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资金投入 计划生育资金使用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3-219-02
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作为一项关系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的重要社会公共事业，其资金投入与使用面临新形势下的严峻挑战。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对重庆市计划生育资金投入与使用状况的调查研究，探索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保障新体制，不仅有助于重庆市人口计生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为统筹城乡发展中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提供实际借鉴。
一、重庆市计划生育资金投入与使用现状
（一）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投入现状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投入主要由财政投入、转移支付、其他事业收入、其它来源四部分组成。
1.2007-2009年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投入情况。2007年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总投入为109692万元，2008年为135530万元，同比增长23.6%；2009年为160426万元，同比增长18.4%。三年间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总投入逐年增加，呈上升趋势。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投入中财政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最大，非财政投入所占比重很小。如2007-2009年，财政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94%，95%，96%，而非财政投入仅占6%，5%，4%，反映了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投入是以财政投入为主导的机制，资金来源越来越依赖于政府财政投入。
在财政投入中，三年间全市分级财政投入均呈现增长趋势。财政投入以区县财政为主，2007-2009年区县财政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66%，72%，65%；其次是乡镇财政投入，占比分别为21%，15%,18%；中央财政与市级财政投入比例波动不大，占比在6%到8%之间。在非财政投入中，2007-2009年其他事业收入约占总投入的3%左右，转移支付约占2%左右，其他来源比重不及1%，再次证明了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以政府财政预算为主。
2.2009年重庆市四大区域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投入情况。按重庆市对主城九区、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四大区域的划分，对2009年重庆市40个区县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投入情况进行数据分析。
2009年，四级财政对一圈区县的资金投入总额最大，占全市财政总投入的41%。在政府财政投入中，中央财政对一圈区县投入比例最高，达到区域财政总投入的8.9%；市级财政对渝东南翼支持力度最大，达到区域财政总投入的13.9%；区县财政对渝东北翼投入比例最大，达到区域财政总投入的71.9%；乡镇财政是仅次于区县财政投入的第二来源，乡镇财政对主城九区的投入达到区域财政总投入的30%，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三大片区。在非财政投入中，转移支付力度不大，最高的一圈区县也仅占总投入的1.4%；其他事业收入经费投入比例最高的是主城九区，占总投入的7.7%；其他来源经费投入微乎其微，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对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资金支持是不到位的。
重庆市四大区域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投入差别很大，这与不同区域内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服务对象数量有关，例如，按户籍人口计算，2009年主城九区人口为600万人，一圈区县为1229万人，渝东北翼为1084万人，渝东南翼为362万人。2009年，中央、市级、区县和乡镇四级财政对四大区域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力度各有侧重，反映了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向两翼贫困地区倾斜，例如市级财政对两翼区县的投入力度大于中央财政。
（二）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使用情况
按资金使用方向，将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支出分为16类，以下对2009年重庆市四大区域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2009年，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使用情况由高到低排序是：（1）计划生育奖励；（2）其他事务支出；（3）宣传教育；（4）行政运行；（5）服务网络建设；（6）免费技术服务；（7）目标责任考核；（8）生殖健康促进工程；（9）行政管理事务；（10）流动人口管理；（11）信息系统建设；（12）统计抽样调查；（13）机关服务经费；（14）避孕药具；（15）性别比治理；（16）规划发展战略。其中计划生育奖励支出为38202万元，占总支出的25%；其他事务支出为360730万元，占总支出的24%；排名前五的项目支出为124929万元，占总支出的83%。计生经费支出比较集中，反映出重庆市人口和计生工作还停留在满足服务对象基本需要的初级阶段，与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多样化需求不一致，经费支出存在薄弱环节。其他事务支出过多成了资金使用说不清道不明的“黑洞”，需要规范范围，厉行节约。
从区域来看，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资金使用由高到低的排序是：一圈区县>渝东北翼>主城九区>渝东南翼，这与之前分析的资金投入情况基本吻合。从排序来看，重庆市四大区域在资金使用重点上差别不大，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其他事务支出、计划生育奖励、行政运行、宣传教育、服务网络建设。
二、存在问题
1.经费投入渠道单一，以财政预算拨款为主。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资金投入以财政投入为主，非财政投入部分微乎其微，这种情况反映出社会各界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社会公共属性认识不到位，同时也与计划生育服务系统自身的工作模式有极大关系，如计划经济色彩和行政命令意识浓厚。单一的资金投入方式会增加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对各级财政的依赖性，加重财政负担。
2.资金投入无法律保障，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计划生育做为一项公共性很强的事业，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但是，与教育、卫生事业相比，计生事业的资金投入目前并无国家法律法规作根本保障。尽管重庆市对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很重视，但是这种重视只是从考核的角度加以规定，行政色彩浓厚，资金投入也仅凭口头协定，不具备法律依据，投入面临较大随意性，无法从根本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资金投入加以保障。
3.经费支出结构不规范，资金使用有待优化。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支出中排名靠前的5项支出占总支出的83%，特别是其他事务支出占总支出的24%。比较而言，最能够体现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免费技术服务、生殖健康促进工程、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避孕药具、性别比治理等项目则成了资金使用的薄弱环节，甚至存在资金被挤用的现象，这与群众的实际需求不协调。
4.资金分配不合理，区域差异较大。重庆市“大城市，大农村”的特殊市情，决定了其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服务对象是分布在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的广大农村居民，但是渝东北翼人口规模大导致计划生育资金投入压力大，渝东南翼虽人口规模小但经济不发达导致地区经费缺口大。在计划生育服务水平上，经济发达的主城九区及一圈区县无论是在硬件投入，还是在软实力的打造上都明显强于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地区。另外，重庆市区县和乡镇因经济条件、人员配备、资源占有等方面的不同，造成区县计划生育工作的配套明显优于乡镇。这种资源的扭曲配置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需求是矛盾的，出现了服务供给与服务需求不对称。
三、对策建议
1.建立财权与事权对称的财政投入新机制。在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明显造成了地方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资金缺口，尤其加重了区县财政的负担。因此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各级财政投入机制显得尤为重要。第一，进一步增加中央和市级的财政投入力度，使其承担的财力责任与财权责任相匹配；第二，降低区县财政的投入比例，确定最低投入标准，确保区县财政投入的及时、足额到位。第三，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在条件成熟时适当取消贫困地区乡镇财政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投入责任。
