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首先是理性对管理群体的影响第一，理性使得管理群体能客观看待自身能力的限度，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这就使得管理群体尽可能避免了盲目自大的心理状态，转而极力跳脱寡头统治的“铁律”并积极主动地向外界寻求建议和帮助。这客观上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第二，理性使得管理群体能尽量保持科学的态度，不主观臆测、不轻信盲从。同时，理性也促使管理群体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掌握新的工具来保证公共管理领域的可持续性。这客观上推动了科学化的进程。第三，理性使得管理群体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愈发成熟，摆脱对自己和他人的绝对信赖，转而不断摸索独立于人之外的、更为可靠的、操作性更强的制度。这客观上推动了法制化的进程。
1.2其次是理性对被管理群体的影响第一，理性使被管理者能够独立思考并怀疑所谓“本该如此”的社会状况的，对把自己排除在外决策者之外的管理活动提出质疑。这客观上保证了民主化的进程。第二，理性也使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实施的具体管理活动不轻信、不盲从，使他们有能力发现具体管理活动中的不科学不合理之处。这客观上保证了科学化的进程。第三，理性使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始终怀有戒心，他们要求与管理者订立契约来确立其权利义务关系。这客观上保证了法制化的进程。
2研究理性在公共管理中作用的突出意义
2.1“公共管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等概念在本文中的内涵与外延本文中的“公共管理”，并非仅指“公共管理学”，而是涵盖了“公共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涵义。在公共管理的理论层面，笔者接受陈振明教授的观点，赞同公共管理领域的三次范式转换：即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根据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三次范式转换中公共管理的领域愈发扩大。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政党执政等相关概念也纳入公共管理领域中来。而在中国的国情下，执政党在公共管理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因此，本文对于理性的探究，重点将集中在政党理性之上。在公共管理的实践层面，笔者认为广义上的公共管理并不仅仅是政府或者第三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它同时也包括了对公民的管理。换言之，笔者认为公共管理领域中的“被管理者”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因此，本文对理性的探究，也会涵盖对“被管理者”之理性的研究。
2.2从“运动”到“活动”———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挑战前后，我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突出表现，便是“运动模式”的消亡与“活动模式”的兴起。统计数据显示，从建国初期到开始，我国共发动了30次左右的“运动”。而期间有记载的运动居然多达31次，超过了前的总和。后，中央决定不再进行群众运动，随之而来的是此起彼伏的“活动”，涵盖理论学习、党的建设、道德倡导、科教文卫等等，从“五讲四美三热爱”一直到如今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2.1“运动”与“活动”的概念辨析。公共管理领域中的“运动”和“活动”，一般是指“政治运动”和“政治活动”。两者都被各国公共管理的主体广泛运用到公共管理的活动中，并非中国首创。但中国的公共管理主体在运用运动和活动时的次数之多、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和效果之大确实罕见。一般认为“，运动”是剧烈的“活动”，“活动”是舒缓的“运动”。除了激烈程度不同外，两者还存在以下几个显著区别。首先，两者的强制性不同。运动（在中国多指人民运动）的精神往往具有等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的强制性，一般强调人人过关、无一例外。而活动的精神则往往表现为“号召”，活动的受众只要一般性的“响应”即可。其次，两者的目的性不同。运动一般有明确的打击对象，以“破坏”为主，“建设”为辅。运动的口号也大多是“批判XXX”、“反对XXX”、“整治XXX”、“镇压XXX”以及“对XXX的斗争”等。其中，、大炼钢铁和化运动似乎具有建设的名号，但实际过程中仍然以破坏为主。而活动一般没有具体的打击对象，以“建设”为主，“破坏”为辅。活动的口号大多是“学X”、“建设XXX”、“推动XXX”以及“贯彻落实XXX”等。后的“反腐”活动算是最具破坏意义的活动了，但其实质仍然是通过“反腐”的方式来“倡廉”，依次构建和谐社会。最后，两者的过程不同。运动一般具有突然性和偶然性，经常由某一事件、某一个案或某一典型触发，运动过程中大多会出现发起者没有想到、不愿看到甚至无法控制的情况。譬如愈演愈烈直至不可收拾。而活动一般经过长期筹划和部署，有明确“时间表”和详尽的“线路图”，活动过程也往往在发起者的掌控中。譬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分阶段、分环节的设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2.2运动与活动背后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运动时代”，“价值理性”在我国从上而下的理性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种“中国式价值理性”，发端于等领导人在建国前的反对工具理性的若干思想，譬如“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等。对工具理性的批评在《反对本本主义》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献中也有相关体现。结束前，政治精英和人民群众都倾向于为了自己认可的理念而去破坏现有的制度。“文件治国”的理念与人民群众过度高涨的热情，使得价值理性在公共管理领域不断地扩张，以至于人们崇尚主义而蔑视法律。个人崇拜的日益盛行和规则意识的逐渐淡漠终于造就了十年的动乱，也造就了价值理性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价值理性愈发显现出其“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特点，最终引发越来越多人的怀疑和反对。结束后，工具理性逐渐取代价值理性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主流思想。其实用性、可操作性使其在极短的时间内收获了普遍认同。“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稳定压倒一切”等名言正是工具理性的典型显现。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我国的公共管理愈发实用和实证。因此，在“活动”时代公共管理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灌输价值而是教授工具。人们很少再会为了自己所认同的政治价值而去破坏正常运行的政治制度，转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体制的优化，即工具的打磨。
2.3从“GDP”到“幸福度”———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反击世纪之交，我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便是“GDP导向”向“幸福度”导向的转变。依赖数据指标、重视量化分析是工具理性的突出特点。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地位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数字、排名、指标等客观考评依据，甚至出现了“疯狂的GDP”等异化现象。新千年以来，对GDP导向的反思愈发深刻而广泛。如今公共管理者普遍接受“幸福度”的衡量新标准。
2.3.1GDP的疯狂与工具理性的异化。公共管理者并非不知道GDP乃至所有经济指标的局限性。他们不惜代价的经济建设，本质上是为了借助“GDP”这一客观指标上的胜利、证明自身公共管理制度的优越性。（从政治角度说，也就是为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公共管理者的观点是经济靠前了，证明自己是强大的，说话才有人听，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也会随之提升，那么中国必然可以在各国博弈中占据更多主动，收获更多利益。换言之，GDP满足了工具理性自我证明的需要。而地方攀比经济指标的行为则更好理解。地方经济的数量和增量直接影响到了中央对地方支持的力度，也直接决定了地方公共管理者的仕途命运。因此，在经济指标的竞争中，地方政府更为疯狂。上述种种表现，其实都是工具理性不断扩张的表现。国家和地方纷纷选择了见效最快的管理模式，在最容易量化、最具竞争性的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倾斜。“GDP导向”变成了“GDP唯一”“，指标化”变成了“唯指标化”。其实质原因，都在于工具理性的自身缺陷和不断异化。在理性工具面前，人们的信仰、良知甚至人性都纷纷出现了被瓦解的趋势。工具理性的存在，是为了规范价值理性。换言之，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的。如果工具理性完全吞噬了价值理性，那就会走向“理性的非理性疯狂”。
2.3.2幸福度的兴起与价值理性的重现。新千年后，GDP导向造成的严重后果愈发显现，公管管理主体纷纷进行了反思和探索。人民逐渐认识到，在GDP导向下，公共管理的价值、任务与意义都被理性工具扭曲了。发展和优化公共管理，是为了改进公共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而在GDP导向下，公共物品的受众常常被忽视，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完全主导了公共管理的方向。换言之，工具理性的扩张造就了“统治型”的政府。在此形势下，国内的“幸福经济学”、“幸福政治学”和“幸福管理学”逐渐兴起。“幸福度”的概念也被公共管理者中的革新派引入中国，引发了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革命。“幸福度”的理论根基，就在于蕴含其中的价值理性。公共管理者在实施管理活动时，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怀有天下为公的理念。这才是公共管理的伦理和价值所在。因此，提高人民的幸福度、满意度，才是公共管理的根本任务。此时价值理性的重现，既是公共管理者功利主义、短视主义、个人主义走向极端的反弹，也是公管管理中管理群体与被管理群体充分博弈后寻找的均衡点。在实践中，公共管理者逐渐发现了GDP与幸福度中的内在联系：GDP是幸福度的前提保证，而幸福度则是衡量GDP“含金量”的标准。
3结论
税务部门作为公共部门之一，公共性是其行政管理活动的主导价值取向，它既能在宏观上指导和规定整个税务行政管理活动发展进程，又可以在微观上直接影响税务人员的管理行为。探究税务行政管理活动的价值内涵，进而推断出其价值产生的根源，对于公共管理的结构设计、功能定位、管理方式选择都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公共性价值的内涵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公共性”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解，但从公共管理角度来看，“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伦理价值层面上，“公共性”必须体现政府活动的公正与正义。其次，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上，“公共性”要体现人民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支持公民社会，体现公开与参与。第三，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意味着公共利益是政府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必须克服私人或部门利益的倾向。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内涵可以归结为公共精神。
现代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应包括四个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法的精神，它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公正的精神，即承认社会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并不受公共权力所侵害;公共服务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尽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平等、公正和透明。这四种公共精神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方式应是:逐步实现政府与公民平等化;行政权力既受到保护又受到制约;行政活动既有效率又有责任;公共行政是由民众驱动的、积极的、合作主义的、参与的过程等等。公共性价值的内在要求在2004年国家统计局新颁布的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划分规定里，明确了税务部门“公共管理”部门的行业性质。税务部门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具有与其他公共部门相同的价值取向。它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其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第二，用来从事税收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
