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节体学术史的溯源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圣道”传承的统绪。在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规律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
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梁氏在分析儒学统一的原因时，首先肯定了竞争的作用，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旨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viii]然后将儒学统一时代的学术与泰西学术相对比，指出泰西学术的进步源于“自力”，儒学一统时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实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学统一形成的原因：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术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其三，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以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故“诸道中绝，而惟此为倡也。”对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停滞”。梁氏以学术发展的内因（主动力）、外因（它动力），来分析儒学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的最初尝试，在学术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对儒学统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倾向和辨正因素，既对“其结果之良者”加以论述，对其不良者亦条分缕析，力图全面展示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其三，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ix]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i]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其四，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如他对佛学特色的叙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中国之佛学，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xii]
其五，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iii]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iv]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较之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也写出了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也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论著。在著述体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提出“以学为主”的新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诸子百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框架中。他开列的学科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哲理学、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等十六科。在著述体例上，将传统的学术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对中国学术史的清理，虽然篇幅不多，但内涵丰富。从现代学术史的意义说，《清儒》是《訄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对清儒在训诂考证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代小学、经学繁荣的原因主要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毕；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继乾嘉遗风，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章太炎还注意到地理民风对学术风气产生的不同影响。清代今古文的分野，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古文学派，对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xvi]《学变》，具体分析了西汉以后五百年的学术演变过程，说明了各种学术、思潮的五变“各从其世”，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他首先提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总结思想领域的斗争根源，认为“凡此五变，各从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往往仅详一代，没有对整个学术做通贯的分析，或者虽有分析，但却太简略；著述体例上，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学案体来写，有的虽然在体例上有所改进，但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存在问题。故本文主要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重点考察学术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i]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ii]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页。
