向城市，实际上点明了发展城市工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钱纳里等(1975)指出城市化是生产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是某种程度上分散的发展过程，此过程受未来收入和对就业的期望，以及政府支出的分配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迪克西特(1977)以长期技术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前提，指出通过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资本积累可以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村就业水平。杨文举(2007)提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认识到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二者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加大城镇基础设施投入等建议。胡培兆(2003)指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使农村人口比例合理地减少，而农村人口的合理减少又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以多养少”的外部经济条件强化。因此，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必需的”。目前国内学者对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多以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本文通过建立三者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拟解决以下问题：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会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程度如何。
三、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机理
(一)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
城镇化过程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这种就业结构的转换本身就是产业结构变化与调整的直观体现。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的过程是潜在消费需求转变成现实消费需求的过程，随着需求的扩大和经济密度地提高，社会的分工和需求的层次不断变化升级，刺激着产业结构的发展与变化。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非城镇居民则会形成一种“追赶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加速了农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另一方面则带动了产业结构由一产向二三产业的转换。农业现代化则通过两个途径影响着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大量的农业机械、化肥等工业制品和物流、金融、科技等相关服务，这些需求直接促进了与之相关的二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使得农业生产效率持续提高，将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以城镇化为中介间接地影响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反馈机制
产业结构调整受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明显，并且具有显著的反馈效应。随着二三产业逐步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将持续增加，这种结构调整升级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同时，二三产业的发展建立在资本积累、产业聚集的基础之上，资本的趋利性使其不断向城镇集中，产业则因为规模效应向集群方向拓展，这使得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集聚，更实现了经济与产业的集聚，城镇体系趋于完善。正是因为有了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的吸引，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客观上要求农业生产必须提高生产效率，打破原有的“以多养少”的格局，从而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二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先进的农机设备和科学技术的推广，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根本，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基础保障。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的选择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代表性，选择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UR)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劳均农用机械总动力(AP)来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Is)来衡量产业结构。本文的研究以新疆为例，数据为1970年至2007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历年《新疆统计年鉴》和《新疆五十年》。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LnUR、LnAP、LnlS。
(二)单位根检验
由于非平稳序列可能会产生虚假回归现象，所以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采用ADF单位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水平。
从表1可知：LNUR、LNAP、LNIS在5％的水平三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实际上在10％的显著水平上仍然是非平稳的。进一步对其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原假设被拒绝，即序列是平稳序列。这说明三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1(1)。
(三)基于Johansen检验的协整分析
Johansen检验是基于VAR模型进行的，为了方便进行协整分析，首先构建一个VAR模型。我们采用AIC和LR准则来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由于三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Johansen“迹”检验来确定模型中的协整向量个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三个协整关系，
我们选择以LNIS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
LNIS=1.179600×LNUR+0.072244×LNAP-0.513 068
[4，65 648] [-1.70752]