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因此，税务部门应该是一种“公益组织”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组织”。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当然我们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公共性不是税务行政管理的主导价值取向，而不是唯一。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除了正义性和公平性以外的主导价值，税务行政管理活动也有安全、自由度的价值要求，也有成本——效益的核算问题。按照公共性的要求，作为税务部门的公务员，其道德价值坐标应包括三个主要向量:其一，税务公务员必须建立对公共利益的信仰;其二，必须对其执掌的公共权力，如征税权、检查权、稽查权、核税权等，以及自己的定位有着充分的自觉;其三，必须确定无私奉献的价值目标。
前三个维度反映了社会对税务部门行政管理绩效量的要求;秩序、公平和民主的价值取向是一种解决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的互动行为模式，反映了社会对税务行政管理质的要求，后者在税务行政管理效率评估的过程中，可通过纳税人的满意程度这一价值判断来体现。
公共性价值根源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
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而不像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由此产生了公共部门，公共部门产生的特殊背景使其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对公众利益的追求和公共服务的重视。
可见，公共部门的公共性价值导向根源于“公”、“私”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矛盾。税务行政管理就是税收征管资源的配置问题。具体来讲，税收征管资源是在贯彻各项税收政策、提高纳税人遵从水平而开展的税收管理活动中能够起主体作用的各种资源的总称，特指对税收行政管理活动中所能够投入和控制的各项资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
税收征管资源是整个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来自于公众的委托，其根源是公共需要即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是公众为了取得公共产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税务部门负责组织收入，其征税权是公众的赋予，与公众形成委托关系。另外，如果借用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企业是对于市场的替代）来看待公共部门，公共部门及其权威也是对市场的某种替代。
因此公共部门存在的理由是:政府通过垄断赋税进行公共管理的成本，通常要低于社会成员在完全市场化之下从事公共事务的交易成本，即在社会资源分配给公共部门之后，社会总效益较分配前应该是增加的。当然，不管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还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一方面说明税务部门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价值导向的基础。
优化税务行政管理近年来，在加入WTO、体制改革、经济转型三大合力的推动下，中国正在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深刻的大变革，在职能转变上，突出表现为管制行政的传统正在被摒弃，服务行政正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被注入到政府职能设计和政府行政中来，政府发挥作用的重点正在逐步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作为政府的重要执法管理部门，税务机关也要进行相应的职能定位和转换。按照前述公共性价值导向的要求，税务行政管理的变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税收立法的民主性现代税收概念也被学者称为“民主税收”。在此前提下，税收只能是满足人民自身福利需要，并经人民同意而征收的由人民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费用。在实践中，税收的民主性则主要体现在税收的立法上，而且民众参与是民主概念的题中之义，税收立法民主必然要求民众参与。2005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召开了听证会，迈出了税收立法民主化的重要一步。
但是，税收立法民主机制的完善需要公众参与。提高税收立法的民主化水平，让民众参与到税收立法程序中来，必然增强税法的公众认同度和遵从度，降低税收的成本和执法难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公众消极对抗税法的执行，减少征收阻力和偷漏抗税的发生。
关键词:公共政策,价值定位,价值偏离,价值重塑
一、公共政策的价值定位
一般说来,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的概念性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府选择的作为或不作为。其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戴伊;其二,认为公共政策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其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安德森;其三,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其代表人物是戴维·伊斯顿;其四,认为公共政策是主体与主体以及主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是集体成员之间的一种默契,是鼓励良性社会期望行为的刺激源,其代表人物是卡尔.弗里德里希等。尽管角度各异,见仁见智,但其核心要素只有两个:价值蕴涵和利益诉求,无论公共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过程、政治关系,抑或是一种政治规范,但它总是和一定的核心价值相关联,并且总是以公共利益的诉求为旨归。所谓公共利益就是指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能满足作为共同体的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和条件的总和,即具有共享性的社会整体共同利益。具体来说,以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下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该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首先,公正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理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是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理性而又科学的决策是公共政策决定和政策合法化的基础和前提。美国政治学家P.狄辛曾描述了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五种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法理理性、社会理性、实质理性。按照理性的原则制定公共政策时,要求制定者重视“分析”的作用,占有充分的信息,重视数据和资料,建立数理模型,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以降低未来预测的不确定性;同时,公正性也反映在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上。合法性包括内容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内容合法性指公共政策所做出的决定符合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能被公众认可和接受,而不仅仅是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形式合法性则指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并且是由特定的法定主体做出的,形式上的合法性也是公众认可和接受公共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公正性,也就无从谈起合法性,没有合法性,那当然就缺失公正性,公共政策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其次,公平性指公共政策体现出来的公平价值观。公平是现代社会个人拥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和社会利益的制约,同时,公平已不仅是一种伦理价值,而且也是法律、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一种理性追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作为一种公平的正义观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公平在公共政策中是调节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的基础性价值。
再次,公开性指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尤其是公民的参与程度。在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中,公民通过自我理性,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对公共事务进行关注和公开讨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公民具有对公共政策的基一切重大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公共政策的公开性价值标准体现了公共政策的“政治性”,民主社会中很少有人全然希望放弃他们在政策制定中的政治作用及其利益。为了保证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标准,我们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提高公民的参与程度,具体说来,可以增强公民的组织性,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等等。总之,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公开性,公民及公民团体才可能了解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合法和合公众利益。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公共政策就是公众政策,它是公众的愿望和要求在公共领域上的公开表达。
二、转型期公共政策价值的偏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公共政策应该恪守“公共精神”,体现公共利益。然而,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整体的转型过程中,这是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转型。经济上,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政治上,政府的结构、功能在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不断调整、转变;文化上,出现了文化价值多元化的现象,这些既存在冲突和摩擦的一面,也存在逐渐走向整合的一面。在这种背景下,公共政策在和制定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价值偏离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公正性的偏离。一方面,转型期的社会环境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社会环境较之以往更加复杂。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很难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此外,政策制定者往往是根据以前的经验判断去制定政策,而对当前社会的现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深入调查,因此,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制和深入调查分析的情况下,单纯从主观出发制定出的政策往往缺乏合理性。在现实执行中,政策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我国法制的不健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造成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程序不合法的情况屡见不鲜。
