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优势拓展经济新空间
2月6日，贵州印发《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年-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国内首个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我省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是什么？
谢晓尧：贵州的优势总的来说有4个方面，一是战略优势，国家大力支持，数字化发展态势逐渐形成。先后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获批宽带乡村、远程医疗、物联网重大应用等试点示范，在大数据方面相继出台《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等系列相关文件，为发展数字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资源优势，数据加速累积，应用模式和种类不断丰富。全省数据中心服务器承载能力达37万台，安装使用服务器5.1万台。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已承载481个应用系统，三大电信运营商贵安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数据共享开放实现突破，云上贵州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成升级改造，完成353个数据资源目录的梳理和170个数据集上云，共享数据集118个，108家网站与省政府门户网站实现数据交换等。
三是环境优势，软硬生态良好，发展条件和氛围持续优化。我省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生态和气候条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宜业环境，推动大数据等新经济形态发展，开展大数据先行探索，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参与大数据发展的氛围，形成全国大数据“试验田”的先行优势和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的环境优势。交流合作环境不断优化，贵阳数博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重要的高端交流平台，中国痛客大赛、中国“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等一批创业创新平台不断涌现。
四是后发优势，发展速度加快，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空间，我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经济加速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工业实力明显增强，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旅游业井喷发展，一些优势产业在全国地位夯实，全省在西部地区实现了赶超进位的历史性突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四型”数字经济
《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四型”数字经济，“四型”所对应的经济业态是什么？
谢晓尧：“四型”经济即资源型数字经济、技术型数字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服务型数字经济，是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一是资源型数字济，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可视化、数据交换交易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核心业态部分。二是技术型数字经济，主要是数字技术硬件产品研发制造、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包括智能终端产品、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网络通信服务、数字安全等技术领域以及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关联业态部分。 三是融合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一、二产业的融合应用，智能制造、数字农业、智慧绿色能源、区域特色产业数字化等新型业态，促进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提质增效，形成数字融合型经济新增长极。四是服务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服务产业新业态，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再造数字消费“新蓝海”。
当前，我省正深入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发展数字经济和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是什么关系？
谢晓尧：数字经济有很强的大数据特征，我们用大数据战略行动统揽数字经济发展，把数字经济作为我省大数据战略行动的重要方向，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项目“牵引”培育市场主体
《规划》不但提出了我省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而且明确了四个支撑性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谢晓尧：主要以六个方面为抓手：一是抓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提升现代信息网络发展水平，加快形成宽带、泛在、融合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构建数字流动新通道。二是抓发展载体。以创建贵安数字经济部级创新示范区，打造贵阳数字经济示范城市、遵义数字端产品制造集聚区，建设贵阳-遵义-贵安数字经济核心引领带和一批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基地（园区、小镇）。三是抓重点项目。每年谋划、和实施一批引领性、应用性、支撑性的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四是抓融合应用。抓各行各业的大数据应用，抓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推动转型升级。今年我们将实施“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促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重点建设120个典型示范项目。五是抓企业培育。千方百计打造一批引领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中小微企业。六是环境营造，持续营造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验田”环境，让企业愿意来贵州投资、创业，愿意来贵州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规划》明确，数字经济是我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重点，我省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具体如何布局？
关键词：数字经济指标；高质量发展；数字产业
一、研究背景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后以接入Internet为标志，数字经济主要以提供内容服务网站和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政府和企业重点实施信息化建设。第二阶段是2003年后以第三代通信技术应用为标志，在商业贸易方面有了广泛的应用，如B2B、B2C，政府建立和应用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三阶段是2013年后以“互联网+”为标志，建立数字中国，数据体现价值，大量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繁荣发展。常州市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按照通过数字技术升级改造实体经济并相互融合发展的方针，常州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常州市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常州市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关于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表1），从大数据应用、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方面谋划发展和壮大数字经济。自从我国提出“互联网+”、数字中国、数字经济之后，国内的专家和学者对数字经济有关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来成果众多，呈井喷之势。宁家骏提出传统企业经济在线化、数据化，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方向①。