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税收筹划；避税；节税；偷逃税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税收具有无偿性、固定性和强制性三个主要特点，所以纳税人往往会采用各种手段来减轻自己的税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手段包括：避税、节税、偷逃税等。纳税人之所以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来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纳税人利用税法间的差异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对某一税种的应纳税款往往有一个以上纳税方案备选，这就为纳税筹划提供了条件；二是利用国家规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为纳税筹划提供了前提条件；三是利用了税法的不完善等。总之纳税人可以通过税收筹划行为来降低税收负担。但是在税收负担最小化的概念中，除了偷逃税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外，税法学界对税收筹划、避税、节税的法律界定众说纷纭，造成实践中的障碍，期待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一、概念辨析：避税、节税、偷逃税与税收筹划
理论界将税收筹划与避税或节税混同使用或是将其视为是避税的子概念。一种观点认为①，广义上的避税分为“正当避税”和“不当避税”，“节税”、“税收筹划”就是所谓的“正当避税”， 狭义上的避税专指“不当避税”；第二种观点认为②，税收筹划就是节税，一般指纳税人采用合法的手段达到不交税或少交税的目的。由此看来税收筹划与避税（包括不当避税）、节税、偷逃税之间的关系与法律界定是本文的主要命题。
(一) 避税与税收筹划
笔者认为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事先对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进行的筹划与安排。税收筹划具有合法性、事先筹划性、目的性三个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的税收筹划权是纳税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一般来讲，纳税人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差别和税法的不完善，以减轻税收负担，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既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和意图，也符合纳税人市场竞争的需要，国家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但是法律规范从被制定后一般都具有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决定了任何一部法律（包括税法）都存在着许多漏洞。如果从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可以将其可分为避税和节税。避税事实上也就是纳税人利用税法存在的漏洞和不完善，采用隐蔽的手段事先作出各种规避税收的行为。避税行为人往往打税法的“球”，并不会直接触犯法律规范。我们认为引起避税的原因和其所具有的法律特征都包含在税收筹划行为之中，它是税收筹划的子行为。而相关学者所说的不当避税是指偷逃税这一违法行为，它既不属于避税概念的范畴，也不属于税收筹划的范畴。国家为了避免避税行为的发生，只能通过不断修改和完善税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二) 节税与避税
节税和避税属税收筹划的子行为。节税是指纳税人充分利用税法的优惠政策和差别待遇，采取法律许可的正当手段减轻税式支出的行为。避税与节税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节税行为符合国家的立法意图和政策导向，各国政府都持有支持的态度，而避税却恰好相反。避税只是纳税人利用税法上存在的漏洞，钻法律的空子，通过巧妙的隐蔽的行为安排其经济活动，虽可暂时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不利于长期经营和发展。因为漏洞一旦被堵上，纳税人将无能从此获利。因此，节税才是纳税人的首选。避税和节税作为税收筹划的两方面，同样也具有合法性、事先筹划性、目的性这三个基本特征。不同的是，避税是在纳税义务发生时或之前纳税人通过寻找法律漏洞的手段达到规避税收的目的，而节税是纳税人利用了法律许可或鼓励的方式达到减少税式支出的目的。
(三) 偷逃税与税收筹划
关于偷逃税，各国税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并给予严厉的惩罚。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明确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叫偷税”；逃税是指 “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用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防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的行为”。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偷逃税的基本特征有三个：一是非法性，即偷逃税是一种违法行为；二是欺诈性，也就是说，偷逃税的手段往往是不正当的。三是“事后补救性”， 这与税收筹划的事前筹划性不同，偷逃税是在纳税义务已经发生并且能够确定的情况下，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来进行所谓的“补救”和“弥补”，安排而推迟或逃避纳税义务。这种“补救”既包括积极的作为又包括消极的不作为。偷逃税直接触犯税法的规定，导致政府当期预算收入的减少，有碍政府职能的实现。偷逃税与税收筹划都有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的特点，但是偷逃税是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税收筹划的法律分析
（一）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国家总是处于主动、支配的地位，而纳税人则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征收税款，税款征收多少都由国家说了算，纳税人根本谈不上税收筹划，表现在税收法律上纳税人的权利匮乏，这是税收权力关系思想在税收实务中的反映，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市民意识的觉醒，这一状况逐渐有了改变，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所替代。20世纪初以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Albert Hensel）为代表提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即在法律面前，把国家和纳税人定性为债权债务关系，权力在该关系中居于次要地位，纳税义务依法在课税要素满足时成立。该说对认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提供了全新的视野，纳税人与国家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服从与命令的关系，这实质上是“社会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合作与服务”关系等思想在税收关系中的体现，也正是这些思想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了思维意识的理论前提。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思维的支配下，纳税人依照税法缴纳税款，无需超额承担不属于自己的义务，并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纳税人有权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最轻的税负，这即纳税人的税负从轻权或税收筹划权。我们认为将税收筹划权上升为纳税人的法定权利，是今后我国税法修改和完善的一个重点。
(二) 税收筹划的法律特征
⒈ 合法性。如果说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是税收筹划的思维意识的理论前提，那么税收法定原则则是税收筹划进行实践的理论基础。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了维护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包括③：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课税程序合法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指有关纳税人的纳税权利义务的构成要件必须要由国家的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来制定，没有法律的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开征，任何人也不能被要求承担任何税收义务，违反法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等不具有法律效力。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要求税法中有关课税要素的规定都应该是确定的和明确的，不应出现含混或有歧义的规定，导致税收机关滥用税法解释权而造成对纳税人利益的损害。课税程序合法原则是指税收权力的行使必须按一定的程序来进行，税收纠纷也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来解决。由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征税法律根据的明确性和无法律根据政府不得向任何组织和个人征税，这就决定了法律应该保护纳税人利用税法所规定的优惠等措施等进行的税收筹划。纳税人只根据法律明确规定的要求承担税收义务。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都应该属于义务排除的范围。对于法律规定的解释权要做严格的限制，不得任意扩大和类推。这一点不仅是为防止法律解释权的滥用，也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不能通过扩大解释的方式使纳税人发生新的税收义务。法律的漏洞在没有被堵上之前，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都应当由国家来承担，而不应该让纳税人承担。也就是说，当出现“有利国家推定”和“有利纳税人推定”两种解释时，应采用“有利纳税人推定”。因此，笔者认为税收筹划（包括避税）具有合法性。
⒉ 事先筹划性。税收筹划是纳税义务形成以前进行规划、设计和安排的意思。税收筹划是通过延迟应税行为的发生或事前以轻税行为代替重税行为，以达到减少税款支出或综合净收益最大化，具有前瞻性。如果经营活动已经发生，应税行为已经能够确定，纳税义务已经产生而去采取人为的规避、逃避应纳税款，则是偷逃税而非税收筹划。
⒊ 目的性。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减轻税收负担，降低税务成本，从而增加资本总体收益。
三、税收筹划中的避税问题
税收筹划中的避税虽然是不违法的经济行为，但它也给国际市场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了颇为不利的影响。一方面，避税直接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弱化了财政功能，有碍国家对社会管理和公共福利职能的实现。另一方面，避税者利用这种方式竞争，会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避税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税制本身的缺陷，要想尽可能的减少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就必须完善税法，做到税法条文的完整，措辞严谨，使税制的内在机制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反避税立法上都较先进。如最早实行转让定价税制的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美国税收法案》、《税收改革法令》等不断出台，完善的法规囊括了所要规范的内容。我国应在借鉴国际反避税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税收中单独制定反避税条款，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税法专门法规。针对经济全球化对跨国公司的管理要求，补充、修订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及其使用条件。从长远角度来看，适当取消部分优惠措施，会避免滥用优惠现象的发生。此外加强税务行政管理，如严格实行税务申报制度，加强税务调查制度，强化会计审查制度，实行所得评估征税制度等有效措施也可控制避税行为泛滥。对跨国避税行为我们应加强情报的搜集和交流，建立涉外税收信息库，并在征税方面相互协助，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国际税法的研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市场经济是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经济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其竞争规则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税法规范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关系，且对双方具有同等的约束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分配关系规范化，税收秩序正常化，税收法定原则被加以确定，国家便不能随意侵占纳税人利益，征税机关要依法行政，依法征税；而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提高一定阶段后，减轻税负不再过多依靠偷、逃、欠、骗税等手段和方法，纳税人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通过税收筹划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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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筹划；个人所得税；节税
1税收筹划的含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提高，税收筹划在企业和个人间逐渐被我们所熟知。而对于税务筹划的定义，国内外均有研究，但却不尽相同。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所编写的《国际税收辞典》提出：“税务筹划是指通过纳税人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达到缴纳最低的税收。”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指出：“比逃税更加重要的是合法地规避税赋，原因在于议会制定的法规中有许多‘漏洞’，听任大量的收入不上税或以较低的税率上税。我国盖地认为“税务筹划是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税境，在遵守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规避涉税风险，控制和减轻税负，以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的谋划、对策与安排。”
2个人所得税税收筹划的必要性
我国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至今，越来越多的纳税人认识到可以采用税收筹划的方式来为自己减轻税务的负担，使自己的实际收入尽量的多。因此，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筹划也就有了其运作的必要性。第一，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筹划有利于税收知识的传播，有助于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的提高。作为我国的公民或多或少都会与税收发生联系，可能我们最为熟知的是增值税，增值税是企业所缴纳的税种，对于我们公民个人，个人所得税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为了减轻纳税人个人所得税的税负，提高个人的实际收入，纳税人会不断研究税收政策方面的“漏洞”，由此，通过不断的学习可以提高纳税人对税收知识的了解和提高纳税意识。第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筹划可以帮助纳税人实现收入的最大化，节约和减轻税负。税收筹划可以在同样的情况下，提出多个纳税方案，纳税人可以通过比较选择税负较低的方案，有利于保证纳税人个人的实际利益，同时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这样提高了职工的实际收入，有助于纳税人在工作方面的积极性和保证纳税人的顺利发展，避免了缴纳多余的税。第三，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筹划可以帮助国家不断完善和规范个人所得税税收的法规和相关的政策。税收筹划主要是针对税收政策方面的漏洞提出更优的方案，这样从表面上看是有利于纳税人减少缴纳税额，但同时也是对税收政策法律的一种反馈，国家可以通过收集和分析纳税人的税收筹划反馈信息，不断规范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法，同时改进与此相关的税收法律政策。
