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发达国家大多经过40多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社会。此时，这些国家已基本实现现代化，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相对落后，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同时，我国当前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组织、物质、制度等各方面的准备还不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较薄弱。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压力。因此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冲击，要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时间紧迫，而且压力巨大。
人口老龄化还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医疗费用和福利费用等消费基金不断增长，影响积累基金，特别是生产性基金的增长，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老年消费群体的日益扩大，直接引起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
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和老年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健全，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的状况下，如何解决老人们的养老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化的难题。
面临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严峻形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老龄意识和建设“老人强国”理念，增强紧迫感，切实负起责任，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应对，认真化解，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发展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发展，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反过来，通过不断解决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这是二十一世纪我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为适应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
2.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劳动者素质，减轻人口老龄化在劳动力方面的不利影响。要把发展老龄产业摆在重要位置，制定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和优惠扶持政策，引导和促进老龄产业发展。重视开拓老年消费市场，以满足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的需求。
3.加大统筹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老年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对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承受能力。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加快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建立强有力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家庭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格局。
1.建立健全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研究实行将大额的慢性病门诊费用纳入新农合补偿范围的办法。建立和完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大力发展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救济事业。鼓励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
2.大力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政府要在增加对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资兴办不同档次的养老服务机构，实行民办公助、公民合作、民建民营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等方式，保证养老服务机构正常运行，发挥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紧急救援、心理咨询等服务项目，形成为老服务网络体系，为居家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3.巩固和增强家庭养老功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传统的家庭养老仍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方式。要在全社会加强以感恩教育、责任教育为重点的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弘扬尊老、养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加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贯彻实施力度，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措施上鼓励儿女养老。积极创新空巢老人居家养老机制，推行协议养老制度，明确子女对老人的赡养责任；建立空巢老人居家养老政府补贴制度等，努力解决空巢老人养老问题。
四、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有强力的组织保证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大量增加，老龄工作显得日益重要，老龄工作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养老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焦点问题，社会各界都对这一问题忧心忡忡。普通老百姓忧心的是家庭面临着老人养老的经济与服务问题，而学界更多关注的则是人口老龄化对我们整个国度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以及对老龄化问题解决方案的探讨。要解决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我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成因，只有对于人口老龄化全面了解了，我们才能根据现实的国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一）未备先老。2005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快跑进入了老龄化国家。原来我们讲中国人口问题时，总强调：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特点，而人口老龄化则是发达国家的人口特点。人口老龄化这种发达国家的人口特点几乎是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
