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 财务治理 委托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进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按照委托关系原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先天性的制度缺陷：国有股权控制权不明确，在当前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经理层利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计划经济解体后留下的真空对企业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国有股权虚置；由于股权过于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占，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不能起到对公司管理层应有的控制作用，董事会成员主要来自主发起人的国有企业，且大多同时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对上市公司实施具体的经营管理，又名义上代表股东，经营者集公司决策权、监督权于一身。
在“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影响下，上市公司还在财务报表审计关系和独立董事制度引入等方面深层次的表现出委托关系的严重失衡。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中存在着双重委托关系，包括投资者在内的社会公众是委托人，公司经理层是人（受托进行经营管理），与此同时，股东作为委托人，进行财务报表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是人（受托鉴证公司经理层的经营业绩）。尽管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上市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但实际上上述三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被扭曲为经营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二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力实际掌握在经理层手中，被审计对象变成了实质上的审计委托人，出现了管理当局自己委托他人审计自己的情况，上市公司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着明显的利益捆绑关系，前者成了后者的“衣食父母”。
无论从公司治理的理论，还是从其实际来讲，在公司法人治理中加强对控股股东和公司高管的监督已经成为了逻辑的必然。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我国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明确规定聘请的独立董事中至少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已为证券市场所接受，但实施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其根本原因仍在于委托关系的错位。独立董事作为中小股东利益的人，本应由中小股东（委托人）提名选聘，实际上却是由大股东一手包办，致使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隐性关联交易，直接削弱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因为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存在着利益关系，就很难向上市公司和大股东的决策提出异议，所以未能完全尽到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社会责任。独立董事一方面受制于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又要为市场勤勉尽责，陷于两难处境。
委托关系的严重失衡是影响上市公司治理的硬伤，它无疑制约着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在上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三种情况中，所有者代表缺位，内部人控制问题是矛盾的焦点。审计关系不正常，独立董事不独立是公司治理不完善的实质表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主要通过财务治理的层面来影响上市公司质量。正如同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则重在财务治理。
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出路在于宏观层面上的股权改革，并重构资本市场。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而西方证券市场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何况中西方资本市场起点不同，西方国家资本市场的起点是私有制，一开始产权关系比较清楚，相关的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也比较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则是从公有制开始的，其初衷是给国有企业融资，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因此我们的证券市场建立时的最大特点就是支持国有企业上市，国有上市公司三分之二的股权不能流通转让，所谓一股独大的现象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这就是中国国情。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一个真正的市场通过我们的努力是会出现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对市场经济规律学习、吸收、消化和掌握的长期过程，即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待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既要坚定信念，充满信心，又要精心安排，多管齐下，将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相结合，治本与治标兼顾，两种思路并存。
财务报表是上市公司披露会计信息的主要载体，是广大利益相关者了解上市公司情况，以便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为了保证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理论上可以设想通过提高社会收费标准，加大审计成本，以保证审计质量，但实际上由于上市公司会计报表审计业务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僧多粥少，会计师事务所往往降价以求。2004年四川省物价局曾批准审计收费标准平均提高40％，而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只按半价承揽审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这种利害关系在有些地方则蜕变为前者有意无意地去迎合和满足后者的一些不合理要求，甚至有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成了上市公司作假的帮手。可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客观公正性难以保证，要确保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必须改变目前的审计委托模式。一种设计是从会计核算凭证的取得、登账和报表生成的程序来考察，上市公司会计机构拟不再承担财务会计报表生成的对外职能，这一部分职能可交给社会完成；上市公司会计机构只承担管理会计的对内职能和与内部管理密切联系的记账、登账的财务会计核算职能，真正实现会计参与管理，符合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中会计的地位和立场。另一种设计是由上市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支付财务报表审计费用，再由证券交易所向社会招标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为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作为关系上市公司、投资者和注册会计师利益的中介——证券交易所，不能以赢利为目的，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它有利于会计信息的商品化，并将推动会计信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在注册会计师行业内部将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的地方保护主义，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资源整合，形成会计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的保证机制，最终实现证券交易所、投资者、上市公司和注册会计师利益的帕累托最优。
第3种制度设计是财务报表责任保险制度，即由上市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财务报表责任险，由保险公司聘请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一旦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作假，可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为降低金融风险，势必要求被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严格审计。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保险公司聘请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割断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层的经济利益关系，使注册会计师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执业时会更加认真负责，严格公正。这样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间的委托关系被变更为上市公司、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三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财务报表责任险虽然在国际上仍处于学术探讨阶段，但已逐渐为人们所共识。特别是美国安然事件出现后，国内外有识之士更是呼吁该制度早日出台，笔者建议我国有关部门可以先行组织试点，而后总结推广之。
证券市场中会计信息失真是一个国际性难题，上市公司会计报表审计委托模式改革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思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与市场是产品生产组织的两种不同组织形式，产品是选择企业生产还是市场购买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购买成本的高低。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可以分析得出中国现有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委托模式是一种资源浪费的结论，它为财务报表审计委托模式改革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上市公司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应该通过建立以独立性为原则的独立董事选聘机制，尽可能减少目前尚未理顺的委托关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实践证明独立董事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为上市公司加强财务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内部人控制及内部人和大股东对会计信息的舞弊行为。独立董事除具有公司法和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上市公司还赋予其特别职权，其中大多与财务治理业务有关，如重大关联交易和担保事项的判断与认可；提议聘用和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等。独立董事除参加董事会行使自己的职权外，还可在董事会内设的审计委员会中起主要作用。如监督公司的审计制度及其实施；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等。作为会计专业人士的独立董事，在公司财务治理中更是责无旁贷。
从一定意义来讲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是对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职能缺失的一种补救，因此独立董事的功能应集中定位于监督职能。加强上市公司财务监督是独立董事的重要职能之一，强化独立董事对财务的监督是防止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和落实会计内控制度的有效措施。