第二,对公平性的偏离。公平性在我国当前阶段主要表现在“效率”和“公平”的价值权的权衡上。我们当前采取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甚至为了效率而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牺牲公平。比如,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给与东南沿海地区较多政策优惠,使其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这种“政策倾斜”在推动经济成长的积极作用方面显而易见。但是东部地区经济成就是以西部地区继续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旧政策为前提的,结果是西部的企业和税收受损从而制约了西部的发展。从长远看,共同富裕是政府公共政策的目标,政府希望通过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富裕来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而现实情况是在东部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扩散效应”并未出现。这种由功利主义原则导致的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无疑是对公平的一种偏离。
第三,对公开性的偏离。公开性要求政策执行者和公众之间有充分的互动,要求一套健全的信息沟通机制来确保公众对政策的了解和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子系统作为现代政策系统的基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沟通领导者和执行者,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或政策执行系统和社会的关系。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公共政策执行就是一个信息的发散和汇集的过程:一方面,政策执行者向社会或某些社会团体释放和传递有效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设法不断地从社会摄取必要的有利于政策执行的大量信息。沟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于有的学者甚至将其比作“政府的神经”。但当前由于我国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政策的制定与政策执行时缺乏公众参与机制,这导致公共政策透明度低,政策接受者在政策实施时往往对政策内容和目标一无所知,或者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因而难以在短期内认同这一政策,政策执行难度和风险当然加大。
三、公共政策价值重塑的措施
上述问题都是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对其价值的偏离,这种偏离既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一个障碍,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隐患。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纠正这种偏差,重塑公共政策的价值。
第一,完善政策制定机制。公共政策是对资源利益的调整,是公共管理的手段。因此,制定公共政策不能少数人说了算,而应采取民主集中制,应充分听取并反映各方意见,这不仅能调动政策执行主体的积极性,也让公共政策符合客观实际,有效减少政策歪曲等异化现象。
【摘要题】档案鉴定
【关键词】档案价值形态
【正文】
档案价值形态，就是指档案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档案价值相对性特点的表现。因为档案价值取决于档案主体，以档案主体的尺度为尺度，所以档案价值必然会在现实实践中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形式。也可更通俗地讲，档案价值形态就是档案的具体价值或者具体的档案价值。档案价值是对各种档案价值具体的抽象和概括。档案价值与档案价值形态之间是抽象和具体、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般融于个别之中，个别包含着一般。
一、为什么要区分档案价值形态
我国档案界一直有人对档案价值的具体形式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如张开森在《天津档案》1987年第2期上发表了《试论在档案鉴定工作中档案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关系》一文，提出一个公式：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的利用价值-保管成本，从而得出结论：“有利用价值的档案材料未必都有保存价值；无利用价值的档案肯定无保存价值；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文件必定有利用价值”。其它相关论文还有周耀林的《档案价值层析》，吴祖鲲、吴桐的《论档案的功用和文化价值》，柳再义的《档案保存价值的定量研究》，彭光照的《浅析档案利用价值的构成因素》，张斌的《论档案价值形态》等等。由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也认为，档案的基本价值可分为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但笔者感到，我国档案界对档案价值具体形式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即不够系统和深入。正如张斌所指出：“我国档案界一直比较注意对档案价值具体表现形式的总结和研究，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是其研究也存在较明显的缺憾：一是对档案价值形态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零散状态’，没有统一地、系统地把其作为档案价值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二是对某些档案价值形态的认识比较浅显，感性认识的成分居多，缺少进一步的、深层次的理性思考”。（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档案价值形态的研究推向系统化和理论化。
除上述之外，区分档案价值形态对笔者来说，还有两点考虑。首先，我们认识和评价档案价值，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去把握。从宏观上讲，档案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绝对的。但是微观上，档案价值会因其相对性特点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如一个单位的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在价值结构、价值表现形式乃至价值实现的方式和途径等方面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种档案的需求性质、需求角度以及需求内容也存在差异性的，某种档案此一时有价值，彼一时则无价值等。研究档案价值形态，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档案价值，进而科学地鉴定档案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研究档案价值转化，需要实现分析档案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研究档案价值转化提供逻辑支点。档案价值转化就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因此，对档案价值进行区分，并剖析不同档案价值形态的特点，将为后面章节的展开论述做好准备。
二、档案价值具体形态及其关系
1.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
按照档案价值的源流关系，可将档案价值从整体上划分为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原始价值是源，从属价值是流，两者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这一思想最早是由美国的档案学家T·R·谢伦伯格提出的。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承认，文件要能够成为档案，其产生和积累就必须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并且除了达到此种目的的价值之外尚有其它一些价值。这就是说，成为公共档案的文件有两种类型的价值：对于原机构的原始价值，对于其它机构和非政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我们应当正确理解谢伦伯格的本意，谢氏认为，档案对于原机构的价值是由文件当初被产生和被积累的特定目的决定的，这说明档案的原始价值包括文件价值（由文件当时的作用大小决定）与档案的初始价值（文件产生机构积累的意义）两部分。而档案的从属价值是由其原始价值衍生而来的价值，表现为对文件形成者以外的利用者的意义和作用。当档案不再被其形成者所利用时，并不说明此时的档案已没有价值了，实际上，档案的原始价值已转化为从属价值了，表现为档案价值的扩展趋势。在我国档案界，通常把档案的原始价值叫第一价值，把档案的从属价值叫第二价值。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指出：“档案具有对机关的作用和对社会的作用的双重性及过渡性。从双重性来说，档案时机关的作用，可称为第一价值，对社会的作用可称为第二价值。”（注：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可见，档案价值一方面表现为双重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过渡性。当档案由第一价值（原始价值）过渡到第二价值（从属价值）时，其价值发生了扩展，我国档案界称之为“档案价值扩展律”。其实，从实质上看，档案价值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转化过程中。档案的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过渡实质上是档案的原始价值向从属价值的转化。
2.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
关于档案的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的思想，最早也是由谢伦伯格提出的，他当时称之为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指出：“在讨论美国国家档案馆所逐渐形成的那些鉴定标准时，我要提到两个问题：（一）公共文件内关于产生它的那个政府机关的机构组织和职能运行的证据；（二）公共文件关于与政府机关有关的个人、法人团体、问题和情况等情报资料。因此，公共文件有两种价值，即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谢伦伯格只谈到政府机关形成的公共文件的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没有涉及到政府机关以外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形成的文件。其实，他的这一思想完全可以延伸开来，同样适用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形成的文件。所谓档案的凭证价值，就是指档案能够作为其形成者的有关情况（如单位的组织、职能、开展的活动、个人的自然情况等）的证据；所谓档案的参考价值，是指档案所记载的内容对档案形成者及其以外的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参考意义和作用。笔者认为，谢伦伯格所说的情报性价值即指的参考价值，因为“证据性”和“情报性”就如同“凭证”和“参考”两个概念一样，它们的外延界限非常清楚，非此即彼，非彼即此。
对于一个政府机关来说，要判定其档案的凭证价值，应当从3个方面去把握：一是该机关在所属行政等级系统中的地位；二是该机关的职能及其性质；三是该机关根据规定的职能所进行的活动及其性质。总之，判定档案的凭证价值，主要是根据机关的地位、职能和活动，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价值就越大；反之，档案价值就越小，谢伦伯格认为：“在考察证据价值时，档案工作者也可能会同时保存具有其它价值（不仅对于行政官员和行政管理研究者有价值，而且对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一般学者有价值）的文件”，（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并进而认为，档案的情报性价值一般也被称为研究价值，即公共文件由于含有对各种研究有用的情报资料而固有的价值。情报价值来源于公共文件中有关公务机构所处理的人、地、问题之类的情报资料，而不是来源于公共文件中关于公务机构本身的情报资料。