（二）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2005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三）基数庞大。2005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总数约1亿人，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2023年将增加到2.7亿；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
这三个特点，使我们国度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比任何国度都显得严峻，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人口老龄化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众多发达国家也面临着这一现状。之所以我们国家会提早进入老龄化阶段，更多的是人为的产物。
人均寿命的延长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产生老龄化的一个普遍原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和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多年来一直在稳步增长之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我国八十年代所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八十年代随着国家人口突破10亿，按当时的人口增长的速度，世纪末中国人口会达到14-15亿。处于这种人口总量下所带来的经济、资源、就业等压力的考虑，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08年的12 ‰左右 。中国迅速由一个重视繁衍子嗣，多子多福的国度，转变成一个低生育率的国度。可想而知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面临的现阶段的养老问题，更多的是由独生子女来负担，这无疑增加了养老问题的严峻性。
因此，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完全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产物，而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产品。
三、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
第一，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基本国策。7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态势要求我们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人口形势出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惯性增长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因此，有必要为注重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应着重从三个方面着手，生育数量的增加、生育间隔的取消及生育年龄的调整。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我国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仍无法改变我国低生育率的现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多子女观念更加淡化，越发达地区，生育率越低。“四二一”不合理的代际结构，独生子女存在的成长中的问题以及老龄化的危机，众多压力下需要国家下更大力度来挽回人口危局。
第二，调整和规范法定退休年龄。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平均寿命逐步延长。原有条件下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现时段面临严重老龄化问题的状况下，调整和规范法定退休年龄显得尤为重要。波斯纳在《衰老与老林》一书中提到：“随着寿命的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相应地提高”。我国平均寿命已超过70岁，退休年龄仍然按照建国初期的政策执行，因此，“中国未来延长退休年龄是可以肯定的，但由于受到目前的就业压力，才没有做出修改”。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就业压力也会得到相应的缓解。在未富先老的状况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资金匮乏。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解决资金问题的直接途径。
第三，建立覆盖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除了资金作为基本保障外，另一个就是需要相应养老服务的支撑。我国传统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养儿防老成为中国人心目中不争的事实。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对于大部分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居家养老越来越无法实现。
目前，我国的机构养老中，主要涉及民办和国办两种形式的养老院。这些机构层次不齐，并且从数量上也无法解决绝大部分人的养老问题。因此，机构养老只能作为辅助。社区养老服务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结合起来。通过政府扶持和监督、民间组织参与、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居家养老的社会化。老人在家中居住，社区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的程度，为老人分层次提供相应的服务。这不仅解决了老人居家养老的愿望，也为社会节约大量资金。同时，也保障了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生活质量，不影响子女的正常工作于生活。
因此，解决中国养老服务问题的关键，在于以社区为依托，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
参考文献
[1] 易富贤.大国空巢[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社会 解决措施 经济
“全面开放二胎”一年了，“婴儿潮”不明显，却传出我国孕妇死亡率因孕妇年龄较大而升高的问题，笔者更加坚定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要从经济与文化方面入手的观点，并回想起2015年的种种――“养老金入市”炒得沸沸扬扬转移了人们对“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的时候，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中国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又一次引起全民热议。不久后，2015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并经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新法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人口措施的频繁行动体现了问题的紧要程度与对问题的重视程度，确实，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比前几年的普遍性预测复杂。