公司治理结构实质上是对企业进行控制而建立的企业内外一整套制度的安排。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是正确处理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关系、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保证。企业内部控制应以内部会计控制为核心。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设，应根据会计法、审计法、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等，结合企业的业务流程、组织机构、经营特点与规模、控制目标等进行设计，为企业提升竞争实力提供制度保证。独立董事，特别是作为会计专业人士的独立董事在企业内控制度建设上是大有作为的。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应不断理顺各种委托关系，形成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促使上市公司持续健康的向前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玛格丽特。M.布莱尔。1999.所有权与控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科斯等。1991.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关键词]财权财务治理模式变迁
公司财务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财权的配置，财权配置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从世界范围看，作为“里程碑”式的财权转移，主要是与历史上出现的经理革命、资本觉醒、信息革命和知识革命相关联。公司财权配置结构的转移导致了公司财务治理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最终形成了四种典型的公司财务治理模式。
一、股东主导型财务治理模式
1600年，英国成立的特许、专司海外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被认为是第一个典型的公司制企业（也称股份公司），到17世纪，英国已经确立了公司的独立的法人地位，这标志着公司已成为一种稳定的企业组织形式。
从企业的产权结构来分析，股份公司不同于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最主要差异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股份公司的所有权归属已经不再具有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的单一或少数持有者的私人性，是典型的“集体所有”，也即股权（所有权）结构的分散化。第二，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或者说“剩余索取权”与“监督其他要素的权利”相分离。
早期，公司股东仍旧掌握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这个时期的公司财务治理也表现为股东主导型，即股东掌握着公司的全部财权，但是，随着公司股权的进一步分散和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趋势的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了19世纪后半期的“经理革命”，致使公司财务治理模式发生了转变。
二、经理主导型财务治理模式
经理层主导型财务治理始自于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企业史上的“经理革命”，这次革命直接导致了公司财权从股东向经理转移。工业化提升了人力资源的相对价值，以工业化为背景的现代股份公司的产生为人力资源的拥有者——企业家或经理发挥其资源的相对价值创造了条件。被经理人员所控制的企业可以称之为经理式的企业，而此种公司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系统则可称之为“经理式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高层管理和决策职能都由职业经理来承担，而他们一般都不掌握股权，而是从在企业管理中成长起来的中层管理人员中选拔或直接从“经理市场”中挑选的。这一时期，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经理层手上，经理层事实上垄断了公司的绝大部分财权，因而使这一阶段的财务治理表现为经理主导的特点。
三、股东和经理共同主导型财务治理模式
经理革命和经理人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带动了公司效率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但由此而形成的“强管理者弱投资者”的权力配置格局对股东权益保护构成了挑战和威胁。“问题”的普遍化促使人们思考企业制度的再变革问题，应运而生的是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崛起。机构投资者将分散的所有权变成决定权力的“帮派”，权力再次向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集中，这一变化被称之为“资本觉醒”。机构投资者的资本聚集效应提高了股权资源的集中度，从而为“讨回”失去的公司权力奠定了基础，公司财权开始从经理层向股东回归，并最终形成了股东和经理共同分享财权的财务治理模式。资本觉醒使公司权力结构再次向投资者转移，经济学家对这种现象的评价结论是：美国的制度正在从由经理人事实上执掌大权、不受监督制约的“管理人资本主义”向由投资者控制、监督经理层的“投资人资本主义”转化。
四、利益相关者主导型财务治理模式
在现代公司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以下问题:1.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突出。2.知识革命导致公司财权从精英向大众转移。3.政府是市场经济主体之一，凭借其给企业提供的公共资本分享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权力，这种状况在政府主导型的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由股东和经理共同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对应的财务治理模式是不是最优的，能不能维持公司常青，能不能保障公司价值的最大化。2001年12月美国安然公司（Enron）突然破产，一系列美国公司的财务丑闻就如同“潘多拉盒子”，不仅严重打击了市场的信心，而且给全球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成为公司治理危机的信号。
2002年6月18日，由马里兰州参议员PaulS.Sarbanes和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MichaelG.Oxley提案，要求从保护投资人及公共利益出发，对上市公司财务进行更严厉的监管，这就是著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这部法案的出台从侧面表明了现代公司特别是公众公司内部治理存在缺陷，以股东和经理主导的治理模式具有侵害投资人利益的动机和机会，需要政府部门积极的、强势的监管，而客观上，这部法案却赋予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财务人员更多的财务权利。
1999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了OECD《公司治理准则》，第四条明确规定了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公司治理结构将认可法律和互相协商赋予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并且鼓励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在创造财富、工作机会和持续推动企业财务健康等方面积极合作。
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出台，宣布了传统的以股东和经理共同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及其财务治理模式已经不合时宜，OECD1999年在的《公司治理准则》则极力倡导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思想，这标志着以利益相关者主导的现代公司财务治理模式在21世纪之交正式形成。四种典型的公司财务治理模式如下表所示：
利益相关者主导的财务治理模式，产生于备受理论和现实关注的利益相关者问题，是现代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发展的趋势所在，必将对现代公司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财务治理作为公司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应当从定性方面、从制度层面来展开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本文首先探讨支撑财务治理的基础理论，接着阐述财务治理的概念、主体、客体等要素架构的基本理论，最后针对财务治理的机制、模式等重要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关键词：财务治理利益相关者财权配置目前，我国公司的制度安排受经济转轨时期的影响，透过一些问题公司事件，不难发现市场上许多公司的问题往往表现在财务方面，如：财务报表的粉饰造假，募股资金的随意挪用，委托理财行为不规范等。这些问题单纯从财务技术的角度已无法解释，必须考虑公司形成的财务契约的过程及其制度环境，重视公司赖以存在的治理基础，转而从定性方面、制度层面来展开对公司财务的研究，即着重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已成共识，财务治理就是规范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财务关系，确保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公司财务治理的基础理论（一）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和诺斯等开创的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它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引入契约、不对称信息、成本等基本分析工具来分析企业问题。根据分析工具和侧重点的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划分成以下理论分支。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结合体，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等利害关系人组成的契约组织。哈特等人直接提出了企业合约不完备的论点，将契约规定外的权利即剩余权利称之为剩余控制权，而且把剩余控制权定义为所有权。“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就推导出了控制权”而完全契约理论却忽视了“控制权”、“权利”等范畴，这些恰恰是企业问题当中的关键所在。委托理论，指出企业是一个存在个人相互抵触的利益冲突的契约关系。因此，必须设计某种制度：一是通过财务治理来明确各级委托人和人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委托人欲实现自身目标的最大化，必然要采取某种方式对人的行为进行激励与监督。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市场活动的参与者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不相等，有些参与者比另一些参与者拥有更多的信息。签约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存在逆向选择，它包含隐藏信息的问题；签约后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道德风险，它既包含隐藏信息的问题，也包括隐藏行为的问题。财务治理应该保证财务信息的畅通流动和财务权利的合理配置与有效执行，使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落到实处。正是高昂的成本配合不完全的契约促使人们关注对财务治理的研究，因此是财务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二）公司治理理论哈特提出了公司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在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治理结构确实有很大作用。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包括投资者、经理、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制度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其实质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配置”，最优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是一种状态依存的控制权结构，不同状态下的企业应当由不同的利益要求者控制。杨瑞龙则强调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公司治理理论的出现是财务治理理论的产生前提，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财务治理在研究思路、方法等方面必然借鉴、遵循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对财务治理的指导是很重要的，没有公司治理理论的成熟与拓展，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三）公司财务理论本金理论，是财务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理论，财务治理就是对本金流向、流量的合理协调、控制；是对本金的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等权能的合理配置。