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典诵读；中小学文化建设；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4-0116
著名学者钱理群是这样评价经典诵读的意义的，他说：“读文学经典唯一的目的是陶冶我们的性情，开拓我们的精神空间――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达到心灵的契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因此，许多教育学者、专家纷纷倡导经典诵读活动，从2007年开始，经典诵读活动就已经在各地兴起并如火如荼地展开。该活动的目的是旨在通过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感受并传承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培养乐观向上的健全人格。
一、中华经典诵读开展之现状
据各类调查资料显示，经典诵读活动从2007年起就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但是阅读活动却往往流于形式化、浮于表面，在中学课堂的文化建设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延伸。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课程的设置上，极少有学校或教师将经典诵读纳入到规范、有序的课程体系中；其次，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只是将经典诵读作为课本学习的一个辅助，没有充分重视经典诵读的必要性，将其纳入课堂教学的重点之中；再次，问题出现在学生层面上，往往因为经典诵读材料不统一等诸多现实问题，学生对经典诵读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欠缺，缺乏深入阅读经典的兴趣；另外，就整个学校层面而言，很多学校的经典诵读校本教材还在开发之中，经典诵读的资源很匮乏，尤其是农村学校。
二、经典诵读开展之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意义
1. 体现在学科方面：全面提升语文教学的价值
广大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也是中华文化的未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厚的宝藏，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历史赋予广大中学生的神圣使命。古语有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阅读中华传统经典文化，不仅可以让我们领略到传统的魅力，还能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也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
具体表现为：
（1）拓宽学生的于都视野，增强学生的记忆力。科学研究显示，正常人的大脑中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脑细胞），它们彼此是孤立存在的，但是当其收到视、听、嗅、味、触觉的刺激时，每一个孤立的神经元就会形成发达的神经网络。这就意味着，听的愈多或者看的愈多，大脑的功能就会愈强，表现在外的就是记忆力更强，注意力更易于集中。而中学阶段恰恰时学生智力发展的关键期，大量优秀的文化经典的刺激，会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增强学生的记忆力。
（2）提升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传统经典作品内涵丰富，包罗万象，既有能教会我们处理好各种关系的《中庸》，亦有包含着学习之道、修身之法的《论语》，还有教会人们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大学》……这些无一不蕴含着作者个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沉淀，长期诵读经典文化，古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乃至说话方式会潜移默化成学生的成长体验、思维方式。这些将有助于培养学生说话的逻辑性，提升学生写作的语感，丰富学生写作的素材。
2. 体现在人格方面：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
经典教育不是简单的识字、背诵，它是综合性、立体化的工程。就其内容而言，它不仅牵涉到了中华经典文化，还包含有音乐、绘画等诸多艺术门类，每一种艺术文化中都有其真善美的存在。学生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会感知到这些真善美的存在，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并基于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不自觉地用圣人思想来规范自己地言行，进而成为心地纯良、懂孝悌、明事理、知谦让的人，实现所谓的“读千年经典，做少年君子”，最终实现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
三、中小学经典诵读开展应注意的问题
1. 经典诵读应当有计划地进行
经典诵读对于语文学科的学科发展以及学生的人格养成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小学校应当重视学生经典诵读的教育，把它从课外活动中提升起来，纳入到正常的教学计划中。除了在语文课堂上给予学生一些经典诵读的内容、方法指导外，还应当设置专门的经典诵读课。学校还应定期组织开展一些与经典诵读有关的活动，如课外古诗文的朗读、背诵比赛，“经典我推荐”等活动，使学生通过经典诵读的教育，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2. 内容选取上应符合中学生的认知水平
中学生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应当从中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及认知水平出l，遵循实际，选取适合于中学生阅读的古诗文经典。我们既不能不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能盲目地将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视为经典。对经典内容的选择一方面要契合于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还有具备有一定的教育启蒙意义。以此保证中学生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能将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和道德修养。
3. 避免浅尝辄止，注意三方合力
中华经典文化浩瀚无涯，课堂上以及学校活动中的学习只是瞥见了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大量优秀的经典作品更多地需要学生自主的学习，实现对经典的自我化的解读，这就需要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不能只凭借学校和教师的力量，而应当注意形成学校、家庭和学生的三方教育合力。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经典；消费语境；经典性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007-02
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经典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现代社会中，当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不断扩张，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下的文化批判席卷整个文学领域，消费时代的文化在凭借着视图媒介不断颠覆人们的价值观时，经典文学的解构自然也由此引发不同的声音。当现代化领域中的文学逐渐去政治化，失去文学显学地位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便成为学术界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关于文学“经典”内涵的论争
西方学者关于“经典”的论争始于对“经典”概念的界定，学者们从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世界的影响性以及时间的筛选等几个方面，来阐释文学经典的概念及内涵。
中国文学界对“经典”有着本地域性的独特见解，黄曼君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阐释的结合，其存在形态生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特征，价值定位上必须具备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①同时，文学经典应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必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着“诗性”的内涵，还有着民族的文学特色。②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是达到艺术极致的作品；是开辟了新的艺术范式的完美之作”③方忠认为应该首先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将文学作品的审美性、艺术价值还有经典应具有的原创性作为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④刘晗从“经典”二字字义考究，贯通古今进行纵横比较，得出结论：“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经典指是指那种能够超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和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⑤刘象愚对比古今中外、英汉文中“经典”的含义得出结论：“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伟大著作，文学经典的本质特征必须具备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以及时空的跨越性。⑥陈定家在结合中西方学者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之后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义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⑦
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定义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经典既有传统视角，又有现代的革新。基于主体对文学文本认识的不同，对现在文学文本进入经典序列后，关于经典的争论更是不休。时代语境的不同，对经典的定义及内涵的阐释仍会继续，文学经典也在阐释和再阐释的循环中发挥着它不朽的艺术魅力，对其内涵及外延的界定，是对文学经典及经典性问题研究的基础。
二、追问文学经典的建构及生成机制