括号内数字为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由上式可知，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1％，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分别为1.1796％和0.072244％。从长期来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农业现代化。这与实际相符，城镇化发展即是人口的集聚，更是经济的集聚，人口和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迅速增加，带动二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农业现代化一方面释放出大量农村劳动力，促进了城镇化发展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产生对先进技术、设备、人力资本的大量需求，刺激了二三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在直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通过对城镇化的影响间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但是从长期来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要大于农业现代化。
(四)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为了反映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采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来分析模型的动态特征。
1.脉冲响应。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图1-4是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三者之间的脉冲响应图像。
从图1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开始时就呈现出正向效应，随后逐步增强，到第4年时正效应达到最大值，随后有所减小，并且缓慢衰减，但一直保持稳定的正效应。在前5年、前10年和前20年的累积效应影响分别为0.038178、0.074 915和0.135048。这表明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产业结构水平分别在前5年、前10和前20年累积提高0.038178、0.074915和0.13504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化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
从图2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现代化的响应路径，其脉冲响应模式与图l相似。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现代化一个标准差正向的冲击后一直呈现正向效应。在前5年、前10年和前20年的累积效应影响分别为0.017705、0.064900和0.121966。这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产业结构水平分别在前5年、前10和前20年累积提高0.017705、0.064900和0.121966个百分点，均低于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累计效应。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劳动力得到解放，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向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对产业结构产生正向的影响。
图3是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响应路径，从图中可以看出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开始时就呈现出正向效应并逐步增强，在第2年达到最大为0.016411。随后出现明显下降，并在第五年达到负值。第六年后回升并保持平稳的正向效应。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的提升，起初会吸引农民向城镇转移，对城镇化产生正向带动作用。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的户籍政策以及农民自身条件的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失业等问题会在农民进城以后显现出来，这也是响应函数在第2年以后迅速下降甚至在第五年出现负值的原因所在。但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城镇化发展还是具有长期正向拉动作用的。
图4是农业现代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响应路径，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现代化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二三产业比例的提高，尤其是就业比例的提高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同时二三产业的发展，包括技术、机械水平等的不断提高，也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条件。
2.差分解。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而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
表2是LNIS的方差分解结果，由于方差分解结果在10期以后趋于稳定，所以只列出至第10期。从表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波动不仅受自身冲击影响显著，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对其冲击随着时间推移同样具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波动受自身冲击影响在第一期达到100％，随后随时问推移迅速下降，第lO期以后基本稳定在45％左右。来自城镇化水平的冲击对产业结构调整变动的贡献率起初很小，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33，72％，随后缓慢减小，一直稳定在31％左右，也即产业结构调整的预测方差的31％可由城镇化水平的变动来解释。农业现代化冲击对产业结构调整变动的贡献率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在第10期达到24％左右，这说明农业现代化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是较大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调整变动不仅受到自身变动影响，城镇化变动、农业现代化变动对其也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贡献率分别达到了45％、31％、24％。实际上，这与我们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不论是城镇化还是农业现代化，都有力地促进了一次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成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正向带动作用，并且从长期来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农业现代化。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同样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具有正效应，对城镇化的影响会受到户籍政策、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影响出现短暂为负的情况，对农业现代化则具有持续的正向拉动作用。鉴于以上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继续扎实推进城镇化建设，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城镇化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有效平台，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才成为可能。当前存在的户籍制度和与户籍制度相挂钩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是阻碍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切实改善目前不完善的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才能调动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拓展服务业对一、二产业的渗透和带动能力，吸引农民进城工作。
