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公共事务
1 实践：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途径的建设成效
近年来，基层社区致力于为公众参与搭建载体，创设平台，在实践探索中，坚持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探索创新，围绕社区特点、居民特征、自治需求开展特色活动，构建有效的参与途径，促使社区参与的组织、工作和活动平台逐步发展、成熟起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组织平台运转有序。基础牢固、运转有序的社区组织是居民区社区参与的最主要渠道，党支部、居委会和业委会、各类青年、妇女、老龄、侨台民等群众组织和以志愿、兴趣结合的社团群众性组织和团队，为社区参与搭建广阔的组织平台，成为推动群众自治和丰富社区活动的重要途径。
（二）工作平台务实有效。居民区各类组织负责人岗位、居委会各类实务性工作是社区参与的有效工作平台。居委会、业委会成员，党小组长、居民小组（楼组）长，青年、妇女、老龄、侨台民等群众组织和文体团队负责人三类工作平台稳步运行。随着居民区参与活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居民区实行公益与志愿服务、居民区“智囊团”、社会资源联络员、邻里互助点，这些参与渠道亦取得较好的认同。
（三）活动平台内容丰富。居民大会、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自治最主要的活动平台，社区评议监督活动、通报交流活动、推荐选举活动是社区民主活动的重要形式，此外，颇受欢迎的文体联谊活动，参观考察活动，慈善公益活动，咨询服务活动也是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活动载体。
2 趋向：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途径的特质转型
社区参与途径应该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相吻合，与基层民主自治的科学运作相匹配。从现实发展趋势看，今后参与途径应充分体现以下四个特质：
一是由封闭转向开放。参与途径必须打破行政建制局限，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发起、嫁接、融合和重构，吸纳更多的社会要素，向群众、社会开放，以体制内组织参与途径带动其他组织参与途径，以其他组织参与途径支撑体制内组织参与途径，而不刻板着眼体制内参与渠道结构的简单变动。
二是由分割转向联通。把分散的、孤立运转的各个参与途径集结起来，建成构架互联、资源互享、信息互通的自治渠道体系，从当前链状结构的参与途径发展为网状结构的参与体系，进一步强化复合效应和迭加效应。
三是由粗放转向精细。参与途径设计不仅要有组织构架，还要有合理的流程、灵动的机制和配套的制度。原有的一些参与途径逐步边缘化、空心化，原因就是组织体制走到前面，工作流程、运作机制、保障制度却没跟上，因而形成跛足的缺陷。
四是由共性转向个性。参与途径的再造不只求规模的变化，而更侧重对象的变化、功能的变化、运作方式的变化、影响力的变化。
3 启示：拓展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途径的着力点
（一）扩大参与范围，促进全员化参与
当前，在设计居民社区参与途径上，如何促进全员性介入是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全体居民参与，特别是富有活力的在职人员参与，社区才会真正蓬勃地发展，只有老人和妇女参与的社区不是完全的社区。要推行“全社区”概念，要实现社区成员对居民区工作的全员性介入，都成为居民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工作者和成果共享者。具体来说，在参与途径组织建制上，要形成一个可以互为组合，互动互补的有效参与途径体系，包括团组式、岗位式、项目式、阵地式、主题式、议案式等各类参与途径形式。
（二）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单元化参与
居民小组是基础社区块状形态的最基础治理单元，居民群团组织是条状形态的最基础治理单元。居民区块状基础治理单元是基层政权建设的末端神经，是社区治理的基础。目前居委会以下的基础层次尚无法定的、较为统一的组织形式，居民自治参与途径的相应配置随机性更大。因此，应合理界定块状社区基础治理单元的范围，加强居民小组的对应配置和运作。居民小组的划分，应以最贴近的居住建筑单元为界，体现近邻性和直视性，而不必太拘泥户数的划一。在工作方式上，不应以刚性的行政控制为目的，而应以柔性的社会化工作方式促进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
（三）培育群团组织，促进组织化参与
群众性社团组织覆盖面广，群众喜闻乐见，是将“社会人”、“社区人”再组织化的重要载体，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从工作实践看，居民区群团组织可以包含治理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文化团队三个不同功能的层次，每个层次又有许多名目各异、工作和活动内容各有针对性的组织。当前居民区群团发展面临着新的方向，要特别注重要发展更多适应社会新需求的组织和能吸引在职人员参加的新组织，打造更完善的参与途径。
（四）加强制度规范，促进制度化参与
必要的制度通道是公众有序参与的必备条件。现实中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公众很难获得充分的参与权限，实践环节仍然缺乏实效性。主要表现为公众参与治理渠道不畅通、参与程序不规范、参与意见对决策影响缺乏刚性制约，等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共同着力，客观上，需要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规范，主观上，需要培育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能力，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奠定制度保障和队伍基础。
一、当前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途径的建设成效
近年来，基层社区致力于为居民参与自治搭建载体，创设平台，在实践探索中，坚持紧扣时代脉搏，本着注重实际效果，注重贴近居民，注重个性化特色的“三注重”原则，在社区参与设置方式、组织类型和运作机制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围绕社区特点、居民特征、自治需求开展特色活动，构建有效的参与途径，促使社区参与的组织载体、工作平台和活动形式逐步发展、成熟起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组织载体形态多样
基础牢固、运转有序的社区组织是居民区社区参与的最主要渠道，党支部、居委会和业委会、各类青年、妇女、老龄、侨台民等群众组织和以志愿、兴趣结合的社团群众性组织和团队，为社区参与搭建广阔的组织平台，成为推动群众自治和丰富社区活动的重要途径。
（二）工作平台充满活力
居民区各类组织负责人岗位、居委会各类实务性工作是社区参与的有效工作平台。居委会、业委会成员，党小组长、居民小组（楼组）长，青年、妇女、老龄、侨台民等群众组织和文体团队负责人三类工作平台稳步运行。随着居民区参与活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居民区实行公益与志愿服务、居民区“智囊团”、社会资源联络员、邻里互助点，这些参与渠道亦取得较好的认同。
（三）活动形式内容丰富
居民大会、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自治最主要的活动平台，社区评议监督活动、通报交流活动、推荐选举活动是社区民主活动的重要形式，此外，颇受欢迎的文体联谊活动，参观考察活动，慈善公益活动，咨询服务活动也是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活动载体。
二、拓展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途径的主要思路
（一）逐步形成全员参与的社区自治体系
当前，在设计居民社区参与途径上，如何促进全员性介入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社区无论是工作队伍还是参与队伍，只有全体居民参与，特别是富有活力的在职人员参与，社区才会真正蓬勃地发展，只有老人和妇女参与的社区不是完全的社区。要推行这种“全社区”概念，要实现社区成员对居民区工作的全员性介入，都成为居民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工作者和成果共享者。具体来说，在参与途径组织建制上，要形成一个可以互为组合，互动互补的有效参与途径体系，包括团组式、岗位式、项目式、阵地式、主题式、议案式等各类参与途径形式。
（二）积极促进基础自治单元建设
居民小组是基础社区块状形态的最基础治理单元，居民群团组织是条状形态的最基础治理单元。居民区块状基础治理单元是基层政权建设的末端神经，是社区自治的基础。目前居委会以下的基础层次尚无法定的、较为统一的组织形式，居民自治参与途径的相应配置随机性更大。因此，应合理界定块状社区基础治理单元的范围，加强居民小组的对应配置和运作。居民小组的划分，应以最贴近的居住建筑单元为界，体现近邻性和直视性，而不必太拘泥户数的划一。可以利用“楼友会”、“亲邻沙龙”、“楼艺展示”等各种渠道促进居民交流。在工作方式上，不应以刚性的行政控制为目的，而应以柔性的社会化工作方式促进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
（三）进一步发展居民区群团组织参与途径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日益推进，社区涌现出大批群众性社团组织，这些组织覆盖面广，群众喜闻乐见，是将“社会人”、“社区人”再组织化的重要载体，是社区自治的重要力量。从工作实践看，居民区群团组织可以包含治理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文化团队三个不同功能的层次，每个层次又有许多名目各异、工作和活动内容各有针对性的组织。当前居民区群团发展面临着新的方向，要特别注重要发展更多适应社会新需求的组织和能吸引在职人员参加的新组织，打造更完善的自治参与途径。
三、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途径的发展趋向
社区参与途径应该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相吻合，与基层民主自治的科学运作相匹配。从现实发展趋势看，今后参与途径应充分体现以下四个特质：
一是从封闭趋向开放。参与途径必须打破行政建制局限，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发起、嫁接、融合和重构，吸纳更多的社会要素，向群众、社会开放，以体制内组织参与途径带动其他组织参与途径，以其他组织参与途径支撑体制内组织参与途径，而不刻板着眼体制内参与渠道结构的简单变动。