本文将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况与带来的有关问题入手，参考人口转变典型国家的问题与决策，深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实质与我国当前的有关措施情况并做出总结与建议。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有关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据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时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8872万人，占全国人口比重7%；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1883万人，占全国人口比重涨到8.7%，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达20%。据联合国的人口老龄化划分标准：0 ～ 14岁人口≤总人口30%、60岁及以上人口≥总人口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总人口7%、老少比≥30%等，我国2000年已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14年我国老龄化人口比例已超9%，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进程较快。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已在一万美元以上，而按趋势预测，中国在老龄化水平达9%时，才踏入人均5000美元的门槛，[1]即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在老龄人口比例增加的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与少年儿童人口的结构也在改变。少子化问题与老龄化问题相伴随，而问题的重点在于劳动人口。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9.98亿人，其中15～29岁的人口30615万人，30～44岁的人口28425万人，45～64岁人口69844万人、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90年的22%增加到2010年的32.7%。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本维持在10亿人左
右，而后逐渐减少，到2045年将降到8.97亿人，2050年进一步下降到8.7亿人。[2]相比之下，2045年总规模虽大于2000年的8.6亿人，但中间几十年增长的劳动年龄人口已被老龄化“吞噬”得差不多，上面数据体现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低龄劳动人口不断减少、高龄劳动人口迅速增加，劳动人口年龄结构有老龄化趋势的特点。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有关问题
虽然劳动人口有老龄化趋势，但按当前情况预测，在203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会增加，国家较早出台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和开放二胎政策甚至“养老金入市”，一定程度上与养老压力有关。而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养老压力问题，笔者在此简要总结如下：
第一，国家与家庭养老压力大。国家养老压力主要是养老基金不足的问题。据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剔除财政补贴后，2015年养老保险“亏空”将超3000亿元。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曾做过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家庭养老问题更复杂。首先是独生子女一代的“2人养3+4人”问题：夫妇两人照顾自己和1个孩子的同时，还要赡养双方两对父母共4人，这种压力在中国当前平均工资不高的最广大的农业人口和工薪阶层甚至中产阶级都有很大压力。其次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的“失独老人”“空巢老人”问题，人口老龄化的同时，这类人口的数量也在增长并加深对应的社会问题。然后，是老龄化伴随的少子化问题：较低的生育率不协调的男女比例，不仅造成未来更加严峻的养老压力，还会因为性别比、生育观念加大适婚年龄人口的婚配难度并进而造成有关社会问题。
第二，劳动力不足问题。上面已给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各年龄层次的状况，劳动力的供给直接受制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参与率，从年龄层次结构上看，我国的劳动力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会出现短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在2011年说 “中国已出现‘刘易斯拐点’，预计2014年前后进入劳动力实质性短缺状况”，各种人口统计数据证明了他的话，我国现阶段人口红利已经不再，劳动力薪资水平期望提高，工厂工人、农民工领域和高端人才或高度技术性岗位都出现“用工荒”问题。而老龄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各行业原先经验丰富的老龄劳动力退休增加，有足够能力的工作年龄劳动力匮缺，
另一方面，我国的应届生与青壮年就业压力年比年大，据《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①显示，继201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700万之后，2015年的毕业生人数达到749万人，2016年更多，相比2014年的期望月薪平均值3680元，2015年大学生平均期望月薪增长了近2000元（均值1830元）而达到了5510元。整体上，我国劳动人口的匮乏实质是人才与适岗劳动力匮乏。
第三，因延迟退休年龄、开放二胎而埋下社会问题隐患。中国人口基数本身就大，当前14亿人口已经超过8亿～9亿人的人口合理容量、接近16亿人的环境人口容量。开放二胎虽建立在低生育率陷阱下，不会造成未来人口大幅增加，但对于我国控制人口总量的任务仍有较大挑战。同时，对应青壮年就业压力增大，老龄人口延迟退休会加大代际资源的矛盾。
二、我国现行措施与其他典型国家对比
（一）发达国家类似问题与措施
德、英、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最先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并已普遍构建了相应的养老保障与福利、服务体系。在这些发达国家中，日本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2010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日本总人口的22.7%。据衡量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日本在 2010 年已经进入“超老龄社会”。
总结发达国家的有关措施与经验，有：
第一，加强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并重视老龄人口晚年幸福程度。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是西方发达国家最为积极和有效的养老保障策略，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普遍构建较为完善的福利保障系统，同时也构建了相对中国更成熟的商业保险系统，而养老社会化以英、美、日为代表。在这些国家，由政府建立的“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或“老年公寓”体系很健全，同时，这些国家基本都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老年护理保险制度，保障老龄人口生存质量与幸福感。
