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美学的基本倾向
文革美学这一概念也许会引起某种困惑，从表面上看，文革好像没有什么美学；美学理论资源的极度匮乏，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的全面荒废，仅存文艺作品的高度概念化和公式化，以及与之相应的那些荒唐肤浅的极左论调等等，所有这些异常的现象的确很难使人将“文革”与“美学”联系起来。然而文革只是一个缺乏审美活动但并不缺少美学思想的时代，当然，这个美学思想不是指具有完整形态和体系结构的理论学说，更不是指美学流派的繁荣和发展，在那个学术研究几乎完全停滞的灾难年代，所谓美学，指的是对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具有支配性影响的美学观念和倾向这些观念和倾向以特殊的方式推行了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导致了审美活动的极度贫乏和扭曲变形。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不能把文革美学的古典主义看作是局限于那个时代的偶然现象稍加考察就可以看到，许多在文革中被推到极端的审美倾向，至少在20世纪前半期就已经出现了①实际上，作为一种具有持久影响力和广泛辐射面的美学思想，文革美学中潜伏着中国美学数千年来未经实质性变化的审美指向和基本原则，它的出现意味着古典主义向现代美学的纵深延续以及愈益狭隘化的走向，如果不进行深入的反思和认真的清理，它仍将变换新的形式并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
文革美学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就其主要脉络而言，文革美学的古典主义包含三种相互联系的基本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主观意志暗转为认知理性，这种倾向以突出抽象本质的方式实现某种既定的政治功利，具有强烈的非审美特征②在三种倾向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两种具有审美性的辅助倾向，它们一个将功利欲望转化为惟美形式，另一个则从功利欲望反转为空灵境界。在文革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前一种倾向得到部分的实现，而后一种倾向则始终处在潜伏的状态。
(一)主观意图暗转为客观本质文革美学的古典主义以美善混同的功利意欲为核心，它的特殊性在于，这种功利性是以主观意图暗转为抽象本质的方式实现的。文革美学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利用了现代哲学的认识论原理，将最具功利内容的主观意图，表述为最具真理性和客观性的抽象本质。这种歪曲形式的古典主义实质在于，它将抽象的本质和真实的现象对立起来，而本质的东西随时可以修正现象的东西，同时，它又将理智和情感对立起来，使审美的体验成为一种纯理智的活动；于是，那种最具主观性的功利意图，在这种变异的形式中转化为一种貌似客观的本质主义，并以极端强调客观规律和现实生活的理论假象呈现出来。这个假象对于古典主义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古典主义获得一种新的身份，它的本来面目在新的概念表述中得以隐匿，另一方面，在这个新的表述系统中，古典主义本有的功利意欲和主观意图，转换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性的阐述，对客观真实性的强调反而成为强化其功利意欲的一种特殊方式。
文革美学对功利目的追逐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伪造，就像文革美学所强调的那种最客观的认知性实质上是从主观意图转化而来一样，在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上，真正起作用的东西，仍然是那个暗转为抽象本质的主观意欲。尽管文革美学高调地倡导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然而在所谓阶级审美观的支配下，文革美学所说的社会生活是以本质设定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对它来说，社会生活的实际状态和真实现象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所谓先进的阶级性；文革美学将阶级性和真理性等同起来，只要符合它的荒谬逻辑，即便是违背生活的虚假编造，也是真实的，而反对这个荒谬逻辑，即便是真实生活的呈现，也是虚假的③文革美学颠倒了真实与虚幻的关系，在文革美学中，现实消失隐退了，所谓生活始终不过是一种摆设或幌子；对于那些总是与其主观预设不同或相反的生活现象，它怀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无视生活现象的真实成为文革美学最突出的特点和倾向。与此相适应，那种从主观意图出发的对现实生活的歪曲和伪造，就成为文革美学的一种无法遏制的本能和必须满足的需要。
文革美学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可以诱发两种相反的效应：为了粉饰伪造的现实，文革美学对华丽炫目的形式美有一种强烈需求；为了缓解紧迫的功利压力，文革美学潜伏着一种转向空灵境界的倾向。前一种效应好像是从生活出发，但其实质则是隐身为抽象本质的功利欲望，形式美只是服务这个功利内容的手段；后一种效应似乎是对古典主义的超越，但其实质不过是对功利意欲的过度偏倾作出某种调整，是古典主义内部的一种自我修复和自动平衡的功能。
(二）功利意欲转化为惟美形式
如上所述，在功利意欲转化为抽象本质的同时，文革美学还必须对现实生活的原有面貌作出符合其主观预设的修正或处理，否则现实生活的客观性就要反过来对抽象本质作出矫正。在文革美学那里，原生现象的淡化和消失同时需要人工手段的弥补和填充，正因为如此，文革美学对外在的形式美具有一种特殊的认同感，形式主义成为文革美学古典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古典主义的功利性原则实际上内在地包含着对形式美的需求。从本性上看，这个功利性原则是排斥外观形式美的，墨子美学“先质后文”的命题就明确地表达了这一原则的精髓。然而在文质关系的掌握运用上，在实现功利目的之手段和方式的意义上，这种功利性的美学原则却可以允许外观形式美的存在。不仅如此，为了实现其功利目的，古典主义甚至可以将外观形式美突出地展示出来；以惟美的形式传达主观意图或预设本质，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也是必须的，荀子美学对伪饰之美的重视就是如此。在文与质的关系上，文革美学当然首先是求“质”的政治功利美学，从抑制人的感性欲望并使之服从于某种社会规范的角度看，文革美学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曾长期地排斥和破坏曰常生活的形式之美，贫困简陋、破败老旧、单调乏味等成为世俗生活外部形态的基本色调；能够生存或活着，成为最大的需要和满足。但同样是为了这个“质”，文革美学也是重“文’的形式主义美学。换言之，为了求“质”，文革美学可以破坏“文”，同样为了求“质”，文革美学也可以制造“文”，它能够从对感性形式的肆意破坏轻而易举地转向另一极点，为了达到一定的功利目的和满足某种主观需要，文革美学甚至可以对形式美表现出特殊的敏感和高超的组构能力。从为数不多的艺术创作看，文革美学曾将惟美形式推向极致，所谓“样板戏”尤其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从人物的容貌服饰、言谈举止到外部环境的装饰布置，到处都流溢展现着色彩、光影、形体、声音的形式之美；古典艺术对形式美的特殊偏好在文革美学中得到自觉的传承和独特的发挥，实际生活中的那种无美（形式美）的荒芜状态，在艺术创作中全然不见踪影。当然，功利性与形式美的结合在文革美学中还是局部现象，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种古典主义尚不具备全面铺张开来的能力。
(三）功利意欲反转为空灵境界
文革美学的古典主义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急近的政治功利和赤裸的道德说教上，表现在对文学创作从题材主题到人物场景的各种严厉的限制上。将文学的政治性看作可以任意损害审美性并可直接谋求的帮派利益，这是文革美学的突显方面。然而这种美善混同的倾向并非古典主义的全部内容，除了上述功利性与形式美的结合而外，美善混同的倾向还诱导着反转内心的空灵境界，很明显，这两个方面都具有自己的审美特性，体现了古典主义超越美善混同的另一种倾向；尽管审美特性作为历史课题的提出和解决并非古典主义的任务④但它却仍然可以对审美特性做出符合其功利原则的特殊处理，文革美学的惟美形式和空灵虚静便是这种处理的结果。
功利性与惟美形式相反而相成，功利性与反转内心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文革美学中，这种反转内心的倾向尽管没有表现出来，但却始终规律性地存在着，可以说，功利需求越是紧迫狭隘，反转内心的驱动力就越是强劲。在古代美学的历史过程中，这种从狭隘功利摆动到空灵内心的现象曾反复出现或不断重演，中国美学所谓的儒道互补实质上就是这种规律性摆动的反映，其美学根源在于古代审美意识两个基本规定，即残缺和封闭的双重特性⑤初步研究表明，所谓审美残缺是一种非审美的实践功利倾向，这种倾向与古代人性结构的感性弱化相关，感性弱化导致了现象保持力的不足和形式构造力的缺损，这两种缺陷共同构成古典主义所特有的突破审美界限的美善混同、以美代善的倾向。所谓审美封闭则是对生活现象和情感体验的净化，这种倾向与古代人性结构的理性抑制相关，对于外部世界，理性抑制具有剔除清洗感性现象之个别性和偶然性的特点，对于内部世界，理性抑制又具有将感性意欲浮升到理智表层的倾向；这两个方面共同营造了一个封闭的天地，古代人的内外世界失去了它的广袤和深邃。
古代审美意识的双重特性在艺术实践中体现为美善混同的功利性与超脱空灵的审美性的矛盾互补。在文革美学中，美善混同的审美残缺处在主导地位，而超脱空灵的审美封闭还没有充分显示的机会；就像惟美形式有待于从局部扩展到全局一样，审美封闭所特有的反转内心和提纯净化的倾向，也有待于从潜伏状态上升到突显的位置。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狭隘功利性的消退，相反，空灵虚静的突显恰恰证明了它与狭隘功利之间的无法割断的对应性关系：审美提纯或艺术空灵之所以有必要实施，就在于它对应着狭隘的功利性，体现着古典主义自身特有的修复和平衡功能；没有这个对应关系，它的存在也失去了依据和意义。
二、后古典主义的承接呼应
文革结束后，如果我们不是对那场深重的灾难简单地表示义愤而匆匆与之告别，如果我们能够对其古典主义实质进行深入的揭示和清理，那么，潜伏在文革美学中的复杂关系就会呈现出来，中国文学理论也能由此找到与自身发展相关的历史对接。然而最大遗憾正出现在这里：有幸的是，我们结束了文革；不幸的是，我们同时也结束了对它的思考。尽管思想和真理的闪光曾一度出现，但这个重要的历史契机很快就被错过，情绪化的批判和简单化的否定代替了一切，我们希望尽快地与文革美学划清界限并尽快地转向新的领域，然而这条心理界限并没有真正的阻断效力；在其古典主义实质未经深入反思、甚至未能被意识到的情况下，文革美学所蕴含的巨大历史能量必然会持续地向后延伸，所需要的不过是变换新的形式。可以作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文革美学以一种似乎感觉不到的但却切实存在的方式主导了文革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30年来，引导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倾向不是别的就是从文革美学隐匿下来的古典主义；可以说，文革后的文学理论在一种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了古代美学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面，引导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基本倾向既不是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而是前现代性，是对古代性的一种历史回归或者是古典主义的一种理论变体。由于这个回归的过程发生在文革之后由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被西方看作后现代的新时期，由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误也常常以后现代的时尚理论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这种在全新历史条件下重演古代美学的倾向，应当被称作“后古典主义'。