[iii]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页。
[iv]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v]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页。
[v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页。
[v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
[ix]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引自《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x]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页。
[x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页。
[x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页。
[x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页。
[xiv]胡适：《四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xv]章太炎：《訄书·清儒》，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8页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圣道”传承的统绪。在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规律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
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梁氏在分析儒学统一的原因时，首先肯定了竞争的作用，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旨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viii]然后将儒学统一时代的学术与泰西学术相对比，指出泰西学术的进步源于“自力”，儒学一统时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实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学统一形成的原因：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术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其三，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以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故“诸道中绝，而惟此为倡也。”对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停滞”。梁氏以学术发展的内因（主动力）、外因（它动力），来分析儒学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的最初尝试，在学术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对儒学统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倾向和辨正因素，既对“其结果之良者”加以论述，对其不良者亦条分缕析，力图全面展示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其三，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ix]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i]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其四，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如他对佛学特色的叙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中国之佛学，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xii]
其五，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iii]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iv]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较之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也写出了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也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论著。在著述体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提出“以学为主”的新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诸子百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框架中。他开列的学科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哲理学、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等十六科。在著述体例上，将传统的学术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对中国学术史的清理，虽然篇幅不多，但内涵丰富。从现代学术史的意义说，《清儒》是《訄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对清儒在训诂考证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代小学、经学繁荣的原因主要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毕；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继乾嘉遗风，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章太炎还注意到地理民风对学术风气产生的不同影响。