2.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体，多种形式结合的投入新体制。新形势下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容，重庆市政府和计生部门也要采取措施营造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新环境，通过政策制定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各界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支持，建立起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体，多种形式结合的投入新体制。第一，制定各种奖励政策鼓励社会各界投入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第二，鼓励保险公司参与计划生育家庭的各种保险业务；第三，鼓励个人或企业投资建立生育保健企业；第四，针对计划生育家庭面临的各类风险（如因重大疾病返贫等）建立人口发展资金，资金来源于本级财政投入、计生事业共建的多部门经费赞助、国际国内项目援助、社会团体或个人赞助等。
3.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经费投入的可持续性。从长远来看，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要得到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而且这项制度保障是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层面的制度保障。一是建议将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保障纳入《计划生育法》，制定专门条款，规定分级投入比例或者增长幅度；二是重庆市政府可将经费保障纳入地方《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计划生育经费或人均计划生育经费的最低增长标准，区县及乡镇地方政府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写明该地区计划生育经费增长幅度高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保障经费投入逐年稳定增加。
4.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建立科学的经费管理机制。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首先是明确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的重点支出项目，优化支出结构。适当压缩一些支出项目如宣传经费、其它事务支出等，对于一些资金投入的薄弱环节，比如免费技术服务、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设备购置更新经费等则需要加大投入。其次是规范经费支出范围，确保计划生育经费专款专用。对行政办公经费支出要严格控制，经费使用不得超过允许范围，对专项经费支出要专款专用，不仅要足额保证而且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用、挤占。第三是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使用的管理与监督。不断完善经费管理机制，实行“总额控制、分项预算、计划用款、优化支出”的管理办法。强化财政监督，财政部门对计划生育经费实行综合预算管理和监督，专项经费由财政部门负责资金拨付，由计生和财政部门共同管理计划生育经费支出。第四是建立有效的计划生育经费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全面评估经费使用绩效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经费预算，达到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重庆市统计局.2010年重庆市统计年鉴[DB].cqtj.省略/tjnj/2010
2.姜东升.计划生育资金投入与使用状况研究[D].西北大学,2007
1、企业会计的对象是资金运动，企业财务管理的对象也是资金运动。但两者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曾经有一一种学术观点，认为财务管理是对资金运动质的管理，而会计则是对资金运动量的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我认为是有深刻道理的。财务管理侧重于资金运动的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对资金运动未来的预测、计划、预算以及现在按照什么要求、规则去运动。会计则侧重于资金运动的轨迹的描述、运动结果量的记录与报告，为财务管理提供重要的过去已完成的资金运动的信息。财务管理对资金运动的管理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而定性的多于定量的；而会计对资金运动的管理侧重于定量方面。企业会计在论及资金运动的表现形式的时候，分为七个方面，即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动与使用顺权债务的发生与结算；收入成本费用支出的计算：财务成果的计算与分配；资本基金的增减变动及其它活动；而财务管理在论及资金运动的表现形式的时候，则分为五个方面，即筹资活动、营运活动、投资活动、分配活动和其它活动。
2、会计讲投资，财务管理也讲投资。但会计上讲的投资是狭义投资，即企业对外投资，即企业对外购买债券、购买股票、联营投资等；而财务管理上讲的投资是广义的投资，即不仅包括对外投资，还包括对内投资。对内投资是企业把资金投放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其他长期资产的经济活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会计报表中现金流量表所列的投资项目则是广义的投资。
3、关于成本费用，会计与财务管理教科书上都有成本费用名字相同，但实际上有区别：
（1）会计上所讲的成本是制造成本或生产成本，即包括为生产某种产品、某批产品、某类产品或某步骤产品而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其他直接支出和分配米的制造费用等。而财务管理上所讲的成本多数是完全成本，即在制造成本基础上再加上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
（2）会计上对成本费用的分类认识侧重于科目式的、对成本组成式的或项目式的，而财务管理则侧重于成本费用的变动是否与产销业务量有关，如果产销业务量变了，成本费用也跟着变，而且是正比例变化关系，称其为变动成本费用；如果产销业务量变化了，而某些成本费用不变，则称其为同定成本费用。还有半变动变固定成本等。用公式表示为v a十bx。
4、关于”现金”，会计上和财务管理匕都谈现金，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会计上的现金仅仅指的是库存现金，也就是可供企业日常零星周转使用的现金、应支付给个人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现金，支付给采本文由收集整理购于个人物资款项和结算限额以下的其他各种采购款项。而财务管理上的现金绝大多数都是广义的现金，即不仅包括库存现金，还包括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3个月以内能够变现的短期有价证券投资等。
5、关于”利润”，会计上和财务管理上都很关注”利润”名字都相同，但实际上有所不同。会计上的利润计算与核算是分层次的逐级推进的，是按利润形成的先后顺序或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计算分类的，即先算出主营业务利润、其次算出营业利润、再算出利润总额、最后算出净利润。而财务管理的思维方式则不同，它是如何利用财务杠杆、经营杠杆即如何节约使用固定的理财成本和固定的经营成本。它是先计算出贡献毛益，即收入收益减去变动成本总额，而后再减去固定成本才是利润总额。
6、会计上的现金流量表与财务管理上现金流量表的区分。
（1）反映的期间和属性不同。会计现金流量表反映的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数据，而财务管理反映的多为预计未来的数据。前者只包括一个会计年度的现金流量信息，而后者则包括整个项目建设期、经营期，那么有可能只有半年，有可能是1年、2年、10年？。
（2）反映的对象不同。会计现金流量表反映的是特定企业的现金流量，而财务管理上反映的是特定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
（3）内容结构不同。会计上的现金流量表分为主表和补充表两部分，其中主表又分别按经营活动、筹资活动、投资活动、汇率的变动对现金流量的影响等反映其流量。而财务管理上的现金流量表的结构包括表格和评价指标两大部分。
7、筹资活动，是指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从不同的途径、来源取得一定量的资金的理财活动。会计与财务管理上都谈筹资活动，但有一定的区别。会计上的筹资活动，特别是现金流量表所示的筹资活动，仅仅是指实质性规范的筹资活动，即包括发行的股票、债券，吸收联营投资，向银行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吸收贷款，融资租赁等，不包括非实质性的、非规范的、临时吸收的资金，如以商业信用（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方式筹措资金。
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投入较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能力较弱重庆市是一个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并存，城乡二元结构非常典型的直辖市。受城乡二元化的影响，卫生投入更多地倾向城市医院，注重大医院建设、先进医疗设备购置、高端医学人才引进等，对基层医疗机构还停留在保人员经费和基本运转的初级阶段。这种城乡差别化的投入所导致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较弱，城乡公共卫生服务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别。从部分关键性医疗指标中可以看出，城镇化率高的主城发达经济圈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配置优于主城地区，主城地区又优于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两翼”地区的状况。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财政投入不足，重医轻防现象严重通过对武隆、开县、南川、南岸4个区县的调研显示，政府投入仍存在明显不足，且主城区和周边区县有较大差异。2010年除南岸区外，武隆、南川、开县财政补助比例较低，财政补助在整个基层卫生机构总收入中的比例分别为25．5％、26．4％和34．1％，而业务收入约占总收入的3／4。可以看出，财政补助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的比例仍然较低。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滞后，人员整体素质较低且严重不足，“重医轻防”、“以药养医”、“以医养防”现象还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依然有部分医院把主要精力用于“抓收入、发待遇”，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的趋利行为导致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建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绩效考核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3］。目前，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绩效考核体系还不完善，还没有明确的考核指标体系，各部门的资金绩效考核责任还不明确，从而造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监管力度不够，且使用效率还较低、使用不合理。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结果利用率不高，虽然在绩效考核文件中规定，绩效考核结果要与经费分配、职称晋升等相关管理制度挂钩，但受制于绩效考核结果不实，难以作为财政补助资金分配的依据。