3个人所得税税收筹划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我国现在所实行的个人所得税规定个人的11项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了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不同的计税方法和不同的税率，并且基于不同的原因和目标，设置了较多的税收优惠。这就使得纳税人在税收筹划方面有了潜在的活动空间。个人所得税税收筹划的思路和方法，已有的文献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在此仅列举几种主要的筹划思路。第一，通过有效利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来实施税收筹划。税收优惠是通过减轻特定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达到鼓励或支持纳税人的政策目的。就捐赠项目而言，税法规定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的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首次，通过一定的机构捐赠和直接捐赠是有明显的区别，直接捐赠是没有30%的扣除标准的，所以在捐赠纳税中一定要选择规定的机构进行捐赠；其次，如果捐赠的数额超过了捐赠的扣除限额，此时应该找到捐赠的临界点，选择分次捐赠，这样能够有效的达到节税效果；最后，纳税人如果有多个项目的收入来源，例如有工资、劳务报酬、中奖和稿酬所得，这四个项目的税率是不同的，税率分别为3%、30%、20%、14%，这时的捐赠额应该在各应税项目间进行分配，纳税人应优先将捐赠额分配在适用高税率纳税的项目上，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减轻纳税义务。第二，同样的收入额按照不同额所得类别缴纳的税额是不同的。个人所得税的所得项目之间有的可以互相转化，纳税人可以利用不同应税项目的转化来恰当地进行税收筹划。全年一次性奖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税法规定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应先将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使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通过这个规定，可以计算出各个区间的临界值，运用临界值可以选择分次发放奖金。通过计算表明，除一次性发放全年奖金外，同样多的奖金随着发放次数的增加，纳税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会逐渐减少，从而达到税收节约的目的。对于劳务报酬所得的纳税筹划，提供劳务的纳税人可以考虑，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费用，改由对方承担，同时适当降低自己的报酬，这样能够有效地提高纳税人的净收入。税法同时规定劳务报酬所得以每次收入减去一定费用后的余额为纳税所得额，针对“次”的规定，纳税人可以通过尽量增加“次”来增加费用的扣除，单次收入使用的累进税率级次就会相应地降低，从而相应减轻纳税负担。第三，个人所得税法根据居住地标准和居住时间标准规定了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可以充分利用纳税人身份转换来达到节约税收的目的。居民纳税人的纳税范围是境内境外所得均应纳税，而非居民纳税人只限于境内所得纳税，很明显可以看出非居民纳税人的税负较轻。因此，借助于纳税人身份的认定来减轻纳税义务，实现节税效果是可行的。第四，个人所得税都是采用比例税率，但其中也有些项目也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这使得税率分级导致的临界点的存在，每当突破临界点，税率就会相应地得到提高，税负必然同时也会增加。纳税人可以很好的把握临界点，将应纳税所得额合理地进行拆分，尽可能的靠近临界值，这样可以有效的起到节税作用。
4结论
合理运用税收筹划，有利于纳税人个人的实际收入，也有利于公司对职工的鼓励和奖励，实现个人和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必须保证国家的利益，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通过以上的阐述，可以得知税收筹划是门很有学问，很有深度的学科，需要纳税人不断的钻研，不断的学习税法法规，实时跟踪税法法规的最新动态，才能使自己在同样的劳动成果下获得最大的收益。当然，个税的税收筹划的精髓远远不止本文说阐述的这些内容，还有很多其他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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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企业所得税筹划中,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筹划的空间有三个
1、企业身份优惠的筹划空间.由于过去生产性外资企业、福利企业等具有特殊身份的企业可以享受减免税以及低税率的优惠,因此企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通过嫁接或改变身份来谋取税收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上述优惠政策,由通过改变企业身份就能享受税收优惠的筹划空间已经不复存在
2、新办企业优惠的筹划空间.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新办的从事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的企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一免一减半",以及新办的从事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等优惠政策,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利用不停地新办、关停、再新办企业的方法规避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上述优惠政策,因而这一筹划途径已经封堵
3、地域性优惠政策的筹划空间.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规定,且生产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还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而新企业所得税法已经取消上述优惠.由于这些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取消,原来仅靠在特定区域成立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包括通过打球、贴上高新技术企业标签就能获取税收优惠的筹划空间已经压缩
虽然上述三个筹划空间已经关闭或压缩,但并不意味着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筹划就没有了空间.总体来看,新企业所得税法构筑的税收优惠体系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优惠政策的筹划时,必须将视角从投资地点的税收筹划向投资方向的税收筹划转变.如:农、林、牧、渔业项目,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项目,符合条件的微利企业,以及符合条件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等等.如果企业有条件及时转变筹划方向,一个新的筹划空间必将被打开
另外,《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新税法施行后继续按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办法及年限享受至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其优惠期限从2008年度起计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将继续执行.与此同时公布的《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表》还显示,涉及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具有行政法规效力的文件有30项,这些优惠主要是此前的一些区域优惠和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等.通知还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享受企业所得税15%税率的企业,2008年按18%税率执行,2009年按20%税率执行,2010年按22%税率执行,2011年按24%税率执行,2012年按25%税率执行;原执行24%税率的企业,2008年起按25%税率执行.需要强调的是,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与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规定的优惠政策是存在交叉的,由企业选择最优惠的政策执行,不得叠加享受,且一经选择不得改变.上述规定事实上还是给了这类企业一定的筹划空间。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扩大了成本费用的筹划空间
应纳税所得额和税率是决定企业税负的两个要素,在收入确定的前提下,税前可扣除成本费用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如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计税工资的扣除标准,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合理的职工工资薪金,准予在税前扣除".又如统一和部分提高了广告费扣除标准,"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这些规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将产生不同的影响,税收筹划的效果是不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以公司法人为基本纳税单位,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机构不是独立纳税人.如果企业把设立在各地的子公司改变成分公司,使其失去独立纳税人资格,就可以由总公司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由于各分公司间的收入、成本、费用可以相互弥补,实现均摊,就可以避免出现各分公司税负严重不均的现象,尤其是当集团公司中各子公司有亏有盈时,这种方法更为有效.新企业所得税法还统一了加速折旧的规定,为设备更新频率较快的企业提供了筹划空间.但是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关于业务招待费、大修理支出费等的规定使原来的筹划思路受到了限制,纳税人必须对原有思路进行调整。总之,成本费用的税收筹划涉及面广,筹划技术要求高,企业需要准确把握税法的规定,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才能顺利实现成本费用的最大化扣除
三、国际税收筹划将成为焦点
首先,外国投资者到我国投资已经有近20年了,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投资模式和税收筹划安排,但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迫使这些企业必须重新考虑投资方式和税收安排;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国际税务筹划也在情理之中.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外资企业的税负会有所增加,而税负增加是投资者进行税收筹划的重要动因.尤其是新企业所得税法关于纳税人和预提所得税的规定,会直接推动企业进行新的税收安排和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引入了居民企业的概念,规定中国的居民企业需要就其全球所得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对于居民企业的判断标准,由过去单一的"登记注册地标准"改为"登记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控制地标准"相结合,即: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都将构成中国的居民企业.如果企业不想成为中国的居民企业,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仅在境外注册即可,还必须确保不符合"实际管理控制地标准".这一变化对于在外国注册、但实际按税法规定属中国资本控制的企业,特别是"返程投资"的企业至关重要,必须重新审视
另外,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预提所得税由10%税率提高到20%税率,同时,取消了外国投资者从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免征预提所得税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利润和将来投资退出的税负.预提所得税的增加,迫使投资者进行国际税收筹划,其中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国际税收协定进行筹划.目前,我国已与80多个国家签订了税收协定,投资者应该关注这些协定并进行恰当的投资安排,因为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外国政府订立的有关税收的协定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依照协定的规定办理.而在一般的税收协定中,预提所得税的税率不超过10%.也就是说,投资者选择在与中国签订有税收协定并且预提所得税的税率较低的国家登记注册企业,再由该企业对中国进行投资,就可以有效规避较高的预提所得税税负
四、转让定价的税收筹划要三思而后行
转让定价是跨国公司普遍采取的策略,虽然其目的主要是实现其全球的经营战略和逃避有关国家的外汇管制,但实际上转让定价已成为跨国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重要手段.大量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以及外资企业税负的增加,将进一步刺激企业通过转让定价规避税负.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前,进行转让定价安排的主要是外资企业,可以预见,内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内资企业集团,开展转让定价筹划的会越来越多.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而按以前规定,如果被投资方适用的税率低于投资方,则投资方分回的股息、红利需要补税.此条规定为居民企业通过转让定价安排将利润转移到适用低税率的关联企业,从而有效地减轻企业集团的总体税负提供了筹划通道
一、课程设置研究现状
（一）研究现状述评 对“税务会计”、“税法”和“税收筹划”课程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 就是对单个课程就其教学方法、教材、教学内容与实务衔接等方面进行研究；第二类，就是关于该领域相关课程整合的研究。
关于单个课程教学方法、教材、教学内容与实务衔接等方面的研究，目前文献主要集中与此。如，陈晓芸（2010）指出税法教学在会计学专业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而比较分析法的运用可以优化税法课程的教学效果；许利平（2010）指出目前《税法》课程存在重要性认识不足、教学模式单一、教材没有特色等问题；赵恒群（2007）认为《税法》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应突出税收特色，重在应用，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应以法规讲解为主、案例分析为辅，法规讲解与案例分析有效结合，在课堂讲授上，应讲究艺术性：变空洞为生动，变抽象为形象，变法条为法理，变文字为数字，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税法教学效果；张营周（2010）分析了《税收筹划》课程中案例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和具体运用；刘芳、郑红霞（2010）对《税收筹划》课程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进行了分析；周常青（2011）对高职教育中基于工作过程的《税务会计》课程教学情境设计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宋丽娟（2009）对“模拟公司”教学法在税务会计课程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