清代今古文的分野，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古文学派，对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xvi]《学变》，具体分析了西汉以后五百年的学术演变过程，说明了各种学术、思潮的五变“各从其世”，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他首先提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总结思想领域的斗争根源，认为“凡此五变，各从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往往仅详一代，没有对整个学术做通贯的分析，或者虽有分析，但却太简略；著述体例上，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学案体来写，有的虽然在体例上有所改进，但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存在问题。故本文主要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重点考察学术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i]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ii]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页。
[iii]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页。
[iv]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v]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页。
[v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页。
[v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
[ix]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引自《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x]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页。
[x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页。
[x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页。
[x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页。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学术论文是对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后表述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文章。
学术论文应具备以下四个特点：
一、科学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 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 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 进行严谨的论证。
二、创造性。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 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 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 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 价值。
三、理论性。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 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 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 须符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 四、平易性。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 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
第二节 学术论文的写作
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主要是：
一、选题 选题在学术论文写作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研究有意义的课题，才能 获得好的效果，对科学事业和现实生活有益处；而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研究得再好， 论文写作得再美，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钱学森教授认为：“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 要。……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哲学。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有的人就古人的 一句话大作文章，反复考证，写一大篇论文，我看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们要选择有科 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和写作。 那么，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选题呢？
（一）具有科学性。它应包括：急待解决的课题；科学上的新发现，新创造；学科上短 缺或空白的填补； 通行说法的纠正；前人理论的补充；等等。
（二）有利于展开。指的是：要有浓厚的兴趣；能发挥业务专长；先易后难，大小适中； 已占有一定的资料；能得到导师指导；在一定时间内能完成；对题目加以限定。
还应说明的是，在选题的方法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1、选题确定之前，要查阅文献资料。目的在于了解本学科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明确在 本学科中过去已经进行了哪些研究，有什么成果；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以便弄清现阶段 的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哪些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为此就要到图书馆查阅有关的报刊目录索引、专题目录索引以及年鉴等工具书。另外， 还要做文献目录卡片。这种卡片可以先从最近发表的新的文献资料调查开始，按年一项项写 出来。卡片的写法是，记上作者、标题、杂志名、页码。若是单行本，要写上出版单位，报 纸要写上发行的年月日。