贾奇统计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影响因素，采用平稳性检验与VAR模型、Jo-hanso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得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②。沈运红等通过浙江省的面板数据认为，实证研究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化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创新科研等方面对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③。赵涛等研究分析22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动因、效应、机制和地区差异④。姚维瀚等从研发投入和大学生占比两个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数字经济影响显著,应该加大对中等规模民营和三资企业的研发资助以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⑤。张红伟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存在区域差异性⑥。专家学者数字经济研究集中在数字经济战略、数字经济与金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个体城市数字经济研究成果比较少。
二、常州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不足
常州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即五大中轴、三个中心、两个示范区，积聚国际化智造名城的创新爆发力，提升长三角中轴枢纽的综合能级，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强富美高”新常州建设。高质量的数字经济是发展关键，数字化可以引领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化对常州经济社会发展有放大、叠加、倍增效应。2021年9月，根据赛迪顾问的《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南京排名全国第7位，苏州排名第9位，无锡排名19位，常州排名39位，与南京、苏州、无锡差距明显。常州城市数字经济排名，根据国家统计局、阿里集团等的数据，在基础设施、商业、产业、政务和民生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根据表2进行测算赋分，得出常州的数字经济指数，寻找常州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与问题。从苏南四市来看，南京是省会城市，是国家通信枢纽、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之一，数字经济基础好，数字产业化优势明显，数字经济优势产业包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等。苏州在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方面有优势，体现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领域。无锡努力推动数字产业化，物联网、集成电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其中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1432亿，设计、制造、封测占全国11.22%。苏州在数字产业规模领先，南京在数字民生领域领衔，常州在数字经济指标中除了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相差不明显，其余指数全面落后苏州、南京、无锡，特别是数字产业指数差距明显（图1）。当然，常州在数字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20年常州数字经济规模3549亿元，占常州市国民生产总值的45.4%，位居所有城市第26位。常州拥有常州飞机制造厂、江苏北斗科技、新誉集团与今创集团等重点企业，在航空装备、卫星应用以及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突出。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变化来看，2018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家，产值同比增长11.3%，占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7.3%。2019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21家，累计1760家，列全省第四。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48%，64家苏南自主创新优秀企业，其中潜在独角兽企业4家，排名江苏省第三。2019年，常州智能制造装备产值超过1000亿元。2020年常州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40家，潜在独角兽企业9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4.5%，占比规模工业总产值47.6%（图2）。
三、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
高质量发展包括要素投入产出比、内部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指标。数字经济能用较小的要素投入及环境代价实现经济增长，体现发展的有效性和绿色性。数字经济能调整优化经济内部结构，有利于升级供给、需求、产业。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要素能拉动技术、管理等知识要素创新，提供持久发展增长的动力。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是常州市“十四五”发展的战略定位，常州要打造“国际化智造名城”，必须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保障
完善提升4G、光纤、5G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快5G网络规模建设，建设一批基础性、关键性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提升数字经济支撑能力。推进基础网络升级，优化城乡光纤宽带网络，完成光纤到户改造，推动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有线、无线、卫星三网融合发展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推动奔牛机场空港、常州站、常州北站、常州南站、金坛站、常州汽车总站等的数字化建设，落“532”战略中的交通中轴目标。推动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建设，利用数字技术保障民生。
（二）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打造高质量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利用云大物智移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新技术对制造产业进行全方位改造，进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提升智能制造服务水平，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常州市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与其他省内地级市有比较优势，行业集中在高端数控机床、智能纺机、机器人、传感器等行业，推进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构建智能制造体系，实现两化深度融合。巩固智能制造装备关键优势产业，打造国际化高质量智造名城。
（三）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培育高质量数字经济产业
合理规划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发挥其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吸引带动力，吸引行业龙头企业，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和数字产业布局。目前，常州高新区已经形成以光伏、新能源汽车、新医药及医疗器械、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两特三新一现代”产业集群。常州科教城培育机器人、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着力构建打造国际合作、科技创新、创业孵化、产教融合的示范区，打造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赋能常州高质量发展。
（四）推进农业数字化改造，打造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