(二)增加农业基础投资，推进农业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改善农业管理模式和手段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是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的过程，这有利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基础投资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而农业的现代化正是以农业机械化为代表的。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提出将会为农业规模化生产创造条件。与此同时，传统农业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模式必须改善，与现代农业技术装备相结合，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方向转变。
本文认为，免除农业税是对以农业财政支撑国家体系的传统时代终结，也是建立以工商业为支撑的公共财政的新时代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与此同时，农民负担问题却日益严重，农业地区的财政异常困难，其重要原因就是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出现的日益庞大的国家体系与弱小的农业财政的矛盾，传统的农业财政无法支撑一个现代国家体系。终结农业财政既是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的结果，更是建构现代国家的必然要求。为此，需要在终结农业财政的过程中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的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全面免除农业税。免除农业税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标志。它标志着以农业税为主要支撑的农业财政时代的终结，国家进入到一个主要由工商业为支撑的公共财政时代。但在为什么要免除农业税，从而进入公共财政新时代方面，学术界缺乏合理性的论证。一般认为，免除农业税的缘由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悲情说”（以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的信所陈述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①为代表）；二是“抗争说”（以于建嵘对上世纪90年代农民为减轻负担而进行依法抗争的调查为代表②）。以上观点对于推进为农民减负免税有其积极意义，但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充分的学理性分析。在我看来，农民负担沉重是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产物，免除农业税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需要，它的深刻意义在于为建构一个现代国民国家创建更广泛的合法性基础。这是免除农业税，进而终结农业财政的理论和历史依据。
一、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整合
财政，财是政权的基础。财政来源与财政能力决定和制约着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农业是传统国家的主要产业，农村是传统国家的基本组织，农民是传统国家的主要成员，来自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赋税是传统国家的财政基础，国家财政为“农业财政”。由此才有了“农之国本”。农业财政来源决定着传统国家对乡村的治理格局特性：
其一，“皇权止于县政”，实行皇帝－官僚体制下的乡村自治体制。首先，乡村社会的自组织和自治不需要政权的强制管理。传统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生产方式的，农户与外部的交往和对外部的依存度很低。即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农民依靠家庭和放大了的家庭－家族，以及由家族构成的村社，但可以基本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他们不需要政府干预其生活，而主要是通过地方性制度维护其秩序。上告官府的行为极少，即费孝通所说的“长老统治”和“无讼意识”。其次，孤立和分散的乡村社会，阻隔着皇权的直接统治。受千山万水的交通阻隔和“十里不同音”的地方语言的限制，皇权对乡村社会“鞭长莫及”。由此所带来的就是财政供给困难。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供养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帝国体系。如韦伯所说，“行政的疏放性，亦即每个行政单位仅有少数现职的官吏，是由于国家财政上的限制所致”。③换言之，在农业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农业财政时代”，“皇权不下乡”，实行县政下的乡村自治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其二，农民与国家的联系主要是纳税关系，“皇粮国税”成为天经地义的义务。传统国家的职能十分简单，主要是政治统治。为维护政治统治需要税赋和征兵，收税和兵役成为最基本的国家职能。农民作为分散孤立的经济个体，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国民，主要取决于向谁提交税赋。孙中山说：“在清朝时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抚，中间有府道，下有州县佐杂，所以人民的皇帝的关系很小。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有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①在中世纪西欧，土地实行领主所有，分封割据，没有统一的国家政权，农民只是依附于领主的农奴。而在传统中国，农民的耕地同时是国家的国土，皇帝则是国家的代表，农民自然是皇帝－官僚体系的臣民或子民，依附于国家。由于国家（皇帝）对土地有终极意义上的所有权，决定了“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换言之，农民向国家提交税赋是单向强制而不是双边同意的义务，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
在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的体制是治理乡村的最优选择。但这一体制有两个重大而又不可克服的弊端：
一是政权的“超经济强制”剥夺。中国是一个“早熟国家”，即在小农经济时代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皇权－官僚体系（现代文官制度的发源）。这一体系由于凌驾于社会之上，不能保障皇权不滥用。这就是国家要按照权力最大化的逻辑运行。根据这一逻辑，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必然会不断膨胀，造成赋税和兵役不断加重，“农养不了政”。而这又会破坏国家行政的合法性，即“，民不得不反”。中国历史上因赋役沉重而进行的改革不可能成功。由此使传统中国只能依靠每隔二、三百年一次王朝更替来解决因皇权－官僚体系无限膨胀、“农难养政”的矛盾。
二是除了纳税以外，人民与国家缺乏有机的联系，导致“一盘散沙”的离散状态。尽管传统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但这一体系外在于人民，不对人民负责。人民与帝国的联系是水与油的关系。就一般民众而言，个人生活和交往关系由内向外：个人－家庭－家族（扩大了的家庭）－地方－国家。由此才有了家族主义、地方主义而少有现代国族主义。孙中山是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创立者。他深刻地反思了为什么作为人口最多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不堪一击，甚至有亡国灭种之忧的原因，这就是“一盘散沙”。他认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②所以，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外，一般民众并不关心也不可能关心国家大事。只要纳税轻，谁做皇是一样。满清入关，除了江苏等极少数地方反抗以外，绝大多数是顺从者，有的甚至持欢迎态度。