二是从分割趋向贯通。把分散的、孤立运转的各个参与途径集结起来，建成构架互联、资源互享、信息互通的自治渠道体系，从当前链状结构的参与途径发展为网状结构的参与体系，进一步强化复合效应和迭加效应。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差异
[作者简介]黄洋，金陵科技学院合作与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讲师，江苏南京211169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10-0069-04
从国外政治学研究的经验看，分析一个阶层的政治参与必须分析该阶层的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自2006年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以来，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成为我国政治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当前国内学界缺乏对各个新的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政治参与差异性的研究，即使是私营企业主阶层这个在六个新的社会阶层中最受理论界关注的阶层，人们对其内部不同群体政治参与差异性的研究也极少。目前对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进行实证研究的，仅有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的著作《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主――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一书等少量文献，海贝勒的研究主要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中的大企业主和小企业主、城市企业主和农村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差异。本文试图以南京市为例，通过实证数据的分析，进一步揭示私营企业主内部不同群体政治参与的差异性，为理论研究和政治实务工作提供实证研究的参考。
一、南京市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的基本状况和本文数据说明
(一) 南京市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的基本状况
我国对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是从1988年开始的，到1991年底，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已经有10.8万户，吸收就业人员183.9万人。南京市私营企业的发展起步比较迟，初期发展速度比较快。1990年，南京市仅有私营企业355户，从业人员6185人。到2001年，南京市私营企业达到了3.18万户，占当年全国私营企业202.85万户总规模的1.56％)。也就是在2001年，南京市有5000多家国有、集体企业由职工出资买断转制为私营企业，以后的每年都有大批的国有、集体企业转制为私营企业。连续几年的改制工作，大力促进了南京市私营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到2009年底，南京市私营企业达到了近12.4万户，比2001年增长了3.89倍，与全国私营企业户数同比增长约3.7倍的发展速度比较，南京市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同时，南京市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注册资本额、总产值、销售总额或营业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都比2001年增长了3.2-4.7倍(表1)，因此，研究南京市私营企业主内部不同群体政治参与的差异，对揭示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内在的差异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本文科学抽样数据的来源与说明
2006年下半年，笔者主持南京市委统战部《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课题，在南京市对六个新的社会阶层分别采用多层随机概率抽样的方法确定了共1800个调查对象，组织访问小组登门拜访这些调查对象并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获得了150份私营企业主的有效样本数据。根据当时该课题的需要，仅仅利用了部分数据且仅仅使用了这部分数据的简单频度统计结果。本文将这些数据进行二次利用，重新统计了部分数据，并将部分数据导入SPSS软件，通过交叉列表对若干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深入研究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不同群体政治参与心理上的差异。如无专门说明，下文中的私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主均指分析的150个样本企业及其企业主。
二、私营企业主阶层内不同群体政治参与的差异
(一) 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参与的认知
1.私营企业主对我国政治运行状态的认知
从数据上看，88％的私营企业主赞成和支持党和政府作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对南京市构建和谐社会的认知程度比较高。对于中国共产党赋予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政治身份，不足69％的私营企业主认同这个观点，27％的私营企业主持无所谓态度。
私营企业主大多数响应中国共产党在私营企业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健全共青团组织、建立健全工会组织的号召，在本企业内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中共基层党组织，发展共青团组织，组织工会并开展活动，配备党务工作人员、工会专兼职工作人员、共青团专兼职工作人员，并为中共基层组织、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正常开展活动提供活动资金、活动场所，在确保生产运营的同时尽力保证这三大组织活动的时间(见表2)。
2.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参与途径的认知
在私营企业主对共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派、人大政协、社会团体、其他等途径中哪一个是目前适合自己的最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的选择中，43％的人选择社会团体，30％的人选择共产党组织，各有约10％的人选择派、人大和政协。
将性别、文化层次、年龄分别作为变量和途径选择结果数据进行交叉统计分析可知，不同性别、文化层次的私营企业主对目前适合自己的最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不同年龄段的私营企业主对目前适合自己的最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的选择没有明显差异。
私营企业主中的男性和女性在选择目前适合自己的最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时的差异表现为：男性私营企业主选择比例最高的是社会团体，其次是共产党组织；女性私营企业主选择比例最高的是共产党组织，其次是社会团体。
不同文化层次的私营企业主在选择目前适合自己的最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的差异表现为：在研究生层次的私营企业主中，选择共产党组织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社会团体；在本专科层次的私营企业主中，选择社会团体的比例最高，选择共产党组织的人员比例排在其次。
(二) 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参与的情感
1.私营企业主对执行政府相关政策法规的情感
总体上说，南京市的私营企业主积极执行、支持政府的政策。在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私营企业主带领自己的企业积极参与农村道路、电话、自来水等“村村通”工程的建设工作。随着我国企业用工制度的逐渐完善，私营企业主依法用工的意识在不断增强。23％的企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五项社会保险，三分之二的私营企业为职工办理了三种基本保险，即约90％的私营企业在用工方面积极响应政府关于劳动用工的政策和号召。
为了规范企业的纳税行为，鼓励企业依法纳税，自2004年起，南京市实施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企业纳税信用等级从优到劣分为A、B、c、D四个等级。私营企业绝大多数能够遵章守法，积极树立良好的纳税信用，98％的私营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B级，(其中72％的私营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
2004年5月起，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所掌握的企业在市场准入、经营行为、市场退出等过程中的信用状况，将企业也分为A、B、C、D四类进行分类管理。A类企业为无违法记录的企业，B类企业为有警示记录和一般违法行为记录的企业，c类企业为有失信违法行为记录的企业，D类企业为有严重失信违法行为记录的企业。南京市的私营企业主绝大多数有较强守信守法意识，98％的私营企业的企业主认为自己的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信用等级为A级。
短期债务的支付能力和长期债务的偿还能力强弱，是企业经营能否保持良性运行的决定性因素。2006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实施信用评级管理，将借款企业信用等级分为AAA、AA、A、BBB、BB、B、CCC、CC、C三等九级，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认为自己的企业在经营上正保持良性循环，在银行的信用等级比较高，96％的私营企业主认为自己的企业在银行的信用等级为A等。
2.私营企业主对参与社会建设的情感