对策与建议
完善财政体制，做到各级财政财权与事权统一从公共财政的要求来看，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由于各级政府财力有限，需要在适当增加公共卫生支出总规模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公共卫生的事权和财权［4］。应根据各区县具体经济情况，提高富裕区县特别是主城区县级财政承担比例，减轻贫困区县财政负担比例。做到尊重各个地区在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发展阶段的差别性和特殊性，要区别对待，要分类扶持，避免一刀切。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利贫的转移支付制度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系是上级政府调控下级政府财政行为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不同区域之间资源有效配置、财政能力再分配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条件［5］。为了有效调节和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衡发展，就必须强化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作用，加大各级政府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6］。重庆市各区县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医疗条件、技术水平也参差不齐，特别是农村地区在医疗基础设施、人员配置、技术条件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因此在实践中，应该根据各区县的财政情况和医疗状况进行差别拨款，向贫困区县倾斜，加大对贫困区县的投入力度，特别要加大对贫困区县的农村医疗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医疗条件，促进地区和城乡居民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进一步均等化。
加大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完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大对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是缩小城乡差异，促进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首先要完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助政策，政府负责按国家规定核定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人员经费和其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使其正常运行。其次，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为提高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奠定基础条件。最后，建立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在优化现有人力资源，加强对现有卫生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现有卫生人员的素质，以满足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的同时，鼓励医学专业学生到农村工作，在住房、待遇和技能培训上给予更好的条件，确保农村卫生人才的引进。
关键词 环境统计；环境保护投资；财政环保投入
中图分类号 X196；C829.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212-04
环境统计是环境规划、污染减排、排污许可、政绩考核等的基础性工作，环境保护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融资、环保产业、环境经济等领域的重要课题。重庆市委、市政府自2000年起开展区县党政一把手环保实绩考核以来，环境保护投资始终是考核的重要内容。环保实绩考核制度草创至今，经历了“在摸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完善”的过程，已形成一套成熟、完备的制度体系，有力地推动了重庆市的环境保护工作。但在考核中我们发现现行环境保护投资统计口径不清，而财政环保投入这一重要范畴尚未进行统计，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形势发展的需要。
1 环境保护投资的考核指标
重庆市党政一把手环保实绩考核的内容包括环境质量、年度目标任务、突出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投资、社会评议等。其中，环境保护投资自2000年纳入考核后就从未取消过，其权重始终保持在10%左右，考核指标亦根据考核实践不断完善（表1）。
2000-2002年，考核指标仅“环境保护投资指数”（即环境保护投资占GDP的百分比）一项，权重为10分，指数≥2%的可得满分。2003-2004年，新增了“财政环保投入指数”（即财政环保投入占一般预算支出的百分比）这一指标，其权重超过“环境保护投资指数”。在计分标准上，将全市分为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计分标准：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的满分标准分别为2%，1.5%，1.2%，财政环保投入指数的满分标准分别为0.7%，0.5%，0.3%。
2005年的考核指标出现了重要变化：在总体权重增加的前提下，“环境保护投资指数”权重锐减，“财政环保投入指数”权重亦有所下降，新增了权重较高的“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投入”。2006年取消了“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投入”这一指标，适当增加了“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的权重，但调高了其满分标准：三大经济区分别由2%，1.5%，1.2%调高为2.2%，1.8%，1.5%。同时，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增加了“财政环保投入增幅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考核要求。2007年再次下调了“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的权重，在区域划分上不再用三大经济区，而是划分为“一小时经济圈”和其余地区。考虑到“一小时经济圈”主要由都市发达经济圈和渝西经济走廊所属区县构成、其余地区主要由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所属区县构成，事实上2007年再次调高了这两项指标的满分标准。
2 环境保护投资指数
政绩考核对政府行为具有极强的导向性。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纳入考核以来，重庆市环境保护投资总额从2000年的24.7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08.20亿元，年均增长23.5%，环境保护投资指数亦从1.6%上升到2.6%，接近发达地区水平。从区间分布看，全市40个区县2000年环境保护投资指数≤0.5%的有4个，0.5%～1%的有10个，1.0%～1.5%的有16个，1.5%～2%的有6个，大于2%的有4个。到“十五”末期，各区间的区县数发生了梯级移动，1.5%～2%和大于2%的增加最多，分别达到13个和15个。到2007年，这一变化趋势更加明显，1.5%～2%和大于2%的区县分别达到11个和22个。
根据国际经验和文献资料，当环境保护投资指数介于1.0%～1.5%之间时，绝大部分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被人们接受；介于1.5%～2%之间时，环境形势逆转，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大于2%时，开始向环境舒适性目标迈进（表2）。将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的满分标准设为2%是有案可稽的，但统计结果令人惊讶：到“十五”末期，重庆市已有70%的区县环境形势逆转、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其中37.5%的区县（包括部分经济欠发达区县）开始向环境舒适性目标迈进；到2007年，这一比例分别达到82.5%，55%。事实上，部分投资指数较高的区县次级河流污染仍很严重，环境空气质量亦与国家二级标准相距甚远。为了适应越来越高的投资指数，考核者不得不游疑不定地调整这一指标的权重，并两次调高其满分标准。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环境保护投资的统计口径。重庆市的环境保护投资由5部分构成：①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②老污染源治理投资；③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④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⑤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投