(一)假象错觉导致现实迷失
抽象本质论对艺术审美特性的破坏，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在文革中的泛滥，艺术欣赏不再是精神的享受而成为一种压抑和重负。文革结束后，审美特性顺其自然地受到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却被严重地忽视了，这就是对抽象本质论的隐蔽根源及其客观性假象的深入揭示。
应当说，文革美学的这个客观性假象并不十分玄奥，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文学理论自文革后就一直迷失于其中，好像至今都没有醒悟的迹象，其主要失误在于，它看到了文革对美和艺术的破坏，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破坏背后隐匿着一种古典主义的美学方案，忽视了文革美学以主观预设消解现实的基本倾向。在文革美学的客观性假象面前，文学理论不但没有揭示那种貌似客观的抽象本质实际上是从最任意的主观意图转化而来，反而顺着文革美学的荒谬逻辑形成一种错觉，将文革美学的弊端与美学的客观性等同起来，进而彻底否定了这种客观性。与此同时，它又将文革美学中伪装变异的“认识”与真正的审美认知混同起来，完全否定了艺术的认识功能，否定了艺术通过审美认知同现实生活发生再现性关联的美学规律。经过这种双重的否定社会现实在文革后就始终处在艺术创作和理论思维的视野之外，这种情形与文革美学以抽象本质消解现实的效果是一致的。从消解现实的倾向看，文革美学与后古典主义没有根本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文革美学对现实的消解是在关注现实的假象下进行的而后古典主义则是在对客观性假象的错觉中，以直接排斥的方式疏远了现实；现实生活不仅没有因文革的结束而回到美学的视野，反而在对客观性的严重错觉和绝对排斥中进一步消解。文革后中国文学理论的歧路就出现在这里，其他所有重大失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文革美学以关注生活的假象歪曲生活，后古典主义没有纠正这种歪曲，反而在错觉的基础上更深地切断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文革美学以强调认识的假象曲解认识，后古典主义没有澄清这个曲解，反而在错觉的基础上更彻底地否定了艺术与认识的关系。与后古典主义消解现实的倾向相适应，处在文革美学侧翼的另外两种辅助倾向也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惟美的形式不再需要粉饰那个伪造的现实，它直接与功利欲望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装饰和手段；空灵的境界也不再受到客观性假象的阻隔，随着现实的远逝，空灵虚静得到了展示的机会，逍遥风流显示出古典的审美情趣。如果说功利欲望的裸露是后古典主义的基调那么对惟美形式的营构和对空灵境界的追求则成为后古典主义的两大前卫形态。
(二）功利欲望诱发惟美形式
由于人们厌恶文革时期低劣的生活境况，痛恨说教的概念艺术对审美感受的破坏，在形式美问题上，人们可能更多地感受到文革美学的破坏性，而较少思考两者之间的互生关系。然而事实表明，文革艺术是道地的古典形式美的一种浓缩和集中，只是未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充分扩展开来。在文革后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中，由于条件发生变化，这种惟美形式从原先浓缩和集中的形态扩散弥漫开来。首先，由于对文革美学的客观性假象产生错觉，后古典主义排斥现实的力度远远大于文革美学消解现实的力度，与文革美学相比，后古典主义的现实缺口更大，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处在更为严重缺损的状态，因而这种由消解现实而形成的感性空缺，便对虚饰的形式主义产生更大的诱导，而对社会生活进行人工性的矫饰和想象性的弥补，就成为一种特殊的需要。在文革后的30年中，古典主义假借惟美主义传播开来，在现代科技和电子传媒的支持下，形式之美得到空前的发展，美与漂亮成为同义语，这个最肤浅的表层被视为审美的最高形式。
其次，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文革美学对客观规律和真理性的强调不过是一种虚伪的主观说教，但却仍然不能摆脱对其客观性假象产生错觉的局限仍然将这种本质主义的说教与美学的客观性等同起来，在这个本应避免的失误中，那个隐匿在抽象本质后面的狭隘的功利欲望不仅没有受到真正的触动，反而得以保留，并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中裸露了出来；它不再需要隐身为抽象本质，而只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换显露的方式：从那种以抽象本质表达政治需求和道德说教，转化为以感性形态表达的经济需求和物质享受，与此同时，文革美学表达政治功利的那种沉闷和严肃，转化为文革后追求物质功利的娱乐和戏谑。在这里，曾经是虚化现实的政治功利转变为当今虚化现实的商业功利，曾经是净化灵魂的道德功利，转变为当今美饰生活的实用功利。感性娱乐和审美消费替代了阶级斗争，转化为伊格尔顿所说的隐蔽的意识形态。在文革美学和后古典主义中，古代美学混同美善的倾向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推动形式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内心反转凸现空灵境界
在文革美学看来，艺术与科学都是认识，区别仅在于前者运用形象而后者运用概念；在这个命题中，形象只是演绎抽象本质的一种手段。文革美学对情感体验的排斥，导致感性和艺术的偏枯。中国文学理论看到了这种形象加概念的基本缺陷，它此时面临的任务，应当是揭示文革美学的客观性假象揭示其政治功利和社会教化的古典主义实质，从而使那个被客观性假象掩盖的现实生活呈现出来，使艺术获得久已失去的生命源泉。但是中国文学理论却走上另一条道路。它认识到情感体验对于审美的重要意义，但其理解美学的逻辑却出现重大偏差。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理论开始向内心世界大幅度反转，并在文学的自主性和现实性或广义的政治性之间划出一条鸿沟。在它看来文革理论之所以对审美特性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就在于它只看重外在的社会生活，而不注重内在的情感体验，因此，只讲社会生活的理论是非美学的，而注重情感体验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美学。在这里非美学与社会生活等同了，客观性本身成为审美的对立面。文学不再需要社会生活也不再需要政治而只需要审美只需要情感体验；文学理论关注的只是创作的心理感受和文本的形式结构，以及读者接受的主观差异。这种向内反转的倾向尤其强调审美心理研究而审美心理又被等同于情感体验审美认知的方面几乎被完全排除了，文学的自主性差不多成了心理自闭的同义语。它的逻辑是，美学等于审美，审美等于情感，或者反过来，情感等于审美，审美等于美学。前一种推论使美学空前地缩小了，美学被封闭在一个狭隘的圈子里，成为空灵境界的代名词；后一种推论使情感无限地放大了，那种没有现实生活根基的情感几乎覆盖了整个美学。后古典主义的向内反转构筑了一种学科封闭的状态，在这种封闭之中，艺术创作失去了生活泥土的气息，而艺术意境在宇宙情怀的衬托下显示出高远超脱的古代道家的特色。
毫无疑问，文学的审美倾向不仅可以偏重外在的社会生活，而且可以偏重内在的情感世界，但这个内在的世界必须植根于生活的泥土，否则就是枯萎苍白的。然而文革后文学理论的向内反转，却是在排斥客观性和疏远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个几乎取代了一切的内心世界并没有得到现实基础的支撑，因而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空灵化特征和净化提纯的倾向。如上所述，这种倾向当然不属于现代美学情感表现的范畴，而只是古典主义内部的一种平衡和修复的功能它对应着文革美学中的极端功利化倾向，在文革后的新形势下浮升出来，形成后古典主义的又一条重要线索。
三、自主性与公共性的两难困境
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相比，特别是与文革中的文学理论相比，中国文学理论在文革后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尤为突出的是对西方当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达到与西方最新动态同步运作的水平，这种情形在3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只要对比一下前辈理论家所拥有的理论资源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理论资源，变化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充分肯定这些成就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论资源的丰富并不表明理论本身的真正推进，更重要的在于如何运用这些资源解决中国文学理论本身的问题，包括文革美学及其遗留的各种问题，然而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努力显然不够。
文革后，中国文学理论一直处在多变的状态。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先是维护空灵超脱的审美提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接着又赞同惟美形式的炫目漂亮；30年来，后古典主义的两大前卫形态我们都积极地介入了，其主旋律或核心范畴就是文学的自主性。现在，新的热点又一次出现，文学理论的公共性或政治性受到关注，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称许的变化，因为它至少表明我们已经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严重缺陷，承认了文学无法与社会生活绝缘这样一个几乎是无需争辩的基本事实。但是，这个转变是否能够真正取得成效，仍然让人感到怀疑。我们担心，就像我们曾经从文革的政治论转向自主论，现在又从自主论转向政治论一样，要不了多久，事情很可能会反转过来，会再一次从政治论转向自主论，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从文革美学的历史背景看，当前文学理论从纯审美自主性的退出，实际上是后古典主义从它的两个侧翼退出，而公共性和政治性被提上日程，实际上是回到后古典主义的主导线索，即文革美学那种美善混同的功利性。从主观上看，我们并不怀疑文学理论试图强化现实感的真诚愿望，也没有理由把公共性所标示的新概念同文革美学的政治性混同在一起但是在实际效果或内在关联上，我们却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被视为最高境界的审美自主性能够得到那样充分的肯定，而现在又可以被如此轻易地放弃？为什么文学无法与社会生活绝缘因而也无法与政治绝缘的基本事实可以被那样简单地否定，而现在又可以被如此轻易地承认？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的历史表明，我们至今都没有从自主性与政治性的分离断裂状态中解脱出来，至今未能摆脱文革美学古典主义的影响和支配，如果说，文革后对纯净和空灵的崇拜，正是文革美学狭隘功利性的一种逻辑对应和延伸，那么现在从纯净空灵转向公共性和政治性，尽管路径相反，同样也没有超出文革美学所设定的对应关系。在古典主义的两极摆动关系中，文学的自主性除了绝缘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纯净性而外不会再有别的出路，而文学的政治性除了回归狭隘的功利主义也难以再有新的突破。
为了摆脱这种运行轨迹，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自主性的反思就不能停留在相反地提出必须加强政治性的认识上。应当看到，那种远离社会生活或对公共空间失去介入功能的自主性，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性，实际上只是古典主义缓解功利压力的自我修复功能，纯净的空灵性和浑浊的功利性，这不过是古典主义维持其内部平衡的两个侧面。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从自主性走向政治性，而在于如何克服古典主义空灵性并以现代美学的自主性包容政治性。没有这种认识，我们所说的自主性就始终无法超出古典主义的局限。同样，对文革美学政治性的批判也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扩展社会蕴含的承诺上。应当看到，文革美学的政治性或功利性是以主观意图转为抽象本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通过这种转化，文革美学在破坏审美特性的同时也消解和疏远了现实。如果不去揭示这个内在机制，如果对文革政治性的批判只是对它的简单否定，那么我们就很难把被文革美学消解掉的现实寻找回来，就像我们现在已经迷失在后古典主义中一样，而我们对文学的政治性和现实性的强调就有可能再次回落到文革美学浑浊的功利性中。