2、发挥想象力进行积极的思考。在查阅文献资料、做目录卡和对目录卡进行分类整理 的过程中，大脑的思维就已经开始工作。论文作者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思考力（分析、综合、 演绎、归纳、分类、组合、加减、反逆、类推等等），对文献资料进行积极的加工，这是一 种创造性的想象，缺少它就得不到新的题目。 在阅读资料、进行思考的同时，既要注意资料的记录，更要注意思考的记录，尤其是对 突然来临、转瞬即逝的灵感的记录。
（二）研究 科学研究从选题、确定课题时已经开始。这里指的研究，是指选题确定之后集中攻关的 研究。具体来说，有以下内容：1、搜集资料。凡是与课题有关的资料都应昼搜集齐全。2、 整理资料。使散乱的资料条理化，具有可用性。3、调查材料。材料是科研的基础，除了查 阅资料搜集材料外，有时还要进行调查。调查分为实地调查和书信调查两种，实地调查可用 开会、查勘、个别访问等方法进行。在调查中要注意搜集原始材料，有时要绘图，或者摄影， 或者录音，或者翻印。4、观察实验。这主要是自然科学使用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中的某 些学科也要用到。通过观察、实验，我们可以取得重要的数据和材料，经过分析、综合，使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检验和发展科学理论。5、思维创造。这是研究中的最富有 创造性的阶段。它是由一系列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着的方法所组成的，其中主要有：归纳 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高级的理性认识。这种科学的逻辑思维方 法就是辩证逻辑。
李景隆主编的《应用写作》把上述创造性思维称为“创造工艺”，并介绍了对写作论文 很有参考价值的“创造工艺”方法——KJ法。具体方法是： 先准备下列必要的用品：①铅笔、钢笔；②红、蓝等色铅笔；③曲别针；④橡皮；⑤卡 片；⑥图解用的对开大白纸。此外，还必须有能摊开卡片的场所（大的桌子，或者是床）。 这种方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步骤：①写卡片；②对卡片进行分类、编成卡片群； ③排列卡片群，以图解来安排文章的结构；④文章化。
这种方法进行的过程是：
第一，搜集材料。
第二，把搜集的材料（包括：经过作者发散思维想出来的材料，文献资料，以及从调查、 观察、实验中得到的材料）制成卡片。每张卡片写一项，这样就便于材料的分类、综合、比 较、追加和剔除。每张卡片都要加上简明扼要、能一目了然的标题。若将这些卡片加上序码 则更为方便。
第三，把这些卡片象扑克牌那样摆到桌子或床上。
第四，边读，边思考，把内容相关的卡片调到一起。这时要注意，常常会思考出新的问 题来，应该立刻写成卡片放到里边去。
第五，这样便会得到若干个卡片群。对这些卡片群要依次细读，琢磨为什么会把它们放 到一起，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把思考的结果简要概括地写出一张卡片，放在每群卡片的最 上边。为了表明各群卡片内容是不相同的，要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分别标出符号。然后，把每 个卡片群用曲别针别好。
第六，上面编成的是小的卡片群，下一步要编中的卡片群。编中的卡片群与上述编小的 卡片群的方法一样，也要写出一张新的卡片，概括出这一群卡片的要点，放在最上边。也要 用颜色铅笔标出共同的符号，以与其他卡片群相区别。
1．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与艺术———合作巅峰
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于13世纪末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在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双重影响下蓬勃发展。为达到真实反映现实的目的，画家们面临着一个急待解决的数学问题———如何把三维的现实世界描绘在二维画布上?1435年，意大利画家、建筑学家、数学家、文学家阿尔伯蒂出版了《绘画论》一书，对基于透视几何学的焦点透视画法进行了科学的系统化。他认为大自然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数学是认识自然的钥匙，艺术的美就是和自然相符合。意大利画家、科学家达•芬奇用艺术家的眼光去观察自然，用科学家的精神去探索自然，深邃的哲理和严密的逻辑使他在艺术和科学上都达到了顶峰。达•芬奇在线透视与色透视的基础上，创立了透视学的第三个分支———空气透视;同时他还创作了许多精美绝伦的透视学作品，其中最优秀的当属《最后的晚餐》。透视几何学的诞生和应用，使得数学和艺术的融合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度。波兰数学家、天文学家、法学家、医生、牧师哥白尼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在1543年发表的《天体运行论》中提出了“日心说”，沉重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近100年后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以《星际使者》《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等著作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奠定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基础。哥白尼和伽利略两人的研究成果逐渐瓦解了传统上神学、科学、哲学之间的统一关系，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的数学和艺术———渐行渐远