我国档案界一般将档案的情报性价值表述为“参考价值”，或通俗地称为档案的“参考作用”，指的就是档案所记录的信息对于人们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活动所具有的参考意义。所以，档案的参考价值又可分为多种具体形态，如行政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知识价值等等，这是由于人们参考档案的角度及所运用的领域不同决定的，在此，不必赘述。
3.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
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界最常用的一个关于档案价值的术语，“在档案学和档案工作实践中，通常所说的档案价值，指的是档案的利用价值”。（注：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也就是说，一提起档案价值，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档案的利用价值而非其保存价值。因为，“利用价值”可能会更通俗、更直接地反映档案可供人们利用从而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价值属性。实际上，档案的利用价值是针对档案的具体用途而言的，即指某一（或一部分）档案对具体的利用者的具体意义和作用。如某份学籍档案中有关某一学生在校学习成绩的记录，对该学生考研、谋职或出国留学等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凭证作用；某份工程设计档案成为有关设计人员进行工程设计的直接依据；某份车辆管理档案成为处理某起交通事故的原始凭证等等。上述中的“参考作用”、“直接依据”及“原始凭证”都是指的档案具体的利用价值。“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价值微观化的表现形态。从宏观上讲，档案价值是绝对的；从微观上讲，档案是否具有价值，会受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此时有价值而彼时则没有价值。这里所谓有没有价值，则是以有没有某一具体的利用价值为衡量标准的。”（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所以，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有多种具体形态的，多层次的。
档案的保存价值是在人们意识到档案的利用价值之后才认识到的价值形态，因为只有人们认为档案有用，才有可能有意识地保存它。再者，当我们判定档案的保存价值时，不仅要首先断定档案有无利用价值，而且要搞清楚其利用价值的大小，以确定合适的保管期限。“档案的保存价值，是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紧密相关的一种价值形态，我们在鉴定工作中所讲的鉴定档案的“价值’实质上就是鉴定具体的保存价值”。（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也有人认为：“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主要着眼点，是挑选和确定哪些档案需要保存以及保存多长的时间。因此，鉴定档案价值，更确切地说，是鉴定档案的保存价值”。（注：陈兆＠①、和宝荣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可见，档案的保存价值与档案的利用价值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档案的保存价值实际上指档案是否具有被保存的意义。“档案的保存价值在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的具体反映或形式，是以保存时间长短体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的保存价值也就是指档案具有利用价值的时间限度，保存价值的外在体现就是档案的保管期限”。（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总之，档案的利用价值与保存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的保存价值的基础，保存价值是利用价值的时间限度，档案的保存价值包括利用价值和保管代价。
4.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
按照档案价值的存在状态或表现状态可将档案价值分为潜在价值和现实价值。档案的潜在价值是指档案处于“休眠”状态时的价值形态，此时的档案没有被纳入主体的活动范围，档案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这就是档案价值的隐含性。档案价值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毕竟不像档案实体那样具体。档案实体是档案价值的载体，档案价值是档案载体的灵魂。无论是档案的凭证价值还是档案的参考价值，平时都表现为潜在价值，只有被人们利用时，档案的潜在价值才能外现，即转化为现实价值。如一份合同，平时只是放在档案室或档案馆里，这时，它只具有潜在价值而不具有现实价值。
档案的现实价值相对于其潜在价值而言，是档案正在被利用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形态。由于档案被利用，从而对档案主体造成一定的效应（包括正效应和负效应），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所以说，此时的档案价值表现为现实价值。一份房产证为某起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证据，维护了当事人的利益。这一过程使该房产证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
由上述可知，档案的潜在价值是我们从理论上认识的，档案的现实价值是我们从实践角度衡量的，从理论到实践，必然要经过利用档案的主体——人这一中介，档案利用主体是实现档案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转化的决定性因素。
5.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
如果撇开具体的档案，把档案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档案价值表现为绝对价值形态。因为档案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别的不说，单从延续人类文明史这一角度来说，档案价值也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档案具有绝对价值。再者，从档案价值的客观性来说，档案价值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档案对于人的价值是绝对的。
“绝对”与“相对”是哲学上两个重要的范畴，两者不可分割。提到“绝对”，必然有“相对”与之对应。档案的相对价值是人们从微观上对档案价值进行认识的结果。从微观上看，有四条理由可以说明档案具有相对价值：其一，同一份档案对于不同的利用者具有不同质或同质不同量的价值；其二，同一份档案在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我国至今还保存的6件唐代档案，在当时来说，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珍贵；其三，同一份档案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如一个地区的土壤档案对于另一地区来说，可能就没有多少价值；其四，同一份档案在全宗内档案完整程度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价值，完整程度高时，其价值相对小，完整程度低时，其价值相对大。
6.自在价值与自为价值。
所谓档案的自在价值，是指客观存在的未必为人们认识实现的档案价值；所谓档案的自为价值，是指已被人们认识和发现的档案价值。档案价值是不依赖于档案价值认识和档案价值评价主体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对于档案价值和档案价值评价主体来说，一切档案价值都是自在的，都具有自在性。但是经过人们的实践、认识、评价以后，人们就可以观念地把握档案价值。譬如，“高龄”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直到迈斯耐尔提出“高龄档案应当受到尊重”原则之前，一直未得到人们的重视。档案的书法艺术价值、美学价值等在一开始也未被人们所认识，档案的这些价值就表现为自在价值。因为档案的这些价值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未被人们认识、发现和观念地把握而已。当人们正确地认
识并在观念中把握档案价值时，档案的自在价值就转化为自为价值。档案的自为价值是其自在价值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档案自在价值的已知形态，是档案自在价值的近似反映。
档案的自在价值如果不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就可能永远是自在的，不能得到实现。档案的自在价值与自为价值的关系是存在与认识、被反映与反映的关系。档案的自在价值向自为价值的转化，是以档案利用主体实践、认识和评价活动为中介的。档案客体的自在价值是未知的、无限的，其中的某些自在价值转化为自为价值，并不等于说，档案客体就无自在价值了，相反，档案客体仍有其它自在价值需要人们去不断地认识和发现。档案价值不断地从自在形态转化为自为形态，再转化为潜在形态，最后到现实形态，档案价值就是始终处在这样的运动过程中。
7.正价值与负价值。
档案价值最终表现为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或功效，由此可知，档案价值应当包括正价值和负价值。所谓档案的正价值，就是指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正确的、积极的效应；所谓档案的负价值，是指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反向的、消极的效应。那么，档案价值如何表现为正价值、负价值呢？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们知道，档案价值是通过人们的利用活动表现出来的。人们从事任何活动都有其特定目的，而且这种目的往往是由特定需要决定的。因为人们的需要形成人们的动机，动机又形成目的。可以说，人们利用档案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但这不等于说，“满足需要”就是档案价值。其实“满足需要”只是形成档案价值的一个必经环节，它不是档案价值的标志。档案价值的标志是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或功效。档案主体的需要是产生档案价值的出发点，没有档案主体需要，也不会产生档案价值。当档案主体的需要是正当的和健康的时候，那么，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就是正向的、积极的，档案价值就表现为正价值；档案主体的需要不正当、不健康时，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就是反向的、消极的，档案价值就表现为负价值，即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档案只能产生反作用。用设备档案来维修机器，用历史档案进行学术研究，用城建档案进行城市规划与建设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满足档案主体的正当需要而利用档案；相反，为了沽名钓誉而篡改自己的人事档案，法庭作证提供假证据等等，这样的利用是为了满足一些人不正当的需求，档案价值必然表现为负价值。可见，决定档案价值正负的因素是档案主体需求的性质，
8.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提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其实就是指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档案价值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所谓档案的眼前价值，就是指档案对于人们眼前或近期的生存、发展具有的功效；所谓档案的长远价值，是指档案对于人们将来的、长远的生存发展具有的功效。档案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一般指档案的正价值，它们是按照档案功效的长短来划分的。档案功效的长短既与档案客体本身的特点有关，也会受到档案主体的档案意识的影响。
首先，档案功效的长短受档案客体本身特点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类型档案，其功效的长短自然不同。如一般而言，会计凭证的功效要短于会计报表的功效，机密档案的功效一般长于非密档案。不同内容的档案，其功效也不同。如一般的事务性通知只具有短期功效，而与其同一个立档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无疑具有长期功效；反映立档单位主要职能活动的档案，其功效相对长，反映立档单位次要职能活动的档案，其功效相对短。即内容重要的档案，其功效持续时间长，内容不太重要的档案，其功效持续时间较短。
其次，档案的功效也与档案主体的社会档案意识有密切关系。档案主体的档案意识，很大程度上是档案价值在档案主体头脑中的映象，即档案主体的档案价值意识。当然，档案主体的档案价值意识是建立在档案主体对档案客体及其属性价值的认识基础上的，但档案价值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档案主体的档案意识，档案价值意识强，档案意识就强；反之，档案价值意识弱，档案意识就弱。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对同一档案客体，具有不同档案意识的人，对于档案客体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也不一样。档案意识弱的人，可能只看到档案的短期功效，而档案意识强的人，既能看到档案的短期功效，又能预测档案的长期功效。档案意识的形成与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对档案作用的感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在1931年，就表现出其关于档案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的思想。当年，他在党中央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上亲笔批示：“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种，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注：周雪恒主编：《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4页。）