建立农业综合信息资源、应用和管理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为生态农业、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农产品数字化溯源、脱贫等业务提供统一、权威的数据支撑及应用系统。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在生长环境监测、智能灌溉、测土配方、动物疾病诊断、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推广应用。推动“农业+互联网”新业态，开展生鲜农产品“合作社（生产基地）+商超”等新型电子商务直供方式，缩短中间环节，线上溯源、线下销售融合运营。打造基于数字技术的冷链物流、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等涉农产业一体化发展。另外，还要创新政府管理数字化，打造高效率数字治理典范。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政府治理转变，再造电子政务服务流程，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水平，建设基础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辅助决策的城市治理。
四、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措施
（一）引进人才，保障人力资源
·电子商务·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引进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或团队，对照市政府“新龙城英才计划”，对成功引进总部大型企业所需的领军型人才或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按“新龙城英才计划”享受政策支持，提供各类保障服务。探索“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鼓励总部企业与在常高等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开办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合作办学，培养数字经济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
（二）拓宽融资，保障资金需求
加大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对数字经济企业的信贷支持，包括提供贷款贴息、产品和服务创新，探索对数字经济企业知识产权、收费权及大宗商品仓单质押融资，为符合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给予更多资金支持。加快数字经济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进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并购。
（三）优化营商，服务企业发展坚持公平原则，保证各类竞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保护企业物权、股权及其他的数字财产权。强化企业信用评价，健全社会化信用服务，以信用为基础建立长效市场监管机制，分级分类管理。鼓励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行科技创新、发明创造，提升企业创新活跃度。
（四）保护个人信息，防止垄断
过去十年，我国网络服务经济借助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宽松的创新环境异军突起，成为全球网络服务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实现了由传统实体经济向现代网络平台服务经济的跨越发展。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此衍生出的风险。一是畸形的定价机制。传统经济产业定价权始终掌握在产品和内容制造商手里，服务流通环节是在产品制造成本基础上增加服务附加值而形成的定价机制。而目前的网络平台服务经济发展模式则是服务平台商主导绑架消费者，制造商困于低价销售。这既造成了经济不能有效循环、良性发展，催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不利于营造制造业由中低端向高端发展的市场环境。二是网络付费消费的机制不健全。由此滋生了各种深不可测的不透明商业模式，造成价值分配扭曲和价值泡沫化，使得真正的产品制造商和专业内容服务提供商难以获取实际的制造和创作价值，对网络服务望而却步。三是网络可信监督机制不完善。知识泛化成了不确定的模糊信息，原本希望通过网络搜索得到的精准信息定位和专业知识解答入口成为虚假广告的策源地，大众不得不擦亮眼睛、自我明辨是非。对网上假冒伪劣产品缺乏有效监督和惩戒机制，建立社会化监督机制势在必行。四是竞争性垄断现象严重。网络平台服务经济造就了少数大平台任性撒钱、垄断市场的格局，中小服务商难以独立生存，要么被大平台收购吃掉，要么因烧不起钱而破产。因此，现阶段的网络平台型服务经济形态应该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的新兴行业自发行为，并非健康良性的数字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最终形态。当前，我国正逐步进入以数字经济为代表，以创新驱动为第一发展要素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继传统实体经济向网络平台经济跨越发展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展阶段，是一次新的跨越。这一时期的关键任务是修正企业主导的竞争垄断型平台经济弊端，构建以产业生态环境为核心的透明服务网络数字经济运行新格局。这种新格局更强调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和社会化监督等方面的体系化和生态化布局，可以支撑价值分配更均衡、资源信息更透明、公共服务更公平、经济协作更高效、生产服务更专业、网络治理更精准、社会监督更穿透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的网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措施。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着力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
把握数字文化经济价值高地，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
一是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资源，文化、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价值。过去，我国文化产业主体市场竞争意识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竞争力的主动意识，导致在企业主导的网络平台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传统文化产业难以形成集聚化经营资源和竞争优势。在当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期和机遇期，文化产业应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调整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加快推进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进程。二是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文化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文化资源和内容数字化加工处理，而是涵盖文化发展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将优秀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网络经济价值的资产。过去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遗产资源全拿过来，不分优劣、不谈价值地全盘转化，这是缺乏意义和效益的。文化遗产资源是整个中华民族拥有的财富，是全社会的和公益的。这些资源只有在有限权责下经过加工整理处理，形成可复用、可转换的资产，才会具有经济循环的产业价值。其次，要积极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形成数字文化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秩序。按照新型数字经济运行格局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以及社会化监督生态化体系构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场监管、数字版权保护、舆情风控与文化传播安全、文化服务信用和服务质量保障等功能的数字文化市场治理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数字文化市场治理现代化；建立数据隐私保护、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服务等公共基础服务体系，将公共资源和个人隐私信息数据采集从各类互联网应用中剥离，统一下移至公共基础服务体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体系，保障产业生态中各方利益，打击垄断性定价，杜绝价值迂回变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社会化监督及辅助管理体系，强化从业自律及社会化监督管理功能。
加强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切实融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体系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普惠金融；现状；发展趋势