发端于17世纪中叶的思想启蒙运动揭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序幕，启蒙思想家们力求探索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永恒法则。1665年，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牛顿，德国数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各自独立地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微积分学”，彻底改变了数学概念绝大多数来源于直观的经验模型的面貌，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思维的构造。微积分学随即成为现代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和地理学等众多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方法，而且还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语言、政治、艺术设计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微积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点集拓扑学与泛函分析等各个现代数学分支日趋逻辑化和抽象化，也远远走在了所有现代数学应用领域的前列。1750年德国美学家、哲学家鲍姆嘉通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美学》，宣告了美学已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他将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认为“科学研究的初衷是追求真，而艺术研究的目的是创造美”。与之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思想家黑格尔在其1817年出版的《哲学全书》中宣称，“艺术的内容就是人们内心的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至此，人们对于数学和艺术更多的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数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主要遵循逻辑思维的原则，达到了理性认识的巅峰;而艺术作为人文精神的代表，主要运用形象思维的方式，达到了感性体验的极致。在鲍姆嘉通和黑格尔的指引下，艺术与现代数学都孤单地迈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3．近现代社会中数学与艺术的重新融合之路
进入20世纪，人类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1945年美籍奥地利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发表了《关于一般系统论》的论文，从此人们开始以整体性的观点来分析系统、要素和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联系和变化规律，科学与艺术的基本原理、工作对象、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都重新开始互相渗透和融合。就像英国学者马丁•约翰逊在《艺术与科学思维》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家与艺术家，他们虽然岗位不同，但在各自工作中所追求的目标是相通的，他们实际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比他们实际所承认的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根据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的不同，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艺术史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流派。西班牙画家、雕塑家、剧作家、诗人毕加索的名作《亚威农少女》，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兴起。立体派比较关注如何运用几何原理和数学概念来革新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生活在迅猛变化的工业社会里的人们内心的期待、躁动、彷徨与失落。而抽象派则尝试打破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艺术观念，主张以抽象的几何图形为绘画的基本元素，来构造普遍的现象秩序与均衡美感。抽象派的先驱、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代表作品《灰色的树》，通过直线与直角的“纯粹造型”达到了人神统一的“绝对境界”。说到20世纪的艺术界，必须提及荷兰的埃舍尔，他是如此的特立独行，甚至至今都无法将他归属任何一个流派。埃舍尔一生钟情于镶嵌艺术的研究与创作，他从圆、正三角形、正方形、正六边形等基本几何图形出发，连续多次地利用欧氏几何里的反射、平移、伸缩、旋转这四种基本变换，使得基本几何图形扭曲变形为虫、鱼、鸟、兽、人物、花朵、魔鬼与天使等镶嵌图案。后来，埃舍尔从读到的非欧几何、拓扑、分形几何等数学思想中再次获得了巨大灵感，使镶嵌艺术达到了鼎盛状态。在埃舍尔创作的那些充满现代数学气息的镶嵌艺术作品中，例如《红蚁》《瀑布》《鱼和鳞》《观景楼》，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神秘莫测的神话世界。如果说，非欧几何直接造就了埃舍尔辉煌的镶嵌艺术，那么分形艺术则充分展示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为了表现变幻的云朵、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星系和粗糙的断面等自然形态，1975年数学家、计算机专家芒德勃罗出版的《分形:形状、机遇和维数》一书，宣告了分形几何的诞生。在审美情趣与科学内涵完美融合的分形图形中，厚重的思想随着时间消逝，流动的秩序在平面上涌动，主体裂成碎片丧失了中心地位，艺术通过计算机复制走向大众化。虽然分形图形具有复杂的结构，但总是可以利用简单函数无限迭代而成。这个特征使得分形广泛应用于各个艺术领域，尤其是装饰设计方面，如早期的贺卡、壁画、明信片、书籍封面，以及现在的电信卡、购物卡、文化衫、广告画面等。北京服装学院高绪珊教授率领的团队将分形理论应用于纤维制造流程，创造了多维高仿真长丝SFY，使人造纤维呈现出“龙缠柱”般的天然纤维风格。
二、教育工作者的深度反思———和谐发展