超过80％的私营企业主赞成“企业家在成功以后应该反哺社会”这一观点。在努力帮助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方面，超过82％的私营企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着就业岗位，50％以上的私营企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3个。近40％的私营企业为残疾人提供着工作岗位，近60％的私营企业为退伍军人提供着工作岗位。近70％的私营企业主将向福利院、养老院、灾区、贫困学生、贫困家庭及慈善组织捐赠和向红十字会、基金会等公益组织捐赠活动视为最能体现自己社会责任感的行为。
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在市场中保持核心竞争力和基业长青的关键因素。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建立了包括理念文化、行为文化、视觉形象文化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企业文化体系，60％的私营企业已经具备了理念文化、行为文化、视觉形象文化中的一项或两项要素，并正在逐步健全企业文化，努力推进企业稳定发展、良性运行。
(三)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意向性
1.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的兴趣
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主很少谈论政治和从不谈论政治，经常谈论政治的不到30％，对参政议政不感兴趣的也近30％，占50％的私营企业主平常关心党和国家的方针与政策。
使用交叉量表统计发现，私营企业主中，男性和女性对政治的兴趣有明显差异。经常和偶尔谈论政治的人中，男性要多一些；在对参政议政的兴趣方面，选择不感兴趣的人中，男女私营企业主人数相当；在对党和国家的方针与政策的关心方面，选择非常关心和很关心的人中，男性多于女性。近五年纳税额平均增幅比本地区同行业平均水平略高一些的私营企业主对参政议政最感兴趣，近五年纳税额平均增幅比本地区同行业平均水平高多少或低多少，与相应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的兴趣不构成相关关系。近五年纳税额平均增幅比本地区同行业平均水平高多少还是低多少，与私营企业主谈论政治问题也不构成相关关系。但是，近五年纳税额平均增幅相当于本地区同行业平均水平越高的私营企业主平常越关心党和国家的方针与政策。
43.3％的私营企业主参加了工商联、私营企业协会、行业协会、专业学会等社会团体。私营企业主在工商联会议上，遇到涉及政治的话题时，只有43％的人是主要发言人或一般发言人，更多的人在工商联会议上很少发言或不发言。
2.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偏好
选择政治性组织、加强与官员的联系、直接从政、加强与党政部门联系、其他等五种介入政治的方式为自己“最希望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的私营企业主比例分别为12.7％、14.7％、12.7％、22.7％、1.3％。除了选择“加强与党政部门联系”的人比例略高外，选择参加政治性组织、加强与官员的联系、直接从政三种方式的人比例相当，表明私营企业主对几种政治参与方式的偏好比较离散，没有特别集中的偏好。
数据显示，36％的私营企业主不想介入政治。想介入政治的私营企业主更愿意选择通过媒体反映、通过网络、私下交流、通过社会团体反映等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表3)。其次才选择通过官方网站的市长信箱、提交人大或政协、直接向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交、通过参加各种听证会等途径发表意见或建议。
关于私营企业家论坛、私营企业家协会的会议、行业协会与专业学会的会议、工商联的会议、人大政协的有关会议、统战部门召开的会议等途径中的哪一个途径是最能够发挥自己政治能力的途径的选择中，50％的私营企业主选择了私营企业家论坛，私营企业主选择其他各种途径的比例见表4。
三、关于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思考
(一) 扩大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升公民意识
在民主制度下，公民可以通过政治参与这种合法活动影响或控制政治权力，公民的政治权利通常都是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的。由于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参与认知的不足，在南京市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出现了矛盾现象：一方面认同现有政治制度，努力保持与党和国家政策的一致性，积极支持党和政府的相关决策，并热心参与社会建设；一方面又有超过30％的私营企业主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因此，需要党和政府相关部门加大与私营企业主的沟通，加强对他们政治思想的教育，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公民身份和公民责任，动员私营企业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积极表达和维护自己合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政治参与的主体队伍才能实现在数量上的扩大，党和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绩效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 扩大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任务之二：消除政治冷漠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政治的人员比例是衡量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全民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终极目标。从公民参与政治的一般规律看，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人，参与政治事件的比例也就较大。私营企业主作为我国新兴的财富精英群体，一般在本地区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应该普遍积极地参与政治。南京市政治冷漠的私营企业主比例却比较大，表现为：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主很少谈论政治和从不谈论政治，经常谈论政治的不到30％，对参政议政不感兴趣的将近30％，半数以上的人在工商联会议上很少发言或不发言。政治冷漠不利于党和政府对实际情况的掌握。容易带来决策上的专断和失误。因此，需要将私营企业主阶层分为不同群体来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消除政治冷漠带来的负效应。既要在政治上保护那些自动参与政治的私营企业主的积极性，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政治舞台；又要保护那些只顾自己、接触面不大、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政治诉求私营企业主的合法权益。只有实现“在其位谋其事”，减少“民主花瓶”式的参与主体，政治参与载体的功能和作用才能得以较好发挥。
［关键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新途径地方实践
［作者简介］张海燕（1962-），女，河北唐山人，石家庄学院党委副书记，高级政工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孙志勇（1980-），男，河北隆尧人，石家庄学院学生处，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张爱华（1976-），男，河北保定人，石家庄学院政法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学教育。（河北石家庄05003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新途径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B2010WT202）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7-0048-02
一、引言
目前，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之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不断加速，加之我国日益深化的改革和迅速崛起的社会经济，必然会导致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的学生在思想认识、政治取向、价值观念上出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向。国际、国内形势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深刻变化，给新时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充分认识和有效利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资源、新载体、新途径，已经成为能否有效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所在，以实践为基础，开展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和新途径的全面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时代课题。
二、传统载体与新载体融汇发展，多元化创新格局逐步形成