资。对投资结构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直占投资总额的50％以上甚至更高，数额巨大且增长迅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统计口径过大，将具有环境效益的市政建设投资 (燃气、园林绿化、防洪、道路改造等)统计进来，无形中拉高了环境保护投资（表3）。我们不能因燃气、防洪设施、道路改良等具有环境效益就将其认定为环境保护投资，园林绿化虽具有生态效益但不能直接削减污染物，公园、生产绿化等大多不属于环境保护投资［3］。如果除去燃气、园林绿化、其它防治工程投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大幅缩水：2001，2003，2005年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分别缩水66.3%，28.9%，48.4%，环境保护投资分别缩水34.6%，21.6%，30.5%，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相应从1.8%，2.0%，2.1%下降为1.2%，1.6%，1.5%。这样的结果似与现阶段环境保护水平更加吻合。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一统计口径源于国家《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已有10年历史。1999年，国家环保总局印发了《关于建立环境保护投资统计调查制度的通知》（环财发〔1999〕64号），该文件对环境保护投资的统计口径界定如下：
Ⅰ．按保护对象分，环境保护投资包括：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老污染源治理投资、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集中供热、园林绿化、燃气、河道整治等为改善城市环境的投资，这一口径沿用至今；②资源和生态保护投资。资源保护包括水资源、海洋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和荒漠资源、湿地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和生物资源的保护，生态保护包括农村环境、特殊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③环境管理能力建设与科技投资。包括各级环保部门和环境保护事业单位的能力建设投资、污染防治基础科学研究、应用技术研究、环境管理软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投资。
Ⅱ．按使用方向分，环境保护投资包括：①固定资产投资；②设施运行费用；③环境管理能力建设和科技投资。两种分法都认为“环境管理能力建设与科技投资”是环境保护投资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均由固定资产投资和设施运行费用构成。
鉴于环境保护投资涉及面宽、计算方法复杂，环财发〔1999〕64号文件决定先开展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老污染源治理投资、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投资5个项目的统计，其余项目留待日后逐步完善。由于口径不全，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官方统计资料中仅公布过历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未公布过“环境保护投资总额”，当初未进行统计的项目至今也未再进行统计，各类研究文献中援引的“环境保护投资总额”数据均属概念混淆或讹传。
但在国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验收标准中，“环境保护投资”指标又被纳入考核，其口径被重新界定为：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②环境管理能力建设和科技投资。也就是说，制度设计者认为“环境保护投资”不应包含资源和生态保护投资。这一口径得到了部分省市环保部门的认同，环境保护投资的统计由此发生分野：部分地区按环财发〔1999〕64号文件精神统计、公布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暂不使用“环境保护投资”这一口径；部分地区则根据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和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的要求统计、公布环境保护投资，内容包括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老污染源治理投资、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投资。重庆市采用后一种方法。
我们认为：资源与生态保护投资的对象、效果具有自身的特点，应作为独立范畴加以统计。另外，后一种统计口径也亟待完善：①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范围过大，应将其口径调整为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两项；②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中，道路、桥梁、水利等项目中的投资实际上不用于污染治理，而是用于资源与生态保护，应当剔出；③运行费用目前只统计了工业企业治理设施，随着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危险废物处置场的大量兴建，这部分运行费用亦应纳入统计；④环保科技投资尚无统计报表和统计方法。
3 财政环保投入指数
由于环境保护投资统计失真，不能引导区县政府加大对工业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的投资力度，制度设计者在2003年提出“财政环保投入指数”这一考核指标。但该指标的定义和统计口径更加模糊，亦无文献资料可供研究，主要依靠区县自报、考核组复核的方法予以认定。因涉及党政主要领导政绩，各区县不自觉地扩大了统计口径；考核组亦感到无章可循，在2003-2004年的考核中认定范围较宽泛，农林、水利、地质灾害防治等的财政投入均被认定为财政环保投入，导致财政环保投入亦出现虚高。2005年，为了促使党政领导重视环境管理能力建设，制度设计者将“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投入”单列出来并赋予较高权重，但该指标因“部门色彩浓重”遭到诟病，仅使用一次后被取消。
2006-2007年，制度设计者将“财政环保投入”严格界定为环境污染治理、环境管理能力建设和科研领域的财政投入；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财政投入已计入环境保护投资，不再计入财政环保投入，农林水利等资源和生态保护投入不计入环保投入。以A县为例：2007年其上报的财政环保投入包括农林水利、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工业污染防治等多项内容，总额达1.29亿元，占一般预算财政支出的比例达17.3%；经考核组复核，仅排污费安排的污染治理资金、环保部门业务经费及能力建设资金属于财政环保投入，总额476万元，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例为0.6%（表4）。农林水利、城建等领域仍然是财政投入的重点，污染源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环保科研投入的额度、比重都非常小。
在实际工作中，农林水利、城建、地质灾害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应否计入环保投入，考核者与被考核者分歧较大：被考核者担忧不计入这部分资金，财政环保投入指数骤减，影响其政绩；考核者认为计入这部分资金会拉高财政环保投入，达不到考核目的。实际上，农林水利、城建、地质灾害等领域的财政投入渠道一直是畅通的，投资力度也很大，而财政环保投入渠道一直不畅，前几年连“环境保护”预算科目都没有；设置“财政环保投入”这一指标就是要引导财政资金关注污染防治、环境管理能力建设、环保科研等长期被忽视的领域。
由于没有统计体系，各区县财政环保投入的统计科目、数据来源也千差万别。以B区为例，其上报的财政环保投入包括蓝天行动、碧水行动、宁静行动、绿地行动等20多个科目，数据由环保、市政、水利等部门的财政拨款通知单汇总得来。而C县上报的统计科目仅环保部门行政预算经费、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经费3个，数据来源于财政部门出具的一纸证明。
4 启示及建议
（1）统计、环保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研究、完善环境保护投资统计口径。环境保护投资的统计是固定资产投融资、环保产业、环境经济等领域的基础性工作，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该指标的内涵、外延、口径均处于模糊状态，科研和环境管理工作者常常感到困惑，甚至出现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代替“环境保护投资”的讹传，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2）明确环境保护投资统计中的几个重要问题。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不能囊括环境保护投资的全部外延，应将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环境管理能力建设和科技投资等纳入统计，形成全口径的环境保护投资；②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口径过大，造成环境保护投资与污染治理水平脱节。应将其口径调整为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两项；③道路、桥梁、水利等项目中的“三同时”投资属于生态保护投资，不属于环境保护投资，应当剔出；④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危险废物处置场等设施运行费用应纳入统计；⑤建立环保科技投资的统计报表和统计方法。
（3）将财政环保投入纳入环境保护投资统计体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将环保投入列入本级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并逐年增加”，各省市出台的决定也对财政环保投入作了规定。但财政环保投入是环境统计的新兴范畴，其定义、口径、统计科目等尚不明确。为了在宏观决策中科学调控财政环保投入，在政绩考核中正确计算财政环保投入，必须加强对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
（4）资源与生态保护投资的对象、效果具有自身的特点，应将其作为与环境保护投资并列的独立范畴加以统计。
（5）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环保投资统计体系，以利开展比较研究，充分利用国外环境保护投资领域的经验。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鲁玉龙．环境投资的定量考核探讨［J］．环境导报，1995，（4）：23～24．
作者简介：杨 俊(1972―)，男，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学与产业经济学。王 燕(1981―)，女，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 言