202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网站《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党在打赢脱贫脱困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那么，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普惠金融的内涵
普惠金融具有大幅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扩大金融服务领域、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四大优势，被广泛研究认为是降低农民收入不平等、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包容性和改善社会公众福祉的一项重要内容。数字农业普惠服务金融就是要将我国农村的实际经济情况与数字普惠金融紧密结合，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体系。（一）加强宣传。农村资金主要来源一般是自筹资金和国家财政拨款，农民对于农业普惠金融的了解微乎其微，国家有政策，但农民却享受不到政策。为此，国家要加强农业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开展农村干部培训班，切实地让农民了解政策。充分利用普惠金融政策，让农村经济实现健康高效发展。（二）激发潜力。农村经济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借助金融普惠政策的帮扶，农村的金融基础框架和网络支付将得到根本改善，农村经济将释放潜力，带动整体经济质量向高质量发展，这将推动实现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三）稳定社会。利用好农业金融普惠政策，满足农民对资金的需求，促进农业稳定发展，能够切实做到稳定社会。农业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能不能吃饱饭、吃好饭，利用农业金融普惠政策让农业发展壮大，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让全国人民吃饱饭、吃好饭，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社会稳定发展。
二、农业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随着国家“三农”优惠政策的深入推进和普惠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五大行（除交通银行外）在城镇中各村均设有一个营业网点，并且我国银行业对农业的贷款额逐年增加。随着农行营业网点客户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当前我国农村银行业对发展农业普惠消费金融的政策支持，可以反映出农业普惠金融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整体水平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认清问题，及时改进，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在农村推进农业普惠金融政策存在诸多问题。农民由于祖祖辈辈扩展经营范围都靠自筹资金，农民对农业普惠金融政策首先存在心理抵触问题。对此，政府可以组织农村干部培训班，让农村干部先了解政策，再讲授给农民，这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对农业普惠金融政策的心理抵触问题。针对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的问题，农村干部要有耐心，认真的解读农业普惠金融政策，回答农民的问题，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素质培训班。（二）银行与农村进行业务对接时容易出现问题。银行的金融业务流程通常比较安全规范化，签署金融文件次数较多，受制于农村文化教育水平以及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些固有特征，银行与广大农民群众进行金融业务流程对接时，就容易出现无法进行签字、没有银行公章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针对这个突出问题，银行业需要充分发挥主动服务优势，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减少服务环节，优化业务流程，切实为广大农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提供更多适应广大农民生活需求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三）农业金融普惠政策的发展还存在东西部发展不均的问题。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银行营业网点普遍偏多，农民与金融服务接触较多，而且比较便利。西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金融机构起步晚，发展规模小，银行营业网点少，而且交通不便，农民接触金融服务很少，而且极其不便。针对这个问题，国家要有针对性的扩展西部地区的金融服务机构的规模，加大对西部地区金融服务机构的资金支持，针对西部地区的地域特色，开通一套有特色的西部地区农业金融普惠政策的金融服务。（四）农村金融信用体系不健全，农业金融风险系数过大，银行负担的成本居高不下。农业普惠金融政策主要针对农民，但是核对农民信息和经营范围信息困难重重，采集信息不充分、不完善，对农民的信用状况不了解，农民经营时常遭遇自然灾害等，导致金融风险系数过大，农民经营抗压能力较弱，因此近年来农业金融存在一些不良贷款记录，以至于农业金融普惠政策开展较慢。因此，要不断完善我国农村信用服务体系，建立风险防御机制。为企业农村干部落户，建立企业农民个人信用综合情况管理档案，完善个人信用综合情况管理信息，村干部按照有关要求携手当地政府，确保农民使用个人信息真实的实际条件情况下，建立一个农村信用管理数据库，完善农村信用信息管理体系。
三、农业普惠金融发展趋势
我国高度重视农业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未来农业普惠金融的快速健康发展必将有效地弥补目前的巨大技术缺陷，助力解决传统“三农”问题，推动我国传统乡村金融经济快速振兴，实现传统农村金融的普惠性和金融资源共享性，更好地为我国传统农村金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具有良好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正处于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业普惠金融的推广及应用也有助于建立农村经济数据库，推动农业产业链的整合，推动农业向数据化升级。农业普惠金融数据化的发展也提高互联网在农村的使用率，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融合，促进“互联网+”的发展，建立完善的互联网金融体系是促进“互联网+”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要素，做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民互联网素养，同时互联网在农村的进一步普及也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上升，但工作岗位有限，受制于有限的工作岗位，大学生就业率持续下滑。与此同时，农村需要发展却吸引不到人才。随着农业普惠金融与互联网的发展，不断发展的农村经济能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回乡创业，为家乡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活力。农业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可以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农业普惠金融和“互联网+”产业优势紧密结合，将有效推动我国农村传统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有效实现。基于现代数字通信技术和传统数字实体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农村数字普惠农业金融，颠覆了农村传统普惠金融的“二八定律”，具有强大网络性和外部性，可以从信息可得性、成本等多个方面有效弥补农村传统普惠金融服务的巨大缺陷，助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催生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的强大长尾驱动效应。（一）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改善收入状况不平衡的问题。农村企业数字普惠网络金融的广泛应用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网络金融技术，能够有效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应用空间地域限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节省时间成本，帮助农村经济的发展获得平等的机会。同时，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融合大数据应用有利于实现对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的信用评估，降低农村银行的信用金融风险，有助于有效促进农村金融服务结构的良性调整，实现金融资金市场供求的有效自动匹配。