文学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意识之间无法分割的关系，决定了它与政治尤其是与广义的政治之间无法分割的关系；文学不仅应当而且必然会对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发生影响等等，这些观点本来不过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常识，然而对中国文学理论来说，这却是一个长期纠缠不清的难题。因此，从美学的角度揭示文学自主性与政治性的关系，这是当前文学理论的政治转向必须跨过的一条沟坎。在现代美学看来，文学的自主性和政治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思维倾向，我们在说自主性的时候，政治性就应当包含在自主性之中；我们在说政治性的时候，自主性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话题。在这种辩证关系中，自主性不再是空灵性，它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内容；政治性不再是浑浊的功利性，它转化为审美的表达。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回答很简单，这就是走向生活本身。现实生活是人生世相和社会关系的统一，在生活本身的丰富具体的感性现象上，文学的自主性完全可以得到审美的体现；在生活本身的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中，广义的政治性也完全可以得到真正的落实。
然而至少从文革到现在，这个看似简单的答案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现实生活就近在我们的眼前身边，但却始终就像海市蜃楼那样飘渺而遥远。这个矛盾的现象如何解释，其实根源只有一个，这就是未经清理的文革美学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文革美学制造的客观性假象曾经掩盖了真实的生活，而文革后对这个假象的错觉，以及根据这个错觉而形成的对现实生活的更强力的排斥，又使中国文学理论长期地与真实的生活相隔绝。在空灵境界的超脱逍遥中，在惟美主义的商业消费中，我们迷失了整整30年。为了重新走向生活，中国文学理论的首要任务是破除对文革美学客观性假象的错觉，从而恢复客观性对于中国美学的基础性地位。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这个客观性是以对现象性和再现性的强调和阐述表现出来。现象性就是生活的原生态，生活原生态是否作为重大美学问题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这是衡量社会现实是否进入审美和艺术的基本指标，也是判断文学理论能否成功介入公共空间和强化政治维度的主要依据。
关键字：理性之美；古典主义；造型艺术
17世纪欧洲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新文化观的形成与繁荣。这些观念直接为古典主义造型艺术奠定了坚实的美学基础。美学是一个时代审美文化的理论内核，而造型艺术就是这个理论内核物质性外化的时代产物。17世纪理性主义美学对西方艺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古典主义造型艺术在理性美的滋养下孕育成长，或者说是理性美自身具有将经验提升到普遍原理的能力。艺术家把1理性美的内涵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作品崇尚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典范，创作构思严谨而饱含哲理，具有典雅、静穆和崇高的艺术特征。绘画提倡“绘画的真实”，笔法严谨、色彩沉稳。雕塑提倡“和谐之美”，手法概括稳重、协调平稳。建筑提倡用“标准的形式”和“绝对的规则”建立规范。在这个所有的艺术都受理性所支配的时代，艺术家带给我们的不是奢华的造型，而是加入理性思考和严整构思的艺术创作。
二、理性美的探究
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也是主体意识觉醒后的必然产物。哲学观在理性精神的滋养下，成为人们行动的思想准则。现代人一定无法想象，沙龙里经常举办贵妇们的哲学讲座，她们在对话中融入哲学术语是很平常的事。人们可能会探讨以前的哲学与现在的不同，本体论怎样转变成认识论的等等哲学问题。而哲学家们借助理性，通过求知宇宙万物来解决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那时人们发现世界充满了矛盾，什么是真实的不得而知。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曾经说过，我们小的时候对各种各样的事物作过判断，但那时我们不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性。有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阻扰我们认识真理，怀疑所有事物都是“不真的”，但在我怀疑所有事物的过程中，却不能怀疑我在思考，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我这个怀疑的主体没了，就无法怀疑了。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在怀疑，所以我有思考的能力，我既然能思考那我一定是存在的。这就是笛卡尔最著名的理论“我思故我在”。这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由它来完成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变。笛卡尔把思维主体作为最先确定的认知对象，把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基础。它的哲学思想是17世纪哲学总的指导思想，为时代制订了新的游戏规则。17世纪理性主义美学就是在这样的理性哲学羽翼下形成发展的，主要理论内涵同样是理性。此时的美学维护理性规范，以“理性”作为文艺的最高要求，认为只有富含理性作品才有价值。对美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崇尚抽象的理性，即普遍的人性；追求真理的永恒性，以真理为美；美在于追求明晰与秩序，在于“和谐”；美是具有普遍性的、绝对的，创造美是要遵循一定原则的。所以作品要遵循理性主义美学的指导思想，从理性的认知出发，以理性的哲学观为归依，形成完整的理性主义美学体系。
三、承载理性的艺术表达
17世纪的造型艺术受理性主义影响很大，理性思辨的方式使得艺术家们对美的理解有所不同。艺术的创作原则建立在科学、理性分析和数学关系验证的基础之上，笛卡尔几何原理的形式价值体系成为艺术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当时的艺术家把理性的审美观渗透在造型作品中，遵循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思想，从古代艺术品中发现理性因素，追求理性带来的灵感源泉，推崇绘画的真实，关注作品自身的观念性，信奉规则秩序、和谐崇高的原则，从而获得理性之美。理性主义时期的造型艺术，在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艺术特点，没有陷入前人既定的思维程式，具有一定的创新。（一）古典主义的理性画风古典主义绘画盛行于17世纪的法国和西欧等国。以古希腊、古罗马为灵感源泉，追求理性带来的和谐之美。法国人尼古拉.普桑酷爱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对数学、解剖学和透视学有一定的研究，还钻研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对笛卡尔等哲学大师的理性思想也十分着迷。这些知识储备奠定了他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模本，创作古典主义风格绘画作品的坚实基础。普桑曾说过：“绘画总应该表达思想，无论是绘画也好，或者是部分的构图也好，绝对不应该是故意做作出来的，而应该是完全符合主题性质的，符合理性主义审美原则的。”[1]这是理性的产物，是艺术家心灵和想象的产物，是对心灵的直接呼唤，无关于感情。从他的画中可以窥视到画家心灵深处的的思考。比如普桑的代表作《阿卡迪亚的牧人》，绘画以古希腊传说为题材，围绕着生命和死亡的古老命题，描述裸的人性，内涵发人深思。在画中作者隐喻当时贵族物欲过于膨胀、人们沉迷于对于权势的渴求中。普桑用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来刻画一个想象中的情境，用绘画来启迪贵族们的心灵，抚平浮躁的欲望，用想象的产物对心灵直接呼唤，追求真理的永恒性，以真理为美，追求明晰与秩序，让人们回归理性。其实古典主义者一直寻找的是一种理性的“绘画的真实”。比如普桑在描绘时，不是逐一地去模拟现实世界的景物与事件，而是通过理想来组织画面，展现事物应有的心灵的真实，富有哲理性，发人深思。因为如果只有对现实世界的模仿，通过绘画技巧是可以看上去真实的，但这是“真实的错觉”。“绘画不是去重新开创某些元素,而是致力于心灵的充实、提高、扬弃、净化，因此是在更高的意义上,在更纯粹的范畴里成为呈现者。”[2]古典主义画家会给眼睛不同的惊喜，他们寻找的是“绘画的真实”。洛兰的风景画不像普桑按照自己的理想世界来绘制，而是将他在罗马附近的写生素材，按照“绘画的真实”的方式理想化地表达出来。因为素材都是现实世界抽象出的理想化物象，画面看上去是那样的真实，没有一点虚幻的痕迹。当时许多人认为洛兰风景画里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有人试图寻找那些美丽的世外桃源，当然无法找到，因为那来自他的心灵世界，是他内心世界理性的表达。自然界的物象都是为了总体服务的，艺术家有权创作自然物象，这样才能使画面符合“绘画的真实，”（二）雕塑和建筑的理性美17世纪的雕塑艺术有一种肃穆、庄严、恬静、安谧之美，简言之就是和谐之美。在理性主义时期，雕塑主张模仿古希腊、古罗马对面部及身体刻画方式，反映雕塑形象内在的宁静及安谧，体现出静穆与端庄的古典主义意味。他们追求的是理想观念的表达。在古典主义雕刻家看来，艺术源于自然、高于自然，需要概括出自然界最美的部分，最终表现“和谐之美”。雕塑大多采用中心对称的结构与朴素稳重的雕刻手法。塑造准确而富于秩序感的艺术作品。但雕刻大师们也并没有完全陷入表现人物完美的思维程式，雕刻家依照不同人物的性格，寻找出人物独有的特征。雕刻者从时代背景出发，探寻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以理性的分析，概括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比如雕塑作品《伏尔泰》，面部雕刻得宁静安谧，典型的古典主义雕塑风格，为了表现伏尔泰智者的形象，衣服几乎完全遮盖住伏尔泰孱弱的身躯，衣纹的雕刻手法概括稳重，准确地表达出人物庄严高尚的学者气质。17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开始应用到建筑行业。严格遵守规则和标准所体现的建筑理性，并不意味着采用简单的建筑样式和粗陋的内部装饰。“它仅仅意味着美的效果是蕴涵在使建筑构建得以成功的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本性上，并依据理性的准则去设计那些构件。”[3]古典主义艺术提倡用“标准的形式”和“绝对的规则”建立建筑规范。数学关系和几何结构关系的运用，在古典主义建筑的设计与建造中频繁使用。古典主义建筑推崇古代罗马建筑的设计风格，认为它是最“真实”的建筑形式。古典主义建筑师们主张建筑的真实，不提倡自己的思想情绪在建筑设计中表达，倡导概括理性的一般性表达。当时的建筑中有一种古典的和谐崇高之美。法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路易十四崇尚古罗马秩序及法则，标榜具有“合理性”“逻辑性”的建筑
四、理性之美对后世艺术创作的指引