第二，多方面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和养老基金问题。不少西方国家也出台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延长法定养老金缴费年限的措施缓解养老基金压力和劳动人口不足问题，但更普遍的是积极实施优秀人才的引进计划，如2002年欧盟颁布“欧盟劳动力流动计划”促进欧盟内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同时，不少国家包括德国，广泛实行具有弹性的退休制度，让达到退休年龄但身体状态依然良好的人可以继续进行工作，其中一些国家的退休体制开始逐步从强制性改为自愿性。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鼓励老年人进行创业以发挥老龄人口的劳动价值并减缓社会养老压力。为更好地让老年人创业，西方发达国家比如荷兰还在法律上禁止存在任何歧视老年人就业的举措。
第三，鼓励生育。通过增加人口自然出生率来增加青年人数量并增加劳动人口和赡养老龄人口的负担者数量。发达国家为此构建了非常完善的生育保障和有关福利体系，通过税收政策甚至“英雄母亲”荣誉等鼓励生育。
（二）我国当前主要措施
第一，改革养老保险和养老制度并完善有关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养老社会化是普遍趋势与规律，我国一直在完善有关医疗、社会保障体系，但因为人口基数大而经费人均过少等而步伐较慢。
一是养老保险改革的趋势是养老不断加强社会化，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渐渐由市场化管理运营的企业年金计划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计划来部分替代。人社部已出台《退休人员2016年养老金调整方案》，调整养老保险缴纳制、加强均等分配化等。
二是协调医疗、社保体系与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完善整体体系。据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9日报道，人社部透露2016年将推出养老保险制度总体改革方案，着力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整合，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三是延迟退休年龄。虽一定程度上让优秀的老龄人才能继续在岗贡献丰富的经验，但对应中国青壮年就业压力巨大的现实，此举无疑也加大了青壮年的就业压力。
第二，开放二胎，缓解国民赡养老人压力。开放二胎主要为缓解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养老压力问题、避免未来劳动力匮缺问题并为养老社会化做配合，但从长远看这仅仅是应急措施，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我国必须也必将出台更深层次的政策。
第三，其他如鼓励老龄产业、提倡尊老爱的措施，目前影响不是特别显著。
三、关于我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措施的观点
（一）有关专家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与措施的观点
早在1999年我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就提出“我国人口发展五大趋势”：
第一，到21世纪人口数量将继续增长。
第二，在发展前20年，生产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就业压力更大，到2020年生产年龄人口将再增1.7亿，劳动力过剩趋势更加严重。
第三，人口老龄化严重，到204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18%，60岁以上老人接近25%。
第四，人口城市化。
第五，人口质量特别是人口教育、科技质量呈现提高趋势，但人口素质低的地区生育率上升，人口素质高地区生育率低。[3]
这五大预测非常准确，2005年田雪原教授也提出了我国防止“未富先老”三步棋：第一步，把高生育率降下来，这一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实现；第二步，稳定低生育水平并实现中国人口的零增长，预计到2030年前后可实现中国人口的零增长率；第三步，人口零增长后，因增长的惯性，人口可能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届时再根据社会发展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人口政策。[4]这“三步走”有非常科学的指导意义，我国当前就在这“三步走”之中。
（二）关于我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措施的观点
由上面分析可明显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实质也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
有人可能认为，文化不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这观点明显缺乏社会学意识。英国人类学家R.费思认为，文化就是社会，社会是什么，文化就是什么。文化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对维系社会运行、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在文化对人口的影响因素上，我国“多子多福”等传统观点、重视生儿子的观念氛围与现在城市人口或新生代因为对子女质量的要求、因人生特别是职业规划而形成节制生育的观念，对我国曾经和现在部分地区生育状况的影响有目共睹。而印度因为民众社会观点和社会体制等，无法推广节制生育政策并造成了许多问题，则是典型反例。
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重视从经济与文化入手，提高经济实力，完善有关经济与社会制度，提高国民文化素养水平，加强经济建设与人口素质的提高，在现有措施的基础上，加强以下方面：
第一，坚持“科技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经济水平和生产能力，坚持提倡“优生优育”。
第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继续引导并支持养老保险合理的社会化，通过资本运作形成福利程度较好的养老保险体系，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同时，不要造成国民倒退感，而应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加强高收入者社会责任意识。
第三，建立渐进制退休制度，取代强制性退休制度。
第四，提高生产效率，适度推广机械化生产来替代工人的缺失。未来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不代表生产力的降低，在青壮年就业压力巨大的今天，改善社会劳动力分配系统、提高生产效率才是重点。
第五，改革并健全有关经济体制，积极探索并发展老龄事业与老龄经济。保障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的同时，让有经济条件的老龄人享受养老经济的服务，让愿意继续工作的老龄人在老龄事业与经济系统中继续发挥价值并获取酬劳，这样既能实现延迟退休年龄的熟练人才效益，又能从一个角度缓解老龄劳动力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岗位压力。具体措施比如：
一是鼓励并引导平民化养老院、敬老院、“老龄人之家”等等的建设，同时加强监管，严惩或取缔虐待老人等不合法合规的行为。
二是挖掘适合老龄人从事的经济项目或岗位，比如企业顾问、老龄社工团队、老龄人培训师等。
三是完善旅游经济，便利老龄人参加旅游和娱乐，同时也创造了经济效益。
第六，完善义务教育体系，巩固基础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实施鼓励优秀人才留在国内或引导人才归国的计划，提高人口和劳动力素质，通过提高当前青壮年和未来的青壮年的经济贡献能力来填补高比例的老龄人口压力。
注释：①团市委下属的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2015年5月28日。
（作者单位为大连财经学院）
[作者简介：郑锦霖，大连财经学院经济学院统计系。荆典，大连财经学院经济学院统计系。]
参考文献
[1] 李建民.中国“未富先老”了吗？[J].人口研究，2005（6）.