对于“税务会计”、“税法”和“税收筹划”课程整合的研究，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研究相对比较少，但已经陆续有文献开始关注此问题。姚爱科（2009）指出目前在实际教学中《税务会计》课程和《税法》课程的整合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指出应该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四个方面进行解决。苏强（2011）指出《税法》和《税务会计》应该整合，以此为基础可以采用多元立体化理念的教学模式。李华（2011）指出税收类课程不断丰富，但税收类课程分设使教学效果受到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课程之间内容交叉重叠，功能互相混淆，不利于学生全面把握该学科的基本知识；学习周期长，知识连贯性差；课程量大，课程安排紧张，部分课程的教学内容无法保证；盖地（2012）则以《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为书名编写教材。该教材是将《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课程进行整合向前实际迈出的一步，但不足的是，它只是将税务会计章目内容之后添加了一章简单介绍税收筹划的基本知识。这与两个课程知识的完全整合相距甚远。
综合来看，目前分别探讨“税务会计”、“税法”和“税收筹划”各自课程教学问题的文献相对比较多，但同时提出整合《税务会计》、《税法》、《税收筹划》的研究目前还未发现，对于课程内容整合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税务会计》和《税法》的整合上，对于《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的整合研究目前只是将《税务会计》内容加上一章税收筹划的基本知识，离完全意义的整合还相距很远。可以说，对该领域的深度、系统研究仍十分缺乏。
（二）传统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割裂”教学存在的问题 据笔者调研分析发现，现行国内高校财会类专业本科阶段的教学计划中，几乎所有院校都开设了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相关课程。它们分属不同学期教学，如《税法》课程一般在大二、大三某一个学期开设，税务会计一般在大二或大三上学期的某个学期开设，税收筹划一般在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开设。这种将“税务与会计综合”成体系化的知识“割裂”教学在老师教、学生学两方面都带来诸多问题。这一点从已有文献不同程度的表达中可见一斑。具体而言，这种“割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割裂”教学造成每门课程课时紧张与课时浪费并存。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税法”、“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知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涵盖的内容包括19个税种的税收实体法和以《税收征收管理法》为主体的税收程序法。税务会计是以国家现行税收法规为依据，运用会计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公司涉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会计处理过程。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循现行税收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主体（法人、自然人）经营活动或投资行为等涉税事项做出事先安排，在包含税务会计处理在内的具体实施之后，能够达到少缴税款和递延纳税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因此，可以看出，税法与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这就让讲授《税务会计》课程的老师，在讲课时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讲授“税法”知识（如具体税种应纳税额的计算），同样讲授《税收筹划》课程的老师，在讲课时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讲授“税法”的法规内容。而《税法》涵盖19个实体税种和相关的税收程序法内容，其每个税种每年都可能发生法规的变动，这时在讲授《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课程时讲授“税法”知识就变得更不可少了。这在《税务会计》、《税收筹划》课时本身很紧张的现状下，就变得更为紧张。而这种课时紧张却缘于重复讲授，实质上是一种课时浪费。
第二，学生对每门课程知识建构不符合思维逻辑。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表明，知识不是老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与情景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自行建构的。因此，知识的结构对学习者来说非常重要。但目前“税法”、“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成体系的知识被“割裂”教学后，学生在建构知识时会遇到困难。如，很多学校将“税务会计”课程内容放到“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当中讲授，这个课程被安排在大二上学期或下学期。而《税法》课程则被安排在“中级财务会计”课程之后的学期讲授。这就造成学生在《中级财务会计》课程中学到税务会计的内容时，因对《税法》中相关税种知识的缺乏，而主要采用强迫硬记的方式接受，而等到学习《税法》时，再去回顾和理解，即便不考虑是否能够理解，单论遗忘率就很高。将“税务会计”放到《中级财务会计》中讲授的课程设置方式，往往不会单独开设《税务会计》课程，而“税务会计”内容在庞大的“中级财务会计”内容里只能算很小的部分，因此讲授的老师往往囿于课时等原因寄希望于让学生在学习《税法》时再去理解从而对此内容一带而过。讲授《税法》的老师也因庞大的授课内容压力带来的课时紧张以及传统授课内容的习惯性安排，主要聚焦于讲授法规和应纳税额的计算，而对各税种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往往很少涉及。这就让学生在建构知识时出现“断层”障碍。而在学习《税收筹划》时，往往在对具体税种筹划整体设计知识建构后，却对具体实施过程中税务会计如何处理没有形成整体认识；在学生与老师教学互动时，也因为遗忘率高而让互动变得没有效果。因此学生毕业后很难成为既精通税务又掌握会计的“复合”知识的人才，往往需要等到学生毕业后在具体负责实际操作中再慢慢弥补和建构起来。
第三，造成课程老师控制教学内容的边界比较困难。“税法”、“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知识是成体系的，而这一点在税以税种分类进行知识呈现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如此。以增值税为例，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税率、应纳税额的计算、征收管理是《税法》的内容，它同时也在《税务会计》的如何进行会计处理中存在。因为要进行会计处理，那么必须首先解决是否要征税，计算税额多少的问题。而关于增值税的税收筹划知识，也必然要利用增值税在《税法》当中征税范围、税率和应纳税额计算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筹划方案具体实施时如何进行会计处理，这即税务会计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每一个税种都同时涵盖在“税法”、“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三领域范畴中，或者说着三个领域通过税种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造成授课老师在讲授内容边界的划分上存在较大困难，容易造成要么重复教授，要么有所遗漏，最终导致学生知识面上的盲点和知识建构的不系统。
二、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整合思路与结构设计
（一）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整合思路 传统教学设置存在的问题，对单个课程老师来说课时紧张与课时浪费并存、教学内容边界划分困难；对学生来说，知识建构存在障碍。这些问题不是局部性的小问题，无法通过对单个课程的完善或改革来进行彻底解决。因此，对该问题的解决必须指向问题的根源――涉税体系化知识“割裂”教学。那如何解决“割裂”状态，或者说完成“整合”，就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确定整合的思路。整合思路的确定，依赖于内、外两个方面。内，是指涉“税”知识体系内在的规律性。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生学习是自我知识建构的过程，而知识本身的特点是知识建构的主要依据。因此，教学必须首先要依据知识本身的特点来确定。外，是指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社会对人才要求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不同的人才要求会影响教学的各个方面。因此，对“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内容整合思路必须要依据该知识体系的内在规律和外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内容是体系化的，其特点显著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彼此之间具有内在依存性：税法是关于我国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的总和，是税务会计的依据；税务会计则是税法在会计核算中的具体体现；税法同时也是税收筹划的依据，而税务会计也是税收筹划具体施行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它们三者横向上都是由具体“税种”贯穿的：如增值税有税法的法律规定、会计的处理和筹划方案，而消费税则是另外的税收法律规定、会计处理和筹划方案。因此，从知识体系内部特点来看，涉“税”知识是成体系的，但可以根据税种来进行横向衔接，不同税种之间具有一定的自然分隔性。据此，可以得出涉税知识的整合思路应该是“横向”整合，且可根据需要依据税种来分隔知识内容。而这种思路与外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相一致的。目前社会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机遇都越来越大，企业越来越需要综合税务、财会等知识才能做出恰当的决定。因此，既精通税务又具有财会背景的人才成为社会目前急需的人才。这就要求“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知识能够横向建构在决策者的脑海中。对于具体企业而言，所需要交的税是按税种来划分的，因此，选择对知识体系进行横向建构，并可以依据税种进行分隔。可以说，不管是从涉税知识体系内在规律性和当下外部社会对人才的要求，都决定了“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内容应该“横向”整合，并根据税种进行适当分隔。
（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结构设计 “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内容“横向”整合之后，可将新的课程取名为《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对于这门课程，其内容是“税法”、“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知识高度融合的知识体系。传统割裂教学时，以财务会计专业为例，《税法》课程一般为64学时，《税务会计》课程一般为32个学时，《税收筹划》课程一般有16学时、32学时、51个学时不等，这主要跟税收筹划具有扩展性有关，但正常基本内容讲授大概在32个学时。因此，如果简单相加，《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应该在128学时以上。考虑到横向整合后，课时浪费减少，基于笔者的教学经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纯内容的讲授大概需要96学时左右。如果引入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内容的学时可以增加16学时左右。这个课时数应该说在一个学期安排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必须划分为两部分讲授。这种划分不是传统的“割裂”教学，而是结合财会专业本科课程知识对税种学习进度的要求，将《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分为《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具体结构设计如下：
（1）《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课程涵盖的内容设计。根据财务、会计专业通常的培养方案，就专业课来说，大一一般开设有《基础会计》或《会计学原理》等讲解会计基础内容的课程。对这些内容的讲解一般可以不讲或者回避一些涉及税务的问题。大二开始，《中级财务会计》一般就会涉及到税，而所涉及的税种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在讲《中级财务会计》之前应将相关税种讲授完毕。因此，笔者认为《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涵盖的知识内容应主要包括：税法总论、增值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消费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营业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企业所得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以及外加税收的主要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内容。除此之外的税种，或因为非主体税种、或因为与企业无关，而作为《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的内容，即包含个人所得税法及其纳税筹划、资源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土地增值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等。
（2）《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具体税种内部结构设计。根据《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内容设计的安排，《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第一章讲授税法总论，让学生对税法的概念、税法基本理论、税收立法与税法的实施、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与税收管理体制有个总体认识，然后分税种对“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的法规、会计处理和纳税筹划进行讲解，最后对税收的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进行介绍。对于每一个具体的税种讲解时，首先对该税种的征税范围、纳税义务人、税率、税收优惠、应纳税额的计算进行讲解，然后在应纳税额计算讲授完毕之后，安排会计处理的内容，再讲解该税种的征收管理，最后讲解该税种可以进行纳税筹划的切入点或者该税种纳税筹划的典型做法，并对具体实施时的会计处理进行说明。对于《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的内容，具体税种结构与《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具体税种内容结构安排相同，只是对个别税种如个人所得税等不涉及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动去除即可。
三、《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
（一）《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课程教学的指引和方向，它统领着该门课程整个教学过程的具体安排。对于一门课程而言，其教学目标仰赖于两个方面，一是课程内容本身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或者潜质；二是社会对学习该门课程的人才的要求。《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内容涵盖了现行税务法律法规、依据税务法律法规的会计处理以及纳税过程中的合理避税三项内容。从课程内容本身来看，它能够较好地让学生初步具备税务和财会知识融合的复合型税务会计人才的基本素质，而这也正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该课程内容的安排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是高度一致的。据此，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就可以确定为培养学生初步具备税务与财会知识融合的复合型税务会计人才的基本素质。对该教学目标具体理解可以包括以下内容：（1）学生熟悉目前市场经济中我国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2）学生掌握目前各个税种的征税范围、税率、应纳税额的计算、会计处理、税收优惠的内容；（3）学生能够达到运用税务知识完成具体实务过程中的计税、税务处理、报税，并进行适度的纳税筹划活动。