财权流理论，汲取了“价值流”的优点、考虑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思想、挖掘了价值背后的本质力量——权力、注重了“价值”与“权力”的高度结合。财务分层理论，该理论的提出是在1997年，汤谷良、谢志华、王斌的三篇论文，分别从出资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三个层次，阐述了现代企业财务分层管理的架构、内容、特点等财务理论问题。后经不断发展，基本上形成了如下观点：财权分属所有者和经营者，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之间划分。公司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一）财务治理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于财务治理的概念众说纷纭，尽管概念描述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安排，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来达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的相互制衡，科学决策，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耦合。（二）财务治理的主体财务治理的主体是指在财务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要素，确定财务治理主体，关键是“考虑参与财务治理的行为主体是否有能力和动力来行使其权利”。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财务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参与主体不可能太多，只能择其要者来规范调整他们的关系。应将政府包括在内，在公司财权配置和制衡关系中，政府对公司的财务政策和财务行为进行规范，是不可避免的，撇开政府研究财务治理问题，难以保证财务治理结构合理，在实践中会带来不利后果。作为财务治理的主体倾向应为目前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真实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和政府等）。（三）财务治理的客体财务治理的客体也即财务治理的对象，对财务治理的客体研究，不应只停留在“价值流”的层面上。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支配价值流的“权利”是隐藏在“价值”背后更为抽象、更为实在的具有支配能力的本质力量，以“财权流”作为现代企业财务的本质是现代财务的主流。作为财务活动的财务治理的客体就是“价值流”与“权力流”相结合的“财权流”，即财权在财务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配置。（四）财务治理的目标随着公司治理的创新，“股东至上”理念，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质疑。尽管都没有否定股东在企业中的决定性地位，但动摇了股东作为惟一的剩余风险承担者的假设，因而使股东作为惟一的剩余收益享有者的制度安排的合理存在疑问，利益相关者理念应运而生。现代企业是众多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系列的“契约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结构复杂性和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会损害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从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或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谋求一种对利益关系的平衡、制衡机制，遵守效率、公平原则。因此，将财务治理的目标定位为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体现了财务治理效率性目标与公平性目标的有机耦合，是一种现实选择。（五）财务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核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产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分配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决策权等权能。合理配置财权可以增强控制的广泛性和渗透性，减少失控区域；可以有效地防止人的败德行为，遏制利益流失；可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公司财务治理的相关理论（一）财务治理机制财务治理机制，就是要有效运用财务手段，解决有关因素在相互关联和制约过程中所涉及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一个完善的现代公司财务治理机制应该是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以及财务治理信息披露机制等几方面的有机结合体。财务治理机制作为公司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分层配置的财务决策机制的建立居于财务治理机制的首要位置；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是提升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重要内容，利益相关者需要利用公司披露的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进行相关决策；而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健全有效则是财务治理机制的核心，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相容机制，以协调各权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财务治理的目标。（二）财务治理模式现代企业是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联结体，为使契约得以顺利履行，必然要求各主体能够平等、独立地参与公司财务治理，拥有与特定经济地位相一致的财权，进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财务治理的制度安排成了必然的选择。但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平均分配公司财权，重点在于强调“参与”。当然，这也只是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下的治理机制，体现了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为确保公司在非正常经营状态下，有适当的制度安排帮助受损的利益相关者，必须有一套制度设计安排来确保对控制权的适时适度、有序有效转移来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这套制度安排就是相机治理。基于传统的单边治理模式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并在内外部压力下走向共同参与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新模式。但各种财务治理模式理论也仅是提供了分析研究的基本框架，鉴于各种内、外在客观因素并非一成不变，财务治理也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治理模式。总的说来，关于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时间并不长，基本上缺乏总体架构的认识，系统性的理论成果不多，本文试图为财务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一点借鉴。参考文献：1.朱俊晶，纳鹏杰.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思考[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汤谷良，谢志华，王斌等.涉及“现代企业财务分级管理问题”的系列文章[J].会计研究年会，1997(5)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GOVERNANCE），或称公司治理结构（STRUCTRURE）、公司治理系统（SESTEM）、公司治理机制（MECHANISM），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现代企业制度区别于系统企业的根本点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或称所有与控制的分离（SEPARATIONOFOWNERSHIPANDCONTROL），从而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用以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现代企业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机制，它涉及到激励与约束等多方面的内容。简单地说，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处理企业各种契约关系的一种制度。
财务管理，作为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中存在和运行的一个重要管理系统，其目标直接反映着理财环境的变化，并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适当地进行调整。公司治理的逻辑变了，或者说公司的目标变了，则公司进行财务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必然要相应变化，也就是作为财务运行驱动的财务管理目标也要相应变化。不同的财务管理目标，将产生不同的财务管理运行机制。深刻理解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南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正确认识公司治理的逻辑，进而科学确定财务管理目标，对于优化公司理财行为，实现财务管理的良性遁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公司治理结构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行的一个关于公司战略导向的概念。尽管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演进轨迹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差异但最近20年来人们在对西方大公司的研究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国际社会对于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国家把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当作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绩效的基本手段。
目前，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通常有美国式、日本式和德国式等，各种模式的特点也广受关注，本文不再赘述。但如果仅仅从这种经验的角度去认识公司治理结构，则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也难以把握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激励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以更好地实现公司的目标。但公司的目标，也就是进行财务决策时的目标，是追求股东财富的最大化，还是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遵循不同的逻辑，将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从公司治理结构主体的角度来说，前者不妨称之为"股东至上"模式，后者或可叫"共同治理"模式。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于，公司的目标是只为股东（SHEAREHOLERS）的利益服务，还是为全体利益相关者（INTERESTGROUOPS）或当事人（STAKEHOLDERS）的利益服务。