自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来，我国根据各个时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分阶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在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做出的以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防止通货紧缩，抑制经济衰退，并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和私人投资均要产生影响，具有挤出和挤入两方面的效应。目前，国内学术界针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挤出或是挤入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私人投资所产生的效应研究尚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加上我国财政制度采取的是分权制的形式，弄清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从中观的角度给予积极财政政策以正确的评价，而且对于目前所实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模型与经验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Sir John Hicks,1937）提出IS-LM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在产品市场上投资等于储蓄，在货币市场上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两个市场实现均衡。具体形式表示为：商品市场均衡时，Y =C +cY+I-bi+G,其中C,I,G分别表示自觉消费、自发投资和政府支出；c,b分别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的利率弹性；货币市场均衡时，M/P=kY-hi，其中M/P表示货币实际余额供应。当政府支出增加时，IS将向右移动到新的位置IS，若i不变，则收入由Y0移动到Y2（见图1）。因此，在乘数作用下均衡收入的增量应为：Y=Y2-Y0=［1/(1-c)］。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则乘数是大于1的，这就是说，增加政府支出不仅使均衡收入增加，而且收入增加量大于政府支出增量，即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但是这仅是产品市场的情形，当考虑到货币市场时，情况会发生变化。在同一利率水平上由Y0增加到Y2必将增加货币市场上对交易货币的需求。假定名义货币供给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变，则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上升。利率的上升则会在产品市场上引起均衡收入的下降，收入将随利率的提高沿新的IS'向左上方移动，变化量为：Y=Y2-Y1=［-b/(1-c)］ i(见图1)。这就是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除以上的直接挤出、挤入效应外，财政政策还具有间接挤入效应。如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仅会使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而且会增加与之相关联行业的投资机会，从而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1]
国内学者也对中国的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特别是针对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以及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研究，从实证研究方法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LS-LM模型。马拴友(2001)[2]利用IS―LM模型测算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非不是替代关系，增加财政支出不会挤出私人消费。田杰棠(2002)[3]从利率变动和资金挤占两方面对1998―2000年数据作了实证分析，得出挤出效应存在但是不严重的结论。李生祥，丛树(2004)海[4]也是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得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不明显。第二类是采用定量动态分析的研究方法。董秀良等(2006)[2]重新界定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效应的基础上，利用季度数据，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除实证研究外，还从纯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如吴超林(2001)[5]在对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严格细分和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产生挤出效应的制度原因，以及形成挤入效应的制度条件，从理论角度证明了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来验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事实上我国在财政制度上实行的是分权制，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各地方存在较大差异性。本文正是从中观的角度出发，研究各地方财政政策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对东、中、西部的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而给予财政政策一个更为真实的评价，同时也对今后我国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三、模型、数据与计量方法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在研究财政政策效应与私人投资关系的文献中，主要是采用IS-LM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建立以下的实证模型：
（1）式是从财政政策的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综合地看其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我国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扩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发国债等方面入手的，因此我们再建立（2）式来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各项其他支出对私人投资的作用效果。
其中，所用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较短而横截面主体较多，因此主体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横截面之间，即表现在截距上，而斜率系数为常数。(1)、（2）式中PRI均代表私人部门投资， INC代表财政收入，SPE代表财政支出，反映政府行为。另外CCE、SRE、SAE、CWE和MWE分别表示基本设施支出、科学研究支出、支农支出、文教卫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用支出。i和t分别代表时间和省别。γ+λi（κ+μi）为截距项，其中λi（μi）度量了个体间的差异，如果λi（μi）为确定数则（1）或（2）式为固定影响模型；若λi（μi）为随机扰动，则称（1）或（2）式为随机影响模型；若λi（μi）不随个体而改变，则（1）或（2）式为混合回归模型。εit为随机干扰项。
为了对东、中、西部地区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进行有效地比较研究，本文选取1998――2003年我国31个省份、直辖市的地方财政决算本级收入、财政决算本级支出以及归属于国有和集体经济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个体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效应进行分析。按照一般的分组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山西、江西8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云南和重庆12个省市。由于缺乏自治区、广东和海南的相关数据，暂且不包括这三个省市。以上的相关数据均来自诺色芬数据库，其中各变量①是依据各省相应的价格指数折算为以1997年为基础的实际值。
（二）计量方法
在使用模型（1）时，先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以决定采用哪种形式的回归模型，具体检验方法是首先构造F统计量判断是否所有固定影响为零，进行固定效应模型（LSDV）和混合模型（OLS）的筛选；然后基于OLS估计的残差构造LM统计量，即BP拉格朗日乘数检验（Breusch and Pagan,1980）进行随机模型（FGLS）和混合模型（OLS）检验；最后用Hausman检验进行LSDV与FGLS之间的筛选。各模型的具体设定检验结果见表1。表1 各模型的设定检验自变量/因变量私人投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财政收入
注：F检验、BP检验和H检验后数字为相应的检验统计量，括号内的为p值，p＜5%意味着拒绝原假设，拒绝F检验意味着固定效应模型显著，拒绝BP检验意味着随机效应模型显著，拒绝H检验意味着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从上表可见。研究主要涉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类。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哑元变量的回归会造成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性。因此可以先对模型进行变换，消除固定效应，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采用组内回归（within regression）的方法进行估计，即从每个观测值中减去其组内平均值，再对变换后的模型执行OLS估计即可；一是采用一阶差分估计量，用以一阶差分去除固定效应后，再用GLS估计差分后的模型。在随机效应模型中， 利用模型各个随机干扰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再采用广义差分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变形，将转换后的数据执行OLS回归即可。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中国东、中、西部的不同划分，利用面板数据对式（1）进行回归分析，其统计结果见表2。表2 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1998―2003）解释变量私人投资（invp）（1）东部
