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沁芳
经典是文化的精粹，是人类文明的积淀。诵读国学经典可以丰富一个人的知识，滋润人的心灵，同时能够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优秀的道德品质。作为小学生，正是学习知识、塑造人格、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国学经典的诵读对他们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经典的学习, 可以培养孩子们孝顺父母，热爱祖国，增加词汇量，对孩子的背诵能力和表达能力有很大的帮助。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更好的运用经典帮助学生成长显得格外重要。结合教学过程中的体会，我认为必须充分认识到诵读国学经典的重要意义，在教学过程中要多渗透国学经典。
国学经典诵读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快速增加识字量。小学阶段的经典诵读说的就是开展《三字经》《弟子规》《论语》《道德经》《大学》《中庸》等国学经典的诵读活动，这些经典韵律齐整，平仄有序，学生们诵读起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通过有效阅读，可以很好的开发他们的记忆潜能，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对经典的理解也会进一步深入，这对他们的一生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记忆力的提高，还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孩子们会对阅读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让他们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同时，通过诵读，孩子们也会自然轻松的认识很多汉字，增加识字量。
国学经典诵读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如今，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等所谓的“流行文化”对孩子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孩子们在文化素养上表现出来营养不良，同时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浮躁、自私、缺乏集体意识的不良心态。通过诵读经典，不仅可以提高孩子们的语文读写能力，还能很好的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通过阅读经典、学习经典、借鉴经典，孩子们在经典中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学习到了古人伟大的智慧，树立理想、明确目标，孩子们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
国学经典诵读可以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拉近师生距离，提升课堂效率。国学经典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有一系列详细阐述，通过诵读经典，促进了师生间的感情，师生在快乐的阅读中共同进步，共同提高，课堂氛围越来越好，效率也越来越高。
关键词：经典诵读；中小学文化建设；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4-0116
著名学者钱理群是这样评价经典诵读的意义的，他说：“读文学经典唯一的目的是陶冶我们的性情，开拓我们的精神空间――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达到心灵的契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因此，许多教育学者、专家纷纷倡导经典诵读活动，从2007年开始，经典诵读活动就已经在各地兴起并如火如荼地展开。该活动的目的是旨在通过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感受并传承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培养乐观向上的健全人格。
一、中华经典诵读开展之现状
据各类调查资料显示，经典诵读活动从2007年起就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但是阅读活动却往往流于形式化、浮于表面，在中学课堂的文化建设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延伸。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课程的设置上，极少有学校或教师将经典诵读纳入到规范、有序的课程体系中；其次，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只是将经典诵读作为课本学习的一个辅助，没有充分重视经典诵读的必要性，将其纳入课堂教学的重点之中；再次，问题出现在学生层面上，往往因为经典诵读材料不统一等诸多现实问题，学生对经典诵读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欠缺，缺乏深入阅读经典的兴趣；另外，就整个学校层面而言，很多学校的经典诵读校本教材还在开发之中，经典诵读的资源很匮乏，尤其是农村学校。
二、经典诵读开展之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意义
1. 体现在学科方面：全面提升语文教学的价值
广大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也是中华文化的未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厚的宝藏，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历史赋予广大中学生的神圣使命。古语有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阅读中华传统经典文化，不仅可以让我们领略到传统的魅力，还能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也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
具体表现为：
（1）拓宽学生的于都视野，增强学生的记忆力。科学研究显示，正常人的大脑中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脑细胞），它们彼此是孤立存在的，但是当其收到视、听、嗅、味、触觉的刺激时，每一个孤立的神经元就会形成发达的神经网络。这就意味着，听的愈多或者看的愈多，大脑的功能就会愈强，表现在外的就是记忆力更强，注意力更易于集中。而中学阶段恰恰时学生智力发展的关键期，大量优秀的文化经典的刺激，会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增强学生的记忆力。
（2）提升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传统经典作品内涵丰富，包罗万象，既有能教会我们处理好各种关系的《中庸》，亦有包含着学习之道、修身之法的《论语》，还有教会人们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大学》……这些无一不蕴含着作者个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沉淀，长期诵读经典文化，古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乃至说话方式会潜移默化成学生的成长体验、思维方式。这些将有助于培养学生说话的逻辑性，提升学生写作的语感，丰富学生写作的素材。
2. 体现在人格方面：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
经典教育不是简单的识字、背诵，它是综合性、立体化的工程。就其内容而言，它不仅牵涉到了中华经典文化，还包含有音乐、绘画等诸多艺术门类，每一种艺术文化中都有其真善美的存在。学生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会感知到这些真善美的存在，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并基于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不自觉地用圣人思想来规范自己地言行，进而成为心地纯良、懂孝悌、明事理、知谦让的人，实现所谓的“读千年经典，做少年君子”，最终实现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
三、中小学经典诵读开展应注意的问题
1. 经典诵读应当有计划地进行
经典诵读对于语文学科的学科发展以及学生的人格养成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小学校应当重视学生经典诵读的教育，把它从课外活动中提升起来，纳入到正常的教学计划中。除了在语文课堂上给予学生一些经典诵读的内容、方法指导外，还应当设置专门的经典诵读课。学校还应定期组织开展一些与经典诵读有关的活动，如课外古诗文的朗读、背诵比赛，“经典我推荐”等活动，使学生通过经典诵读的教育，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2. 内容选取上应符合中学生的认知水平