当我国的清王朝由盛到衰之时，外国入侵强行将中国拽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由此也开始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中华民国是标志。
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国家，即由一个中央统一管理的政府机构在其有边界的领土范围独立自主的行使统治权。国家除了对外的自主性外，还有对内的一体化过程。国家的一体化是通过国家整合将国家的各个部分联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权力一直延伸到边界范围以内的每个角落。。由此就有了国家权力对离散的乡村进行整合，即从“皇权不下县”到“政权下乡”的过程，出现了所谓基层政权建设。在国民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性质的县、区、乡、保甲体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仅延续了县区乡体制，而且后来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特别是通过党政合一的体制将国家权力一直延伸到农户。公社社员同时是国家政权体系的一分子。1984年，废除体制，实行“政社分开”，恢复建立乡镇政府，在乡镇以下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
在国家一体化过程中，政府行为也得到极大扩展。国家的职能不仅是政治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控制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对价值和财富进行权威性分配。政府行为由此向各个领域广泛地渗透。国民经济、国家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交通、公共水利等以国家或公共名义出现的事务愈来愈多。这些国家行为必然向乡村社会渗透，政府权力得到从未有过的扩展，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也因此迅速增多。
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由于技术条件的改进，国家的控驭能力大大增强。随着现代化进程，阻隔政权下乡的技术条件得了改变。交通和信息的发达将穷乡僻壤与外部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这为国家控制乡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整个20世纪，就是国家政权不断下沉，向乡村渗透，并将分散孤立的乡村整合到国家体系的过程。
二、庞大的政府体系与弱小的农业财政
经过20世纪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取得了重大进展。对外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内的一体化程度愈来愈高。特别是离散的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体系中，国家的动员和整合能力大大增强。但中国的现代化是由政府主导的，通过行政力量而不是市场力量进行国家整合，迅速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及工业体系，是最主要的国家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所取得的成就是建立了一个得以覆盖全社会（包括分散孤立的广阔乡村）和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所留下的问题则是政府体系愈来愈庞大，而支撑政府体系扩张的财政能力相对薄弱，形成“超级政府与弱小财政”并存的格局。特别是在中部农业地区，财政基础仍然以农业农村为基础，属于传统的“农业财政”，从而造成现代政府体系与传统农业财政的尖锐冲突。
其一，资源型汲取型体制加剧进一步弱化农业财政能力。
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部引起的。由于在世界竞争中的落后地位，使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只能来自于内部，确切地说只能来自于农业。随着工业化的启动，资源急剧向城市集中。“政权下乡”的制度安排均围绕着向农村汲取资源的目的。的制度安排实质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强化国家能力、推动一体化进程建立的。的核心内容如“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政社合一”，“先交公粮，后交余粮，剩下的才是口粮”，都有利于国家从农村直接汲取资源。而由“公余粮”演变而来的农业税费，以产业作为纳税依据则是当代世界极少有的特殊税制。这一体制必然会进一步弱化农业财政能力。
其二，标准化的政府体系与非均衡的财政能力，造成“农难养政”。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极不均衡。现代化包括经济市场化和国家一体化。由于历史的规制，使中国的市场化和国家一体化发展极不均衡，市场化程度极低，国家一体化速度却非常迅速。而国家一体化所需要的巨大行政成本，却不得不由农村和农民承担，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民财政”而不是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以1982年为例，全国为54，352个，生产大队为719，438个，生产队为597.7万个。若按平均每个公社配备30名干部，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配备7名干部，平均每个生产队配备5名干部计算，当时总计需要大约3，500万名左右干部。而国家只承担5%左右的行政费用，其余的95%以上都由农民负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的有形财政贡献愈来愈少，农业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愈来愈小，但是，农民的财税负担却并未减轻，甚至相对加重。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有限剩余要支付不断扩张的国家一体化的成本，“以农养政”。如湖北和广东的人口差不多，但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广东的一半。特别是地方财政收入方面，广东2003年有1315亿元，湖北则只有259亿，相差4倍多。我国的行政与财政体制不一致，行政体制是自上而下的统一性体制，财政体制却是地方包干类型。政权体系是一个标准，“四大家”一家不少，政府运营成本差不多，但各地方的财政基础却大不一样，由此形成农业地区“小财政、大政府”的尖锐矛盾。都是一样的国家公务员，从事的工作相同，工资收入却相差甚大，农业地区的国家公务人员有时连基本工资都难以保障。财政能力必然制约领导能力。“弱财政”必然导致“弱能力”。中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县乡都处于“财政吃紧，紧吃财政”的状况，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于中部农业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政府机构日益扩张造成农业财政供更加紧缺。
政权下乡必然带来的是机构的扩展。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便于国家向乡村汲取资源，政府机构开始增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使政府功能增多。而在单一体制下，县乡政权机构设置的依据是上级政府对等对口，由此造成县乡机构迅速膨胀。我国是一个由中央、省、市（地级）、县（市）、乡（镇）多级机构构成的政权体系。政府任务会逐步增多，到最低一级的乡级时，政府任务和目标会呈几何级的增加。如我们调查的一个乡，仅仅是签定目标责任书的上级任务就多达200多项。这就使得乡一级政府成为一个面对上级，主要完成上级任务的机构。其次，乡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一级组织，对一定区域的事务负责，即行使管理“块块”的职能。出于地方政绩的驱动，乡级还要从事许多能够显示出其地方政绩的事务。这些事务主要是贯彻上级精神，往往与本地实际和需要相脱节。正是“条条”和“块块”的双重压力，使乡级工作不堪重负。但是，乡村有限的财力资源无法提供相应的财政条件。乡镇政府的经营性特征凸现出来。农业地区的政府的重要功能就是收费，并形成一个怪圈：政府干什么？收费；收费干什么？养人；养人干什么？收费。有的为解决财政紧缺问题，甚至以能否收、罚款作为机构和人员的收入来源和存在依据。我国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1%左右，乡级需要财政供养的人员约1316.2万人（不包括不在编人员），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①这就是总理说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