学术界在对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中，逐渐跳出对文学经典本身定义的格局，转向如何建构文学经典，推动文学经典建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等相关问题上等，此类更为深入更具有针对性，更加具体化。
西方文艺界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有着两种主要观点，即限定于文学作品内部的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与限定于外部因素的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外因素同样重视。孙邵振认为，引入西方理论的价值归宿就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改写，使得作为历史流传当中的经典文本重新获得一种时代的生命，这实际内在于文本的一种对经典的确认。⑧童庆炳将文学作品内外因素相结合，具体考察经典建构过程中两者的作用方式，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处于一种不断地建构的过程中，同时提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六个要素：“（1）文字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⑨朱国华则认为应该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认识经典的准则：“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长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⑩
此外，也有学者针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发表了看法，侧重点不同，观念有着些许不同。刘晗认为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权利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11}南帆认为围绕在文学周围强大的社会群体、研究机构、出版社、学生团体、教育部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文学机构，从而形成一整套对文学作品行之有效的选择机制，并逐渐确立各种文学制度。{12}陶东风着眼于文化研究的视野，认为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而是有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凝聚着文化权利。{13}王宁认为，文学经典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的一些人为的因素。{14}此外，黄书泉立足当代文化多元化语境，认为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从三个维度辩证统一地把握，即充分认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破除确立文学经典中文学史的话语霸权，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现实关系中确认当代文学经典。{15}注重经典建构内部因素的洪子诚认为：“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要紧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16}
在笔者看来，文学经典及相关论题是十分重要且关系重大的研究课题，对整个文学自身价值体系的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对读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引导、文学史的编纂和文学教育等都息息相关。当然对文学经典的判断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对文学经典内容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
三、当代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命运
在当前的消费社会下，视觉文化以及媒介文化都以不可挡之势，闯入审美文化的背景中。尽管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超时间性与超历史性都满怀信心，但是当经典面临当下消费时代的语境，图像霸权危及语言的中心地位的现实状况时，对文学经典的命运堪忧。
很多学者就从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经典的境遇，分析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的影响。吴兴明就从当下消费关系的座架中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性扩张，他认为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不断被广泛的借名、挪用，出现大规模的异质重现，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的命运即是：走向终结。{17}但同样是从消费语境中看待文学经典境遇的赵学勇则相对较为乐观，他认为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危机源于文学经典和消费关系的语境冲突，调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经典问题消弭的关键所在。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要依靠市场手段来调节文学经典在当下消费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18}
在当下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有学者认为文学经典的n势不可避免。刘晗认为，当下文化语境中语言和图像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图像文化的异军崛起使得语言中心地位旁落，消费文化思潮使得文学经典呈现出消费化趋势，文学经典存在的根基被消解。{19}也有学者着力分析文学经典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孟繁华认为，20世纪以来作家们参与社会的情感需求，与“宏大叙事”热情所创作小说文体，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他分析其原因：“现代媒介的发展和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20}
此后，学者们对文学经典理论话语的拓展与深入、文学经典的命运及古今文学经典承传重构与评估重建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基于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经典表示出担忧，如赵学勇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关系入手，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审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经典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21}在陈家定看来，文学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了观念上的“信仰危机”。但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去经典的潮流中文学也得到了更广范围的传播；新秩序与新经典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更多种可能；激发了文学经典的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22}而盖生认为，在当前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被媒介文化冲击的边缘化反倒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指涉当下、提升现实承担社会的经典化文学仍将是社会价值整合元和意义的生产地。所以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23}
经典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最能够体现人类思想精髓，最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下文学终结的声音不仅在国内出现，许多外国的学者也对“文学终结论”的论断发生论争，赞同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文学作品中主流价值观念的代表，学者们对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也是忧思与期望并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社会形态变迁的大环境中看待具体的文学现象是理论研究者需要坚持的态度。
注释：
①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03）.
②黄曼君.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J].文学评论，2004（04）.
③童庆炳.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N].中华读书报，1998-03-25.
④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2005（03）.
⑤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⑥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02）.
⑦陈定家.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文学评论，2008（02）.
⑧孙邵振.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J].文学评论，1999（05）.
⑨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
⑩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6（02）.
{11}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12}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117.
{13}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利（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03）.
{14}王宁.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J].南方文坛，2006（05）.
{15}黄书泉.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16}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3（03）.