"股东至上"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广泛流行于西方国家。在这样一种治理逻辑下，股东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其地位是至上的，而人力资本则利小势微，获得授权的经营者只有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使控制权才是企业有效率的保证。因而这种治理结构的出发点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如何设置一个最优的可以对经营者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使其为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而努力工作。但是，由于经营者有着不同于所有者的独立利益目标，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者在获取企业控制权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在信息非对称的条件下，其自由处置行为往往有损于股东利益。至于债权人、职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因在企业中的"声音"弱小，相应的权益自然也难以得到保护，这样就为经营者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为了克服这种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就需要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扬弃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标并非唯一地追求所有者的资本收益最大化。企业本质上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或者说是一张由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组成的"契约网"，契约本身所内含的利益主体的平等性和独立性要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之间应该是平等、独立的关系。这些相互关联的主体，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生产者、消费者、供应商及其他有关利益主体，组成了利益相关者，而企业的效率则需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平等的基础上之上。在这样一种新的公司治理逻辑上，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利益，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监控；不仅要强调经营者的权威，还要强调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具体来说，在董事会、监事会中要有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代表（如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以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这样的公司治理逻辑就是"共同治理"模式。
企业还是一种团队生产或长期合作的集合，其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相互依赖，任何一方的随意退出或机会主义行为都可使对方的利益遭受损失。为了保护依赖性资源免于受损，团队成员只有缔结长期合约，以确保一个可预期的利益补偿。而这种多边式的合作模式即共同治理恰恰有助于保持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从而逐步成为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实抉择。
二
我国近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改进和完善政府对企业经营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即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角度出发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政府拥有经营者任免权，控制企业的重大决策，监督经营者的行为等。可见，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成了企业制度效率的基本标准。这样的改革思路大致可以称得上是"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
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下，我国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渐进过程就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放权以后对经营者的监控过程。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后，在设置公司治理结构时也是按照股东资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设置激励约束机制。但是，由于政府远在企业之外行使所有者职能，企业内并无所有者代表，不仅激励和约束机制最终难以形成，而且国有资本和政府权力的结合使得经营者可以随意剥夺其他小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企业职工应有的参与决策权、监督权也往往因职工代表大会流于形式而难以实际发挥作用。由于国有企业这种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并没有解决关键的所有者被架空、国有资产受到侵蚀的事例比比皆是，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非正常行为屡屡出现。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要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和机制，建立与健全严格的责任制度。要确保出资人到位。"这为了解决公有制经济下独特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创造了条件。但要落实这一重要文献精神，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因经营者滥用权力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还必须转变企业治理的思路，遵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共同治理"逻辑。
事实上，我国在"共同治理"方面已有诸多实践，如在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引入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债权人参与企业行为的监控，实行利润分享制度和员工持股制度等。我国《公司法》还明确规定监事会中应有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公司研究决定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等，这些都有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但是，在我国将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时，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改制过程并没有按规范进行运作，特别是公司治理结构被严重扭曲。如有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兼任，在避免领导层内部矛盾的同时放弃了制衡；有的董事会成员与经理成员高重合，为内部人控制敞开方便之门；有的对董事会集体决策、个人负责的议事规则不以为然。严格的信托责任制度未能形成等。有些做法连公司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要求都未能达到，更不用说长期以来就被忽视的企业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平等问题了。
三
1998年4月，由29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以根据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来制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性准则。1999年5月，OECD理事会正式通过了其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它是第一个政府间为公司治理结构开发出的一套国际标准，并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该原则旨在为各国政府部门制定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框架提供参考，也为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公司和参与者提供指导，它代表了OECD成员国对于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共同基础的基本考虑，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1、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维护股东的权利；
2、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确保包括小股东和外国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受到平等的待遇。如果股东的权利受到损害，他们应有机会得到有效补偿。
3、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应当确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并且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为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以及为保持企业财务健全而积极地进行合作。
4、治理结构框架应当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问题，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的信息。
5、治理结构框架应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和对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并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以上几点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最为核心的要素。尽管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单一的模式，但有关国家的实践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必然具备某些共同要素。这些原则就是建立在包容现有各种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共同要素之上的。由于该原则考虑到各个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认识到一个公司的竞争力和最终成功是利益相关者协同作用的结果，是来自不同资源提供特别是包括职工在内的贡献。因此，如果这些通用原则也可以叫作"模式"的话，从逻辑上判断，我们大致可以称为"共同治理"模式。
现代公司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缔结的"契约网"，各利益相关者或在公司中投入物质资本，或投入人力资本，目的是获得单个主体无法获得的合作收益。共同治理的逻辑正是强调各利益相关者应将公司的适应性能力视作自身利益的源泉，进而发展到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分配来相互制约。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主体的多元化，符合契约主体机会平等的基本思想和现代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因而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
作为企业赖以运行的经济环境的一个最直接部分，治理结构确定了企业的目标，并提供了实现目标和监督运营的手段。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服务于企业的目标，当然也是由治理结构确定。财务管理目标制约着财务运行的基本方向，如果看不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变化，不能适时调整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财务运行机制就不可能合理，进而影响公司治理的效率。
在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逻辑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最大化的财富。也就是说，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在股份经济条件下，股东财富由其所拥有的股票数量和股票市场价格两方面因素决定，在股票数量一定、股票价格达到最高时，股东财富也达到最大，从而股东财富最大化又演变为股票价格最大化。
股东财富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与本世纪50年代以前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相比，由于它考虑了不确定性、时间价值和股东资金的成本，无疑更为科学和合理，有其积极的内涵。第一，对于额外的风险，要求有更高的预期收益补偿，忽略风险的差别将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第二，对于相同的投资报酬，现金流入越早其价值越大，忽略现金流入时间的判别将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第三，当公司可以通过一项新的投资提高盈利水平时，如果公司的股东用同样的资金在另一项风险相同的投资中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那么只要从股东的利益出发，公司的经营者就会投资于收益更高的项目。可见股东财富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相比，优点甚为明显：综合地考虑了风险因素，因为风险的高低会对股票价格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因为不仅目前的利润会影响公司股票价格，预期未来的利润对企业股票价格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不仅要提高公司利润，还要权衡股东资金的机会成本，不能因忽视相对比较而损害了股东的利益。