（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教学方法 在培养学生初步具备税务与财会知识融合的复合型税务会计人才基本素质的教学目标统领下，该课程的教学方法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展开设计与安排。在传统“割裂”教学模式下，各门课程都有自己常用的教学方法，但这些教学方法都被认为过于单调（许利平，2010）。很多学者针对各门单设课程（《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的教学方法也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如《税法》教学应运用比较分析法（陈晓芸，2010），引入案例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傅惠萍、毕嘉敏，2011；苏强，2011；等）。但这些建议在传统割裂教学模式下，作用很难发挥。首先不论课时是否允许，单就教学方法本身来说就让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如案例教学，在《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每门课程当中都可以采用，但囿于单个课程限定知识的狭窄，每个案例内容的设计深度都有局限性，学生只能了解其中一部分；社会实践教学也是如此，由于每门课程知识范围的限制，实践内容自然也就因此受限，导致教学效果不明显。
但当《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多门课程整合成《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门课程之后，这不仅可让前文述及的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会为更好的教学方法引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于目前的教学，学生普遍反映教学呆板、无趣，满堂灌让学生“身心俱疲”。而整合之后的新课程《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让学生在知识建构上相对容易。学生在对每一个税种的法律法规知识识记的基础上，即刻开始掌握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的会计处理，并在此基础发散思维，创新性的思考如何在遵循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尽量合理避税以及如何具体实施。这种将识记与灵活运用相结合进行安排，有利于学生知识建构，同时知识范畴的连续性和具有的深度与广度为一些新教学方法的引入提供了实施的条件。整合之后的新课程《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除可以继承一些传统教学方法之外，还应该大量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沙盘推演教学、企业实践教学等具有趣味性、注重实际应用和培养创新思考的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新型教学方式。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讲授过程中，当每一个具体税种基本知识讲授完毕之后，就可以通过引入既含有税法知识、又有会计操作和纳税筹划内容的大案例，让学生在课堂之前提前阅读，并进行小组讨论，形成小组意见。在课堂上每个小组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讲解、碰撞。由于新课程涵盖知识的综合性，让案例可以具有足够的深度和恰到好处的难度系数，非常有利于进行案例研讨式教学。这不仅具有很好的趣味性，而且让学生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税务知识和会计知识融合的建构过程。
情景模拟沙盘推演教学是一种体验式教学方式。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讲授过程中，老师可以模拟企业实际过程中的具体情景，让学生模拟担任企业的管理者（CEO、CFO）、会计人员、报税员以及税务局（国税、地税）服务人员等，围绕一些具体业务情景进行智力碰撞，整个过程可以完成税法法规知识学习、会计处理、报税实务、纳税筹划等环节的知识。这种情景模拟具有互动性、趣味性、竞争性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学习中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从而让各种知识迅速在学生脑海里完成建构过程，而且记忆深刻。
企业实践教学则是比情景模拟沙盘推演更进一步，它是让学生亲身感受企业实际场景。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设置课外实践教学课时，安排学生到定点合作教学基地（企业）亲身观摩、体验具体实务，亦可以安排学生到税务局（国税、地税）进行简单培训后做义务志愿者，通过服务纳税人的一些活动，将课本知识与实务建立起关联，从而为学生毕业走上具体实务工作岗位打好基础。
四、《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设置
《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是将税法、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知识融合在一起的新课程。该课程在会计学、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中如何进行具体安排是必须思考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主要是确定《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的先修课程和其他课程与该课程的知识关联性。
从《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内容来看，它含有的“税法”知识对先修课程没有要求，财会专业本科学生可以直接学习，但如果能够安排在《经济法》、《财政学》之后学习可能对学生更为有利；课程含有的“税务会计”知识，由于需要学生会借贷记账法等簿记知识，因此学生应该修完《基础会计学》的相关内容才能学习该门课程；课程含有的“税收筹划”知识，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知识弹性，但大部分税种的税收筹划是建立在企业内外环境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学生在学习该部分知识之前对企业主要涉及的《经济法》知识有清楚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做好税收筹划的安排。总的来说，《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先修课程主要是《经济法》与《基础会计》，《财政学》则是安排在该课程之前具有一定的好处，但不是必须。
财会专业需要涉及和利用该课程知识的其他课程，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必须将《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作为先修课程的，还有一类则不是必须但如果安排在它之后会更好。依据本文对《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的结构设计，它分为《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两部分。《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涵盖的知识内容主要包括：税法总论、增值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消费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营业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企业所得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以及税收的主要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内容。《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的内容主要是除《综合（一）》之外的非主体税种或与企业无关的税种。由此对涉及该课程的其他课程具体分析如下：《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因为主要涉及到企业主体税种知识所以应该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课程修完之后才能学习，但可以安排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课程之前，不过如果能够与《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课程安排在同一个学期学习则效果更好，这样包含小税种在内的每一个与企业相关的税种都能与《中级财务会计》课程知识相匹配。与《中级财务会计》类似，《财务管理》、《成本会计学》、《管理会计学》课程也是如此，它们主要涉及到主体税种因而必须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课程修完之后才能学习，但可以安排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课程之前学习。《审计学》由于会涉及企业的每一个税种，因此它必须是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全部修完之后才能学习。对于《高级财务会计》等则需要在《中级财务会计》学习完之后，所以一般都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学习完之后再开设。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先修课程主要是《经济法》与《基础会计》，《财政学》则是最好安排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之前；对于其他课程来说，《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成本会计学》、《管理会计学》应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课程之后学习，《审计学》则是需要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都修完之后再学习。
[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内容横向整合教学研究”（编号：2013YJ1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刘永泽：《中级财务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计金标：《税收筹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许利平：《〈税法〉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5]陈晓芸：《比较分析法在会计学专业税法教学中的应用》，《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
[6]赵恒群：《税法教学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7]苏强：《基于多元立体化理念的“税法”与“税务会计”教学模式设计》，《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
[8]刘芳、郑红霞：《“税收筹划”课程的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探索》，《财会通讯》（综合・上）2010年第8期。
[9]傅惠萍、毕嘉敏：《新税制下税法教学若干问题探讨》，《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10期。
[10]朱晓冲：《〈税收筹划〉课程案例教学改革探索――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5期。
著名税务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税务管理系主任，会计学（中国第一位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方向）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后，《阳光财税丛书》编委会主任，创立“税收筹划规律”，首次提出“税收筹划契约思想”，是国内税收筹划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税收理论与实务、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企业会计准则、财务管理、产权与企业重组等。
编者按
《财会学习》从本期起分十二期连载节选自著名税务专家蔡昌所著的《税收筹划实战指南》（预定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系列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详细参阅该著作。本期将总括性阐述税收筹划的操作空间与实战方法，从下期起将连载税收筹划具体各项实战策略。
一、税收筹划操作空间
（一）走近税收筹划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税收筹划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税务报》在千年之交开设“筹划周刊”，推动税收筹划在微观经济层面的发展，以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税收研究机构等为代表的诸多中介机构也将税收筹划作为主流推广项目。国内财务、税收领域不断涌现出税收筹划专家，他们也在推波助澜，为争取企业合法权益摇旗呐喊。
什么是税收筹划，如何认识税收筹划？学术界对于税收筹划的认识，存在着以下五种称谓：税务筹划、税收筹划、纳税筹划、税收策划①、税收规划②，其实这些说法并无本质差别，尤其是前三个概念基本上是混用的。但国内对“tax planning”一词大多译为“税收筹划”，《中国税务报》开设的周刊也称之为“税收筹划”。但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盖地教授认为“税务筹划”与“税务会计”相对应，称为税务筹划对于纳税人更为妥帖③。黄凤羽针对“税收筹划”与“税务筹划”的概念之争，发表了如下见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内从事税收筹划研究的学者，所遵从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与分析线索。‘税收筹划’观点主要体现了以税收学中的税收管理和税收制度为基础的分析范式，‘税务筹划’观点主要代表了以会计学中的税务会计和财务管理为基础的研究思路。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体现了殊途同归的学术思想，也是国内税收筹划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发展趋势所使然，都是值得加以肯定的……循着研究传承的逻辑一致性，既然在“tax planning”一词引入我国之初就将其译为‘税收筹划’，况且这种译法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并能够更好地体现纳税人减轻税收负担的中性结果，今后也不妨继续沿用约定俗成的规范用语。”④
关于税收筹划主体，目前有“征纳税双方”⑤与“纳税人一方”两种观点。税收筹划主体仅包括纳税人一方的观点是主流观点，大量的文献都支持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所谓的征税筹划，其实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征税计划或征税规划，即针对不同性质、不同表现的纳税人，税务机关采取不同的监控方式和征管模式，以实现税款征收管理的计划性和有效性。
1．税收筹划的学科定位
关于税收筹划的学科定位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税收筹划应属于财务管理范畴。税收筹划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的目标与财务管理的目标应该一致。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税收筹划，税收筹划的预期目标应该包括三个部分：降低实际税收负担、防范纳税风险、实现整体财务收益。对于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的关系，盖地教授有着精辟的见解：“在会计专业中，税务筹划可以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作为税务会计的组成部分。”⑥查尔斯T·亨瑞格等著的《会计学》中更是一语破的：“税务会计有两个目的：遵守税法和尽量合理避税。”但是，税收筹划是一门新兴的复合性、应用性学科，融财务学、会计学、税收学、法学、管理学知识为一体。税收筹划学科本身自成体系，所以许多学者还是倾向于把它单独作为一门学科。对于税收筹划与管理会计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税收筹划实际上也可归为管理会计范畴，因为不仅有着涉税会计决策，而且也给企业管理提供有效的内部会计信息。