[2]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人口研究，2007（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市规划应对方法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得到颇多关注，各国都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积极应对是中国“城市化水平、速度”向“城市质量、内涵”转变的重要方面，加强城市规划中老龄化人研究对我国城市化质量和内涵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中国城市地区老龄化格局及其进程
当前我国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地理、城市社会学等领域。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国家层面特别是省际等层面的研究比较多。由于我国处于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国家政策等原因，人口老龄化将会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需要不同学科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1大多数城市进入到“老龄化城市”，
“老年人空间残留”特征明显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在调查取样的344个城市中，有280个城市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了7％，有80个城市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了10％(图1，图2)。将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是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密度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如成渝地区、关中地区、苏北地区、东北边境地区；速度较慢的地区是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走廊等地区。除了部分地区，尤其是严寒地区(如漠河等)居民的人均寿命提升造成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外，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大多是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导致了“老年人空间残留”现象。
图1 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图2 2000——2010~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速度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2老年人口的需求与空间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老年人空间残留”的一个表现是各种学术文章和新闻媒体所提的“留守老人”。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郊区化等因素的推动下，城市空间要素及社会构成等发生急剧革。在变革过程中，老年人口在居住、行为等方面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变化。例如，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北京市60岁及以上来自外省(市)的流动老年人口约为5万人，其中，到北京务工或经商的老年人比例仅为4.17％，其余的大部分是以养老为目的的。这一结果容易造成大城市周边的“养老型”住宅和住区建设日趋升温，如北京和上海周边已形成了各种“养老房产带”。人口老龄化在城市中心城区的表现也十分显著，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与老年人的社会公平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统筹与优化。以北京和上海为例，2010年北京和上海的中心城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都突破了12％，其中，北京的东城区和西城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为12.51％，上海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和静安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达14.37％。2000年～2010年，虽然北京和上海的中心城区的老年人口规模增长放缓(上海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临近中心城区的“功能拓展地区”(如北京的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上海的浦东新区和闵行区)的老年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图3，图4)。我国城市中心城区的老年人口比重过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空间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图3 北京各区县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图4 上海各区县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二 面向快速老龄化的规划应对理论和方法
虽然人口老龄化对城市规划并没有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但是国内外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我国的城市规划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的重要性，意识到“城市规划如何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研究老年型城市社区规划的迫切性”“城市规划必须在思想方法、政策法规、经济技术指标等方面进行调整”。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城市规划对老年人的研究仍缺乏深度和广度，城市规划领域的理论和方法都有诸多空白。
1系统评估中国老龄化问题特征和趋势
(1)空间特征和机制须进一步探讨。在国家层面，人口老龄化水平主要取决于整体人口生命周期的变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而在地区层面，人口老龄化在不同地区的变化非常值得关注，包括老年人口的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关系、老年人口空间变化的原因及影响等。由于自然、经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关于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变化的研究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的系统研究。城市规划学科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密切合作，以了解人口老龄化的空间集聚格局、过程和深层次的机制。
(2)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可能进一步加快，年均增长率将突破0.5％(图5)。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经过一段时间的下降后，从1982年开始明显增长。2000年～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增长了约3062万，年增长率约为3.5％；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上升了1.91％，人口老龄化速度和日本1970 年～1980年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当。综合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未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快，每10年的人口老龄化比重增长可能突破5％，预测到2030年可能突破15％，老龄化人口将高达2亿～3亿。因此，需要全面进行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空间分布的可能性预景分析。对于老年人口而言，关键问题是“就地养老”和迁移两方面。受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城市文化和社区的景观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迁移的富裕老年人集中在可以提供各类住房、娱乐和医疗服务的区域；不愿迁移、贫穷或独立性较强的老年人则可能留在设备简陋的社区。在我国，年轻人口流出所引发的“留守老人”“空巢村”现象较突出，同时一些相对富裕的老年人口开始集聚在一些气候和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
