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职业健康安全；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协同规制
中图分类号：F406.8;F241.2;D0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01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王 忠等：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与职业健康安全规制
一、引 言
劳动力要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劳动力产权的利用与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产权制度的设计与运用又是职业健康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制度基础。国内目前针对职业健康安全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从劳动力产权的角度来研究职业健康安全问题的成果更是缺乏。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健康安全的经济贡献率,经济产出水平与生产安全关系的实证研究，劳动力产权的形态与归属以及劳动力产权的实现形式等方面。从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来讲，职业健康安全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尝试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问题。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职业健康安全被视为是劳动力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对经济增长具有相互协同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我们就需要从政治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和管制经济理论出发，对影响职业健康安全供给的劳动力产权问题和规制政策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从产权改革和协同规制的角度提出解决的方案。
二、一个产权要素的分析框架
产权，是西方契约社会有效运转的制度基础，它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表现，它既可以是对物质资本（如，房屋产权）也可以是对非物质资本（如，知识产权）的占有与支配。德姆塞茨把产权定义为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当权利规定发生变化时，人们的行为也往往会发生变化\[1\]。在产权理论看来，产权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形成与他人进行市场交易的合理预期，并以此提高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之间自由交往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运行规则是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它会影响到市场运行的效率，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市场交换活动的安全。按照巴泽尔的观点，产权的界定不可能是完整的，因为完全界定产权的成本太高。因而，产权的不完整便形成了该项权利的“公共领域”\[2\]，那么，类似职业健康安全这样的问题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因健康和安全产权的模糊而引起的“公共领域”治理的问题。产权界定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既可由正式制度安排即政府和法律的规定来界定产权；也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来界定产权。前者是借助国家公权对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外在干预，如国家所有制对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而后者是借助个体自身力量对个体权益的私人捍卫，它取决于捍卫的结果对个体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如果预期收益大，捍卫的努力程度就强；反之则弱。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产权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劳动力产权；另一种是物质资本产权。这两种产权形态都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劳动力产权要素和物质资本产权要素关系的演进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实质，即是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3\]。在对人的依赖阶段，单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存在，人们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必须将具有个体属性的劳动力产权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自然的风险和外在的威胁，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劳动力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稀缺性，只有通过劳动力之间的相互联合才可以解决个人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而毫不相干的人之间基于对物质的占有或交换形成了社会交往的行为关系，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资本要素”的占有权和处置权具有稀缺性，通过物质资本之间的交换配置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利用。在自由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又回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形式上，“劳动力要素”中的“收益权”具有稀缺性，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幸福感受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社会阶段，如，中级或高级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劳动力产权是社会价值创造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要素。劳动力产权是基于劳动者全部生产要素而形成的一系列权利关系，它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与发展权等\[4\]。劳动力产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其权利主张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生产力水平，这一点同时也是不同经济社会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逻辑基础。职业健康安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交换所能实现的健康安全收益，是劳动力收益权和发展权的具体体现。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恶化会降低劳动者对劳动的供给和边际产出，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合乎逻辑的判断应该是，经济增长应平等考虑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因为这两者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资本、劳动、技术”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力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是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不能创造价值；同时，没有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价值也无法实现。”\[5\]我们这里将生产资料要素与物质资本要素进行了概念的类化，实质上都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要素。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我们逻辑的判断相隔甚远，人们已经根深蒂固地把具有经济价值的有形物（如土地、货币等）和某些无形物（如商标、专利等）看作是产权，现有的和曾经出现过的一切社会制度法律都没有把人的劳动力当作产权来对待。
劳动力产权的残缺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伤害的制度根源。随着资本产权的发展壮大，劳动力产权的残缺不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之间最终会出现强资本产权而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结构\[6\]，并进而发展演变为“资本雇佣劳动”与“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契约结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实质上反映了这种契约关系中劳动力市场平等交换掩盖下的资本产权与劳动力产权之间权利不平等的实际情况，论证了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占有剩余劳动，原因在于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劳动者在理性资本面前几乎不可能具有劳动契约签定和退出的自由，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不足。在正式的劳动力产权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较强，它则可以与雇主建立有利于其个体的契约安排；而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不足，劳动者便失去了与资本产权或雇主进行谈判博弈的能力，劳动者的权益受损问题则不可避免。
三、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产权逻辑
按管制经济学的理论，职业健康安全的规制是基于职业健康安全的市场失灵，劳动交换的过程中广泛存在着作业场所风险和职业伤害外溢等问题，前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内部性问题，而后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问题\[7\]。无论其在劳动交换过程中是发生内部性问题还是发生外部性问题，其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产权的问题，反映了劳动者所遭受到的额外损失或外在成本，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和内部性问题都可以放在统一的产权分析框架之内，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劳动力产权界定的不明晰所引起的“公地悲剧”，雇主或生产厂商随意侵犯或剥夺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权利，让“资本雇用劳动”成为嗜血的工具。当然，产权的归属有两种极端形式：一种是共有制形式，即产权由所有成员共同所有，各成员将权利联合起来交由共同体（如，国家）来实施\[8\]；另一种是私有制形式，即共同体将产权界定给私人所有，并承认其所有者享有排斥他人行使该产权的权利，由所有者在私法保护下自由实施。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这类劳动力产权而言，其产权到底是属于公共所有还是属于私人所有？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所有”？如何界定职业健康安全的产权属性便成为我们进行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制度基础。
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从内容层次上来讲，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共同性产权，二是个性化产权。对于共同性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它是对劳动者为使生命延续而拥有的劳动权与使生命具有意义而拥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权的体现。洛克曾指出，人“没有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的自由”，“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9\]。因此，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拥有何种权利，我们都不能损害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共同性产权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应采取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实施供给，以实现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整体主义的价值正义和社会公平。而对于个性化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是劳动者基于个人收入、地区差异、工作差异、身份差异等众多原因而衍生出来的更高层次权利的体现，它反映了劳动者个性化的需求。因此，这些个性化的健康安全权利在性质上向私人物品靠近，但仍是公共物品，只是与纯粹的公共物品相比，它又具有了一定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个性化产权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其供给方式不能完全按照纯公共物品由公共部门无偿提供的方式，因为它还体现了部分劳动者对职业健康安全的特殊需求，这种产权特征决定了国家公权力依靠税收无偿供给的不公平。因此，应采用混合制的供给方式，主张私人供给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形式。