古典主义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为了追求画面统一、和谐、庄重、典雅的美，主张用理性来指导艺术创作,将理性表达当作基本目标，创作的过程规范、有序，注重形式和共性，将古典绘画特有的精准造型和高超的写实技法发挥到极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艺术的进步,但任何艺术流派都逃不过由鼎盛到衰败直至被取代的命运，被取代是不可避免的。几十年或上百年以后，在一种新的造型艺术形式中可能就会找到17世纪理性时期造型艺术的思想内涵和创作语言。古典主义建筑对后世的建筑及室内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欧美国家中有很多的法院、银行、交易所、博物馆、剧院等公共建筑和一些纪念性建筑都继承和发展了古典主义的建筑语言。[4]理性主义美学思想对塞尚乃至后印象派的绘画创作影响也很大。他们始终在追求绘画应有的“真实”。这种真实其实就是表达出自我的意图和感受，对于能欣赏的人来说就是真实的。就像齐白石画的白菜，是用水墨的方式表达的，本身立体感不强，好像并不真实，但是又让人觉得很生动很逼真，这是绘画意境所达到的相对真实。塞尚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内在的、忠于自我的真实。比如塞尚的《圣维克多山》，看上去笔触洒脱、凌乱，画面随意、混沌，但实际上是依照内心的感受安置笔触和物象、按照一定的逻辑和理性秩序排列、加入理性思考和严整的构图，出发点就是所谓“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哲思。17世纪理性时期的创作语言，都是通过符合自然规律的色彩和线条表达的，艺术作品具象性强。而在理性时期以后，艺术作品的抽象性元素增多，抽象艺术的比重加大。好像理性时期那种符合自然规律的写实表达逐渐变得不再重要。而实际的情况是写实风格的存在才使艺术作品具有审美的根基。“艺术家在运用这些符号和图形表现创作意向的时候，无不充满了目的性和逻辑性，其本质上的逻辑真实仍然脱胎于古典主义。”[5]优秀的抽象艺术作品每一条直线、每一笔色彩的构成形式好像是没有规律，但是并不凌乱，而且和谐统一，直指物象本质。比如杜尚著名的《下楼的裸女》，几何图形的处理，构成细节上的逻辑真实，线条和谐、匀称、合理。古典主义造型艺术理性的艺术观，在200年后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艺术家们用符合艺术逻辑的形态来表现内心世界，是艺术创造的基本法则之一。造型艺术的思想内涵和创作语言会随着时间的长河，跳脱于流派之争，不断继承、发展、创新，开启新艺术形式的帷幕，进而呈现出理性美的瑰丽景象。
参考文献：
[1]张弘昕，杨身源.《西方画论辑要》[D].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19.
[2]何仁富.从尼采的“治疗哲学”到罗蒂的“教化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观念的嬗变及其意义[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0):138-143.
[3]周祥.十八世纪末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理性[J].华中建筑,2006(9):26-27.
[4]章一峰,孙连弟.浅谈石材幕墙在新古典主义建筑中的运用[J].石材,2012(05):23-26.
【关键词】古典主义 音乐 理性 柔美 壮美 希望
古典主义时期是西方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作品比较注重理智和情感的高度统一，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在创作上，确立了奏鸣曲、交响曲、协奏曲及各类室内音乐的体裁和形式，对之后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这个时期的音乐表现出情感真挚、结构严谨、崇尚理性、语言质朴的特点。可以说，这是欧洲音乐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从美学角度说，古典主义不提倡音乐作品反映社会现象和政治面貌，也否定想象和飘忽无常的情感，其主张情感“中立”，提出“艺术至上”的立场，认为作曲家应该摆脱主观喜好，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把古典的内容用现代手法再现出来。
一、古典主义音乐特点
（一）以恢复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为目的
古典主义音乐，以恢复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为目的。注重形式上、结构上的和谐，追求表现客观的美。
（二）强调风格的高雅
古典主义以“交响乐之父”海顿、“音乐天才”莫扎特和“乐圣”贝多芬为代表，其特别强调风格的高雅。虽然这个时期的歌剧中有一些通俗成分，但并不影响这个时期高雅的主流。
（三）突出“理性”
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突出了“理性”美。其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理性”的美，有理性的音乐才是美的、真实的，理性的艺术才能永恒，才能完美。而所谓“理性”是有一定的规范和规则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们的理解和规则是“三一律”，即时间、地点和情节一律。戏剧尤其突出这一点。
（四）追求“自然”
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认为“古典就是自然”，美就是如何把自然这种美体现出来。
比如：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出现了喜歌剧，其反对意大利正歌剧“矫揉造作”，追求的就是一种“自然”的效果。“自然”表现在剧中人物常常是社会中下阶层，比较大众化，场景也是大家熟悉的日常生活。剧词幽默、口语化，音乐也很“自然”。
（五）简洁和清晰
简洁和清晰应是歌剧音乐永远追求的原则。古典主义时期是器乐比较繁荣的时期，人们不太欣赏比较复杂的音乐风格，提倡一个简洁明晰的主调音乐，这是音乐的旋律与和声是否简洁、是否美的一个依据。简洁的音乐、简洁的旋律成为这个时期的音乐美。
二、古典主义的音乐美
海顿是古典主义风格的奠基者，其确立了古典主义体裁和形式。莫扎特推动了古典风格趋于完美。贝多芬最终完善了古典主义风格。古典主义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的引路者。
（一）完美与和谐
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认为，“和谐”是艺术最基本的出发点，其从“和谐”角度对诗歌的语言与结构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如“精选和谐的字眼”“把不同的各个部门构成统一和完整”等。莱辛是德国启蒙主义美学的代表，其期望通过诗画的统一将感性与理性、客体与主体、美与表现加以统一。同时，其还将丑与崇高引入美学领域，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
布瓦洛和莱辛都认为“和谐”的音乐才是美的。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要求：“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一个故事。”也就是所谓的符合“三一律”原则。而启蒙主义最著名的美学原则是“美在关系”。狄德罗②是法国启蒙主义美学的代表。其认为在表演艺术中，有冲突的表演是基于理性的酝酿。有了理性，才会有冲突。狄德罗把美分成外在美和内在美。内在美为“实在美”，是指音乐的自身美，比如雕塑作品——石雕，石头本身就有自己的色彩、纹理、质地等，而音乐也是如此，比如钢琴，有自己本身的音质及美；外在美就是“相对美”，其主要是指音乐的外在美，即音乐的旋律、段落、结构美，也就是理性的、和谐的旋律和曲调美等。
（二）真善美
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提倡一种真实的美，“只有真才美，只
有真才可爱”，“真”就是真实的情感。布瓦洛认为，“真”是和“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有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诗品。”有道德的人才会有善良的品格，才能写出无邪的作品。比如：海顿音乐中的“真实”就是其情绪的真实。海顿的音乐作品乐观、幽默，充满生气、曲如其人。海顿的交响曲充满人生的乐趣与幽默感。贝多芬的“真实”也是自己情绪的表现，如《月光奏鸣曲》《悲怆奏鸣曲》《命运交响曲》都是作者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流露。
（三）痛苦与希望
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悲怆奏鸣曲》中可以看出，作者把个人的痛苦已经变幻为刚强与欢乐，在痛苦中寻找希望。贝多芬有严重的耳病，几乎听不见声音，但其不仅没有停止音乐创作，没有绝望，而且把自己的痛苦及与命运的搏斗写在了音乐中。音乐成为了贝多芬的希望。其因为有了痛苦，才有了希望，才有了升华的音乐。
（四）柔美与壮美
柔美指具有温柔、优雅、纤巧、秀丽、飘逸、安宁、淡雅的美，其有流畅的旋律、平稳的节奏，适中的速度与力度。诗意的美是柔美的最高境界。壮美是与柔美相对应的一种音乐美，亦称“阳刚美”，是刚劲、勇猛、粗犷、昂扬、力量的美，体现的是一种英雄气概。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委婉、凄美，透出淡淡的忧伤，为柔美；《命运交响曲》坚强、冷静、激昂，为壮美。对命运的抗争用低沉、有力的音乐征服我们的灵魂，唤醒我们的斗志。《命运》不仅表现贝多芬内心的挣扎，也表现了一个人从压抑到奋起的内心波动。据贝多芬说，那是“命运的敲门声”。柔美和壮美给予我们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 （五）现实与理想
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说：写古代英雄要写其骄傲敬神的某种本性，写普通人则要按流浪汉、守财奴、老实、荒唐、糊涂、嫉妒的类型描写，或者写出老、中、青三代人不同的特性。英雄表现的是理想的美，普通人表现的是现实中的美。音乐中的“理想”美，往往通过自己的个人感受表现出来，其实表现的还是现实中的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中就把个人感受，包括痛苦、愤怒，伤心、绝望、激情等都表现了出来，希望通过现实人物场景、环境表现出理想的美。
（六）激情与理性
从理论角度看，古典主义是以“理性”表现普通的人性。古典主义把“理性”的音乐放在第一。音乐创作需要激情，但激情在哪里？比如贝多芬就在生活中寻找激情。其在维也纳时，就利用散步的时候来寻找激情，进行创作。他说：“就在这儿我写下了溪边的景色，而在那边，黄鹂、鹌鹑、夜莺、杜鹃则在树梢上和我一起写作。”贝多芬的交响曲“绘情多于绘景”。的确，贝多芬的激情早已融入在他的音乐中，同时也融入到他的“理性 ”音乐中。古典主义虽然主张理性第一，却没有缺失激情创作，而激情就来自生活，来自大自然。
（七）古典与世俗
古典主义在题材上要求描写贵族生活，而不主张描写世俗内容。文克尔曼③提出古典美的突出标志是“高尚的简朴和静穆的伟大”，比如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就表现了作者委婉的、如泣如诉的心灵，如淡淡的月光，述说着自己淡淡的忧伤。这首曲子有一种静穆的美，为古典美。莫扎特的作品《油菜花开》《蜗牛的家》表现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内容。纯真、阳光、喜悦、快乐，是世俗的美。尽管莫扎特是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位理想主义者，但其在题材上也反映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且在风格上通俗易懂，古典的美用人们容易接受的语言、风格表现了出来，体现出古典和世俗的统一。
（八）动与静
新古典主义欣赏的是一种静态的美。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说：“感动人的绝不是人所不信的东西，不便演给人看的宜用叙述来说清。”叙述就是一种静态的美。海顿交响曲中的一些作品就表现出了作者伤感的情绪，如《伤感》《告别》，表达出一种叙述式的静态之美。音乐既需要静态的美，也不能缺少动态的、热烈的内心表白，体现动态的美。比如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就是一个热闹的场面，表现出人们激情、热烈、欢快的情绪。动与静哪种形式更美？这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可以说，古典主义时期的美是以静态美为主的美，却不乏动态的美，而激情、快乐、开心、喜悦依然是其表现的内容和情绪。