图5 全国老年人口增长及老龄化过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
2老龄化城市规划应对的“两个面向”
（1）面向老年人口居住、医疗、交通等行为和需求规律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
老年人在居住、交通、医疗、休憩和购物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传统上，许多老人更倾向于家庭成员的照顾而不是正式的服务，但这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导致老人对服务更敏感。
①居住。
Haldemann和Wister认为传统的老年人口住房研究有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主要是制度化“专用住房”的研究，特别集中在“疗养院”“住宅护理”“养老院”方面。然而，这些住房只涉及相对较小部分的老年人口。建造集中居住社区的目的是减少当地人口的流动性、提高医疗水平、减少设施以外的后续投资。城市规划或地域的研究重点一直是关于养老院的选址，往往需要拟定一个选址原则，而这个原则通常并不适用于所有老年人口住房的形式。例如，养老院通常不靠近服务方便的地方，而是位于远离其他社区的地方。第二种方法被称为“住房及替代品的选择最大化”，认为老年人口是需要用多种解决方案解决其需求的特殊人群。因此，没有一个解决方案能完全解决老年人口的住房问题，也没有一个居住模型是完全得到公认的。研究人员需根据老年人口的不同情况，为其提供广泛的居住选择。第三种方法研究的是“就地养老”，包括在家养老或不在以前的家庭、但在同一社区养老两种类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家养老作为解决老年人口居住问题的方案，变得越来越流行。就地养老在政策上是一种解决老年人口对昂贵设施需求不断增加的方案，同时，被看作是减轻替代性住房成本上升的方案。
Haldemann和Wister认为，以上三种研究方法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补充：a老年人口通过一种被称为“社会心理过程”的方式适应其环境；b老年人口的居住决定与其环境(地域)体验有关；c以“关心环境”(为老年人口提供关爱、关心的服务环境和氛围)作为社交的背景；d追求“场所感”，以环境经验和环境作为社交背景，探寻“场所感”的产生缘由和机制。
②医疗。
老年人口的医疗和社会服务需求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谁应该接受家居照顾服务(即标准是什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谁提供服务(非盈利组织、私营部门还是公部门)？谁为服务买单(个人、国家或是两者结合)？国外的一些规划者和社会学家认为，让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社区中是政策和规划的最终目标。
③交通。
交通是影响老年人独立性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空间的变化性。虽然家庭环境对老年人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良好的交通可以提供老年人口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务。老年人口的住宅往往与可用的交通方式紧密相连，英美老年人口的住房也通常与公共交通靠近，既是为了增加出行方式的选择，也是考虑到这样可以减少迁移。因此，老年人口的住宅往往靠近城市中心。
（2）面向老年人口需求满足、城市空间和要素资源合理配置的“公平与效率”的统筹兼顾
随着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属性的转换，城市规划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研究应从城市空间资源的合理调控着手，实现空间利益的合理分配；既要满足老年人群的空间利益，又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要加强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指导能力，以人为本，将更多的研究成果贯彻到城市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管理之中。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以减少贫困老年人口为目标，相继出台了一些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国家养老金等。
在空间方面，以边缘地区为例，该区域的老年人口是否一定要高度集聚在土地成本较高、环境质量相对较差的中心城区？是否需要通过一定的规划和制度措施引导老年人口迁居到生态环境较好、成本较低的边缘地区？边缘地区需要怎样的设施、政策才能吸引老年人口从中心城区疏散出去？如何从城市规划角度解决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老年人口的需求？如何解决好城市和乡村、小集镇的老龄化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要素方面，以交通为例，交通规划者是否要考虑改造现有运输系统的车辆和车站，以适应一部分体弱和残疾的老年人，并考虑为他们开发新的交通服务？这种服务要不要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分开？理论上讲，第一个问题强调的是一体化和公平性，而第二个问题则强调了隔离和效率。
参考文献：
[1]柴彦威．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活动空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服务公司；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中国于1999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承担起老龄事业发展的重任，在解决养老问题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把帮助政府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结合起来。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由此带来的养老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 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
2006年，全国老龄办首次的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人，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给养老、代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到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老龄化社会问题，直接带来的是养老问题，涉及到老年人口由谁来赡养(支付养老金)和如何来赡养(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
传统型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绝大多数是由家庭解决的。但是，与老龄化社会发生同步变化的是，现代家庭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在家庭中老年人占多数，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形成了“4—2—1”结构。因此，家庭养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老年人由于自身经济收入的减少、工作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导致中国现阶段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不容乐观。在城市，老年人除了退休金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在农村，老年人不但没有养老金，甚至还要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没有“退休”的可能。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社会问题，不少老年人还要程度不同地负担其失业子女甚至是第三代的生活费用。
在老龄化社会问题中，还存在着对老年人的歧视问题。有的年轻人由于缺乏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淡漠，不但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从全国来看，老年人由于孤独、饥寒、疾病、受虐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2004年3月“预防长者自杀”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资料显示，根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其中55岁以上的人占了20%，特别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中的极不和谐音，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又一个棘手的问题。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势在必行。
(三)解决养老问题的途径