以网络为代表的媒体技术的发展，以手机为代表的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信息领域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新载体和新途径。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各种思想政治文化相互渗透交织，教育形态从有形扩展到无形，教育范围从有限发展到无限，工作的难度更大，面临的形势也更加复杂。因此，传统载体与新载体必须与时俱进，博采众长，融合创新，才能有效地引领新形势下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从河北省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来看，高校BBS论坛、感恩教育、网络教育、心理疏导、时政讲坛等一系列新载体的有效利用和新途径的开拓已经初步形成多元共荣的发展格局。河北科技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建设，河北大学“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河北理工大学“中国报恩网”公益网站、燕山大学的“翔燕工程”等对思政教育新载体和新途径的有益探索，开拓了传统载体与新兴载体融合发展的新途径，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性很强，体现了鲜明的河北特色，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三、以地域特色为基，以新兴载体为翼，共筑河北多元发展特色格局
河北位于京畿重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文脉和人脉，红色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整合，文化精品工程的打造，实践模式的创新与突破等传统载体与新载体的融合发展，是实现河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色化发展之路的关键所在。为了配合河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开拓，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与途径，进一步加强新载体、新途径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积极作用，特提出以下拙见：
1.挖掘太行山文化底脉，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针对当前学生存在的集体观念相对淡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等问题，通过挖掘太行山文化，整合红色资源，打造“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逐步探索一条独具河北特色和优势品牌的红色育人的新模式，增强学生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育人模式，主要沿太行山由南向北走势将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司令部、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石家庄平山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保定阜平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等革命老区连接起来，充分整合老区所在地高校的资源，丰富红色文化，如邢台学院可重点研究抗大精神、保定学院重点研究晋察冀精神等，太行精神、西柏坡精神为其核心精神。“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育人模式主要呈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以河北省数字化战略为契机，建立“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网站，实现与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当地政府红色网站对接，实现资源成果共享，丰富太行精神、西柏坡精神；二是高校围绕“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特色实践活动，使学生更深刻地体验太行精神、西柏坡精神。
2.走进基层，反哺建设，广泛运用顶岗挂职等社会实践工程。针对当前学生普遍存在的缺乏实践经验、解决问题能力欠缺的问题，为增强社会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学生服务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以河北省委省政府实施三年大变样战略为契机，引导学生到基层一线了解国情、省情和民情，培养面向基层、服务基层、扎根基层的意识，建议广泛开展学生基层挂职实践活动，并建立长效机制。学生基层挂职实践活动，以顶岗挂职为基本途径，“挂实职，办实事，出实效”为指导思想，坚持“办实事，务实效，受教育”的工作原则，充分利用河北省高校的优秀学生资源，深入基层（农村、社区）开展民生调研、科技指导、电影放映、、社区挂职服务、宣传国家新农村建设措施，讲解农村合作医疗改革具体方案，讲解低碳经济问题等实践活动。建立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等部门统一组织协调，高校团委、组织、学工等部门积极配合的基层挂职领导协调机制，并长效化。
3.强化道德约束与自我养成教育，充分激发学生自我约束与发展潜能。强调道德的管理与自我养成教育，就是改变过去在低端管理时依赖制度或机构的情况，强化人性管理意识，采用符合道德管理标准的方法，以人为中心，以院校为整体，调动学生的向心力、凝聚力、使命感、主人翁责任意识，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全面开发广大学生潜在的精神力。在学生入校之际，开展“学生生涯设计活动”，解决学生入校时不知所措、漫无目标、彷徨无助等情况。“学生生涯设计”亦可开展为大赛形式，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并促进学生快速定位，确立自己的学生生涯目标，为日后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如绍兴文理学院举办的“五个一”活动，就比较有借鉴意义。“五个一”即“完成一个学习规划、交一位教师朋友、担任一次学生干部、参加一个学生社团、获得一项标志性成果”。在学生离校之时，开展“感恩承诺”或“爱心承诺”活动，如绍兴文理学院举办的“爱心承诺”活动，毕业生不仅为母校的发展献计献策，还纷纷写下“爱心承诺”书，即承诺在三到五年之内将自己工资的一部分资助给母校的特困生，“爱心承诺”活动已经成为绍兴文理学院1997年至今每年在毕业生中坚持开展的一项传统特色活动。
4.划拨专项资金，打造年度学生文艺精品工程。高校学生的文艺创作热情持续高涨，影视如湖南工业大学的《可是、青春》、河北经贸大学的《疯狂的漂移》等等，歌曲如河北大学自编自演的《四大名著串烧》等。这类作品社会关注度很高，但为数不多，精品更少，且反映青年学生的文艺作品为数不多，尤其是缺少适合青少年的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强烈民族精神的文化产品。上述情况直接导致了学生无所消费，外国的文化产品支配青少年的阅读和文化欣赏的窘境。几乎没有例外地，青少年课外阅读最多的竟是外国动漫，最爱看的也是外国电影。所以，加大对高校学生文艺作品的引导和扶持力度，打造年度高校学生文艺精品工程便变得十分必要。高校学生文艺作品包括反映青年学生的文艺作品和学生自己创作的文艺作品，包括影视、戏剧、小说等传统形式，亦包括DV剧、手机文学等新媒体形式，政府可以考虑设立专职办公室或领导小组，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划拨专项资金，通过设立奖项等多种形式进行对口扶持，着力打造年度学生文艺精品工程。
5.策划大型主题活动，打造地域品牌或院校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通过大型主题活动打造地域品牌或院校特色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的首选途径，作为政府或院校而言，打造参与性强、普及性强、娱乐性强的大型公益活动无疑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佳途径之一，所以，可以采取政府牵头、院校联动等形式有计划地策划年度或季度大型主题活动。主要包括以下方式：一是主旋律文艺作品进校园活动。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性是使成为学生最乐于接受或参与的学习对象。上海市近年来连续进行的《百年树人·电影阳光行》活动即是对这一模式的成功证明。主旋律文艺作品包含影视、戏剧等多种形式，重点如政府的“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等。此项活动在实施过程中之前要宣传到位，之中要互动到位，之后要深化到位，如上海的《百年树人·电影阳光行》活动，活动之后有征文大赛，不失时机地把活动的内涵深化并且延续。并且此项活动易于开展，有条件的院校可以考虑常规化、制度化，最终成为校园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是大型连锁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如开展以“三年大变样同诉心声谋发展”活动，让学生、市民拿起手中的笔、相机、DV甚至是手机等，深入到市民生活中间，进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收集市民百姓三教九流的民声民言，收集他们的生活变化，收集他们的苦难与喜乐，最后通过大奖赛等形式对优秀作品进行奖励和巡回展出等，这些收集到的一手资料，稍加打造便是对政府发展和决策最好的万言书。这样的大型公益活动，参与性强、范围广、影响大，从“诉心声”的作品到“提建议”的献言，再到“作贡献”的实践，环环相扣，连锁反应，是可以满足学生社会实践的良好举措之一。三是大型健身环保活动。如开展“星期三·让我们跑步上班”大型公益活动，院校可组织学生进行宣传、引导、组织、参与等。此项活动，既环保低碳，又可以使参与者身心受益，学生又从中得到了锻炼。
6.政府引领，高校联动，切实加强新载体新途径的创新和应用。全面推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健康发展。政府可以考虑由省宣传或教育主管单位召集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全省相关高校，进行调研、会商、研讨，对新时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宏观引导与管理，会签《关于加强高等院校创新利用新载体新途径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意见》，或者化而大之，拟定《河北省国民素质民族精神教育纲要》，以文件的形式，实行规范化管理，明确责任岗位、管理部门、奖励程序、评价标准，建立健全部门之间和部门与高校之间协调、激励机制，以政府引领、高校联动的方式，充分发挥新载体新途径的实效，全面推动河北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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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钟明.和谐社会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实现途径［J］.湖南社会科学，2009（3）.