其四，国家名义的行为增多加剧农业财政的供给不足。
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国家向乡村渗透的能力增强，以国家目的出现的政府公共事务迅速增多。在发达国家，建立的是公共财政体系，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城市。自19世纪开始，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多数，乡村人口收入少，纳税少，但获得多。我国现代化属于内部积累，国家目的由农民付费。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工业化，仅靠国家强制性的价格剪刀差，国家拿走7000亿元。改革开放后，农村税费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份额迅速减少。但国家目的迅速增多，为实现这些目的需要支付的财政由农民支付。如国家法律规定的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大量学校的兴建由农民集资集劳。发展乡镇企业为政府号召，形成的债务由农民承受，政府收不起的税费转由农民承担。由此造成乡村两级负债累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三农问题”因此凸现。
三、城乡统筹与农业财政的终结
进入21世纪，“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重要举措是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强调以工支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并实行免除农业税等重大举措。这既是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后提供了客观条件，更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要求。
首先，经过百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中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工商业而不是农业，由“以农立国”转向“以工立国”。只有在此基础上，国家才有可能在较短时间一举免除农业税，延续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得以终结。这是前现代化和现代化初期难以想象的。
免除农业税，终结农业财政更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紧迫要求。现代国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一是以在民为合法性基础的民主一国家。国家的一体化不仅仅是国家政权覆盖全部各个领域，更重要的是每个国民成为平等的者，由此增强每个国民的国家认同，将“朕即国家”改变为“国民国家”。如果有九亿人口的农村人口处于城乡二元分离的格局中，农民难以享有“国民待遇”，我们的国家就还不是一个“国民国家”，现代国家的基础就不牢固。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提出城乡统筹，免除农业税，强调以工支农，以城带乡，都是为了解决城乡二元分离问题，从而推动每个国民都能平等享有国民待遇的现代国民国家的建设。为此，必须终结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供养国家体系的“农业财政时代”。
城乡统筹，终结农业财政，首先要求建立以国民所得为基础的现代财政吸纳机制。在传统国家下，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因此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来源。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不仅出现多种产业，而且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要产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主要来自第二、三产业，其收取标准就是国民所得。有所得才有所交，收入愈多，交税愈多，这是现代国民国家的公平原则所要求的，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在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一般人可以减免，而高收入每一分钱都得纳税。美国每年8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于占人口20%的高收入者。印度经济上比中国更落后，但由于实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占全国人口97%的农民和工薪阶层不缴纳个税。①现阶段的中国已进入到一个分业分层，并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要产业，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为此，需要终结农业财政，建立以城乡统一的国民所得为基础的现代财政吸纳机制。有人总是担心，如果不收税了，怎么确立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呢？这实际上仍然是农民义务本位的传统意识。农民作为现代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主要建立在享有公平的国民待遇基础上。事实上，免除农业税后，农民仍然在交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2005年10月的讲话，“目前中国农民在购买生产资料等生产过程中交纳的增殖税，每年在4000－5000亿元之间，农民人均交纳的税款在200元以上。”②如果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3000元计算，税收仍然占其收入的7%左右。这比城市人年纯收入18000元（新修改的个税标准）以上才交纳的情况，农民的负担仍然要高得多。随着经济发展，对农民这部分税收应该以补贴的方式返还给农民，从而做到真正的“零税率”。
城乡统筹，终结农业财政，其次要求建立财富共享的现代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满足公共需要，这是现代国家要求的现代公共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但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的财政支出没有覆盖于城乡，惠及于全民。特别是基层政权、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交通等公共性的物品却由农民支出。这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因此，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应该建立一种财富共享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不仅公共性支出应该由公共财政支付，而且，农民作为公共社会的一分子，也应该逐步进入统一的国民保障体系。巴西也是一个大国，但教育、医疗实行全民保障，城乡无差别，费用由政府统一支付。现阶段，由于长期历史影响，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十分强调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这对于稳定现有的土地制度是有价值的。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土地的现金收入有限和农户的现金支出迅速增长，土地的保障功能愈来愈弱化，仅仅依靠数亩土地，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化，农村的开放和农民的流动，使今日的农民早已不是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传统小农，其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性身份愈来愈强。为此，国家的基本保障体系需要覆盖于城乡，使农民不仅能“吃得饱饭”，而且能“读得起书，看得起病”。因为，当今读书、治病已不仅仅是农民的个人需要，而且是公共需要。如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作为现代公民的要求。在“SARS”流行期间，农民一旦感染病毒也会迅速传递到他人，扩散到社会。