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手段而言，我们不管是选择政府管制，还是应该选择自由市场或者两者皆有的手段，它都体现了我们对劳动力产权保护的价值取向。科斯于1960年提出，针对职业健康安全的最佳公共政策是那种能够创设明晰、确凿及可让渡的且受私法保护的产权政策，私人谈判、私法执行都可以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有效措施。虽然私人谈判、私法执行也是有成本的，但这类成本可以在较为清晰明确的产权体系的安排下得以内化。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管制主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决定谁来进行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它体现了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效率性和经济性的价值取向\[10\]。而在随后的管制经济理论中，职业健康安全市场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雇主比劳动者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如对工作环境、工作风险等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劳动者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劳动者在与雇主订立劳动合约时常常成为被欺骗的对象，使得劳动者对劳动过程中职业伤害事件发生性的真实概率的了解处于劣势地位，而劳动者若需要通过自我搜寻的过程来获取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充分信息，则又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等等，劳动者需要权衡信息的“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并最终会在信息相对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职业劳动的交换行为。因此，劳动力产权的有效实现则依赖于政府管制的保护，它体现了对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公平性和社会性的价值取向。
职业健康安全与普通物品不同，它不能分割到适应于私有制的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劳动力产权的完整，政府也许可以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去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等问题，但通过政府干预所建立的管制机制，却并不能解决劳动力产权配置的效率性和经济性问题，同时也无法解决个性化产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问题。正如波斯纳所言“只要是因为排他性产权无法解决冲突性（或竞争性）使用的问题，其产权界定就永远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非排他性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形成产权的“公共领域”，导致该产权的“公地灾难”。因此，对于劳动力产权而言，因“公共领域”而形成的模糊产权便成为政府对其进行管制的前提。而按照波斯纳给出的方案，模糊产权的冲突性使用问题可以通过财产法和民法的途径来加以解决，前者可将使用权转让给最能有效利用资源的团体，而后者则可使使用者承担义务\[7\]。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产权逐渐呈现出共同性与个体性的差异。共同性产权是基本人权的体现，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通过建立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应对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公平性和社会性；而个体性产权是个性化需求的体现，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建立相对明晰的个性化产权制度，让私权主体之间自由博弈相互调适，以形成有助于职业健康安全伤害成本消散的内部市场来应对健康安全保护的经济性和效率性。
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产权分析
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按现有经济发展理论，国家经济的发展须经历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三个阶段\[11\]，而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也会经历从低到高再到低的“抛物线”的演进过程。这意味着职业健康安全效益的改进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前将不断恶化，在中期阶段会出现“拐点”，而在中期阶段以后，伴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职业健康安全状况将不断得到改进。当然，这只是我们一种经验判断上的假说，我们还需对波动出现的时间、形态进行实证检验，当然我们还希望这种经验判断是可以被证伪的，同时，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波动效应会在中国发生。因此，我们急需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即职业伤害从高发到低发的转折，究竟是因为经济增长中某些内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生产要素的结构变动），还是因为某些外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政府规制）？如果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劳动力产权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其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规制改革来成功跨越这一假说所揭示的波动“拐点”？另外，如果外生性的政府规制机制能够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产生影响的话，其具体的规制政策又应该是怎样的？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从分析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实现条件入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综合利用的结果，两者间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决定不同经济阶段所采取的不同产业模式的主要原因，而不同的产业模式或产业结构又是影响和制约职业健康安全的根源性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高风险特性的资本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安全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概率则较大；而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技术性、服务性特性的消费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的概率则较小，职业伤害事件发生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弱。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劳动要素的供给也将随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出现由粗放型供给到集约型供给的转变，劳动生产将从高风险、高强度的重工业逐渐转向技术型、服务型的服务业，职业健康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将渐次降低。因此，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性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并进而引致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从职业健康安全倒U型曲线“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来看，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及其政府规制是实现其“拐点”转折的充分条件。劳动力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规制确权是劳动力供求双方进行自由博弈的制度基础，他们之间具体的责、权、利关系都可以通过各行为主体间的自由谈判或外在的政府规制来确定，劳动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非对称性信息、负外部性等问题都能够在双方合意的产权契约中得以解决。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者劳动技能低下，劳动者捍卫自身劳动权利的谈判能力不足等现象时，劳动者便失去了与雇主在订立劳动契约中保障其职业健康安全权益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劳动力市场的契约机制便无法自发形成对劳动力产权的保护，从而形成强资本产权与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产权结构。在此产权结构中，资本要素便具有了剥夺劳动者权益的合理动能，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内生性的市场环境。当政府在寻求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对劳动力产权进行保护时，若规制机制存在制度缺失、规制不足以及政策低效等问题，职业伤害的广度和深度都将较大幅度地提升，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出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等特征，而这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外生性的制度环境。
中国正处于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职业健康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年均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单位GDP死亡人数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伤亡水平\[12\]。按前所述，导致这样一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则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都是围绕物资资本要素而展开的，对劳动力要素进行的产权改革还未开始。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物质财产得到了充分实现，劳动力产权没有或者只是部分得到了实现，国家产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基于企业低效率而形成的以物质财产产权为主导的单一产权制度，国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政治意志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国人口众多，大量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和工业领域转移，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足又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农村劳动人口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毫无竞争优势，工作选择性小，只能选择脏、苦、累、毒的职业安全风险大的行业，劳动力供给有限过剩和劳动者进行个体权利捍卫的谈判能力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内在原因。另外，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偏在问题普遍存在，劳动力产权的责、权、利关系并未形成清晰的界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伤害的频繁发生也就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
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劳动力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又是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因此，一个社会劳动力产权的实现方式不能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它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均衡，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13\]。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引起的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实质上是对特定阶段生产关系的一种体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国家对产权的改革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首先是通过国家所有制的管制形式实现了生活资料异常匮乏的自然经济形态向物质供给日渐充足的商品经济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家面对市场发展的严重不足，通过实行干预程度最深，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完成了国家公权对社会生产所赖以需要的生产资料的配置，其间职业伤害事件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波动，资本产权和劳动力产权尚未出现变革的需求。其次，伴随商品供给的不断丰富，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国家单一所有的公有制形式逐渐演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资本产权逐渐明晰，市场效率不断提高，但其间职业伤害事件频发，社会逐渐出现资本产权强与劳动力产权弱的等级产权结构。劳动力产权的保护在国家优先经济发展的战略下，不断受到经济理性的越界干扰和损害。