离开代代相传与积累，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进步。因此，公正对待老年人，激励青年人更好地为社会进步服务，妥善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全社会都应该公正对待老年人，正视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要保证老年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有责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准不低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平均水准，并不断提高。
公正对待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效解决养老问题，即要解决养老金的来源(经济问题)与提供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现实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一种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
由于家庭赡养能力和社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受到冲击。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赡养功能也将不断退化。我们的理想是，一方面，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年轻人又不至于因此而承受过重的负担。因此，在养老问题上，社会被期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大。但是，与期望相比，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严重滞后的情形。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床位 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至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它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如此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社会养老福利事业。这就需要开辟出一条养老职能社会化的道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养老金和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必须建立起系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职能将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各方面养老服务项目的开展。
(四)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服务公司；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中国于1999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承担起老龄事业发展的重任，在解决养老问题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把帮助政府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结合起来。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由此带来的养老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 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
2006年，全国老龄办首次的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人，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给养老、代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到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老龄化社会问题，直接带来的是养老问题，涉及到老年人口由谁来赡养(支付养老金)和如何来赡养(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
传统型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绝大多数是由家庭解决的。但是，与老龄化社会发生同步变化的是，现代家庭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在家庭中老年人占多数，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形成了“4—2—1”结构。因此，家庭养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老年人由于自身经济收入的减少、工作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导致中国现阶段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不容乐观。在城市，老年人除了退休金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在农村，老年人不但没有养老金，甚至还要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没有“退休”的可能。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社会问题，不少老年人还要程度不同地负担其失业子女甚至是第三代的生活费用。
在老龄化社会问题中，还存在着对老年人的歧视问题。有的年轻人由于缺乏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淡漠，不但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从全国来看，老年人由于孤独、饥寒、疾病、受虐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2004年3月“预防长者自杀”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资料显示，根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其中55岁以上的人占了20%，特别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中的极不和谐音，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又一个棘手的问题。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势在必行。
(三)解决养老问题的途径
离开代代相传与积累，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进步。因此，公正对待老年人，激励青年人更好地为社会进步服务，妥善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全社会都应该公正对待老年人，正视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要保证老年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有责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准不低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平均水准，并不断提高。
公正对待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效解决养老问题，即要解决养老金的来源(经济问题)与提供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现实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一种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
由于家庭赡养能力和社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受到冲击。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赡养功能也将不断退化。我们的理想是，一方面，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年轻人又不至于因此而承受过重的负担。因此，在养老问题上，社会被期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大。但是，与期望相比，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严重滞后的情形。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床位 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至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它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如此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社会养老福利事业。这就需要开辟出一条养老职能社会化的道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养老金和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必须建立起系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职能将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各方面养老服务项目的开展。