{17}吴兴民.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J].中国比较文学，2006（01）.
{18}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19}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20}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J].文艺争鸣・评论，2005（05）.
{21}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关键词:审美文化心理结构 经典重拍 承传与重构 技术与艺术
以文学经典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文学经典重拍已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经典重拍从产生之日起一直是影视界的热点现象,观众及学术界始终对此褒贬不一,其争议主要来自重拍片的质量。有关怎样重拍的问题,不少学者从审美心理、市场经济环境下消费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方法。学术界的反思与批判与经典重拍的“伴生”应当说是一个福祉,一方面,可以使经典重拍不断自检运行的轨迹偏差问题;另一方面,学术界的反思与批判在经典重拍的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或调整自身的“错位”。然而,目前的研究多流于对现象的表面分析,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本文拟从文化心理结构视角在理论上对文学经典重拍原则进一步探讨,以期为以后经典重拍达到理想之境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审美文化心理结构
审美文化心理结构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物质基础上和一定文化传统条件下形成的一种表现了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思维、行为模式。这种文化心理模式,作为一种无形而力量巨大的因素,渗透于一定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指导着、规范着、制约着人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审美文化心理结构中既有审美惯性又有审美变异性,二者是辩证的统一。
审美惯性,就是基于社会习俗或社会习性,包含有人类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内涵,具有一定的意识内涵性、形式性、情感性、无意识的强迫性、科学性和虚妄性以及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未来指向的审美习性和审美规则。审美惯性的思维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积淀下来的人们观念地把握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持久性、普遍性、稳定性和习惯性的思维结构和思维定势。它是审美惯性结构构成的基本内容或基础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主要文明社会中,虽经过社会的和文明文化方面的剧烈变异,但在如今的思想惯性、文艺内容和文艺特性中都还存在着传统审美惯性的因素、符号和表现模式。审美惯性体现着人类文化的积累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一个民族的审美惯性心理,积累着这个民族自产生以来所形成的全部的文化经验和艺术才智,它使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艺发展历史,抛弃了民族的审美惯性就等于抛弃了民族文化,甚至是整个民族。
强调审美惯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审美变异性,即有可变性、更新性的一面。社会条件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的急剧变革,往往使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在社会变革时期,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新的要求和新的社会内容,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心理结构就不再适应新的时代条件,就处于被发展、被扬弃的被动地步。
从辩证法的方面看,审美变异就是审美心理结构的自我发展、自我运动、自我逐步趋向完善,特别是情感的自我完善。黑格尔认为,精神、概念的上升、前进、深化,是在精神、概念的范围内进行的,是自身的发展。“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如果把黑格尔的精神、概念换为审美心理结构,那么,他所指出的概念发展特点是完全适合审美心理发展的。
然而,随着时代的急剧变革,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为审美变异提供了物质基础;科技为审美变异提供了得以实现的工具,丰富了艺术创作手段,扩大了审美主体,改变了审美感知方式,审美感知倾向于简易化、休闲化。出现了审美风格的变异,即生活与审美的同一化,整体上显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人们的审美活动己经远远地超出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审美活动由一种担负着提升精神的神圣使命的宗教式的仪式,走向一种轻松的娱乐性的日常生活的表演。在这样的审美活动中,感觉感性被突显出来。艺术创作也更加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望的表达。
文学经典及据其制作的影视剧的价值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沉积,体现了人们的审美惯性;经典重拍则是适应时代的要求,根据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异对经典的进一步弘扬。因此,根据审美文化心理结构中审美惯性与审美变异性辩证的统一的原理,文学经典重拍应坚持承传与重构、技术与艺术的辩证统一。
二、承传与重构
经典重拍应是原片的承传与重构的辩证统一。“文学经典的承传是重构中的承传,重构是承传中的重构,承传中有重构,重构中有承传。”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整体意义结构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经典重拍处在不断的承传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更不例外。经典影视片之所以会被重拍制作,关键因为它们往往是某一时代文学成就和审美理想的标志,是崇高价值的承载。它们大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能够打动人,鼓舞人,催人向上,引人深思。或是表达了一定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苦难抗挣,或是承载了人民的愿望、社会的良知。这种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原作的主题内核作为必然需要保留和固守的东西在重拍中应该被采纳。而且,原片往往拥有一个非常精致、巧妙、严谨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支撑整部经典影视片的骨架,重拍片也应承接原片的结构和相应的情节主线,这是保证其主题内核的关键。
然而,经典之作无与伦比的思想深度和丰富意蕴,很不容易完全吃透,随着时间的磨洗,还会提供新的阐释维度和发掘出新的艺术基因。不同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按照自己的要求,在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对经典的意义进行不断地阐释。正如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所说的,“文学经典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界定,其价值尺度应该是多维的,而且经典本身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在当前经典观念淡化的趋势下,重构经典也很有必要。”例如,《圣女贞德》题材含有一种多义性,可拓展的空间较大,多次被重拍。从德莱叶的贞德,布莱松的贞德,雅克•里维特的贞德到吕克•贝松好莱坞式的贞德。每位导演都是在坚持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原则下,通过关注焦点的转移、创作角度的改变,给观众以新的视觉享受,更符合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
制作重拍片时,制片商还经常需要对那些具有独特故事或角色、但主题思想又较艰涩或暖昧的经典影片进行改造,对其多义性内涵进行扁平处理,使之通俗化、明确化,来扩大市场的受众面。好莱坞1998年的重拍版《天使之城》,缩减了主题的复杂多义性,而将其改造成“一个平凡女子的爱情神话”,可看性大大增强。
同时,检验、调整、转化原来的主题核心,使其更符合现当下主流文化的审美倾向、道德观念。如:电影《洛莉塔》(1963)曾由库布里克根据小说拍过黑白版,新版(1997)在保留其独特的文学气质同时,强化了对这种反伦理之常的行为含沙射影的批驳,这正反映了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基本态度。
而且,经典片的高度浓缩性为重拍留下了广阔的改编空间。在不违背主题内核的前提下,在重要的情节点之间适当地“填空”,如:对剧情有推动、强化作用的场面或戏剧片段,既可以有效调节剧情节奏,又利于刺激观众的视觉和心理,大大加强剧情的表现力与内容的厚度。
重建是一个崇高的行动,包含着更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经典的价值坐标, 经典重拍都应以培养人健康的情感,提高人的审美欣赏能力,提升民族的文化素质为主要目的。在经典重拍的实践中,不能一味为了迎合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任意篡改,要考虑到先进思想的传承,守候我们的经典;也不能不顾人民群众的接受心理,艺术表现上没有较多的创新,停留在表面化的改造。这都失去了经典重拍的意义。
三、技术与艺术
经典重拍是时代需要的产物,面对当代审美世俗化的倾向,如何建立一种符合时代气息、新的质感和感染力的风格是重拍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经典要被普通大众接受,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黑格尔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理性的因素……但是,要把它所含的意蕴呈现给意识,却非取感性形式不可。”主创人员要努力发掘那些易于以影视手段表现的东西,并将一些特别重要的细节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段实现由经典的高雅甚至高深向通俗的转化。要积极探索将某些极其重要的浓缩了的概念或意象,以影视语言加以稀释,变成观众易于理解的视觉形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一般读者就不易体会到作者的深刻寓意和独运匠心,也失却了一个艺术品味的机会。现代科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现手段。除了导演、摄影、剪辑手法之外,场景选择、人物造型、气氛烘托以及充斥于影视片之中的各种道具和细节表现都在营造崭新的整体基调。比如,在节奏方面,过去缓慢的剧情推进、稳重传统的镜头切换,可以用快速的跳跃性的表达方式来取代,以适应现代观众快速的生活节奏,满足观众的视觉和心理,造成更强的感染力。