档案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是辩证统一的，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一般而言，档案的眼前价值是对于档案形成者的价值，或者说是档案的原始价值，它是档案长远价值的基础。没有档案的眼前价值就不会有档案的长远价值；档案的长远价值是对于包括档案形成者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体的价值，所以，档案的眼前价值服从于其长远价值。在鉴定档案价值时，立档单位的眼前利益应服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是首要的原则。档案的眼前价值，在扩大档案利用范围的条件下，就会转化为长远价值；档案的长远价值，在缩小档案利用范围的条件下，又转化为眼前价值。
如何处理档案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的关系？应当从档案的长远价值着眼，从档案的眼前价值着手，既照顾到眼前价值，又充分地考虑到长远价值，从而使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互相促进。
公共价值是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最本质的体现。本课题在分析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公共价值理论运用于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必要性，并从公共价值理论的角度研究了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改革思路。
关键词：
公共价值；政府采购；绩效管理
一、相关概念及释义
(一)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内涵
政府采购，作为政府部门一种带有市场性质的经济行为，其绩效管理是采购主体为达成绩效目标，而采取的对采购过程进行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过程。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内涵，是公共财政资金如何发挥最大采购功能的问题。其中，采购主体为了让采购行为的价值符合预期目标，就必然会综合考量采购成本，以及采购行为之后的价值收益，并通过完善的绩效管理体系对采购绩效进行科学的管理。
(二)公共价值理论的释义
公共价值理论，在勾勒政府采购公共价值的愿景，制定战略，落实目标，进而实现公共价值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采购绩效与公共价值密切相关，采购绩效管理的实现，也是政府上下层，以及政府治理过程被公共价值所约束的结果。换言之，公共价值，不仅是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最本质的要求，也可为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二、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化制约着绩效管理的提升
在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中，由于采购资金来自于财政拨款，采购主体在采购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财政预算任务的限制，无法从发展的角度，综合安排采购任务，这种采购需求和财政安排相脱节的现象，极大地制约了政府部门采购的市场化行为，而严重影响了政府采购绩效的提升。
(二)权责设置尚需完善
目前，我国的政府采购遵循三级管理的原则，即由财政部门制定采购部门的采购标准，而采购部门会把采购预算报送同级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和采购单位的主管部门联合对预算作出审批，然后财政部门做出批复后，再由主管部门下达批复，采购部门便可根据预算进行采购。如此一来，财政部门拥有绝对的权力，主管部门的权力被弱化，而采购部门只能处于被动的状态，这一情况往往会导致资金和需求的不匹配，以及需求和采购的失衡。
(三)管理的流程仍不够优化
在目前对于采购物资，即国有固定资产的管理上，存在着财政部门与采购部门对于采购物资管理相脱节的现象，而对采购资产进行科学的管理，作为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延伸，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在物资管理的系统、流程上并不匹配，多为自行其事，造成了效率低下、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等一系列问题。
(四)评估体系存有较大漏洞
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制度化的绩效管理模式尚未形成，在指标评估体系上存在着不规范、不完整和导向不明确等问题，而且，由于主管机构的不明确，相关法律的不到位，以至于在采购过程中往往注重采购的合规性，而忽视了采购公共价值之所在，缺乏对绩效管理的整体认识。
三、在政府采购绩效管理中运用公共价值理论的必要性
运用公共价值理论实现对政府采购绩效的管理，可以说是由政府采购的公共效用和公共价值的一致性所决定的。由于政府采购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所以采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围绕实现公共价值而进行的，由公众的需求而产生的公众服务，便成了政府采购公共价值的最直观的反映，当然，公众对于政府采购绩效的评价，也同样是从公共价值出发的，因此，可以说，公共价值是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最本质的要求。
四、基于公共价值理论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改革思路
(一)完善预算制度，加强对预算环节的管理
对于预算绩效的管理，主要从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监督上入手，通过不断地完善政府采购预算制度，加强对预算资金的管理，而在具体执行上，可以充分考虑采购单位的需求，以及政府采购目录和标准，运用节支率和资金的完成进度，来实现对政府采购预算环节的科学管理。
(二)优化组织模式，大力推行“阳光采购”
现阶段我国政府采购的组织模式，主要遵循集中采购必须委托机构采购，而分散采购，则采用可以委托机构，也可以自行采购的模式，对于分散采购，采购单位采用自行采购的形式，因缺乏监督往往会出现采购结果异化的现象，无法体现采购的公共价值。因此，需要优化政府采购的组织模式，采用可以保证采购质量和效率的“阳光采购”，以实现节约成本、抑制腐败和宏观调控等各种功能，以确保政府采购公共价值的最佳体现。
(三)完善管理流程，提升政府采购的能力和水平
完善政府采购的管理流程，需要从制度和运行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完善法律制度，为政府采购的预算、采购、执行、验收等各个环节提供可靠的法律支撑，另一方面则通过优化采购的运行方式，执行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弥补法律的不足，规避权力的滥用而产生的采购结果异化的现象。
(四)优化技术储备，提升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率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传统的以人工为主的采购模式，严重制约着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进程，已经无法适应现代采购的需求。而运用互联网技术，在政府采购中取消利用纸质文件的逐级上报，改用统一的电子采购系统，并在政府采购中建立信息传递和共享机制，可以极大地提高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姚艳霞.政府采购国家法律比较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2]王亚星.政府采购制度创新[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4.
序言
“新公共行政”出现在一个标志着社会骚动、对政府持不信任且持敌视态度的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末。新公共行政记录了历史的呼声：要求进行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它在学者与行政官员如何看待管理及评估公共政策的征途上投射了新的理念。它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不强调技术，而偏重于人本主义。
新公共行政重视社会公平、代表性、响应、参与及社会责任感。它支持公民更多地参与公共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发展、管理与评估以确保更高程度的社会公平。社会公平被定义为“包括这样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处于不利条件的）少数民族政治权力和经济状况”(Frederickson,1974)。新公共行政的焦点是以改革为契机，重新分配政治权力。
新公共行政识别并澄清了公共行政学所要研究的方向，带来了包括公共行政的目的、领导艺术、经济有效性、管理和评估系统、人事管理、教育和培训、以及公共领域中的相互影响与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及思维方式逐渐渗透到二战后的政府机构中并影响了政府职能履行的方式。
本文试图阐释新公共行政诞生的历史背景，它的理论框架以及受其影响公共行政在两次密鲁布诺克(Minnowbrook)会议(1968,1988)之间所产生的变化。
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新公共行政的诞生
20世纪40年代伊始，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强调决策制定、理性系统分析、管理科学和运筹学。公共管理者的职能是经济效率——即以最少的费用完成最多的工作。60年代前，不平等与不公正的问题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中没有起到作用，或作用微乎其微。60年代民权运动的直接卷入导致了这一“管理主义”时期公共行政观点的演变。作为这一时期公共行化的结果，新公共行政出现于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
1967年，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思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MaxwellSchoolofCitizenshipandPublicAffairsatSyracuseUniversity)的瓦尔多教授认识到：由于这些骚动的年代，公共行政已经发生变化。他希望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化对公共行政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与二战后60年代前的变化有何不同。瓦尔多感兴趣于比较两类人在价值观和看问题的角度方面的趋势和差异：一是60年代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人，二是那些经历了30年代大萧条、二战、朝鲜战争和实用政府的人。瓦尔多得到他的年青同事夫里德利克圣、马诺力(Marini)和莱牧布莱特(Lambright)的支持。为了更好地了解青年学者看问题的角度，他们所组织的密鲁布诺克会议只邀请60年代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学者和官员(Frederickson,1989,p.94)。
瓦尔多让12位参会代表提交论文，以便讨论和分析当代公共行政面临的问题。会议在锡拉丘兹大学的密鲁布诺克会议中心召开，时间是1968年9月3日至7日。参会代表辩论、批判和分析源于这些论文、会议和讨论所产生的不同主题。会议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这方面的著述增多，讨论持续不断地进行，开辟了公共行政新的角度和眼界。这些论文和书籍现在被统称为新公共行政。会议的成果后来被称为密鲁布诺克视野。会议抓住了青年学者理论探讨和研究角度的实质，这些学者察觉到美国民主的失败。
马诺力(Marini,1971)在《迈向新公共行政：密鲁布诺克视野》一书中编选了会议的论文总结、评论和注释，强调了会议出现的主题和观点。瓦尔多著述了《骚乱年代的公共行政》。夫里德利克圣写了许多文章论述密鲁布诺克会议的结果，最有影响的是《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行政连接》。
新公共行政的观点源于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公众关于社会公平与人权的价值观。它认识到20世纪后半叶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积极地响应这些新的价值观的重要性。密鲁布诺克会议与新公共行政所认识到最为显著的价值观有社会公平、代表性、响应、参与和社会责任感(Frederickson,1974)。