我们已经截取了西方艺术发展史上四个重要的阶段作为载体，简要地阐述了数学和艺术之间关系的来龙去脉。了解这一点，对于教育工作者有什么实际意义?美籍华裔核物理学家吴健雄曾经指出:“为了避免出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危机，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是消除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隔阂，而为加强这两方面的交流和联系，没有比大学更合适的场所了。”近20年来，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反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工厂”拥有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可是为什么国内大多数行业仍旧处于世界产业链的底端?答案是明显的，我国目前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别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既不能开发尖端的突破性的核心技术，也不能设计前卫的独创性的艺术模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呢?现行教育体制或许应当担负起一定的责任。我国的教育注重知识灌输、忽视能力培养的教学方式姑且不论，还在高中阶段就过早地文理分科，大学阶段专业划分过细，理工科学生不用学习如何欣赏艺术，而艺术类学生也不会主动关注数学。久而久之，在知识结构、认知行为与创造能力等方面产生明显的断裂是必然的。值得欣慰的是，2014年教育部已经宣布了高中不分文理班的政策，这是朝着“理性回归”迈出的第一步。可以期待，未来大学的一二年级将不再划专业，而进行“通识教育”。如此一来，方有可能造就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和谐发展的人才。数学和艺术的融合，从哲学上讲，源于它们共同的追求———普遍性和永恒性，以及在数学研究和艺术创作过程中共同的付出———智慧和情感。“数学求真，艺术求美”，因为只有真和美才是普遍的和永恒的。古希腊人认为“美是真理的光辉”，美和真实际上是统一的。数学和艺术的融合其实就是“艺术的数学化”和“数学的艺术化”。对于艺术的数学化，大家其实并不陌生。且不说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分形艺术”，美国商业电影《阿凡达》开启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计算机艺术”的新时代。从键盘输入设计巧妙的数学算法，线条、色彩、形态、结构等艺术元素连续地变换与组合，具有梦幻效果的艺术作品就神奇地显示在屏幕上了。相信这会对现代艺术的创作风格、传播方式和评价体系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数学的艺术化，可以像北京科教频道的纪录片《宇宙大探索》那样，用艺术化的浪漫方式来阐述深奥的宇宙演化理论。在“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也要尽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和深刻的数学思想进行艺术化的处理，让课堂始终充满着幽默风趣的气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共鸣感。一方面拿一些经典艺术素材来表述，发挥艺术作品形象直观的优势，加强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比如在讲授极限理论时，不妨利用俄罗斯套娃来演示无穷数列的变化趋势，然后借用宋代叶绍翁的诗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来解释无穷与无界的区别。比如在讲授透视几何时，可以播放一段我国的传统艺术皮影戏来引起学生对于透视原理的兴趣，然后引导学生从数学的角度来欣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再比如讲到傅里叶级数时，先通过计算机播放一段舒缓的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让学生观察MediaPlayer上显示的声波的简谐振动，然后让学生课后查阅毕达哥拉斯用数学方法研究音程和音律之间关系后建立的音乐理论。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高等数学本身蕴涵的五大审美因素———简洁之美、对称之美、统一之美、奇异之美和运动之美。数学之美是一种通过赏心悦目的数学结构呈现的人类思维方式，是一种超越视听感觉的“抽象美”。要引导学生在学习数学概念、定理的过程中，发现与领略数学之美;在解答或证明数学问题的过程中，追求与创造数学之美，进而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感情。
三、结语
[关键词]人文学术还家 文史哲互根 学术终极共和 人类精神安顿
〔中图分类号〕B0、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005-04
文史哲不分家――这个与近现代学科建设大势相抗衡的口号，在人文学术领域广为流传。其悖谬的前提实际上是文史哲已经分家。如何才能让文史哲不分家？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学习摆脱块垒化的局限？如何才能让我们的教育不至于画地为牢？这些问题相当复杂，不易三言两语说清，但是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必须认真探索文史哲不分家的深层理据。笔者提出“文史哲互根”的命题，其要义就是为了探究文史哲不分家的原因，以促成文史哲“学术还家”的目的。
文史哲互根与“人文学术还家”是两个互为表里的学术命题。因为它们是本末互动的文化生机，是母子同堂的学术关爱，是原始要终的思想a栝。a栝者，古之矫正器也。文史哲互根与人文学术还家正是互为补充的a栝。发挥其优势，或可补救西方学术潮流世界化所包含的历史局限，矫正近代以来人文学科条块分隔的一面倒弊端。通俗点解说，即解放我们的观念，调整我们的规范，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文史哲互根回溯
文史哲互根，其来有自，而且源远流长。择其大端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是脱胎自然时的人文混沌本源。远古的神话是
最好的注脚。神话作为人类文化的土壤和母胎，也是文史哲互根渊源的真实写照。西方司艺的缪斯和华夏典乐的氏族都是群体而非独神，披露出的恰好是根源处浑然幻化的精彩。其二是天人互动间的终极关怀。上古的史诗和传说在吟唱顶天立地英雄的同时，也为文史哲互根在宇宙中定位，天地神人的终极头绪和生死去留的无限牵挂，成了文史哲互根处的永恒话题。其三是精神现象中的共和本体。高古留下的典籍和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献，充分展示出文史哲互根的本真，它们是互为根本的人文存在，也是抵抗“道术为天下裂”的共和本体。
如果把远古看作文史哲互根的酝酿期，把上古视为文史哲互根的生发期，那么高古和轴心时代则是文史哲互根的辉煌期。酝酿期的偶缘刻写着自然与命运的造化，因而神话及巫术礼仪乃至后起的善根宗教无不表达感恩的意识。生发期的奋斗记载着先祖与大德的鸿烈，于是史诗和传说把奉天承运的伟业铭刻在记忆之中。辉煌期的理念为人文立极，所以宏谟大典无不是经纬天地的创制。文史哲互根的远古基因凝结着人类文化种子异质同构的类特征――天人合一；文史哲互根的上古合体舒展着人类精神心理与天地参的内格局――体用不二；文史哲互根的史前经纬体现出人类思想a栝启蔽开合的共同体――阴阳克谐。文史哲互根的“根器”由此三点构成。