然而,重拍经典剧的导演在手握技术这柄“利器”时,切不可以认为自己找到了制胜的法宝。技术不是艺术,也永远取代不了艺术,艺术的殿堂显然不是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所能主宰的。技术包装或许会使新版片在感官效果上对经典旧版有所超越,可是,如果缺乏审美文化的艺术积淀,放弃从文本自身和经典老版中汲取艺术营养,势必只会停留在视觉奇观上,而与艺术相去甚远,重拍的作品实质上则会成为“名著的连环画”。
当然,技术与艺术之间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从技术走向艺术也是影视制作走向成熟的必然途径。以高雅带动通俗,以通俗表现高雅,应当成为新片的重要追求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将作品运用现代和后现代手法而造成的意蕴的边缘性模糊和渗透性广泛的诗意效果及其丰富多彩与深层次的内涵,展现在观众面前。这就要求采取一些非传统、非常规的影视语言和影视手段,为观众提供更多的艺术信息和审美享受,把片子拍得和原著的地位相称。
总之, 从文化心理结构审视,文学经典重拍应是承传与重构、技术与艺术的辩证统一。重拍片作为一种艺术再创造,能让影视创作者们重温传统、发展传统、再造传统,丰富我们的影视事业。经典重拍决不是颠覆原片,而是植根于原片之中,是经典片不断进行自我否定超越的活动。因此,要扬弃机械的、线性的和片面的思维,遵循与完善经典片相切合的辩证思维,这样,才能在经典重拍中,既坚守经典的核心价值,又做到文学价值的提炼与升华,并能正确把握受众意识的迎合与引导,从而使经典重拍中多种矛盾因素保持有序与紧密关联的张力。
[该成果为山东省文化厅2009年度全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从文化心理结构视角研究文学经典重拍现象”的阶段性成果,立项号:2009298)。]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2。
[2]刘生良、王 荣:《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6.5。
成功的专题学术讨论
――评《文艺报》“为什么读经典”专栏
我们的文化传统是重视阅读经典的,但近些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似乎失去了阅读经典的兴致和耐心,另一些人则借着让经典通俗化的名义将经典肤浅化,甚至庸俗化。处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文艺报》组织开展以“为什么读经典”为主题的专栏讨论,可谓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应运而生、适时而出。这是当今学术研究关注时代、参与现实、服务社会的成功案例和典型表现。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由于“为什么读经典”专栏讨论的论题重要且是适时提出,因此吸引了文学理论界、当代文学研究界等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积极撰文参与讨论,可谓阵营强大,影响广泛。撰文者的视角是多方位的,论述的问题涉及多个侧面、多个层次,讨论取得的成果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和较强的系统性。詹福瑞的《时代挑战与文化选择》敏锐而理性地正视问题,提出首先要讨论“为什么读经典”这个问题的前提,人们为什么不阅读经典了。当我们议论经典阅读这个问题时,说明经典阅读这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已经出现了问题。“问题”就是经典受到了挑战。论者在具体分析经典阅读所遇到的挑战的同时,深入地探讨了如何面对挑战的策略。吴元迈的《也谈文学经典》对文学经典自身进行了有深度的学理探讨,在给出“广义的经典指人类一切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基本界定后,层层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文学经典的艺术奥秘”、“文学经典与我们”、“文学经典与时代调弦”等重要问题。刘俐俐的《叙事探究与文学经典研究》以与人类学视野相关的叙事探究理论来重新思考文学经典研究问题,得出了颇有启发性的如下新见解:人类的叙事本能是文学经典存在的根本理由;人类的叙事本能决定文学经典研究是永无完结的历时性过程;人类的叙事本能使文学经典研究在学习中展开。梅新林、葛永海的《独自去面对经典》深刻地指出在文化消费背景下,“重读经典”活动本身体现出复杂的时代性;基于对复杂的时代性的解析,论者提出了五条今天“重读经典”的有益建议。其他如,刘勇、张弛的《不读而还是经典的》,简德彬、林铁的《永恒的与流动的经典》等文,从不同侧面充分肯定经典不以某些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质和永恒价值;谭旭东的《图书报刊出版与文学经典化》等文,专题研究文学经典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力量,那就是书籍报刊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赖大仁的《当今谁更应该读经典》、朱静宇的《文学经典与人生智慧》、赵俊贤的《阅读经典与知识结构》等文,对今天我们如何更好地阅读经典做出了多方位的探索;田川流的《艺术经典的当代价值》由文学经典延伸到艺术经典,认为艺术经典与文学经典一样,具有极高的文化地位;李玉平的《“文化熟知化”与艺术品质》等文提出区分“经典化”和“经典性”两个概念,认为“文化熟知化”是文学经典生成的必要途径;等等;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或借助不同研究方法对“为什么读经典”这一论题展开了有新意的、深入的探讨。综合起来看,上述各文的共同特点是:关注时代,直面现实,面向未来;在深入分析现状的同时,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措施;力求做到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察和分析。
“为什么读经典”专栏讨论是由《文艺报》慎重提出并认真组织开展的,但组织者并没有囿于己见,其眼光是开阔的,心胸是开放的,所以整个讨论也是开放的、自由的、生动活泼的,能发表多方面的意见乃至不同见解。在人们普遍肯定经典的意义和价值时,王先霈的《经典的两重性和对它的两种态度》特别具有独创性,该文指出,把“为什么读经典”作为一个问题,进行一场讨论,切合当前的需要,这个题目很好,很多人会对此有话要说;但同时,最好还有个相对应的题目,那就是“为什么不读经典”,鼓励有些人的不同意见发表。两个题目相配,议论起来可以避免片面偏颇,避免凌虚蹈空。该文进一步鲜明地提出论者的独到看法:就问题的本身来说,不是一切经典今天的人都需要读,不是任何一种经典对任何人都会开卷有益,不是一切人都需要读各门各科、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经典还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更明确地说,现在有些大媒体、大名人,所鼓吹要读的经典,现时在许多场合流行的经典解读的方式,未必都是适应时代需求的。论者在这里发表的意见,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此外,詹福瑞的《时代挑战与文化选择》提出经典的相对性,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经典保存下来,有些经典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是正常的。张浩文的《文学经典:时间的朋友和敌人》,指出,时间既是经典的“朋友”,时间又是经典的“敌人”,等等,都是论者独立思考的结晶。
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是包括文本生产、文学传播、文学史书写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观念共同运作和各种权力斗争相互交织的结果，这里涉及到了作家、批评家、普通读者、商人、新闻记者甚至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笔者认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需从文学自身、文学史和文学接受的三个维度中去把握。
第一，文学自身的艺术品质。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诚如布鲁姆恪守审美自律的文本解读实践一样，那些具有某种强烈的艺术魅力和诗性内涵的、闪耀着思想光芒的、具有标新立异价值的作品往往是其能够成为经典的基础。毕竟凡是被划入经典行列之作，都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人类共通的道德理想和独立的审美品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强烈的心理共鸣。这是其在一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经久不变的恒态品质。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政治语境与文化权力都变动的情况下，还能被列入经典。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当时每年发表的作品数量很多，可只有《红岩》、《创业史》、《百合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少数作品至今仍然受到读者的喜爱。这显然不是仅仅用意识形态就能完全解释得了的，这预示着在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和标准。这一规则和标准首先应归于经典的审美性和原创性，经得住时间考验。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后总发行量已逾500万册，并被译成近20种文字。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红色经典”的热潮中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话剧和歌剧。在《青春之歌》的经典化过程中，其运用的创作模式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学者将这种创作模式概括为“出走”模式、“绝处逢生、英雄救美”模式、“革命+恋爱”的“三角恋”模式和“寻父模式”。这些模式的成功运用，实现与传统模式的完美嫁接，并与观众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及亲和力。当然，尽管这一系列模式的运用成为这些作品获得重获新生并成为经典的重要的内在因素，但是作品自身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和独立品质才是其成为经典的关键所在。沈从文的《边城》问世70多年以来，其评价不断变化，构筑其经典地位的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其审美价值的再发现、再阐释和再估价。在《边城》经典化过程中，其具备的审美特质、原创性风格显然是永恒的，而这又恰恰与“”结束后文化反思、历史寻根和其后商品化大潮中遭遇的人文困惑相呼应。正是这些具有相似性的历史处境和审美心理，触动了人们的神经，使得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边城》之美进行再解读，而每一次发现又各有特色。罗曼·罗兰指出，“在歌德、雨果、莎士比亚、但丁、埃斯科罗斯这些伟大作家的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潮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命运相汇合，另一股则蕴涵得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厚望，又给诗人们和他们的人民带来了永久的光荣”。所谓“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厚望”、“永久的光荣”即指经典具有的审美性和文学性。因此，作品生产过程本身就体现出“经典”具有的历久弥新的力量和艺术价值所在，而且这种持久性力量越强烈，作品的经典化程度也就越高。