因此，农村农业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我国农村、农业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具体使用范围，对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和农民就业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二）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有效推动我国农村金融产业链深度整合。从而，推动传统产业向农村数字化转型升级，有效提高乡村农业整体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乡村农业整体生产经营规模，实现乡村振兴。（三）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网络服务发展面临的三大困境。虽然目前农村地区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健康发展已经呈现繁荣的良好景象，但是许多农村各类网络金融服务产品的实际使用率并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许多农村金融服务产品都是“生搬硬套”中小城市的某种文化产品，金融服务产品的结构设计者并不能真正深入了解全体农民的金融需求，适用性不高，不仅浪费大量资源，而且严重阻碍许多农村地区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农民的网络金融专业素养不高，对农村互联网的金融参与度相对较低，通过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直接获取农业贷款、支付等各类金融服务的安全意识显然不足，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健康发展还是急需在许多农村地区加大推广宣传。真正的农村数字化金融转型，实质上就是企业管理、流程、组织的全面层次变革，这并非仅是单一政府部门权力能够直接驱动实现的，尤其是在农村贫困地区的高科技人才少、占比低、政府需带头引导，给智慧农业的建设、发展一些时间，加强对农村干部的培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除此之外，农村的数字金融服务需求还是呈现发展周期短、金额小的基本特点，一直以来农村金融扶持政策都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当前农村数字经济的这些基本特点，增加了农村数字经济金融政策落实的工作难度。同时，由于农民的金融素养不高、网络安全意识缺乏，金融诈骗层出不穷，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削弱农民对于普惠金融的信任，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四）农村数字普惠信贷金融体系发展仍然面临一个生态链的缺失。从目前农村数字生态金融体系结构来看，与其他城市地区相比，农村贫困地区数字普惠信贷金融起步晚，体系不完善，地方人民政府对农村金融数字普惠信贷政策的认识理解不是很到位，重视普及程度不够；农村相关的普惠政策监管体系不完善，对农村数字普惠贷的金融监管实施难度大；农村较具针对性的数字金融普惠产品有限，智能化普惠金融以及互联网服务终端的综合布设与金融基础配套设施的综合建设工作需要不断加强。综上所述，农村银行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快速发展将实现普惠农业金融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有机融合，这将有效提升广大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促进农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目前，我国在农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较大的成就，乡村贫困地区全面小康振兴的农民幸福生活即将正式到来，为了真正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需要全社会人民共同努力和真诚付出，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扎实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姜晓东.乡村振兴战略的农业经济学研究［J］.现代农业研究，2021.27（12）.
［2］陈孝中.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普惠金融发展思考［J］.新农业，2022（01）.
［3］农民日报.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J］.新农业，2021（23）.
[关键词]数字经济；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消费模式的服务化、销售市场的分散化与智慧物流的普及化带来了复杂结构的物流需求，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成熟，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物流各项指标随着大数据产业发展呈现翻倍增长态势，同时，对于“大数据”技术的充分应用，物流路线、选址及仓储等，都有望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而达到即时服务的终极目标。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的一个新业态，已经成为新旧动能转换中非常重要的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改变着工作和职业的性质，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数字技术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会减少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到2030年，可能有多达2.2亿中国工人需要换工作，占中国总劳动力的30%，而物流一直被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这样的冲击，势必需要快速的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由此可见，传统的教学空间布局、教学组织模式、教学方法与技术等已经无法适应工业4.0背景下物流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1.物流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1物流管理专业教育模式创新体系缺乏系统性
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总体思想要求突出培养相应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新文科建设要求通过跨专业、跨学科、跨界甚至跨域整合突破界限壁垒，运用“新”（新经济、新技术）、“融”（嵌入式、交融感）、“通”（跨学科、跨领域）、“特”（有特色、很特别）的新文科思维，创新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产学合作协同优化、创新设计新时代文科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体系、教育教学方法、科教融合模式和教学评价机制等，推动跨学科深入交叉互渗、跨领域深度融合贯通。这与物流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标准不谋而合，因此融合新文科建设思路是深化物流管理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物流观看了创新教育需要将改革策略及具体举措集成在一个系统的、立体的、全面的适应性体系建设上，只是通过增加课程的实践环节无法形成一体化的课程计划；单纯运用一些类似翻转课堂、课堂APP等授课技巧也只是旧有教学模式的完善。
1.2物流管理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与社会发展趋势没有保持一致
需求的刺激、市场结构优化和技术变革等改变促进了中国物流业的快速增长，“互联网+”促进了传统物流产业的变革升级，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的结合，正在让物流行业发生一场效率革命，这些都带来了复合型专业人才的紧缺，从而制约了物流产业链的迭代更新。而物流管理教学的目标更多是旧有知识的输出，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更加关注课程的设置与质量，培养物流管理人才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竞争力、领导力、新技术开发能力及社会责任等素养。
1.3物流管理教改研究中对课程研究较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较少
从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结果可知，物流管理教改研究中“物流课程”的中心性最高，围绕该关键词，出现了“物流课程”，“国际物流”，“教学质量”，“教学改革”等高频词，也有结合行业发展背景进行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例如徐龙闪，肖红波（2021），吕雪（2020），潘鹏（2021）等学者主要研究了在互联网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但教改领域中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相关研究较少。