由表2可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西部的地方财政预算本级收入对该地区的私人投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力度较大（影响系数为0．0000968），而东、中部财政政策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究其原因，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在调节税率，减轻税负方面主要针对的是进出口退税率、关税等税种，而这些税种多半是由中央征收，与地方财政收入关系不大，那么地方财政政策的收入自然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二是由于我国不断的规划收入制度，使宏观税率从199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税收增长速度远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显然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相背离，不过这种影响在东、中部的统计上是不显著的；三是西部比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其有重要的影响，而税收政策在一定的征收范围内具有激励的作用，因此模型回归所得的私人投资与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是合乎情理的。同时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私人投资都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0713（0．000）和0．0000392（0．001），但是西部地区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私人投资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综合地方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都是正向的，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而无挤出效应。这和马拴友（2001）、吴超林（2001）、田杰棠（2002）和李生祥，丛树海（2004）的结论相同。但和董秀良等（2006）得出的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的结论有一定的背离。
在对地方财政政策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有了整体上的认识之后，为进一步了解地方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并结合我国施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支出方面入手的具体情况，本文作了地方财政的其他各项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的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3。表3 财政的其他各项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回归结果
注：括符内的数值为显著性水平的概率值（P-值）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3的各组数据的拟合优度来看，这和方程（1）回归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对应的。
在基本建设这项财政支出方面，东部各省份的基本建设投资与私人投资存在着正向显著的关系（影响系数为0．0001413），而中部地区也存在着正向影响，西部地区是反向影响，但这两者都是统计不显著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飞猛发展，市场日趋多元化，加上东部地区的政府对基本建设的投入，为私人投资建立了一个更加完善的投资环境，因此投资主体在逐渐改变，“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比例不断上升。而在中、西部地区，虽然每年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投资，但是由于西部在经济增长方式、制度、管理上的落后使其难以带动私人投资的增长，换句话说，中、西部仍然没有走出政府投资拉动的传统方式。这和郭庆旺（2005）[6]所得出的中、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支出和人均产生增长无统计显著性的结论有着一致性。
在科学研究支出方面，科学研究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私人投资都具有正向影响，但是这些影响也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从科学研究成果到对私人投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上还是任重道远的。在支农支出方面，支农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私人投资都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是只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回归系数为0．0004026。这点和郭庆旺（2005）[6]得出的支农支出和东、中、西部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的反向影响结论相背离，究其原因是郭庆旺所选择的回归模型时混合回归模型，而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在文教卫支出方面，东部和西部的文教卫支出对私人投资都具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1753和-0．0000729，而中部地区的文教卫支出对私人投资是正向的显著影响且力度较大（0．0004687）。这意味着，各地区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时，文教卫支出对东部和西部的私人投资影响出现明显恶化，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行政管理费是地方财政开支方面的重要项目，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而中部地区却是负向显著影响，这说明行政管理支出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私人投资的影响得到了改善，但是中部地区却仍在恶化。众所周知，由于地方财政中可供聚集的财力资源有限，而客观上又要维持正常行政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中部和西部在此方面的支出要高于东部地区，即东部地区在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方面更快。但从回归结果可以可知，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期间，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对该地区的私人投资有正向的作用，即西部的行政管理水平对投资有了一定的改善，而中部仍然处于“吃饭财政”的情况。
注 释：
①其中私人投资实际值是根据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得到的。其他各变量是根据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得到的。
主要参考文献：
［1］董秀良，薛丰慧，吴仁水．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5）．
［2］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评价［J］．经济评论，2001（6）．
［3］田杰棠．近年来财政扩张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2（3）．
［4］李生祥，丛树海．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04（1）．
［5］ 吴超林．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的制度条件分析［J］．世界经济，2001（12）．
［6］郭庆旺，贾俊学．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5（7）．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Fiscal Policy and Private Investment
Yang Jun1 Wang Yan2Abstract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fiscal policy and private investment using the panel data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 of China. The study 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ositive fiscal policy, since the positive fiscal polic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rivate investment. The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each area should arrang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has effects on private investment.Key words: positive fiscal policy; fiscal expenditure; private investment
［ 收稿日期： 2007．3．12 责任编辑：邓康林］
《投资与理财》：这款新股申购产品属于类开放式基金产品，那么，它与开放式基金的区别是什么?