第二，文学史的话语规约。文学史将文学发展的历史流程编撰成册。只要文学家及其作品在所处时代中产生影响则必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久而久之就会在史家的描述与流传中成为经典。因此，文学史撰写关涉文学的经典化建构，在文学经典化的推动中至关重要。一方面，文学经典的确立决定着文学史的经典性和权威性，成为建构文学史的关键性依据;文学的经典化历程构成了文学史的构架和血肉，推动着文学史不断被阐释和重写。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成为文学经典的历史。另一方面，文学史对于文学经典进行的阐释和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对经典的每一次诠释都是再创造和再生产的过程。“每个时期的文学经典的秩序，终需在文学教育及文学史编撰中有所体现，以实现文学经典的合法化。排名前后的不同，书写篇幅的多少，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程度息息相关，与经典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相关。”因此，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往往通过书写文学史的教科书和各种选本选刊实现，这些在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学传播效力和评价效力，往往是读者接触当代文学的重要途径。对此，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史的存在具有两种意义:“一指文学在历史轨迹上的发展过程，属于过去时的空间;二指文学史以叙事体(narratives)形式的具体呈现，属于现在时的描述。”在其第二义上，文学研究者享有挑选文学史的叙事对象及其叙事方法的权力。在建构当代文学新秩序中，这种选择的权力往往体现的是公共话语和“集体意识”，甚至是一个时期国家权力意志运作的结果。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初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缓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及至后来唐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均是政治话语规约的表现。而经过这些文学史家的努力，文学史的合法规范建立起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的经典地位被确定下来，左翼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主流地位得以巩固。同样，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山药蛋”作品在文学史中被树为经典，无疑也体现出政治权力的运作，显示出文学被政治调遣、使唤、支配的过程。可以说，文学的政治化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文学的发展中，它与文学的情感诉求共同构成文学内容表达的两极，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主流话语权力左右下的经典受制历程。所以，文学史经典并非完全是按照文学的审美要求成为经典的。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了改观。随着新文学史观的提出，逾越政治意识形态，注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和风格多元化，新文学经典的阐释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如重新排大师，重视过去遭受单一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湮没的作家如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文学史的撰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化。
第三，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接受美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作家和文本的中心地位，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不仅取决于作品自身和权力意识形态的规训，还离不开文学接受，包括读者的审美趣味、文学传播和消费等。读者是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力量，一部作品是否获得社会认可，关键是能否拥有足够数量的、愿意继续读下去的读者。不同时空中的读者的阅读接受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过程和试金石。某种程度上，读者的阅读接受对经典有着最终命名权。例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脍炙人口的佳作就是因为与不同语境下读者的阅读期待相契合，才逐渐被遴选出来，在不断阅读中被塑造为经典。同样，新时期以来为精英批评家所不看好的金庸武侠小说，其“经典化”历程无疑得益于读者的痴迷和喜爱，即顺应了民众的文化心理需求———不同职业、年龄、身份的读者群的接受———继而被评论界所看好，从文学史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慢慢被学院体制接纳，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1962年之前，尽管金庸已创作了《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等作品，并产生一定影响，但远未达到洛阳纸贵的地步。后来，随着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尤其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大陆的热播，金庸小说在大陆的接受史有了新的开端，其过程日益精彩，在20世纪90年代被确立为文学经典，并由此引起文学研究者开始深入思考“五四”以来一直受到排斥的武侠小说等边缘体裁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视金庸作品的经典化为“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延续。当然，金庸小说的经典化还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语境及其价值取向的转变和学界对文化体系进行的重构。就文学传播和消费视域下的文学经典而言，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和后现代社会的来临，电影、电视、广告、网络、画册、影集等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否定传统、消解历史、信奉断裂颠覆了经典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艾布拉姆斯所谓“文学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经典内涵已经被媒介化、虚拟化、图像化取代。作者成为生产者，文本成为商品，读者成为消费者。文学失去了往日的神圣和严肃，越来越多的经典作品被改头换面推向市场，甚至成为商人们赚钱的高雅手段。文学经典具有的一元中心的价值观和权威性根基受到前所未有的解构，学界弥漫着一种去经典化思潮。文学经典的媒介化发展应该说体现了现代性的世俗要求，惟其如此，一些在今日文化图书市场上受到大众读者欢迎的经典作家如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的作品成为畅销书;那些获得主流文化认可的作品，如《长恨歌》、《白鹿原》、《尘埃落定》、《檀香刑》等经过媒介的运作，也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理所当然被大众读者奉为经典。故而，就文学经典及文学传播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来看，文学的经典化与通俗化是可以通约的。这为文学经典的内涵发展拓宽了道路。
三、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作家创作风格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经典以市场化的手段推行，文化也遭遇后现代的消解，当代文学经典化遭遇深刻变革。
第一，文学经典化尺度标准的相对性与冲突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作家创作风格等发生变化，无论是意识形态遮蔽，还是读者的阅读期待都发生松动。这使得当代文学情况复杂，经典化标准时常发生冲突。一方面，无权无势的草根阶层希望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规避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压制;一方面，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厘定一定的标准，用意识形态来指引文学创作，强化官方的立场。“当代中国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主旋律式的官方经典标准，民间通俗性标准与文学精英性标准，此三种标准一直在并行存在中纠缠不休。在彼此相互制约的努力中，时常使作品成为‘四不像’的东西(比如，民族国家叙事看似是当下唯一可通行的叙事准则，然而，在《亮剑》等较为出色的主旋律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三种经典标准的激烈冲突)。”这就造成文学场域的核心标准变化多样、反复无常，失去了应有的作为经典存在的核心位置。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纯文学”概念重新成为文学观念中的流行词汇。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纯文学”的张扬显示“去政治化”的文学自足性和对审美性、形象性的追求。“纯文学性”口号的重新提出，在文坛引发了广泛的探讨。当然，经典也并非单纯意指“纯文学”概念，它仅仅是摆脱当代文学曾有的极端化政治形态的一个不得已的策略。