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有多重定义。然而，它重点强调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机会。它同样代表着对所有公民而不是对公共机构负责，以及对公共部门经理决策和实施项目负责。按照夫里德利克圣的观点，社会公平意味着一系列组织机构设计和管理风格的优先权取向。社会公平赋予公共行政这样一门既有理论特色又是实践性很强（重视解决现实问题）的交叉学科以新的研究和教育方法(Frederickson,1980,6)。
新公共行政提出公共行政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阵地。然而，公共行政的等级制权威结构需要作出调整以鼓励这种新的思维方式。通过采纳一种组织的“联合”模式，公务员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他们自己的行为，并且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
代表性
代表性是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密鲁布诺克参会者对此分歧较大，柯克哈特(Kirkhart)提出了一个组织重建的模型提倡“社会多元化”。柯克哈特关于组织的联合模式基于暂时的等级制、情景领导和项目小组的灵活权威。
密鲁布诺克参与者讨论了这样的代表性是否真正代表了公众，考虑到公众并没有影响代表决策的直接权力。然而，欧轮·怀特（OrionWhite，一个密鲁布诺克的参会者）指出代表性官僚机构本身并不能确保公务员会自动受其代表的公民所约束，或者公众的需要会通过这种关系而绝对地被代表。怀特认识到代表性肯定是新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需要考虑其它价值观以增加积极参与。
响应性
作为新公共行政新出现的价值观念的结果，一种新的理念即“变化而不是成长”变得更为重要。政府需要更多地响应公众的需求。伴随着变化的发生，一些机构将会成长，而另一些机构将不再必要。变化被看做是有效性的重要方面并成为评估政府业绩的一项标准。为了使政府响应公众，就必须理解公众需求什么。这被密鲁布诺克会议的追随者看作是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通过公民直接参与公众评论委员会、临时项目以及从顾客群体中广泛招募人员来实现这个目的。
参与
新公共行政提供在公共事务中广泛程度的公民与公务员参与。它寻求增加在组织机构事务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所有公共部门员工的参与，这种参与通过新公共行政的联合模型和冲突模型来实现。它鼓励公民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广泛地参与公共行政，从而使公共行政更响应公众呼声和以顾客为中心。密鲁布诺克作者采用和强调“顾客”的术语以表示公民和行政官员在新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瓦尔多注意到“顾客导向”是密鲁布诺克会议六个主题之一(Marini,1971,p.8,15&169)。通过能动的冲突关系，公务员与公民合作并发展为积极的联合体。
社会责任感
美国人生活的质量和稳定性取决于公务员的辛勤工作。因此，公务员不应当对公众的需求漠不关心或一无所知。对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感的要求比60年代以前要高。根据密鲁布诺克的观点，公共管理者应当有道德意识。公务员应当以公众利益为准绳，履行他们的誓言和民事责任。通过公共服务的道德和民事责任，应当体现出社会责任感。
密鲁布诺克作者亦讨论了行政自和法律责任的问题。公务员应当享有不服从不合宪法命令的权力，这极为重要。公务员应当成为公众的服务员，理解公众的需求并为实现这些需求而有道德地工作。
公共管理者被视作以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自我利益去创造高效率同时又是平等的服务。公务员不再被看作如50年代那样仅仅是固定政策和决策的实施者。恰恰相反，他们应当是因为代表公众利益才有权力而又为公众提供有效率和公平的服务。道德与其它价值观如社会公平、代表性和响应性等成为新公共行政观念的基础。
1968年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至1988年之间公共行政的变化
新公共行政所提出的价值观念不仅给公共行政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也改变了公共行政。几乎所有的主要大学都开设公共行政教育项目，硕士点相继设立，并且成为那些欲在政府中谋职者的敲门砖。新的杂志创办了，分支领域的研究也变得繁荣。公共行政领域的重心也从机构的管理转移到政策科学。政策问题与政府机构的效率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公共政策的研究繁荣起来并在政府内获得了动力。
1974年，《公共行政评论》组织了“社会公平与公共行政专题论文集”，以期增加人们对社会公平的理解。这里，社会公平作为民主社会的基础、人类行为的基础以及作为分配的公共服务的法律和现实基础。撰稿者认为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和分析是一项挑战。然而，社会公平的定义仍然不明确。社会公平(socialequity)与社会平等(socialequality)操作上无法区别开来。
新公共行政的倡导者所强调的“顾客”这个术语同样在公民与公共行政管理者中带来了混乱(Radin&Cooper,1989,p.167)。“顾客”的使用是用来指出迈向民主行政的步骤并降低封闭型官僚机构的控制作用。它指出公民是公共行政官员技术专长的直接消费者，而不是有权力和义务去构造公共行政职能的群体。“公民”这个概念更贴切地阐明了公众在民主政体中的关系。
公共行政显然在促进消极的代表性方面做了认真的努力。这是由功绩制的内涵和公共服务对象的变化所引起的。在整个70年代，公务人员的变化趋势是代表性政府机构。1978年，公务员改革法案制定了联邦从业人员必须反映国家多元化的就业政策。
为了执行新公共行政关于响应性的观点，公共服务专业人士将需要与非职业人员分担责任以确保顾客得到最负责任的服务。这就导致了从顾客群体中聘用新人员进入组织的需求，并改变了聘用的方式。英格拉姆与罗森布卢牧(Ingraham&Rosenbloom,1989)建议当政府机构雇用全日制公民参与专家组织和促使公民参与行政决策制定时，应该有内部和外部的参与联合发生。纽约州环境保护局(TheNewYorkStateDepartmentofEnvironmentalConstruction)在80年代在全州范围内聘用了17位这样的专家以协助其项目能够得到直接的公民参与并决定公众利益。
分权被看作是加强公共服务与公民之间连接的手段。分权寻求公民参与行政事务、咨询团体、董事局，并鼓励公民更多地控制服务提供的过程。那时，郝伯特·考夫曼(HerbertKaufman)主张分权不仅是对更大程度代表性行政的响应，而且亦是对更大程度上责任感和控制的响应(Ingraham&Rosenbloom,1989,p.121)。按照密鲁布诺克及后来支持者的观点，分权免除了选举官员决策制定与资源分配的行政权力，而将这些权力交给公共行政官员(publicadministrator)以及公众。当然，选举官员反对分权，他们不愿意行政权力被分散出去。
对政府采取玩世不恭和不信任的态度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尤其是水门丑闻(WatergateScandal)后达到了高潮。在这一“大兄弟”政府时期，增加公民参与的努力受到限制。尼克松总统认为，政府的秘密动作对于保护公民和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必需的。这与约翰·肯尼迪(JohnF.Kennedy)总统在几年前所示范的公共服务的观点大相径庭，与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也相去甚远。尼克松的总统竞选反对新公共行政的许多价值观念和目标。对公共服务消极的看法持续到卡特(Carter)和里根(Reagan)总统时期。公共服务被看作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
政府没有成为新公共行政所寻求的响应性机构。在70年代末期，公众对限制和改革政府的观点失去兴趣。如此，人们除了想到精简政府机构以外，别无良策。
新公共行政的观念并没有如密鲁布诺克参会者所期冀的那样捕获住了公众或学术界的注意力。新公共行政并没有成为管理或新政府的具体的组织形式。然而，社会公平与响应性仍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价值观。
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1988年的新公共行政
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20年之后，另一群学者与研究人员聚集在密鲁布诺克会议中心重新审视60年代的观点。评论这20年的变化以及对公共行政当前和未来的影响。1987年春，在波斯顿(Boston)召开的美国行政学年会上，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参加者讨论了组织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设想。所有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参会者都受到了邀请，并邀请了这20年间对公共行政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1988年密鲁布诺克会议有66人参加，其中30人在60年代（即公众利益时期）进入公共行政领域（本文作者霍哲教授受邀参加了会议），其余的参加者在80年代（即私人利益时期）进入公共行政领域。
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提供了比较60年代与80年论与研究视角异同的良好机会，并且讨论和决定了这些对比的观点是如何影响这一时期的公共行政行为的。60年代与80年代群体的主要差异被认识到。80年代的女性人数明显增加。1968年只有1名女性参会，而1988年有14名女性参会。这一变化被认为是肯定行动的结果。不过，少数民族的代表人数在1988年下降了。参会者的年龄也有较大的差异。68年参会者的年龄在35岁左右，88年参会者的年龄大都在40多岁至50多岁。这表明不少人是在别的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进入公共行政领域。他们受教育的背景也不尽相同。60年代群体主要是学政治学出身，而80年代群体的学业背景差异较大，包括政策科学、经济学、城市研究和法律。
1988年没有大的社会变化和争论，不象1968年那样。但1988年的确标志着里根行政以及长期的鞭挞官僚机构(BureaucraticBashing)的结束。自1968年之后，新公共行政产生的公共行政的乐观想法和见解逐渐消失。公众对公共行政的信心在下降、对私有化的兴趣在上升、税收下降、公共行政的通才没有具体化、公共行政的学员人数有所下降。
“就研究范围来说，80年代和90年代的问题或许没有60年代那样严重。但过去的乐观主义——即公共机构能够解决重要社会问题的信心——却很匮乏”(Holzer,1989,p221)。改革的动力“已经失去，有时归咎于理论与学术的模糊”(Holzer,1989,p221)。同一时期，过去十年的资本主义和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受到质疑。对政府的讥讽与不信任、缺乏社会目的和方向感、公民与政府官员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均暴露出来。
这次密鲁布诺克会议与1968年的会议是不一样的。它没有1968年那种炽烈的革命性和冲突性，没有那么强烈的火药味。这也是源于会议的安排。1988年，24篇文章及对应的评论提交给会议，没有正式的论文宣读，会前论文就已经分发给参会者以便进行会期4天半的讨论和辩论(Mayer,1989,p.218)。第一天分小组讨论，对论文进行评论。第二天致力于集体讨论一些专题，如政府机构、民主、领导、道德和组织理论。第三天会议分成两组，一组代表60年代群体，另一组代表80年代群体。第四天选代表讨论他们的结论和观察。
1988年会议包括了许多同样的主题，主要有道德、社会公平、人际关系与民主的协调以及对整个领域的关心。其它题目不象1968年那样鲜明，如领导艺术、宪法性、合法性、技术、政策与经济观点。与1968年会议不同，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有意总结、比较并得出结论(Frederickson,1989,p.100)。
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所考虑的十一个主题代表了公共行政历史的一个片段。根据1988年《公共行政评论》(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作者的意见，与1968年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相比，公共行政似乎在平和地加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相关性以及目的。对民主价值观和社会公平的接受变得明朗。所提交的论文渗透了这些观点，即通过公务员有意识的努力和公共服务的良好形象改善公共服务。然而，在如何执行及公共服务在市场份额下降和全球化经济时代如何管理方面却没有什么努力。
密鲁布诺克会议的主题可分为两部分。前五个主题提供了历史地与密鲁布诺克会议对照的观点。后六个主题集中于当时(1988)和未来公共行政的见解(Guy,1989,p.219)
1.1968年所出现的不满足于现状的见解不再是临时性的。对社会公平的见解相似，并且接受这样的看法，即社会公平与现实接近。
2.强烈关注民主价值及其在公共行政的核心地位。
3.持续进行价值观与行为观的争论。
4.社会多元化并体现于就业构成的观点成为本次会议的基本价值取向。性别多元化清晰地成为1988年的主题。
5.本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声音是乐观的，对比于60年代感觉无希望的处境，参会者感觉到了在90年代“有限的希望”(Holzer,1989,p221)。
6.对近期的看法和革新的预期更符合现实。
7.公共行政在处理其多学科根基的问题上遇到了障碍，并辨论了公共行政职业中民族中立的问题。