五、中国职业健康安全协同规制的应对策略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面临着两种低效率：一是源于政府规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管制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另一个是源于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捍卫自身权利的能力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这两种低效率本质上并非彼此孤立，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最终导致了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管制失灵和市场失灵。这两种低效率同时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潜在风险，即物质资本产权的过分张扬与劳动力产权的制度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剧烈分化，并进而撕裂社会系统的均衡，社会系统的失衡然后又会传导至政治市场，造成政治市场的失衡，并最终形成对国家现代化的阻碍。那么，对于中国职业健康安全所存在的这样一种低效率，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制度的重塑，并尽可能充分发挥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在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中所起的应有作用呢？
通常来讲，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对劳动力产权中的“模糊领域”进行清晰界定，并建立一种能有效促进劳动者与雇主之间通过自由谈判来订立劳动契约的产权规制机制，为劳动契约的产权纠纷和自我裁决提供外生性的制度环境；二是通过对经济增长中具有高风险性的重工业、采掘业及建筑业等产业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性规制机制，并配合运用职业健康安全社会性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形成产业进入的壁垒，为职业健康安全的改进提供内生性的市场环境。我们知道，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和政府规制是实现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拐点”时间和“拐点”形态进行有效调节的外在性条件，也是成功跨越其“拐点”的关键所在；产业结构的规制与变动是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发生的内在性条件\[14\]。因此，对于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治理需要综合运用针对劳动力产权的社会性规制和针对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性规制来加以应对。这就需要我们平等看待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避免出现前强后弱的等级产权结构，以大体实现经济增长中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对比中我们发现，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有效实现的形式具有多样性、权变性和可塑性等特征。从多样性的角度而言，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方式方法方面，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如英国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问题上倾向于以合作为本，强调政府、工会、雇主、劳动者之间对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共同责任；而美国则倾向于以法令为本，崇尚构建以私人保险为核心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机制，由市场的力量自发调节对健康安全产权的保护，政府的管制只是有限参与，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放任政策的特点\[15\]。从权变性的角度而言，西方国家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策略受到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其政策主张经历了由经济自由主义到社会自由主义的转变。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并希望缩小政府干预的规模；而社会自由主义则强调社会机会的均衡，希望扩大政府干预的规模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造成的后果，对经济、社会进行适当调节，以保证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从可塑性的角度而言，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可通过对权益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目标解析来寻求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与辅管制等手段的协调运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其规制效率因手段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如瑞典鼓励劳动者与利益集团进行广泛的集体谈判和跨阶层合作，并配有辅的运行机制。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物质要素累积的外生型经济增长模式到劳动力要素累积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的转变之中，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增强。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它还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但是，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关系，经济增长既会造成对职业健康安全的伤害，同时也会带来劳动者的经济性收益。因此，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目标取决于我们实现劳动力产权经济性收益与社会性（或安全性）收益的均衡。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治理的目标是众多目标间的总体均衡，最小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失衡风险，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又有赖于社会“产权制度”或 “权利秩序”的动态优化。然而，最小化或最大化并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各制度、环境、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对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也不是没有利益冲突，它需要将不同系统间基于职业健康安全保护而产生的权利冲突或利益分化限定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需要以劳动力产权制度的改革为前提，解决经济增长引起的社会失衡等问题，这是实现从低效的政府干预到高效的多元互动转变的关键所在。
中国劳动力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实现应寻求劳动力市场中利益主体间的多元互动，并进而构建一种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维一体”的协同规制机制，这样一种机制应是体现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方参与、协商共管的社会共责机制，并以此取代政府主导型的职业健康安全管制模式。同时，理想状态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应试图改变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正式制度和单向威权来界定职业健康安全产权（或秩序）的方式，着眼于劳动力产权主体间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适应。协同规制的真正要义在于通过政府规制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确立劳动力产权主体与物质资本产权主体之间进行自由博弈和相互协调的外生性环境，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可以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政治系统之间自由灵活地相互调适，实现多元互动，将职业伤害的系统风险和成本予以内化。
借助美国学者黑夫兰对规制手段的分类\[16\]，我们可以对中国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三类划分：经济的、社会的和辅助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有效实现应寻求这三种手段的综合利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所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首先，从经济性规制而言，应对第二产业中产业规模小，集中度低，安全技术水平不足的生产厂商加以限制形成进入壁垒，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生产厂商实行价格处罚措施，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实行价格补贴，使单个生产厂商对职业健康安全的边际成本投入符合社会福利帕累托改进的原则，降低职业健康安全的劳作风险。其次，从社会性规制而言，应对劳动力产权所存在的负内部性问题，建立一种职业风险的信息公开制度，并对《职业健康安全法》（中国称为《职业病防治法》和《生产安全法》）、《劳动法》、《刑法》、《民法》等公法与私法保护机制进行调整，促进劳动者、生产厂商和政府规制主体之间就产权契约的订立进行自由博弈，以实现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平与正义。再次，从辅规制而言，政府规制者并非是天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者，他们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博弈者，他们也有可能被特殊的理性资本或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表现出弱化规制的行为。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社会性规制还需要借助并加强对政府规制的执法监督，通过健全职业健康安全评估机构，自律性行业协会，职业健康安全资信管理组织，公正和仲裁组织以及职业健康安全资质认证机构等辅组织，从而促进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民参与和程序正义，并努力使这些辅的力量摆脱国家规制部门意志的左右，以体现多元社会的共责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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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健康企业；工作环境；职业病；劳动保护；职工健康
自“健康企业”创建活动实施以来，三友集团以增强广大职工健康意识、提高健康水平为目标，以为职工办好事实事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营造健康有益、积极向上的生活环境和作业环境，职工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健康理念不断深入，促进了企业和谐健康发展。集团先后荣获“全国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七次获得“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等荣誉称号。
一、领导重视，职工受益
“健康企业”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广大劳动者“体面劳动、体面生活”。企业领导高度重视，以完善的机制为创建活动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一是严格落实国家及上级部门相关规定，为企业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三友集团始终把职工利益想在前头，把职工健康放在首位，始终坚持把安全生产、节能减排作为头号工程强化落实。董事长、党委书记么志义同志先后提出“注重提高职工健康素养”、“健康工作40年”、“决不能拿职工健康换利润”等治企理念。集团按照市总要求成立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各部门协调联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所属各公司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配备了精干的管理人员，形成了集团、公司、车间共同参与的三级管理网络。
二是大力改善生产环境，提高职工工作舒适度。三友集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大力开展环境治理工作，使曾经的盐碱荒滩变成今天的工业乐园。职工食堂宽敞明亮，对一线倒班职工实行免费就餐，每年补贴800万元。投资上亿元用于改善生产作业环境，85%的生产岗位安装了空调，配备了洗衣机、微波炉等。投资560万元兴建了休闲广场、音乐喷泉、健身场所于一体的三友公园，营造了企业和谐的发展环境。