第二，文学经典化中的话语权力与功利主义。针对文学经典的社会政治约束及其文化根基因素，近年来文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和重新排大师，以及对原先被奉为经典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红色经典”等进行重新评价。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受到挑战，文学的审美性得到加强，显示文学经典处在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开放体系之中。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经典以市场化的手段推行，激发了自身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在为文化提供多种养分的同时，也遭遇后现代的消解。尤其是国民对经典的渴求不如从前，逐渐疏远传统的经典。在高校，讲授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课堂比从前冷清得多，大学生忙着可以解决就业压力的各种课程和证书，无暇也无心整天阅读不能帮他们找到理想工作的名著。此外，市场机制下对利润的追求使各种文艺作品良莠不齐，祛除了文艺的内在意蕴和超越意义，大话经典、戏说经典、恶搞经典等颠覆式改编动摇了经典作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对当前文学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文学经典的焦虑与危机感加强。2007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声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对中国文坛刺激甚大。这些无形中加大了作为动态的文学经典厘定的难度。于是，如何确立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建构标准，进而扒梳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就成为以新的视角审视和评价当代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在开幕辞中回顾了学会创立30年来，致力于介绍、翻译、出版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历程。他指出，在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研究文学经典是树立和坚守基本道德伦理和价值规范的途径。文学经典在历史长河中形成，是各民族特性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也是使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致被轻易同化的精神基因。
什么样的作品是经典，经典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汪介之认为，经典是积淀了人类普遍经验并可以指导以后的文学作品，是具有永恒价值和纯诗品格的文本。李昌柯认为，经典必须具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必须具有高度的审美艺术性，同时还必须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及特定的时代精神。黎皓智认为文学经典是指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权威性的作品，它是在文学运动中经历大浪淘沙的结果。一部文学经典的形成，大体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深刻地反映了时代，记录了历史沧桑，是时代造就的；二是负载着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智慧；三是饱含着艺术审美的丰富性，可以从形成、理性、道德、文学隐义等不同层面进行解读。作为经典，其中必然有永恒的因素，也有可变的成分。叶廷芳认为经典的定义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研究者不应把经典当古董，应该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勇于创新。吴晓都认为，真正的经典文本为未来理论内设了阐释的空间，所以经典总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郑体武将经典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民族意义上的经典、世界意义上的经典和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张杰分析了当下对文学经典所持的几种态度：质疑文学经典标准；注重文学经典的负面影响；强调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应同时进行。他认为我们需要经典，但不能将其神化，应放开眼光，不断筛选出具有潜在价值的经典。
如何更科学更有效地重读经典是会议关注的热点。曾艳兵认为，后现代语境消解了诸多既有观念，当前亟待重新解读经典。黎浩智认为重读是研究经典的最基本方式。他指出，重读经典并非否定前人的理论成果，而是不断发掘经典的新内涵。重读经典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着多元文化的丰厚信息，并非人为地推倒一批，又人为地树立一批。盛宁认为，重读经典时，要选取思想有分量的话题，要注意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一些学者认为，重读经典要有一定的理论思维及理论创新能力，要运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从多角度去解读。申丹分析了目前国内外经典文本研究存在的“不注重跨学科研究”、“对文学理论缺乏研究”、“阐释不当”、“机械地用时髦理论套文学作品”、“作品与语境脱离”六个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即借鉴各个学科知识认真梳理理论，在尊重作品本身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阐释，对作品进行整体性细读。而叶廷芳认为，文学史上每一种重要理论的产生都是创作先行，当理论与现象发生矛盾时，要尊重现象，尊重创作。黄梅也指出，阅读是一种注视美学，进行文学研究时应抛开理论预设，尽量保持作品的原生态，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收获。郭宏安介绍了法国日内瓦学派的阅读观，其中即包括“注视美学”一说。他认为，完整的阅读应该包括没有成见的阅读、客观的研究和自由的思考。张旭春认为解构批评使当代文学经典研究趋向于否定历史语境、否定作家意图，阻隔当代读者与文学经典的真正对话，也造成了对经典的过度诠释。
谈到文本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过程，与会者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关注趋向――经典的边缘化问题与经典的形成过程，即经典是如何成为经典的，背后有何动机。刘亚丁细致地考证了肖洛霍夫作品从经典到边缘的过程。何云波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描述了此书经典化和边缘化过程。朱振武阐述了美国本土小说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发生和生成轨迹，揭示了其内在运行机制。
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反对儒家经典的思潮，如魏晋和晚明，但最终都未能从根本上颠覆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经典重估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时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结果。因此，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便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紧密相连，通过反孔批儒，革新思想文化来改造国民性，以启蒙来救亡。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文学革命，在“启蒙救亡”这条主线下，选择以重估文学经典的方式来革故更新，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而救亡图存。
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启蒙现代性”话语，即“立足于社会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养”为目的，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为重估的理论依据来展开。重估从破与立两方面着手，包括古代文学经典、外国文学经典和新文学经典的重估。
由于将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之因便尽数归于以“儒者三纲之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于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古代文学经典便成为经典重估的首要对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废除文言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二在文学内容的革新，废除“非人的文学”，建立“人的文学”。在倡言以白话替文言这点上，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话，使之成为“标准国语”，胡适将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作为国语范本。于是，文学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抨击用文言所写的骈文古文律诗古诗，转而为传统文学观念中属“引车卖浆之徒”的小说、戏曲等白话文学寻求经典化的合法依据，称其为“可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并力图为之建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从文学史的趋势上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通过撰写白话文学史①、古代小说史②、古代小说考证③、出版古典白话小说丛书④等方式确立了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学”这点上，周作人认为一些由白话所写的旧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在思想内容上宣扬强盗迷信鬼神，只会妨碍人性生长，乃“非人的文学”，不宜作为新文学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进西洋近现代文学来革新思想便成为经典重估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是推介重点。被认为体现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1918年6月《新青年》上以专号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积极登载拜伦、雪莱、海涅、歌德等诗人的作品。此外，与中国一样受损害的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也受到青睐，想要借此输入其中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①。著名的有鲁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郭沫若翻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等。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除旧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学倡导者们对“文学革命”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也进行了有意识的经典建构，这便是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初步确立了文学革命后的新文学经典序列。