中学生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应当从中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及认知水平出l，遵循实际，选取适合于中学生阅读的古诗文经典。我们既不能不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能盲目地将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视为经典。对经典内容的选择一方面要契合于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还有具备有一定的教育启蒙意义。以此保证中学生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能将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和道德修养。
3. 避免浅尝辄止，注意三方合力
中华经典文化浩瀚无涯，课堂上以及学校活动中的学习只是瞥见了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大量优秀的经典作品更多地需要学生自主的学习，实现对经典的自我化的解读，这就需要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不能只凭借学校和教师的力量，而应当注意形成学校、家庭和学生的三方教育合力。
关键词：深度阅读；语文教学；经典阅读；实施建议
G633.3
笔者发现在2014年北京市颁布的《北京市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进意见》所制定这二十一条建议该中关于“传承经典，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革命历史题材作为语文阅读和写作教学的基本素材”方面就有四条，足见北京市对语文学科中增加经典阅读量的重视程度。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江苏、福建等省份、直辖市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经典阅读教学，在近几年的高考题中也设计相关内容。但是也存在相当一部分省市，还未开展经典阅读教学亦或是认为阅读经典会浪费学生备考的时间。
但是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学语文教学提高学生的经典阅读量，大力开展相关阅读活动的前提是语文教师明确知道“经典阅读”是什么，也就是了解经典阅读的内涵实质，进一步地就是明确“经典阅读”对于学生的意义和作用，然后才能更好地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来开展经典阅读教学。
一、经典阅读的内涵实质
钱理群先生十分重视经典阅读，他认为经典文本的阅读可以在精神上延长人的寿命，可以使得人能够在广阔的世界文化的宝库中，与古圣先贤一起去追问生命的意义，通过和语言文字的亲密接触可以和写者同喜同悲，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但却通过阅读、想象仿佛都一一历了。这说明经典是人类精神的养料，现代人不想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则需要它的养分。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他的《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作品》中写道“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了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于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最佳状态来临时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仍然是一种丰富的体验。”[ ]通过这段话可知经典文本的魅力就蕴含在它能够带给人以丰富的经验体验上，并且这种魅力只有真正去阅读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那究竟什么是经典？从词源学的角度上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中解释“经”，说“经者织也”，“经”的本义是纺织机等列布设的纵向的绷紧的丝线（以供纬线穿梭交织）。从本义引申了一个是动词，作为“治理”，如“经世致用”、“经邦纬国”；还引申了一个名词，即作为典范的书籍，如古代的四书五经；至于“典”，《说文解字》中“典”[ ]的本义是指重要的书籍，“典者五帝之书也”，两者意思有相近之处却略有不同。现代汉语多使用双音节字词，便将二者“经”和“典”结合到了一起，逐渐形成了现在人们所说的“经典”――权威与典范并存的重要的传世之作。从文化层面看，经典是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的所凝结的文字之和，蕴藏着人类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文明和智慧。人类的文明依靠的是体外遗传，这种遗传是凭借着文字沉淀在文本之中，才得以跨越时空得以延续，经典则是最为精粹――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从经典中汲取养分，来解决自己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学者余秋雨先生曾说，中国是个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那么中国人之所以都被称之为中国人，不仅仅是因为都有着共同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更是因为受着同样的文化的熏陶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类似的思维模式。经典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古今，融汇了本民族的精粹文化在其中的一个桥梁和枢纽。学生凭借阅读经典，便能够知晓我们的祖先从何而来，知道了我们的历史进程，知道中国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了现代化的今天，其中的文化基因便能融入我们身体之中，成为我们血肉之躯的一部分。只有经历如此过程，我们的学生才能真正得成为中国人。二、中学语文教学中增加经典阅读量的必要性
教育，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教育一直伴随着人类，并将在未来和人类共存亡。人类的文明对于人类后代是不可通过自然遗传获得，只能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才能习得。基础教育阶段中教师所教授的，学生所学习的内容，皆为人类世代的认知总和中的基础和精华。毫无疑问，教师就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人类智慧思想的启迪者。而语文教师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有责任将中华文明传承下去，让学生学习其内容，继承其精髓，内化成为自己的国文母语的素养；有义务使得学生通过国文母语的阅读和运用，能够发展出一种对于母语的敏感，培养起思维能力――实证与推理、想象与联想、辨识与批判、反思与创造的能力以及语言文字的鉴赏能力。我国经典著作便是语文教师教，学生学的，最佳凝结着中华文明的教学材料。
在全球化下的今天，中国和国际已然接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愈发得紧密，我国国民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而国外的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遗产。我国学生不能将自己的视域局限于国内的文学作品之中，否则只能如“井底之蛙”固步自封，学生的世界观将因此是缺失的。基于此在语文教师在传承我国的文化经典之外，还需引导学生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阅读和学习其他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
然而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下，人们的阅读碎片化和阅读浅显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进行深入阅读，继而无法形成深入思考的能力。然而在当今社会，能够迅速获取信息、快速阅读的能力和深入阅读深入思考的能力却是同样重要的。中国青少年阅读亦受阅读大情况的影响，阅读习惯多以碎片化的电子阅读为主，阅读纸质书籍较少且多以畅销书籍为主，阅读经典书籍就更少。可知现阶段学生的这种阅读状况并不乐观。
当下在中学生中提倡经典阅读，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涉及到阅读书目选择的和阅读活动开展既要学生自主阅读兴趣、认知程度、以及可以利用的课内外时间，更需要结合书籍的经典程度和意义价值，所以在中学生时期阅读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本身就是个难题。但如是一味迁就学生的现有阅读口味，让他们大量去阅读非经典的书籍，甚至是阅读快餐式的书籍，很有可能会腐蚀青少年的心灵、败坏他们的阅读口味。正如钱理群所说的：“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向导――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青年一代，使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健全的人。”[ ]