文史哲互根的远源是圆照的，因而有《连山》、《归藏》、《周易》环演；文史哲互根的对角是彼岸的，于是有《灵经》、《吠陀》、《旧约》投光；① 文史哲互根的几理是a栝的，所以有“原道”、“轴心”、“后化”互动。② 华夏气脉，天人合一的类特征无处不在；西方派系，体用不二的内格局或有偏致；统而观之，阴阳克谐的共同体终成互补。这就是人类远古、上古、高古智慧统合的奥妙，也是中古千年文化融通的原因。中国自秦汉以降，不论经史子集，还是兵农医艺，典籍门类虽有分别，而学术精神并未剥离，实际上得益于文史哲互根的三点契合。西方从古罗马算起，人神磨合学术回环，其中的人文精神藕断丝连，骨子里见得出思想共同体的两极共振。近现代学科分家的潮流汹涌澎湃，充其量也只是文化形式的合久必分，而百年来有识之士对通识通学的倡导，恰恰是另一个节候的分久必合。
以小见大，文史哲互根的类特性标志着她是乾培坤植的良种，伟大的开端预兆着不同凡响的未来；她的内格局蕴涵着日新月异的花蕾，开放的气象铺展出宏丽的规模；精神共同体是阴错阳差的苦果，艰难的磨练成就了学术的辉煌。
以大观小，文史哲互根的类特性是潜规则，她以无形的巨手呵护学术的生命线；其内格局是软科学，她以温柔的怀抱体贴发展的硬道理；其共同体是微循环，她以超常的运动疏通文明的老毛病。
上述三位一体的契合，在人类文化的演变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调控作用。可以说她是人类文化心理的自然，是精神思想的本然，是化解文明桎梏的超然。虽然当今文史哲分裂的势头仍然非常强烈，而且这种裂变不无道理，但是人文学术还家的必然始终是人类思想文化精神共同体的一个永恒的追求。
简而言之，文史哲互根不仅阐发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历史原因，而且揭示了文史哲之间难以割舍的血肉亲情。它们互为表里，互为依据，互为支撑，互为资粮，互为形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a栝和文化共体。文史哲互根的思理，解决了文史哲有家而又无家的佯谬，突破了文史哲有科而又去科的悖论，消弥了文史哲有疆而又化疆的吊诡，它们在根本上脉络相连，在精神上息息相通。贯通中西学的理据在这里，融会文史哲的资质也在这里。
二、文史哲裂痕透视
我们提出人文学术还家的命题，正是出于对这一追求的自觉。但是在阐述人文学术还家的可行方略之前，有必要厘清文史哲分家的复杂原因。笔者以为应该从以下几个焦点透视文史哲互根的根器裂痕。
分工和私有制是根器裂纹的首要原因。分工是人文原初浑然性的裂痕出血，私有制是人类命运的染菌化脓，阴谋和诡计则是腐恶社会下蛆的苍蝇。这个过程与文明的血色黎明同步，与文史哲的裂隙共在，与学术的本善和恶质并存。天人合一的类特性由此扭曲，原始的公心从此不古，文化的和合因之隔离，攫取的兽性假“文明”和“道德”以行，占有的欲望得“依法”与“合理”印证，人类早期精神的完整性进入了无止境的严峻挑战。从人类进化而言，分工和私有自然也有社会发展的必然，和恶质无疑包含客观的成因和与善同源的盘根错节，问题是历史从来是被恶牵着鼻子走，协调性道德永远是亡羊补牢，人间的公正无不是雨后送伞。这就是真理之川从错误河谷流过的真实含义。文史哲互根不失为在真理之川源头的防范机制，可是其对付文明吊诡的作用虽然有效但并不万能。
高古以降的三大权利意志是人文根性的劲敌。其一，权利意志首先体现为高古以降的宰制性意识形态话语。中国秦汉的焚坑暴行和隐宫腐刑，与西方古罗马以来漠视善恶和宗教奴性，同样毁坏精神独立，戕害思想自由，摧残学术民主，都为文史哲根性的扭曲留下了很好的证明。其二，权利意志体现为中古以来突出的工具理性主义思想。在西方，上帝信仰渗透着造神―佞神的功利意识；而在中国，皇权崇隆同样折射出人文根性被御用―用御的工具心理。其三，权利意志也体现为近古以来的拜金主义风气。在这里，东西方的人文根性同时受到了金欲―的腐蚀毁堕。我们不能否认文史哲根性在挣扎在潜行，然而应该说宰制、压抑、扭曲和腐化是人文本真受到的最大威胁。
现当代文史哲体制自身的弊病也是根器受损的重要原因。在学术体制方面，分科过细，块垒繁多，教学科研格局日见其小。文教机制疯狂运转，学术本质受到威胁。量化标准铺天盖地，劣质重复毁坏人文气脉。文史哲互根的本质意义在于涵养学术克制浮躁，而量化运作加速了人文质地的破坏，声光电的复制炒作手段为作滥作伪作弊者猛虎添翼。粘贴组合，剽窃抄袭，直升飞机升教授，火箭速度提博导，伪学术肆意蔓延，根器基础严重。此外，任意阐释文化原典也是在破坏人文土壤，粗制滥作的人文成果严重污染学术环境。真正的爱护根器不在于敲锣打鼓地炒作原典，也不在于揠苗助长地突击栽培，而应该像古代圣贤那样穷究天人，贯通古今，继往开来，戛戛独造。在根本问题上的通变与独创，才是人文根器最需要的固本培元。
近现代的学术趋势并非一无是处。学科分化是专家的磨刀石，使分门别类的人才成批生产。学术分流是科技的分拣器，给时代装上锐利的钻头。但是，学科罗网是文明的切削刀，把大批的人才变成流水产品。科技在进步，人文在滑坡，精神在委顿，社会趋于高学历，人文走向低水平。严重的不仅是人心不古，致命点在于学术无根，灵魂出窍，思想枯竭。“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人文学术还家，成了人类在后现代困境中的强烈渴求。
三、人文学术还家遐思
文史哲互根奠定了人文学术还家的基础。根性扭曲和破坏为人文学术亮起红灯。“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如何还家？还有一个立场和方法的统一问题。我把聚焦点集中到疏通经脉、潜移默化、有心无心三个方面。
（一）人文学术还家的脉络疏通。这实际上是圆观宏照的综合治理。笔者在《三大学科群方法论》、《人文精神与学科建设》、《文科基地建设的学术指归》等文章中集中讨论过这些问题。① 概括起来是这样的擘画：融通学科，恢弘大体，原始要终，相互补苴。从学科通化的角度讲，文史哲需要相互会通，补偏救弊。从文教体制的规略看，文史哲需要大处着眼，焦点落墨。从教研活动的根本论，文史哲需要固本培元，率然一体。依学科互补，文史需要哲学提炼，史哲需要文学浸润，文哲需要史学给养；就思维调谐，形式逻辑需辩证逻辑解蔽，辩证逻辑需修辞学润色，修辞学需诗学升华。文史哲互根在这里显山露水，学术还家在其中逶迤而归。当然，社会需求也必须有远见卓识，应尽力为博通性学者和多面手人才创造就业机会，形成全社会互补的良性机制，营造出综合性的人文生态氛围。
（二）人文学术还家的潜移默化。这里涉及到的是化感通变的学术修为。归纳起来，是貌似悖谬但却入情入理的学术思想：无体有体，去疆守疆，是家非家，在学非学。笔者在《文学疆域论》、《文学归藏论》、《文学归潜志》等文章中阐发过这些思想。② 文体是文史哲互根的重要关捩。得体属常，佞体则固，变体则诡，化体则畅。化体破壁，才有望脱熟脱俗。文史哲浑然一体，必然于文体于格局都不同凡响。“专转”是成就学问的必由之路。学业变位，“专”家周“转”，即知识结构变化，文化身份变通，职业工作“转家”。 逆境学地的选择是提升学品的考验。深化学术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一个学者能否在艰难困苦中磨练。养于承平的学术，大都华丽空泛，搏于板荡的创辟，往往深沉质实。历史上的真学者无不回避尊崇，自我放逐。学林中的大手笔都懂得韬光养晦，夷明希聪。此所谓低谷近道，子夜生白，在疏离权利中心之时，就是贴近道心本真之际；沉入社会底层之后，方能成就德行学问之深。格局大处，气象自然不凡。概括而言，人文学术还家不是成专家。人文天地最怕“专家”。最是无家可归处，处处非家处处家。