显而易见，由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所决定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只强调股东的利益，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重视不够。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共同治理的治理逻辑则强调现代企业只有通过为利益相关者服务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成了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在共同治理的逻辑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使企业总价值达到最大。这一目标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或长期稳定发展。由于企业价值的大小可以用企业持续经营期间预期报酬（或自由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之和来表示，而折现率又与企业风险相适应，因而只有在风险和报酬实现较好的均衡时企业价值才能达到最大。
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相比，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样充分考虑了不确定性和时间价值，强调风险与报酬的均衡，并将风险限制在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且它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第一，营造企业与股东之间的协调关系，努力培养安定性股东；第二，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关心职工利益，培养职工的认同感；第三，加强与债权人联系，重大财务决策邀请债权人参与，培养可靠的资金供应者，第四，关心政府政策的变化并严格执行，努力争取参与政府政策的变化严格执行，努力争取参与政府制定政策的有关活动。此外，还要重视客户利益，以提升市场占有率，讲求信誉，以维护企业形象等。显然，从经营者理财来说，以上利益相关者都能对企业财务管理产生影响：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通过表决决定企业重大经理；债权人要求企业保持良好的资金结构和适当的偿债能力，以及按合约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职工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提供了人力资本必然要求合理的报酬；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公共服务，也要通过税收分享收益。正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构成了企业的利益制衡机制，如果试图通过损害一方利益而使另一方获利，结果就会导致矛盾冲突，出现诸如股东抛售股票、债权人拒绝贷款、职工怠工、政府罚税等不利现象，从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损害了企业的价值。
五
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认为，股东承担了企业的全部剩余风险，因而也应享受因经营发展带来的全部税后收益，即股东持有剩余要求权。与债权人和职工相比，由于股东承担的义务、风险最大，从而享受的权利、报酬也应最大，即股东财富最大化。实际上，现代企业不只是股东才承担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不能只强调股东才承担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只强调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只强调股东的利益而不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比如债权人，由于现代企业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而使负债率大大提高，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与股东共同承担着财务风险；至于企业职工，由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复杂的脑力劳动越来越多，他们向企业投入了大量专用性人力资本，一旦企业亏损或倒闭，不仅面临投资损失，甚至会危及自己及家人的生存。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真正在企业中倾注心血的其实还是企业的经营者和广大职工，而许多物质资本所有者作为公司的股东常常在资本市场上扮演着"投机者"的角色，他们只关心市场上资本价差所蕴含的套利机会，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在意。如果投资的企业业绩不佳甚至破产，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用脚来投票"，从而解除相关的利益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企业和发展，物质资本所有者，而且这种依赖性越来越强。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就必须有来自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如果没有富有创新能力的经营者和一批忠诚的职工支持，即使要维持企业现状都难以做到。
鉴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地位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那种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逻辑必然要求转变，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也需要相应优化。只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保护和合理的满足，才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股东的财富也才能增加；而企业价值实现了最大化，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则都能有所增加。这样，在共同治理的治理逻辑下，公司财务管理达到了一种良性循环。
六
现代企业制度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企业制度。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公司法》、《决定》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形成这样的架构：所有者通过法定形式进入企业行使职能，通过在企业内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所有者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激励和制衡机制，并通过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责任制度，使相互的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受到约束。
公司治理结构受到经济、社会历史传统和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一个标准模式。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既不能简单地移植国外的现成做法，也不能忽视已有的一些通用性基本原则，特别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共同治理"逻辑。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可能更应强调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职工的利益，如果将职工作为治理结构的主体，由于其在企业内部而较为容易地观察到经营者行为，从而将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难以监控经营者行为的难题。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资本流动使公司得以从更广泛的投资者中筹集资金。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树立市场信心、鼓励更加稳定的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一项重要手段。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良好的治理结构的基本原则日益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许多国家已把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作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途径。近年来在金融市场的动荡中，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出来。
当前，在明了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公司制核心的基础上，认识到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高经营效率的一个关键要素，进而设置好股东、董事会、经理层、职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到财务管理目标因应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而变化，进而通过财务管理活动在企业价值的增长中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对于保持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没有一整套符合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一系列切合目标的科学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就不能真正建立，我们的经济效益就不能稳定提高
参考资料
1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9）
2杨瑞龙"应扬弃股东至上主义逻辑"（中国经济时报19999）
3王化成"再论财务管理目标（财务与会计19993）"
1.国有控股公司研究主体的界定国有控股公司是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后,国有资本优化配置的结果,是指国有资本处于绝对控股或控股地位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提供的产品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失灵而产生的供给不足。从英国和俄罗斯铁路运营公司改革的成败经验来看,国有控股公司是重要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
2.财务治理结构概念的界定与财务治理结构相近的词有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和公司机关制度等等。之所以有不同的称谓,是因为研究人员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和对CorporateGovernance翻译的不同。从现代企业制度来看,股份有限公司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法人财产权与终极财产权相分离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所有者将财务资源委托给具有专长的经营者经营管理,是一种财权的委托和受托关系,其本质是一种财务活动。但是,如何确保经营者按照所有者的利益目标去做,如何将财产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进行科学分配,就产生了基于财权分配的企业制度安排框架。这一框架的主要内容即财务治理结构。根据现代财务分层理论[1],将财务治理结构分为所有者财务治理结构和经营者财务治理结构两个层面进行研究。
3.国有资本人格化行为假设国有资本的产权特征表现为公有制,以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为其基本特征。集体所有权是由每个人所拥有的产权份额构成的,作为产权所有者必须采取集体统一行动才能行使其产权权能;作为产权集体所有者中的单个人既没有特殊的权力决定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处置,也不能单独索取剩余收入中的相应份额。所以,产权集体所有者必须通过法律或其它合约的方式授权某个组织行使其产权权能,即国有资本的人格化[2]。国有资本人格化的主体有哪些特征呢?和私人资本的产权主体有哪些不同?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私人资本的产权主体特征表现为“经济人”,即人是自私的,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如果研究国有资本人格化特征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集体产权必须分割成不同的份额并转让给个人,即私有化,否则理论推演的结果只能是相互矛盾。为此,提出“集体经济人”概念以区别“经济人”概念。集体经济人作为国有资本人格化的代表,其行使集体产权权能时,首先要充分代表个人的经济价值取向。个人资本是逐利的,国有资本同样是逐利的。但是,当由于市场失灵造成某种产品或服务不足从而使整个社会福利下降时,国有资本又必须从改善整个社会福利出发,服务于集体。有的经济学者认为,社会福利应当由政府来解决,而不是企业。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只不过是由于社会分工不同而造成的不同制度安排的结果,如果企业这种制度安排对解决社会福利问题更有效,更能增加集体中每个人的效用,就应当由企业承担,否则,应由政府承担。作为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提供社会福利产品或服务时,应当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弥补其经济损失。所以,集体经济人假设与经济人假设不同,但是并不违背经济人假设。