(四)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聚类分析；主元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3-0054-03
引言
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不仅使我国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同时也使各地区经济、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面临巨大压力。鉴于此，本文拟对老龄化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关系进行研究。许多学者已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但对地区差异方面，多侧重分东部、中部、西部进行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仅侧重于经济因素或人口因素等单方面，综合社会多方面因素的研究较少，还不够完善。故本文以我国60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人口和医疗三个方面刻画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将所有城市划分为高等、中等和低等三类发展水平，并构建老龄人口比重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主元回归模型，从而进一步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探讨可行的解决措施。
一、指标选取
一个城市的发展状况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选取人口自然增长率X1（‰）、人均GDP X2（元）、城镇化率X3（%）、人均可支配收入X4（元）、医疗水平X5（每千人所拥有医疗技术人员数）、人口密度X6（人/平方公里）这6个指标衡量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以老龄人口比重刻画老龄化的程度。
二、研究方法
（一）系统聚类法
采用系统聚类中的Q型聚类分析，其原理是在样本距离的基础上定义类与类之间距离，将性质最接近的集合分组为由类似的对象组成的多个类的分析过程。本文根据上述6个指标将60个城市划分为高等、中等、低等三类综合发展水平城市。
（二）主元回归模型
主元回归分析是主元分析方法和多元自回归相结合的建模方法，基本思想是将多个相关变量转化为较少几个相互独立的综合指标，该综合指标承载了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
1.确定主元
主元分析法选取累计贡献率达到80%的特征值作为第一个至第m个主元，记为F1，F2，……，Fm。本文将综合因子X分解成若干个主元：
2.引入虚拟变量构建主元回归方程
虚拟变量的使用可达到简化模型、提高模型精度的目的。本文引入虚拟变量D1，D2，D3以区别三类城市，D1表示高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D2表示中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D3表示低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由于不同的主元对模型的斜率和截距项的影响存在差异，为得到最优回归拟合模型，本文设定如下四种回归方程（见下页表1）。
其中，Z1= D1X，Z2= D2X，Z3=D3X，e1、e2、e3、e4均表示模型残差。
3.模型的选择
通过比较4个模型的优劣选取最佳模型，常用方法有F检验法。模型假设为：
H0，选择模型二（模型三或模型四）；H1，选择模型一；检验统计量见公式（2）：
服从自由度为（dfl-df1，df1）的F分布，拒绝域为{Fl|Fl F1-a（dfl-
df1，df1）}。
三、实证分析
（一）城市划分
通过聚类分析，将所有城市划分为三大类。其中，第一类城市各因素均处于最高状态，该类城市经济发达、城市规模较大、城市规划科学合理，为“高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第二类城市各因素均处于中等状态，该类城市经济发展迅速，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为“中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第三类城市各因素均处于最低状态，该类城市经济发展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城市规模相对较小，人口处于相对年轻状态，为“低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
（二）确定最优模型
运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前3个主元的累计贡献率已超过80%。其中，F1主要由变量X'2、X'4、X'5、X'6决定，故将F1命名为“城市规模与经济因子”；F2主要由X'1决定，故命名F2为“城市人口变化因子”；F3主要由X'3决定，命名F3为“城市医疗水平因子”。由这3个主元得到的综合因子X即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因子，再利用综合因子X建立主元回归模型，各模型参数（见表2）。
为了得到最优模型，分别对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进行F检验得到F2=4.4922，F3=6.8541，F4=5.5263，通过比较各模型的结果，均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一最优，即确定老龄人口比重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模型为：
结论与建议
本文建立人口老龄化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主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故提高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老龄化有缓解作用，但对处于不同水平的地区，缓解速率有差异，对中等地区，提高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所带来的老龄化缓解程度要低于高等和低等地区，这说明老龄化的缓解在中等地区存在较大阻力，一旦突破这一阻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就会容易得多；此外，各因素对老龄化的影响程度不同，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对老龄化影响最显著。针对以上研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发展新兴城市。城市发展应着重向城郊地区布局，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镇化率和减小人口密度；建立老龄人活动中心、文化公园等一系列老龄人活动场所，大力推进老龄产业的发展，也是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二，积极发展经济。经济因素对三类城市的老龄化影响都很显著，人口政策只有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才能发挥最大催化效应。故经济较发达、城镇化率较高的城市可抓住机遇，通过经济因素这一强有力的杠杆找到诸多调节政策的平衡点，有效调控老龄化发展速率。
第三，改善人口政策。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政策方案，对现有生育政策优化调配，倡导和鼓励符合再生育政策的育龄人群生育；另一方面，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弥补劳动力不足，变老龄化的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四，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医疗因素对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中等和低等的地区影响较为突出，而对高的地区影响相对较缓，原因是城市综合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医疗方面的投入较大，且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故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养老压力，必须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 姚静，李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分析[J].西北人口，2001，（1）：4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