注释：
①尼古拉·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eaux（1636—1711），法国文艺理论家。代表作品是1674年的《诗的艺术》
这部专著主要阐释了其美学思想，成为古典主义艺术理论的法典。
②狄德罗，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主编。其他著作包括《对自然的解释》《生理学基础》以及一些小说、剧本、评论论文集和写给很多朋友和同事的才华横溢的书信。
③文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年）德国古代艺术史学家、艺术理论家、美学家。主要著作：《古代造型艺术史》《论模仿希腊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等。
参考文献：
[1]布瓦洛.诗的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狄德罗.百科全书[m].梁从诫，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关键词】古典主义 音乐 理性 柔美 壮美 希望
古典主义时期是西方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作品比较注重理智和情感的高度统一，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在创作上，确立了奏鸣曲、交响曲、协奏曲及各类室内音乐的体裁和形式，对之后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这个时期的音乐表现出情感真挚、结构严谨、崇尚理性、语言质朴的特点。可以说，这是欧洲音乐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从美学角度说，古典主义不提倡音乐作品反映社会现象和政治面貌，也否定想象和飘忽无常的情感，其主张情感“中立”，提出“艺术至上”的立场，认为作曲家应该摆脱主观喜好，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把古典的内容用现代手法再现出来。
一、古典主义音乐特点
（一）以恢复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为目的
古典主义音乐，以恢复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为目的。注重形式上、结构上的和谐，追求表现客观的美。
（二）强调风格的高雅
古典主义以“交响乐之父”海顿、“音乐天才”莫扎特和“乐圣”贝多芬为代表，其特别强调风格的高雅。虽然这个时期的歌剧中有一些通俗成分，但并不影响这个时期高雅的主流。
（三）突出“理性”
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突出了“理性”美。其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理性”的美，有理性的音乐才是美的、真实的，理性的艺术才能永恒，才能完美。而所谓“理性”是有一定的规范和规则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们的理解和规则是“三一律”，即时间、地点和情节一律。戏剧尤其突出这一点。
（四）追求“自然”
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认为“古典就是自然”，美就是如何把自然这种美体现出来。
比如：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出现了喜歌剧，其反对意大利正歌剧“矫揉造作”，追求的就是一种“自然”的效果。“自然”表现在剧中人物常常是社会中下阶层，比较大众化，场景也是大家熟悉的日常生活。剧词幽默、口语化，音乐也很“自然”。
（五）简洁和清晰
简洁和清晰应是歌剧音乐永远追求的原则。古典主义时期是器乐比较繁荣的时期，人们不太欣赏比较复杂的音乐风格，提倡一个简洁明晰的主调音乐，这是音乐的旋律与和声是否简洁、是否美的一个依据。简洁的音乐、简洁的旋律成为这个时期的音乐美。
二、古典主义的音乐美
海顿是古典主义风格的奠基者，其确立了古典主义体裁和形式。莫扎特推动了古典风格趋于完美。贝多芬最终完善了古典主义风格。古典主义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的引路者。
（一）完美与和谐
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认为，“和谐”是艺术最基本的出发点，其从“和谐”角度对诗歌的语言与结构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如“精选和谐的字眼”“把不同的各个部门构成统一和完整”等。莱辛是德国启蒙主义美学的代表，其期望通过诗画的统一将感性与理性、客体与主体、美与表现加以统一。同时，其还将丑与崇高引入美学领域，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
布瓦洛和莱辛都认为“和谐”的音乐才是美的。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要求：“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一个故事。”也就是所谓的符合“三一律”原则。而启蒙主义最著名的美学原则是“美在关系”。狄德罗②是法国启蒙主义美学的代表。其认为在表演艺术中，有冲突的表演是基于理性的酝酿。有了理性，才会有冲突。狄德罗把美分成外在美和内在美。内在美为“实在美”，是指音乐的自身美，比如雕塑作品——石雕，石头本身就有自己的色彩、纹理、质地等，而音乐也是如此，比如钢琴，有自己本身的音质及美；外在美就是“相对美”，其主要是指音乐的外在美，即音乐的旋律、段落、结构美，也就是理性的、和谐的旋律和曲调美等。
（二）真善美
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提倡一种真实的美，“只有真才美，只
有真才可爱”，“真”就是真实的情感。布瓦洛认为，“真”是和“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有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诗品。”有道德的人才会有善良的品格，才能写出无邪的作品。比如：海顿音乐中的“真实”就是其情绪的真实。海顿的音乐作品乐观、幽默，充满生气、曲如其人。海顿的交响曲充满人生的乐趣与幽默感。贝多芬的“真实”也是自己情绪的表现，如《月光奏鸣曲》《悲怆奏鸣曲》《命运交响曲》都是作者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流露。
（三）痛苦与希望
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悲怆奏鸣曲》中可以看出，作者把个人的痛苦已经变幻为刚强与欢乐，在痛苦中寻找希望。贝多芬有严重的耳病，几乎听不见声音，但其不仅没有停止音乐创作，没有绝望，而且把自己的痛苦及与命运的搏斗写在了音乐中。音乐成为了贝多芬的希望。其因为有了痛苦，才有了希望，才有了升华的音乐。
（四）柔美与壮美
柔美指具有温柔、优雅、纤巧、秀丽、飘逸、安宁、淡雅的美，其有流畅的旋律、平稳的节奏，适中的速度与力度。诗意的美是柔美的最高境界。壮美是与柔美相对应的一种音乐美，亦称“阳刚美”，是刚劲、勇猛、粗犷、昂扬、力量的美，体现的是一种英雄气概。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委婉、凄美，透出淡淡的忧伤，为柔美；《命运交响曲》坚强、冷静、激昂，为壮美。对命运的抗争用低沉、有力的音乐征服我们的灵魂，唤醒我们的斗志。《命运》不仅表现贝多芬内心的挣扎，也表现了一个人从压抑到奋起的内心波动。据贝多芬说，那是“命运的敲门声”。柔美和壮美给予我们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 （五）现实与理想
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说：写古代英雄要写其骄傲敬神的某种本性，写普通人则要按流浪汉、守财奴、老实、荒唐、糊涂、嫉妒的类型描写，或者写出老、中、青三代人不同的特性。英雄表现的是理想的美，普通人表现的是现实中的美。音乐中的“理想”美，往往通过自己的个人感受表现出来，其实表现的还是现实中的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中就把个人感受，包括痛苦、愤怒，伤心、绝望、激情等都表现了出来，希望通过现实人物场景、环境表现出理想的美。
（六）激情与理性
从理论角度看，古典主义是以“理性”表现普通的人性。古典主义把“理性”的音乐放在第一。音乐创作需要激情，但激情在哪里？比如贝多芬就在生活中寻找激情。其在维也纳时，就利用散步的时候来寻找激情，进行创作。他说：“就在这儿我写下了溪边的景色，而在那边，黄鹂、鹌鹑、夜莺、杜鹃则在树梢上和我一起写作。”贝多芬的交响曲“绘情多于绘景”。的确，贝多芬的激情早已融入在他的音乐中，同时也融入到他的“理性 ”音乐中。古典主义虽然主张理性第一，却没有缺失激情创作，而激情就来自生活，来自大自然。
（七）古典与世俗
古典主义在题材上要求描写贵族生活，而不主张描写世俗内容。文克尔曼③提出古典美的突出标志是“高尚的简朴和静穆的伟大”，比如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就表现了作者委婉的、如泣如诉的心灵，如淡淡的月光，述说着自己淡淡的忧伤。这首曲子有一种静穆的美，为古典美。莫扎特的作品《油菜花开》《蜗牛的家》表现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内容。纯真、阳光、喜悦、快乐，是世俗的美。尽管莫扎特是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位理想主义者，但其在题材上也反映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且在风格上通俗易懂，古典的美用人们容易接受的语言、风格表现了出来，体现出古典和世俗的统一。
（八）动与静
新古典主义欣赏的是一种静态的美。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说：“感动人的绝不是人所不信的东西，不便演给人看的宜用叙述来说清。”叙述就是一种静态的美。海顿交响曲中的一些作品就表现出了作者伤感的情绪，如《伤感》《告别》，表达出一种叙述式的静态之美。音乐既需要静态的美，也不能缺少动态的、热烈的内心表白，体现动态的美。比如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就是一个热闹的场面，表现出人们激情、热烈、欢快的情绪。动与静哪种形式更美？这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可以说，古典主义时期的美是以静态美为主的美，却不乏动态的美，而激情、快乐、开心、喜悦依然是其表现的内容和情绪。
注释：
①尼古拉·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eaux（1636—1711），法国文艺理论家。代表作品是1674年的《诗的艺术》
这部专著主要阐释了其美学思想，成为古典主义艺术理论的法典。
②狄德罗，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主编。其他著作包括《对自然的解释》《生理学基础》以及一些小说、剧本、评论论文集和写给很多朋友和同事的才华横溢的书信。
③文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年）德国古代艺术史学家、艺术理论家、美学家。主要著作：《古代造型艺术史》《论模仿希腊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等。
参考文献：
[1]布瓦洛.诗的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狄德罗.百科全书[m].梁从诫，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关键词：自然 超验主义 古典哲学