三是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文化活动，提高职工生活幸福感。成立文体协会，投入60万元开展文化活动。按照“工会主导、协会承办、骨干支撑、全员参与”的原则，坚持日常协会活动与重大节日活动并举，文艺演出与体育交流共进，室内活动与广场娱乐共融，分类别、按档次、适需求组织文体活动，形成了协会组织网络，开创了协会活动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良好局面。
二、多措并举，合力推进
职工健康是企业健康的基础。三友集团坚持“重管理、重活动、重引导”的原则，以严密的措施推动创建活动真正取得实效。
一是重管理，集团各部门合力推进。三友集团在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的坚强领导下，分清职责，明确任务，为职工提供了一套完善的健康管理。集团工会每三年代表职工与企业行政签订《劳动安全卫生协议书》，建立了职业病防治和职工健康档案。按时发放劳保用品和特殊工种防护用品，定期组织工会主席、职工代表等进行专项巡视调研，查找危害职工健康的各类隐患，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二是重活动，为职工提供健康服务。充分利用广播、报纸、电视等载体，广泛宣传健康理念，培育职工健康行为。每年组织职工进行健康体检，对女职工进行妇科普查，并办理安康六癌保险；对新招收的职工进行全面健康检查；坚持组织“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培训班，邀请业内人士为职工授课，讲解劳动保护等相关知识；定期邀请医学权威组织职工健康讲座、防暑降温知识讲座和女工专项健康讲座；每年组织劳动保护知识答题、演讲比赛及应急预案的演练；将职业病防控工作纳入集团年度培训计划，由集团培训中心组织实施。
三是重引导，注重对职工的心理辅导。注重职工心理健康，加强对职工的心理辅导。利用群众工作室工作优势，选派具有一定心理辅导资格的人员负责职工心理疏导，另设职工倾诉热线及意见箱。建立健全了三项工作制度，一是集团、公司、车间、班组四级联络员制度，二是“询—理—沟—化—访”五步问题处理制度，三是工作人员包片包案制度。工作室由集团党政部门齐抓共管，为职工提供最直接的心理辅导，共同建设身心健康、发展全面的新型职工队伍。
三、统筹兼顾，优势整合
健康企业创建活动是复杂的综合工程，内容涉及方方面面。集团统筹兼顾，利用各项活动优势，做到三个结合，保障创建活动实现共创共建。
一是与安康杯竞赛相结合。三友集团每年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部署班组安全培训、“十个一”等各项活动。集团安全生产部、工会、保卫部三个部门联合，每季度组织一次综合联查活动。检查组深入到生产一线班组和岗位，从劳保用品穿戴到防护用品的使用操作，现场标示到基础台账等进行全面检查，对查处的隐患限期整改；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公司针对重点危险源组织应急演练，提高操作人员救护与自救的实战能力。通过安康杯竞赛，各单位坚持安全生产电视培训活动，组织安全漫画、安全格言创作等各项活动，职工的安全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全面提升。
二是与技术创新工作相结合。“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小建议、小设计”是三友集团工会为职工量身定做的创新舞台。自2003年启动活动以来，广大职工围绕环境改善、节能减排、劳动保护等方面研发制作了“五小”成果。其中纯碱公司石灰工序加装除尘系统，既解决了环境问题，保护了职工的身心健康，又缓冲了公司的生产压力，为国内纯碱行业首创。集团公司投资3.5亿元实施的浓海水综合利用项目，创新了传统的纯碱生产工艺，每年节约水资源700万立方米，使循环经济从集团内部扩展到曹妃甸地区，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集团作为全国千家节能企业和河北省“双三十”单位重点节能减排企业之一，获得省2010年“双三十”节能减排目标考核优秀单位，获得40万元节能减排奖励资金。
职业安全健康预防文化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估算，全球每年有超过230万男女工人因为职业伤害或疾病而丧失工作能力，其中超过35万例死亡案例是由致命事故所致，将近200万例死亡案例源于与工作有关的致命疾病。同时，每年有3亿1 300万起非致命性事故与工作有关。而这些事故会导致全球GDP中4%的损失（约2万8 000亿美元）。
“体面的劳动”，必须是“安全的劳动”。因此，国际劳工组织（ILO）及其成员国必须成为提倡工作安全健康的领军国家。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创始成员国和理事会常任政府理事。迄今中国政府共批准了25项国际劳工公约，包括4个核心公约，即《同工同酬公约》《最低就业年龄公约》《禁止童工劳动公约》《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
今年“世界安全生产与健康日”的主题，目的是倡导世界各国政府、雇主和工人及其组织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建设国家预防性安全与健康文化，促进实现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境，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国际劳工组织（ILO）在职业安全健康（OSH）领域的基本原则，都包括在1981年《职业安全健康公约》（155号）（以下简称“第155号公约”）、1985年《职业健康设施公约》（161号）、以及2006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框架公约》（187号）（以下简称“第187号公约”）中。
一个国家的职业安全健康文化，意味着社会各个层面都尊重公民享有在安全健康环境下工作的权利；意味着通过一套明确权力、责任和义务的体系，使政府、雇主以及工人都积极参与到保障安全健康工作环境的努力中来；意味着事前预防原则享有最高的优先权。
中国预防性安全监察实践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四司副司长尚文启，在会上介绍了中国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工作开展的情况。他指出，隐患排查治理是安全生产最基础、最源头、最重要的预防性工作，能够促进预防性安全监察。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是一套动态、实时管理安全生产隐患的工作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功能模块组成系统平台，企业注册登记信息，隐患排查治理标准，排查治理隐患数据以及考核制度办法。
据尚文启介绍，我国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不断深化试点示范，2012年，实现10个示范地区联网共享；2013年，推动全国建设52个示范地区；2014年深化7个地区和3家央企试点；今年，拟在10余个地区扩大试点。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实践应用，实现了实施差异化监管，预防性安全监察的目标。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是技术性很强的一项工作，通过购买服务，邀请技术专家排查隐患，可发挥技术支持作用。浙江省安全监管局副局长徐洪军在会议上分享了浙江省探索开展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做好预防性安全监察工作的经验：一是试点先行，在危化品、矿山等高危行业探索尝试安全生产服务外包工作，逐步由高危企业集聚的开发区向小微企业集中的县区延伸；二是抓好指导，加强社会化服务工作组织领导；三是规范要求，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反向约束倒逼企业主动寻求专业服务，正向激励引导企业、中介机构参与社会化服务；四是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服务模式，积极尝试探索安全生产协作互助、行业协会（商会）自治、保险（金融）业参与管理等多种模式；五是创新举措，构建利于社会化服务发展的长效机制，开发建设全省统一的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信息平台和专家库，严格落实服务过程效果评估制度。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监察司副司长胡海军介绍，煤矿安全监察是一种“事前预防型”的行政执法。煤矿安全监察执法以事前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将监察执法的关口前移，积极干预，源头控制。具体做法包括：抓建设项目“三同时”（建设工程的安全设施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监察，抓矿井、采区设计监察，抓科研机构资质和科研过程监察，抓煤矿开拓部署和采掘布局、接续监察，抓企业隐患排查治理监察，抓监察执法方式方法创新。
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工作必须有计划开展。在研讨会上，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徽煤矿安全监察局的代表分享了监察执法计划的制定与评估经验。四川省安全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代表则提出了在基层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安全监察执法强制措施授权不够；有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尚未纳入政府行政执法机构；监管模式缺乏科学、规范的顶层设计，监管体系缺乏正激励机制；监察执法保障水平低下，监管力度不统一，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有待普及和深化等。
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和借鉴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局长德梅尔，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分析了职业安全健康预防文化体系内劳动监察的角色。劳动监察是一项国家职能（1947年《（工商业）劳动监察公约》（81号），以下简称“第81号公约”），要依照法律保护工人，要能够保护遵章守纪的雇主免受非法雇主侵害。劳动监察具体内容包括职业安全监察、职业健康监察以及其他作业条件监察（工资、工时、女工孕产、使用童工等）。
德梅尔指出，安全监察是职业安全健康工作的重要部分。职业安全健康的内涵不断变化，其沿革分为三个阶段：法规，职业安全健康=行为个体根据法律要求而遵守法规的约束；管理，职业安全健康=中层管理人员的职责；文化，职业安全健康=集体责任，建立在领导者有意无意培植的共有价值观之上。相应地，安全监察的角色承担者也在发生调整：从执法人员到执法者、建议者、解决问题的人，再到体系之内合作各方的一部分、鉴定守法情况、体系各方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桥梁。他认为正如市场使得经济活动多样化，安全监察部门的介入方式也应当多样化，应当赋予企业经营者以自由裁量权，引导企业自主安保的行为，而非扼杀之。根据第81号公约、第155号公约、1988年《建筑业安全卫生公约》（167号）建议书、2011年《关于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189号）建议书等，结合国际上的实践案例，他提出了十条建议：关注遵章守纪；制裁“有能力，不作为”者；制定中小企业政策；创造性地获取资源；构建伙伴关系；干预手段多样化；适当地以赏代罚；要求进行风险评估；转变为市场化心态；不要只记录死亡数据等。
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局职业安全与健康专家英格丽・克里斯滕森指出，职业安全与健康领域的预防文化不仅是单一的有关组织和工作场所的文化，而且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安全与健康预防文化。首要任务就是确定预防原则，文化元素包括职责分工，风险管理，一套有效的劳动/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体系，为中小企业职业安全与健康提供服务，将职业安全健康纳入教育体系等。培养安全健康预防文化，她建议应邀请所有人参加到预防性文化中来，包括非正式经济体、企业的工人等；维持和拓展现有合作关系，但同时要拓展和探索其他合作伙伴，如媒体；使用社交媒体；在关注安全同时，更加注重职业安全健康层面；多项世界范围内措施――事实及审查手段选择和使用等。
另外，英格丽讲到，战略性安全监察在实现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场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多渠道的信息和情报制定战略性计划；建立起一套重要并且适用的监察手段；根据需要来建立组织结构、人员配备以及监察手段；监察方法要简单和务实――重点放在高风险领域；鼓励雇主和工人参与；后续跟踪。
在研讨会上，国际劳工组织总部治理与三方司专家朱常有建议，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服务，促进企业合规防控风险能力。劳动监察具有预防职能，在1970年《船员起居舱室（补充条款）公约》（133号）建议书、1969年《（农业）劳动监察公约》（129号）、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ILO）“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导则”等条文中都有所体现，是劳动行政体系的重要部分。结合国情，根据第81号公约的相关规定，可以改进中国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他建议：制定《职业安全健康法》，同时制定《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条例》；成立职业安全健康监察局，实现监察工作的“三化”（机构标准化、人员专业化和工作现代化）；执法与服务并重，采用危险识别、风险评估与控制的系统性方法，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建立低成本、实用的风险控制制度和方法；强化“雇主主体责任”。
另外，他认为执法行动应该是公平、透明、一致性、连贯性、实现“三化”。监察的作用是雇主守法，应激励其守法，促进其守法，确保其守法。
日本职业安全健康监管体系
中日职业健康能力建设提升合作项目首席专家林雅彦，介绍了日本职业安全与健康组织机构，国家政策与体系以及国家规划与年度计划的实现情况。
美国安全工程学科高等教育现状