城乡统筹，终结农业财政，第三要求建立权责对等的现代行政体系。农业财政的特点是权责不对等，纳税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政府的行政权力可以无限扩张，财政收入不需要双边协商。而现代国家的行政体系是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基础上的，现代行政体系的基本特点是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政府是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只有通过法治界定和和限制政府权力，才能建立一个高效运作的精干政府，制止基层政府随意扩张自己的权力；同时促使政府对人民负责，以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确立存在和运行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一过程，随着村民自治的成长，应该将村民自治的民主机制向上延伸，使农民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愈来愈多参与县乡基层财政的治理中，实行民主理财、阳光理财。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县乡改革都有一个方向，就是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公开，更多的规范。
城乡统筹，终结农业财政，第四要求建立行政与财政相统一的政府运营体系。现代国家体系的基本特点标准化、统一化。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的财政能力差距甚大。特别是农业地区的乡镇财政主要来源于农业税费。那么，在免除农业税以后，农业地区乡镇的财政来源大为减少，有的地方甚至难以维持正常运转。仅仅是依靠“减人减事”来减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行政都需要必要的财政支撑。农业地区的乡镇也属于国家政权体系，在免除农业税以后，其开支应该由国家承担。为此，应该彻底改变“农业财政时代”变相的地方财政包干主义。如果行政统一，财政也需要统一。这样既可解决农业地区财政支出困难问题，同时也可杜绝地方和基层官员既吃“皇粮”，又吃“杂粮”的现象。由此可根据产业基础、地区差别、乡镇规模等标准，将乡镇划分不同类型，分类划拨财政经费。以农业为产业基础的乡镇应该恢复为乡的建制，可以接受国家财政支持，镇的建制主要以工商业为支撑，不可接受国家财政支持。由此实行产业分化基础上的乡镇分治体制。同时，要“精官简政”。我国的政府机构不是简单的人多，而是官多员少。即管官的“官”多，直接面向民众做事的员少。为此要进行整个行政系统的改革。如减少行政层级，变五级政府为“三级政府网络管理”，减少“管官”的职数。日益发达的交通、信息等技术条件已提供了这种可能。
主要参考文献：
1．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
2．国风：《农村税赋与农民负担》，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3．陈光焱等：《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4．李秉龙等：《中国农村贫困、公共财政与公共物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
5．宋洪远等：《中国乡村财政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关键词: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VAR模型
一、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发展，农产品需求将日益增长，同时，农村土地、农村劳动力、农村资金会加速外流，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充分施展产业化、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增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辐射带动作用，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加速现代农业发展步调。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转向城镇，从而使城镇数目不断增加，城镇人口规模与地域规模不断扩大的一种自然、社会历史过程。农业现代化就是把建立在感性经验和手工工具基础上的传统农业转变成为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和现代管理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是指对各个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内部的构成和相互关系根据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合理的调配，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及就业结构的调整。河南省不仅是一个人口大省，而且还是一个农业大省，经过多年的努力，2000年底到2010年底，河南省城镇化率已由23．2%上升到39．5%，实现了快速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由农业经济转型到工业经济以及信息经济的必然结果，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正式使用“城镇化”一词，并号召全国加快城镇化建设。河南省认真贯彻执行党关于“三农”的各项方针，制定和推动了多项政策，来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河南省农村和农业经济通过不断地结构调整，取得了全面发展，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阶段。河南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中原城市群为主题，其中郑州作为中心城市，洛阳作为副中心城市，直接带动河南经济的整体快速发展，间接拉动开封、鹤壁、驻马店3个增长极的经济发展，辐射带动以驻马店为“中心”的黄淮城市群和以鹤壁为“中心”的豫北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相关研究回顾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和产业调整关系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和探讨，把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如吉尔等认为，坚持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增长，第二产业就能为第一产业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工业部门可以用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提升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与此同时，随着农业部门的产量增长，农业剩余增加，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向工业部门提品，以加快工业积累和扩张，形成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赵伟峰等在《农村城镇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中，通过深入分析我国目前农业经济结构的发展状况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用农村城镇化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杜亚萍提出，当前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是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严重阻碍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农村产业结构所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提出了有效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农村城镇化，以此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王瑞鹏等认为，造成现阶段新疆城市化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事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过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困难。