二、国有控股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制度缺陷
1.所有者财务治理结构的制度缺陷
国有股股东有双重身份:既是国有资本的产权代表,又是国有资本运营管理的人。作为产权代表其本身没有控制权和剩余追索权,也就没有动力行使股东的权利。作为人,国有资本运营的成败对其个人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他有动力行使股东权利,以期未来控股上市公司业绩的提高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人力资本回报。但是作为国有资本的人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存在一定的竞争,因为国有股股票和法人股股票的非流动性,国有股股东无法获得资本利得,投资收益的来源只有微薄的股息,甚至股息都得不到。而且控股上市公司业绩只能按照控股比例记在控股公司的账面上。所以,作为国有股大股东的代表有将控股上市公司的利益转移到母公司的行为动机。事实上,我国有不少上市公司已经成为控股母公司的“自动取款机”了,即控股母公司凭借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将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等转移到控股公司或下属企业中去。大股东的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职工和债权人的利益,造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瘫痪”。大股东的这种行为动机也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控股上市公司资金的不断“抽血”,和无效地收购控股公司旗下的资产,造成上市公司对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加。为了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上市公司只好铤而走险,虚拟会计利润,从股市上筹集更多的资金。中小股东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较小,决定了他们行使股东权利的消极性。中小股东成了股东群体中的弱者,在上市公司少分甚至不分股息的情况下,他们的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风险极高的资本利得。在严重“套牢”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指政府或集团公司等)的身上。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情况,主要因为所有者财务治理结构中,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在利益目标取向、风险偏好、信息优势和产权权能行使成本上有明显的差异,造成股东内部利益的冲突。利益目标取向不同。大股东作为集体经济人,不仅要追求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表现出经济人的一面,而且要追求社会福利的改善,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国有控股自来水上市公司就不能依靠自身自然资源垄断的优势依据水的供需按照市场原则调整水的价格。而中小股东作为经济人,投入的是私人资本,追求的目标是资本的保值和增值,没有改善社会福利的责任。因为在整个社会福利下降时,中小股东已经承担了一部分损失,如果再让他们投入资本来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等于又受到了一部分损失。中小股东之所以投入私人资本,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能够给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损失给以政策上的弥补,这是有风险的。风险偏好不同。国家股股东的资本雄厚,投资范围较分散,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而且国家股的产权代表也只是人的角色,其对风险的偏好是中性的。而中小股东的资本相对较小,投资比较集中,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作为终极产权所有者,是风险厌恶者。信息优势不同。大股东作为绝对控股股东在信息拥有上比中小股东有优势。大股东对公司重大的财务决策、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经理人员的录用有充分的权力。高层管理人员对大股东代表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否则,他们有被撤职的危险。这就造成大股东有和控股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合谋操纵上市公司的可能。另外,大股东作为产权人,行使产权权能的成本由终极所有者承担,他们获得信息的成本是可以不计较的。而中小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低,参加股东大会的成本较高,获得上市公司信息的途径只能是传播媒体、大众传言,而且还要受到“噪声”的干扰。行使产权权能的成本不同。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较高,参加股东大会的边际成本较低,而且国有股股东或国有法人股股东代表行使产权权能的成本由派出单位(公司或政府)承担。而中小股东的持股比例较小,行使产权权能的边际成本较高,而且发生的成本由自己承担。所以,在国有股股票和法人股股票不能流通的情况之下,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的代表具有用手投票的积极性,而中小股东只能选择用脚投票的消极方式。除此之外,作为大股东的产权代表,由于其本身对控股上市公司的持股量较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所有者财务治理结构实质上由非产权所有者的“外部人控制”,如果内、外控制人合谋,将造成国有资本的大量
流失和中小股东、职工、债权人等利益的受损。
2.经营者财务治理结构的制度缺陷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一种半公共产品。因为半公共产品的价格可能受到政府的管制,经理人员业绩的评价十分困难,经营者为了增加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不惜一切找借口,使激励机制效用失常。作为人,经营者和国有股大股东的代表之间虽然是委托关系,但二者同时又都是受人之托。所以,经营者可以在增加国有股东代表利益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所有者人与经营者人之间利益的趋同,使所有者人失去了对经营者人的监督动力。因此,国有控股公司的财权实质上控制在管理层手中,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失去了相互约束、相互控制的机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涉及特殊性领域时,如军工企业、自然垄断领域等,政府必然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如我国政府不准个人持有枪械,但是,军工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就享有一定的特权,这种特权的存在,就容易引发一定的寻租行为,造成社会福利的下降。监事会的组成人员多是面临退休或已经退休的政府官员、公司元老,他们代表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股东的利益,但是,由于自身素质所限和利益动力不够,他们不能有效行使监督权。监事会成员缺乏有利益动力监督的终极产权代表、债权人代表和内部股东代表、职工代表。监事会成了法律规定的虚设品。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除了内在的制度原因之外,还存在外在的制度缺陷。长期以来,企业上市指标是政府管制下的配额制,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十分稀缺,市场供应与需求严重失衡。上市指标的争夺成了当地政府解决国企困境的有效途径。指标拿到之后,首先在原国有企业的基础之上,经过资产剥离、整合,实现优质资产的上市,形成当地的上市公司群。然后,上市公司再通过多次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再用筹集到的资金兼并重组当地的困难企业,实现国企脱困的目标。政府利益的膨胀使上市公司筹集到的资金没有很好地用到规定的项目上,而是像撒胡椒面一样分散投资于兼并重组困难企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现象仍较严重。资产剥离的结果是,上市公司和控股公司成了一套人马两张牌子的企业,“形散而神不散”。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缺乏独立性,法人财产权不独立。控股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频繁,利益转移现象增多。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和国有股、法人股股票的非流动性,使外部控制机制不能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
三、国有控股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完善
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完善与模式选择,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应在扬弃的基础之上,构建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创新模式。美国的职工持股计划、德国的联合决策模式、德国和日本的主银行制度都反映了公司治理的导向:如何将股东的利益与经营者、职工、债权人的利益协调起来。[3,4]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协同作用的发挥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益依存关系将更加密切,作为协同伙伴(或客户)的意见也是影响企业决策的因素之一,协同企业也有参与决策的趋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古代儒家的理财观念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财务治理框架的构建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比如孔子提倡的“义主利从、以义生利”的观念[5],说明诚信、守约是利的根本,言而无信,损人利己必然导致利的枯竭。企业作为各种生产要素的合同集,各个利益主体应充分考虑到企业整体的利益,不能以自己的优势损害其它利益主体的利益。守“义”要以完善的法律法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一套社会制度为前提,生“利”才能有实现的基础。所以,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完善首先是制度的重新调整。只讲“义”字还不够,对于“不义”要有相机治理的对策。因此,本文提出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多边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财务治理结构目标模式。相机治理是指公司的各利益主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合同等,对有损于自己利益的公司行为实施制止或索赔。如债权人可按合同规定终止贷款合同,根据破产法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股东可根据法律规定对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职工可根据工会法或通过工会组织维护自身的权利。相机治理主要是法律法规等外部控制机制的完善和内部相关利益主体在“疑人”的基础上签订相对完全的合同。多边治理是指公司股东、经营者、职工、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如果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长期的合作伙伴或有证据表明公司目前处于财务困难或危机状态,债权人可以选择进入董事会或监事会参与财务治理,否则,不应参与公司的财务治理。正常情况下,应由股东、经营者和职工三方共同治理公司财务。
1.公司所有者财务治理结构的完善
随着我国加入WTO、政府职能的转变、国有资本营运主体的培育与组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股东产权主体必须实现类似于日本公司的法人之间的交叉持股,通过国有投资公司之间股权的互换实现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国家股由“一股”变“多股”,相同国家股,不同利益主体代表之间就可以相互约束、相互制衡。另外,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设置普通股和限制表决权的优先股使国家股以普通股股东和优先股股东两种身份出现,不仅可以控制上市公司,而且还可以实现有表决权的股权结构的优化。除了拆分国家股之外,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加强与国家股股东在控制上市公司上的竞争。例如首钢、宝钢、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电信等大型国有企业都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而成功上市,这对于股权结构的优化,企业间的相互协作都是很好的尝试。国家股股东与法人股股东并非终极所有者代表,容易产生廉价投票权和监督动力不足的缺陷,这种缺陷的弥补除了上述措施之外,还可以通过中小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提高公司内部股东持股比例,强化终极产权所有者对非终极产权所有者以及公司管理层的约束力。