美国的安全学科高等教育起步早、发展快，早在17世纪末，一些大学就设立了卫生工程、安全工程、安全管理、毒理学和安全教育方面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70年，《职业安全健康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美国职业安全健康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也为安全工程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目前，美国开设安全工程专业本科的学校大约有50多所，学科设置丰富多样，门类齐全，涉及到职业安全健康领域的各个方面，如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职业病治疗专业、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消防与应急救援专业、爱达荷州立大学的应急管理专业和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的安全管理专业等。办学层次方面，约有30多个学校设置了安全工程理学学士（硕士）学位、文学学士（硕士）学位和公共卫生硕士等，约有10多个学校设置了安全工程博士学位。各学校生源招收方面非常广泛，学生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时也对有多年工作经验或其他专业教育背景的成年人进行在职培训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上，主要由包括基础课和专业课在内的必修课与选修课构成，教学科目安排比较均衡，主要教授安全生产相关基础理论和安全技术工程等课程，同时也开设安全心理学和医学方面的课程，强化学生对工业卫生和职业健康方面知识的掌握和领域的拓宽。学生完成学制教育，考试合格，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或资格证书。受过美国安全工程高等教育的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多行业领域的职业安全健康相关工作，毕业生大多从现场基层的安全工作岗位干起，逐步晋升到公司的安全主管。以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的安全科学学院为例，该学院设有安全、健康和环境理学学士，每学年约招收70名学生，办学及相关特色包括：传授SHE（安全、健康和环境）基础课程教育及风险灾害辨识能力；与企业签署实习计划，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学生可参加学院与企业联合举办的招聘会，获得见习及正式工作机会；学院的老师大部分为来自各行业领域的专家，学生可学到最实际的应用技能；学士毕业后的就业渠道广泛，就业率达到75%～90%。
英国安全工程高等教育现状
在英国，安全工程学科是公共健康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研究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企业和员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事故经济财产损失及社会影响等问题并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为适应当前英国职业安全健康发展方向和需要，英国的安全工程学科高等教育更加侧重职业安全健康方面，在课程设置上，通用性课程设置和各行业领域中具有共性的职业安全健康教育方案在各大学之间的差异不大，除此之外，不同学校针对研究教育的倾向不同，在一些行业领域的专业教育方面还设置了相关的行业背景课及行业安全课程，并设置了一些医学、心理学及管理学等课程，使学生全面掌握安全工程专业的相关知识。一般来说，在课程设置中关于方法论、统计学、管理学、流行病学和心理学等课程的占比较大，工程技术方面的课程设置较少。就业方面，安全工程学科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到政府、企业和研究院等部门工作，主要从事安全教育、培训、研究和风险管理等工作，如英国格林威治大学职业安全健康专业的毕业生就职岗位主要为国内外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顾问、安全主管、环境与职业健康顾问，以及在政府公共部门担任职业健康专员等；西苏格兰大学职业安全健康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就职于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组织、保险公司、安全健康顾问和安全风险评估公司等。
日本安全工程高等教育现状
日本在安全生产研究和教育方面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在吸取世界各国安全生产研究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安全工程学科建设与发展体系。1967年，横浜国立大学在该校电气化学专业的基础上，建立了日本国内第一个安全工程专业，随后，各大学相继设置了反应安全工程学、燃烧安全工程学、材料安全工程学和环境安全工程学等专业，并在研究生院设置相应的硕士课程，到70年代末，日本大学教育中开设安全工程学已经接近50个。目前，日本开设安全工程专业的大学培养的对象主要为应届毕业生及社会相关人员，对教育考试合格的学生颁发相应的学位及相关证书（见表1）。专业领域方面，一方面注重安全管理方面的学科建设，以关西大学为例，其在本科教育设置上有社会安全学系安全管理学科，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安全的各种问题，培养学生广泛掌握法律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等知识，教学计划以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为主题展开，将新生编入小规模的研讨班，在学习事故灾害和自然灾害案例的同时，接受现场实习、实地调研和人工模拟等实践教育，使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判断能力更能满足工作需求。另一方面，学校的教育也更加倾向于安全生产领域的工程建设，以横浜国立大学为例，学校将工学部的安全工程专业同应用化学专业、材料化学专业、化学工程专业共4个专业合并，成立了工程物质专业，教学与研究的领域主要为环境污染评价、污染防治技术、工业高能量反应特性评价和压力容器设计与安全评价。
澳大利亚安全工程高等教育现状
双向模式教育的尝试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在建造业职业健康推广中尝试建立一种双向的教育模式。在两家建筑公司不同的建筑工地，利用工人下午3点15分的下午茶时间，到工地举办“又到三点三”的职业安全健康茶座。由已退休的职业伤病工友，到工地与现职的工友交谈职业安全健康问题。近半年在不同工地共举办了13次茶座，参加茶座的现职建筑工人共480人次，已退休的职业伤病工友义工共36人次，其他义工37人次，成功建立双向教育的模式，收到满意的效果。
双向模式的优点
一、气氛轻松
香港建筑工地每到下午三点三，工人便有下午茶的小休时间，由工友预先准备茶点，到时享用。我们利用建筑工地的这个习惯，通过建筑公司在三点三时间到工地设茶座，既有免费食品招待，又有义工与之谈心。工友来参加茶座自然心情轻松，无所不谈，与参加传统的职业安全健康讲座的气氛有所不同。
二、语言亲切
在茶座上，预先经过训练的职业伤病工友义工成了三个一堆、五个一组的交谈核心。职业伤病工友义工一经表明身份，现职工友就觉得亲切。首先觉得他们是行内的长者，经验自然丰富。加上这些义工本来就是这个阶层的退休工人，使用的是工友的语言，三言两语过后，大家都觉得同声同气，倍感亲切。
三、双向交谈
我们通过义工预备会议为每次茶座设定交谈话题(为13次茶座设计了13个话题)，要求义工围绕本次茶座的主要话题带领谈话。
话题
工地的噪音和尘
安全文化在工地的过去和现在
获得职业健康知识的途径
你觉得现在工地的安全措施是否足够？
你觉得工地是否需要讲职业安全健康？
你有没有穿戴保护自己的装备？
工地的安全措施和管理(1)
工地的安全措施和管理(2)
如何推动工地职业安全健康？
工地尘害(1)
工地尘害(2)
噪音的危害(1)
噪音的危害(2)
在这样的环境及气氛中，用双向互动的形式去讨论职业安全健康的问题。参加者在接受职业安全健康讯息的同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谈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成功营造轻松气氛的双向交谈有利于工友讲出不同看法和疑问。这种自由讨论的气氛，提高了讯息传达的效果，加深参加者对职业健康问题的认识。
四、经验实际
参加茶座带领座谈的核心人物是职业伤病工友，他们以过来人的身份，谈过去得职业伤病的惨痛教训，经验相当实际。与现职工友谈起职业安全，预防肺尘病和职业性失聪等职业病的问题，均深为现职工友信服。
双向模式的经验
一、准备充足
“又到三点三”职业健康茶座是否成功，准备工作十分重要，其中包括：
1．义工训练
参加茶座义工多是职业伤病工友，有丰富行内工作的经验，特别是不幸患上职业伤病的反面经验。然而，职业伤病工友义工文化水平较低，领导才能及交谈技巧参差不齐。职业健康茶座履各义工分散单独带领一组现职工友进行座谈，义工须紧扣主题引导带领谈话进行，座谈方能成功。
每次举办茶座前，我们都进行义工训练，着重训练谈话技巧和提高义工的领导能力，同时亦和义工一起复习有关职业安全健康知识，提醒义工要让现职工友多发表意见和看法，着重交流。
我们还在茶座举行后，和义工一起进行检讨，总结各次茶座的经验，不断提高茶座的成效。
2．场地准备
建筑工地工作环境比较复杂，工友下午茶时间，多在工作现场就地休息和进食预先购备带人工地的饮品和食品。
为了照顾工友的习惯，我们与有关工地建筑公司合作，在工地内寻找适合之场地，就工地的实际可能，尽量布置一个安全、安静又较为舒适的环境开设茶座。我们亦备有附太阳伞的折叠台椅，方便在露天环境设置茶座。
3．食物、饮品
购买现成有包装的饮品和食物，以保证食物卫生。
4．资料、宣传品准备
准备与话题有关的职业安全健康资料及宣传品，以便工友索阅。
二、公司配合
“又到三点三”职业健康茶座能够顺利开展有赖公司的支持和配合。我们在计划开展过程中发现业内公司普遍支持和欢迎。因为近年职业安全健康已成为业内雇主和管理阶层普遍重视的工作。知道我们有这一计划的公司，主动与我们联络要求开展此计划。
三、贵在坚持
“又到三点三”职业健康茶座是双向职业健康教育的一种模式，实践证明有一定效果。然而，职业健康教育是一个漫长的，需要不断重复，不断深化的工作。职业健康茶座亦适宜不断举行，在工友中形成一种双向讨论职业安全健康问题的风气，这样才能促进职业安全健
康文化的建立。
我们在“又到三点三”职业健康茶座试验计划中亦曾在同一工地不同时间，连续举行9次茶座。经验证明了职业健康教育须不断重复和坚持的必要。
建立双向模式的可能性
一、前线工友关心工作安全和健康
职业安全健康是前线工友切身的问题，谁都不想在工作中受伤或息上职业病。这是双向教育模式得以建立的基础。
二、工友需要吸收安全健康的知识
在工友的深层意识中有职业安全健康的要求，而往往是掌握的知识不足，工友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吸收知识的欲望便为双向教育模式提供了成功的可能。
三、职业伤病工友愿意分享过来人的经验
一般职业伤病工友愿意以现身说法与后辈工友分享过来人的经验，为双向互动教育模式增加了说服力，亦增加了成功的机会。
四、与公司建立安全文化目标一致
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立法和执法工作的发展，近年职业安全健康已逐渐成为业内雇主和管理阶层开始重视的工作。双向互动模式的教育，为公司提供一种新的安全健康工作模式，与公司的安全健康工作目标一致，因而得到公司的欢迎，为这种模式的实践和成功提供了可能。
双向教育模式与职业安全健康文化
党中央、国务院一贯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问题，近年来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不断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新一届政府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加强了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一些地区和行业特大事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及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上呈稳定好转的态势。但由于长年来社会及多数企业对生产安全投入不足，加上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管理缺位，因此目前全国及我省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和各类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仍然居高不下，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据统计，2003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963976起，死亡136340人；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129起，死亡2566人。其中我省共发生各类事故42041起，死亡4518人；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3起，死亡36人。2004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426283起，死亡63735人，同比分别下降12.8%和0.2%；但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77起，死亡1217人，同比略有上升。这些数字说明，全国及我省安全生产形势的根本好转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此外，我国职业危害状况也十分严峻。近年来，虽然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高速增长，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工作却远滞后于经济建设发展的步伐，重大恶性工伤事故屡屡发生，职业病人数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50多万个厂矿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有2500万人以上，每年约70万人患各种职业病。尘肺病患者每年大约增加1.2万例，2003年底累计达589700例。近年来，国外一些严重危害从业者身体健康和污染环境的产业向我国转移，出现了一些过去罕见的化学和放射性伤害病例。各类职业中毒越来越严重，中毒患者死亡率由以往的15％攀升到20％以上。职业安全卫生形势非常严峻。我国职业健康安全的状况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每年的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上常有批评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发言。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问题也是世界人权大会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攻击中国“忽视人权”的借口之一。
当前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及职业安全健康状况告诉我们，在加强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的同时，必须加快我省的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企业安全生产的自我约束机制。
二、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性