8.尽管接受了私有化的观点，资本主义（商业和企业）却受到藐视。
9.对公共人事系统限制的不耐烦情绪比较明显。
10.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
11.尽管是公共行政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参会者不愿意进一步探讨政府该做什么。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仍然有其市场(Guy,1989,p.219-220)。
依据霍哲(1989)的观点，密鲁布诺克会议追求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公民呼吁参与社区，强调个人价值而不是个人所得。第二，公务员被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纽带。在会议的众多主题中讨论了社会的日趋复杂性。80年代的社会问题与60年代的社会问题不同。无家可归、贫困、爱滋病、酸雨、核废物、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无疑是一个健康社会的障碍(Cleary,1989,p.227&Holzer1989,p.223)。60年代之后的技术迅猛发展产生了新的问题。会议认为技术不是解决公共问题的重要手段。
霍哲(1989)认为，如果政府要成为加强社会的工具，那么公共行政就将需要重塑自身的能力以适应未来，并连接理论与实践。坡特(Porter,1989)指出，1988年的参会者对于考虑需要多少工作去获取资源、并实施创新和新项目方面显得更为成熟(p.233)。
与第一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积极地向社会问题挑战的态度相对照，本次会议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在认识上重新审视民主、道德、责任感、哲学和经济。参会者更为冷静(Bailey,1989,p224)。参会者一致认为70年代和80年代的事件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性。因而，政府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依据贝利(Bailey,1989p.224)的观点，如果密鲁布诺克会议抓住了一个主要问题，“那就可能是每一种解决办法都创造了新的问题”
会议参与者不再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然而，如1968年那样，他们认为公共行政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可能性。参会者支持这种观点，但整个会议的感觉是不完整(Bailey,1989,p224)。他们感到公共行政的“谜”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本次会议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众需要与可用资源的不平衡以及资源如何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一些参与者呼吁公共行政官员尽最大努力去重视对话并取得一致意见(Cleary,1989,p.226)。第二个重点是行政官员通过在他们的工作中采用民主的过程去保护民主和推动民主的作用。
结束语
新公共行政对社会公平的寻求不仅在于确保社会项目被平等地分配给那些需要者，同样在于改革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社会公平是制定公共政策、发展项目、执行和评估这些项目的优先权。新公共行政为政府探寻新的目的。尽管寻找独立于其它代表性民主机构的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在过去30年中未能被实施，公共服务所发生的大多数变化构筑在新公共行政的准则之上。
因为几项主要的障碍，社会公平未能达到新公共行政拥护者所期冀的顶巅。首先，民主和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价值观有冲突。一项由麦克柯录斯基(McClosky)和左勒(Zoller)于1984年所主持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价值（利益的最大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市场）与民主价值（自由、平等、社会责任感和普遍的福利）的矛盾继续存在。这些相反的价值取向互相限制。美国人渴望资本主义，但同样主张自由、平等和人权。民主价值的极端形式并不支持资本主义，反之亦然。这种两难的处境提出了许多问题如美国政府如何在同一政府框架里同时管理或保留资本主义与民主的权利。
亚瑟·施勒新基(ArthurSchlesinger,1986)辨护了这样的假说，即在公共目的与私有利益之间国家参与有一个持续的转移。施勒新基所描述的美国在一个时期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另一个时期受民主价值观的影响。正是这种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向美国的民主提出了挑战。除非这些民主价值观变得根深蒂固并且比资本主义价值观更有市场，美国的行政机构将会继续奋斗以树立这些价值观念。
第二，“社会公平”从来没有十分明确的定义。这也对它的成就构成了威胁。社会公平是指无论需要、种族、收入、政治倾向而给所有人分配同样的权力和服务吗？或是给每人提供同样的机会(Okun,1975,p.3)？在社会公平成为所有公共行政与民主行动的基础和度量标准前，社会公平必须被定义、理解、接受和重视以使社会公平的价值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
第三，新公共行政模型的执行需要更广泛的制度变化。首先，结构变化要求决策分权和提供服务的分权以及将权力和权威从选举官员那里转移给行政管理者和公民。组织的联合模型允许更为灵活和自主的决策权以便帮助新公共行政达到社会平等的目的。然而，联合模型从来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成为公共行政的模式。这也可能是因为公共管理者不认为联合模型能成为他们获取私利的方式，无论是利用机构的缺陷和漏洞去谋取经济利益或是政治权力。即使是那些将公众利益放在心上的行政管理者也可能会无意地破坏对社会公平的追求——通过允许等级制结构以限制他们的决策。
与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的参与者意见合拍，公共管理者必须把眼光投向其它学科以发现与自身相关的主题。要构筑一门新的学科，它自身的定义和理论必须转化成实践者的实际应用。如果缺乏对该领域持续不断的兴趣和研究，新公共行政的观念将永远不会有机会物化为实践的方法论。多数社会公平的理论工作都是破坏性的，未能重新建筑为公共行政理论(Hart,1974,p.351)。社会公平的理论框架需要重建以使其成为公共行政工作和文化的核心框架。理论与政策分析方法论工具的有机耦合将有助于检阅利益的分配以促进公平和信息全面的决策。直到公共管理者像重视效率和经济那样来理解和重视社会公平，这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新理论必须定义和预测政策备选方案的功效，新的组织结构以及那些在公共服务中培育公平的管理风格。
如果民主价值要被吸纳入公共行政的所有准则中，就要求对公共行政的宪法性和合法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以及民主价值如何能有说服力地进入政治文化(IngrahamandRosenbloom,1989,p.123)。出于这个原因，公共行政必须回到奠基的价值观念。
“如果行政的确是当代政府的核心，那么21世纪的民主理论必须拥抱行政”(Waldo,1952,p81)。“信念的失败将使得任何民主都在权力的腐败面前显得脆弱”(Hart,1989,p101)。由于一些原因，公共行政是取得这个结果的最佳手段。首先，那些选择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作为职业的男女愿意为公共利益效劳，同时他们也有权力和自主决策权这样做。第二，行政在变化的党派政治中是一个常数，为公务员所提供的环境可能会孕育支持民主价值。
21世纪的到来可能会是公共角色和公共服务重新成为公众注意中心的良机。这是公共行政领域告知公众其行动价值的时机。如果不能真正理解民主价值和美国人的价值观，不能将这些价值观很好地融入政府的工作，公共服务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就不会有代表性、响应性或平等。公共管理者需要重新敞开他们研究的大门以寻求能推动管理向前迈进的目的并激发他们的员工。公共行政的活动应该主要针对满足广大公众的利益。
美国人生活的可行性和稳定性依赖于公共服务的质量。因此，公务员必须重温公共服务的誓言（公开或不公开均可）以及他们的民事义务。通常的情况是这些承诺被忽略、公共责任被等同于私有企业雇佣，唯有效率受到重视。公众舆论可能不呼吁效率，而是民主价值。按照公民人道主义的传统，政府在本质上是“公民的伙伴”(Pocock,1985,p.37)。政府也必将具备新公共行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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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公共管理模式”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趋向和实践模式，其出现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从哲学层面看，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哲学的单一主体范式向后现代的多极主体范式转移的具体显现。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向度，具体阐释行政管理由传统的官僚体制向新公共管理转移的历史过程与原因，分析其背后内蕴的哲学墓础是管理主体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范式转型，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迪。
世纪之交，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日益高涨。在西方各国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过程中，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制的传统公共管理理论被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取代。故“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或“管理主义” ( Managerialism)的范式就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最基本的趋向和实践模式。本文拟从公共管理模式殖变背后的哲学基础的向度进行阐释，以求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启迪。教师职称
(一)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以来，就有了公共管理的问题。但是，在传统的阶级统治模式中，公共管理是附属于阶级统治的。近代以来，阶级统治变得越来越隐蔽，而公共管理却日益彰显，人们到处可见的是政府对社会的公共管理。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这种状况愈加明显。公共管理从隐到显的殖变，不仅是管理行为量的增加，也不仅仅是管理活动范围的拓展，而是管理模式的变革，是从以统治为主导的模式向以管理为主导的模式转化的过程。人类社会早期的公共管理在运用行政的和宣传教化的手段对社会实施管理时，往往诉求于强制性的措施，管理行为自身未得到充分自觉。近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在许多领域中无疑也包括强制性的行为，带有传统的统治性的特征，但是在许多领域，公共管理日益趋向采用民主和参与等方式。这就使得公共管理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性，淡化了服务于政治统治的终极目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管理模式就是其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的公共管理泛化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迅速分化为许多专门领域;政府机构日益膨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总之，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是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相适应的。但是，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理论及其模式就显得力不从心，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社会之需要，其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原则均受到普遍的怀疑与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教师职称
其一，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基石的官僚体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的、僵化的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这种等级划分、权力集中、控制严密的官僚体制的组织模式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工商管理中率先被打破，继而在70和80年代的公共部门逐步被学习型组织模式所取代。