反观这场文学经典重估运动，它在语言、文体、内容上全面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等级体系，将文学创作从宣扬儒家义理、文字雅驯为正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出新文学典范的创作路径。这条以白话为语言基础，以小说为经典文类，以诉诸现实为内容的创作路径不仅在当时增强了中国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表达力，而且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多样化的探索路径，一批现代文学经典得以涌现。
但不可否认，这场以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为核心的文学经典重估以激进的方式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系统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其赖以重估的话语依据———“启蒙救亡”和“进化论”也偏离了文学自身的建构典律。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序列的建构，对域外小说的经典化，还是建构新文学经典，都表明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变革冲动，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这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典重估中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价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利用进化论为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裂变提供“科学”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几千年传统之中国古典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学因时进化，新胜于旧，“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新与旧、活与死、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以科学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树立其权威的重要依据———“时间”②因素的瓦解。同时，这种源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偏激批判话语最终走向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谓“不读中国书”），遮蔽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传承的延续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话语：社会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第二次经典危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配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的需要，文化领域有组织地展开了重估文学经典的工作。虽然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呈现不断调整、冲突和变动的状态，但就其整体特征而言，此时期文学经典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和阶级属性被极端强化，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之一部分的文学经典审定工作受到高度重视，政治因素在文学经典重估中起主导作用。在文学经典的审定上，由中央政府主管的统一审核机构主导，通过确立“马恩列斯毛论文艺”的指导性文学理论③，划定出版选题范围（如一些有导向性的丛书系列）①，在主流报刊上掀起对某部作品或某个作家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运动②、统编教材③等方式来重新审定此时期的文学经典序列。在文学经典的重估中，社会政治运动的趋向、的政治指示和文艺思想、作家本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标准起决定性作用。#p#分页标题#e#
此时期的文学经典重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来重新定义和确立五四文学之性质和经典序列。早在1948年就有“文学再革命”的口号，提出“文学之自由与民主，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做它的前提。”这种以国家民族的现实政治取向为文学之标的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当时，在对已有作品进行经典重估时就着重聚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尤其是欧美的现代文学，因为这两者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在对“五四”新文学的认定上，贯彻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认为新文学“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因此，在选定入史作品时，突出“革命文学”的主题，在选集出版中突出革命作家的比重。例如，1951年3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的“新文学选集”丛书按现实主义标准来遴选新文学经典作家，蒋光慈、柔石、胡也频等革命性强的作家均有个人选集，郭沫若选集的印数高达39000册。其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下筛选和重构外国文学经典。此时期将苏联文学视为学习典范，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在国内也可翻译出版，但对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的20世纪欧美现代文学则极少评介④。这种选评标准正是“二战后冷战所形成的对立阵营和中国内部的政治现实”的反映。其三，确立共和国“红色经典”。围绕《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所创作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如《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通过“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系列“以文选的方式为新中国文学树立‘榜样’。”与文学革命时期的经典重估相比，政治力量而非知识分子成为此次经典重估的主体，表达出迥异的意识形态诉求。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作为文学经典的重估标准参与到文学经典的筛选和建构中，确立起一套与五四文学大相径庭的文学经典体系，并通过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政治批判运动、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等方式使之固定为合法性“知识”。
综观此次文学经典重估运动，不可否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它从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但由于政治力量主导了整个重估工作，依据单一的现实主义标准所确立的文学经典序列被赋予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文学经典的价值被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同时也丧失了持久性的经典价值，随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套经典体系的起伏变动亦表明单靠政治力量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反而会导致文化专制，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便是例证。
三、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与中国文学的第三次经典危机
“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口号被提出是在1988年，它是当时的青年学者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的一个专栏名称①。此专栏从1988年第4期始，至1989年第6期便宣告结束。两位主持人在专栏开办时“主持人的话”中指出“重写文学史”就是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的重新研究、评估”，初衷是“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自然，目的是为了今天。”可见，“重写文学史”表现出明确的重估经典之目的，而更为根本的目的则是重估经典所代表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即“文学史结论”，强调“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那么，他们重估经典的对象是什么呢？
从1988－1989年间专栏所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重估经典的对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十七年”和“”时期被树立起来的红色经典，主要质疑这批作品经典地位的合法性。例如，专栏第一期刊登了两篇重评文章：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创业史〉》和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针对《创业史》，主持人语说：“《创业史》暴露了一个怎样理解生活‘本质’的问题：或者是强化自己对人生的切身感受，由此形成这种‘本质’的悟知，或者是以现成的政治定义为依据，虚构出一个教条式的‘本质’来———不幸的是，柳青基本上走的是后一条路。”从这一评语可知“重写文学史”对《创业史》这一“三红一创”的红色经典所持的否定态度，秉持“个人主体”的重估标准，认为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个体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否定了红色经典所代表的那一套以“国家主体”为核心的评定标准。此外，重估的另一对象是在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经典———“鲁郭茅巴老曹”，重点反思这批现代文学经典在“十七年”和“”间被阐释的那一套价值话语的合理性。例如，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蓝棣之重评茅盾的文章《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作者在文章开首援引艾略特的“文学之伟大与否并不全然取决于文学标准，虽然我们必须记住是否成其为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加以判定”这句话作为重评《子夜》的标准，认为“《子夜》读起来就像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因而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文学标准”成为蓝棣之重评《子夜》的依据，而处在“文学标准”对立面的则是“政治”。