“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是该体制内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3]没有真正的公民政治参与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政治参与是指公民或公民团体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民利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4]。它是政治关系中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经济力量的提升，社会地位的稳固，加之自我认同感的加强，新社会阶层必然会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生力量和重要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新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新社会阶层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挑战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仅体现了民主政治建设的时代特征，同时有利于增强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社会阶层逐步增强的政治诉求，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不断致力于为其提供一种更加健全完善的政治诉求表达机制，为新社会阶层政治意识的唤醒及参与政治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法律和社会舆论环境。近年来，新社会阶层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参政议政，积极献言献策，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大体上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两种途径。人大及政协的政治安排是新社会阶层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新社会阶层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或被协商为各级政协委员，他们积极地回应政治系统对他们的安排，通过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各种行业协会、政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等组织机构参与及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发展，代表了新的利益主体进入体制内的政治过程，并较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政治架构、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随着新社会阶层政治地位的提高，他们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也更趋积极，他们的政治态度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层面，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上。抽样调查发现，虽然新社会阶层在各级人大和政协组织中人数很少，比例很小，但是他们在经济组织中担任职务的情况却较多，在县、地（市）、省三级经济组织中担任职务的人分别是263人、278人和89人，分别占6.9％、7.2％和2.3％。他们把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自身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评价具有趋同性，认为自身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属于中层的比例为最高，分别为21.2％、26.0％和26.6％[5]。可见，由于国家从法律政策上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及政治热情被有效地调动起来了。另外，为了维护和发展自身的利益，与政府及官员的公开或私下的政治接触也是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普遍和经常的形式，或通过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积极参与政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总体上是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进行的，他们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是统一战线，人大、政协、工商联是他们参政议政的基本载体，而这些都是国家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总体上是理性化政治参与。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尚处在起步阶段，受自身政治素质因素和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亦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实际的政治参与实践过程中，在具体的参与环节上仍然表现出许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挑战：一是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较强。这是目前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中最重要、最典型的特点。二是组织化程度低。新社会阶层中的很多人更多地是考虑个人利益，缺乏阶层意识。三是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差。四是不合法政治参与现象时有发生。表现为部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不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序进行，如采用贿赂人大代表争取选票；用重金拉拢腐蚀干部搞权钱交易；利用转轨过程中的漏洞谋取个人利益等。尽管这些政治参与的现象并不是主流的，但相对于他们经济上的成就，非理性化政治参与现象似乎显得很不相称。
关键词：新社会阶层；政治诉求；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D76.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3-0013-04
一、新社会阶层人士政治诉求的理论资源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个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社会群体大量产生、各个阶层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的社会中，执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改进执政理念和执政策略，对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新社会阶层的利益进行整合，取得社会各阶层对自己的政治认同感，这样才不会失去执政的群众基础。鉴于新社会阶层所承担的特殊历史使命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新社会阶层被确定为统战工作的“新着力点”，指出要按照“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中共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社会阶层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要做好新社会阶层工作，就需要对这一群体的自身特征展开深入探索，及时把握他们的思想状况与政治诉求。了解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状况和政治诉求，并采取措施加以理性引导，这不仅关系到我国政治文化的整体转型和政治文明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状况正是因其作为一个特定阶层的社会存在而形成的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情感等心理反映的总和。政治诉求是一种社会政治意识的表达，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主体在政治方面的陈述和请求；二是指主体在政治方面的愿望和追求。前者主要指当前现状与存在问题；后者更多与远景目标和政治理想相联系。然而，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叠一致的。我们着眼于新社会阶层政治诉求的其他一些维度，比如政治诉求目标，即他们提出政治要求或愿望是出于哪一方面的利益考虑，个体的、群体的还是社会的；政治诉求途径，即通过何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愿望与要求，包括传统渠道和新型渠道；政治诉求态度，即他们对一些政治问题的认知评价和情感反映。
（二）新社会阶层人士政治诉求的已有研究综述
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是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公民政治参与状况可被视为衡量其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19世纪末叶以来民主政治的演化史，实际上沿循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方式是政治参与之权利项目的增加，比如选举权、请愿权、担任公职权、以及结社权等权利的逐一增添；另一种方式则是分享政治权利之人数的逐渐增多，终至使全体公民所共同享有”[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全面进步，民主政治与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逐渐重视。2007年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宋林飞主编的《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一书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状况的著作。该书以江苏省新社会阶层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新社会阶层中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分类研究。还有一些硕博士论文也以此为题，比如，管前程的博士论文《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9年），王运良的硕士论文《新兴社会阶层政治参与问题探析》（郑州大学2007年）等。发表在期刊杂志的相关学术论文也不在少数，内容涉及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动机、类型、特征、趋势和意义等。但是，对于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的研究却并不多见。中共中央党校的青连斌教授认为，新社会阶层主要的政治诉求是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公正的法治环境和有效的政府[3]。除此之外，还有个别零散的关于新社会阶层政治诉求的渠道、特点等内容的研究。