三、经典阅读在实际语文教学中的实施建议
实施经典阅读在实际语文教学中，因学生学段不同以及性别爱好不同，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因时因人而异。如《北京市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进意见》里就曾大致的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分类并提出了三个建议。中学阶段中，初中阶段的建议是积极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通过阅读学习与课内古诗文相关联的作家、作品，来增加学生国学经典的阅读数量。可以引导学生阅读表现中国人民为了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作品；高中阶段则建议多积极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可采用专题学习的形式来加深学生对中华璀璨国学文化、悠久历史文化的了解，教育学生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发扬传统美德。也可以基于校本课程，选择经典国学作品以及重要革命文献，有重点地指导学生进行研读。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经典；消费语境；经典性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007-02
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经典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现代社会中，当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不断扩张，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下的文化批判席卷整个文学领域，消费时代的文化在凭借着视图媒介不断颠覆人们的价值观时，经典文学的解构自然也由此引发不同的声音。当现代化领域中的文学逐渐去政治化，失去文学显学地位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便成为学术界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关于文学“经典”内涵的论争
西方学者关于“经典”的论争始于对“经典”概念的界定，学者们从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世界的影响性以及时间的筛选等几个方面，来阐释文学经典的概念及内涵。
中国文学界对“经典”有着本地域性的独特见解，黄曼君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阐释的结合，其存在形态生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特征，价值定位上必须具备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①同时，文学经典应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必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着“诗性”的内涵，还有着民族的文学特色。②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是达到艺术极致的作品；是开辟了新的艺术范式的完美之作”③方忠认为应该首先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将文学作品的审美性、艺术价值还有经典应具有的原创性作为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④刘晗从“经典”二字字义考究，贯通古今进行纵横比较，得出结论：“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经典指是指那种能够超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和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⑤刘象愚对比古今中外、英汉文中“经典”的含义得出结论：“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伟大著作，文学经典的本质特征必须具备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以及时空的跨越性。⑥陈定家在结合中西方学者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之后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义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⑦
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定义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经典既有传统视角，又有现代的革新。基于主体对文学文本认识的不同，对现在文学文本进入经典序列后，关于经典的争论更是不休。时代语境的不同，对经典的定义及内涵的阐释仍会继续，文学经典也在阐释和再阐释的循环中发挥着它不朽的艺术魅力，对其内涵及外延的界定，是对文学经典及经典性问题研究的基础。
二、追问文学经典的建构及生成机制
学术界在对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中，逐渐跳出对文学经典本身定义的格局，转向如何建构文学经典，推动文学经典建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等相关问题上等，此类更为深入更具有针对性，更加具体化。
西方文艺界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有着两种主要观点，即限定于文学作品内部的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与限定于外部因素的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外因素同样重视。孙邵振认为，引入西方理论的价值归宿就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改写，使得作为历史流传当中的经典文本重新获得一种时代的生命，这实际内在于文本的一种对经典的确认。⑧童庆炳将文学作品内外因素相结合，具体考察经典建构过程中两者的作用方式，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处于一种不断地建构的过程中，同时提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六个要素：“（1）文字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⑨朱国华则认为应该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认识经典的准则：“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长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⑩
此外，也有学者针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发表了看法，侧重点不同，观念有着些许不同。刘晗认为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权利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11}南帆认为围绕在文学周围强大的社会群体、研究机构、出版社、学生团体、教育部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文学机构，从而形成一整套对文学作品行之有效的选择机制，并逐渐确立各种文学制度。{12}陶东风着眼于文化研究的视野，认为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而是有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凝聚着文化权利。{13}王宁认为，文学经典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的一些人为的因素。{14}此外，黄书泉立足当代文化多元化语境，认为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从三个维度辩证统一地把握，即充分认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破除确立文学经典中文学史的话语霸权，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现实关系中确认当代文学经典。{15}注重经典建构内部因素的洪子诚认为：“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要紧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16}