1.4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的应用不够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持续深入，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层出不穷，日益创新，发展迅速。其中典型的成果是北美地区高校教学技能培训机构CaffarellaRS（2002）提出的BOPPPS教学模型，因强调激发授课对象的主动性，被全球超过100所大学和产业培训机构所推崇。因为物流同时根植于工程和管理实践的，既体现了工程与管理门类学术研究主题的综合，也体现了物流实践中工程技术与管理方法的交叉融合，因此麻省理工大学创立的CDIO工程教育理念为物流管理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也为我国的物流管理新文科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CDIO的核心思想在于鼓励学生以主动的、理论联系实践的、课程之间相互交融和有机联系的方式进行学习。CDIO理念与教育模式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成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界重要且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改革行动之一，迄今为止，CDIO在中国的发展已逾十年，但CDIO模式多数仍局限于机械、电气、化工、土木、农业类专业，因此结合物流管理人才需求现状，我们认为“BOPPPS-CDIO”教育模式更能够有助于复合型、多元化创新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
1.5提高管理管理课程群教学效果的需要
物流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物流行业的应用型人才需求和教学效果并不匹配。目前整个教学环节与实践中存在着重传授理论知识、缺乏系统化的学生能力培养，理论实践相互脱节、学生兴趣不浓的现象，教学模式难以匹配学生数学素养参差不齐等问题。
2.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管理创新人才的新需求
2.1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就业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DonTapscoti在20世纪末提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0年）》中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造成了物流管理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了很多新模式和新业态，例如尤其在消费市场创造了大量物流新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的特点，物流业中重复性、机械性劳动更容易被机器和软件替代，此类岗位大幅减少，一线工人的工作日也将因自动化而重新配置。
2.2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管理专业人才的要求
我国非常重视物流产业人才培育，截至2018年，全国开设物流管理专业的高校就达396所，而物流智能化，物流平台，物流资本化，物流新零售等创新经济所需要的物流人才培养规模过小。从物流行业细分领域人才需求表（见表1）不难看出，数字经济时代对创新型物流专业人才的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逻辑思维能力强、具备数字化思维和能力。二是熟悉物流服务行业的业务模式及流程。三是能通过数字的牵引，具备整合管理、业务和技术的能力。
3.数字经济时代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3.1基于数字经济背景建立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分层教学模式
3.1.1融合数字经济设定层次化培养目标通过对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调研走访，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物流管理人才需求，对物流管理就业状况的数据收集分析整理，同时整理物流领域需要的数字技能，建立通用的数字技能分类，例如物流数字化开发类，物流数字化运营类等，根据技能分类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指导，制定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在教学目标上，融合数字经济设定层次化培养目标，促进知识、能力、素养的有机结合，按照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建立分层次教学体系，确定培养目标和知识能力体系，对学生进行基础层、应用层、创新层分层次分阶段教学的培养。通过层次化培养目标解决学生基础差异，教学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将课程理论内容相互衔接与融合，形成较完整的解决问题的理论体系与思路。教学计划上，拟定培养高水平管理人才的教学计划，使课程的教学计划能够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企业实际需求实现良好的对接。
3.1.2提升教师数字经济和专业知识水平当今的物流业很难避免数字化竞争，现代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区块链，流程自动化RPA等数字技术的加速创新迫切需要提升高校教师的数字经济相关知识和技能，因此，通过让教师参加数字经济及相关技术的培训、学习、讲座和研讨等方式，并通过校企合作项目，让教师进入相关企业进行实践锻炼，提升教师的数字经济素养。另一方面，高校可以建立双导师制度，引进企业教师，充分发挥丰富实践经验的优势，企业教师不限于物流行业，互联网、新零售、电子支付等高科技行业，这些导师一方面能弥补高校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能够生动还原企业营运环境。在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建立专业教师、企业导师、职业指导三重师资队伍结构，进行通识教育，物流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培养教学，着力培养既具备物流知识技能又具备计算机、大数据知识技能的高素质物流人才。
3.1.3丰富物流数字经济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上，坚持理论与需求、经济、技术、产业链等环境变化以及物流与金融，IT，工程学，建筑等其他学科的有效融合，增加物流数字化运营管理的知识体系与发展动态知识学习内容，保持知识结构的前沿性和时代性。在课程设置方面，应在设置经济、管理、工程等一般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针对不断更新迭代的细分领域，例如物流与金融学科的融合产生出的仓管质押、代收支付、货车信贷等细分领域；物流与IT的融合产生出的车货匹配、智慧物联网等领域；物流与工程学的融合产生出的AGV、无人机、自动化仓储分拣等领域，合理设置区块链、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智慧物流营销与管理、互联网金融与管理等课程方向，将物流与供应链的知识进行深度融合，突出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的发展特色。
3.2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多渠道学习和教学
一是加强数据资源建设，搭建“数字技术+物流”教育平台，平台教程和案例数字资源库由教师和企业共同参与、设计和完成；运用“BOPPPS有效教学模组”作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基本架构”，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通过在线课程，智慧课堂、学习通等方式丰富教学过程，并合理利用这些平台对学生学情等数据进行分析，营造参与式教学氛围，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教学实践上，持续丰富实践教学内容，达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效契合，增加物流仿真实验等实践项目、企业实地研究和实习机会，激发学生对实用技能的兴趣，培养学生考虑数字经济背景下解决复杂物流管理问题的综合能力与高级思维；二是强化实践教学体系，丰富和完善教学实践。通过构建实验教学平台、学科交融讨论平台和课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实现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强化实验教学。结合理论讲解和案例教学，认真开展实验教学。教师充分应用实训场地、设备、软件指导学生在实验课堂上动手完成各项模拟业务操作，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竞赛活动。每年由学生组建团队，参加全国各项物流大赛，学生主动参与，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合作意识。用“课程+兴趣+社会”的教学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鼓励学生观察家乡或者身边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物流成本、管理学、微观经济学等物流管理等文科知识提出解决方案。增加校企实习实践考核力度。企业实习不局限于熟悉物流日常操作，建立学校和企业双向沟通渠道，教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同学物流实习，鼓励企业问题进课堂，课堂理论企业应用，利用APP，QQ，微信，腾讯课堂等数字手段，进行现场讨论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