二、新社会阶层人士政治诉求的研究工具及样本
（一）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所采用的问卷是在广泛访谈和多次论证的基础上由课题组成员集体编制的《新社会阶层思想状况与政治诉求问卷》。该问卷由63个题目组成，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的问卷，共8个题目，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政治面貌、职业、与政治身份。第二部分主要考察调查对象的思想状况，共33个题目，其中单选24题，多选9题。第三部分为政治诉求问卷，共22个题目，其中单选10题，多选22题。课题组成员将政治诉求定位于一种社会政治意识，包括政治诉求目标、政治诉求途径和政治诉求态度三个方面。政治诉求目标以参政目的、参政中遇到的问题、意欲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及希望获得何种政府支持加为体现；政治诉求态度则以现有参政状况、潜在的参政意愿和对政治问题的评价来加以体现；政治诉求途径则包括参与的政治组织、政治表达途径、获取政治信息的途径、政治申诉途径已经是否存在不正当参政行为等内容。此外，在题目的选编上我们兼顾了各项内容之间的均衡。本篇文章专题研究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诉求状况。
（二）研究样本
本次调查由课题组统一安排，被试主要取自江苏省和重庆市，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35份，剔除无效问卷9份，共收到有效问卷426份，有效回收率达94.67%。从性别来看，被调查者中男性居多，有264人，占总人数的62%，女性为162人，占总人数的38%。从年龄来看，20世纪80年代出生者人数最多，有160人，占总人数的37.6%，70年代出生者次之，占29.6%，60年代出生者为20.2%，50年代及之前的出生者人数占9.6%，90年代出生者人数最少，仅为13人，占总人数的3.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大专和本科学历者占66.4%，研究生学历者占18.1%，有13.8%的被调查者为高中或中专学历，仅有1.6%的被调查者为初中及以下学历。从收入状况来看，24.6%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23.7%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17.8%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5000-10000元之间，还有15%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1万到10万之间，12.4%的被调查者月收入超过10万元，而月收入不足1000元者仅为6.3%。从政治面貌来看，被调查者主要以群众、无党派人士和中共党员为主，分别占到总人数的42%和35%，14.1%的被调查者是共青团员，派占到8.9%。从职业来看，被调查者中人数最多的是中介组织中的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70.8%，其次是私营企业主，占到总人数的19.2%，自由职业者占4.2%，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占2.3%，外企管理人员占2.1%，人数最少的是个体户，仅占总人数的0.9%。从看80.5%的被调查者无，12.7%的被调查者信仰佛教，2.1%的被调查者信仰基督教、天主教，0.9%和0.2%的被调查者分别信仰道教和伊斯兰教，3.3%的被调查者信仰其他宗教。在政治身份上，84.6%的被调查者不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9.6%的被调查者是区县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8%的被调查者是地市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3%的被调查者是省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0.5%的被调查者是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三）研究软件
对调查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分析。SPSS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的全称“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是一款操作简便、功能强大、灵活实用、针对性强的统计学软件，尤其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研究。
三、新社会阶层政治诉求的调查
（一）新社会阶层政治态度
1.对自己政治地位的认识——中等地位，不甚满意。44.8.%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政治上处于中层地位，26.8%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处于中下层，17.6%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处于中层，10.1%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只有不足1%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当被问道是否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感到满意时，表示比较满意、非常满意的人分别占30%和11.7%，表示非常不满意或比较满意者各占到11%，另有36.2%的被调查者表示说不清。
2.参政的意愿——比较强烈，但实际参与不多。21.6%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有强烈的参政愿望，有45.8%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有参政的愿望，但不是特别强烈，还有21.8%和10.8%的被调查者表示无所谓或没有需求。对于目前的参政情况，15.3%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参与，13.6%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对政治的参与比较多；51.9%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很少参与；19.2%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从不参与。与之相比，新社会阶层对政治事件和政治事务还是相对比较关心的，23.7%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非常关心国内外大事，49.3%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比较关心，23.9%的人表示自己很少关心，只有3.1%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从不关心。
3.对政治和政府态度与评价——基本认可，希望提高。新社会阶层对与当前政治体制的满意度相对较高，表示很满意、比较满意和一般满意者分别占到17.1%、30.8%和37.1%，只有10.8%和4.2%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够满意或很不满意。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也持比较积极的态度，但是希望能有更快的发展。有31.4%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状况良好、呈稳步前进态势；36.9%、21.4%的人分别认为相对有些缓慢和十分缓慢。被调查者对我国2000年之后的国家发展总体状态做出较好的评价，21.4%的被调查者认为成绩很大令人鼓舞，50%的被调查者认为虽有小的失误，但是成绩显著，还有3.8%的被调查者表示不确定。
（二）新社会阶层政治诉求途径
1.目前参政渠道——形式多样，不够通畅。目前新社会阶层的参政渠道比较多样化。在获得政治信息方面，网络（72.5%）被公认为是使用最多的途径，其次重要的途径有电视（57.5%）、阅读报刊（56.6%）、与人交流（35.2%）以及通过单位组织的学习（21.6%）。就目前表达意见反映问题的渠道来看，仅有10.3%的人认为非常通畅，42.3%的人认为基本通畅，还有32.2%和15.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够通畅或者非常不通畅。
2.参与政治的形式——个体为主，组织性弱。新社会阶层认识参与政治的形式比较多样化。在组织性的渠道中，39.9%的被调查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5.8%的人加入了派，21.1%的人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还有少数人加入了同乡联谊组织（3.6%）。就其个人或所属公司而言，37.6%的人加入了商会，29.6%的人加入了工商联，18.3%的人加入了同业公会，14.8%的人加入了其他民间团体。但是就其比较有效的参政方式来说，被调查者还是比较偏向于个人直接参与的方式，如争取当人大代表（31.7%）、政协委员（19.5%）、担任政府职务（19.2%）等，也有人选择通过个人间接参与的方式，如参加社会公益事业（35.0%）、树立企业和个人的良好形象（30.0%）、在媒体和网络上宣传自己（17.1%）等，而把组织形式作为参与方式的被调查者则相对较少。
3.政治申诉——法制观念增强，重视舆论力量。当被问及“权益受到侵害会以何种方式解决时”，58.5%的人都想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选择通过工商联和行业协会解决者占到46.7%；35.4%的人想到通过找媒体曝光来加以解决，还有17.8%的想到通过网络曝光形式来加以解决；向党政领导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的人分别占到了27.2%和12.4%，另有11.3%的人设法找有权势的熟人来摆平，3.3%的人采用联名上访形式，还有7.7%的人选择忍气吞声。
（三）新社会阶层政治诉求目标
1.参政原因与目的——关心社会，兼具功利。新社会阶层中很多人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当问题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时，66.2%的被调查者表示是为了“回馈社会”，36.9%的人表示是为了支持党和国家的建设，46.5%的人是出于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契约意识，14.6%和9.4%的被调查者表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或为了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关系，10.8%的人属于非自愿参加。当被问到“参与政治的目标是什么”时，选择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提高企业知名度和获得政治上的保障的人分别占到34.5%、36.2%和25.2%，而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而参政的人并不多，23.5%的人是为了“国家兴亡”而参政，21.8%的人认为参政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社会理想，28.4%的人认为参政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12.2%的人认为是出于自身的兴趣，另有8.7%的人认为是出于从众心理。