2．税收筹划的概念
关于税收筹划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目前尚难从词典和教科书中找出权威的说法。下面是国内外学者的一些代表性观点：
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IBDF）编写的《国际税收词汇》中是这样定义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
美国著名大法官汉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人们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动以降低税负，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不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纳税人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国家税收。税收是强制课征的，而不是自愿的捐款。以道德的名义来要求税收，纯粹是奢谈。”
美国南加州大学W·B·梅格斯博士在与别人合著的《会计学》中，对税收筹划作了如下阐述：“人们合理而又合法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使之缴纳可能最低的税收。他们使用的方法可称之为税收筹划……少缴税款和递延纳税是税收筹划的目标所在。”另外，他还说：“税制的复杂性使得为企业提供详尽的税收筹划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现在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聘用专业的税务专家，研究企业主要经营决策上的税收影响，为合法地少纳税制定计划。”
唐腾翔、唐向在《税收筹划》一书中写道：“税收筹划指的是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地取得‘节税’（Tax savings）的税收利益。”⑦
盖地在《税务筹划》一书中，把税收筹划定义为“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税境（Tax boundary）和现行税法，在遵循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以规避涉税风险，控制或减轻税负，有利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谋划、对策和安排。”⑧
从上述观点来看，虽然税收筹划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大家存在一些共识，即税收筹划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理降低税收负担和税收风险的一种经济行为。笔者认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在既定的税制框架内，通过对纳税主体（法人或自然人）的战略模式、经营活动、投资行为等理财涉税事项进行事先规划和安排，以达到节税、递延纳税或降低风险为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
对税收筹划宜从多个角度去观察，从多个层面去理解，切忌呆板和僵化，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实际上，在税收征纳对局中，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对税收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这种反应和适应不仅仅是减轻税负，还有降低纳税风险的要求。所以，纳税人应该分析中国税收环境的特征，掌握不同层面税收政策的差异性，了解税务当局的征税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税收筹划活动。
（二）“第三种眼光”的视野
1．“第三种眼光”看筹划
2003年7月，《中国税务报》曾对笔者的著作《税收筹划—策略、技巧与运作》进行专题报道，并称笔者的这些筹划思想为“用第三种眼光看筹划”。下面援引这段文字：“税收筹划是企业管理的当然构成内容，不能离开企业的整体战略来谈筹划，筹划应服从企业的整体战略。成功的筹划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必须与企业的实际问题结合，在共性中寻求每个企业的个性方案，我们把这种认识称为‘第三种眼光看筹划’。”⑨
“第三种眼光”看税收筹划，笔者曾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提及。笔者对税收筹划思想与实践情有独钟，在《税收筹划规律》著作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税收筹划是致用之学，其实践性很强，归纳和研究税收筹划规律是一种捷径，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日趋复杂，税收筹划运作逐步深入到企业的多个层面，筹划方案的系统性、技巧性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好的筹划方案源自于一种灵感，大气磅礴，浑然天成，看不到一丝雕琢的痕迹。”
笔者所提倡的“用第三种眼光”看税收筹划的核心思想有以下三个：
一是从战略规划的角度谈筹划，而不是局限于细节。
二是从会计管理的角度谈筹划，而不是只盯着税收。
三是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谈筹划，而不是纸上谈兵。
2．税收筹划的深层理解
从市场经济的国际经验来看，税收筹划早已有之，在西方有“皇冠上的明珠”之美誉。为了科学理解和运用税收筹划，这里对税收筹划做进一步诠释。
（1）严格意义上的合法筹划，是指既符合税收立法规定，又符合税收立法意图的税收筹划。许多“钻空子”、“打球”之类的筹划技法其实不是真正的筹划，而是偷税、避税乃至逃税的违法行为。
（2）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纳税人依法纳税，但同时又有避免多缴税的权利；第二：纳税人可以合理谋划其涉税事项，尽可能实现税负最小化；第三：纳税人需要维护其正当权益，采用经济手段抑或法律手段都是正当的、适宜的，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3）纳税人通过税收筹划防范和降低涉税风险，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操作：第一，吃透和领悟税收政策，正确运用税收政策；第二，提高纳税自查的能力，在纳税申报之前进行全面的检查、过滤，排除隐患；第三，掌握纳税技巧，提高纳税方案的设计能力；第四，从战略角度审视企业的财税业务，做到战略、经营、财务、税务的协调。
（三）税收筹划不是偷税、避税
1．偷税（Tax Evasion）
偷税是指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故意违反税法，通过对已发生的应税经济行为进行隐瞒、虚报等欺骗手段以逃避交纳税款的行为。偷税也可以称为逃税，具有明显的欺诈性和违法性。
在我国税收实践中，偷税被解释为：“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⑩《刑法修正案（七）》已经把“偷税罪”修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对于偷税，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形式：
（1）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5日对发票违法行为进行司法解释：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用于记账的发票等原始凭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记账凭证的行为。
（2）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
对于本条争议最多的是纳税人取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进项税额已入账是否属于偷税行为。对此国家税务总局以规章的形式进行了界定：纳税人非法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已经记入“应交税金”作进项税额，构成了“在账簿上多列支出……”的行为，应确定为偷税。
（3）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纳税。
最高人民法院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本项偷税手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的表述是一致的）的司法解释中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尚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扣缴税款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
（4）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指出：“虚假的纳税申报”，是指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报送虚假的纳税申报表、财务报表、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或者其他纳税申报资料，如提供虚假申请，编造减税、免税、抵税、先征收后退还税款等虚假资料等。主要表现是纳税申报表、申报资料与纳税人账簿记载的内容不一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征管司的释义，纳税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是指编造虚假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通过修改、涂抹、挖补、拼接、粘贴等手段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擅自虚构有关数据、资料编制虚假的财务报告或者虚报亏损等。
编造虚假计税依据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编造虚假计税依据，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对于这种行为，应该认定为偷税。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另一种后果是，并未产生实际的不缴或少缴税款的事实，但却影响了申报的真实性，可能造成以后纳税期间不缴或少缴税款，如纳税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增加了亏损额，但还没有造成实际的不缴或少缴税款。对于这种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责令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改正编造的虚假计税依据，同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5）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
这里容易与骗取出口退税混淆，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纳税人是否缴纳了税款。这里主要区分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纳税人先缴纳了税款，然后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偷税；
第二，纳税人未缴纳税款，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骗取出口退税；
第三，纳税人先缴纳了税款，然后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比所缴纳的税款数额要多的税款，如纳税人先缴纳了100万元的税款，然后骗取150万元的税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分别认定：对于骗取的出口退税款中与纳税人缴纳数额相等部分，如本例中的100万元，认定为偷税；对于超过已缴纳的税款部分，如本例中的50万元（150-50），认定为骗取出口退税。
在理解本条时应当注意到一点，就是骗取的出口退税与已缴税款之间有着同一笔业务的因果联系，这时可以认定为偷税。否则，即使纳税人其他货物缴纳了增值税、消费税也应当认定为骗取出口退税。
2．避税（Tax Avoidance）
（1）避税的概念。联合国税收专家小组对避税的解释为：避税是一个比较不甚明确的概念，很难用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措辞对它作出定义。但是，一般地说，避税是纳税人采取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或含糊之处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事务，以减少其他应承担的纳税数额，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违犯法律。虽然避税行为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使用的手段是合法的，而且纳税人的行为不具有欺诈的性质。
国际财政文献局在1988年版的《国际税收辞汇》中解释为：“避税一词，指以合法手段减少其纳税义务，通常含有贬义。例如该词常用以描述个人或企业通过精心安排，利用税法的漏洞，或其他不足之处钻空取巧，以达到避税目的。法律中的规定条款，用以防范或遏制各类法律所不允许的避税行为者，可以称之为‘法避税条款’。”
《中国税务百科全书》中对避税的解释是：避税是指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纳税前采取各种合乎法律规定的方法，有意减轻或解除税收负担的行为。
避税定义各有不同，但上述对避税的解释都说明了避税是用合法手段或不违法手段减轻纳税义务的一种行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各国法律界定和税收实践看，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美国，避税与偷税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界限，避税被广泛解释为除偷税以外种种使税务最轻的技术，人为的避税技术并不是为了经济或业务发展的需要，经常与偷税紧密联系，因此应加以制止。格拉斯哥大学税务学访问教授汤姆·林奇（Tom Lyrich）对避税有一段精辟的评论：“‘避税’一词不幸地被冠以一种不守规矩的含义，事实上，它涵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不仅包括对简单和现实的业务的重新组合，而这种组合安排显然是合理而方便的，还包括复杂的组合策略。这些组合安排并无实际的影响—除了减轻纳税负担外并无其他实质意义，这些人为的规划并不违法，但许多人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惩罚，而且，更重要的是避税会潜在的导致无效率。”在巴西，只要不违反法律，纳税人有权选择使其缴税最少的经营模式，但纳税人执意选择必须在纳税义务法律事实发生之前进行。
但是，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避税是错用（misuse）或滥用（abuse）税法的行为，是纳税人通过个人或企业事务的人为安排，利用税法的漏洞（loopholes）、特例（anomalies）和缺陷（deficiencies），来规避或减轻其纳税义务的行为，避税也已成为一种政府制止的活动。究其原因，避税虽以非违法的手段来达到逃避纳税义务的目的，但其结果与逃税一样危及国家税收，直接后果是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间接后果是丧失税收制度丧失公平性。
总之，避税是指纳税人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通过对生产经营活动及财务活动的安排以期达到纳税义务最小化的经济行为。由于避税的行为并不违法，所以在我国税收实践中，对避税并没有严格的法律界定和明确的法律责任，但对于纳税人利用税法漏洞和缺陷来人为减少税负支出的避税行为，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性的反避税措施，调整纳税人的财务结果并要求补缴税款。
避税形式多种多样，譬如原来我国对香皂征收消费税，因其属于护肤护发品系列，而肥皂则不属于此系列，所以不征消费税。对此有一厂商钻政策的空子生产了一种名为“阿尔贝斯皂”的介于肥皂和香皂之间的产品，这一做法显然带有避税倾向。在国际领域，避税最常见、最一般的手法是利用“避税港”（指一些无税收负担或税收负担极低的特殊区域）虚设经营机构或场所转移收入、转移利润，以及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转移收入和利润，实现避税。由于通常意义上的避税行为有悖税法精神，也可以说是对税法的歪曲或滥用，故世界上多数国家对这种行为采取不接受或拒绝的态度，一般针对较为突出的避税行为，通过单独制定政策或在有关税法中制定特别的约束性条款来加以反对。