（一） 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MS）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国际上兴起的现代安全生产管理模式，是继质量管理体系ISO9000和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管理体系。2001年12月11日，我国已正式加入WTO。加入WTO后遇到的最基本问题是“公平竞争”，而这个“公平”包括了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全问题。目前我国的安全生产状况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就是与韩国、新加坡、泰国这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这种落后状况已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2001年6月在全球玩具安全生产国际会议上，一位美国代表就曾明确表示：中国加入WTO后，必须改善其日益恶化的工业安全问题，否则将要影响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潜力。最近几年，发达国家一直在努力使包括劳工标准在内的社会条款纳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之中，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的旗号下，反复提出“劳工标准”问题，即把本国安全生产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由此可见，我国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已面临职业健康安全国际标准的愈来愈严峻的挑战。因此，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这样才能有效地打破阻碍国际市场开拓的“绿色贸易壁垒”，保持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发展。
（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体现了先进的管理理念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作为一种现代的安全生产管理方法，要求企业建立预防为主、持续改进的管理模式，遵守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保护工人的安全与健康，从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自我约束机制。对企业而言，它不是行为标准，而是行为的管理要求，不强求企业安全健康状况一定要达到很高的水平，而是支持企业形成一个机制，即通过要素的管理和持续改进的承诺达到更高目标。它反映出了一些重要安全管理思想，比如：企业应主动找出自身存在的重大风险并予以有效控制，并将重点放在持续改进职工的职业健康安全防护措施上；企业应鼓励职工的参与，要求企业做出安排，保证职工及其代表有时间和资源来积极参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组织、计划与实施、评价和改进措施等活动；企业应确保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要求同样适用于承包方和临时作业人员等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企业“预防为主，标本兼治”先进的管理思想。
（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安全生产监管的重要方法
全国人大九届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继续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防止有些事情互相推诿和无人负责。认真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进一步改革和减少行政审批，必须审批的也要规范操作，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明确责任。”这也是在经济体制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鼓励企业自愿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可以形成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减少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增加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从而提高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效率。因此，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
（四）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促进了各类型企业现代管理机制的建设
现代化的企业除了它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外，最重要的还要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注力和责任感、优秀的环境保护业绩和保证职工健康与安全的良好记录，这三个方面是优秀的现代化企业与普通企业的主要差距。当前社会生活中，职业健康安全问题逐渐成为人们日益重视的话题，美国菲利浦斯公司在它们的健康、安全、环境计划中就曾明确提出：在本公司，对任何人来说安全都是第一位的，职工的健康安全是公司的中心价值，对我们事业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说明，现代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已不再仅仅是资本、技术、产品品质的竞争，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企业第一资源的“人”的竞争。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能充分调动各类企业各类“人”的积极性，使所有生产经营活动科学化、合理化和规范化，不仅可以提高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质量，也有助于促进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增强各类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还有利于树立企业的良好的外部形象，实现企业的社会营销价值。所有这些也是目前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能够在国内应运而生、快速发展的重要的环境条件。
（五）职业健康安全体系是我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与国际接轨的桥梁
在国际多哈会议中，与会各国代表一致认为，国际劳工组织是讨论和确定贸易协议中劳动核心标准地位的权威性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导则》可为各类组织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文化提供坚实、灵活和合理的基础。目前，我国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框架、工作机制和相关文件是参照国际劳工组织导则制定而成，因而我国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基本上与国际同类工作体系一体化。因此，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确保我国安全生产工作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措施，为今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际相衔接提供了广泛的平台。
三、我省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条件
虽然我省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离标准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在我省的重点企业推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和内外部的工作条件。
实际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及基本内容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人员来说并不陌生。一些大、中型企业多年来积累的极其宝贵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原理是一致的，并且方法相近，一些先进管理企业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适当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标准，实行目标责任制，岗位负责制，以及计划、实施、检查、改进的规范化管理过程，通过安全评价，确定企业安全卫生水平，发现事故隐患和潜在职业危害，提出改善措施，以安全标准化作业和安全标准化班组活动等各种形式实行职工群众参与和监督，都符合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基本原则，并与发达国家的管理内容相类似。
我代表区公共卫生工作（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向会议作工作报告。
一、攻坚克难，2010年全区公共卫生工作成效显著
2010年是我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之年。一年来，全区公卫系统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抓住重点、强化责任、齐心协力、团结奋战，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并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得到新完善。
2010年初，我区及时调整和充实了区公共卫生工作委员会成员及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组、城乡社区卫生工作组等六个公共卫生委员会专项组成员。4月30日，区公卫委组织召开了“创建省卫生区动员大会暨公共卫生（爱国卫生）工作会议”，对我区公卫、爱卫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区公卫（爱卫）办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了传染病防控、精神卫生、健康教育和职业卫生、打击非法行医、卫生创建等重点工作；经广泛调研修订了《区公共卫生工作委员会各部门工作职责》，印发了《关于做好第二轮参合农渔民健康体检的补充意见》、《关于明确区2010年市级规范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创建任务的通知》、《五小行业长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在2010年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工作中积极为政府决策做好参谋。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新成果。
按照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的要求，全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进一步深入，重点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渔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8.6%，人均筹资水平达到221元（含农渔民健康体检资金15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补偿率达到37.57%；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政府举办的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实行一体化管理的60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含市级医院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面实施，使全区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费用下降40%，年减少群众医药费用约3000万元；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投资近2000万元完成了环南、金塘、长白、盐仓、册子等卫生院改扩（购）建工程，新建10家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站投入使用，新招聘的75名卫技人员充实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全区20分钟的卫生服务圈初步形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取得实质性突破，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达到城乡人均25元；卫生信息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完成了金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远程会诊系统，统一了医院收费管理软件，医联卡已在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
（三）社区卫生服务群众满意度有新提高。
不断深化社区卫生服务内涵建设，开展了第二轮农渔民健康信息调查。2010年，全区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250296份，其中农渔村居民建档178973人，建档率98.41%，城市居民建档71323人，建档率46.01%（城市社区九月初运行）。录入电子健康档案234129份，农渔村健康档案已全部录入，城市居民健康档案录入61457份，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39.65%。慢病管理不断加强与完善。稳步开展第三轮(2010-2011年)参合农渔民健康体检，2010年，全区共体检67636人，体检率34.18%，超额完成省卫生厅规定的30%的体检指标。启动健康天使进网格行动，配备298名“健康天使”——责任医生（护士），主动融入政府“网格”，为辖区居民、流动人口提供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实现了卫生服务工作从粗放向精细转变，从被动、单向的“服务提供者”向主动、互动的“提供服务者”的模式转变。健康干预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综合干预转变。去年，区卫生局专门委托海洋学院作为第三方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活动进行测评，群众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总体满意度达到89%，这一结果，说明了近几年来我区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四）卫生创建再上新台阶。