(1)建立中小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中小股东投票权行使成本制约了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中小股东可以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行使表决权。这种可以是长期的信托关系,也可以是一次性的委托关系。这种制度也可以和职工持股制度结合起来,通过职工持股会行使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因为金融机构的成本比职工持股会的成本要高,而且职工持股会的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取向是一致的,如果金融机构不是(即便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取向不完全相同。
(2)推行内部职工持股制度。内部职工既是公司的职工,又是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生产、技术、财务、管理等信息占有比外部股东有优势。内部股东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更为密切,他们更为关心公司的发展,他们参与公司治理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行使产权权能的成本很低。在我国,职工持股有其现实基础。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国有资本的积累与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对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的没收和赎买;另一方面来源于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劳动创造,让农民有其地,工人、知识分子有其股是有客观依据的,也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富民思想的体现。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中,80年代已经有所尝试,但不规范。90年代,国家体改委、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出
台了相关的制度对内部职工股进行规范。如上海、深圳、江苏、陕西等地较早实行了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试点。职工持股制度的推行可以与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国有股减持等政策结合起来。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允许企业用长期积累下来的职工奖励基金、职工福利基金或公益金等回购国有股份,或企业以职工持股会的名义代表职工筹集一部分资金回购部分国家股。回购来的国家股作为职工持股会的预留股份,再根据职工的工龄、职位、技术职称等计算职工对企业所做贡献的大小,依次作为核定职工持有的股份份额和认购的股款。在推行的过程中,普通职工、技术研究开发人员、部门经理人员和高层管理者可以以现金、专利、专业技能资本等方式认购相应的股份。同时,确立人力资本的产权地位。高层管理者作为管理者,又是国有资本的产权人,必须同时以现金、人力资本两种方式认足国家规定的股份数。为此,国家应出台相应法规明确企业职工的范围、认购股份的方式、资金筹措方式、组织形式、股票流通转让的条件等,实现职工持股制度的规范化发展。
2.公司经营者财务治理结构的完善
经营者财务治理结构完善的关键是如何约束和激励管理层。管理层的信息优势和专业优势容易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制度设计上就要引入和管理层相比同样具有信息优势或具有专业特长的竞争对手,监督管理层的经营行为,以防止管理层见利忘义。从国际上看,比较典型的做法是德国的职工参与制度和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职工作为企业的内部人,对企业比较了解,信息优势是明显的;外部独立董事作为专业裁判在专业技能上的优势也是明显的。这两种制度能够较好地解决管理层“忘义”行为的发生。管理层的利益动机决定其行为取向和工作努力程度。所以,管理层需要科学的激励制度保证其才能的充分发挥,借以实现相关利益者效用的最大化。首先要有正确评价管理者业绩的机制,其次是要有相应的奖励机制。在激励制度安排上,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做法是年薪制(或高薪制)、股票期权制度。
【关键词】集团公司 财务治理 财务管理
一、集团公司财务治理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集团公司财务治理缺失主要表现在：
（一）集团总部对下属单位财务决策的越权控制
随着现代管理理念与方法的创新，集权式财务治理模式受到大多数集团公司的青睐，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财务政策，发挥集团总部的财务管理功能，降低经营和财务风险，保证集团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是各分公司、子公司在集团总部严格的控制和统一管理下，资金调度、投融资决策受到严格限制。集团总部为了降低风险，对下属单位的财务决策严格限制，甚至忽视他们的独立性，对下属单位的财务决策越权控制，极大地挫伤了下属单位的积极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并且集团公司最高财务决策层和管理层难以快速、及时、完整地收集各方信息，易产生主观臆断，并且缺乏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与灵活性，从而做出不切合实际的决策。
（二）链较长，财务监控缺乏力度
目前，我国的集团公司成员众多，集团内层的控股关系使得集团公司的经营者与分公司、子公司的经营者之间存在者复杂多重的委托关系。这种多重委托关系往往使委托人与人之间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人监控困难。而且各分公司、子公司地域分布分散，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使得集团总部对成员单位监控不及时。在国有集团公司内部，董事会和经理执行层常常是人员和职能重合。相当大一部分国有集团没有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结构，母子公司产权关系无法完全取代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出资者的决策权、监督权不能很好地落实。对于已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的集团来讲，存在着财务治理客体模糊，各项与财权相关的责权利在集团界定不清晰、不规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削弱了集团总部对各分公司和子公司的财务监控。
（三）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业绩评价走过场
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公司财务治理的重要功能，集团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初衷是希望一方面调动下属单位经营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约束经营者背离集团利益的行为。集团公司必须通过完善的、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来保证下属单位经营者全身心为企业服务，保证经营者履行董事会赋予的职责，促进企业良性发展。然而，我国大多数集团公司目前仍采用传统的业绩评价体系，其特点是：重财务指标，轻非财务指标；重过去成果，轻未来价值创造；重有形资产业绩，轻无形资产运作；重投资者利益，轻社会价值。传统的业绩评价体系往往使绩效评价做表面文章，走过场，妨碍集团公司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集团公司应从战略角度，形成战略、预算、业绩评价三位一体的战略导向预算考评体系，充分调动下属单位的积极性。
（四）信息与沟通机制不健全
良好的信息与沟通机制有利于集团总部及时、准确了解各分公司、子公司的经营行为和财务状况，确保集团总部对成员单位的实时监控，避免下属单位的行为偏离整个集团的利益。目前大多数集团公司都采用了ERP模式，在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集团公司与各分公司、子公司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对自身情况很了解的分公司、子公司经营者出于某种目的，有选择地披露一些对己有利的信息，使得信息披露不完整，从而使集团公司难以准确、完整地了解各分公司、子公司的真实状况，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二、完善集团公司财务治理的对策
（一）科学合理配置财权
企业集团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是财权的配置，按其权限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划分，通常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集权型、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集团公司财务治理权的配置，要注意处理好这三种模型的适用性，科学有效地在集团总部与分公司之间、集团公司与子公司之间、集团公司与非控股公司之间进行选择配置。
1.集团总部与分公司之间的财务治理权配置。确立集团公司对分公司的财务治理体制，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分公司是集团公司内部的一个非法人实体，不具有法人企业应享有的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和财务治理权；二是分公司具有相对独立的财务责任和财务利益，这种财务责任和利益又必须与财务权力相结合才能得以实现。换句话说，财务治理模式的设计必须做到责、权、利、效有机结合。有鉴于此，财务治理权倾向于在集团总部建立以集权为主要特征的财务治理体制，即资金和成本的主要管理决策权均在总部，同时通过会计委派制等方式，加强对分公司日常财务活动的控制和监督。
2.集团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财务治理权配置。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拥有独立的财务治理权，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依法对其内部的财务战略决策和日常财务决策制定方案并负责执行。但是，子公司毕竟是被集团公司所控制，集团公司对其子公司拥有财务与经营的控制权。子公司董事会决定的重要的财务战略决策方案，又必须经过集团公司审查批准。所以，在集团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财务治理权，应选择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配置模式。
3.集团公司与非控股公司之间的财务治理权配置。集团公司对非控股公司的财务治理权配置一般采用分权型的模式，其财务治理权的特点是：一是财务参与权而非财务控制权，集团公司作为这些企业的产权主体之一，有权通过派代表进入这些企业的董事会等形式，参与这些企业的财务战略决策的制定；二是财务决策参与权而非财务监督权，集团公司不能像对子公司那样，直接监督这些成员的财务运行。
（二）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强化业绩考评体系
集团公司财务治理的关键是如何对财务主体的财务治理行为进行激励与约束，使财务权力的成本最小化。集团公司在采用年薪制、股权、期权等激励形式，以调动经营者积极性的同时，应该优化业绩考评体系，约束经营者行为，防止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业绩考核要与集团总体战略相挂钩。
预算控制是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的重要机制，通过预算控制机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指标化的控制手段和方式，可将各财务主体的财务决策、执行和监督行为纳入一个有机的运作体系，并通过预算信息反馈系统和奖惩制度安排，对财务主体的预算目标执行结果也即财务治理绩效进行、考核、奖励和惩罚，从而能够对财务主体的财务治理行为产生激励和约束效果。
（三）构建良好的信息与沟通机制
为了治理公司和实现目标，集团公司所有管理层都需要大量的财务和经营信息，而沟通是信息系统的固有部分。信息和沟通能使相关利益者获取和交流各项事物所需的信息。良好的信息与沟通机制应确保：一是有效降低集团与下属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下属单位经营的透明度；二是提高集团总部对财务活动实时监控的能力；三是能够降低下属单位会计政策选择以及会计估计的空间，缩小盈余操纵空间，增强信息的可靠性以及集团范围的信息可比性，客观评价下属单位经营层的业绩。
此外，良好的信息与沟通机制还包括财务预警系统，以防范集团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通过对集团、各组成部分分级建立每个环节的关键控制点，确定风险警示指标，以提高财务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及识别风险的能力与水平，及时化解风险，提高集团公司财务运营的安全性。
三、结束语