其二，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被动摇。政府通过补贴、规划与合同承包等方式间接运行，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了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务而展开竞争。与此同时，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也被公共管理部门所借鉴。市场机制在公共部门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三，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被人们批评为是一种不真实的假定，而且，在现实的生活中政治事务与行政事务是难以真正分开的。
其四，公共人事管理的体制及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公务员的永业观念已被打破;业绩评估和绩效工资制成为一种主要的报酬方式;传统的片面强调对人的控制的人事管理模式正在被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所取代。
由此可见，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由于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就导致了西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全新变革，催生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降生。
(二)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其他国家。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在整个80 年代，英国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展反对浪费和低效益运动，成立了效率工作组，对政府的有关项目计划和工作进行效率审计;大力改革公共部门的工会;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将英国的石油、电讯、钢铁、航空等40多家主要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开支实行总量控制;要求所有的地方建筑和公路建设项目实行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公开竞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效率工作组1988年提出的报告《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英国政府开始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政府各个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半自治性的“执行局”来承担这种职能。部长同执行局在谈判的基础上就该局要完成的任务及其在具体运行方面的灵活度达成协议，也即绩效合同。这样，部长们主要只关注预算总额和最终的结果，而各局在预算支出、人事安排等具体事项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尤其是执行局的局长是由公开竞争产生，三年必须重新申请一次，不实行终身制。到1996年，英国有近75%的公共服务是由执行局来承担的。教师职称
继英国之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随着两国工党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上台执政，也开始了大力的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新西兰的改革因其力度大并且具有系统性而备受人们的关注，被学术界称作“新西兰模式”，新西兰财政部于1987年末出版的《政府管理》一书被誉为新公共管理的宣言。
美国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尽管不像英国那样，有明确的起点和目标，但似乎开始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卡特政府实施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而且带有更明显的管理主义倾向。里根政府大规模削减政府机构和收缩公共服务范围，当时负责推行改革的格鲁斯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将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之中，来提高政府效率。格鲁斯委员会诊断出美国政府公共部门管理低效率的重要原因是:其一，国会对联邦政府机构的日常管理干预太多;其二，人事特别是高层人事缺乏连续性;其三，缺乏追求高效和经济的诱因;其四，会计和管理信息系统不完善;其五，缺乏有力的中央财政和会计管理。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塑政府”改革运动。其目标是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并坚持顾客导向、结果控制、简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则;改革的基本内容是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管制、引人竞争机制以及推行绩效管理。这场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就是戈尔所领导的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的报告《从过程到结果: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的政府》，简称“戈尔报告”。“戈尔报告”指出:从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建立了庞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的官僚体制来处理公共事务，这种体制以那时的公司结构为模式，采用分等级的科层制形式进行管理。由于对标准化程序的先人之见、垂直的指挥链条和标准化的服务，这些官僚机构是稳定的，但与此同时也造成机构膝肿和反应迟缓。当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闪电般的信息技术、全球性竞争和需求式的顾客，使得庞大、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己经失效。该报告提出政府改革的四项主要原则:消除繁文缚节，由注重过程的系统转变为注重结果的系统;把顾客放在首位;授权雇员以取得成果;一削到底，并创造出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的政府。
欧洲大陆各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有所不同，它不具有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行政改革的那种系统、全面、连续和激进的特点。但是欧洲大陆各国的行政改革同样带有明显的管理主义色彩，因而具有“新公共管理”的取向。比如，在德国，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采取了非连续性渐进主义模式。其改革的基本内容:调整公共事业、削减公共服务人员、压缩公共人事开支、转变公共组织结构等均是在某种程度上以管理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特别是在90年代，借鉴了荷兰的经验，推行地方政府改革，实行“地方治理模式”，与英、美等国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教师职称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为收人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原因出现了连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按照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的观点，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原则上讲有三种途径:一是限制开支和公共任务的终结;二是增加收人，特别是税收;三是用较少的开支来实现公共使命，即“少花钱多办事”。由此可见，只有第三条道路才是较好的选择。“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就成为各国政府的自然选择。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臃肿、效率低下，传统的科层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已不能有效运转;它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了。”再次，由于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促使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数字化生存”方式要求政府对瞬息万变的经济迅速作出反映，同时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垄断。新通讯技术以及接触政府信息的便利使公民和社会团体更容易参与公共管理活动。这要求对政府组织及其运作过程作出变革与调整。最后，经济的全球化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全球化的趋势加强了西方各个国家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高度重视，政府能力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经合”组织把政府改革当作其成员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一个重要途径，认为顺应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需要，为公共部门改革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
(三)
综观西方社会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由于操作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政府继续充当运动主体的角色，每项改革措施也不得不基于现实而表现出对管理行政模式的妥协，但就这场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而言，无疑包含了如下的意蕴:即对近代以来的公共行政管理化倾向进行全面的检讨。虽然检讨的结果仍然是以“新公共管理” 命名，但它与传统的公共管理已经有着较大的差异。从哲学的向度来看，它是中心边缘化与边缘中心化的双向整合与建构的过程，其实质是管理主体的单一化向管理主体的多极化的转化。教师职称
生活提出问题，哲学解答问题，哲学是生活的解答逻辑。任何具体科学背后都蕴含着哲学理念，因而哲学主导范式的转换，总会在不同的具体学科中得到或迟或早的彰现。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也概莫能外，它是哲学的单一主体范式向后现代的多极主体范式转换的具体显现。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把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管理原理奉为圭桌，将政府看作是唯一的行政权力运行主体，其中心是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管理的稳定性主要是依靠刚性的规范来维持。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规范化对行政体系自身的整体协调、结构合理、规模适度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就把人们关注的焦点聚集在行政体系自身。原本是为了社会秩序的目标，但是在对行政体系自身的关注中，目标常常被疏远、淡化，行政体系自身的存在和运行却异化为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推崇的终极目的，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被置于整个社会的中心位置。在这种单一管理主体中心主义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中，管理者以自我为中心，将被管理者置于客体的地位和从属“我”并为“我”而存在，从事管理活动，是为了张扬自我的存在。由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将行政主体的单一性看作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当政府规模太大时需精简机构，而职能分化的必然性又客观上要求增加机构;当权力失控时，则强调权力制约，而权力制约不仅需要增加机构，而且会增加权力运行的成本从而降低权力运行的效率。因而行政改革陷人精简一膨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中，要走出这一怪圈，就必须打破行政主体的单一性。新公共管理就展示了打破行政主体单一性的趋势，将公共管理的职能对象性分化转变为主体性分化，即公共管理的社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