美国超验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新英格兰地区，后成为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核心观点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认为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份缩影，自然是上帝的象征，强调精神，反对趋物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作家爱默生和梭罗，他们对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研读，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美国超验主义的思想主张。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是十九世纪美国超验主义的领进人物，被誉为“美国精神的圣者”，他的著作《论自然》是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性作品。爱默生在发展超验主义的过程中，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亨利・大卫・梭罗是美国超验主义的另一位集大成者，其代表作品《瓦尔登湖》记录了作者在瓦尔登湖湖畔度过的两年零两个月的生活以及期间他对自然对生活的领悟。梭罗的超验主义思想同样与中国古典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说：“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这正是他所提倡的不为物役、追求精神充实的自然生存状态。
通过对爱默生和梭罗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对于推动美国超验主义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二者在思想主张和生活态度上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以下就从人性、物质与精神追求和自然观三个方面进行简单的论述。
一.超验主义的人性本善与孟子的“性善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性善说”中的“性”一方面是指人的心性、本性，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同时也有着与生俱来的向善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人能够向着善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性”也指人的特性，是人之为人的价值，而“善”即是评定个人价值的一个标准。
爱默生在人性上与孟子的“性善说”相一致。他强调个人，推崇人的至高无上，提出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人要自信、自尊、自助，个人的完美是世界的基础，相信人性本善。爱默生的这一观点与神学的“原罪说”是相背离的，在基督教中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他们的罪来自偷食了智慧之果的亚当和夏娃，因此任何人生来即是恶人，只有笃信上帝，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爱默生人性本善的主张将人从原罪说中解脱出来，使人不再受“信仰上帝才能解脱”的禁锢，提高了人的地位，使人变的更加独立自由，成为真正的个体，这也与超验主义强调的重视个体的精神相统一。由此不难看出，超验主义的人性本善与孟子的性善说虽然在理论思想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本质是相通的。
二.反对人为物役，追求精神充实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安贫乐道”
孔子曾称赞其学生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意指颜回是真正的贤者，他住在荒僻的巷道，箪食瓢饮，生活十分艰苦，若是换了其他的人一定不堪忍受，但颜回却十分满足快乐，因此是个贤德的人。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他的这种“安于贫而乐于道”的品德是孔子十分欣赏的，他赞扬颜回“无欲而天下足”，同时这一主张也是儒家提倡的立身处世的生活态度。
超验主义深受儒家这一思想主张的影响。超验主义者认为，精神漫透人的心灵和自然界，物质只是精神的象征，并认为“物使人异化”，因此强调精神的力量，反对趋物主义。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梭罗实践了这一思想主张。“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这是梭罗在他的著作《瓦尔登湖》中记述的他的山居生活的开始，同年7月4日他住进自己盖起来湖边木屋，此后在瓦尔登湖湖畔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梭罗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开荒，种地，打猎，伐木，剩下的时间观察自然、感悟人生。这样的生活在外人看来是十分艰苦和寂寞的，但梭罗却认为“寂寞有助于健康”，并说：“我并不比一朵毛蕊花或牧场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我不比一张豆叶，一枝酢酱草，或一只马蜂更寂寞。我不比密尔溪，或一只风信鸡，或北极星，或南风更寂寞，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融雪，或新屋中的第一只蜘蛛更寂寞”。
梭罗眼中的自然是鲜活生动的, 他的自然指的是田野性的自然，远离城市的喧嚣，亲近原始的存在。《瓦尔登湖》通过清新精美的语言，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与喧嚣的城市生活完全对立的自然的生存状态，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人的心境是极其平静安宁的，虽然物质上十分简朴，但在精神上是极其放松和满足的。这种亲近自然远离物欲的生活态度与儒家所宣扬的安贫乐道精神是一致的，超验主义者试图从东方文化中的安贫乐道与西方当时的物质主义相抗衡，将人从物欲中解救出来，通过亲近自然的简单生活更好的感悟生活，获得灵魂的升华。
三.超灵与儒家道家的自然观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崇尚宇宙同一性，“天人合一”即是其根本观点之一，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庄子提出的，后来经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在道家看来，“天人合一”中的“天”指的是自然，“天人合一”即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二者是相通的，因此庄子认为：“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同时，天亦是万物的根源，“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说的就是天地生万物，是万物的源泉所在。天地指的就是自然，即自然生万物，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乃至天地，都是自然的产物，以自然为归属。将人与自然结合起来，是试图将人从各种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中解救出来，使人恢复自然的天性，“万物齐一，生死相等”。
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里，推崇天堂与地狱、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受东方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超验主义打破了西方一直以来的这种二元对立体系，提出天与人和谐统一的观点。超验主义的最核心思想是“超灵”，超灵是统辖世界的精神力量，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万物皆有其生，并成为其一部分。超灵为人所共有，每个人的思想都存在于超灵之中，人以直觉官能同它交流。 自然是上帝的象征，大自然是至尊至上的，它是有生命的，是超灵的外壳，人可以通过自然获得心灵的抚慰。爱默生相信世界的同源，认为超灵是世界的源头，万物源于同一精神。超验主义的世界同源与道家的“天人合一”是一致的，都认为世界是一体的，自然生万物，是万物的归宿。
爱默生与老子在自然观上虽然有着相似之处，但同时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第一，爱默生赋予自然以某种神性，强调人与自然的结合要通过“超灵”，自然是超灵的外部表征，人要想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只有借助超灵才能够实现。而老子的“道”是人对自然对天的直接领悟，人在领悟了“道”的同时，就是完成了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第二，在爱默生看来，具有神性的自然只具有工具的价值，自然的生机是为了服务于人类，体现出一种人类中心的思想，而非自然与人合为一体和谐统一的；老子的“道”则是将人与自然完全统一在一起的，具有整体性。
超验主义是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接受和发展，对美国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超验主义思想的宣传，在美国掀起了民族意识的高潮，促进了美国民族文学的形成；同时，超验主义亲近自然的主张以及超验主义者对这一主张的实践，使歌颂大自然成为美国经久不衰的创作主题，成就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的是，超验主义对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吸收，其本质在于宣扬自身的思想理论，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儒家等思想的吸纳，其实质是为超验主义自己的思想主张寻找出路。然而无论是接受还是摒弃，超验主义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不仅对美国文学创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世界文化一体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
[2]《道德经》，金盾出版社2009年版。
[3]孙海通译注：《庄子――中华经典藏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
[关键词] 当代电影；新古典主义；现代审美
中国电影在这些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包括主旋律电影《红河谷》《黄河绝恋》，抗战电影《遍地狼烟》《果儿满山红》《金陵十三钗》，历史题材电影《赵氏孤儿》《孔子》，还有青春类型电影《观音山》《山楂树之恋》等，多种类型百花齐放。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再解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交流等电影主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电影的主流思想，在诗一般的美学画面内展现出民族情感、历史文化价值判断的同时，真正写出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普遍的人性力量。
一、个体情感与群体义务的和谐
古代中国的传统理念突出一个“和”字，保持社会稳定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文化传统的精髓，因此传统文化突出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新古典主义则要求个人的情感要遵从民族和社会利益。从国内的一些主流价值观电影来看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新古典主义的特点。