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决策效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速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设。它对于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为财务管理水平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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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治理评述
对于财务治理的内涵，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杨淑娥（2002）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所谓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黄菊波（2002）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申书海，李连清（2006）认为，财务治理是指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公司长远目标，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用以平衡各方财务权、责、利的关系，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财务治理理论源于公司治理理论。从概念上看，公司治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解决的是因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的问题，它要处理的是公司股东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股东治理模式。广义的公司治理可以理解为关于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一系列法律、机构、文化和制度安排，它界定的不仅仅是企业与其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包括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即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实际上，按照企业契约理论，企业可以看作是企业各类参与者之间达成的一系列的实际与隐含契约，这些契约规定了他们在各种情况下的权利、责任以及报酬。为了实现效率和价值的最大化，必须把他们的利益协调起来。简言之，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涉及公司成败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投资者（股东）的投资回报，即协调股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二是企业内外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协调。建立公司治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整个公司的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服务于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只有公司的效率和效益提高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因此，只有能够提高效率的公司治理才是合理的。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财务治理亦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财务治理。所谓财务治理，就是指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企业剩余索取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配，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因此而产生的责、权、利关系。围绕剩余索取权的配置，财务治理包含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企业内部各利益阶层的关系。财务治理就是要以有效率的方式来处理好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因剩余索取权配置而产生的责、权、利关系。
二、财务治理效率：从成本的视角
要考察公司财务治理的效率，就不得不联系到财务治理的成本。因为效率与成本是矛盾的两面，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的整体。
国内外公司治理研究较多地使用了公司治理效率这个概念，尽管没有给予其明确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治理费用和公司治理收益相联系；一项公司治理政策或机制的效率就等于其给公司带来的收益改善与公司治理费用之差；李维安、武立东较早地提出了治理成本的概念（吕斐适，吴德胜2006）。严若森（2005）将公司治理效率的最优化问题定义为：在其它条件既定之下的公司治理成本最小化或公司治理收益最大化的求解。公司治理成本即公司治理发生的成本，其主要内容包括交易成本、成本、第二类成本、组织成本、市场治理成本、服从成本、政府治理成本和制度摩擦成本。
借鉴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成本的研究以及前面对财务治理关系的阐述，笔者认为，所谓财务治理成本，是指公司财务治理框架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各种成本的总和，而财务治理效率则是使这种治理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总和最小化。具体来说，财务治理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本
1.第一类成本即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成本。成本方面主要由詹森与麦克林在1976年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将成本定义为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人的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的总和。2.第二类成本即投资者之间的成本。该类成本是投资者之间利益冲突所产生的成本。该成本主要是由于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3.第三类成本即企业与股东同债权人之间的成本。对财务治理框架而言，债权人治理成本是外部市场治理成本中属于财务治理成本的直接内容。鉴于我国企业资本结构中，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资本所占比例较高和银行借款等债务融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的现实，在财务治理成本中必须重视债权人治理成本。当然，它也是一种成本。
（二）财务制度成本
它相当于企业财务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所发生的制度成本， 是投入生产要素以外的成本。1.财务组织成本。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与管理层以及职工代表组织等之间，关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责权利划分的机构化设置与确认，财务治理结构的组织成本即为财务治理组织机构设置与确认以及确保这些权力机关得以正常运转所必须耗费的成本。2.财务执行成本。即公司为制定和执行财务规章制度而与有关财权法律条文与程序等所发生的成本，包括公司必须保存重要文件资料与档案、制作股票或股权证明、按规定格式分类制作账表、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在官方指定的媒体上按时各类财务信息以及向政府出示必要的汇报等活动中产生的成本。该成本需由治理主体与治理组织机构承担。
（三）其它成本
其它未包括在上述两大类成本之内的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用经济学的方法，将公司财务治理的成本与效率的关系表示如下：
Y=Ci（Xj）（i=1，2，3……，n；j=1，2，3……m）
其中，Y表示财务治理效率，C表示各类治理成本，X表示财务治理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因子。在既定的公司财务治理环境中，财务治理效率最优化其实就是财务治理成本的最小化。一般说来，财务治理效率越高，财务治理成本就越小，它们之间成反比例关系，其关系如图1所示：
这样，在环境条件和治理效益目标一定的条件下，财务治理效率就是边际治理成本与边际治理收益的比较即Vy=Vc。当边际成本趋于零时，其极限存在。也就是说，当dy/dx=0，满足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此时Vy=Vc，根据上述分析，此时财务治理收益最大，治理效率最优。
但是，仅仅从治理成本的角度还不足以说明财务治理的效率，笔者在此引入一个概念，即财务治理强度。所谓治理强度主要指公司董事会对管理层实施的激励与约束的程度，它取决于人实际行为的结果与出资人要求的收益最大化情况下理想的管理层行为之间的差距（剧锦文，2006）。显然，当财务治理强度增加时，成本会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减少，但财务制度成本和其它成本却会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增加。当成本的下降大于财务制度成本和其它成本的增加时，总成本将呈现下降趋势；反之，总成本则会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总成本与治理强度表现出U形曲线关系。笔者设成本为C1，财务制度成本和其它成本之和为C2，则C=C1+C2。C、C1、C2同治理收益的关系如下：
如果C1大于Q，这时C1会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下降，C2则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增加。由于C1下降的速率大于C2上升的速率，故总成本趋于下降，直到C1=C2=Q达到均衡。在这点上，总成本C最小，边际治理效益等于边际治理成本，财务治理效率达到最优；当继续增加治理强度，这时C1下降的速率小于C2上升的速率，总成本增加，尽管总的治理效益也在增加，但边际治理效益却呈递减之势，从而使治理效率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财务治理过程中，并不是治理强度越高越好，成本越小越好，而是在成本与财务制度成本、其它成本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因此，在公司财务治理中存在着最佳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而这种最佳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将导致财务治理效率的最优化或财务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三、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从降低财务治理成本入手
（一）降低控股股东与广大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是目前提高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
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存在倒“U”形关系（王克敏等，2006）。就国有控股公司普遍存在的“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笔者认为，降低财务成本应主要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减少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着手。为此，应该加大国有股减持力度，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从而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
（二）应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入债权人相机治理机制，以降低第三类成本，提高财务治理效率，防范财务风险
在我国公司制企业中，由于破产机制和退出机制尚未真正地建立起来，因而导致成本的提高。针对我国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较高及债权人治理效应较低的现状，就必须在破产机制和退出机制正常而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强化债权人的相机性控制，确定债权人在亏损公司破产、清算、暂停和终止上市、重组中的优先与先导地位。因为在此情形下，与股东控制相比，由债权人控制的优势如下：1.由于企业的商贸结算和贷款都是由银行进行的，所以债权人对企业资产负债信息的掌握比股东更多、更准确。2.债权人对企业的控制通常是通过受法律保护的破产程序来进行的。因此，债权人控制比股东控制更加有力，把债权人（尤其是银行）的“相机性控制”机制引入企业的治理结构中，有利于提高财务治理的效率，控制和防范财务风险。3.负债融资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尤其是来自与控股股东具有很强谈判能力的债权人的融资，可以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降低第二类成本，提高财务治理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