2010年在通过创国卫技术评估的基础上，我区迎势而上，4月初，成立了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各街道及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参与的创建省卫生区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并下发了《区创建省卫生区实施方案》，并与23个职能单位签订《创省卫目标管理责任书》，经过半年多的共同努力，顺利通过省爱卫办考核，于12月20日正式被命名为全省第二批“省卫生区”。
2010年，我区顺利完成了中央农村改厕项目，经采样监测1124户四格式卫生厕所均达到无害化要求。为确保城乡爱卫工作同步发展，区爱卫办和区新农办多部门联合开展由73个社区参加的第二轮“对接大桥、全民创卫”农渔村社区环境卫生整治擂台赛；区财政和乡镇财政先后共同出资1300多万元建造了5座农村垃圾压缩处理中转站，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行政村覆盖率已达100%；去年，白泉镇顺利通过省级卫生镇创建，全区现有15个卫生乡镇街道（3个省级、8个市级、4个区级），298个卫生先进单位（84个省级、106个市级、108个区级），66个卫生村（9个省级、12个市级、45个区级）；同时，全区以建设“卫生强区”为目标，深入开展卫生创强工作，已成功创建卫生强乡镇4个。
（五）健康促进与教育有新拓展。
我区充分发挥电视、网络、报刊、广告牌、宣传册等作用，在《今日》、电视新闻、之声广播、新闻网分别开设“健康知识”专栏；以“健康教育讲师团”为骨干开展了“健康教育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进工矿企业、进渔农村”，“健康教育在医院”等工作以及“健康教育百课讲”、“健康教育千岛行”活动；卫生部门继续探索深化健康教育义工化、社会化模式，依托健康教育志愿者总队、16个分队、517名健康志愿者，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为总目标，深入开展了“控烟行动”、“携手1+2，健康进万家”等活动。教育部门利用健康教育课、心理辅导、讲座、板报等多种形式，在学校大力开展卫生知识宣传，培养学生及家长良好的健康意识与健康习惯；体育部门继续开展了“全民健身活动”。各乡镇（街道）和区级其它部门均根据实际开展了本辖区、本部门、本系统职工健康教育工作。
（六）疾病防控工作取得新成效。
2010年，全区（包括临城）共报告发病乙、丙类传染病16种2595例（按发病日期统计），报告发病率为619.77/10万，同比2009年（2993例）下降14.27％，未报告甲类传染病及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无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
一是艾滋病防控工作持续深入。认真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2010年，全区艾滋病发病率较往年略有降低，共检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人13例。区政府、区属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控工作，卫生、公安、药监部门协同开展社区药物维持治疗工作。“艾滋病防治讲师团”在社区、机关单位、农民工工地、企业、学校广泛开展艾滋病防治策略和防治知识讲座。加强了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防护培训和服务行业业主培训。进一步加强了公共场所艾滋病防控工作的监督检查，全区公共场所艾滋病防治宣传资料和安全套放置率达到96％以上。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艾防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二是手足口病和甲型H1N1流感疫情保持平稳。卫生部门扎实做好流感/甲型H1N1流感疫情监测。联合教育部门共同落实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工作制度，确保校园内未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三是继续保持霍乱、人禽流感零疫情。全年无确诊病例和外环境阳性检出。作为霍乱老疫区，已连续6年未发生霍乱疫情。四是结核病防控达到年度工作指标。共发现新发涂阳病人75例，涂阳病人完成全年任务数的（73例）102.74%，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覆盖率继续保持100%。五是全面启动消除麻疹和疟疾工作。卫生、教育、发改、财政、旅游、公安等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消除麻疹和疟疾工作。组织实施了全区范围的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全区累计接种目标儿童11790人次，接种率达98.99%（11790/11910）。
（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取得新发展。
死因、慢病监测和社区慢病综合防制工作稳健起步。全年累计报告死因卡片2165张，其中本地户籍报告死亡2097例，报告死亡率5.58‰。全区启动实施了社区慢病综合防制试点工作，共报告四种慢病4447例，其中本区户籍新发病例3981例。估算糖尿病报告发病率为74.48/10万、冠心病急性事件报告发病率为16.23/10万、脑卒中报告发病率为81.40/10万、恶性肿瘤报告发病率为152.68/10万。基本掌握我区人口学资料、慢性病发病情况、人均期望寿命、死因顺位、重点疾病死亡原因等。精神卫生工作全面提升。全区基本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多形式的经费投入机制，全年安排精神卫生工作经费34万元。按照《区精神残康复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定财社［2009］100号）精神落实精神残康复补助资金，为281名精神病人发放康复服药补助14.94万元，与上年相比增长20.39％。区政府印发了《预防处置精神病人肇事肇祸行为实施意见的通知》，公安、卫生在各乡镇、街道开展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排查评估，共排查出精神病人1224人，其中重性精神病人1005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32人。所有精神病人均建立了个人信息档案并实行分级管理，全区精神病患者监护率达到95%以上，检出人群治疗率达到70%以上，显好率达到70%以上。全年未发生精神病人严重肇事肇祸行为。口腔卫生工作扎实推进。卫生、教育、财政部门联合实施了“小学生窝沟封闭预防龋齿项目”。同时，在全区范围开展小学生口腔健康状况评估，掌握我区小学生口腔健康现状，为采取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八）食品安全监管取得新进展。
区食安办开展了以“食品安全—企业的责任与生命”为活动主题的《食品安全法》实施一周年宣传周活动，并协调卫生、农林、海洋与渔业、工商、质监、经贸等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开展了年夜饭、乳制品、违法食品添加剂、地沟油、烤鸭油和不合格一次性筷子等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努力解决食品领域突出问题。各食品安全职能部门也按照监管职责，组织开展各环节食品安全专项执法。卫生部门强化餐饮消费环节安全整顿，通过完善监管责任网格、细化团队式服务、拓展示范街示范店、搭建数字化监管平台等新措施，使餐饮单位卫生水平全面提升，餐饮卫生整治成果受到“创国卫”技术评估组专家的高度评价。工商部门加强了食品安全检测，共检测各类场所1726个次，检测食品58634批次，合格58368批次，合格率为99.55%，销毁不合格食品942.65公斤，查处食品检测案件36件，违法经营案件79件。质监部门牵头组织召开了“十小”整规工作成员部门联席会议，对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整治，使2010年“十小”整规收官之战划上圆满句号，顺利通过省级考核验收。
（九）职业危害监管工作得到新加强。
卫生、人力社保和总工会等部门以船舶修造业、矿山开采、石材加工、汽修等相关企业为重点，深入开展了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初步形成了多部门监管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体系。以《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为载体，开展以“防治职业病造福劳动者——劳动者享有基本职业卫生服务”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全区共申报职业病危害企业213家，监督覆盖率达到100%。进行危害因素检测119家；率先引入市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落实职业健康体检4701人，完成率71.61%（4701/6136）。检出疑似职业病5例、职业禁忌症183例，均进行了有效处理。区卫生局对二家违反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管理规定的企业行政罚款4万元，对限期未落实整改的7家企业予以了警告处罚。
（十）打击非法行医得到新强化。
为巩固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成果，我区建立了公安机关的“打非”工作协调小组和联席会议制度，在区卫生监督所内成立了“区公安分局驻区卫生局联络室”，落实公安、社区与卫生部门信息互通机制，并对我区近年来的非法行医单位在卫生监督信息网中录入其基本资料作为“黑名单”上挂，实行全市信息共享。卫生、公安、计生等部门和乡镇、街道进一步加大打击非法行医力度，开展了“打非行动回头看”、“严查坐堂医”等专项行动。全年共接受医疗卫生投诉举报18起，取缔捣毁非法行医窝点9处，销毁药品器械2吨，总价值20万元，立案查处2起，罚款6000元。
（十一）应急处置能力得到新提高。
由于各项基础工作扎实有效，全区全年未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是应急队伍工作能力进一步强化。调整、充实了卫生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机动队第一梯队成员。编印了《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操作指南》，装备应急机动队。二是加强预案演练。下发了《区上海世博会“环沪护城河”安保工作应急联动实施方案》，并综合食物中毒、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和紧急医疗救援三项内容开展“世博安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在全市卫生系统应急演练中，我区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及综合应急均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三是突发事件及时高效。去年我区发生了二起副溶血性弧菌污染引起的一般性食物中毒事件，涉及27人，卫生部门均进行了及时处理和控制。
在充分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公共卫生与经济社会还没有实现同步协调发展；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设备配备与具体业务工作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等制约公共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在广度与深度上仍显不足，重大传染病疫情屡有发生、职业卫生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非法行医行为依然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日趋复杂等给群众健康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平稳发展带来新的挑战。这些都亟需我们认真研究和分析，并在实际的工作中，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探索新的工作模式，形成新的工作机制，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二、谋划长远，力求公共卫生工作取得新突破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任务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设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的起步之年。全区公共卫生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推动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先行，加快建设幸福宜居“的总体要求，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和和“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以建设省内领先、具有海洋特色的健康城市为总目标，着力破解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为“十二五”期间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各项工作开好头、起好步，为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和我区实现科学发展新跨越提供公共卫生保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科学编制公共卫生工作相关规划
根据“十一五”期间各项工作规划评估结果，继续深入开展调研，认真分析研究现阶段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关系到人民健康、社会稳定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厘清发展方向，科学制定并组织实施“十二五”公共卫生发展规划和健康促进与教育、重点传染病防控、精神卫生、职业卫生等各类具体工作新一轮规划。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规划推进机制，确定公共卫生阶段性、单项性的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进一步强化“规划带项目、项目带资金”的管理机制，强化规划的约束力。建立规划监督评价机制，对规划执行进度进行定期督查，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定期评价，完善规划反馈与调整机制，增强规划的执行力，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确保规划实施效果。