那么，这次“重写文学史”之重估的矛头为何主要指向红色经典和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那一套阐释现代文学经典的话语呢？也就是说，为何重估的焦点放在了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时期的经典作品和经典阐释话语呢？时任《上海文论》编辑部主任的毛时安说的很清楚：“‘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筹划和出台，并不是出于编辑部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某个人灵感和机智的产物。它出台的基本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因此，要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否定就必然要牵涉之前的文学史，包括文学史中的作品、作家、文学现象和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重写文学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逻辑必然。”显然，“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在当时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而非一个纯粹的学科内事件，这也是“重写文学史”在当时社会之所以能引起极大反响的缘由之一。主持人之一王晓明说：“我们当时基本的想法是把‘重写文学史’基本的立足点定在审美和对文学史应该有个人的理解这两点上”，而这两点在当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话语，审美并非绝对“非功利”的文学审美，而是指向以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评定标准的“拨乱反正”，是作为政治对立面的审美，这个词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内涵源自对时期政治干预文学的批判和反思。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所要建立的新经典体系是在否定那一套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经典体系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其中所提出的“个人”和“审美”这一新的重估标准只有在与其所否定的那套经典话语的对照之下方可凸显其重估之落脚点所在。#p#分页标题#e#
此外，随着“重写文学史”之提出而陆续确立起来的一批新经典，如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又共同构建起一套表征“新时期”话语的经典系统。正如有学者所言它“似乎是‘新时期’话语建构其‘知识’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资源”，而建构一套与之适应的经典体系则正是形成新“知识”的基石。
四、众声喧哗：“大师重排座次”与中国文学经典的第四次危机
20世纪90年代前期，学界出现了一股评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库”或“选集”的热潮。在这些形形的评选中，有两件事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是1994年由太邦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共四卷）（策划：戴光南；主编：王一川、张同道），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库以“为20世纪文学中大师级人物重排座次”标目，寻找20世纪中国文学中能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巨匠相媲美的大师。这次“大师重排”之所以引起热议，其焦点就在于大师位次的认定上。该文库编者所排20世纪小说领域里的大师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这种次序无疑是对“鲁郭茅巴老曹”位次的极大挑战。其中，尤其是对茅盾的落选和金庸、张爱玲的入选争议最大。编选者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茅盾获得如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学术偏见，这种学术偏见即“现实主义”、“史诗式”的评价标准，而依据编选者所持的新标准来看，茅盾的小说在总体上看“欠缺小说味，往往概念的痕迹过重，有时甚至‘主题先行’，所以只得割爱。”而针对编选者提出的“主题先行”，反对观点认为这一评判标准并没有公平地运用到其选定的所有作家身上，甚至两位编选者以“主题先行”这一共同理由作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判：一个据此否定茅盾之经典地位，另一个却以此肯定穆旦为百年诗歌第一人，这种厚此薄彼的评判“不过是在已多次出现过的‘左’、‘右’、‘内’、‘外’一齐夹攻的怪圈中重蹈覆辙而已！”论争双方各执一词。“重排大师”的争议还未平息，1996年由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面世，又引起新一波争论。《文艺报》、《光明日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等刊物纷纷发表讨论文章，其影响甚至超越文学界，一些电视台、新闻报纸也进行了报道，俨然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撇开论争双方孰是孰非的问题不谈，单就90年代前期学术界和出版界推出“百年经典”这一事件来看，至少有两个与“文学经典”相关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编选者为何急于推出“百年经典”？其二，这次“百年经典”的评选与前几次经典重估有何不同？
与五四文学革命迫于救亡图存之危机和启蒙之迫切不同，与建国后为配合政治需要进行文化建设不同，与80年代后期对“拨乱反正”的文化需求不同，这次经典重估热潮一方面受到荷兰学者佛克马1993年9月至10月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问题的触动而引发，但这只是外因。就其内因而言，它仍是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延续，确切来说，是对“重写”行为的延续①。但在“如何重写”这点上，与“重写文学史”相比此次重估百年经典的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回顾前三次经典重估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文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套文学经典的重估及确认往往和建构一套合法化的知识话语（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紧密相关，重估行为具有相对明确和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90年代前期的这次经典重建热潮则是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市场经济语境中进行。经典重估不再有明确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更像是研究者对百年文学经典的个人总结。因此，同为“百年经典”，《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的所选对象和所排次序却有诸多出入，评选标准也是各自言之成理①。尽管编选者中不乏有声望的学者，但这也未能让读者对这些“百年经典”一致认同，反而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内外的聚讼之声不断，可谓一场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②。
那么，这场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热究竟对中国的文学经典问题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认同上的焦虑。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百年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相对频繁，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经典的数次重估，这使得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一直就缺乏一个稳定而具有广泛认同的经典系统。因此，在“百年经典”编选中就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五四”文学、80年代“重写文学史”、90年代大众审美等多套经典阐释话语，各自言说。其二，经典重估的众声喧哗正是90年代文化多元化，文学退居边缘，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削弱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言“由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转型导致普遍的意识形态淡化、政治热情消退”，与之相应的便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也随之大大降温”，这种“从政府决策到大众生活中普遍的务实取向和世俗化势头极大地消解了在百年中国一直占中心地位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至上的价值观念”，取而代之的则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至上的价值取向。”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编选者和读者依据个人的阅读经验和欣赏趣味来评定个人心目中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使得文学经典建构文化价值秩序的典范作用和教化功能被极大削弱。而更为堪忧的是，这种看似自由的经典评选衍生出来的却是经典认定上的随意，“百年经典”的无数版本最终必然导致“百年经典”之经典性因滥用而被耗尽的后果。其三，此时期参与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相较于前三次已发生变化。学者、大众媒介、商业运作等因素相互制衡，共同参与到文学经典的重估之中，使文学经典部分地被纳入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当中，“文学经典”连同学者的盛名被商家作为卖点，“文学经典”蜕变为一个脱离经典性内涵的空泛口号。#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