在笔者看来，文学经典及相关论题是十分重要且关系重大的研究课题，对整个文学自身价值体系的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对读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引导、文学史的编纂和文学教育等都息息相关。当然对文学经典的判断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对文学经典内容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
三、当代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命运
在当前的消费社会下，视觉文化以及媒介文化都以不可挡之势，闯入审美文化的背景中。尽管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超时间性与超历史性都满怀信心，但是当经典面临当下消费时代的语境，图像霸权危及语言的中心地位的现实状况时，对文学经典的命运堪忧。
很多学者就从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经典的境遇，分析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的影响。吴兴明就从当下消费关系的座架中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性扩张，他认为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不断被广泛的借名、挪用，出现大规模的异质重现，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的命运即是：走向终结。{17}但同样是从消费语境中看待文学经典境遇的赵学勇则相对较为乐观，他认为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危机源于文学经典和消费关系的语境冲突，调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经典问题消弭的关键所在。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要依靠市场手段来调节文学经典在当下消费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18}
在当下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有学者认为文学经典的n势不可避免。刘晗认为，当下文化语境中语言和图像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图像文化的异军崛起使得语言中心地位旁落，消费文化思潮使得文学经典呈现出消费化趋势，文学经典存在的根基被消解。{19}也有学者着力分析文学经典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孟繁华认为，20世纪以来作家们参与社会的情感需求，与“宏大叙事”热情所创作小说文体，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他分析其原因：“现代媒介的发展和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20}
此后，学者们对文学经典理论话语的拓展与深入、文学经典的命运及古今文学经典承传重构与评估重建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基于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经典表示出担忧，如赵学勇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关系入手，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审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经典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21}在陈家定看来，文学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了观念上的“信仰危机”。但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去经典的潮流中文学也得到了更广范围的传播；新秩序与新经典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更多种可能；激发了文学经典的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22}而盖生认为，在当前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被媒介文化冲击的边缘化反倒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指涉当下、提升现实承担社会的经典化文学仍将是社会价值整合元和意义的生产地。所以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23}
经典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最能够体现人类思想精髓，最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下文学终结的声音不仅在国内出现，许多外国的学者也对“文学终结论”的论断发生论争，赞同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文学作品中主流价值观念的代表，学者们对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也是忧思与期望并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社会形态变迁的大环境中看待具体的文学现象是理论研究者需要坚持的态度。
注释：
①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03）.
②黄曼君.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J].文学评论，2004（04）.
③童庆炳.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N].中华读书报，1998-03-25.
④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2005（03）.
⑤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⑥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02）.
⑦陈定家.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文学评论，2008（02）.
⑧孙邵振.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J].文学评论，1999（05）.
⑨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
⑩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6（02）.
{11}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12}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117.
{13}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利（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03）.
{14}王宁.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J].南方文坛，2006（05）.
{15}黄书泉.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16}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3（03）.
{17}吴兴民.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J].中国比较文学，2006（01）.
{18}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19}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20}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J].文艺争鸣・评论，2005（05）.
{21}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
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请记住我站域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著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作者：马荣单位：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