（二）协力实施公共卫生能力强化工程
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区公共卫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建设。强化领导和组织协调作用，提高统筹协调能力和服务水平，完善工作机制，定期开展对公共卫生工作职责履行情况的监督、指导与考核。要根据“保基本、建机制、强基层、实基础”的要求，实施公共卫生能力强化工程。卫生、发改、财政、人力社保等部门要共同组织实施好全区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专业机构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并实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绩效考核，完成卫生监督员参公管理，开展公共卫生管理、业务能力培训。完成6家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和9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改扩建工作，建立、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工作经费补助机制等。
（三）深入开展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
突出健康教育优势地位，引导群众主动掌握健康知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自觉成为健康行为的实践者和倡导者。形成“我的健康我负责、大家的健康我们共同负责”的社会氛围。根据《市全民健康促进与教育行动规划（2011—2015年）》（舟卫委〔2011〕1号）和《区2011年全民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计划》，以“健康教育五进活动”、“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等为载体，结合“爱国卫生月”等宣传日，以提高全区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和健康素养为根本目标，发挥健康教育志愿者队伍在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作用，深入开展健康知识传播、健康场所建设和健康生活倡导等活动。有组织、有计划的实施年度媒体宣传、健康知识进家庭、健康科普宣讲、健康场所创建等行动，确保达到目标。不断加大控烟力度，提高控烟先进单位的创建率，区级各成员单位要继续推进“控烟机关（单位）”创建工作。
（四）巩固提升卫生创建成果
要进一步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省卫生区的创建成果，保障“创卫”亮点的不断稳定发展。一是不断加强餐厨垃圾处置中心以及建筑垃圾分拣场地的运作，形成垃圾处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二是积极创新环卫保洁新模式，通过制定各项奖罚制度，规范各项业务培训，发挥人员主观能动性，来推动环卫作业质量的全面提升。三是完善“数字城管”，建立环卫、城管与街道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的城市管理模式。四是完善五小行业长效管理机制。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梳理本部门本系统承担的创卫工作指标，及时准确地做好创建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等工作，并以完善基础设施和长效管理机制建设为重点，加大自查自纠力度，及时查漏补缺。同时以城乡环境卫生整洁专项行动为契机，通过形式多样的卫生创建活动来巩固提升卫生创建成果，拓展卫生创建工作内涵，确保顺利完成创国卫任务。
（五）继续完善新农合市级统筹制度
2011年全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新型渔农村合作医疗继续实行市级统筹，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8.8%，人均筹资标准为413元，比2010年提高192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补偿比例达到60%，全年补偿最高支付限额成年人8.5万元，未成年人9.5万元，达到本地农渔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门诊指定项目扩大到14种，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有关病种的覆盖面。提高渔农村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医疗保障水平，其住院医药费用补偿平均达到70%左右，切实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和中医药报销有关政策；卫生等相关部门要加强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与精细化管理，加强对新农合基金的管理，在实施新农合均费和有效费用协议控费办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按病种付费和总额预付等机制，控制不合理费用支出。
（六）切实加强重点传染病预防与控制
1.艾滋病、性病防控
要认真宣传贯彻《艾滋病防治条例》和《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制定新一轮的《区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11—2015）年）》，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和各项工作措施。进一步加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继续加强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要结合部门、系统特点，全面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营造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和谐社会氛围。有针对性的开展男男同性恋等重点人群干预，开展性病规范化诊疗和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探索群团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艾滋病防控工作机制。团组织、工会组织、妇联组织应根据省、市级各部门有关要求，主动开展青春红丝带、农民工艾滋病宣教、育龄妇女艾滋病宣教等工作，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艾防工作中的作用。
2.以霍乱为重点的急性肠道传染病防控
进一步加强以霍乱为重点的急性肠道传染病防控工作，特别要高度警惕O1群强流行株霍乱疫情的发生与流行。卫生部门要加强监测，及时发现外环境霍乱菌株和霍乱病人，以出海渔民、船员为重点，落实“三带”措施；水利、环保等部门要加强水源保护、提高污水处置率，防止水源及外环境污染；工商、市场、卫生、药监、公安等部门要加强综合监管，及时控制受污染的水产品和霍乱病人。一旦发生疫情，要按照“早、小、严、实”处置原则，迅速扑灭疫情，力争不出现二代病例和死亡病例。
3.麻疹、手足口病防控
高度重视麻疹、手足口病防控工作，卫生、教育部门和各街道（社区）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防止麻疹、手足口病疫情反弹和在托幼机构、学校中的暴发流行，也为2012年消除麻疹目标的实现打下扎实基础。
4.流感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继续全力做好流感防控工作。开展病例救治和疫情处置，努力防止疫情集中暴发，尽最大可能避免死亡病例的发生，减少疫情对公众健康和经济社会秩序的危害。卫生、教育等部门和有关街道要有针对性地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及时采取疫情监测、健康教育、查漏补种和应急接种等措施。
5.消除疟疾工作
质检部门、旅游部门等应密切配合卫生部门重点加强流动人口的疟疾防治以顺利实现2012年底消除疟疾的目标。
6.人畜共患病防控
农林、卫生等部门要共同做好人禽流感、猪链球菌病、布鲁氏菌病等人畜共患病的防控工作。经贸、农林、质监、工商、卫生等有关部门要严把饲养、屠宰、制作、流通、消费等环节，防止病死禽（畜）流入市场。
（七）着力深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
1.精神卫生工作
制定并实施《区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1-2015）》。加强精神病人医疗救助，筹备、启动区第三社会福利院（区精神病人集中康复监管机构）建设。完善基层精神疾病防治网络，继续开展社区精防医生能力建设，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精神疾病诊断、治疗能力。公安、卫生等部门和乡镇（街道）要密切合作，加强重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评估和治疗与管理，降低其肇事肇祸率。残联、民政、卫生等部门要密切合作，共同做好精神病人的康复治疗。卫生部门要联合其他部门加大心理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心理健康咨询门诊和咨询热线，为群众提供便捷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2.口腔卫生工作
依托市口腔医院开展口腔卫生相关调查研究，掌握全区小学生口腔卫生现状，探索改善学生口腔卫生状况的有效途径。卫生、教育、财政部门要继续做好小学一年级学生窝沟封闭预防龋齿项目工作，逐步降低儿童龋齿率特别是窝沟龋病发生率，开展项目评估，确保各项指标达标。卫生部门要根据前阶段全区小学生口腔卫生状况评估情况，形成《小学生口腔卫生状况评估报告》。开展口腔适宜技术研究、推广。
3.其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突出强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职能，建立慢性病管理“新防线”。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基线调查，掌握我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现状，制定社区慢病监测和干预工作方案，有计划地、循序渐进地开展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慢性病防控工作。以社区为基础，规范开展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重点疾病的社区综合管理和主动干预服务，降低人群危险因素水平，预防高血压、肿瘤和糖尿病的发生，有效降低患者负担。
（八）不断强化公共卫生综合监督执法
1.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监管
制定并组织实施《区职业病防治规划（2011-2015年）》，建立和完善全区职业病防治工作机制。卫生、人劳社保、总工会、安监、公安及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通力合作，加大对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责任，切实履行职能，积极探索职业卫生监管的有效方法，加强对职业病危害突出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人群的监管。深入宣传贯彻《职业病防治法》，做好用人单位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台账，规范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重点加强职业病防治源头控制。企业职业危害项目申报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职业健康体检率达到60%以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率达到40%以上，职业病防治监督覆盖率达到80%以上。积极培育和引进职业健康体检、职业病诊断、技术服务机构。
2.深入开展打击非法行医行动
全面开展打击非法行医行动，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建立并完善打击非法行医长效机制。重点打击无证行医和非法接生行为，严肃查处医疗机构聘用非卫技人员行医的行为和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行为。卫生、人口计生、药监、公安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协调配合，驻定部队卫生部门要根据行业管理的有关规定积极开展针对性的监督检查，避免科室承包出租和无证行医行为的发生。开展全区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督查，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
3.继续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2011年区食品安全工作要点》有关要求，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提升全区食品安全整体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区域性、行业性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教育、建设等部门要督促学校、托幼机构和工地食堂进一步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和布局改造，改善食堂设施条件，在食品卫生量化分级基础上，进一步推广“五常法”管理模式，提高学校、企业自身管理水平。
4.加强水源保护和水质监管
环保、水利、建设、卫生等部门要加大水源保护和水质监管。重点加大对渔农村地区水厂的升级改造，加强渔农村地区饮水卫生学评价、水质监测和二次供水卫生监管，保障渔农村居民饮水安全。以实施供水单位量化分级管理为载体，进一步加强对供水单位的监督，完善饮用水监测体系，提高检测能力，防止水污染事件的发生。
（九）逐步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
制订和完善各项应急预案，落实有效措施，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消除于萌芽阶段。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做好处置工作。各有关单位要根据工作职责，群策群力，共同做好事件的预防与处置。今年重点做好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典期间公共卫生保障工作，做好旅游景区食品安全、饮用水安全、公共场所卫生、传染病疫情控制等工作，确保来宾和游客的健康安全。
（十）加快推进卫生信息化试点和样板示范区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