吴大勇：首先是管理人的区别。这款增强型新股申购产品的管理是由中国工商银行和中融信托共同组成投资管理团队，而基金主要是由基金管理公司担任管理人的：其次，是开放日的区别。这款产品每周开放一次进行申购赎回，和基金每个交易日都开放有区别；最后，是投资方向的区别。工行理财资金主要用于新股申购、债券、回购、贷款信托、票据信托等投资工具，在这些投资工具方面，工行和中融均具有管理优势。
《投资与理财》：您认为这款产品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吴大勇：这款产品具有风险较低、收益稳定、流动性较高、收费较低等特性。风险较低主要是指投资工具风险很低，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本金安全。而且大多数为固定收益类工具，收益稳定。每周有一次开放日，这样使投资者在着急用款的时候能够赎回理财资金，增加了投资者资金的流动性，而且这款产品不收取认购费和业绩报酬，管理费和赎回费收费标准在市场也属于较低水平。
《投资与理财》：这款产品定期分红吗?
吴大勇：这款产品采用的不是定期分红。而是投资管理人将视产品运作情况进行分红，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现金分红或者红利转投。
1.样本选择
为了能够反映河南省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工薪族”金融投资理财状况的差异，以2013年《河南统计年鉴》公布的2012年河南省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水平为标准，分别选取高于平均工资水平的郑州市、平顶山市、洛阳市、永城市作为中高收入“工薪族”调查对象，选取低于平均工资水平的邓州市、兰考县、固始县和新蔡县作为低收入“工薪族”调查对象。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在样本抽取过程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即将月收入作为分层特征，在各个层次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子样本，最后将这些子样本合起来构成总体样本。本次调查中每个调查地区发放问卷25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685份，回收率为84.2%。
2.调查方法
2013年7月，笔者组织郑州航院金融学专业本科生深入确定的调查市县地区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共设计问题30个，包含“工薪族”收入与储蓄、金融资产配置与负债、投资理财偏好、行为偏差等内容。为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本次调查主要采取在调查样本中匿名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包括不同层次的各类人群，包括医生、工程师、公务员、护士、财务人员、文员等不同职业群体。
3.样本特征
从调查样本的年龄特征来看，被调查者中25岁以下的占11.1%，25~45岁的占77.6%，45岁以上的占11.3%。从调查样本的学历特征来看，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占2%，本科学历的人占39%，专科学历的人占26%，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占33%。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占0.5%，本科学历的人占10%，专科学历的人占14%，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占75.5%。在调查中，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月收入在3000元至5000元的数量最多，占比为31%，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占30%，其中有7%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数量最多，占比为54.6%，占比大大高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同时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只占5%左右。河南省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收入集中在3000元至5000元区间，而低收入地区“工薪族”的收入绝大多数在2000元以下，且前者的收入水平要整体高于后者。
二、金融资产配置与负债情况
1.金融资产配置
一般而言，投资理财中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类别为银行储蓄、债券、基金、外汇、保险、理财产品和贵金属等。调查发现，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均将银行储蓄、理财产品、基金、保险作为主要的选择品种，分别占比为36%、18%、15%、8%和45%、9%、12%、5%。可以看出，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更偏好银行储蓄，而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更偏好理财产品，两者均高出对方10%左右，这显示了不同地区“工薪族”的资产配置差异。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年储蓄额在2万元至6万元的占比最多，达到了34.3%，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的年储蓄额集中在2万元以下的占比最多，达到了63.7%。年储蓄额在10万以上的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占比为22.4%，大大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4.5%的占比。这反映了河南省不同地区“工薪族”收入的差距较大，也表明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在进行投资理财时可运用的资金较为充裕。
2.负债情况
在调查样本中，持有负债的被调查者占58.5%左右。调查显示，房屋借款均为两类被调查者占比最高的负债项目，超过1/3的被调查者存在房屋借款。中高收入地区中超过10%的被调查者存在信用卡借款、汽车借款、工商业借款等负债项目，而低收入地区中超过10%的被调查者持有汽车借款、教育借款、工商业借款和医疗借款，负债类型分布差异明显。此外，可以明显地看出，持有房屋借款、信用卡借款和汽车借款的中高收入者占比明显高于低收入者，但是低收入者持有教育借款、工商业借款和医疗借款的比重相对较高。综合分析，“工薪族”的负债整体水平较高，且集中在房屋借款和汽车借款方面。同时，由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持有各项负债项目占比之和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占比之和，表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的负债类型更加多样化。
三、金融投资理财状况
1.理财相关知识了解程度
调查显示，中高收入地区中有10%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非常了解，有52.2%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了解较多，有35.6%的被调查者投资理财知识不了解，仅有2.2%的被调查者没有听过过任何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相比之下，低收入地区中只有7.1%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非常了解，而高达53.3%的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不了解，同时有6.7%的被调查者没有听说过任何投资理财相关的知识。从中可以看出，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大大低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地区金融机构较少，获取投资理财知识的途径较少造成的。
2.投资理财活动开展情况
调查显示，28.1%的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没有进行任何投资理财活动，而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仅有12.9%没有进行任何投资理财活动，这可能是由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可支配收入较少，以及投资理财意识相对较弱等因素综合造成的。另外，投资理财比例在10%至30%的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占比分别为28.1%和29.5%。投资理财比例在30%至50%的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分别为25.7%和22.1%。这表明，有将近1/3的被调查者将收入的10%至30%用于投资理财活动，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投资理财比例要整体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