（2）避税的分类。避税行为在经济领域普遍存在，从本质上讲，避税和税收筹划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避税则是从政府角度定义，侧重点在于回避纳税义务；而税收筹划只不过是从纳税人角度进行的界定，侧重点在于减轻税收负担。由于征纳双方立场不同，纳税人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在降低税收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和违法造成的税收处罚）而进行筹划的过程中会尽量利用现行税法，当然不排斥钻法律的空子或利用税法漏洞；而税务当局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贯彻立法精神，必然反对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但这种反对仅限于道义上的谴责，正如劳德·邓宁所说的那样：“避税可能合法，但不道德。”所以，只要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完善税法，就不能禁止纳税人在利益驱动下开展避税活动。根据避税活动的行为方式及其影响，可以把避税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灰色避税。它是通过改变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来达到少缴税款的行为，或者是企业会计核算和纳税处理中所反映的信息不符合经济事实。
第二，中性避税。它主要是利用现行税制中的税法漏洞或缺陷，或者是利用税收政策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差异性，通过对经济活动的周密策划和适当安排，从而将应税行为改变为非税行为，将高税负活动改变为低税负活动。比如，政府对白酒征收较高的消费税，于是纳税人就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多消费红酒或啤酒，这也算是一种避税。纳税人的这种改变消费行为的避税之举就属于中性避税，在法律上不受约束，在道德上也不受谴责。
“税法漏洞”是指所有导致税收失效、低效的政策条款。税法漏洞由于税制体系内部结构的不协调性或不完善性而难以避免，这些条款往往自身规定矛盾或在具体规定中忽视某个细小环节，抑或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和不确定性。缺陷性条款多表现在法律程序、定额税、转让定价及税收管辖权等方面，在国际税收领域，因各国利益及税收制度的诸多差异而广泛存在。
避税行为在实践中可能有一定的机会主义倾向，通常也会采取微妙的、狡猾的欺骗性形式。避税又与不完全信息联系在一起，信息不对称助长并强化了避税行为，避税极易走向扭曲、误导、模棱两可或混乱等故意行为。如灰色避税就带有典型的机会主义倾向，应该受到商业伦理的约束。而中性避税是纳税人的一种适应，是对税收环境的一种敏感反应，不仅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而且也与商业伦理并不相悖，是一种市场利益驱动下的正常行为。
市场经济是以制度为基础的法制经济，但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伦理基础，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靠伦理的力量，因为伦理会影响人类的行为方式。对于避税行为，存在着社会道德压力，而不仅是一种法律问题。避税行为是否触及伦理道德，不一而足，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与环境中来考察，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二、税收筹划实战方法
（一）税收筹划的战略思想
1．战略管理与税收筹划的关系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经济社会，战略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战略管理的本质是敏捷地识别和适应环境变化，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路径指南。税收筹划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成为战略管理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管理与税收筹划的关系极为密切，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
（1）战略管理决定着税收筹划
战略管理是首要的，税收筹划是为之服务的。税收筹划只有在战略管理的框架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税收筹划对企业战略管理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绝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2）战略管理涵盖税收筹划
战略管理是从宏观角度看待问题的，它关注的是企业整体，战略管理不仅考虑税收对企业的影响，还考虑其他非税因素对企业的影响。税收筹划是在战略管理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3）战略管理与税收筹划目标一致
战略管理和税收筹划有着共同的目标，即都是从企业整体利益出发，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税收筹划也明显带有长期战略的痕迹。
2．企业战略—税收筹划的导向
企业战略是一个企业为之奋斗的目标及其为达到目标而寻求的途径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没有企业战略，听任内部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则达不到资源配置与战略目标的整合效应。
在探讨企业战略与税收筹划的关系时，必须强调的是：企业战略是首要的，其次才是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只有在企业战略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当然，在某些条件下，税收筹划可能在确定企业战略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绝对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下面从多个角度分析：
（1）市场超越一切
当企业决定是否进入某个市场时，考虑最多的不是税收筹划，而是首先考虑这个市场的潜力如何，企业能否在短期内占领这个市场。比如，许多外国投资者在考虑投资中国时，其实看重的并不是中国优惠的税率、优厚的待遇，而是广大的消费市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优惠的税收待遇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但投资者有时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是很少考虑税收成本的，甚至有的投资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如扩大市场份额，击垮竞争对手，逃避政治经济风险以及获取一定的政治地位等，可能把投资由低税区转向高税区。
（2）税收筹划为企业战略服务
当企业决定是否进入某个产业时，考虑最多的也不是该行业能否享受税收优惠，而是主要考虑企业进入该行业后能否有长期的发展潜力。在决定是否进入某个行业时，企业首先要考虑清楚行业的供货方或原料提供者，即上游企业是一些什么性质的企业，与企业选择的厂址的相对位置如何；其次要考虑它的潜在市场在哪里？下游企业是一些什么性质的企业，处于垄断状态还是竞争状态呢？第三要考虑该行业的潜在进入者有哪些，构成的潜在威胁有多大？至于筹划节税问题，则应列在这些因素之后考虑。
（3）企业的战略目标决定了税收筹划的范围
企业在考虑采取某项经营活动时，往往不是从税收筹划的角度出发的，虽然税收筹划能够渗透企业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但它并不是企业的首要目标，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能够盈利，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收益，而不是能够少缴税款。因此，企业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虽然从税收筹划的角度来说可能是不划算的，但符合企业的战略目标。
3．税收筹划的战略管理方法
（1）税收链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税收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性质的税收，又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所得性质的税收，还有诸如房产税、印花税等其他性质的税收。如果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来看，其主要活动分为供应、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即企业先采购原材料，然后设计和研发产品，继而进行生产加工，最后再到市场上销售产品。所有这些环节都为创造价值或实现价值服务，因此从总体来看就构成了产品的价值链。在这条产品的价值链中，有一部分价值是以税收的形式流转的。企业所承担的税收，如果沿着价值流转方向观察，也形成了一个链条，即所谓的税收链。税收链如图1所示。
利用“税收链”有利于分析税收的形成过程与环节。对于企业来说，许多税收都是在流程中形成的，所谓税收的流程观其实也就是“税收链”的思想。
如果企业具有“税收链”的观念，就能够找到税收筹划的易胜之地，即与哪些利益相关者合作最有效，在哪个流程筹划最合适，筹划的空间最大。基于“税收链”的企业税收筹划战略，关键是企业在税收筹划时应该具有系统观念，从整体和全局出发，不能仅考虑某一类或几类利益相关者的税收利益，而应该视野更开阔，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税收利益。
“税收链”思想要求企业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看问题，不仅要考虑企业自身的税收情况，还要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易在整个“价值链”上的位置来考虑，照顾到利益相关者的纳税要求，这样才能真正利用“税收链”均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2）合作博弈—税收筹划的战略管理方法
合作博弈是税收筹划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合作，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并不是双方合谋、偷税骗税，对抗国家，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很多场合下可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
1）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企业之间或集团内部组织之间通过转让定价，实现利润的转移，将高税区的利润转移到低税区。
企业之间主要涉及以下六种合作：一是利用商品交易的筹划，如利用原材料、零部件及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的交易筹划；二是利用提供劳务的筹划；三是利用无形资产及特许权使用费的筹划；四是利用资产租赁业务的筹划；五是利用贷款业务的筹划；六是利用管理费用的筹划。
2）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博弈。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合作。按照一般的经营常识，商品最终总要销售给客户，因此企业与客户的合作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比如装修劳务，到底是由企业方还是客户方提供装修材料，这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再如住房出租业务，出租人与承租人在租金额度以及支付方式上也是可以进行合作的。双方的有效合作可以大大降低税负。
3）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合作博弈。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还具有一定的筹划空间，这就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创造了条件。由于税务机关征税本身是要花费成本的，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错综复杂，税务机关根本无法完全掌握企业的经营活动。这样，对于税务机关来说，详细地了解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并对每一项经营活动进行监控，就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如果企业能够主动与税务机关沟通、协商，就能够减少两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比如，涉及到转让定价时，要求企业与税务机关商议确定转让定价。
（二）税收筹划的风险思想
1．税收筹划的风险分析
纳税人设计税收筹划方案存在一定的风险，下面分析税收筹划风险的存在原因。
（1）税收筹划方案设计具有主观性
税收筹划方案的形式及其实施，完全取决于纳税人的主观判断，包括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与判断、对纳税活动的认识与判断等。通常，税收筹划方案操作成功的概率与纳税人的业务素质成正比关系。全面掌握税收、财务、会计、法律等方面的政策与技能，有相当的难度。因而，税收筹划方案的主观风险较大。
（2）税收筹划方案设计具有条件性
税收筹划方案设计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税收筹划方案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设计与确定的，并且也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实施的。方案的设计过程实际上就是纳税人根据自身生产经营情况，对财税政策的灵活运用，有时是利用政策的优惠条款，有时是利用政策的弹性空间。而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与财税政策等条件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税收筹划方案设计的风险也就不可避免了。
（3）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权利义务的不对称性
税务机关和纳税义务人都是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之一，其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由于主体双方是行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所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等，表现为税收征管法中赋予税务机关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在税收征管中“程序法优先于实体法”的规定，都可能造成纳税人设计的税收筹划方案存在操作风险。
（4）征纳双方对税收筹划方案认定的差异性
严格意义上的税收筹划方案应当具有合法性，纳税人应当根据法律要求和政策规定设计税收筹划方案。但是由于纳税人生产经营行为的特殊性，筹划方案究竟是不是符合税法规定，是否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筹划方案的认定。如果纳税人所设计的方案并不符合税法精神，诸如一些“打球”的做法，税务机关可能会视其为避税，甚至当做是逃避税收，那么纳税人会为此而遭受重大损失。
2．税收筹划方案的风险类型分析
税收筹划方案设计主要涉及两大风险：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税收政策变动的风险。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由于企业不能准确预测到经营方案的实现所带来的风险，实质上是一种简单的经营风险，即经营过程未实现预期结果而使筹划方案失效的风险。政策变动风险与税法的“刚性”有关，目前中国税收政策还处于频繁调整时期，这种政策变动风险不容忽视。
譬如，原来许多企业通过变相的“公费旅游”为雇员搞福利，导致税收大量流失，为弥补政策漏洞，税法对此明确规定，公费旅游及各种变相形式的公费旅游应按人均旅游费用计入工资薪金总额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一政策使得利用“公费旅游”的节税方法失效，如果纳税人在政策变化之后继续采用该税收筹划方案，则会导致税收筹划风险。
3．税收筹划风险管理
（1）税收筹划风险管理模式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指为避免风险的发生而拒绝某种行为或某一事件。风险规避是避免风险最彻底的方法，但其只能在相当窄的范围内应用。因为企业不能为规避风险而彻底放弃税收筹划方案。
2）风险控制。风险控制是指那些用以使风险程度和频率达到最小化的努力，风险控制在于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减轻风险损失的程度，包括风险防范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
3）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嫁给参与风险计划的其他人身上，一般通过合约的形式将风险转移，譬如纳税人可以与方案设计者签订最终方案风险责任约定以及其他形式的损失保险合约等风险转移合约。