为纪念国庆50周年所推出的电影《黄河绝恋》就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电影。片中人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如观众熟悉的外国飞机驾驶员欧文，阳光活泼的小朋友花花，还有八路军女战士安洁等。那日，天朗气清，微风习习，阳光温柔，再和着优雅的乐曲，安洁就这般出现在欧文的眼前，对他说：“现在你是安全的。”她那样温柔地笑着，好像让那个战争年代都变得温暖起来。他们站在巨浪翻滚的黄河岸上，安洁仰头望天，阳光在她的脸上镀上了金线，环绕她的全身，欧文仿佛深深迷失在她的美丽中，不能自拔。与日军战斗使安洁身负重伤，为了挽救欧文及小女孩的生命，她毅然斩断吊桥绳索，阻断了敌人的前进，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安洁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赤红的旗帜深深地插入每个人的心中，尽管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碾过无尽的岁月，它都不曾在我们心中褪去颜色。新古典电影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喜爱，是因为从选材到内容，再到它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同时也展现出一种新的艺术气质。
曾获多项大奖的电影《红河谷》所讲述的是我国西部地区的山河之美与战争带来的一片狼藉。剧中典型人物丹珠在敌人的野蛮屠戮下毫不畏惧，唱着震人心魄的歌曲坦然面对死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山上白雪皑皑，宫殿巍峨繁华，天空湛蓝如洗，每一种事物仿佛都融入了光明的力量与内心的情怀遥相辉映。人物形象鲜明立体，也为电影赋予了新古典主义的气息。
近年来中国电影在体现国家主流价值观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个人思想与国家民族精神共存的影片内容展现了当下中国电影逐渐散发的新古典主义价值观。由陈凯歌指导的电影《赵氏孤儿》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悲剧剧情作为主导，在老版本的《赵氏孤儿》里，正义势力最后战胜邪恶势力不是在正反两方经过调解达成一致，而是两方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斗争，牺牲了许多士兵和无辜百姓才达成目的的。陈凯歌在这方面的处理就抛弃了传统解决问题的战争方式，也没有重点描述程婴的艰难复仇过程，电影剧情发展得也较为恰当。电影中的程婴身上充满了市井气质，与老版本的那种英勇、正义的性格截然相反，而影片中的反派人物屠岸贾原本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他的形象应该是做尽恶事的，而在陈凯歌的电影里，他在电影的后期转变成了一个可以和孩子打闹的慈祥父亲，懂得疼惜妻子的合格丈夫。因此，陈凯歌的版本并没有将正义与邪恶的对立作为影片的发展推动力，就算是在故事情节紧凑的前半段也没有明显的夸大和巧合，而是让主人公的命运推动剧情的前进。在程婴身上体现出了陈凯歌吸收新古典主义精神，弃用传统悲剧思想的理念――天命所归，他呈现给观众的是主宰自己命运的英雄，不是听从上天安排，这样的英雄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在不经意间卷入一些棘手的漩涡中，遭受打击的主人公会以坚强的意志力和过人的能力逐渐闯过难关，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然后开始报复那些仇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伟大壮举。程婴在剧中说过“这就是命啊”。虽然命运这个东西人们无法改变，但是程婴最后所展现出来的忠义与之前的市井之气合二为一，屠岸贾的仇恨在父子间的亲情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此时正义与和谐变得没有那么明显，有了统一的趋势。影片中个人将集体利益摆在第一位，首先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并且他又将集体利益与个人荣誉、情感和地位结合到一起，也就是在实现集体利益的同时，也会使个人情感得到一定的满足。这些新古典主义思维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赵氏孤儿》里面。
二、现代意识与古典理想的融合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正处于社会快速转换中的人们在为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欢呼的同时，也注重传统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现代意识和古典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电影重点关注和吸取养分的源泉。影片《边城》中的许多场景都在试图呈现湖南当地特色的景致和质朴，清澈的湖水、屹立的白塔、洁净的天空、碧绿的山丘等，所有的东西都展现出了它原有的魅力，画面是如此的安静，又是如此的令人心潮澎湃。电影中，在青山绿水环绕的质朴空间里，翠翠是单纯至极的，爷爷的举止投足也是透露着原始状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人忘却人与人的狡诈，天地人三者相融。新古典主义希望通过对和谐美的极致追求来展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和谐美与形状美不同，它是想要从生活与艺术相融合的基础上诠释“悠然美、健康美、生态美”。这些电影创作者正是按照这种方法，寻求对于艺术和生活的统一，使用新型审美和传统文化拯救古典人文思想，从而解决目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也就形成了这种新古典主义思想。
影片《观音山》里，三个高考落榜的年轻人相约走出家门，想要通过旅行找到人生的出路。故事的前半段，三个风华正茂又失意的年轻人一起租住在了孤身一人在家的中年妇女的房子里，这个女人名叫常月琴，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过世了。这些年轻人整天在夜店与酒吧之间游荡，丝毫不知道人生将往何方。到了故事的后半段，几个年轻人偷偷地爬上火车，跟着火车前往观音山游玩，在山上他们碰到了常月琴，几个人一起凝望着地震后观音山的遗迹。故事的结尾，几个年轻人和常月琴合力将地震后被毁坏的观音庙修缮。电影讲述的是城市青年的故事，导演李玉并没有将吸引人眼球的都市生活、繁华城市等元素融入电影中，而是用平铺直叙的手法直截了当地展现现阶段都市中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和人生追求。几个年轻人偷偷爬上火车顶去往观音山，火车在山间和隧道之间穿行，此时的电影画面有时一片漆黑，有时白到让人刺眼，主人公南风的头发在空中随风飘荡，几个人迷醉在这个环境中，城市、火车、隧道、山间等几个场景交替出现，暗示了电影中几个年轻人的内心从迷失到逐渐明朗的过程，也暗示了他们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电影中的这座观音山也和当地人一样遭受到了地震的毁坏，几个人一起修缮了观音庙，让这座庙焕然一新，也让几个人从压抑内心的阴影中释放出来，逐步走出人生和心理困境。在回去的列车上，几个人与观音山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净化后的现代人与修缮一新的古朴大山交融到一起。这样的融合就如同现代文化思想与新古典主义思想之间的统一，是电影人以及当代中国人想要追寻的境界。
这些年的电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小人物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和认可，例如，影片《一诺千金》中黄渤饰演的主角喜良就是一个典型。喜良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工，还有一个家庭不幸的小孩是电影中的两个主要角色，两个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因为一句承诺被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与以往思想觉悟很高的英雄人物相比，喜良拥有小人物的性格，他很市井，他很不愿意遵守承诺，但是他善良，这已经足够让他成为让人敬仰的角色。正如电影题目一般，喜良始终将“一诺千金”作为人生信条，他同孩子共同经历贫穷和苦难。这种处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所体现出来的善良、纯真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理念，这种道德理念与人性、人情交汇到一起，具有明确的时代个性，并且体现出新时代与传统思想融合的新古典思想。
新古典主义推动者注重开发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试图透过连续不断的改革完成现代意识与古典理想相融合的任务，目的是寻求一种最终的现代性理想，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流、碰撞中反省与重生的精神历程。
三、审美取向与伦理价值的统一
时下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坚持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主题，不只是中国电影人融合东西方文化和促进现代与传统统一的探索精神，还有最主要的就是在这种探索精神的指导下恪守独立自主的审美理念。不管是《边城》里那浑然天成的质朴画面，《红河谷》里主角慷慨赴义的人性之光，还是《一诺千金》里恪守传统底线的喜良，这些富于诗意的画面展现了审美与伦理之间契合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张艺谋指导的影片《金陵十三钗》也体现出了浓厚的新古典主义思想。故事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1937年沦陷的南京城，在一个教堂里一些互不相识的中国人、外国神父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电影选择在这种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表现人性的善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表现人性的光辉。张艺谋用诗歌一般的画面，向观众展示了在这场民族耻辱的历史中存在的亮光――人性的魅力，很好地诠释了新古典主义思想内涵里面的审美思想与国家情怀之间的融合、协调。当影片中的秦淮河女人们用极具地方传统特色的语言和唱腔唱响《秦淮景》的时候，影片不觉地将观众从屈辱的现实拉进了古代时期的盛世南京，精致的腔调和美丽的回忆交融于悲痛的情绪和人性的光辉之中，个人、集体、人性、历史都在此刻融合。
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关注点是个人在其生存年代的人生感悟和理解，把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归功于人性的发展，电影创作者所要展现的不是那个年代，而是要体现人性在那个年代的层次。
影片《山楂树之恋》的导演张艺谋再一次用他那穿透力十足的画面、让人深思的年代故事展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悲惨爱情故事。电影的特殊时期是“”时期，用主角静秋的回忆作为叙事视角，向观众展示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影片中的画面充满诗情画意，小桥流水、山青水蓝、人心质朴的生活场景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的诗一般的场景不仅包含着恬静、典雅的新古典主义美学思维，还包含了创作者对于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以及政治的反思。
四、结 语
每次对于过往传统和古典的回顾与发展，都说明人们正在用现代人的思维重新思考和审视这些过往，当前中国电影形成的新古典主义思想，想要将新古典主义思想中的人性、人情融入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中，目的不是展示这段历史时期的景象，而是要寻求一条与人性发展和完善相协调的道路，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融合中寻求自由的生活方式。新古典主义思想把社会发展与人性发展紧密联系到一起，把人性发展看作推动力。新古典主义思想是电影创作者和其他艺术工作者对于现代社会和古典社会的反思和发展，它继承了两个社会的特点，新古典主义思想在美学与思想两者的碰撞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徐建华.彰显人与世界的和谐――论当代电影新古典主义的价值取向[J].当代电影，2013（04）.