3.投资理财目的
在对进行投资理财活动的被调查者投资理财目的的调查中，将投资理财的目的分为“合理规划收支”、“实现资产增值”、“提升生活质量”、“保障子女教育”、“安排退休生活”等5个方面。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有39.6%的被调查者中选择“实现资产增值”，占比最高；有22.4%的被调查者选择“保障子女教育”；有18.9%的被调查者中选择“提升生活质量”；有15.5%的被调查者中选择“合理规划收支”；有3.6%被调查者中选择“安排退休生活”。但在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有41.9%的被调查者选择“提升生活质量”，占比最高；有28.2%的被调查者中选择“实现资产增值”；选择“合理规划收支”、“保障子女教育”、“安排退休生活”的被调查者比重分别为10%、10.4%和9.5%，相差不大。这两类被调查者投资理财目的的差异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被调查地区的“工薪族”收入差异较大。收入相对较高的被调查者通过投资理财达到资产增值的愿望要高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同时，收入相对较低的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由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从而进行投资理财更多的目的在于提升生活质量；二是被调查的中高收入地区养老设施、教育、医疗和卫生等保障条件要比低收入地区相对优越。这使得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中更多地要为退休、教育等问题考虑。
4.投资理财偏好
在理财产品期限偏好方面，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选择投资期限在1个月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5.3%，选择3个月的被调查者占20.3%，选择半年的被调查者占23.8%，选择一年的被调查者占38.6%，选择投资期限在三年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占12%；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中选择投资期限在1个月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15.3%，选择3个月的被调查者占25.5%，选择半年的被调查者占41.5%，选择一年的被调查者占9.7%，选择投资期限在三年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占8%。这说明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较偏好期限在一年左右，而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较偏好期限在半年左右，前者比后者更偏好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在理财产品的偏好选择方面，两组样本的被调查者中有67.4%的被调查者偏好保本固定收益类型产品，有24.6%的被调查者偏好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有4.2%的被调查者选择不保本固定收益类型产品，有3.8%的被调查者选择不保本浮动收益类型。也就是说，超过90%的被调查者偏好保本型理财产品，这说明“工薪族”中绝大多数是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
5.选择投资理财产品考虑的主要因素
在调查“工薪族”选择投资理财产品考虑的主要因素时，有43%的被调查者选择“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有37%的被调查者选择“收益性”因素，有13%的被调查者选择“流动性”因素，有7%的被调查者选择“波动性”因素。这与被调查者选择理财产品类型的结果基本符合，正是由于被调查者更多地考虑规避投资理财产品中存在的风险，保本固定收益类产品才最受被调查者的欢迎。同时，在对被调查者不进行投资理财的原因调查时，无论中高收入地区还是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均将“投资风险大，担心收不回成本”作为首要的原因，分别占41.5%和34.2%的比例，而“对金融投资不了解，缺乏经验”和“资金有限”分别占据不进行投资理财原因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6.投资理财中存在的行为偏差
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表明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其行为往往存在过度自信、从众和归类学习等偏差，即投资者往往过分倚重自己收集的信息、其他投资者的行为以及某类特定信息作出投资决策。为了调查不同收入水平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时是否存在这些行为偏差，对被调查者在进行投资理财活动时看重的信息来源进行了调查。中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的被调查者对自己收集到的信息最为看重，在各个信息来源中占比最高，这表明这两类被调查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行为。同时，可以看到低收入地区的被调查者比中高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时更看重其他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表明低收入地区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时存在更为明显的从众行为。此外，以被调查者更易选择的股票投资类型为例，就被调查者是否存在归类学习行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有37%的被调查者在交易时更易选择换手率低的股票，有29%的被调查者更易选择有过异常收益率的股票，有18%的被调查者更易选择被媒体关注的股票，有11%的被调查者选择有过涨停板表现的股票，而仅有5%的被调查者关注宏观经济变化等其他信息。这说明这两类被调查在股票投资交易时较关注换手率和异常收益等特定股票交易的信息，而忽视宏观信息，存在一定程度的归类学习行为。
四、结论
通过上述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资产配置与负债方面。“工薪族”资产依次配置在银行储蓄、理财产品、基金、保险等品种上。低收入地区“工薪族”更偏好银行储蓄，但年储蓄额较低，而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更偏好理财产品。另外，超过一半的“工薪族”持有负债，且负债项目主要集中在房屋、汽车和信用卡等方面。另外，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的负债类型更加多样化。第二，金融投资理财方面。低收入地区“工薪族”对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大大低于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将近1/3的“工薪族”将收入的10%～30%进行投资理财，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进行金融投资理财活动的占比高于低收入地区“工薪族”。此外，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和低收入地区“工薪族”的理财目的显著不同，前者以实现资产增值为目的，后者以提升生活质量为目的。第三，理财产品偏好方面。中高收入地区“工薪族”偏好期限在一年左右，而低收入地区“工薪族”偏好期限在半年左右，前者比后者更偏好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工薪族”绝大多数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在投资理财时将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作为首要的影响因素。第四，投资行为偏差方面。“工薪族”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羊群效应和归类学习行为。同时，低收入地区“工薪族”在投资理财时存在更为明显的从众行为。