陈江龙等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融合”出发，对江苏省“三化融合”现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江苏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上升趋势明显，但农业现代化水平有所下降;江苏省“三化融合”过程中表现出的最主要问题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脱节，以及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基于此，文章提出江苏省要实现“三化融合”，必须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三化”同步发展，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目前国内学者对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较多，但是针对河南省的还很少涉及，本文立足河南，根据河南省的数据，通过建立三者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研究河南省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三者之间相互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的选择
根据现有研究的指标选取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ur)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劳均农用机械总动力(ap)来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is)来衡量产业结构。本文的研究以1980年至2012年的河南数据为基础，数据来自历年《河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lnur、lnap、lnis，对这些数据的一阶差分处理为dlnur、dlnap、dlnis，二阶差分为d2lnur、d2lnap、d2lnis。
(二)单位根检验
我们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此来避免非平稳序列可能会产生的虚假回归现象，我们采用ADF单位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水平，如表1。表1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lnur、lnap、lnis无论在什么显著水平上都不显著，即这三个时间序列式非平稳的;在5%显著水平上，差分dlnap、dlnis显著，这两个时间序列平稳的，但是dlnur不显著;进行二次差分，d2lnur、d2lnap、d2lnis在1%水平上显著，可以认为非常显著，拒绝原假设，认为三者是平稳序列，而且是二阶单整I(2)。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Engle－Granger检验是基于VAR模型进行的，为了方便进行协整分析，首先构建一个VAR模型。由于三个时间序列均为二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EG法检验来确定模型中的协整向量个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三个协整关系，我们选择以lnis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Lnis=0．5053757×lnap+0．2247627×lnur－5．549868各个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残差e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延迟3阶的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模型显著成立，参数显著非零，残差序列为白噪声序列。上述分析说明，尽管原先三个数据不是平稳的，但是他们是协整的，可以建立VAR模型。
(四)VAR模型的建立
1、滞后阶数选择与方程建立对lnur、lnap、lnis建立VAR模型，根据AIC、SC和LR准则来检验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3，如表2。通过Stata11软件得出的VAR模型可以用以下方程表示:Lnap=L1．lnap×1．06178+L2．lnap×0．1981839－L3．lnap×0．2049447L1．lnis×0．2646075－L2．lnis×0．017098－L3．lnis×0．1918142L1．lnur×1．190515－L2．lnur×2．251095+L3．Lnur×0．8766093－0．6735846Lnis=L1．lnap×0．4887365－L2．lnap×1．516928+L3．lnap×1．034039L1．lnis×1．240024－L2．lnis×0．4728493+L3．lnis×0．0798602L1．lnur×0．0516709+L2．lnur×0．4697784－L3．Lnur×0．4610073－0．06087Lnur=L1．lnap×0．2625782－L2．lnap×0．1371992－L3．lnap×0．0317638L1．lnis×0．0612601－L2．lnis×0．1246187+L3．lnis×0．0131914L1．lnur×1．122912－L2．lnur×0．5878939+L3．Lnur×0．3733553－0．94358表22、对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图1对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VAR模型的全部特征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表明VAR模型是稳定的。3、脉冲响应图分析从上图可以得出，农业现代化水平对城镇化水平有一个正效应，并且在长期内存在，产业结构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与它们相似也相似，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水平的效应基本为零，城镇化水平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在短期内是正效应，长期内为零。比较特殊的一个是农业现代化水平对产业结构的效应，是随着时间呈现正负交替变化的。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带动作用，产业结构对农业现代化也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并且从长期来看，两者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同样对农业现代化具有正效应，对城镇化的影响会受到户籍政策、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影响出现短暂为零的情况，随着时间的增长作用会有较小体现，对农业现代化则具有持续的正向拉动作用;比较特殊的一个是农业现代化水平对产业结构的效应，是随着时间呈现正负交替变化的。鉴于以上结论，推出以下建议:1、继续扎实推进城镇化建设，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增加农业基础投资，推进农业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改善农业管理模式和手段;3、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强化农民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作者:冯帅 张芮 单位:广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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