（三）人文学术还家的有心无心。这是指陶冶治学的心性气质，也可以统合为如下理念：有心无心，自我非我，得道非道，惟道集虚。笔者在《易辩法界说》、《文学归化论》、《文学根器解》等文章中讨论过这些问题。① 文史哲互根的种子永远具有人化自然的类特性，注定了天人之际有心的渊源；其四海为家且与群科交流的内格局造就了超越轴心说的无心视野。有心无心的枢机才是人文学术还家的离合器。根性说的自我是此在―共在的和鸣。时时有我，个人屈伸终究在己；处处无我，才情行藏莫非道变。自我非我是辩证思想的真谛和学术道德的自律。得道非道的实质，是本真对现象的否定。道生于无己，道化于自然，因而学与道的一个根本的亲和性，就在于学者敢于和善于超越自己。换言之，学而近道，或学而入道，关键就是学者能够自我反思，乃至自我扬弃。去己者无敌，为k者最强，惟道者集虚，同尘者和光。从中不难悟出得道非道的深旨。
怎样才能使美术教学对学生是有效的呢？
例证一。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情景：公开课的课堂上，小学生们被要求身正形定，不要“乱说乱动”，“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的喊声在一张张涨得通红的小脸上振动着。老师将已经准备好的图画纸发给学生——每一张作业纸上都预先由老师画好了完全一样的图形，然后，在老师统一的规定和指导下，学生们画着同样的东西。一节课下来，统一变成了同一。在此时，且不说谁能有点“创新”的愿望，即使有，也是自讨没趣……好像只有这样做了，我们的教学才有了保证，教育才能够达到目标。我曾问过许多老师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他们的回答大都是：“这才符合要求”。我们不讨论上述情景对不对的问题，只是此情此景让人觉得，该做法多少有点灌输“绝对服从”的意思，实在是对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的一种伤害——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个性培养呢？我们对教学问题用一种“过来人”的标准和模式去规定，占用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和生命空间中，讲那些过时的知识和貌似科学的废话，不给学生自主的权利。可笑的是还总以为自己是非常负责任的！经验在教育中是重要的，但，经验不等于教育和教师的全部，在一定的情境下，经验使我们忽视对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教育意义的探究，缺乏在课程与教学领域里实现一种文化取向的自觉性，严重妨碍甚至歪曲了教育的原本意义。有的都是在给学生讲颜色时会说：红色＋黄色＝什么颜色；而有的老师则倾向于明确告诫学生：红色＋黄色＝橙色——而且嘱咐以后千万不能忘记了！不同的教育观念与角度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方式与效果。
让学生得到情感、智慧以及创造力培养的美术学习权利，并且通过这个权利获得进入“生活世界”的路径，是有效教学的重要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术教育应该是最不强调一律性的教育，美术课程是最不追求标准答案的课程。
例证二。个子矮小的西班牙画家米罗在学校学习时不大“循规蹈矩”。有一次老师让他以杯子、苹果为题完成一幅静物写生的作业，喜欢“求异”的米罗却完全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把画画成了“绮丽的黄昏”。于是，米罗被罚一周蒙上眼睛去上课，上课的内容是用手触摸实物，再赁自己的记忆作画……有意思的是，老师的这一“针对性”教学方法的结果却改变了米罗，大大激发了他对形体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在后来的日子里，米罗逐渐悟出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并走向了成功。米罗活了90岁，他在画坛上是个巨人。此例证明：在承认艺术的规律性与偶然性的同时还应看到充满着人的主体意识介入的能动性，掌握技术与推动创造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任何表面上对学生的“规范”都要慎之又慎，无视学生个性发展的“规范”就是扼杀。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创新是头脑中最机敏的机能，也是最容易受到压抑的机能。美术教育既有可能为创新提供发展的契机，成为发展的动力，也有可能阻碍、甚至扼杀创新意识形成和创新能力的发展。扼杀的事，万不能做。基于此，我们反对把美术和美术教学弄得一成不变或神秘兮兮的，弄得使人“厌烦”、使人“搞不懂”，人为地制造学习、观赏、读解上的困难和问题。好的美术教学和美术作品一样，应该是贴近人，关爱人的；好的教学应该是问题越讲越多，能不断地启发学生的想像、感受、判断等意识，用美术自身的独特价值去构建创新的基础、去和谐多彩的人生。在普通美术教育中，作为以一种“知识和技术”的“硬件”面貌来直接显示的课程形式，除了体现对人的手功能、视知觉的一种训练，更重要的是隐性地感受、体验、确证一种人文精神，和谐人“全面发展”的节奏，启发学生积极的创造性思维。
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性与个体性的需要是我们确立有效教学的依据。
例证三。情境中的学习往往会得到意外的效果。在一个下雪的冬天里，一位小学的美术教师觉得应该带学生去感受这白色的自然世界，他决定把课堂放在室外。于是这样的情景出现了：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在雪地上忙碌起来，很快，一条10多米长的大龙雪雕完成了。老师说，观赏这样的大作品要有距离才行，大家登上六楼从上往下感受、欣赏、体会、评论着自己的艺术作品和收获……这是通过每一个学生自己动手创作之后所得到的愉快收获。看上去，教师放弃了原来教材内容和授课方式——实际上这种“放弃”是教学有效性的延伸，是一种开放的情境。一般而言，学生对美术的了解和感受，大都是从一张画开始的。这就决定了：教学先要进入一个共同的情境和语言系统，共同的情境才能产生共同的语言。假如把美术教学看成是一种流通的产品的话，那么，它能使所有的学生（即消费者）都有着选择的权利，享受的愉快——这是对美术教育本体价值实现的最大褒奖，是对人类文明和生活世界现实的最大馈赠。这个“实现”与“现实”一起表达着我们对其原位性的认同。情境中产生“自主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的学习场效应，同时我们看到美术教学的“由情入道”是“由技入道”——“由理入道”的最佳入口。
从中，我们似乎能倾听到丰子恺1982年对艺术教育发出的大声疾呼：“……我祈愿于全体教育界诸君，请大家先来分担了‘艺术教育’的责任，使艺术教育平均普遍地融入于教育的全部中……”“……美的要求，包拥着全体的教育问题，这是与伦理的要求与论理的要求同样地从教育学的科学基础上派生的。”模糊广义的美术教育和狭义的美术教育边界，软化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在信息发达、风格纵横的时代里，我们倾听的话语里集合着更多的人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