3.3多维度考核评价机制，解决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
实行过程性考核与多形式考核的有效契合，提高考核的全面性、实践性。构建多维度教学效果评价体系，重视学生参与度和过程考核，课程考核包括试卷考核，线上答题，线下调研，成果汇报等多种形式。评分采用试卷评分，课堂和线上讨论评分，同学互评等方式。优化评价方式。加大线上考核比例。线上考核内容应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进行权重设计，比如线上考勤，学情考核，课堂APP讨论等，提高学生主动性，鼓励学生观察身边现象，自发拟定讨论话题。线下学习布置进阶式任务，提高可操作性，增强学生物流方案设计能力。优化实践环节评分体系。除了考核学生现场实习表现，同时要求学生针对企业问题提出独立的方案，在最后的评选环节，由学校教师，企业导师和同学组成的评分组根据实际情况得出综合得分。该分数是小组间横向评比、集体评议的结果，能更加客观地反映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实际水平。
4.结语
1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与意义
如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及移动网络技术等方面的加速创新应用，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日益渗透，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孕育出全新商业模式和经济范式，带动全球化发展步入以“数据要素”为主要的动力，对数字经济发展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的挖掘成为了当前各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我国也不例外。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明确提出了要重点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想实现数字中国的建设，发展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兴产业，离不开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和实体经济四者的结合。我国在2017年首次将数字经济纳入两会报告之中，并且订下了要促进数字经济增长的目标；而2019年两会在相关的报告中又一次对强大数字经济进行了强调。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问题分析
2.1数字经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能级有待提升
数字经济是一种融合性经济，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赋能，即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和社会领域，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作用正在显现，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三二一产业的逆向渗透特征显现，即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迅速，而第一、二产业则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在生产和消费的区域发展并不均衡。相关的资本大量涌入生活服务及消费方面，而在核心技术环节的应用与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2.2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能力仍需进一步挖掘
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和领域的深入融合，是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但目前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仍存在以下障碍：一是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面临较高壁垒。囿于数字化改造初始投入和追加投资成本大、回报周期长、试错成本及风险大，企业内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等因素，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的动力仍显不足。二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快、体量小。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模式的发展迅速受到自身规模的限制，对于经济发展无法起到预期的支撑作用。三是相关技术的作用滞后性强。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诱发生产模式和方式的改变，还可能对一些传统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这就需要相关的组织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后才能够得到数字技术的正向收益。
2.3核心技术、设备和标准等受制于人，数字人才面临结构性短缺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和标准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美国制裁中兴、华为事件更提醒我们，核心技术、设备和标准受制于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随着数字经济转型在各个行业中的推行逐渐深入，对于相关技术的应用也愈加广泛，劳动力市场对数字人才需求会急剧增加。一是各层面数字顶尖人才及兼具行业经验的跨界人才供不应求,远未满足当前数字经济融合产业的发展需求；二是数字人才主要分布在传统的信息通信基础产业，新兴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等领域数字技术人才短缺；三是初级技能人才培养跟不上需求,相关教育培训滞后,导致初级人才难以成长为高级技能人才。
2.4局部过热现象突出，放大实体经济风险
一方面，近年来数字经济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领域出现发展过热现象并引发诸多问题。资本市场对娱乐、送餐、直播等低技艺需求的有关行业的期望较大，就2016年来看，与餐饮有关020企业的融资超过了三十亿美元，“资本入冬”之后有数千家凭借“烧钱”维持的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相继倒闭。在另一方面，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其行为、主体、环节相对比较复杂，其联系也就更加紧密，所以当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时就可能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例如互联网金融中风险的潜在性和隐蔽性导致参与者不能够及时进行判断，当风险发生时，整个的金融体系都可能受到威胁。
2.5数字经济市场发展秩序急需规范，政府治理能力和方式亟待提升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对经济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治理难题。传统经济活动中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又被进一步放大。新老问题交织叠加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复杂性。一是制度规范明显落后于市场发展，数字经济市场乱象不断显现。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线上线下问题聚合交错，线下不规范问题在线上被快速复制放大。另一方面新型经营不规范问题持续涌现，而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先发展后规范现象。二是政府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及方式亟待优化创新。一方面数字经济突具跨领域与跨地区发展特点，条块化与属地化分割的传统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其跨界融合发展的新态势。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新业态迭代迅速，同现有法律滞后矛盾愈发突出，给监管与行业规范发展带来问题。同时，治理对象数量庞大、违规行为类型多样化，事前审批为主的治理方式和靠人力集中检查的治理手段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
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生态体系构建建议
3.1构建数字经济创新体系