4）风险保留。风险保留是风险融资的一种方法，是指遭遇风险的经济主体自我承担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风险保留的重心在于寻求和吸纳风险融资资金，但这取决于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一种是风险承担，在风险发生后承担损失，但可能因为须承担突如其来的巨大损失而面临财务问题；另一种是为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准备，在财务上预提风险准备金就是常用的办法之一。
（2）税收筹划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
1）密切关注财税政策的变化，建立税收信息资源库。税收筹划的关键是准确把握税收政策。但税收政策层次多，数量大，变化频繁，掌握起来非常困难。因此，笔者建议企业建立税收信息资源库，对适用的政策进行归类、整理、存档，并跟踪政策变化，灵活运用。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税收政策是设计筹划方案的基本前提，也是保证筹划方案质量的基础。
2）正确区分违法与合法的界限，树立正确的筹划观。依法纳税是纳税人的义务，而合理、合法地筹划涉税问题、科学安排收支，这也是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应树立正确的筹划观：税收筹划可以节税，但税收筹划不是万能的，其筹划空间和弹性是有限的。
3）综合衡量筹划方案，降低风险。一个好的筹划方案，应该合理、合法，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实施筹划方案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注意方案对整体税负的影响；实施过程还会增加纳税人的相关管理成本，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还要考虑战略规划、税收环境的变迁等风险隐藏因素。
4）保持筹划方案适度的灵活性。由于纳税人所处的经济环境千差万别，加之税收政策和税收筹划的主客观条件时刻处于变化之中，这就要求在税收筹划时，要根据纳税人具体的实际情况，制定纳税方案，并保持相当的灵活性，以便随着国家税制、税法、相关政策的改变及预期经济活动的变化随时调整项目投资，对筹划方案进行重新审查和评估，适时更新筹划内容，采取措施分散风险，趋利避害，保证税收筹划目标的实现。
5）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盲目照搬。税收筹划虽有一定的规律，但筹划方案设计并没有固定的套路，因为每个企业都是个性的，不存在最好的方案，只有最适合企业特征的方案。针对不同的问题，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注：
① 庄粉荣所著《实用税收策划》（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把税收筹划称为“税收策划”。
② 刘心一，刘从戎所著《税收规划—节税的原理、方法和策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把税收筹划称为“税收规划”。
③ 盖地所著《税务筹划》（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书名都明显体现“税务筹划”的称谓。
④ 黄凤羽、马蔡琛：《从“消极避税”到“阳光筹划”：中国税收法制化的路径选择》（天津财经大学2005年税务筹划教学研讨会交流论文）。
⑤ 张中秀所著《公司避税节税转嫁筹划》（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一书认为：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征税筹划。贺志东所著《征税筹划》，站到税务机关的角度，专门对征税筹划进行探讨。刘建民等所著《企业税收筹划理论与实务》认为，税收筹划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种是站在税收征管的角度进行的税收筹划；另一种是站在纳税人减少税收成本的角度进行的征税筹划。
⑥ 盖地：《税收筹划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探讨》（天津财经大学2005年MPACC税收筹划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⑦ 唐腾翔、唐向：《税收筹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4页。
⑧ 盖地：《税务筹划（修订第三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3页。
⑨ 邹国金：用“第三种眼光”看筹划，中国税务报“筹划周刊”2003年7月1日。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
一、税收筹划的含义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活动的事先筹划或安排进行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以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获得税收利益的合法行为。税收筹划主要是针对难以转嫁的所得税等直接税，通过合法地选择取得所得的时点，或是转移所得等方法使收入最小化、费用最大化，实现免除纳税义务、减少纳税义务，或是递延纳税义务等的目标。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减轻税负实现其财产收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措施，除了税收筹划以外，偷税同样能够实现减税的目的。尽管在减轻税负上有相同的目的，但是税收筹划不同于偷税。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1]如果纳税人有偷税行为，就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多种纳税方案（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是法律允许的，起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进行比较，按税负最轻择优选择，不仅符合纳税人的利益，也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是税法所鼓励与保障的。税收筹划和偷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税收筹划是合法行为，而偷税是违法行为。因此它们在税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进而法律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同，相应地它们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大相径庭。税收筹划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纳税人因税收筹划而增加自己的收益，而偷税是税法所严格禁止的行为，历来为税务机关严厉打击，纳税人因偷税所得不但会被依法没收，而且还会受到税务机关的经济处罚。
当然税收筹划并不是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都可以进行的。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税收筹划，就是因为尚不具备税收筹划的条件。一般来说，税收筹划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税收法治的完善。税收法治是实现了税收法律主义以及依法治税的一种状态，税收法治完善的基本前提是税收立法的完善，这是因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则一方面无法确定自己所进行的筹划是否属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纳税人往往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而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进行税收筹划。（2）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也是税收筹划的前提，因为税收筹划本身就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负从轻权的体现。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具备法定税收要素的人所作的强制征收，税收不是捐款，纳税人没有缴纳多于法律所规定的纳税义务的必要。纳税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税负最轻的行为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由法治国中“法不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对纳税人的权利都不承认或者不予重视，那么作为纳税人权利之一的税收筹划权当然也得不到保障。世界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而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也都是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的税收筹划之所以姗姗来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2]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与支持。
二、行政法治原则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税务机关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者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在行政法上征税被纳入秩序行政的范畴，秩序行政是在于维持社会之秩序、国家之安全及排除对公民和社会之危害，行政主体大都是采取限制公民自由权利行使的手段，也都使用公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干涉公民的基本权利，故亦称为干涉行政。[3]正因为征税这种侵益行政行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限制，就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法治的原则行事。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即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从于人民，因为法治的“法”反映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4]就税收法律关系而言，行政法治原则在税收领域就体现为税收法定主义，就是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5]税务机关在征税活动中，应当依法行政，严格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征税。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而言，行政法治原则会产生以下影响：
1.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都必须有组织法上的依据。[6]根据法律的规定，税务行政机关有权开展征收活动，其所有征收税款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而绝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为越权行事，不能得到法律承认的效果。按照法律的规定，除了税务机关，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没有权力征税。纳税人既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也可以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即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开展税收筹划。虽然税收筹划行为会减少国家的税收，但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以道德名义要求纳税人过多的承担纳税义务。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应避免道德判断。因为道德标准不是法律标准，道德规范不能等同于法律。道德标准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是立法机关的明文规定，虽然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与道德规范相脱离，不受道德规范左右。纳税是一种法律行为，与道德无关。虽然税收筹划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却不能因此判断税收筹划不合法。[7]因此只要法律没有作出禁止性的规定，纳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税收筹划。
2.根据法律优先的原则，法律是国家意志依法最强烈的表现形式，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国家意志依法优先于所有以其他形式表达的国家意志。[8]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判断，任何行政活动都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而且行政措施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法律对课税要素和课税程序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而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外作出对纳税人不利的行为，即使是最高税务机关也无权作出类似的规定。纳税人只应根据税法的明确要求负担其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纳税人不应承担其他义务。由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侧重点在于限制征税一方滥用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它要求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含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优惠规定也好，还是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也好，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所谓“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反映在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9]如果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制定专门的限制措施，而该措施和法律规定又是相冲突的，那么这种措施就是违法的，不能对纳税人产生约束力，纳税人只要采取法律规定的或者法律没有禁止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完全可以达到节税增收的目的。
3.国家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保护和法律救济。对于征税主体双方来说，所处的地位与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纳税人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着眼，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降低税收成本，减轻税收负担，也可能会利用现行税法的漏洞。而征税机关作为国家财政筹集部门，必然设法增加税收收入，反对纳税人税收筹划的行为，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过去我们从国家分配论出发，倾向于保证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而随着税收理念的转变，人们逐步认识到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虽然未明确载入我国法律，但在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这说明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之外的任何款项，都是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侵害。同理，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节约的税款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收入，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9]当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就税收筹划发生纠纷，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作出行政处罚后，如果纳税人不服，认为税务机关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有两种救济方式可供选择：（1）纳税人认为行政处罚违法或者不合理，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作出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由上一级机关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或者合理进行审查并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纳税人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且作出相应的裁判。如果纳税人先提起行政复议，而后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进行审查。