[2] [美]布莱恩・J・斯尼，潘源.“软派电影”：科恩兄弟的新古典主义“新黑”[J].世界电影，2010（04）.
[3] 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刘宇清，杨静琳.大批量生产的感觉：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J].电影艺术，2009（05）.
一、个体情感与群体义务的和谐
古代中国的传统理念突出一个“和”字，保持社会稳定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文化传统的精髓，因此传统文化突出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新古典主义则要求个人的情感要遵从民族和社会利益。从国内的一些主流价值观电影来看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新古典主义的特点。
为纪念国庆50周年所推出的电影《黄河绝恋》就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电影。片中人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如观众熟悉的外国飞机驾驶员欧文，阳光活泼的小朋友花花，还有八路军女战士安洁等。那日，天朗气清，微风习习，阳光温柔，再和着优雅的乐曲，安洁就这般出现在欧文的眼前，对他说：“现在你是安全的。”她那样温柔地笑着，好像让那个战争年代都变得温暖起来。他们站在巨浪翻滚的黄河岸上，安洁仰头望天，阳光在她的脸上镀上了金线，环绕她的全身，欧文仿佛深深迷失在她的美丽中，不能自拔。与日军战斗使安洁身负重伤，为了挽救欧文及小女孩的生命，她毅然斩断吊桥绳索，阻断了敌人的前进，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安洁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赤红的旗帜深深地插入每个人的心中，尽管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碾过无尽的岁月，它都不曾在我们心中褪去颜色。新古典电影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喜爱，是因为从选材到内容，再到它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同时也展现出一种新的艺术气质。
曾获多项大奖的电影《红河谷》所讲述的是我国西部地区的山河之美与战争带来的一片狼藉。剧中典型人物丹珠在敌人的野蛮屠戮下毫不畏惧，唱着震人心魄的歌曲坦然面对死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山上白雪皑皑，宫殿巍峨繁华，天空湛蓝如洗，每一种事物仿佛都融入了光明的力量与内心的情怀遥相辉映。人物形象鲜明立体，也为电影赋予了新古典主义的气息。
近年来中国电影在体现国家主流价值观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个人思想与国家民族精神共存的影片内容展现了当下中国电影逐渐散发的新古典主义价值观。由陈凯歌指导的电影《赵氏孤儿》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悲剧剧情作为主导，在老版本的《赵氏孤儿》里，正义势力最后战胜邪恶势力不是在正反两方经过调解达成一致，而是两方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斗争，牺牲了许多士兵和无辜百姓才达成目的的。陈凯歌在这方面的处理就抛弃了传统解决问题的战争方式，也没有重点描述程婴的艰难复仇过程，电影剧情发展得也较为恰当。电影中的程婴身上充满了市井气质，与老版本的那种英勇、正义的性格截然相反，而影片中的反派人物屠岸贾原本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他的形象应该是做尽恶事的，而在陈凯歌的电影里，他在电影的后期转变成了一个可以和孩子打闹的慈祥父亲，懂得疼惜妻子的合格丈夫。因此，陈凯歌的版本并没有将正义与邪恶的对立作为影片的发展推动力，就算是在故事情节紧凑的前半段也没有明显的夸大和巧合，而是让主人公的命运推动剧情的前进。在程婴身上体现出了陈凯歌吸收新古典主义精神，弃用传统悲剧思想的理念――天命所归，他呈现给观众的是主宰自己命运的英雄，不是听从上天安排，这样的英雄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在不经意间卷入一些棘手的漩涡中，遭受打击的主人公会以坚强的意志力和过人的能力逐渐闯过难关，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然后开始报复那些仇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伟大壮举。程婴在剧中说过“这就是命啊”。虽然命运这个东西人们无法改变，但是程婴最后所展现出来的忠义与之前的市井之气合二为一，屠岸贾的仇恨在父子间的亲情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此时正义与和谐变得没有那么明显，有了统一的趋势。影片中个人将集体利益摆在第一位，首先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并且他又将集体利益与个人荣誉、情感和地位结合到一起，也就是在实现集体利益的同时，也会使个人情感得到一定的满足。这些新古典主义思维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赵氏孤儿》里面。
二、现代意识与古典理想的融合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正处于社会快速转换中的人们在为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欢呼的同时，也注重传统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现代意识和古典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电影重点关注和吸取养分的源泉。影片《边城》中的许多场景都在试图呈现湖南当地特色的景致和质朴，清澈的湖水、屹立的白塔、洁净的天空、碧绿的山丘等，所有的东西都展现出了它原有的魅力，画面是如此的安静，又是如此的令人心潮澎湃。电影中，在青山绿水环绕的质朴空间里，翠翠是单纯至极的，爷爷的举止投足也是透露着原始状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人忘却人与人的狡诈，天地人三者相融。新古典主义希望通过对和谐美的极致追求来展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和谐美与形状美不同，它是想要从生活与艺术相融合的基础上诠释“悠然美、健康美、生态美”。这些电影创作者正是按照这种方法，寻求对于艺术和生活的统一，使用新型审美和传统文化拯救古典人文思想，从而解决目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也就形成了这种新古典主义思想。
影片《观音山》里，三个高考落榜的年轻人相约走出家门，想要通过旅行找到人生的出路。故事的前半段，三个风华正茂又失意的年轻人一起租住在了孤身一人在家的中年妇女的房子里，这个女人名叫常月琴，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过世了。这些年轻人整天在夜店与酒吧之间游荡，丝毫不知道人生将往何方。到了故事的后半段，几个年轻人偷偷地爬上火车，跟着火车前往观音山游玩，在山上他们碰到了常月琴，几个人一起凝望着地震后观音山的遗迹。故事的结尾，几个年轻人和常月琴合力将地震后被毁坏的观音庙修缮。电影讲述的是城市青年的故事，导演李玉并没有将吸引人眼球的都市生活、繁华城市等元素融入电影中，而是用平铺直叙的手法直截了当地展现现阶段都市中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和人生追求。几个年轻人偷偷爬上火车顶去往观音山，火车在山间和隧道之间穿行，此时的电影画面有时一片漆黑，有时白到让人刺眼，主人公南风的头发在空中随风飘荡，几个人迷醉在这个环境中，城市、火车、隧道、山间等几个场景交替出现，暗示了电影中几个年轻人的内心从迷失到逐渐明朗的过程，也暗示了他们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电影中的这座观音山也和当地人一样遭受到了地震的毁坏，几个人一起修缮了观音庙，让这座庙焕然一新，也让几个人从压抑内心的阴影中释放出来，逐步走出人生和心理困境。在回去的列车上，几个人与观音山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净化后的现代人与修缮一新的古朴大山交融到一起。这样的融合就如同现代文化思想与新古典主义思想之间的统一，是电影人以及当代中国人想要追寻的境界。
这些年的电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小人物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和认可，例如，影片《一诺千金》中黄渤饰演的主角喜良就是一个典型。喜良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工，还有一个家庭不幸的小孩是电影中的两个主要角色，两个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因为一句承诺被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与以往思想觉悟很高的英雄人物相比，喜良拥有小人物的性格，他很市井，他很不愿意遵守承诺，但是他善良，这已经足够让他成为让人敬仰的角色。正如电影题目一般，喜良始终将“一诺千金”作为人生信条，他同孩子共同经历贫穷和苦难。这种处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所体现出来的善良、纯真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理念，这种道德理念与人性、人情交汇到一起，具有明确的时代个性，并且体现出新时代与传统思想融合的新古典思想。
新古典主义推动者注重开发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试图透过连续不断的改革完成现代意识与古典理想相融合的任务，目的是寻求一种最终的现代性理想，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流、碰撞中反省与重生的精神历程。
三、审美取向与伦理价值的统一
时下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坚持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主题，不只是中国电影人融合东西方文化和促进现代与传统统一的探索精神，还有最主要的就是在这种探索精神的指导下恪守独立自主的审美理念。不管是《边城》里那浑然天成的质朴画面，《红河谷》里主角慷慨赴义的人性之光，还是《一诺千金》里恪守传统底线的喜良，这些富于诗意的画面展现了审美与伦理之间契合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张艺谋指导的影片《金陵十三钗》也体现出了浓厚的新古典主义思想。故事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1937年沦陷的南京城，在一个教堂里一些互不相识的中国人、外国神父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电影选择在这种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表现人性的善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表现人性的光辉。张艺谋用诗歌一般的画面，向观众展示了在这场民族耻辱的历史中存在的亮光――人性的魅力，很好地诠释了新古典主义思想内涵里面的审美思想与国家情怀之间的融合、协调。当影片中的秦淮河女人们用极具地方传统特色的语言和唱腔唱响《秦淮景》的时候，影片不觉地将观众从屈辱的现实拉进了古代时期的盛世南京，精致的腔调和美丽的回忆交融于悲痛的情绪和人性的光辉之中，个人、集体、人性、历史都在此刻融合。
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关注点是个人在其生存年代的人生感悟和理解，把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归功于人性的发展，电影创作者所要展现的不是那个年代，而是要体现人性在那个年代的层次。
影片《山楂树之恋》的导演张艺谋再一次用他那穿透力十足的画面、让人深思的年代故事展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悲惨爱情故事。电影的特殊时期是“文革”时期，用主角静秋的回忆作为叙事视角，向观众展示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影片中的画面充满诗情画意，小桥流水、山青水蓝、人心质朴的生活场景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的诗一般的场景不仅包含着恬静、典雅的新古典主义美学思维，还包含了创作者对于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以及政治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