2.参政中遭遇的障碍——体制限制与自身问题。被调查者认为在政治参与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是体制限制导致他们没有机会参与（50%）；39.9%的人认为参政渠道不通畅是他们目前遇到的主要障碍；有36.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时间和精力不够，而导致自己较少参与；30.3%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部门不够重视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此外，选择自身不积极或者自身素质所限者分别占到了26.8%和31%。
3.对政府部门的期待——获得自身发展的环境保障。新社会阶层提出的最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依次是腐败（61.3%）、社会风气不良（35.7%）、法制不健全（31.7%）、分配不公（26.5%）、社会保障不完善（22.3%）、食品安全（16.9%）、人民加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监督（16.7%）、社会各阶层收入不平衡（13.1%）、乱收费乱罚款乱摊牌（12.4%）、环境污染（10.6%）、社会机会不均（10.3%）、农民收入低（9.6%）、社会治安恶化（8.2%）和地区发展不平衡（4.7%）。他们将上述问题的出现原因主要归咎于政治建设方面，50.2%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些问题是由官员特权所导致的，45.5%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所致，45.3%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所致；36.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20.7%和15.7%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因高技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在希望政府为新社会阶层提供怎样的社会支持方面，53.5%的被调查者希望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46.5%的被调查者提出希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44.6%的被调查者希望为新社会阶层提供更多参政议政的渠道和机会；34.0%的被调查者希望享受和国企同等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31.9%的被调查者希望降低产业准入门槛，让民营经济能进入到基础建设、物流和银行等领域中；16.0%的被调查者希望让新社会阶层进入不同层面的决策层。
四、做好新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一）创新组织载体，构建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一体化体系
目前我国新社会阶层人士分为新经济组织人士与新社会组织人士。新经济组织人士由于有工商联这个平台，能够保障其工作扎实推进。新社会组织人士主要以专业人士为平台，基本处于游离或无序状态，他们还没有像工商联那样的兼容政治引导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团体。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通过市场经济实践，将技术、知识和市场、资本紧密结合，是逐步脱离传统体制的独立的“自由人”。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在数量、实力、作用、影响上日益扩大。这支力量能否最广泛地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作用，对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至关重要。为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整合功能，有必要加强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组织创新。2008年4月11日，重庆市成立了全国首个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以下简称新专联），这个由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推动成立的新专联被称为“将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新的社会阶层的桥梁和纽带”[4]。新专联的成立，就是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整合功能，把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为他们搭建参与社会管理、民主政治建设、参政议政的舞台，在现有政治框架中，扩大其有序政治参与，反映其政治诉求，拓展其利益表达渠道，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央统战部对此积极支持，并就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如何开展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寄望重庆能为全国提供范本。
（二）扩大新社会阶层参与政治的范围，但要注意“度”的把握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和重要内容。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扩大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虽是当前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但不能忽略对“度”的把握，要兼顾和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和机遇，决不能因新社会阶层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就刻意对其加以政治上的优待。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仍处于剧烈变革，经济和政治转型仍在进行之中，公民政治参与不足将会妨碍民主政治的向前推进，而公民政治参与过度又可能会带来激进的民主改革，引起社会震荡。人类政治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已经多次证明，渐进的改革和发展才是正途，过度的公民参与导致的革命和暴力常常会将一个国家引入歧途。所以，我们要把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度的范围内，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渐进有序地加以推进[5]。而这个度就是不危及政治的有效性和制度化，正如李普塞特所说，“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6]。还有就是要使金钱和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防止钱权结合滋生腐败。私人资本对于政治发挥的作用必须要在法律和政治惯例的约束下行事，否则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
（三）拓宽新社会阶层的参政渠道，引导其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种比初看起来远为复杂和模糊的现象。”[7]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扩大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范围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拓宽新社会阶层的参政渠道、引导其有序参与政治，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亨廷顿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经验时指出，当政府将新的社会群体纳入政治体系时，通常会涉及四个方面的行动[7]36：1.实施有益于该群体的政府政策；2.通过功能性社团、政党或其它形式把该群体组织起来；3.创设新的结构性渠道（常常是选举）将该群体与政治系统联系起来；4.将群体中地位稳固的领导人安置于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上，并且如有必要还须配置这样的领导人。对当前新社会阶层统战工作而言，亨廷顿提出的经验有些是具有借鉴意义的。针对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组织性、制度性的参与差问题，党和政府应加强一些常规性组织的建设，比如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工会组织、共青团、妇联、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一些民间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把新社会阶层联系起来，强化他们的群体意识和组织纪律观念。发挥上述各级各类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引导新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政治。针对新社会阶层政治表达不通畅的问题，党和政府应着手于建立常规性机制，真正地多听取新阶层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切实改善有关部门的工作，使我们的工作都有的放矢，最大限度地满足新社会阶层人士正当、合理的要求，使有关政策落到实处。此外，我们还应从现实国情和历史出发，开发政治资源，不断引导新社会阶层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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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秋永.当代三大民主理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31.
[3] 王晓华.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J].探索与争鸣,2009,(7):32-36.
[4] 新京报,2008-04-30.
[5] 管前程.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103.