因此，只要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征税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尊重纳税人税收筹划的权利，并且由国家为纳税人提供及时的救济途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完全能够建立起和谐稳定的税收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1] 刘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77.
[2] 刘剑文。税收筹划：实现低税负的专业活动[j].中国税务，2004，（1）。
[3] 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
[4]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4.
[5] 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6]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130.
[7] 黄黎明。税收筹划及其法律问题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4）。
一、税收筹划的含义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活动的事先筹划或安排进行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以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获得税收利益的合法行为。税收筹划主要是针对难以转嫁的所得税等直接税，通过合法地选择取得所得的时点，或是转移所得等方法使收入最小化、费用最大化，实现免除纳税义务、减少纳税义务，或是递延纳税义务等的目标。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减轻税负实现其财产收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措施，除了税收筹划以外，偷税同样能够实现减税的目的。尽管在减轻税负上有相同的目的，但是税收筹划不同于偷税。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1]如果纳税人有偷税行为，就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多种纳税方案（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是法律允许的，起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进行比较，按税负最轻择优选择，不仅符合纳税人的利益，也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是税法所鼓励与保障的。税收筹划和偷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税收筹划是合法行为，而偷税是违法行为。因此它们在税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进而法律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同，相应地它们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大相径庭。税收筹划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纳税人因税收筹划而增加自己的收益，而偷税是税法所严格禁止的行为，历来为税务机关严厉打击，纳税人因偷税所得不但会被依法没收，而且还会受到税务机关的经济处罚。
当然税收筹划并不是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都可以进行的。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税收筹划，就是因为尚不具备税收筹划的条件。一般来说，税收筹划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税收法治的完善。税收法治是实现了税收法律主义以及依法治税的一种状态，税收法治完善的基本前提是税收立法的完善，这是因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则一方面无法确定自己所进行的筹划是否属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纳税人往往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而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进行税收筹划。（2）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也是税收筹划的前提，因为税收筹划本身就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负从轻权的体现。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具备法定税收要素的人所作的强制征收，税收不是捐款，纳税人没有缴纳多于法律所规定的纳税义务的必要。纳税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税负最轻的行为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由法治国中“法不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对纳税人的权利都不承认或者不予重视，那么作为纳税人权利之一的税收筹划权当然也得不到保障。世界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而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也都是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的税收筹划之所以姗姗来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2]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与支持。
二、行政法治原则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税务机关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者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在行政法上征税被纳入秩序行政的范畴，秩序行政是在于维持社会之秩序、国家之安全及排除对公民和社会之危害，行政主体大都是采取限制公民自由权利行使的手段，也都使用公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干涉公民的基本权利，故亦称为干涉行政。[3]正因为征税这种侵益行政行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限制，就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法治的原则行事。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即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从于人民，因为法治的“法”反映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4]就税收法律关系而言，行政法治原则在税收领域就体现为税收法定主义，就是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5]税务机关在征税活动中，应当依法行政，严格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征税。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而言，行政法治原则会产生以下影响：
1.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都必须有组织法上的依据。[6]根据法律的规定，税务行政机关有权开展征收活动，其所有征收税款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而绝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为越权行事，不能得到法律承认的效果。按照法律的规定，除了税务机关，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没有权力征税。纳税人既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也可以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即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开展税收筹划。虽然税收筹划行为会减少国家的税收，但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以道德名义要求纳税人过多的承担纳税义务。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应避免道德判断。因为道德标准不是法律标准，道德规范不能等同于法律。道德标准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是立法机关的明文规定，虽然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与道德规范相脱离，不受道德规范左右。纳税是一种法律行为，与道德无关。虽然税收筹划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却不能因此判断税收筹划不合法。[7]因此只要法律没有作出禁止性的规定，纳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税收筹划。
2.根据法律优先的原则，法律是国家意志依法最强烈的表现形式，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国家意志依法优先于所有以其他形式表达的国家意志。[8]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判断，任何行政活动都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而且行政措施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法律对课税要素和课税程序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而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外作出对纳税人不利的行为，即使是最高税务机关也无权作出类似的规定。纳税人只应根据税法的明确要求负担其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纳税人不应承担其他义务。由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侧重点在于限制征税一方滥用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它要求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含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优惠规定也好，还是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也好，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所谓“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反映在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9]如果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制定专门的限制措施，而该措施和法律规定又是相冲突的，那么这种措施就是违法的，不能对纳税人产生约束力，纳税人只要采取法律规定的或者法律没有禁止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完全可以达到节税增收的目的。
3.国家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保护和法律救济。对于征税主体双方来说，所处的地位与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纳税人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着眼，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降低税收成本，减轻税收负担，也可能会利用现行税法的漏洞。而征税机关作为国家财政筹集部门，必然设法增加税收收入，反对纳税人税收筹划的行为，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过去我们从国家分配论出发，倾向于保证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而随着税收理念的转变，人们逐步认识到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虽然未明确载入我国法律，但在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这说明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之外的任何款项，都是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侵害。同理，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节约的税款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收入，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9]当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就税收筹划发生纠纷，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作出行政处罚后，如果纳税人不服，认为税务机关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有两种救济方式可供选择：（1）纳税人认为行政处罚违法或者不合理，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作出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由上一级机关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或者合理进行审查并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纳税人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且作出相应的裁判。如果纳税人先提起行政复议，而后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进行审查。
因此，只要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征税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尊重纳税人税收筹划的权利，并且由国家为纳税人提供及时的救济途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完全能够建立起和谐稳定的税收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1] 刘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77.
[2] 刘剑文。税收筹划：实现低税负的专业活动[j].中国税务，2004，（1）。
[3] 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
[4]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4.
[5] 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6]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130.
[7] 黄黎明。税收筹划及其法律问题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