我国应当着眼于前沿科技，从而发展高端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所占优势较大的技术，对“核高基”等薄弱部分进行克难攻坚，对“大云物移”等新型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从而促进技术的融合和发展，推动垂直产业技术及数字经济之间的结合，对于智能制造、机器人、能源互联等一些兼容性较强的领域进行改革创新，以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塑造全面创新格局，推进商业、生产、服务与管理等模式的创新，不断培育发展数字经济的新产业、新业态。对于主体创新力的激活，适宜采用开办适用于各类主体、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开放式网络。对现有的体制进行优化，打造出科技设施与创新资源可以开放和共享的优质平台，对数字经济方面的创新成果进行优化、保护和分配。
3.2构建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数字经济人才需求监测与预警机制，根据数字经济技术、管理、运营等全产业链发展的实际人才需求，及时调整各级各类人才培养与引进结构。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各级基础教育体系，依托技校和企业实训培养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基本人才，依托科研院所和高校培养带动数字技术突破发展的高端科研人才，满足其发展对各层次数字人才的不同需求。结合现有人才引进政策及需求状况，制定专门政策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急需人才，尤其是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度。
3.3构建数字经济产业体系
建议相关部门加快制定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划，围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和深度融合，聚焦数字前沿技术进步与应用所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加强新技术、新标准、新体系的产业应用，如以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生态为核心，推进关键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的设计应用。构建开放的生产组织体系，形成网络化、集群化协同分工格局，推动新模式、新业态的产业应用，打破企业边界，促进技术、设备和服务共享等。
3.4构建数字经济市场体系
推动数字经济中数据、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的市场化发展，加快构建数据交易市场，健全数字技术交易市场，强化资本市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着力构建公平竞争、包容有序的市场秩序，清除市场壁垒，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营造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的环境。
3.5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避免政府在治理和监管中出现“越位”和“缺位”。坚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对未知新业态，要本着鼓励创新的原则；同时严守安全底线，对侵犯消费者利益和知识产权等行为采取严厉监管措施。打造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着力解决部门职能交叉、监管信息不共享等难题，使协同监管制度化、常态化，形成监管合力；针对数字经济参与主体海量化、问题隐蔽化等特点，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治理方式与手段，将以往事前审批为主转变为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流程监管；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治理能力，对典型和突出问题进行精准高效管理；完善信用评价、激励和惩戒机制，提高失信成本以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制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释放数字经济潜力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写到：“无论对各国而言，还是对全球而言，创新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我们致力于以创新为重要抓手，挖掘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以解决近期疲弱增长的根本原因。”为此，G20杭州峰会核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制定《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促进经济增长始终是G20峰会的核心议题。G20杭州峰会提出创新增长驱动经济增长战略，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紧紧抓住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推动创新成果交流共享，从根本上寻找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之道。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将着眼于为发展数字经济和应对数字鸿沟创造更有利条件，包括更多更好和负担得起的网络准入、促进经济增长及信任和安全的信息流动，同时确保尊重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促进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资、支持创业和数字化转型、加强电子商务合作、提高数字包容性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这将最大程度挖掘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为全球创新增长开辟出新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
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
峰会期间，由中国推动并参与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正式通过，这是首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数字经济重要指导原则，为各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在G20杭州峰会闭幕会上致辞时说：“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青年创业等方式，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与以往提及的普惠金融相比，此次出台的《高级原则》被打上了显眼的“数字化”标签。《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包括了定义、平衡风险和创新，提供赋能、适度的法律和监管环境等八项原则。普惠金融对于目前金融服务体系排除在外的群体来说，至关重要。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赋能这一群体，驱动资本与资源在全社会间更合理的流动，释放更多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力，赋予以往被金融服务“遗忘”的群体生产创造的能力，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通向美好世界之路。这也是中国、G20乃至全世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核心立足点之一。
数字经济将对经济模式进行颠覆和重塑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谓狂飙突进。到2015年，我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已达到了11.1万亿，网民数量达到7亿，规模居全球第一。2015年，在全球市值排名最高的十大互联网公司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占据了三个席位。此外，一批新的科技类公司也在崛起。这些互联网巨头不但为经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更为百姓生活带来了便利。
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得到了G20成员的高度肯定和关注。9月3日，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一到杭州就直奔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与马云用天猫APP扫码，共同开启了天猫国际加拿大国家馆；9月4日，意大利总理伦齐抽空造访阿里巴巴，并与马云进行了闭门会谈。
B20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联合主席、敦煌网创始人、CEO王树彤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此次峰会上，中国方案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世界经济提供新引擎，其中，发展数字经济的意义非常重大。在B20峰会闭幕式上，德国表示将把数字经济作为明年的重要议题延续下去，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