【关键词】公共政策参与；参与模式；大学生；网络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9-140-02
一、我国公共政策参与的现状
（一）政府逐步放开公共政策参与的空间
与过去政治文化中官民对立的思想不同，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民参与的重要性日渐凸现。立法层面，《物权法》《婚姻法修正案》等法律法规的出台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政策层面，出租车调价、个人税起征点在确定之前召开听证会，了解公民的意愿；社区层面，公民直接参与决策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已经在部分地区试行。
（二）公民的参与意识日益增强
封建思想遏制了公民主体意识的形成，“权威崇拜”、“与世无争”的政治哲学抹煞了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更多公民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政策制定来维护个人利益，其中以新兴的网络政策参与方式为主。在“南京网络问政平台”和“龙虎网上”发表《南京老城区道路交通的改造方案》和《南京弃婴岛案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在短短10天内就收获3500次的浏览量和近百余名热心网民的回复，也从侧面充分体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
二、公共政策参与的模式分析
一般而言，政府主导模式意见易于被政府采纳，而民间主导模式中公众参与意见则较难被采纳。政策执行阶段注重政策的落实情况，制定阶段则更关注利益的分配。因此，根据公共政策参与过程中发起者和参与环节的不同，可划分为四种不同模式。
1.监督式参与模式，由政府发起，在公共政策执行阶段引入公众的监督，从而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其动力在于公众监督是抑制腐败和行政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
2.咨询式参与模式，由政府发起，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主动获取公众意愿，从而保证公共政策反映公众的现实需求，维护公民利益。其动力在于政府希望提高公民对政策的理解度和接受度，在执行阶段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3.申诉式参与模式，由公民发起，在公共政策执行阶段表达自身诉求，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其动力在于公民期望切实保障自身权利、维护自身利益。
4.倡导式参与模式，由公民发起，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表达自身利益和诉求。其动力在于公民期望通过参与政策制定环节，使最终政策反映公民需求与利益。
三、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现状
根据研究方向设计问卷，并将数据汇总整理如下：
（一）样本基本情况汇总；研究数据来自南京市内高校大学生问卷填写
调查采取自填式问卷的形式，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37份，回收率为96.3%。其中，有效问卷329份，有效率为97.6%。本研究问卷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1.个人基本信息；2.政策参与客观状况；3.政策参与主观状况。
（二）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的现状描述；已有研究表明，公民对政府满意度与政策参与行为有着较大影响
本问卷对于政府满意度的考察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入手。问卷从政治政策、基础设施政策、科技文化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五个方面出发，采取里克特量表形式评测大学生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数据表示大学生对政治政策满意度最高，标准差最小。对社会政策满意度最低，标准差最大。
（三）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行为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对于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意愿情况进行了宏观分析
从数据不难看出大学生群体对政策参与整体呈现积极态度。
此外，调查中还设计了政策意见反映途径重要性排序问题。多数人表示直接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是最为有效的途径，排在后边依次为在网上发表意见和向媒体反映。众多大学生也表示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相对其他反映途径相比更加便捷，成本也相对较低。因此成为大学生政策参与的首选途径。
（四）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的影响因素
1.学历层次，统计显示，本科生在政策参与途径得分均值为1.74，研究生为2.13；本科生在政策参与现状得分均值为1.16，研究生为1.50。经方差分析，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同学历层次的大学生差异具有显著性（sig值0.000
2.专业类型，统计显示，自然科学类专业大学生在政策参与途径得分均值为1.23，社会科学类为1.28；自然科学类专业大学生在政策参与现状得分均值为1.76，文科类为1.93。经方差分析，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同专业类型的大学生，在政策参与途径和政策参与现状上差异不具有显著性（sig值0.216>0.01；sig值0.035>0.01），专业类型不是影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
3.政治面貌，统计显示，大学生党员在政策参与途径得分均值为1.44，非党员得分为1.17；大学生党员在政策参与现状得分均值为2.14，非党员为1.71。经方差分析，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党员与非党员大学生在官方和大众参与途径中的网络政治参与差异显著（sig值0.000
除以上问题，我们还对大学生自我公共政策的认知进行了问题的数据汇总与整理。
近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对自我政治认知还是有明确把握。但数据分析也表明，大学生在社会中虽处于较高知识层次上，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和思想不成熟等原因，导致其在公共政策参与的模式选择上多以监督式参与模式为主。
四、网络政策参与的价值
（一）网络政策参与的自由性优势
网络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适应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为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提供了现实可能。网络与其他传播媒介的主要区别在于传播的普及性。网络的信息言论自由，强化了政策参与自主性，提高公民参与积极性。这将有利于公民政策参与意见的真正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参与度。
（二）网络政策参与的低成本优势
参与决策收集信息，提出方案，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如果参与成本大于预期收益，参与者就会选择退出或不参与。公民参与成本大部分耗费在政策信息获取上，这间接制约了公民政策参与能力。网络突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界限，改变了过去单一信息传播渠道，降低了公民获取政策信息成本，进而提高公民政策参与能力。
（三）网络政策参与的平等性优势
传统政策体系中，管理权力由上到下贯彻执行，管理权力上层大、下层小。要想突破层级限制，实现面对面交流，对普通公民来说遥不可及，因此政策参与权利并不被平等的享有。信息网络有着明显不同结构。第一，“网络倾向于水平延伸，而不是纵向发展。”也就是说，网络关系是同等级间的横向联系。第二，在这个网络上的每一个信息点，既可以信息，也能接受信息，因而每一个信息点都是一个信息中心。这种特性可以避免信息的集中控制。网络的平等性优势使得普通民众的参与变成了可能。真正实现了政策参与权利的平等。
五、结论与未来的展望
通过数据整理和汇总不难看出大学生对公共政策参与热情度很高，但多数情况不知从何下手，但新兴网络的发展，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与途径。但网络的自由与无序，再加上其潜在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也加大了决策风险性。我们更应理性看待网络政策参与时代的到来。通过分析，得出三点结论：
1.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在两种参与途径中表现出较大差异，大众参与途径的参与积极性明显高于官方参与途径。在大众网络参与方式中，网络论坛和社交网站参与相对于政府公开网站更受到大学生的青睐；领导信箱相对于政民互动平台和法律政策民意征集活动的参与度较低。
2.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不积极的最主要原因有所不同，担心意见被屏蔽和审查是阻碍大学生在大众参与途径中政治参与的主要原因，而担心意见无法传递给政府是阻碍大学生在官方参与途径中政治参与的主要原因。
3.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受到若干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从客观方面看，在网络政治参与途径上，男性大学生比女性大学生更积极、研究生比本科生更积极、大学生党员比非党员更积极，而专业类型没有显著性影响，不是影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从主观方面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效能感、网络政治参与责任意识、网络政治参与兴趣和网络政治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都呈现一定正相关关系，说明现实社会中政治参与态度与参与行为的正相关性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同样得到体现。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公民政策参与有利于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利于实现和扩大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网络政策参与的出现，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不同以往的政府主导政策参与模式，新兴网络问政的出现，丰富了申诉式参与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倡导式参与模式。公民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阶段通过网络积极表达自身诉求，维护自身利益。本文从公共政策参与过程中发起者和参与环节的不同，突出了两者对于当代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的重要影响。强调了网络政策参与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给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好的政府一方面会注重引导公民监督意识的养成，这样才能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保证民主意见反馈渠道的畅通，加强网络问政平台的建设，有效确保决策的民主性。此外，在网络政策参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境，还需政府设立相应的制度进行必要的管理与引导，以促进其健康、有序、有效发展。
参考文献：
[1]郑琦.公共政策参与的模式及原则分析[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 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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